作者：姜亚鹏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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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嵌入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与能力重构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掀起跨国并购浪潮，到2012年，跨国并购额已约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89%。以追求资源优势、垄断优势、技术优势等传统优势为目的的跨国公司转而开始追求持续竞争优势。境外兴办企业作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投资理论与企业理论的支持，而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并购的结合，是企业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寻求资本扩张的必然趋势。
出于多种原因，有些跨国并购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000年北京外汇管理部门对北京市部分境外投资企业发展现状的调查显示，半数受访企业停止了实际上的跨境运营，停业的与正在申请注销登记的企业达60%。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最低的20%之列。2009年年初更是出现了所谓“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七成不成功，亏损近2 000亿元”的说法，基于这些现象，我们认为必须认真考虑中国企业实现跨境并购后的可持续成长。
中国企业并购绩效不佳的原因在于并购后整合不力。关于跨国并购失败的原因，目前的共识是并购后企业没有及时实现全球竞争力重构，而全球竞争力的重构则决定着企业并购后的有效整合。有效的整合不仅能够保持并购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而且可以进一步巩固企业竞争力。经济学人（1999）指出：成功的并购依赖于并购公司创造与增加价值的能力，而该部分主要发生在并购后阶段。廷伯曼（1999）指出，当企业合并时，多数公司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并购交易上，而忽略了整合过程发展与管理对企业并购的重大意义。并购结束后，并购焦点从财务、战略领域转移到整合双方公司的政策、系统、结构、人员与企业文化上，并购后管理阶段的关键要素是快速整合，该过程必须仔细规划和执行，以避免破坏已创造的企业价值（科普兰等，2004）。
因而，本书关注了跨国并购后，在东道国制度约束下，企业如何通过并购后整合实现企业全球范围内的能力重构。跨国并购涉及四个参与方：并购企业双方、跨境企业的东道国与母国。目前关于跨境并购企业的研究有很多，但是源于东道国制度的对跨国并购的研究则较少。
本书从制度视角观察了企业跨境并购后整合绩效，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失败较多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和跨境并购后整合不足有关？第二，如果失败是由整合不足造成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跨国并购后整合失败率较高呢？是与东道国的审慎态度有关吗？第三，如果跨国并购后整合失败率较高与东道国的审慎态度有关，那么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跨国并购后整合的？第四，面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跨国并购的影响，企业如何在跨国并购后整合中适应这一环境？并购后如何构建基于制度环境视角下的企业核心能力？
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的引导下，我们将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制度安排在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探讨、制度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检验、跨国并购进入后企业面临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分析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下跨国并购后企业的适应与全球运营能力重构。
第1章中，我们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目的、意义、方法以及技术路线图等内容。
第2章中，我们对目前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梳理。既有研究集中在两方面，包括跨国并购理论与制度嵌入理论，共五个主题。其中，跨国并购理论主要涉及四个话题：并购整合、并购绩效、并购战略演化、并购组织演化；制度嵌入理论则主要涉及东道国政治、文化与法律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的嵌入。
第3章中，我们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与特征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本书要关注的问题。通过梳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多为资源或技术寻求型并购，其并购目标区域正在逐步扩展，更多的民营企业逐渐参与到跨国并购中来，但企业海外并购经验普遍不足，且多为横向并购，跨境并购失败案例较多。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本书要研究探讨的问题的核心。首先，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失败较多的原因是什么？是与跨境并购后整合不足有关么？其次，如果是由于整合不足造成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引起的跨国并购后整合失败率较高？与东道国的审慎态度有关么？再次，如果跨国并购后整合失败率较高与东道国的审慎态度有关，那么，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跨国并购后整合的？最后，面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跨国并购的影响，企业应如何在跨国并购后整合中适应这一环境，并购后如何构建基于制度环境视角下的企业核心能力呢？
第4章中，我们对跨国并购过程进行了详尽观察，提出了本书关注的对象，分析了跨国并购后整合过程。我们发现：①应当积极从成功与失败的跨境并购例子中学习经验；②跨境并购进入模式决定因素是混合的，公司独特和异质性资源和能力尚未得到研究者足够关注；③未来研究跨界并购应更加关注收购目标的非财务目标和非物质资源；④各国不同的体制环境对跨国并购影响意义深远。这些发现让我们确认，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多源于跨境并购后整合活动、正式整合活动的不足带来了跨境并购的失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跨境并购后整合会产生显著影响。
第5章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出发，考察了作为初始制度条件的母国宏观制度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首先，我们提出资源基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适时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企业可以通过到境外投资，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进而构建企业跨境发展的竞争优势。其次，我们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安排对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影响，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折中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安排全面影响了企业的跨国经营所应具备的各项优势。最后，我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区别性扶持政策影响下，母公司制度特征、母公司企业规模、母公司企业资源状况、企业以及中国制度环境的年度特征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
