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智良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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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毒品史试读：
前言
毒品的出现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
在漫长而寂寞的古代、中世纪，后来被判定为毒品的鸦片、大麻等东西，都曾为人类的繁衍、进化、生活提供过帮助；古柯也曾为印第安人创造无比灿烂的文化与建筑助过一臂之力。而由罂粟汁熬成的鸦片，作为良药的历史比作为毒品的历史要长得多。即使是后来人们谈虎色变的吗啡，也是至今为止，人类最能信赖的镇痛药物。
但是，人类由发现鸦片的止痛疗疾作用而进一步享用成瘾后，便自尝恶果了。
尤其是在中国。
近代中国思想家魏源曾指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1)之祸。”的确，在中国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像鸦片那样，震撼过这个古老的中央帝国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东亚病夫”这个屈辱的称号，正是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之后，西方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毒品在中国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献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的。那时的中国，正是铁马金戈、国威远播的盛世。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盈、珍品云集的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它只是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仅此而已。由唐至明的600余年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正是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
清中叶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也由于吸食法的东渐，烟毒日炽，吸食者增加到200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矛盾与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随着中国的失败，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被称为“洋烟”的外国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中国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到20世纪初叶，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毒人口最众。尤其严重的是，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纠结点，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会的肌体，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也与千百万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毒害民众，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民不聊生。据笔者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与黄金同价，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官僚、士兵、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二、毒品与帝国主义
毒品在中国的流毒，与外国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毒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18世纪末，英国为了平衡三角贸易，违反人道，向中国走私鸦片，由此导致中国烟患泛滥。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因为主的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638119箱鸦片，掠夺了6亿多银元；到1917年英国名义上停止对华输出鸦片止，外国共向中国推销、走私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红丸等毒品，折合鸦片共约7023119箱，由此从中国掠走了价值6616345219银元。这数量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鸦片，不仅毒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还从中国夺走了远比商业利润、战争赔款多得多的财富。
前期以英国推销鸦片为主，到民国时期，日本已取代英国成为向中国输入毒品最多的国家，而且多走私烈性毒品。自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先是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政策，继又向大陆走私吗啡、红丸、海洛因。为此，日本在国内种植罂粟，如和歌山县每年生产11吨鸦片；以后，又在朝鲜的京畿、江原、咸南和咸北等地勒种罂粟。从本土到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构筑成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尤其是发动侵华战争后，毒品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的武器，在东北、内蒙古各地，日军和伪政权逼使农民大量种植“杨贵妃”——罂粟。宏济善堂成为垄断毒品交易的机构，在日军占领区，土行烟馆充斥城乡各处，“中国人经营的各种鸦片店，为了对付可能蒙受的困难，每天出2—3日元，至少雇用1—2名日本人或朝鲜人保镖。这样，这些店就被赋予了悬挂日本国旗的权力”，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中国的瘾(2)君子以为日本国旗是鸦片商标的笑话。据统计，在日军占领区内，鸦片产量达2万吨，至少有3200万中国人吸食各类毒品。
这一痛苦、耻辱、灾难般的历史，中国人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三、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禁烟运动
