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世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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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书试读：

若是张望“明年此时”，则不免胆寒，毕竟那还不足以与当下的种种牵扯和负担拉开无论是冷静抑或抒情的距离。然而想的若是“十年后”，就像电影里过场的一个黑镜头，两秒钟，一整世界的声光气味都两样了，中间那每分每秒拖曳着积累着的光阴也不用想了，多省心。

设若现在给我一个两秒钟的黑镜头，场灯再亮时，会看到什么？

头发不用说是夹灰杂白了，而那应该会让我欣慰，只要它们还愿意尽量留在头皮上。

依然地脸皮太薄，心肠太软。依然地怕麻烦，为了息事宁人而甘愿吃亏，并且找出种种借口自我说服。依然地逃避许多早就该做的事情，只偶尔独坐惊觉，照平均曲线算来，余生的长度，早已少于先前不经意大把浪掷的岁月。然而那样的想法不免令人沮丧，于是起立，开冰箱或者电脑，很快把这样的念头忘记。

依然地不能忘情于那些躺在种种橱窗里陈列着的，即使真的拥有了初具规模的银行账户，恐怕仍然不会出手─那些美丽不可方物的，一旦迎回家来，既知自己没有时时勤拂拭的耐心，那么美丽势将成为浪费，或者不堪的负担。

又或者到了那个时候，美丽不再诱人，连瞻望也懒得了。更可能的是，欲望也会升级，脚步移到了更华美的橱窗前去。然而这些都只证明了自己其实不缺什么。像谁说过的：“生平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你看看就连恨，也恨出了玫瑰金的颜色。

依然地有许多必须的任务，贷款和账单的规模亦随年岁而升级，遂更无暇思索那些玫瑰金的遗憾。贷款和账单换来的那些，一旦多少符合了远房亲族聚会时总要拿来掂量的加权项目，你假装不在乎，私下却衷心而俗气地快乐。

依然地留着右手的指甲而剪净左手的，维持这莫名其妙的习惯，尽管那柄二手老琴锁在箱里，一年难得弹两回。妻亦如往年那样，你弹起琴来，她便立时沉沉睡去。

依然地怀着旧，而因为年岁添长，那些旧，益发地显出了不合时宜的遗老气味。因为不肯承认，依然地叨念着回望是为了前路云云，浑然不觉这些年便是一直背对着前路，倒退走来的。

依然地虚荣，不甘寂寞，好卖弄，好为人师，只是搬弄的姿态与语言益发柔软，连自己都骗过了，于是自以为人格愈发圆满，殊不知到了这把岁数，早已不是佯称谦退以让出空间容纳赞美的时代。

你渐渐不能分辨青年人望着你的神情，那眼中的笑意，究竟是赞叹抑或鄙薄。估计大概要再多一个十年，才能够放下这些焦虑，毕竟到那个节骨眼上，很多事情反正是即使想在乎亦无从下手了。

我本是乐观的人，但总习惯先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不希望那黑镜头来得太早，而宁愿多一点时间幻想、闪躲、等待。二○○七辑一烟花与火焰的种子[1]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边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边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榻榻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啷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的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The 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霎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题“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1]“六年级”指1971年至1980年生人，约等于大陆所谓的“七○后”。一九八三年出版《未来的主人翁》内页，《亚细亚的孤儿》仍有“致中南半岛难民”副标题。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来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 红蚂蚁第一张专辑《红蚂蚁》（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一九八六）、黄韵玲《忧伤男孩》（一九八六）……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沉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

一九八八年“中广青春网”开播，翌年上大学之前的暑假，我应邀在蓝杰的“回到未来”节目担任固定来宾，逐周介绍The Beatles，这是我DJ生涯之始。同时，台湾渐渐有了“地下音乐”和“地下乐团”的聚落，这两个名词，就跟彼时同冠以“地下”两字的“地下电台”、“地下舞厅”一样，充满了八○年代末落草结党的边缘气味。同人厂牌“水晶唱片”办的“台北新音乐节”史诗般聚集了林暐哲、李欣芸、吴俊霖（伍佰）、叶树茵、史辰兰这些名字。王明辉领军的“黑名单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一九八九），是台湾第一张福佬话发音、深具政治社会意识的摇滚专辑，他们巡回校园，在台大福利社前的院子开唱，同学们端着便当凝神倾听陈明章唱《庆端阳》，林暐哲唱《民主阿草》。陈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议的老兵，高声干骂，全场鼓掌：透早出门天清清，归阵散步来到西门町看到归路的警察和宪兵，全身武装又搁向头前害阮感觉一阵心头冰咱来借问矣警察先生：今嘛已经“民国七十八年”是不是欲来“反攻大陆”准备战争？

还有拄着一副拐杖、个头瘦小的叶树茵，她唱了《伤心无话》（陈主惠是不是在她旁边拉大提琴？），还有Suzanne Vega的Marlene on the Wall。歌声凝练澄澈，足以镇住那个躁郁症的年代。

我这个“外省囝仔”是从《抓狂歌》才开始学福佬话的。专辑问世适逢解严后首次“大选”，本想紧扣沸腾的社会气氛，卖个一百万张，没想到全部歌曲被“新闻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为小众经典。所谓“台语摇滚”，还是得等一九九○年林强推出《向前走》才真正蔚为风潮。MV里的林强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台北车站大厅群[1]舞，高声唱着“啥咪拢无惊”，一无所惧，理直气壮，仿佛未来只能是一波持续涨潮的大浪，一条不断上升的长红曲线。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母语歌”的脉络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铺陈。听听潘越云一九八三年的《胭脂北投》，甘侬作曲、林边作词的《心情》，已为后来陈明瑜、路寒袖的“雅词”路线做了漂亮的示范：心情亲像一只船，行到海中央海涌浮浮又沉沉，就是阮的心情每日想伊想不停，亲像风吹一阵又一阵每夜做梦梦见伊，亲像伊在阮身边为着要见伊，只有梦中去为着梦中见，日时变半暝心情亲像一片云，飞到天西边日头落山的黄昏，就是阮的心情……[1]即“什么都不怕”的意思。设计者Akibo的巧思让《抓狂歌》的录音带恰似一盒保济丸。

