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卫民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研究试读：
前言
2011年，历史进入新世纪的又一个新的十年。回首过去，瞻望未来，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拐点。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也就是本书酝酿写作的这三年多时间内，有许多标志性事件已经发生。2007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中国的经济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依然保持了增长；此消彼长，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军民团结奋战，众志成城，抗震救灾，震撼世界；此次震灾对世界媒体进行了全面的开放，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望得以提升。同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惊艳世界，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叹为“无与[1]伦比”。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60周年大庆，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2010年5月1日，世博会在上海举行。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有一些非事件性的事实值得关注：2008年中国的网民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并持续领先增长，到2010年末达到4.57亿；2009年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一举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的国家实力在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提升，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不能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微观领域的传播效果研究和行政性的实证研究中，而需要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时间跨度和地理范围内考察传播现象，考察传播与世界历史格局演变的关系，考察人类传播行为在长期过程中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的关心指导和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论证下，经过多次推敲，笔者选择了“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这一理论命题来进行悉心研究。
即使是在“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这样一个相对单一的研究命题下，依然蕴含有相当复杂的问题，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例如，对当今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考察其历史兴衰命运变化过程中，与其传播基础结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别的什么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其深厚的内容值得研究，这样就无法在一本专著中涵盖完全。再如，对于国家兴衰过程中，传播媒介本身究竟是如何发展变迁，并与国家命运相互作用的？这也需要对媒介传播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力量、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和论证。此外，当代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对于国家命运有何冲击与影响？对此进行分析，特别需要把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传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政治控制直至到军力发展的各种内在机制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本身，都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辩证的、系统的研究来完成。然而，由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都无法统摄在本书中。
因此，为了使研究集中于一个关键结点，本书定位于考察“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第一章章名，专注于考察国家兴衰中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就是不拘泥于究竟是哪些国家，也不拘泥于传播基础结构、传播技术、传播媒介、传媒制度等的自身发展，而是密切研究：传播究竟如何作用并影响了国家命运演变过程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对国家长远兴衰发展产生某些影响。
基于这一思路，本书将从各个能深刻影响国运的因素展开论证，对传播与国家兴衰关系的动力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初步设想的主要相关层面都浓缩为一个国字开头的词，有：国民（传播与国民性格）、国魂（传播与国家认同）、国柄（传播与国家管控）、国威（传播与国家动员）、国策（传播与国家战略）、国难（传播与国家危机）等等。
笔者在初步研究后发现，传播基础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本身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整体实力上升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是一种硬实力的表现。因此，有必要在这些子系统前加入一个基础性分析的章节，主要分析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然后，再把与传播基础结构更为密切的两个部分：国家管控和国家动员，也与其紧密结合放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相对自成体系的一章内容。最后形成的全书的逻辑框架与系统布局（如图0.1所示，图中箭头方向表示写作顺序）。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媒介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一结构已经在本书所能驾驭、所能涵盖的篇幅内进行了相当的简化和精炼。图0.1 整体章节安排与内在论证逻辑结构示意图
然而，在具体研究和写作中，还是可以发现这些子系统的复杂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子系统之间同时还存在相互关联的紧密性，在许多案例、历史事件与某些概念之间会存在相互勾连的关系。比如，一些国家危机的形成往往是在国家战略制定上就出现了问题，造成一种国家的战略性危机；在国家危机解决和应对中常常会采取国家管控、国家动员的方式；国家认同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形成国家认同危机，甚至酿成连年内战；国家兴衰的背后又往往与多种因素同时关联、互相联动和掣肘等等。考虑到示意图的清晰性和简明性，因此，无法在上述示意图中再作标示。
全书的这一逻辑论证的结构和大体章节的安排，基本能够清晰地解释和分析很多看起来纠缠不清的本论题内的相关问题，而不出现某种思绪的混乱，其关键点在于第二章“传播与国运的复杂系统理论框架”进行了非常周详的分析。并且，其中分论一、二、三、四、五内部均能通过相互的逻辑论证关系，在不同层面进行关联，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子系统，在其内部还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从而揭示更精微的内在机制。此外，这一结构本身还具有可扩张性，即在第七章后，还可以加入新的子系统，以便补充原框架结构中的不足或疏漏，例如，国家仪式、国家形象等等。限于篇幅，在本书中就不做深入研究了。