自毒品在中国泛滥成灾后，禁烟便成了中国政府治政的中心任务之一。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从此，禁烟之声缕缕不绝。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推举信任之下，林则徐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以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壮举，有力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贩毒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定的禁烟决心，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以挽救垂亡的政权；后者是民初政府除旧布新的措施，以巩固新生的制度：两者虽初衷不一，但却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的上下篇。这场运动前后十年，在民众的踊跃参与下，取得很大成果：罂粟种植锐减，烟馆大量封闭，吸毒者纷纷戒除，尤其是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在近代禁烟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好景下长，自1917年军阀割据与混战后，毒祸再起。军阀们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禁弛交替，只征不禁，遂使毒品更加泛滥。南京国民政府登台后，烟政几经变化，先是“寓禁于征”，实质也是征而不禁。1935年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分阶段禁烟，尽管各地阳奉阴违有之，但在步履姗姗之中，仍有些起色。到中日战起，已无暇顾及，毒卉再起，日占区更是烟雾重重。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再开，国民党重心全在内战，对烟政既无心也无力，以至毒祸延续。1949年时，罂粟种植面积仍达2000万亩，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
自清中叶禁烟后，在长达220年的时间里，历届政府均高喊禁烟，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但正是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禁烟令中，烟毒走向了泛滥，达到了高潮。毒祸屡禁不止的原因，概而言之主要是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号令不一，各行其是；各级政府因贪图鸦片烟税而见利忘义，动摇于禁弛之间，政风腐败，官吏贪赃枉法，使禁烟徒有虚名；列强或凭借条约的庇护或武装干涉，大肆向中国走私毒品，破坏中国的禁烟。因此，尽管绵延百年的禁烟运动曲折悲壮，可歌可泣，但毒品问题一直没能根本解决。这项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部署，凭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发动了第三次禁烟运动。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帮助千百万烟农改种作物，帮助2000万烟民脱瘾新生。危害中国百年的毒品问题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1953年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已是一个“无毒国”。四、毒品在近代中国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吸毒人口最多、毒品危害最烈的国家。以鸦片为例，其在中国流行之盛，传播之广，危害之烈，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那么，毒品为什么会在中国百年流行，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吸食毒品的呢？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是毒品普遍流行并长期泛滥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指出的：“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及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3)帝国主义——先是英国，继之日本，对中国倾销毒品，以及中国政府腐败无能，贪赃枉法，客观上造成中国毒品成灾。
笔者以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今天，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需要跳出狭隘的文化视角，需要站得更高更远，透过历史的表象去思考，拨开历史的迷雾来反省。有无深刻的历史反省力，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前途。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从而超越自我，勇敢地走向未来、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人追求享受的风气刺激了毒品的泛滥。清朝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纵欲。以鸦片为例，他们并不满足一般的一榻横陈，而是形成了“鸦片文化”。鸦片必要云南出产的麻栗坝精品，烟膏必是潮州帮调制的冷笼佳膏，还须掺入珍珠粉、野山参之类。连烟具也极其讲究，枪有宝石枪、虾须枪、象牙枪、沉香枪，灯有太原灯、琉璃灯、宝石灯。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上等悠然的享受，作为浮糜生活的一方面，而且还是比官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客观上，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状态；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烟膏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食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自慰心理。
鸦片在晚清至民国这个衰世的流行与泛滥，还与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数千年来，武威四布、疆域辽阔、物产丰盈，巩固了这种华夷思想。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国人陷入痛苦的深渊，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于是，这种绝望、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整个统治阶级如鸵鸟般把一颗头颅埋入黑甜的鸦片里，让它来麻醉肉体，麻醉灵魂。
国民的贫困及素质低下也是毒品流行的原因之一。生活于底层的劳动人民，难得温饱，没有正当的娱乐活动来疏解生活的艰辛与痛苦，也缺乏来自社会的关心以慰藉苦难的心灵，于是，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便成了下层民众寻求解脱的佳方良药。在吗啡、鸦片、红丸的作用下，他们暂时忘却了饥馑的儿女、沉重的债务、贫困的耻辱、渺茫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毒品充当了物质化的宗教。不仅如此，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农村，鸦片、吗啡是穷人能找到的价廉物美的唯一药品。毒品所具有的镇痛、麻醉、收敛的作用，对常见的各种疼痛、腹泻、咳嗽、创伤等有疗效，有的还效验明显。于是，对下层民众来说，鸦片之类便成了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在许多地方，这成为下层民众吸毒的主要原因。而由于缺少科学知识，一旦成瘾，便不能自拔，从而受到贫困与毒瘾的双重煎熬。五、近代外国鸦片入口的数量估计