第6章中，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Probit模型检验显示：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经济自由度显著影响着跨国企业并购后的绩效；企业微观制度解释变量中高管更迭次数则以较弱的显著性即以0.109的弹性对跨国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东道国法律、经济、政治及文化都对跨国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
第7章中，我们根据跨国并购进程，跟随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观察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我们发现：①无论是政治环境、法律环境还是文化冲击都会对外来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而这一影响可能是负向的也可能是正向的。②发达国家政治风险稍小，但是国家经济安全审查较严格，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意识较弱但是腐败及政治动荡较严重。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值得去境外投资？我们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适应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文化冲击对跨国并购企业的影响。因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明确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文化冲击对于外来资本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产生的。
第8章中，我们把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文化冲击对外来资本的影响内生化，着重考察了制度风险对于跨国并购的影响路径。检验发现：风险将对有意投资的外来企业产生一个显著预期，这一预期将会显著影响企业投资动因，这实现了外部风险的内生化。首先，文化冲击主要通过企业管理体制、管理层行为模式、文化接纳、升职远景以及薪酬与权力距离等方面实现。其次，政治环境与法律环境对于跨国并购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方面进行：一是对于重点行业的影响较显著，主要是通过资源控制实现，其中对资源开发类行业影响较严重；二是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较大，主要是通过对于知识的管控实现。这提醒我们跨国并购企业在后期的跨国并购整合中一定要注意从行业选择与知识等方面适应东道国关于外来资本的关切态度，通过跨国并购后整合来适应制度环境。
第9章中，依照前一章发现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路径，我们分析了企业跨境并购后整合能力的重构过程。其基本结论如下：①企业价值链重构是跨国并购企业并购后整合的基础，其基本步骤分为四步，即确认企业现有价值链、分析企业现有价值链、分析东道国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价值创造活动的实施者以及最终确认价值链构成。②跨国并购企业全球研发网络整合基本原则有四方面，即积极实施跨国企业研发本地化、寻求适当的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机制、提高母公司吸收整合能力、挖掘母合优势。③有效的跨国并购后企业成长能力重构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考虑更加全面的背景因素；深刻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变动的背景；深刻了解公司知识体系的现状与未来；积极构筑跨境企业全球知识网络；着力提升企业资源整合能力；选择适当的全球组织框架并适时推进其演化；强调外来资本与东道国企业共同成长；注重员工组织心理契约的重构。
第10章得出了本书的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后整合 制度嵌入 能力重构1绪论1.1问题的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追求资源优势、垄断优势、技术优势等传统优势为目的的跨国公司转而开始追求持续竞争优势。境外兴办企业作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投资理论与企业理论的支持，而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并购的结合，是企业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寻求资本扩张的必然趋势。
动态能力理论是构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理论依据，然而现在的研究多从能力形成机制方面进行研究，对于能力识别与框架构建的研究不足，实证研究也凤毛麟角。本书旨在通过对跨国并购相关理论研究结合国际市场环境，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入手，探寻影响动态能力构建的因素和如何识别企业的动态能力问题，一方面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市场提供理论基础，从而提高跨国并购效率和并购后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整合现有的动态能力研究，得出动态能力构建的一般分析框架，并尝试给出动态能力识别的一般方法。
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常态，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输出达1 400亿美元，扣除引进外资部分，净资本输出达200亿美元，可以说对外投资规模增长惊人。
然而由于并购目的、并购战略等方面的准备不足，跨国并购的效率并不高，虽然中国企业频频并购国外企业，但其并购整合效果却差强人意，失败案例颇为多见。研究表明，自1998年1月1日到2011年9月30日，正式公布的701起中国企业并购中只有375起成功，成功率低于全球水平，尤其是并购成功后，并购企业很少能迅速整合双方资源，实现企业规模和收益的等比例增长。
企业跨国并购是否成功，与并购的实际操作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关键还是看企业并购后能否进行有效的整合，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并购后整合不力，巨额成本的支付将成为并购企业面临的问题。面对这种状况，研究企业并购后的战略及组织演化，无论是对企业做出合理的跨国并购决策还是政府制定相关引导政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购后企业会面临内外部环境的改变、组织结构特征的不同、企业战略改变或战略重点的转移及并购企业管理理念、管理风格发生改变等诸多变化，这些都需要企业及时对战略及组织做出相应调整，以使得二者相互协调匹配。近来的研究表明，有关“解释组织战略的内容与有效性的时候应关注制度因素”的研究理念越来越为战略管理学者所接受。但是在跨国并购方面，少有学者将这几方面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第一，跨国并购后企业面临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可能会与国内有很大差别，因此跨国并购后的组织与战略变革也应具有国际性，不能生硬套用境内并购理论；第二，宏观制度因素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外部因素”，企业自身的组织结构演变与战略变革则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内部因素”，因此不同的独立企业经过并购成为一个整体，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有很大改变，仅仅研究内部或者外部因素的变化显然有失偏颇，而目前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企业并购后的内部整合，很少涉及外部制度因素。