还有一九八七年陈扬作曲的《桂花巷》，吴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词：想我一生的运命，亲像风吹打断线随风浮沉没依偎，这山飘浪过彼山一旦落土低头看，只存枝骨身已烂啊，只存枝骨身已烂……花朵较丑嘛开一次，偏偏春风等袂来只要根头犹原在，不怕枝叶受风台谁知花，等人采，已经霜降日落西啊，已经霜降日落西……

阿潘这一路的探索与积累，到一九八八年《情字这条路》开花结果，用时新的国语唱片制作手法，做出了轰动市场的“新台语歌”专辑。这种兼容并蓄、熔铸新旧的路线，大约在一九九二年江蕙《酒后的心声》臻于极致，终于打破了“台语歌”与“国语歌”之间族群、阶级的藩篱，从农镇渔村的家用伴唱机到都会上班族聚集的KTV，人人歌之不辍。我自己是在多年后才回头补课，重新认识那些年少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免轻忽的歌，从而对彼时创作制作团队的才情与野心佩服不已。

一九九一年，仍以本名吴俊霖行世的伍佰在罗斯福路和平东路口地下室的“息壤”驻唱，我和好友吴清圣常常攒了钱一块儿去看。为伍佰暖场的是一对来自淡水的“那卡西”盲歌手，他们每周固定在“息壤”演唱，现场观众大多心不在焉吃喝聊笑，报以礼貌的掌声，谁都没想到金门王、李炳辉会在六年后以《流浪到淡水》红遍全岛，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伍佰那时玩的是蓝调味儿极重的摇滚乐，新创曲之外，他改编了几首古老的台湾歌谣，赋旧曲以新生，尤其令我惊奇。周添旺词、杨三郎曲的《秋风夜雨》（一九五四）原是哀婉的慢歌，在伍佰手中变成了快板的重摇滚，电吉他riff密如骤雨，伍佰在炽烈的灯光中挥汗唱道：风雨声音扰乱秋夜静，时常听见蚯蚓哮悲情引阮思乡不知雨水冷，自恨自叹幸福未完成啊……前途茫茫，宛然失光明！

唱到这儿，伍佰总会倏地抬起弹琴的右手，遮住双眼。一个不能更简单的动作，却辐射出极其迫人的气势，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伍佰万夫莫敌的舞台魔力。他把一首悲情苦闷的“老台语歌”化成了澎湃激狂集体宣泄的仪式，台湾人几代的压抑，仿佛都在他粗犷的歌声和暴烈的电吉他中一夕释放。

尽管首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一九九二）销售惨淡，但伍佰的现场煽动力很快在台北艺文圈传播开来，“息壤”烟雾缭绕的地下室挤满了看客，大家猛力敲着啤酒瓶，跟着他一起大吼“思念亲像一条河”、“爱你一万年”。后来他转战光复北路的“The Gate”，门票也跟着涨价，伍佰演出当天总有长长的人龙，成为街头一景。一九九四年伍佰在“魔岩”推出《浪人情歌》，次年出版《枉费青春》实况专辑，靠着一场场演出累积的人气，专辑相继狂卖数十万张，把伍佰推上了巨星的舞台，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占领娱乐版面的吉他英雄。伍佰后来在《树枝孤鸟》（一九九八）、《双面人》（二○○五）继续探索母语摇滚，成果斐然。有人认为他在离开“地下音乐圈”之后的作品不若“波丽佳音”时期的少作，我是始终不同意的。

一九九二年，还在“青春网”当实习DJ的袁永兴在录音室放了一首歌给我听：第九届“大学城”比赛的冠军作品《问卜歌》，来自文化大学，竟是用客家话唱的！永兴说，比赛前夜，他看着他们在宿舍屋顶对着星空弹唱，感动得无话可说。衬着激切的刷弦和提琴，谢宇威高亢的嗓音扬起，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新生代创作的“新客语歌”：今夜又是汪汪的月光，月光恁靓一切不如昨？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今夜又是炎炎的端阳，稼埕唱山歌的阿伯今何在？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今夜又是舒爽的中秋，公厅讲古的叔婆今何在？啊！观音佛祖，妈祖娘娘，义民爷爷，弟子请问啊！今夜又是难得的上元，你屋下的人到哪去？上班的上班，赌博的赌博，签牌的签牌汤圆没得吃哪……

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那温度、那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截然不同，却都满溢着一股躁郁的时代气味。谢宇威能唱能画，为人慷慨善良，创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来屡为生计奔波，却从未放弃音乐理想。二○○三年独立制作的《一侪·花树下》细腻而大气，是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

九○年代初，几个和我同龄的淡大学生组成“观子音乐坑”乐团，企图融合客家歌谣和摇滚，唱了不少带着草根实践意识的歌。后来“观子音乐坑”改组成“交工乐队”，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陈冠宇结为好友，才认真回头补听他们“观子”时期的歌。也是通过他们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一九八一年，搞乐团出身的吴盛智就已经做出了极为老辣的客语摇滚专辑《无缘》，实验的步伐踏得比罗大佑还远。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八三年吴盛智车祸骤逝，念兹在兹的原创客语专辑没能做完。这个任务得再搁上几年，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完成了。我想吴盛智在天之灵，若听到《我等就来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军》（二○○一）和“交工”解散后林生祥与“好客”乐队的作品，应该会很欣慰后继有人。