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东方输出鸦片的政策以后，中国日益沦为殖民者推销毒品的主要对象。要精确地计算出百余年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其原因不仅在于毒品输运的走私性质，使这项贸易的统计最零散最不全；还在于毒品贸易的复杂性。如进入东南亚的鸦片，经常通过民间渠道而运入中国，而中国进口的毒品也会再走私出国，凡此等等，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勾描出近代外国鸦片进口数量的变化（见图0-1）。图0-1 外国鸦片及其他毒品输入中国的数量示意图
综合而言，从18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638119箱，价值6.01亿银元。战后，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到1880年，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10万箱，估计有80％以上流入中国，若加上波斯等其他国家的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10万箱。此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5万—6万箱之间。1907年，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每年递减一成，到1917年禁绝。但到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军阀混战，毒品再度泛滥。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除了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私进入以外，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这样，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但实际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23年，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140万磅，土耳其鸦片达120万磅，波斯土达160万磅。据伍连德的估计，1926年输入中国(4)的鸦片为40吨，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到20世纪3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10万箱，即500万公斤。抗战结束后，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但在上海等地，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六、中国近代种植罂粟面积、土烟产量和吸毒者的数量
近代中国政府没有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因此，近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和流通、财政赋税诸方面统计资料的缺乏，是困扰史学工作者的一大难题。同样，也给本专题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笔者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必须阐述清楚的三个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证与估计。
第一，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罂粟的栽培，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了。但有规模的种植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到道光初年，已蔓延至广东、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等省。鸦片战争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五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19世纪60年代，在一批士大夫以土烟抵制洋烟主张的倡导下，罂粟如原野烈火，从此几乎无省不栽，无地不有。到19世纪80年代，全国罂粟种植面积约为1330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进入了中国种植罂粟的第一个高潮。清末禁烟前，罂粟种植面积达1871万亩，实际情况可能还不止此数。
1906年清政府实行禁烟，各省厉行禁种，取得成效。据统计，1909年时，鲁、晋、陕、闽、浙五省的罂粟栽种面积各为近百万亩，已减少75％。种植面积最多的四川省也大大减少。但1917年后，各地军阀纷起，勒逼农民植烟，遂进入中国种植罂粟的第二个高潮。1925年，罂粟地增至1800万亩。以后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种植亩数继续飞速上升。到1929—1933年间，全国植烟面积达到8000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1％。产量最大的省份为四川、陕西、云南、甘肃。有些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0％—90％。甘(5)肃省的罂粟收益，一度占农业总产值的90％。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罂粟王国”，以致一些外国人将罂粟花称之为中国的“国花”，国内也有人不无讽刺地建议定罂粟花为“国花”，因为确实没有一种花朵像它那样普遍地开放。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减种罂粟，从而使毒苗栽种面积有所下降。在四川省，种烟面积由1935年的24820公顷减至1937年的16277公顷。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区内的毒卉日趋扩大。国统区也远没达到1939年重庆政府宣布的全国罂粟“均已一律禁绝”，在川西、甘肃、云南边缘地带，罂粟面积还在扩大之中，全国的毒卉面积在2500万亩以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罂粟种植情况较为复杂。东北等地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后，罂粟种植基本被铲除，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全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也在缩小之中。但尽管如此，直到国民党失败、离开大陆为止，罂粟仍是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种烟面积仍有2000万亩。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扎实细致的禁毒运动，罂粟才被彻底铲除了（见图0-2）。图0-2 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和土烟产量变化示意图