总体看，由于本书的选题涉及面广、学科跨度较大，写作框架的设计是很有难度的，很难简单地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分析国家兴衰背后与传播的关系（如同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的写法）。经过审慎思考和反复论证，笔者在本书中先是设计好一个整体的复杂系统的理论模型，然后，就此模型展开，分别探讨一些子系统与案例，最后，再进行综合性、结论性的归纳分析。全书从《前言》开始，从当下的中国现实开始出发，非常有条理地抽丝剥茧式地逐层论述，对世界各国历史片段进行与传播学相关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直至最后又回到当今中国，瞻望和思考中国面向未来的崛起之路。[1] 李泓冰、杜飞进：《这一夜，北京激情告别——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侧记》，《人民日报》2008年8月25日。第一章 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举国关注“大国崛起”
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当时，《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15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标尺。站在21世纪前沿的中国领导人把视角向这个时空延伸，颇具意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讲人之一的钱乘旦教授说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1]有洞察力”。[2]
三年后，一部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以鲜活凝练的电视语言，以直观生动的视觉冲击，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在开篇时，该片解说道：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500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大国崛起》全景式展示了国家兴衰的历史画卷，气势宏大，内容丰富，论说精辟，很快就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电视观众，笔者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完这部纪录片，深有感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国运昌盛的时期，如盛唐气象、康乾盛世等，但是在近现代却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曾被鄙视为“东亚病夫”。对比考察世界各国在这5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国家崛起的身影，以及背后推动的力量，这里面有许多值得世人思考、学者研究的问题。何为世界性大国？大国如何崛起？崛起后又如何？这里面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的今天有何启迪？面向历史兴衰的诸多发问，可以说触动了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自平民百姓、芸芸受众的关注和思考。图1.1 纪录片《大国崛起》——本书写作的一个灵感缘起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作用，从不同的视角能得到不同的逻辑结论和启迪。在该片最后一集《大道行思》里面，有不少学者和政要都有各自的精辟的回答：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英国前外相 杰弗里·豪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皮埃尔·罗桑瓦隆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
学者往往是从其治学的专长和角度，政治家往往是从其政治经验和切实感受中总结回答历史提出的疑问。这实际上启发笔者：是否能从传播学的视角来探究国家兴衰的历史奥秘呢？这可以说是本书写作的灵感缘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的学术传统
对于传播与帝国兴衰的命题，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大师伊尼斯就在其经典之作《帝国与传播》中有过精辟的论证。他在对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些文明与帝国的兴衰史进行深刻分析时，就敏锐地发现了传播和媒介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传播媒介究竟是“羊皮纸、黏土、石头”还是“莎草纸、纸张、印刷品”，居然会与帝国兴衰命运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传播媒介的时间与空间的偏倚性质，悄然影响了帝国的生命。他的学术思想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启迪，至今还在传播学界留有余响。
然而，伊尼斯以及后来的一些学人的研究还留有诸多未解的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传播和媒介究竟是通过什么机制或者力量关系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最终影响到政治、军事乃至整个国家命运的？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传播究竟与国家命运有何内在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这更具有启发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本选题意义的探讨
本选题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将密切关注传播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复杂精微的相互关系和力量作用，不仅是要采取以往学者惯常采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也不仅局限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洞察的直觉判断，还希望借助于自然科学对于复杂系统研究的数学思维方法，来廓清历史宏观演化中的某些量化规律，揭示出传播与国运兴衰结局的不确定性中的某种系统效应。
本选题前承世界历史脉络，后接当下社会现实，需要充分调动起有关传播学、政治学、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才能破解“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这一命题提出的学术挑战，从而在传播的视域下全面回答国家兴衰的历史发问。这一命题的研究本身具有复杂性，因而其学术挑战性不言而喻。通过对这一选题的深入研究，能够从传播学角度洞察历史发展规律，扩大传播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还能够将传播学研究视角扩大和提升，可以开拓出传播理论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本书所做的或许只能算是一块起步的铺路石。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这个选题，现存相关研究的中文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分别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的学术考察。一种是从传播现象、媒介现象的研究入手，考察人类传播行为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与作用，运用的是传播学的视角；另一种是从国家兴衰现象的研究入手，考察其内在的原因、机制和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关于本选题的现存研究实际上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一些现有成果基本分散于多个学科领域的文献当中。