读台大那几年，校门口常有学生拉起布条示威，邀来刚出狱的党外前辈讲演。我的福佬话程度仍然太差，只能从声嘶力竭的长段演说勉强辨认若干单词。一位大气科学研究所的学长常在那些场合头绑布条背着吉他登台，弹唱火力旺盛的抗议歌曲，一口福佬话道地弹牙，行云流水，功力极是要得，连我这种听不懂歌词的都被打动了。他叫朱约信，后来在“水晶”出了DIY式的个人专辑，请来吴俊霖担任客席吉他手。专辑内页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园美女，和里面那些抗议歌曲的主题毫无关系，据说那是朱约信的女友，后来两人果真终成眷属。当年我们常常借台大对面巷里的长老教会视听室看“艺术电影”，那台大电视旁边摆了满满一柜录音带，都是朱约信的田野录音记录，记得其中有一整排陈明章的校园巡回实况。这么多年了，我仍偶尔痴想那些录音不知有无机会重见天日。

一九九四年朱约信以“猪头皮”之名进军主流市场，推出了极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水晶”则在亏损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将达时运不济，内外相煎，空有经世抱负，却总是功败垂成。在那个畅销唱片动辄几十万张的年代，“水晶”出版的专辑没有任何一张沾得上“畅销”两字的边，却着实启蒙了一代文艺青年。想来不少当年的热血知青，老家抽屉里还藏着一排“水晶”卡带舍不得扔呢。

一九八九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红特红，专辑狂卖八十万张，打破国语专辑销售纪录，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更是气势如虹，卖破一百万张。我忙着听老摇滚和台湾“地下音乐”，对它们反倒没太着意。股市、六合彩、房地产和街头运动一齐狂飙，“台湾钱淹脚目”再次成为流行语，许多暴发户开始牛饮XO、戴一只镶满钻石的“满天星”手表。系里一位学长也在号子开了户，赚了大钱买了车，都不大来上课了─当年一个文学院学生竟拥有自己的四轮轿车，看在苦哈哈的同学眼里，简直近乎“阶级敌人”。学长走闯江湖，人面甚广。一次他亲口跟我说，他的后车厢里，藏着一支黑星手枪。

回想起来，那恐怕是我这辈人经验中最接近“乱世”的时期了。一九八九年年底，滚石唱片邀集旗下几位顶尖创作歌手出版合辑《新乐园》，当时还是“小众歌手”的陈升录了一首长达六分半钟的《细汉仔》，描写庄脚囝仔到台北闯荡江湖，在黑金横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终于成为枪下亡魂：阿妈带着媳妇哭哭啼啼找到了城里酒店的老板四处回避，他正忙着竞选“立法委员”带话的人说：“哭么我找无你尪”在一个寒冷无风的夜里有人静静地漂浮在新店溪细汉仔这一次终于真正的不言也不语……

一九九二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百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上演。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精神导师。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的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忘了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屌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仿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纽约还是水牛城对不对，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五○、六○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重新数位化，发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的《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屌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一九七五——一九九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象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一九七五——二○○五台湾流行音乐二○○最佳专辑》（二○○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的“民歌二十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二十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件差事，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几十年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工作内容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内页写下的那段话：虽然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知道我进步在哪里。因为我清楚我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会塞一首不痛不痒的歌在你手里，你会了解的……开阔我们的心胸视野吧！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后来的人更好走。否则，三十年风水再转以后，我们可别再听到我们曾经抬头问的那一句话：“这一大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二○○九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

电台那部Studer盘带机终于要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九九○年夏天学会的那些本领，终于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事实上，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中晚了许多。早在二○○七年，就听说磁带大厂Quantegy不再生产盘带，电台辗转买来了最后一批存货，囤起来慢慢用─每卷可录一小时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盘带，品质极佳，“类比（analog）时代”的唱片业，便是用这种磁带做专辑母带。但电台盘带是耗材，使用量极大，必须一再消磁，重复使用。每次消磁，音质总有损耗，最终只能报废。

工程部买进的那批盘带，过了这几年倒还堪用，但盘带机的替换零件愈来愈难找，维修成本愈来愈高，简直跟保养古董车没有两样。这家电台，大概是台湾硕果仅存还留着盘带机服役的广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电脑录音系统，盘带退居“备份”地位。它们终将步上匣式、卡式录音座与LP唱盘的后尘，“类比时代”的种种辉煌，像没落的贵族，只能是夕照中苍凉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舍，不仅因为一九九○年在“中广青春网”学会的盘带剪接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也因为记忆中那幅题为“播音室”的风景画，从此不再完整─ 一按开关便吱吱震动的消磁机，按下“rewind”便会迅疾退带到底的盘带机（同时音乐和口白都以压缩数十倍的速度倒放出来，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纸匣子里的四分之一英寸盘带，一盏盏明灭的“播音中”红灯，一扇扇极之厚重的装着两层玻璃的隔音门，一排排饰以各色灯号的音量推钮，一只只悬臂吊着或者立座夹着的麦克风，一副副接着蜿蜒讯号线的大耳机……它们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儿时记忆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员的孩子，很早就从父母那儿学会一口标准的“播音员国语”。母亲从小就常带我去电台，偶尔工作忙不过来，还会让我自己招计程车过去找她。我上了车，熟极而流地说：“麻烦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中广公司。”便常有开车的外省伯伯用家乡腔惊奇地问：“小弟弟，你是哪里人哪？国语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哪？”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那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耸入云的豪宅，然而只要闭上眼，我仍能细细忆起那幢被铲平之前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太大的“中广大楼”─ 院子入口是警卫室，戒严时代，电台和军营阵地、政府机构一样是“保防重地”，但警卫阿伯都认得我，所以挥挥手就放行了。穿过院子，左边还有一幢楼房，高悬着“中广”的标帜。走进门厅，地板铺着沟纹密密的深红塑胶毯，若是下雨天，鞋底总会在那上面踩出叽叽的声音。来客得在门厅的接待处填表登记，但里面的叔叔也认得我，就让我进去了。左转是著名的“中广”音乐厅（我曾参加的“中广儿童合唱团”每周在那儿集合练唱，八○年代末薛岳主持的“周日新鲜派”在那儿办过许多摇滚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后他主持的最后一集节目，他唱《失去联络》，所有人哭成一团），右转有一间极大的录音室，是录广播剧的场地，摆着许多制造声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头楼梯。我小时候曾在那儿客串过一出广播剧的孩童角色，台词不超过三句，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冷气开得极强，人都冻傻了。