第二，中国近代自产鸦片的数量。自产鸦片又称土烟，是在罂粟种植扩大后增长起来的。在鸦片战争前夕，仅云南一省就已有数千担鸦片的产量。估计全国鸦片产量不会低于5000海关担。鸦片战争后即增至15000担。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剧增，土烟产量也飞速提高。如四川一地，1869年土烟产量为7500担，到1879年时已增至177000担。全国土烟1866年为5.5万担左右，1870年达7.7万担，1880年总产量已达40万担，约为进口鸦片的4倍。1906年总产量为376000担。清末民初，第二次禁烟运动发动后，鸦片产量大大下降，1910年时下降到15万担左右。民国初年的产量更少。但自1917年后，随着罂粟的蔓延，土烟产量呈直线上升。1925年时已恢复到清末1906年的产量水平。1929—1933年间，每年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这一数字超过当时世界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鸦片总产量，中外研究者常引用四川禁烟当事人谢藻生的回忆。谢指出，在1917—1934年间，仅四川省每年的鸦片产量就达100(6)万担。笔者统计各县的产量，这一数字基本无误。但如果以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每亩生产2公斤鸦片计，需要2500万亩耕地；如果以全国平均数的每亩1.5公斤鸦片计，更需要3330万亩耕地；而四川全省总(7)耕地仅8000万至9000万亩。问题的症结是数量单位“担”有误。民国防区时代，四川军阀各自为政。所用的“担”重量混乱，且远小于海关担（50公斤）。如涪陵、万县、奉节、开县等地一担为35公斤，(8)丰都一担为39公斤，东乡县一担为37公斤，有些地方更少。因此，笔者估计四川省鸦片最高产量约为30万海关担，其植烟土地约为800万亩。而全国鸦片亩产最高为贵州荔波，达800两，该县产烟5(9)万担。后一数字还不是最高的，在1930年前后，四川涪陵、丰都两地鸦片产量都曾达到10万担以上。
抗战前期，由于日军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鸦片总产量约有40万担，再加上国统区边缘地区的鸦片，总计鸦片有60万担左右。1942年以后，产量有所下降。到1949年时，鸦片总产量仍有50.5万担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卓有成效的禁烟，才彻底铲除了烟毒（见图0-2）。
第三，近代中国吸毒人口估计。关于吸毒人口，尽管历史上留有一些材料。但一方面残缺不全，另一方面有些只计算吸鸦片者，而忽略了吸食吗啡、红丸、海洛因等毒品的人数。当然要精确作出统计是极其困难的，在此根据对各类资料的研究梳理，尽可能地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鸦片战争前，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在200万人以上。19世纪50年代时已增至300万人。此后在日益增加的洋烟和土烟的双重熏染下，吸食鸦片的人数连续上升。到80年代，吸食洋烟土烟者约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这个数字到1906年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清末禁烟后吸毒者有所减少。到辛亥革命后，约降至最低点。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后，土烟大增，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大量进口，吸毒者再度剧增。1929—1934年间，中央及地方不仅没有行之有效的禁烟措施，相反还鼓励种、贩、吸，从而使中国的毒祸达到空前地步，总计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不会少于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1935年后，吸毒者略有减少。但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号召、纵容沦陷区民众吸毒，因此仅沦陷区的瘾君子就达3200万人。加上国统区等地的吸毒者，人数显然仍超过4000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的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见图0-3）。经过三年的禁烟禁毒运动，这些人基本上戒除了毒瘾，吸毒阶层才从历史上消失了。图0-3 中国近代吸毒人数统计示意图七、毒潮再起 扫毒正酣
展望全球，毒品的泛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公害。在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的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世界军火交易。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至少有2亿—3亿人吸毒。在一些国家，贩毒集团至今仍在与政府展开贩毒与禁毒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1987年6月，联合国麻醉品滥用与非法贩运问题会议确定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反毒品日。1990年2月，联合国召开首次反毒品大会，宣布1991—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年。199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禁毒再度成为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
中国无毒国的称号保持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尤其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实施毒品北上，建立“中国通道”后，毒品再度像瘟疫一样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
简言之，当代的毒品犯罪具有以下特点。一、毒品犯罪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主要是毒品的过境贩运问题，而到90年代初，国内种植、制造毒品日益扩大，出现“双向流通”。二、贩毒案件直线上升。1988年，中国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犯罪案268起，到1992年已达69060起，4年中猛增至257倍。三、毒品种类由近代以鸦片为主，升级换代到以海洛因为主，吗啡、鸦片、大麻、精神类药物并举的情况，还出现了危害更大的“冰”、安非他明等新品种。四、贩毒地区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波及全国700多个县市，到21世纪初，全国已难以寻找到未被毒品污染的净土。在有些地方形成地下贩运、批发、零售的供销网络。五、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职业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
20余年来，中国政府为扫除毒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国务院就指示各地严厉打击贩毒犯罪；1991年，中国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2008年，《禁毒法》正式实施。各地公安、海关、边防和法院等部门在缉毒反毒战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由于种种因素，毒品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有扩大、泛滥的趋势。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禁毒任务依然十分严峻。尽管1996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100多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远低于鸦片战争前吸毒人口的比例；更比1929年时吸毒人口占总人口的16.8％要低得多。但是，毒品蔓延的迅速，吸毒者人数的急剧上升（见图0-4），毒品泛滥所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昔日“东亚病夫”的耻辱，近代屡禁不止的教训，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图0-4 1982—1995年中国吸毒人数示意图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92年6月26日；1996年4月4日。原野：《大地狱》。