本书将并购整合、并购绩效等理论统一起来，基于制度嵌入的视角，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后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根据对最终结果的讨论和分析，本书将关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及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并根据结论为公司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2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四方面。1.2.1 引入制度因素
本书将在主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考量制度因素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致力于制度基础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的交融，并通过制度理论进一步丰富资源基础理论。（1）我们将进一步丰富制度的内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制度基础观与资源基础观并不是对立的，制度基础观恰恰是资源基础管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原因在于，制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制度是对资源的一种延伸认识，不同企业面临的制度是不一样的，即各自的制度资源是不一样的，如所有制形式、股权结构、宏观制度环境约束等都各有不同。（2）我们认为在企业决策中“制度性隔绝”起到重要作用。在制度性隔绝机制影响下，企业组织战略的变化及竞争优势实际上取决于企业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动员企业内部的政治和文化资源的能力。不同组织内部情景脉络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组织战略变化过程中收敛和分化过程与速度的差异，并最终导致组织之间的战略演进路径与速度出现差异。（3）关于企业战略演变的研究，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资源的孤立特性，更要关注战略隔离与体制隔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反馈。本书与传统制度经济学理论多强调组织在同构、收敛等方面定位有显著差异，本书将着重关注组织的制度性变迁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战略主体在其学习、表达、赋予和构建中的能动能力。（4）同时我们还强调关注组织演化过程中的“脱制度化”现象（奥利弗，1992；斯本德等，1996）。这一部分我们将关注，当跨国企业面临制度隔绝的时候是否选择“去制度化”或者所谓的“制度逃逸”。1.2.2 深入考察跨境并购后的整合历程
并购后整合历程的出发点是通过对被并购企业的所有资源进行排列以实现并购后企业各项资源的协同效应，从而最终实现并购目标。为在被并购公司中建立战略协同，并购者意图必须嵌入被并购公司的组织设计、文化整合过程中。整合是一个复杂过程，公司内部环境、核心技术、公司规模、管理风格、文化准则和价值以及产生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都将影响两家企业的整合效果。
既有关于并购后整合问题的研究集中于资产、商业价值、人力资本以及组织架构等方面的整合，多数研究将并购失利原因归于并购各参与方在文化适应、战略与组织架构的匹配等方面缺乏协同效应上。我们认为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有赖于各参与方在能力、资源与知识方面的共享程度，这将最终创造并购价值。
我们将从“基于企业资源的核心竞争力是实现合并成功的关键”这一观点出发，将跨国并购后整合个过程定义为并购后企业从自身战略目标出发，尊重东道国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法律环境，通过合并后组织的结构、风格、企业文化、生产、市场营销以及商业元素的再造，追求两企业间的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核心能力转移，从而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1.2.3 突出跨境并购后企业演化分析（1）网络组织模式协调机制方面的理论化研究。网络组织模式主要依靠节点之间的契约进行各种业务和组织关系的协调，然而由于搜寻信息和监督成本的关系，契约具有不完备性，因此网络节点的协调必须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生成机制与良性博弈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如何结合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跨国公司的网络组织形态，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高效的资源配置的内部协调机制，从而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平衡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利益关系和资源分配仍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2）实证方面的研究。尽管网络组织模式是组织结构发展的必然方向，但究竟跨国公司在发展到什么阶段引入该模式才会最大化网络模式的优势，根据不同的行业环境，何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更适合这种组织结构，以及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角色界定、资源在公司内部的配置方式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1.2.4 聚焦企业动态能力研究（1）我们选择企业特定能力领域作为探讨企业并购后动态能力的观察对象。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角度选择企业动态能力研究对象：企业整体视角与特定领域视角。而事实上，拥有运营所需全部资源与能力的企业十分少见，常见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或能力都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相关领域，因而如果将整个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容易造成定义不清，对于能力结构、能力实质以及作用机理描述不清，而且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参照物。因而我们选择从企业战略与企业模式角度进行分析。（2）跨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整合将是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动态能力分析框架的前提与基础。企业动态能力分析框架将是以演化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理论的聚合体，尤其以演化经济学的自组织理论为纲，最大限度地实现四个学派理论的有机融合，这一融合体的构建将是重构全面企业动态能力分析框架的主导逻辑。后续研究思路就是遵循整合的思路，以演化经济学自组织理论为理论内核，融合另外三个学派理论的合理部分，构建较全面的企业动态能力分析框架，使组织演变过程中稳定的、变革的力量和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源泉相匹配起来。（3）本部分研究思路为：①企业动态能力是通过对多个子系统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资组织系统。这里的“动态”指能力子系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子系统之间协同互动、共同进化。“能力”是指战略管理为达成特定目标而整合、重构企业内外部结构来应对环境变化方面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动态能力是具有最高级别且有实质内容的能力，主要指为企业解决高层次战略问题，如并购和企业联盟以及开发战略决策。②动态能力是序参量，这一序参量是各个能力子系统自组织协作的结果。每个子系统主要驱动运动演变的各个子系统，并通过互动的各种子系统，不断实现动态能力的自我完善。所以，企业整体动态能力和各能力子系统互为发展条件。可持续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在适应外部变化的同时，通过自组织动态能力的自我推销的协同作用促进企业整体动态能力不断提升。1.3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1.3.1 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的基本书方法包括统计分析法、计量回归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等。