直直穿越大厅，楼梯向左右分开。一层层往上走，有一处角落陈列种种电台历史文物，墙上挂着课本里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那帧“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仰角照片。记忆中，橱窗里便展示着那支沾过“总裁”口水的老式麦克风，和许多古旧的电波发射器、真空管之类的历史器材。除了偶尔到访的外宾，大概只有我这个孩子，会对着橱窗里那些乏人问津的陈旧物事痴痴傻看吧。

母亲的同事也都是播音员，每个人讲话声音都好听，也都喜欢跟我聊天。主持“儿童的音乐世界”的李娓娓阿姨觉得我“口条”还不错，干脆邀我每星期在她节目里说一则故事，材料随我挑，单元就叫“小球说故事”（我幼时小脸圆圆肉肉，故名“小球”，长大才变长脸），那时我是小学三年级生。起初录节目动员全家人助阵，连念幼稚园的弟弟也来了，大家分配台词、制造音效，俨然广播剧的阵仗。后来做熟了，常常一人分饰多角，独自搞定，末了甚至得意忘形，态度有点儿随便起来。母亲曾经听了一辑，皱着眉头说：“你自己也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吧。”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很久。

当年录节目是有钟点费的，钱由母亲代领，但我有一本小册子，每笔收入都郑重其事记在上面。加来加去不过几百块钱新台币，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很志得意满了。况且，每星期去“中广”，警卫室阿伯若是盘问来意，我的台词不再是“我来找我妈妈”，而是“我来录节目”─多专业！多得意！“小球说故事”做了一两年吧，手边合适的故事书几乎都用完了才喊停。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小播音员，我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口齿大概还算清晰，风格中规中矩，绝对称不上大方活泼，可能还有几分老气横秋的油条味儿（若我今日听到一个孩子那样说话，应该会非常厌恶的）。除了一开始进录音室必须知道的几项基础知识（比方讲话不要太贴麦克风免得“喷麦”、怎样比画手势和玻璃对面的录音师叔叔沟通），我不记得李阿姨或母亲可曾对我施以任何“播音员训练”，我猜她们应该没有什么“培植”之心，丝毫没想过要让我变成“广播童星”。那时候做节目从来没怎么在意“听众”这回事，甚至好像也没有收到过什么听众回应─就算有，我也记不得了。

就这样，糊里糊涂客串了一阵子小小播音员，若说这就叫“入行”，实在有点儿牵强。但这样玩过一阵之后，播音室便可以不只是“妈妈的地方”，偶尔也不妨是“我的地方”了。

再次让播音室变成“我的地方”，得等到一九八九年，考上大学等着上成功岭的那个暑假。在“中广青春网”主持老歌节目“回到未来”的蓝杰阿姨，通过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在她的节目开一个单元，详细介绍披头士（The Beatles）─或许她看到了我在高中校刊写的披头士文章吧。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正巧是母亲二十多年前开始做广播的岁数。蓝杰，才是正式带我“入行”的恩人。

母亲当时是“中广青春网”的总监，这个频道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候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啊，是的，那时候年轻人不再说“节目主持人”，要改称“DJ”了。“青春网”的DJ几乎没有人在乎“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英文腔、台语腔……荤腥不忌，冶于一炉。须知在此之前，任何人要在官营电台做节目，一口“播音员国语”永远是最起码的条件，“青春网”率先打破这门规矩，从此解放了收音机的“口音”。此外，“青春网”也是台湾第一个开放“叩应”（Call in）的官营电台。当年媒体尺度不比现在，万一现场叩应被“匪谍”或者“少数阴谋分子”渗透，当着全台听众大呼口号，必将惊动层峰、株连无辜。于是特别规定“叩应”内容必须先录下来，确定没问题再播出。收音机里的叩应，其实是几分钟前录的。

当年那群“青春网”DJ，个个生毛带角，个性鲜明：热爱重金属的Robin（后来进军电视圈，成为赛车评论员）、主攻重摇滚老摇滚的杨嘉和于婷（人称“摇滚皇后”）、专精爵士乐的赖声川、介绍英伦“新音乐”的程港辉（爵士乐功力也极其深厚）、主讲乡村乐的蒋国男，都是“活字典”等级的厉害角色。彼时舶来音乐资讯珍罕难寻，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阵容华丽的“青春网”DJ们简直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每天送来的电波，都埋藏着启蒙的密码。

蓝杰是杨嘉的姐姐，早年曾经做过翻版唱片生意，除了排行榜金曲，也曾引进许多西洋摇滚前锋作品。杨嘉始终在唱片圈工作，蓝杰的正职却是寿险业务。这对姐妹音乐功力深不可测，一肚子掌故信手拈来，都是作论的材料。她们的节目各擅胜场：杨嘉口味比较重，精神核心偏向七○年代前卫摇滚与重摇滚，蓝杰的情感则更靠近五○、六○年代的摇滚启蒙期，气质温润一些。