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制服毒魔的斗争，正在展开。
(1)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七。
(2) 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
(3) 《禁毒工作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7页。
(4) 《拒毒月刊》，第24期。
(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4页。
(6) 谢藻生：《昔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7) 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8) 英税务司霍伯森著，李孝同译：《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
(9) 许达生：《苛捐杂税问题》，《中国经济》，第1卷，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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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第一章 毒品及其历史
后来被人们称为毒品的物质，种类不少，并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相伴。罂粟、大麻、古柯等植物，曾为人类战胜恶劣的环境，抵御病菌、疾病的侵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一旦人类要利用这些物质来享乐纵欲，那么就会带来无尽的灾难。第一节 毒品和毒品的种类
毒品的概念 毒品是指被国家依法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由于各国法律的不同，所以对毒品的范围确定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毒品在低于中毒剂量时，大多可作药物。在缺医少药的古代，现在被称作“罪恶之源”的毒品，大多因其有着不可替代的治病去痛、强身壮体的功能，而被用于救死扶伤，受到先人的崇拜。一些麻醉毒物在某些民族的发展中，还曾经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具有毒品性质的药物如果使用过长、剂量过大，使用者就会产生对该药物的心理和身体的依赖性，这就是“成瘾”。成瘾在禁毒学上叫作“药物依赖”，就是指某些物品足量使用后，使人形成习惯性的病态嗜好，即人体对该物品的依赖性。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药物耐受性，即指不断地使用同一种药物以后其效果退化，需要加大剂量才能获得与以前同样的或相似的效果；第二，身体的依赖性，即指在某一段时间内不断服用某种药物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需要继续服用这种药物来维持身体上的生存性需要；第三，心理的依赖性，即指毒品服用者精神上需要某种毒品，一般就是指习惯。
成瘾后一旦停止使用该药物，就会有不安、起鸡皮疙瘩、打呵欠、流泪、流涕、出冷汗、瞳孔放大、震颤、腹部痛性痉挛、失控性排粪、呕吐、收缩压和直肠温度增高、呼吸速率增加等症状，重者会引起惊厥、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毒品的分类 按国际惯例，人们一股将毒品分为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两大类。
按照现代医学的定义，麻醉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后易产生身体依赖性、能成瘾癖的药品，它有鸦片类（如鸦片、吗啡、海洛因及人工合成的药品，如杜冷丁等）、可卡因和大麻等3个分支；精神药物则是指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性的药品，它包括镇静催眠药和安定药、中枢兴奋剂和致幻剂等3个分支（表1-1）。表1-1 毒品的分类类 型主要化合物鸦片类鸦片、吗啡、海洛因、杜冷丁、美沙酮等古柯类古柯叶、古柯膏、可卡因大麻类大麻烟、大麻树脂、大麻油兴奋剂苯丙胺、甲苯丙胺、利他灵、苯甲吗啉抑制剂巴比妥类、苯二氮类、安眠酮等致幻剂LSD、PCD、三甲氧苯乙胺、二乙色胺等
这些毒品中，前三类可谓最古老也是最庞大的三大家族，其活力至今不衰；而后三类则是近百年才陆续走上毒品舞台的，但其品种变化和扩展速度之快，早已令世人惴惴不安。
联合国在《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972年议定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文件中，分别附列了经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麻醉品委员会认定的毒品和制毒物质，所包括的毒品及其直接前体（制毒初级产品、主要化合物和化学媒介物）达100余种。
据联合国的报告，目前全球至少有5000万人染上麻醉品药瘾，每年约有10万人因此而死亡。
毒品服用者从成瘾到死亡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许多资料记录了此类成瘾者的自述。中国早期话剧和电影《黑籍怨魂》曾描写道：“一个人被鸦片束缚住了，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钢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一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一名戒毒所中的女海洛因瘾者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这样描述瘾发后的状况：“一旦发瘾而找不到毒品，就像发狂的野兽拼命吼叫，用头在墙上狠撞，鲜血四溅，一次竟砸碎玻璃，抓起玻璃碎片，割开自己的动脉血管。”日本一个安非他明瘾者则自述：注射安非他明仅三个月，即脸色苍白，体内脂肪浮出，即使用肥皂洗也洗不掉，且食欲渐失，变得瘦骨嶙峋；头皮像被扒开一样，一触头皮即痛，皮肤上像有虫在叮咬那样不自在，虽生犹死。
既然毒品有如此之毒性，那么为何人们还要不惜重金服毒，自戕生命呢？这是因为毒品具有使肌体兴奋、产生快感的特殊功能。
毒品引起快感的生理奥秘 毒品正如神话中的女妖，它既有吮脂吸血的凶残，复具有狐媚诱人的魅力，使意志薄弱的人们情不自禁地落入它的圈套。
随着分子生理学的进步，毒品引起快感的生理秘密已被医学界揭开。原来在人体中，能给人带来快感和幻觉的是与中脑—视床下部—大脑边缘系—大脑新皮层连贯的A10神经。A10神经可分泌一种叫作二羟基苯丙氨酸（Dihy-droxyphenylalanine）的物质。这种物质是一切快感之源。其构造与一些毒品如安非他明几乎完全一致。
另外，人脑中还有一种与吗啡相似的物质叫内肽啡（Endorphin）的物质，它不仅具有比吗啡强10倍的镇静作用，而且还有助于分泌出二羟基苯丙氨酸。二羟基苯丙氨酸和内肽啡是直接、间接地给人带来快感的脑内物质。而毒品进入人体后，能复制这两种物质，并带来快感，这就是毒品之所以能媚惑人类的关键所在。然而，这种人工快乐的取得，是由人体生理机能——血液循环与脑功能受到巨大破坏为代价的。人体内的血液循环，需要不断地补充氧气，而毒品能在短时间内进入血液，大幅度地增强供氧，极大地提高身体的力量与兴奋度，并产生快感；但当其作用消失后，体内的氧气突然供应不足导致血液缺氧，败坏身体内的铁质，反过来削弱正常的供氧机能，这时必须重复使用毒品，才能刺激体内氧气的再生，久之，如不靠毒品刺激，血液循环即是凝滞状态，而产生各种极为痛苦的症状，成瘾者将会感受临近死亡的体感而不得不再次使用毒品。这就是毒品之所以会让人体产生药物依赖症（或称毒瘾）的生理机制。