研究方法：根据研究的要求，本书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企业并购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形成多维理论分析构架，并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得到动态能力构建与识别的一般框架，然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结论。1.3.2 技术路线图
研究技术路线：①现实背景分析，即结合中外跨国企业的发展来分析企业并购动态能力的重构。②理论分析，即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相关动态能力理论，构建跨国并购动态能力分析框架。③核心观点，即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模型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动态能力构建和识别的分析框架。具体技术路线见图1-1。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书中的研究主要解决考虑制度因素后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战略及组织整合问题，指导企业在并购后确定组织战略、整合组织结构，促进企业获得长期发展。本书的重点是中国的制度许可、动态能力的构建、动态能力的识别，难点在于动态能力的识别框架构建，文章拟通过计量辅助分析构建。图1-1 技术路线图1.4主要贡献与未来努力方向1.4.1 本书主要贡献
通过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现状的分析以及对现存OFDI理论的回顾，本书通过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分析，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后整合过程的讨论实现了以下创新：1.4.1.1 理论框架创新（1）从制度视角考虑跨国并购。目前国内关于企业并购后战略及组织变革的研究鲜有基于制度视角的测量，本书则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加入到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的过程中。既有研究很少有关注制度安排对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影响的，本书所指的制度包括宏观国家政策制度安排和微观企业自身框架等制度安排。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宏、微观制度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产生了显著影响。（2）形成了资源基础观、制度决定观与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相结合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的作用路径如下：中国企业通过基于生产折中理论构建的比较优势实现跨国并购后，企业的跨国并购后整合过程就直接受到东道国制度文化影响，尤其是政治制度、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对跨国并购后企业整合过程有着显著影响。在此制度环境影响下，企业对于自身研发能力、成长能力进行了整合，整合的主线是制度约束下的学习型网络组织构建。1.4.1.2 研究方法创新（1）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考察。（2）经济演化观念的引入。以往研究跨国并购后的企业整合时，学者往往专注于企业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整合，很少基于演化视角对企业战略及组织进行分析，本书将在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过程分析中引入演化经济学方法，以分析制度变化环境中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组织架构、企业资源整合能力等企业能力的演变过程。（3）基于实证分析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与法律环境对跨国并购后整合和过程影响路径的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东道国政治与法律环境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路径讨论帮助我们找到了应对法律环境与制度环境影响的整合方向。基于田野调查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文化环境适应问卷分析则给我们指明了适应东道国不同文化环境的路径。1.4.1.3 结论创新
本书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1）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跨国并购影响巨大；（2）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过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3）东道国制度规范通过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对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产生影响。1.4.2 未来努力方向
即使本书做出了上述各方面的努力，但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努力的领域，比如可以通过更加翔实的跨国并购数据对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整合过程进行深入观察。目前的跨国并购数据多是集中在并购规模、行业等方面，较为粗浅，如果能够得到更加翔实的企业财务、人事数据，那么就能更好地阐述企业跨国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企业演化。
再比如，在跨国并购中，针对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变动问题，最佳选择是能够到东道国进行实地考察，但是鉴于经费等因素的限制而很难实现，希望以后能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从而可以实地观察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路径。2既有研究评述2.1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跨国并购是企业并购的概念外延与拓展。跨国并购包括跨国收购和跨国兼并，是某国企业为实现既定战略，以一定渠道和补偿手段，通过兼并和收购的形式购买别国企业整体资产或者能够实现业务控制的股份购买行为（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
跨国收购一般是指企业出于某种特定战略目标，通过取得别国企业全部或者部分资产，对被收购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运营实施一定的或全部实际控制的经济行为。联合国贸发会强调跨国收购特指被收购企业股权至少达到10%，使得一国企业资产或经营控制权让渡给国外的企业。实践中，国际资本市场上跨国收购的数量占比较高。