蓝杰约我喝咖啡，我带着一册密密麻麻写满研究笔记的本子赴会，忐忑而兴奋地做了一场披头士历史大河剧暨广播节目专题规划简报。她似乎对节目内容一点儿都不操心，悠悠聊了些不甚相关的家常话题，便把这事讲定了。自此，我每周在“回到未来”担任客席DJ─事隔多年，又得每星期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报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广”专用盘带，录有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最初的demo，广播人陶晓清提供。这是带宽1/4英寸、盘径七英寸半的小盘带，业界常用的还有十英寸半的大盘带。

从“中广”大厅楼梯上去左转，弯进窄窄的走廊，便会通到第八控制室，简称“八控”。你远远就知道那是“青春网”的专属录音间，因为它从里到外贴满了摇滚海报。“青春网”是当年唯一规定所有主持人都必须“自控自播”的电台，DJ必须坐在中控台前，一边讲话，一边操作两部LP唱盘、两部CD机、一排匣带机、两部卡式录音座、两部盘带机……右手边那面墙排满了CD，左边和后面的墙则排满了匣带，包括台呼、jingle、广告、片头片尾、串场音效、常备歌曲和每周更换的推荐新歌─现在的电台已经看不到匣带，都改用电脑了。

一九八九年夏末某日，“回到未来”披头士单元第一次录音。我全身僵硬，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极其别扭，那些熟悉的机具，看上去蓦然显得巨大无比。ON AIR红灯一亮，蓝杰简单开了个头便让我接着讲。我一口气独白十二分钟，才让她有空插嘴播歌。然而她一点儿都不着急，微微笑着，让出空间，尽我自己慢慢找到更合适的节奏。那一天，开启了我的“DJ生涯”。“回到未来”的录音时段多半定在中午，我总是从家里踩脚踏车去仁爱路三段的“中广”大楼，十分钟就到了。蓝杰每次都会买两个便当等我一起吃，我们就坐在安静的播音室里吃饭闲聊，吃饱才上工。有一次录音，正说到关节处，一个排骨饭味道的饱嗝涌上来，我努力要把它压下，一句话憋到一半变成牛鸣。蓝杰扑哧一笑，倒带重来。于是我知道：上节目还是尽量别吃太撑，万一是现场直播就糗大啦。

在蓝杰节目当了好一阵子特别来宾，披头士之后，又陆续介绍了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做过一系列蓝调溯源的专题，还有万分艰难的鲍勃·迪伦（Bob Dylan）。滚石介绍告一段落那天，蓝杰问我接下来还想介绍谁呢？该轮到迪伦了吧。我叹道，迪伦很难哪，恐怕得给我半年来准备。一旁的录音工程师翻了翻白眼说，哼哼，半年？大概不够哦。我被他这么一激，当场决定非做到不可。

若要“攻读”迪伦大量用典、雅俗混搭的诗句，唱片里没有歌词，“圣经”只能是母亲珍藏多年，收录他历年歌词、诗作、素描的精装大书《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Writings and Drawings of Bob Dylan），遇到读不懂的字词，便得翻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当代俚语俗语辞典》。至于字典查不到的时代掌故，还得翻阅四五种版本的迪伦传记。对付迪伦那些繁复晦涩的诗句，我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逐字详解变成“摇滚英文教室”，索性自费影印歌词，听众把回邮信封寄到电台，我就奉送一份“讲义”。每个月，我都会抱着那一大册《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到对街便利商店一页页缩小复印，剪贴完稿，拼成双面A3尺寸，再回去印几十份，一一折好装封投邮。当年做这些丝毫不累不烦，只觉得能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私心喜欢的音乐，是最最快乐的事。

那年头的听众也很够意思。广播听完，心情激动，于是专程去文具行买信封信纸邮票，写下洋洋洒洒的收听心得，出门找邮筒寄出，然后天天守着收音机，期待主持人会提到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场景，如今早被email和网络留言板取代。然而当年家用传真机尚不多见，网络更是闻所未闻。除了现场“叩应”，信封信纸就是你和“收音机里那个人”唯一的互动渠道了。“中广”毕竟是电台霸主，台澎、金马，甚至福建沿海都听得到“青春网”，听众回信也来自四面八方：中学女生常把信纸折成花里胡哨的立体工艺品，我拆读之后永远折不回原样。准备联考的高三男生密密麻麻写了四五张信纸痛陈教育体制的扭曲与不义，仿佛我是世间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一次重感冒，我请听众原谅自己讲话瓮声瓮气，东部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竟亲手织了围巾寄来。还曾经收到一封监狱来信，薄薄一张十行纸，字迹工整，称赞上星期节目放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受刑人写信大概有字数限制，内容很短，段末还有典狱长之类的审批印章。我努力想象那人在监舍吃完牢饭，扭开收音机凝听老摇滚的画面。那个星期的节目，我又特别送了一首亨德里克斯的歌给他——但愿我播的是他翻唱迪伦的名曲《沿着瞭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一定有办法逃出这里”，小丑对贼说“这里太混乱，我再也吃不消”……

这些来信，让我初次窥见了广播这一行的魅力与风险：原来我在节目里放的歌、说的话，真的会对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想想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熬夜写的长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也才十九岁，却骤然感受到“公器”两字沉甸甸压在肩头─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放放老摇滚过把瘾而已。

我始终梦想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节目。大二暑假报名参加“青春网”DJ储训班，学会操作“八控”所有的播音机具，包括那座巨大的盘带机。后来屡获金钟奖的袁永兴那时也还是大学生，是一起受训的“同梯”。如今名满天下的吴建恒当时初出社会，考进“青春网”担任节目助理，待遇菲薄，工作却很辛苦，真的是“从基层干起”。