传播学领域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大师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两本经典著作可以说是最为系统地研究了传播媒介与帝国、文明兴衰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一个一时难以超越的传播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其基本的观点是传播介质影响了文明兴衰。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倚重时间的媒介，一种是倚重空间的媒介。在他看来，“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3]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Innis,1950:33）。伊尼斯敏锐地发现，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石头，性质耐久，能够保证持续性和思想传承，有利于非集中化；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纸张、印刷品等，质地轻巧便于传输却不耐久，适合广袤领土的治理和贸易，适于加强集中。因此，依赖于不同传播介质进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或文明就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帝国在地理上的扩张与维系需要“倚重空间的媒介”发挥作用，否则，就容易崩溃；宗教在时间上的持续影响需要“倚重时间的媒介”，才能长久经受考验。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4]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Innis,1950:25）。据此可见，伊尼斯无疑是开创了从传播视角来研究帝国与文明的历史演变规律的学术范式。伊尼斯的思想与理论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在邵培仁的《传播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11-214）中被归纳为“媒介偏倚论”。
除此之外，在传播学研究文献中对这个选题涉及的相关现象和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分析的还有美国传播学者、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席勒一生出版了许多著作，主要是专注于研究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尽管其学术取向基本是“批判”的路数，但是，他的一系列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甚至击中了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问题之靶心，只不过他大多数的时候是以美国历史为例罢了。他的第一本书，即其成名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就深刻地分析了大众传播与美国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本书“研究了美国军事和工业综合体和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美国传播产业在美国建立世界霸权中的关键性角色”（赵月枝、邢国欣，200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来，该书揭示的“经济实力与信息控制、形象制造、舆论构建的融合是新权力的本质”（赵月枝、邢国欣，2007）；而这种传播融合经济、政治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影响着国家未来的命运。该书第一次出版于1969年，在1992年再版的时候，席勒增写了《二十五年来的回顾》，开篇就列举了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美国的信息垄断和控制达到的某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于波斯湾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都来自美国这个单一的信息源”（Herbert I.Schiller，刘晓红译，2006：1）。这不能不启发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海湾战争的另一交战国[5]伊拉克的命运岂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吗？对于传播在军事上的作[6]用，席勒在一些章节中有专门的论述，而军事力量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交战国之间的胜负命运，由此可以发现，传播力量对于美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外交战的军队战斗力的一个组成成分。这些论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伊尼斯在20世纪50年代论及的传播介质对于国家统治控制时所能想象的传播技术能量。
席勒在他的另两部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信息和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中把研究的视角都转向了信息控制的问题，论证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在其论述中涉及对信息传播与美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运关系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对信息传播与国家命运主题的一个重要侧面的研讨。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就把研究的主题放在了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同样涉及传播与国运问题。
除了论及美国之外，布莱第（Brady，1937）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 （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 一书在研究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市场经济、尤其是垄断市场的关系过程中，比较了纳粹宣传和当时在美国新兴的公关业和商业宣传的异同。布莱第在论及宣传机器在纳粹德国的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无疑是从一个极端的反向案例涉及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的主题。
事实上，有一批学者，以席勒为代表，还有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等人，专注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上，切入到媒介、技术与国家社会的权力运作过程进行研究，这些论述或多或少把传播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总体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的批判取向，往往疏于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内在机理，所以，究竟媒介或媒介组织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影响到国家命运，尽管其理论批判精神十分犀利，但是其理论解释力还远未解开国运之于传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谜团。
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总体看还非常薄弱。简单通过“题名”检索“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包含“传播”和“国家”的“新闻与媒体”类论文共有122篇，其中多数文章关注点在于国家形象传播，有10余篇涉及本选题相关的范围，例如《传播理论与国家安全战略》、《传播文化与国家发展试探》、《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新闻在战时对国家内部舆论的整合传播》等，只有1篇文章基本契合本选题，题目是《从系统论视角谈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刘康，2008），然而可惜，论者仅仅局限于“开放存，闭塞亡”这一基本常识，将它自然推演到国家系统的层面，而根本没有论及系统内部，更没有对传播究竟如何影响国家命运进行深入探讨。当然，以上这些文章及论述折射出了传播、媒介与国家命运关系问题，但还远未在中国传播学领域形成理论关注的热点。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综述