跨国兼并则是指在通过合并行为，本国企业与境外企业的资产与运营活动合二为一。跨国兼并进一步可以分为两类：跨境绿地投资和跨境吸收兼并。前者指将两个公司合为一体形成一个新的法律实体，以合并后的名称取代原有名称，各方原有法律地位均被注销。而在跨境吸收兼并中，被兼并方的法律地位丧失，兼并方法律地位存续并对被兼并方产生实质性控制，兼并完成意味着被收购方实际上成为兼并方的一部分。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中，跨境收购占了95%强，这让很多人认为跨境并购基本上就是跨国收购。跨境兼并数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跨境这一物理障碍。原属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参与兼并，这意味着一国的企业将不再具有法人地位，因而可能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税收与监管力量的发生机制。这一方面可能带来税收变动，另一方面出现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如何适应不同国家国内法对公司治理要求的差异。但是鉴于跨境兼并的客观存在，有些国家就颁布了专门适用于跨国并购及跨境公司的税务法规。
跨境并购可以分为横向、纵向以及混合并购三类：横向并购是相似产品间的并购；纵向并购则指相关产品不同生产阶段间企业的并购；混合并购自然就是指兼而有之的并购。参与并购企业产品的关联度与并购后企业整合深度直接相关。前述三类跨国并购中，从横向并购到纵向并购再到混合并购，产品关联程度依次降低，横向并购所需整合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因而并购难度更大。横向跨境并购在全球跨境并购市场中长期占主要地位，1987—2000年的十余年间始终保持在50%以上。
跨境并购关于长期动机的考虑决定了企业并购后的整合工作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交易价值和并购频次显示了金融性跨境并购在全部跨境并购中占比均不足10%，应该说，推动跨境并购增长的主力不是金融型跨境资本流动，而是以追求企业长期利益为动机的战略性跨境并购。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讨论范畴不包括金融性跨国并购。2.2并购整合理论
并购后整合是不同企业资源和运营能力的重新组合与相互融合，它不但包括对原有企业系统所有优质资源的保护及劣质资源的果断扬弃，也包含在并购后系统中进行的一系列创新。跨境并购后整合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工作动机、思想状态、个体和群体行为特征的个体，在合并并购所带来的复杂动态变化中，这些因素不易被衡量与观察到，极易被并购后的整合实施者所忽视，不恰当的处理会带来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影响跨境并购后企业的价值。既有研究已经多次证明整合不力是跨境并购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2.2.1 国外相关研究2.2.1.1 过程整合理论
过程整合学派体现的是一种分阶段整合的思想，这类理论强调：（1）此类观点不区分一般能力与核心能力，强调跨境并购价值源于企业能力跨境复制与转移，组织间、组织内的习得过程会推动该过程的进行（杰米森，1988）。（2）此类研究尚未深入讨论整合模式后面的机理问题，它强调企业间战略的匹配决定着并购价值创造的可能与潜力。组织架构企业战略间的匹配要求并购后企业必须在共生型、吸收型、选择性共生、保障型以及掌控型之间进行选择（哈斯佩拉等，1987）。2.2.1.2 资本市场价值理论
资本市场价值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并购双方股东的财富创造绩效。该学派认识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对于创造价值的显著影响，但尚有可进一步完善的空间：①该理论衡量并购绩效的方法要求市场有效性。因而对于有效市场的质疑将直接导致方法的误差，运用并购宣布前后股价的短期波动来衡量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方法就值得商榷。②忽略了并购活动自身的多样性。③仅仅从经济层面判断并购优劣，对社会影响方面的考虑不足。这些有待深化的话题要求并购研究视角转向战略管理领域。2.2.1.3 核心能力管理理论
核心能力管理事实上属于企业战略管理范畴。塞尔兹尼克于1959年首先提出“能力”这一概念，他在进行管理过程研究时指出，在影响组织成功方面，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拥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内部因素可能更重要，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特殊能力为“组织特殊的竞争能力”，这一异质性的组织能力使得组织的某些部分发展优于其他组织。能力可以进一步分为“一般能力”与“核心能力”。其中，“核心竞争力”是由普拉哈拉德等（1990）通过比较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10年运营经验总结出的，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对于企业异质性资源、技术及知识的整合能力，这一能力决定了经营过程中的知识累积、技术协调以及资源整合，进而将决定企业独特的经营理念与策略。核心能力具有异质性、难模仿性及系统性等特点，是组织间发展能力差异的关键能力，决定了企业拓展其活动范围的潜力。
蒂斯等（1997）在讨论企业核心能力的刚性特征时首次提及了企业“动态能力”，认为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复杂环境下，企业迅速适应制度环境变动、积极变更运营模式、及时整合组织内外部资源、补充企业技术，进而优化其竞争优势的能力。动态能力突出表现为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不断深化与环境适应能力的不断提高。本质上，组织学习能力是一种生存方式，体现了企业适应外部生态环境变化，积极积累经验的能力。企业跨国并购后面临着母国与东道国的双重经营环境，如何积极调整运营策略，迅速整合组织内部与外部资源，培养动态能力，实现自我的系统性更新变得尤为重要。2.2.1.4 动态能力构建与识别
跨国并购是跨越国界的企业兼并与收购，对其的研究多从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并购两方面展开，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描述性研究主要分为概念描述、动因分析与风险分析，理论研究大多是拓展邓宁的OLI分析范式，跨国并购的实证分析较少。而跨国并购与动态能力的结合可以从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三个阶段来解析。企业动态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长路径：是并购，还是企业联盟抑或是外包？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战略管理论经历了由静态的、外生的竞争优势论到静态的、内生的资源基础观及企业核心能力论，再到动态的内外相结合的动态能力理论的螺旋式演进。对企业来说，用动态能力来创建、扩展或重构其资源基础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针对企业既有组织惯性抑或惯例的变革；另一个则是跨越企业边界，寻求外部资源的引入（哈尔福莱特等，2007）。并购就是企业跨越既有边界实现自身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摆脱现有惯例约束，另一方面更能给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和资源，即出现动态的企业成长（卡里姆等，2000）。这种企业并购与企业动态能力的契合，将为跨国并购后新企业的动态能力重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蒂斯（1997）首次提及了企业动态能力论，给出的定义为：基于应对环境变动的目的，企业构建、整合与配置其内、外部资源的能力。艾森哈特等（2000）把动态能力视为企业用以整合、重构、和获取释放资源，以匹配或诱发市场变动的流程，这进而强调了动态能力不但是一种适应，还有可能是一种主动引发环境变动的流程。佐罗等（2002）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为了改善经营效果而生成和修改经营惯例的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稳定的集体活动模式，深思熟虑的学习与动态能力的演化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从而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作用。唐春晖（2003）、江积海（2007）强调了所谓企业的动态能力本质，认为知识形成中的动态机制是保障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格林等（2008）从嵌入性方面考查了动态能力，他们认为动态能力的特点是经验难以搜寻与保存，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将其嵌入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进行解释。根据动态能力的概念与形成机理，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路径见图2-1。图2-1 企业动态能力构建路径