那个夏天，是我生平仅有的正式“播音员训练”。上完所有课程，每个学员都要录一辑自制节目作为期末验收，交给资深DJ群评分。尽管我结讯成绩名列前茅，“中广”长官考虑母亲身为总监仍宜“避嫌”，终究没有让我“扶正”当主持人。“自己的节目”这个梦想，还得再等好几年才能成真。但当年学的那些本事，还是很受用的。

彼时“青春网”借镜美式广播风格，力求生动活泼的“临场感”，最忌逐句念诵广播稿，更忌言不由衷的熟词套语。我们学到广播的大敌是“死空气”（dead air）─寂静无声的“冷场”。电台从开播到收播，中间绝不能出现超过五秒钟的“dead air”。事实上，几乎所有稍微像样的电台都有自动防止“dead air”的机制，万一“冷场”秒数超过设定上限，播音系统会自动插播音乐，工程部则不免兵荒马乱，检查直播器材是否出了问题。“防冷场”是每个DJ的本能，内行DJ都会利用歌曲前奏、间奏、尾奏插入口白，避免dead air趁隙而入。我们学会在播歌同时切换耳机频道，计算下一首歌的前奏与间奏秒数，务求开场口白刚好收在演奏完结、歌声初起处。若歌曲没有前奏（DJ行话称为“cold”，我总有“冷不防”的联想），也可以利用前一首歌的尾奏介绍下一首歌，或者挑一段衬底音乐作为过场。一旦驾轻就熟，接歌、插话，都可以和呼吸一样自然，一段短短的口白便可以制造悬念、煽动情绪、转换气氛。这些技巧现在未必稀罕，当时却很新鲜，在“青春网”之前，只有讲英文的ICRT听得到这种风格。

当年的训练，让我和许多同行一样，养成了“防冷场”的本能。即使出了录音室在人前讲话，也无法容忍一两秒钟的空隙，总有出声“填补”的冲动。幸好稍有自觉，总算没有变成社交场合爱插嘴又满口废话、习惯自言自语的家伙。

节目做得多了，我也尝试体会广播这门媒体的特质。我发现“听广播”常常是私密的“一对一”经验，许多人开着收音机只为驱赶寂寞，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试着营造“促膝密谈”的气氛，精心掌握“你”、“我”、“我们”这些词的落点。广播没有视觉刺激，一切全凭声音，所以一段节目要传递的信息量必须精准拿捏，不可贪心，“松”一点，效果或许更好，语速也宜放慢。初做节目，一紧张就愈讲愈快，唯恐准备的材料用不完，后来连自己重听都不免吃力，于是必须在笔记本写下斗大的“慢”字自我警惕。我发现，自己觉得“慢”的时候，听起来反而刚刚好。

我还发现，广播听众有太多游离的“过路客”，他们无所谓现在是谁主持、正在进行什么主题，只要音乐不难听，主持人声音不讨厌，他们便可能逗留在这个频道。节目进行的每一秒钟，都可能有“新客人”转进来，你得尽全力留住他，不让他转台，而这并不简单。于是即使进行的是连续好几辑的主题，我也假定每次至少有一半听众是初次收听的“新客人”，这样做起节目，口气就不一样了。广播跟任何媒体一样，绝不能“关门自爽”，我觉得这样的认知，也是播音员对待听众的起码“礼貌”。

大三那年，于婷也邀我在她的节目开单元。与蓝杰温和持重的主持风格相反，于婷走的是“豪爽”路线，很有“大姐头”的霸气─我见过她在直播室放着撼天动地的摇滚，单脚脱了鞋盘坐在旋转椅上，披着一头乱发，聚精会神拿一把小剪刀对付分岔的发尾，表情肃穆，仿佛那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

有一天，我放洛·史都华（Rod Stewart）的《玛姬梅》（Maggie May）。于婷关上麦克风，跌入回忆，絮絮跟我说起当年她还是个小太妹，翘课和姐妹淘在Pub闲混，双脚翘在墙上，仰天喷烟，百无聊赖，店里喇叭震天价响，放的便是这首歌：“起床了，玛姬／我有话非得跟你说／已经九月底／我真的得回学校了……你引诱我离家出走／只为拯救你的寂寞／你偷走我的心／那痛苦让我难以承受……”

还有一次，我提到披头士名盘《花椒军曹》（Sgt. Pepper）当年在唱片中央那圈沟槽暗藏了一段奇怪的拼贴音效，有人言之凿凿，说反过来“倒放”会听到一句脏话，但那段音效在美版唱片是找不到的。于婷闻言大为兴奋，决定追求真相─毕竟是“中广”，资料室竟让我们找到一张一九六七年日本东芝印行的原版唱碟，胶盘还是红色的！盘况奇佳，看似很多年没人拿来播了。我们把那段音效用唱机转录到盘带，再把那段盘带剪下、两头反贴，七手八脚弄了一个多钟头，终于听到传说中的“魔鬼密码”。老实说，效果诚然十分诡异，但很难说是不是脏话……现在若用电脑软件，两分钟就能完成这桩工程，却少了当年“动手做劳作”的乐趣。“中广”资料室曾经珍藏成千上万的原版唱片，那是好几代人的积累。后来电台拆迁，那些唱片整批论斤卖给了资源回收业者，一张不留。其中一部分流落到牯岭街和光华商场的旧书摊，剩下的或许都拿去填海了。早知如此，我当年该把那张日版《花椒军曹》暗干回家才是……

一九九三年毕业入伍，“青春网”也因电台政策改变，节目大幅调整，苦撑一阵，仍然忍痛收摊，我的“广播生涯”中断了两年。退伍初出社会，我又在“台北之音”李文瑗“台北有点晚”开了每周介绍摇滚的单元，仍然会收到听众手写的来信，仿佛“青春网”的时代并未终结。一九九八年，我总算拥有“自己的节目”，却只做了两个多月。那是一个叫“大树下”的电台─“水晶唱片”老板任将达不知如何说服了一家原本走“草根卖药”路线的地方电台老板，纠集一群热血青年，把它搞成一个全天候播放摇滚与另类音乐的电台。这事情实在太梦幻，果然也因广告业务欠佳，这场实验三个月便被迫结束，我的节目自然也告吹了。