吗啡的诞生 至今为止，罂粟及其提炼物是影响人类的最重要、最大量的毒品（关于罂粟与鸦片的历史，将在第二节中专门论述）。
远古以来，鸦片一直被各国医界用于镇痛，尽管它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19世纪初，随着医学化学的发展，医学家从鸦片中提取出了吗啡，由此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与灾难。
鸦片含有7％—14％的吗啡。1803年，法国医学家塞昆（Sequin）首次从鸦片中提取出吗啡。到1806年，德国化学家泽尔蒂尼（F．W．A．Sertiiner）也完成了同样的实验。19世纪20年代，J．M．古兰德和R．罗宾逊共同提出了化学分子式为C17H19O3的吗啡生物碱。然后到了1832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让·罗比凯又从鸦片中分离出甲基吗啡，即可待因。从而完成了吗啡的发明过程。
吗啡为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具有神奇的中枢性镇痛作用。吗啡临床用于急性疼痛，如严重外伤、烧伤及某些剧烈疼痛，如肾绞痛、胆结石、癌症等。它也具有镇静作用，可用于麻醉前给药。另外，还有很强的止咳作用，以及使服用者产生难以名状的(1)欣快感。它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注射给药，但口服也同样有效果。
由于这种生物碱具有如此奇特的效果，泽尔蒂尼给它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非斯”（Morphine）。这个马非斯是希腊神话中手持罂粟果的男孩，他是善良的睡神，但又是凶险的死神的儿子。这一名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吗啡的性质。
吗啡的问世，轰动了整个欧洲医学界。那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各国间的争权夺地的血战正在把大批的伤兵拖向死亡的深渊；有了吗啡之后，医生们从死神手中抢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美国南北战争时，吗啡作为镇痛剂已在美军中广泛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猛烈战火更使吗啡风靡世界。时至今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仍把吗啡视为缓解后期癌症剧痛的唯一推广药品，因为吗啡的镇痛作用在自然存在的化合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读者阅读本书时，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的癌症病人，正靠注射10毫克吗啡液而使剧痛得到缓解或静静地走向死亡。
Morphine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时，被译为“吗啡”。较早利用吗啡治病的是旅居上海的欧洲籍医生。如英国人施德之（Star．talbot）将大黄、丁香、吗啡等制成“施德之神功济品水”，作为广谱药物使用。这种能使人“飘飘欲仙”的药水曾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并流传全
(2)国。在近代中国，吗啡曾在民间被广泛地应用于治病解痛。1994年，笔者在西南边陲调查时，一位曾经拥有两家土膏店的老人言：老辈很早就传下一法，土膏店熬制鸦片烟膏时光长了，大锅的边沿会积有一种浅黑色的稠状物，此物最能解疼，且能速治胃炎、头痛、咳嗽，是上品中的上品。店中多将此物刮入一个个小盒，然后馈赠达官贵友，或高价出售。这种稠状物因为经过反复熬制，所含生物碱多，纯度高，实际已类似吗啡了。
但正当人们还在庆幸吗啡的诞生之时，正直的医学家们很快又为此而恐慌起来。因为他们在临床应用中发现，吗啡不仅对循环、呼吸、肠胃系统有副作用，而且具有比鸦片更大的成瘾性。当一些人用吗啡解除了鸦片的毒瘾后，又发觉染上了吗啡瘾，而且由于吗啡比鸦片纯度高，更加便于使用，所以吗啡的戒除更难，毒瘾传播率更高。美国南北战争后，由于官兵们过分依赖吗啡，以致首次出现了群体吗啡瘾者。直到今天，吗啡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之一。
海洛因的功与过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吗啡瘾者大量涌现，他们给社会带来了新问题。为了解决吗啡的毒瘾，人们开始研究新的药品。1874年，英国人G．R．莱特首先从吗啡中提炼出新的药品，德国人紧随其后完善了生产法。1898年，德国人德里赛（Dreser）给新药品起名Heroin，意为“英雄的”。在近代中国，人们把Heroin译为“海洛因”。
海洛因亦称“盐酸二乙酰吗啡”，其镇痛能力可达到吗啡的4—8倍，因此，当海洛因一问世，立刻被广告商们吹嘘为对付吗啡瘾的妙药，止痛的极品。但为了解决吗啡毒瘾而研制新药的人们却没有预料到，研制出来的海洛因是一种更毒的药品，表现在成瘾过程迅速，只要偶尔注射一两次即会上瘾，而且难以戒除，使用一旦过量还会因呼吸受到抑制而死亡。
海洛因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进行一番特殊处理后得到的。海洛因多为白色或无色粉末，也有浅灰褐色、深褐色等。因其纯度不同而分为1—4号。1号海洛因为粗制吗啡的棕色结晶；2号海洛因是未经过精制的质量较次的海洛因碱，不含咖啡因一类的添加剂，颜色呈淡灰色或深灰色；3号海洛因又称“香港石”“棕色糖”“白龙株”等，其所含的二乙酰吗啡为25％—45％，颜色通常呈棕色或深灰色；4号海洛因是一种经过多次净化精制后得到的纯度较高的海洛因盐酸盐，其二乙酰吗啡的含量高达90％，呈白色或透明的无味粉末，通常极细，以至擦在皮肤上会消失，如纯度下降它也会是浅黄色或棕色的粉末，甚至是颗粒状。为方便运输，也能制成块状。
这种“英雄的”药品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医学界的争议。由于海洛因的副作用超过了它的医疗价值，因此美国首倡禁止制造或进口海洛因。到1953年，首先发明了海洛因生产工艺的英国政府，也悄悄地将它从《英国药典》中删去了。现在，尽管世界各国大多已明令禁止使用海洛因，但它就像钻出了瓶子的魔鬼，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以难以抑制的势头肆虐开来。在当今的世界里，海洛因的制造与走私，仍在毒品中占据重要地位。
古柯简史 古柯（Coca）是一种生长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古柯科植物，主产地在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古柯一般株高2.4米，叶呈卵形，边缘光滑，味似茶叶；花小，呈淡黄白色，花序生于一短柄上，浆果为红色；在理想条件下，一株古柯树的采摘期至少可保持30—40年。古柯叶受人重视的秘密，就在于它含有生物碱——可卡因。古柯与美洲三大古代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约25000年前，美洲大陆还是蛮荒之地。亚洲的一支蒙古人种，奔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为了寻找水源，追逐食物，他们越过狭窄的白令海峡，逐渐散布到整个美洲，这就是印第安人。由于美洲大陆幅员辽阔，环境差异较大，他们在生存过程中，分成了数不清的部落，说着1700种语言。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生活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一带的玛雅人逐渐兴起。他们的农业相当发达，种植着玉米、马铃薯、可可、烟草、棉花和剑麻等，并且已发现了古柯叶的神奇作用。玛雅人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建筑，尤其是在今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奇琴伊扎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时，玛雅人在该地区以玛雅金字塔为中心，创造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文化精华。玛雅金字塔共15层，高达60米，整个坛庙用几万块巨型花岗石堆砌而成，每块重达1吨。而在玛雅人居住过的帕嫩克古城，考古学家竟发现了重达40吨的整块石棺板。这些巨型建筑是如何建造的呢？要知道它的主人是当时只会使用石器的玛雅人！