蒂斯（2007）强调，企业对机会识别与利用能力的掌控是诱发并购企业积极习得的动态能力。佐罗等（2002）、罗伊等（2004）指出，整合过程涉及对并购发起方和被并购方企业的管理流程与企业惯例的调整与融合，这确认了并购后整合能力作为企业动态能力重要部分的地位。哈尔福莱特等（2003）强调在企业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动态能力通过将并购发起方的能力复制到被并购企业，实现对被并购企业原有能力的替换和对并购发起方能力的重新部署与组合，这能积极促进企业的新能力生发，进而使并购发起方企业成长壮大。刘（2010）通过剖析IT业跨国并购案，讨论了并购实施过程中对于企业的动态管理能力，提出动态管理能力是决定企业并购战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艾森哈特等（2000）、闰多瓦等（2001）亦强调，在被并购后的企业整合过程中，并购后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能力的提升是企业动态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目前，关于动态能力的识别方面的研究还较少。罗伊桑等（2001）从远景和战略、能力基础、组织情报系统、新主意的管理、组织结构和系统、组织文化以及技术管理七个方面来测量了动态能力。李兴旺（2006）运用多重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得出企业动态能力由环境洞察能力、价值链配置与整合能力、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组成。夏维力、伍佳妮（2010）以柯达公司为例，从能够识别外部机遇、成功地调整战略、成功地重新定位产品服务、成功地进行内外部资源整合、成功地获取并加强竞争优势五个维度对动态能力的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2.2.2 国内相关研究
郑海航等（1999）强调，应积极关注经营要素、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以及经营战略的整合。程兆谦等（2001）、项保华等（2001）的研究强调了制度、业务与组织文化的整合，认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整合，企业间组织文化以及业务领域之间的相关性直接影响着并购后的企业整合模式，这是提高并购后企业协同效应，获得较高预期收益的主要因素。魏江（2001）强调企业并购后整合的管理是保证并购各参与方战略资源转移和能力再造，是获得并购溢价的根本。能力决定的企业并购后整合管理构建于以下三个假设之上：首先，资产剥离与资产重组都应从核心能力构建出发；其次，核心能力涵盖企业生产、R&D、营销、运营管理以及企业文化等子系统中，必须全方位优化企业并购后管理思路；最后，企业能力各子系统中的资源和能力具有显著的战略地位差异性。组织资本整合是战略性资产整合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并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组织资源的快速转移。学习管理的加强、学习型企业的构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企业各部分职能层面的整合则是战略性资产有效整合的抓手。
并购后整合属于前述的企业型战略并购范畴。邱毅（2006）将跨国并购后整合描述为根据此前的战略，并购后企业重构、融合并购发起方和并购目标企业的各类资源，促进并购各参与方能力转移，提升企业能力，进而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
企业核心能力存在刚性与延展性特征。延展性指企业现有能力衍生出相关产品或技术的可能性，刚性则指核心能力的难以模仿性、异质性和价值承载性。因此，并购各参与方的核心能力可分为基础态、亚状态以及成熟态。唐炎钊等（2010）对联想跨国并购的分析发现，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必须以尊重各方企业文化差异为前提，采取动态渐进模式，沿着引进学习、融合直至创新的路径来实施分阶段整合。龚小凤（2013）对2001—2010年十年间39家企业小样本的绩效分析显示，仅48.72%左右企业整合成功。袁天荣等（2013）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风险控制的框架强调，海外并购后整合风险控制目标与原则、风险要素细分、诱因识别是整合的关键点，强调在整合过程中引入整合风险控制“全过程观”和“全要素观”。2.3并购绩效理论
企业绩效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业绩预效率的统称，用于测量该组织的战略目标实现程度，一般涉及经济活动的结果以及活动结果等几个层面。因而企业并购绩效就应该是对企业并购实际经济效果或收益的反映，它具体表现为非财务绩效和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指并购所带来的企业核心能力变动，财务绩效则是指并购所带来的企业经营业绩与运营效率变动。具体到海外并购绩效，则应当是并购绩效概念的延伸，是跨境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市场绩效与经营绩效两方面。完整的跨境并购应当包括并购交易的实施及并购后的整合两大部分。市场绩效主要考查股市对并购事件的反应，并购信息是否会引起公司股价波动，即并购行为能否为企业股东创造价值。如果并购信息引起股价上涨，则市场绩效为正；反之为负；股价不变，则市场绩效为零。经营绩效又叫财务绩效，主要考察并购事件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如检验并购是否提高企业价值、是否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等。2.3.1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对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集中在3个问题上，分别是“并购是否创造价值”“并购为谁创造价值”以及“并购创造价值的路径”。并购价值创造理论是并购绩效理论的核心。2.3.1.1 关于并购是否创造价值的研究
学界对于跨境并购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范畴多集中在微观层次，主要话题则集中在并购能否为股东创造价值方面。
对于并购活动能否创造价值的客观揭示将直接影响监管、立法决策及企业和政府的价值取向。因而，20世纪70年代，部分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企业并购引起股价波动的情况来测量并购的经济影响，多采用事件研究法，其结果显示，并购活动使得上市企业股东收益出现显著上涨，并且被并购企业股东收益相对较大，而并购发起方企业并购收益几乎都为零，甚至为负。一个典型的研究是1983年美国SEC对1968年以来的关于并购事件实证分析结果的回顾，文献分析显示，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并购创造价值。1983年，美国国会甚至依据这一结论修订了相关法规，规定对并购既不鼓励也不限制。2.3.1.2 基于并购为谁创造价值角度的研究
多数人认为跨境并购都是为了追求价值创造，亦有部分研究则强调了跨境并购企业的多重战略目的。