后来陆续在几个地方开单元，延续“青春网”时代的“寄生”模式，直到二○○二年，才终于在News98有了每个周末属于自己的两个钟头。只做周末节目，其实有点儿像是电台的“化外之民”：周一到周五是广告业务兵家必争的时段，周末节目的广告，则多半是周间时段的“搭赠”，收听率压力相对也小一些。我做节目这些年，从来没有遭受“业务配合”压力，电台长官也从未干涉我的节目内容。能在拥挤的空中找到安身的角落，放爱放的歌，说想说的话，访想访的人，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即使在“青春网”结束多年之后，仍有好几位初识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他们如何把我的广播单元逐周录成卡带编号珍藏，甚至拷贝一份放在学校音乐社团，当成大家“自修摇滚史”的教材。这样的故事到了二十一世纪，竟又改头换面重来一次：这几年，开始有对岸乐迷逐期搜集我的节目录音，通过网络社群分享同好。前不久，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相告，他在一场音乐节的摊位上竟看到有人把我整年份的广播节目逐辑录下，烧成“私酿版”（bootleg）光碟摆售。老实说，还真有点儿“受宠若惊”─“入行”这些年，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讲的话、放的歌，竟会用这样奇特的方式，传播到无从想象的远方。

从十八岁暑假第一次在“回到未来”放披头士算起，我的“播音员生涯”，竟已占据一半以上的人生篇幅，眼看还要继续下去。然而每在播音台坐定，戴上耳机，“播音中”红灯亮起，兴奋期待之情，仍会油然升起─我从未厌倦这份工作，或许正是因为我从来不曾把它当成一份工作。于是倏忽二十多年，心情始终带着“业余”的轻松。然而，母亲说过的那句话，我也始终没敢忘记─“有没有认真，自己知道。”二○一○按：二○○五年蓝杰因淋巴癌辞世，得年五十五岁。当时我便默默告诉自己，要好好写点什么，记下印象中的“青春网”和我所记得的广播这件事。如今终于成篇，我竟已是她当年带我入行的岁数了。谨此对那位带我走上这一行的领路人，聊表谢意。那些惯于寂寞的人广播就像诗……做得好的话，就会像诗……广播节目不是“表演”，广播不属于演艺界，广播不会侵犯你，广播是有一个人发现某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要讲给别人听。你是在跟某一个人讲话，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伊丽莎白·海伊（Elizabeth Hay），《午夜知音》，八○页

打小，我常幻想自己躲在一个小纸箱子里，箱壁开一个小洞，让我偷看外间的世界。我将在里面装一部电话，这样既能跟外面说说话，又不需要暴露自己。

多年后当上了播音员，乃发现这份工作，完美地实现了我的童年幻想。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新鲜人的时候，曾经在一个传说中的广播电台打过一阵子工。每周一次，我在前辈主持的音乐节目里担任固定来宾，放放老摇滚，讲讲音乐掌故。那个电台叫做“中广青春网”，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送流行音乐节目，除了时新的排行榜金曲，也有爵士乐、怀念老歌、另类摇滚和重金属。那是舶来音乐犹珍罕如沙漠水源的“前网络时代”，对求知若渴的乐迷来说，这个频道便是“大开耳界”的启蒙之窗了。

那个暑假我在“青春网”接受储备DJ的训练，学会操作机关重重的盘带机、匣带机、唱盘、卡座，摸熟了那座满布按键和推钮的多轨录音台，练习剪接、cue歌、垫衬乐、算秒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真心爱上了广播，希望能当一辈子的播音员。

当时真正受用的，并不是学会怎样操作那些望之俨然的机具（尽管坐在器械环伺的录音室中央自控自播，确有类乎驾驶战斗机的快感），而是仿佛触摸到了广播这门行当的核心精神。

广播这个行业，就像小说《午夜知音》里老鸟说的，看似出风头，其实并不属于“演艺圈”。播音员的待遇向来菲薄，从来撑不起“演艺圈”最重视的“排场”。或许正因如此，播音员也比较懒于像“演艺圈”的角儿那样戮力钻营、厮杀逐利、争抢版面。电台的主事者，也往往愿意让播音员多一点儿自为、任性的空间。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便从这样的空间里冒出来了。“广播就像诗，电视像轰动的畅销小说。”——小说里的老鸟如是说。我则觉得，有时候，广播也很可以是散文。广播是斗室里的促膝长谈，电视则是千万人前的公开讲演。

广播惯于寂寞，惯于填补那些热闹之后的冷清，惯于绕开人多的地方，在荒地里生一堆火，让不想凑热闹的人也有个地方可去。依赖广播的人，多半也是惯于寂寞的：他们在漫漫长路上开着计程车或货柜车，在深夜准备期中考，在工厂生产线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在冷清的便利商店值大夜班，在槟榔摊包着菁仔。偶尔他们心血来潮，拨电话去叩应，这时候，播音员这头的寂寞，便和电话线那头的寂寞串在一起了。而所有聆听着的寂寞的耳朵，也都聚精会神地靠在一块儿了。

当初受DJ训的时候，我那做了几十年广播的母亲，也是彼时“青春网”的总监，曾经告诉我们这些抱着广播梦的小毛头：你面前这支麦克风是公器。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些人在听你说话、你的话又会带给他们什么影响，所以，绝对不可以在广播里宣泄未经处理的负面情绪。