尽管国家命运或国家兴衰主题在传播学领域处于边缘地带，但这一主题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却一直是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正如许知远的一连串发问：“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递交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7]繁荣衰落下去?”这些问题让许多战略家、政治学者争论不休。
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文献非常之多，最著名的一本专著大概要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该书集中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明朝、穆斯林世界、日俄以及欧洲国家的兴衰历程和当代大国的发展轨迹。从该书的副题“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可以看出，全书的重点在于经济和军事，因此不难理解保罗的核心观点，即大国兴衰、实力消长的背后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及两者之关系，他从大部分历史事例中看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8]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 。保罗尽管还探讨了一些影响到大国兴衰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9]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其中，民族士气的提振恰恰有赖于传播的力量，但是他对这些因素都没有做更多的分析。
另外，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则是从分析利益集团集体行为的发生机制中，得出了国家的兴[10]衰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的这一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一书，则考察了德国、日本、英国、苏联和美国等5个大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过度扩张的情况，并进行了理论解释，提出了“过度扩张[11]的三种理论”。其中，第二种“认知解释：令人误入歧途的心理捷径”实际上涉及传播的范畴，只是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传播学”中的各种概念，也并未深究在大国力量扩张过程中，政治家、民众、士兵在心理上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如何经过传播机制发生的。
斯奈德的理论立场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的战略思维，认为均势的自然运作往往会惩罚那些行为过于具有进攻性的国家，所以会有德国、日本在兴起后的迅速衰落。与其齐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则代表了另一种立场，即进攻性现实主[12]义（offensive realism），在其经典性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则设定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命题：“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在其理论逻辑下，大国政治必然处于一种悲剧状态。拿破仑、希特勒、苏联、日本曾先后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霸权，但都失败了；唯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地区霸权的国家。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美国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米尔斯海默在论及大国生存战略时，列举了“讹诈”（blackmail）、“诱捕”（bait and bleed）、“坐观血腥厮杀” （bloodletting）、“绥靖”（appeasement）、“跟着强者走” （bandwagoning）等外交行为，这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传播手段和技巧。与米尔斯海默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13]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提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他们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布热津斯基在国家战略层面对媒介与传播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被国内学者广为介绍，例如，在邵培仁（2007：224-228）的《传播学》教材中被归纳为“媒介失控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国内学者关于国家兴衰原因探究的文章和著述同样非常丰富，简单通过“题名”检索“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包含“大国兴衰”、“国家兴衰”、“国家命运”的各类论文有160多篇，而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播出后，在中国学界探讨“大国崛起”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在以上这些文章中，仅选取一篇极具代表性的论文《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张文木，2004）为例，这篇论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从而为中国指出战略性方向，文章中涉及系统分析的思维，传播的战略价值实际上暗含其中，只是作者并未特别指出来。
以上简单列举了世界历史、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和相关文献，尽管这些著述在探究国家兴衰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涉及传播或媒介现象，但是，究竟传播或媒介在国际政治的历史舞台上如何发挥作用，并真正影响到了国家的兴衰命运，并没有见到特别精密细致而深刻的专门剖析。当然，这些非传播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给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宏大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素材。本选题相关近期英文文献研究综述
除了以上这些可以方便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外，为了深入研究本选题，笔者还通过英文检索工具，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查询。例如，通过Web of Science （SCI-E/SSCI/A＆HCI）和wiley－blackwell等进行查询发现，如果同时选用了传播（communication）和国家（nation OR state OR country）、兴衰（vicissitude OR rise and fall）、命运（fate OR destiny）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则会发现完全能匹配的文章数总是为0，如果逐一除掉若干个词，则出现非常多的无关文献。这一现象非常有意思，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论文这个层面，本选题所论证的是传播与国家命运、国家兴衰这两组大概念间的关联性问题研究，在西方主流的研究论文文献中，单篇论文很少出现这样的选题，因为在有限的篇幅内几乎无法讨论清楚这样的问题。