阿兹特克人以创造在地面绘有巨画的阿兹特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而闻名。同样，他们也以巨型建筑给自己竖起了丰碑。在他们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意为“仙人掌之地”，在今墨西哥城），到处是神庙、宫殿、花园和大道，城市中心是大神庙，其基部(3)长100米，宽90米，高50米，神坛上有重达10吨的花岗石，而1790年在墨西哥中心广场发现的“第五太阳石”，直径4米，重约120吨，上面刻有阿兹特克宗教传说中创世以来的历史图像。这座巨大的宗教礼拜建筑群又是怎样矗立的呢？
印加文明也同样蕴藏着令现代人不解之谜。早在公元前10世纪，印加人就生活在秘鲁高原，后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印加帝国。帝国的首都库斯克古城建在海拔3000米高的山顶上，城墙均用黑色巨石砌成，有的石块重达200吨。在马丘比丘遗迹，有许多宫殿、神庙、观象台、墓地和桥梁遗迹，仅各种建筑的台阶就达3000级，被称为(4)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印加人还修筑了两条由首都通向全国的驿道，道路宽40—60米，南北长3000英里，路上设有跨越山谷的巨藤吊(5)桥，最长的有60米。它们把帝国联结为一个整体，使它成为古印第安人史上最大的帝国。
早在3000年前，古印第安人就已有了咀嚼古柯叶的习惯，他们时常将草木灰及石灰石掺入古柯叶，然后放入嘴中咀嚼，这样不仅能解除疲劳，消痛祛病，而且能增强耐饥渴的能力，使人斗志昂扬，并具有幸福感。因此，古印第安人外出时，往往带着一袋古柯叶去与大自然搏击。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现存的记载可以明了印第安人是用什么巧妙的方法和惊人的力量建造了这些宏伟的建筑，但在现当代的体育界、思想界因服用兴奋剂等而创造出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体能和思维的奇迹，似乎隐隐可以印证那些巨大建筑的由来。
古印第安人已懂得使用古柯叶作麻醉剂。印加人的外科医术，尤其是穿颅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医师们先以古柯叶和酒精对病人进行麻醉，然后用刀打开头盖骨，取出因头部受伤而造成的骨头碎片。考古证明，当时确有很多患者在使用了这种麻醉剂后手术痊愈。(6)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古柯的应用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范围上，都具有相当的水准和规模了。
古柯与可口可乐 1492年哥伦布来到了美洲，此后欧洲人纷纷进军新大陆搜罗财富。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残忍无比的杀虐，同时也发现了古柯叶的特殊作用。于是，西班牙人热烈地鼓动印第安人种植与食用古柯叶，以此来麻醉他们，瓦解其反抗的意志。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印第安人喜食古柯的传统习惯，只是，在生存状态发生剧变以后，印第安人食古柯的需求准线，也跟随着发生了偏差。不过，直到今日，700万印第安人仍遍植古柯树，用这种神奇的树叶来抵御寒冷、疾病和贫困。
另一方面，西班牙人把古柯作为牟利的物品而廉价收购。当西班牙人将古柯与白银一起运回欧洲时，欧洲社会立即以狂热的姿态来迎接，于是，嚼食古柯叶之风很快就在欧洲弥漫开来了。1859年，一位奥地利化学家从古柯叶中首次提取了生物碱——可卡因，1884年，美国籍奥地利裔眼科医生卡尔·科勒首次将可卡因用于局部麻醉。可卡因迅速成为人们的嗜好品，在可卡因的早期崇拜者中，我们可以找到像神探福尔摩斯的“父亲”柯南·道尔、精神分析法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等一大批名人。闻名遐迩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经常要靠可卡因来刺激他的神经，帮助他从纷繁复杂的案件中寻找线索。而弗洛伊德则需要用可卡因来启动他的精神分析。在欧美，新闻媒介把可卡因宣传得神乎其神，说它是摆脱饥饿、睡眠和疲劳的神品。甚至有些美国医生扬言，此药能够减少瘾君子对鸦片和酒精的需求量。由于当时法律还没有对可卡因进行任何规定与限制，致使可卡因很快成了药店、杂货铺、餐厅等商店里的畅销品。
不仅如此，掺和可卡因的饮料也上市了。1863年，巴黎开始发卖一种含有可卡因的饮料。三年后，制造商J．S．彭伯顿发明了一种掺有可卡因成分的饮料，名为佛兰姆气·奥布可乐，公司簿记员F．鲁滨逊替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Coca—Cola，译成中文即可口可乐。1892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从此可口可乐畅销世界各地。尽管它的配方几经修改，也早已不含可卡因了，但它至今仍是全球销量第一的饮品。
1885年，美国底特律和纽约的几家公司开始出售纯净的可卡因及15种古柯制品，其中有古柯雪茄、可卡因吸入剂、古柯甜酒、可卡因晶粒和针剂。后来这股可卡因旋风越刮越盛，以致商家不得不从巴黎进口一种用酒和古柯配制的饮料“马里亚尼”来缓解人们对可卡因的需求。这种古柯调和物问世后，在社会上大受好评，发明家爱迪生、作家易卜生、左拉，甚至罗马教皇利奥八世，都是它的忠实饮用者，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实际上也就是可卡因的神奇在起作用了。“高温暗火”可卡因 可卡因的英文原名为Cocaine，又称古柯碱。它是微细、雪白的结晶粉状生物碱，具有阻断神经传导的奇妙作用，可以刺激大脑皮质，产生欣快感及视、听、触等幻觉；医学上用来作局部麻醉药，作为麻醉剂和止血剂，至今仍被广泛用于眼部、鼻腔、颈部、喉咙和气管等精细部位的手术；还能治疗牙痛和哮喘。但是，可卡因也有成瘾性，一般用药数周即可产生惯性，严重的会出现失眠、食欲不振、恶心及消化系统紊乱等症乃至病变为偏执狂型精神病；大剂量刺激脊髓会引起呼吸衰竭而死亡。美国洛杉矶大学精神病学专家罗纳德·辛柯博士曾形象地说明它的危害：“过量的可卡因会在大脑里燃烧起一股高温暗火。”这种药品的毒性直到20世纪初才被人们所认识。1890年，医学专家第一次记录了可卡因成瘾的病案。1896年美国康涅狄克州医学会指出了病人对可卡因的依赖性，并建议只有医师才可以使用可卡因。1903年《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可卡因作为鼻吸入剂，其危险性远比鸦片严重。
当医学界判断可卡因为成瘾的有害药物时，它已在欧美各地蔓延开来了。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本来具有医用价值的药物，因为认识上的误差，再加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商业经营，终于逐渐变成了具有毁灭性的毒品。
通常，国际贩毒业将可卡因称为snow或者coke，他们对可卡因这种“高温暗火”所产生的利润仍不满足，而不断生产纯度更高的新品种。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速效可卡因，人们称其为PCP，因其味比可卡因更浓烈而受人欢迎，80年代流行于美国与美洲其他国家。据记载，1985年，因吸用PCP而丧命的美国人达194人。80年代，贩毒者又推出新品“可烈可”（Crack），它由可卡因提炼而成，属于一种增效可卡因。可烈可放入特制的玻璃烟斗内抽吸，一边吸一边还能听到清脆悦耳的爆裂声。在美国这种爆裂声在纽约、芝加哥等10余个城市都能听到。吸毒者们称可烈可为“石子”“棒球”“霹雳”，它对人体的刺激远比可卡因强烈。据统计，美国曾有2300万人吸食可烈可，而且这种行为一度还成为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风尚，鸡尾酒会的第一道菜就是一份可烈可。吸食可烈可的经济负担是惊人的，一个可卡因中等瘾者，每年需付出33600美元，而吸食可烈可的价格还要高3—6倍。当然，他们付出的除了金钱外，还有前途、健康乃至生命。