于是，广播也可以是充满压抑和暗流的了——尽管我知道母亲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广播在本质上是“一对一”的媒体，然而我从来不曾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想象中的完美听众”。只是偶尔，我独坐在播音室，心力交瘁，耳机里只听到自己疲惫沙哑的声喉，我便会播送几首美好得近乎残酷的歌，并且幻想哪里有哪个听众扭开收音机，听到这一段，不禁开心或悲愤地骂声脏话。这样的想象，总是能让我好过一点。

我的母亲十八岁便入行做广播，父亲在电台工作时和母亲相识，两人恋爱没几个月便结了婚，婚纱照还刊在当年的《广播月刊》封面上。我有很多童年记忆的场景，都发生在电台——精确地说，是在台北市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的中广总部——那幢老楼如今早已被夷平，盖起了睥睨全台的豪宅，然而我仍能在记忆中一间间、一层层地把它重建回来。

我记得儿时去电台，母亲在播音室忙着，她的同事招呼着我，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一则社论剪报，要我念来听听，仿佛是要验证一下我的播音员血统。我也记得盘带急速退带到底时，磁带尾巴一圈圈打在机器上的啪啪声响，若不伸手轻轻摁停疾转的盘带，那尾巴最终会被打成碎片，纷飞掉落满地。

我记得录音室墙面由一片片打了很多小洞的吸音隔板拼成，墙上挂着一幅幅播音手势图解（播音员和录音工程师隔着玻璃，得靠手势沟通）。一次我闯进了最大的那间录音棚，那是录广播剧的地方，四散着制作音效的道具，体积最大的是一架可以搬动的木头楼梯，若有需要，演员便走上走下，踏出回音巨大的脚步声。

电台顶上巨大的天线塔，夜以继日向世界播送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明明有很多人在那幢楼里进出，记忆中的电台大厅，却总是安静而压抑，总是空荡荡的。仿佛隔音门一关，所有的喜怒哀乐，便都留在那一间间斗室里，而与旁人无干了。

读着《午夜知音》，几个人在荒僻的加拿大小镇电台偶然交集，各自背负着沉重的故事。这些故事一个叠着一个，终局却像书中人意欲用录音机替那冷冽的世界留下一些记录，最后拦住的，仿佛只是更多的寂寞和荒凉。想起书里的年代，距离儿时的电台印象并不甚远。于是便仿佛看到了明灭的ON AIR红灯，听见了厚重的吱嘎作响的隔音门，闻到了播音室里一排排老唱片混杂着故纸和塑胶的气味。

那好像是把我的童年幻想放大了几千几万倍：我从纸箱的小洞往外窥视，只有一望无际的冰原、永夜的天空和遥远的极光。拿起身边的电话，却无人语，只有风声，间以麋鹿成群踏雪而过的窸窣声响。二○○八注：《午夜知音》（Late Nights on Air）是加拿大作家伊丽莎白·海伊（Elizabeth Hay）二○○七年荣获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的长篇小说，繁体中文版由远流出版社发行。一九七六年那只可乐瓶

那是一只在神话场景中烁烁发光的玻璃瓶。热血歌手拎着它上台，慷慨陈词，然后愤然掷之于地，霹雳一响，流光四溅，全新的历史篇章于焉开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有一场民谣演唱会。据说，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了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道：“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那同学愠然回道：“只要旋律好，外国歌中国歌都唱。”胖子显然对这答案不满意：“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广播人陶晓清那天应同学邀约来主持节目，演出人并不是她找的。面对突然的尴尬场面，她试着打圆场，据说她是这么回的：“并不是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请问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

胖子有备而来：“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这是小说家黄春明的名言。

然后据说，胖子奋力把可乐瓶掷碎，吓坏了不少同学，接着弹起吉他，唱起一九四八年李临秋作词的歌谣《补破网》：见着网，目眶红，破到这大孔想欲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免希望为着前途针活缝，找家俬补破网……

这首歌曾和许多母语歌谣一齐被国民党禁唱，理由不外“传播灰色消极思想”。然而，它仍在民间传唱不辍，并在后来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披挂上更激切的象征意义。对听惯了卡朋特兄妹（The Carpenters）和约翰·丹佛（John Denver）的同学来说，这首歌未免太不合时宜，况且胖子的歌喉实在不怎么样。底下嘘声四起，胖子充耳不闻，又唱了一九三三年周添旺作词的《雨夜花》：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倘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若落欲如何？……

他甚至还唱了一九二五年黎锦晖写的《国父纪念歌》（原本叫《总理纪念歌》）：我们国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

是有那么几个人鼓掌，但嘘声更多更响。胖子生气了，他涨红脸说：“你们要听洋歌？洋歌也有好的！”于是他唱起鲍勃·迪伦（Bob Dylan）的《飘荡在风里》（Blowin’ in the Wind），一首曾在十三年前敲醒万千西方青年的歌：一个人要仰头几次，才能看见蓝天？一个人得长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的哭喊？得夺去几条性命，才能让他明白，已经有太多人死去？答案哪，朋友，飘荡在风里答案飘荡在风里……

唱罢，据说，胖子激愤呼吼：“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然后丢下满场错愕，下台离去。

这胖子名叫李双泽，时年二十七岁。九个月零七天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在淡水为救人被大浪卷走，得年二十八岁。从“淡江事件”到溺海身亡，短短两百多天，他身体力行，写下九首新作，包括后来传唱极广的《少年中国》和《美丽岛》。他始终念兹在兹地“唱自己的歌”，后来亦变成一代人朗朗上口的启蒙名句。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场突发事件，既无录音，更无照片，只有在场者的事后忆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话色彩。那只被砸碎的可乐瓶，在这段史称“淡江事件”或干脆叫“可乐事件”的传奇之中，始终是画龙点睛的关键道具。那瓶可乐，究竟背负了多少沉重纠结的历史情绪？

据查，可口可乐进入华人世界，始自一九二○年代，但流传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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