部分研究强调，不能仅以企业股价的变动来评判并购是否为股东创造了价值。资本市场可能并未完全有效地反映企业绩效变化，投资者以股价为决策标准并不能有效预测市场中长期趋势，从企业间组织协同的实现、企业资产剥离率等视角进行分析可能更有效（波特，1979）。芬克尔斯坦（1999）的研究中亦将协同的实现作为企业并购价值变动的重要变量，其原因可能在于跨境并购不仅为企业创造了财富，还为企业累积了可贵的国际并购经验以及组织内的协同效应等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很难反映在上市企业的股价上。2.3.1.3 基于并购如何创造价值角度的研究
直到20世纪80年代，战略管理理论才关注了企业的跨境并购问题。从跨境并购价值创造路径、条件及外部环境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该学派分为过程学派与组织匹配学派两类。
过程学派将并购视作多维度的长期过程，需要长期跟踪观察。鲍迪奇等（1985）强调，企业并购达不到战略预期的原因可能源于管理风格的差异。立顿（1982）、帕伯尔特（1982）、卡拉罕（1986）以及达塔（1991）的实证分析频频发现，企业价值尺度和运营思路的差异可能带来很多并购后整合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层管理风格的差异对并购的价值创造会带来显著负影响。
即便国内外有大量学者致力于该理论的研究，动态能力理论还是有以下明显不足之处：动态能力理论概念不统一、框架不完整、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及其测量问题难以形成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不同学者针对的是不同的方面，研究的结论差距较大；对于企业并购与动态能力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研究不足；学科交叉不够；对于作为企业外在环境的制度因素影响力关注不足，应该积极进行不同行业和国家背景下的研究。2.3.2 国内相关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国内企业的并购实践，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对国内企业并购的研究。特别是21世纪初，研究动机更加多样化、并购规模更大，出现了关于战略并购、跨境并购以及企业能力方面的大量研究。
彭志刚等（1999）观察了192家上市公司的改制动机、重组模式，结果显示，股权投资及资产出售以外的并购案都取得了显著的高收益。郭永清（2000）对于沪深两市1994—1998年的并购案的观察发现，混合式上市公司并购可以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条件，纵向并购对并购后企业状况无显著影响，但横向并购多导致企业业绩下降。干春晖等（2002）的研究亦得到类似结论。黎丹（2002）运用DEA法对沪深两市103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活动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性质的不同一般意味着并购绩效的差异，流通股占比例较大的企业与和法人股占比例较大的企业都获得了较好的收益；国有股占比例最大的企业通过并购所获得的收益并不显著；并购标的是影响企业整体并购绩效的重要因素；短期绩效影响因素集中在并购经验上。
总结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对并购绩效的分析通常只运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方法尚比较单一。2.4企业战略演化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战略理论在争议和分歧中持续发展，许多学者在传承传统战略理论的同时也创造了许多企业战略新的视角，这促使企业战略演化的观点大行其道。2.4.1 国外相关研究2.4.1.1 基于生物进化论的战略演化
关于企业战略的生物进化论研究主要有3种：达尔文主义环境选择论、拉马克主义管理适应论以及环境选择和管理适应互动的协同进化论。（1）达尔文主义环境选择论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孕育了企业演化的观点。达尔文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为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突变、遗传性状分化，其核心思想是生物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和生物竞争的过程中适者生存的观点。达尔文认为，环境中物种的生存竞争导致自然选择的必然发生，自然选择则促进了物种的适应性变化甚至变异，可以将有利的变异遗传给下一代。同时，达尔文理论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个体差异、方向不可预测和适者生存的选择特征。（2）拉马克主义的管理适应论
作为进化研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拉马克用进废退理论强调生物对于环境的主观适应特征。拉马克认为生物产生适应环境的变化，频繁使用的器官将会变得更发达，没有用的器官会退化、消失，而这些器官的特征变化会遗传给下一代。拉马克强调主观对环境的适应性的生物作用。
虽说现实生活没有给拉马克学说提供证据支持，但该学说却在企业理论领域受到了关注，有人甚至认为该理理比达尔文理论更伟大。有学者认为企业更符合拉马克遗传理论领域的描述。企业是有智慧、有意识的，可以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企业的变化是有目的的，具有方向性的，而且企业通过演变获得的新功能可以得到保留和传承，这是企业不同于自然界的地方（尼尔森等，1982）。因此，拉马克主义在企业演化研究中获得了高度尊重。（3）环境选择和管理适应互动的协同进化论
共同演化理论在生物学领域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它起源于寄生生物与被寄生生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并被用于显示连锁遗传的系统研究中，如鸟类以及它们的食物、病毒和病毒感染物之间的影响。它依靠相互适应与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个体与环境共同发展的重要性、适应新形势的速度、初始优势的重要性为核心。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各种行为是相互依赖的结果，任何系统都可能实现协同进化。该分析将焦点从参与者的理性转移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变化并非单一适应或环境选择结果，而是源于两者间的互动。
引入协同进化策略的同时，战略演化观强调了几个战略演进基本条件：处于不断竞争环境下的企业需要不断探索，不能仅仅依赖于长期风险规避策略，也不存在持续有效的竞争策略，企业应当确保新鲜的竞争经验能在组织中及时共享，以便保持企业对环境的高度协同性。
巴内特（1996）认为，企业战略演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自然选择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二是企业适应环境行为的速度和路径是如何影响选择过程的。前者主要是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认为企业不能提前预测环境的变化来预先选择方向，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战略选择，然后接受环保的挑战。此类研究以环境选择作为主要逻辑，分析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后者主要是拉马克的观点，企业在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支持下可以实现与自然选择的过程有互动、有目的的演化，企业发展源于企业内部因素，企业能力的提升为企业发展能力的演进提供了物质基础，其强调应注重从企业内部因素出发提升动态能力。2.4.1.2 基于动态视角的战略演化
前述理论多是从静态视角进行的，以下理论则突出了企业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动态调整：（1）动态战略观