大麻的起源与流布 大麻（Marihuana）属双子植物纲金缕梅亚纲大麻科，原生于东亚和中亚，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其中尤以印度大麻（Cannabis）最有名。大麻的名词演变悠久而曲折。大麻的梵文为Blanga或Gangika，该词的语根是an，至今犹留存于印度欧罗巴语及闪族的语言之中，波斯语为Beng，孟加拉语为Ganga，日耳曼语及拉丁语为Hanf，英语为Hemp，法语为Chanvre，克勒特语称Kanas，希腊语与拉丁语相同叫Cannbis，而阿拉伯语叫作Cannab。由此可见，这种植物在世界漫游的时间之早与范围之广了。
根据希罗多德的考证，3000多年前的大月氏人已经会利用大麻了，叙利亚国王海埃罗第二（Hiero Ⅱ）曾购置大麻以为航船的绳索。罗马人最早述及大麻的是流西利列（Lucilius）。早慧的古埃及人已会用大麻来治病了，他们将大麻煮沸，然后让病人吸入蒸气，即可缓解病痛。考古学家已发现古埃及的木乃伊不少是用大麻包裹的。
大麻的传播由大月氏人开始，其时约在公元前1500年。此后欧(7)洲人也开始使用大麻。近代以来人们在里海以南、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贝加尔湖、达乎尔等处发现了大量野生大麻。考古成果表明，大麻不仅仅始产于亚洲，在美洲也发现了大麻的痕迹，如在印加文明的遗迹中，令人惊异地找到一种叫作“奇洛奇”的吸食大麻的工具。
作为毒品被使用的大麻有3个部分：第一是大麻草，包括茎、叶、花和种子；第二是大麻脂，从大麻植物雌花开花结果的顶端及近地面的茎部获取，所含四氢大麻酚含量最高，可达25％—28％；第三是大麻油，从大麻草中提炼获得，呈深绿色，约含有效成分9％。
大麻脂的主要成分是四氢大麻素（又称四氢大麻醇），它可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起欣快感，继之发生心率加快、不安或倦睡。大剂量使用能影响简单的运动技能和知觉。急性中毒会引起幻视、焦虑、抑郁、情绪突变、妄想等精神症状。如药用则可降低青光眼患者的眼内压。“通向天国的向导” 大麻的主要功能是能产生幻想的欣快感，因而被称为“通向天国的向导”“给可怜人的慰问神品”。
与波斯人、突厥人一样，阿拉伯人也很早就知道用大麻叶捣烂成汁，饮后能使人麻醉，飘飘欲仙；当时把大麻称作benk。阿拉伯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将大麻放在开水里烧煮，然后吸入蒸气，以缓解疾病。阿拉伯的“哈沙辛”（Hashish）教派宣扬暴力，以暗杀手段来铲除政敌和异教徒，所谓的“哈沙辛”的原意就是“服用大麻的人”。古代的教长每每先让教徒们服食大麻，等到药力发作、产生幻觉时，再派遣他们出击杀人。
中国栽种大麻的历史相当悠久。在公元前2800年已栽培大麻以(8)取纤维。《尔雅》《书经》中分别将雌雄大麻称之为“宜”“草”，可见那时的人已知大麻雌雄异株的特性。日本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9)“麻沸散”中含有大麻的成分。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张謇出使匈奴，曾到过西域的大月氏、大夏、乌孙等国，后携胡麻等而归。此后胡麻被列为药材，主用于麻醉，方法是捣汁饮之。苻秦方士王嘉所撰的《拾遗记》称，胡麻汁“饮之能致神仙”。后种植极广。直到清末民初时，云南、四川的少数民族仍普遍种植这(10)种植物。
新大陆发现后，非洲奴隶和西班牙人把大麻植物以及使用的方法带到了南美洲。20世纪初开始，含有大麻树脂的药物纷纷问世，被广泛用作止痛和镇静药物。但医学界很快发现这类制剂非但不能给治疗带来稳定的作用，相反使患者症状更加严重。于是，国际社会开始禁止大麻，1925年签订的《国际鸦片公约》是第一个管理印度大麻的国际贸易条约。20世纪30年代，大麻脂被美国青年广泛接受，成为社会问题。1937年美国政府颁令限制大麻的使用。但在战后的美国，大麻仍十分流行。随着60年代“嬉皮士”现象的出现，整个欧洲也受到感染，此后大麻的滥用又被推向了世界各国，在中东、非洲、南美等地泛滥开来。
尽管大麻曾被医学界用来降低青光眼患者的眼内压，以及缓解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但世界卫生组织已于1954年、1957年两次作出印度大麻无任何治疗价值的结论。1965年该组织又指出：“滥用印度大麻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表现为服药者个人不能克尽其社会职能，且变得更容易做出非社会和反社会的行为，从而给社会造成经济损失。”到20世纪60年代，多数国家已加强了对大麻的贸易和使用的限制，并对非法拥有、出售或贮藏者课以重罚。据联合国的材料，在70年代每年约有21.5万公斤的大麻脂被各国政府查封。但大麻仍以地下的方式，为瘾君子们所服用，仅在美国，估计每年消耗量就达400万公斤之巨。
事实上，大麻在成瘾性方面是所有毒品中最微弱的。联合国有关(11)组织也曾指出：“大麻不是成瘾性药物，但是依赖性药物。”大麻服用者实际上在心理上引起了依赖，即使是长期使用者，只要停用2—4周即可消除其影响，而不会像停用吗啡、海洛因那样出现生理症状而死去活来。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大麻能引起持久的精神障碍，但是长期服用它可引起个人的注意力不集中及丧失社会责任心。另外，吸食大麻会经常感染支气管炎、鼻咽炎、哮喘等疾病，并伴有畏光、心动过速、脑功能降低、生殖能力和免疫能力减弱，易致癌，易患精神错乱等症。
此外，非成瘾性但可列为依赖性药物的还有麻黄与曼陀罗。麻黄（Ephedraccae）是裸子植物，属麻黄科，有40多个种类，为多年生灌木。它生长于多沙地带、沙漠或干燥山地，分布于中国北方及亚洲、美洲及欧洲的干旱地区，麻黄的茎叶含有1％—2％的生物碱，主要是麻黄碱，又称麻黄素（Ephedrine）。麻黄碱对骨骼肌有抗疲劳作用，对支气管平滑肌有良好的解痉作用，是治疗哮喘的特效药；它对心血管系统具有重要影响，能使冠状血管扩张，增加冠脉流量，对心脏也有强大的兴奋作用。如大剂量使用可以兴奋大脑皮质和皮质下中(12)枢，引起精神兴奋。
中国古代医家曾利用麻黄来煎汤制丸，医治头痛发热、气喘、风痹不行、伤寒感冒等症。这些在《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本草》等著名药书中均有详录。由于麻黄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因此，近代外国医商曾在中国大量收购麻黄草，如英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宝威大药行，在1910年后每年收购麻黄，多时达100万斤，然后运回(13)英国制成麻黄素片，再返销中国。由于麻黄素具有强大的兴奋作用，因此在许多国家被人们作为兴奋剂或毒品而广泛使用。从麻黄草中提炼出的麻黄素是一种蜡状固体、结晶或颗粒物质，掺入其他化学物品后就能充作毒品。
曼陀罗为茄科植物，有白曼陀罗（Datura Metel L）、毛曼陀罗（D．Innoxia Mill）等品种，主产于中国的江苏、浙江、四川等地，古代医师用于治疗慢性哮喘、痹痛、祛风、止痛、跌打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等。古人已知其种子有剧毒，可引起口干、肤红、头晕、瞳孔放大、昏睡等症，重者甚至会引起呼吸停止而死亡。
曼陀罗含有0.22％—0.5％生物碱，主要有阿托品（Atropine）等。在医学上它能抑制腺体的分泌并扩散瞳孔，一般用于平滑肌痉挛、胃与十二指肠溃疡、眼科诊治等临床治疗。但由于阿托品的过量使用能引起心率加速、兴奋和幻觉，因此亦受到吸毒者们的欢迎。
此外，茄科植物莨菪（Hyoscyamus niger L）以及天仙子、华山参、天棚子等均含有阿托品等生物碱，是医界慎用的药品。
安非他明和“冰” 1919年，一位日本化学家合成了第一种人工合成兴奋剂——苯丙胺，即安非他明（Amphetamine）。该药为无色、流动、缓慢挥发性液体，初被用于治疗成人肥胖症及小儿运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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