波特（1991）首次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因素的动态战略观。所谓动态的战略观，是企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跨期动态关系。波特强调，这种动态的战略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经营成功与失败。企业战略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所谓的代表性问题，它需要回答为什么某一特定时期的企业拥有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另一个则是所谓动态问题，即企业如何创造和保护其占优的竞争地位。波特认为，超额收益源于产业结构和企业区位两方面，产业结构决定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的区位选择则取决于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这些价值创造活动产生的战略动机，最后可以归因于初始条件的差异和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具有跨期的动态特征，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动态的时间分析，其中，短期的案例解释并不同于长期的现象解释，需要不同的变量。因此，分析周期越长越需要观察更长的时间范畴，选择适合企业战略目标的理论方法。（2）动态能力观
蒂斯等（1997）提出了动态能力观的动态能力，他们认为，企业资源与能力不应仅用于解释而应该更多用于促进企业发展。其原因在于具有黏性的企业异质性资源是难以随意改变或更新的，只能沿着特定演化路径持续进行。许多有作为的行业领先企业，都具有优越的资源条件，但对于外资环境的快速变化却不适应。这些企业普遍缺乏关键的适应环境变化的重建技术能力，即所谓的动态能力，动态能力的培养关键在于企业整合内部与外部资源的组织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基于资源禀赋构建的对市场的支配地位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基于企业战略管理而构建的动态能力才是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高效率企业源于不断地进行创新，打破现有行业竞争格局，进而获得并保持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战略动态能力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企业战略范式的确立，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熊彼特基于创新理论的动态竞争分析。企业动态能力的确立决定于3方面因素：过程、企业定位与发展路径。所谓过程是指业务流程的协调、整合、完善、重建和改造；企业定位包括对现有资源条件的认识、市场地位确认；企业的路径则是指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关注其当前位置的功能和过去路径的经验启示。（3）战略适应理论
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的有机匹配。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在指导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得到积极运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企业缺乏战略的适应性，尤其是处于特定商业环境的企业，往往很难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败的陷阱（哈默尔，1998）。该学派强调的战略适应性不是某一时期的危机处理能力，也不是单一的经济衰退遏制能力，而是对企业核心盈利能力趋势的预测能力，以及在重塑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调整竞争战略的能力。战略调整并不意味着企业组织是被动的，战略管理作为进化的一个自我强化过程，其方向是由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初始条件决定的，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条件和结果取决于企业对于外资环境变化的理解能力和组织创造适应能力。有鉴于此，战略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企业战略的适应性，企业应能够随着时间推移主动调整企业战略，以适应不可预知的未来和减少所要付出的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不断地在静态和动态效率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各项能力，并制定相应的规则，以确保企业在突发事件情况下拥有选择的权力。
战略调整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关于战略的演变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战略的变化可能使企业呈现“马太效应”。存在太多变动的企业可能是不稳定的，初创企业经常的变化将导致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减弱。衰退或者濒临关门的企业已无法承受任何打击，任何轻微的战略调整都可能使企业的绩效加速下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企业业已构建的成熟体系将帮助企业实现战略变革，促使其保持生命活力，走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儒尔夫（1997）的战略变革研究将战略分为两类：大战略和小战略。顾名思义，前者的影响程度将显著大于后者。大战略包括企业并购的实施，企业框架变动；小战略包括价格策略、产品服务模式、分销渠道、推广方式等方面的变动。此类大、小战略的结合尤其适应在中国这类大市场中推广（陈传明等，2005）。2.4.2 国内相关研究
李庆华等（2006）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战略演化理论获得了极大丰富，为企业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大致可以归功于3种理论学派的基础作用：演化学派的演化和整合；进化论的遗传与嫁接；传统战略派的反思与革新。企业竞争战略差异可以分为保守策略、风险策略、分析策略等（徐宁，2012）。企业并购后战略的制定应遵循企业的业务目标，合并和收购战略的不同类型的选择决定于企业战略发展重点的不同。韵江等（2009）认为传统的战略过程研究多是基于外力逼迫的、静态的理性规划和设计来考虑的，缺少对组织内战略生成机理的深刻理解，故其将演化观引入战略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具有层级演化性质的新战略发动的演化框架。其还从三种过程机制即惯例变异发生过程（起点机制）、惯例变异的主导逻辑松弛（传递机制）、主导逻辑松弛所引发的新战略发动（表现机制）全面分析了组织内新战略生成机理。
也有学者强调了组织对战略演化的约束。企业成长过程中，其组织内部存在的惯例与流程会表现出一定的惰性，将对企业战略演化产生约束作用（刘海建等，2012）。虽然如前所述，频繁变动的企业战略不一定总是好的，企业在其生命历程中应当保持适度的组织惯性，但如果企业组织的结构惯性太强，也会对企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此时，及时的战略变革才会使企业振兴。另外，在企业初创与面临破产时，大幅度的、频繁的战略变革反而不利，此时企业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5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理论
企业外在的组织形态向我们展示了企业组织架构的演化历程。最初的稳定组织形态源于16世纪中叶出现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遵循社会分工深化的思维模式推动了企业组织结构进程的不断演化。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劳动力能以更加集中的协作方式参与生产，因而，生产领域中逐渐出现了直线制企业组织形式。其后，泰勒借鉴这一形式，将生产领域的分工引入企业管理架构中，各负其责的职能制部门逐渐出现。之后法约尔的“管理五大职能”进一步推进了泰勒职能制框架的完善，而韦伯在此基础上，从组织权利角度勾勒出了现代组织的雏形，推进了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出现。自此，职能制走向了成熟，日益普遍出现的直线职能制在现代企业组织中得到广泛应用。至此，古典企业组织形态逐渐被放弃。应该说，职能制组织形式主导整个19世纪的原因与当时相对封闭的市场结构所带来外部环境较高确定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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