为了检索到与本选题相关的文献，笔者通过缩小检索文献范围、用具体化概念替代等方式，在初步检索后再进行人工搜寻，查到了数十篇英文文献。例如，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查询到Paul Siu-nam Lee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媒介扮演的角色》（Mas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edia Roles Reconsidered，September 1994）。这类文章在其他的传播学期刊中也可以检索到一些，例如，发表在《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杂志上的相关文献有6篇，其研究领域基本上属于发展传播学的范畴，即研究国家实力上升过程中媒介和传播的作用。毕竟，国家发展也是属于国家兴衰的一个侧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是《发展传播与参与：应用哈贝马斯到尼泊尔人口项目的案例研究》（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pplying Habermas to a Case Study of Population Programs in Nepal，May 2004）、《一个对国家发展进行参与式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考量》（A Pragmatist Account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August 1993）。除了这些研究文献外，在《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还检索到43篇有关媒介、传播与国家、政党、选举、舆论、协商民主等国家政治生活和治国战略方面的文献，这可以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兴衰过程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研究成果。例如，比较典型的有《社区、传播和参与：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在本地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角色》（Community,Communication,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McLeod JM,Scheufele DA,Moy P，1999）、《媒介框架与有效的公开协商》（Media Framing and Effective Public Deliberation，Simon A,Xenos M，2000）、《拉丁美洲的媒介开放壁垒》（The Barriers to Media Opening in Latin America，Hughes S,Lawson C，2000）、《新媒体和美国政治话语的极化现象》（New Media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Baum M,Groeling T,2008）等。
除了传播学类的期刊之外，还有一些人文、历史类期刊的文献涉及本选题。例如，《从鸽子到晶体：二战期间美军坦克中的无线电通信发展》（From Pigeons to Crystals: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Communication in U.S.Army Tanks in World War II,Karl G.Larew,2000）发表在《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上，这篇文章提供的是关于媒介发展历史的研究，传播与军事战争密切相关进而联系到国家命运主题。再如，《让逝者重生：战争、记忆和美国国家身份认同》（Raising the dead: war,memory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Susan-Mary Grant ,2005）发表在《国家和国家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杂志上，这篇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另一类相关研究，就是将传播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篇文章的论点比较新颖独到，作者认为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中牺牲的战士，特别是那些志愿兵，他们逝去的形象对于建构美国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人通过对战士的举国纪念仪式，开启了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的传统，较之于欧洲的停战日（Armistice Day）早了数十年的时间，这对于美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后来的国家迅速起飞、全面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研究基本上完全契合本选题的范畴，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扎实的例证材料。
此外，笔者还通过Proquest检索美国的博士论文库，在列举“communication”或“media”和一系列的重要国家名称的方式来检索近年的博士论文，再经过人工筛选，一共检索到了10篇有一定相关度的文章，最接近的有两篇。一篇为《从悲伤到希望：〈纽约时报〉如何激励一个民族超越“9·11”悲剧的案例研究》（From Grief to Hope: A Study of How the “New York Times” Inspired A Nation to Transcend the Tragedy of 9/11,by Greenman,Jill Danforth,Ph.D.,Memphis State University,2008,227 pages; AAT 3328194），通过对《纽约时报》的讣闻版的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来看媒体传播过程对于一个遭受灾难的国家的心理疗伤、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研究。另一篇是《媒介、革命与共产主义的衰落：拉脱维亚，1986-1991》（Media,Revolution,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Latvia,1986—1991,by Cakars,Janis Kent,Ph.D.,Indiana University,2008,414 pages; AAT 3330779），论文通过观察和分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在1986至1991年间发生的大众革命运动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来证明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是：运动的非暴力特征，不是由于反战思想的兴起，而是因媒介传播所至。媒介的作用在于为群体凝聚提供了共享经历的感受（media aid in group cohesion by providing a sense of shared experience）。这篇博士论文可以说对于国家制度性变革和大众运动中的传播媒介的作用与功能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本选题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小结
至此，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选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现状，可以概括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传播和国家命运的研究总体上不成系统，较为零碎，散落于各个学科研究领域；
第二，在传播学研究范围内只有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传播学和政治传播学有相对多的相关研究文献，但都只是涉及本选题，并未透彻研究选题涉及的内在规律与机制问题；
第三，国际学术界多专注于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只有伊尼斯对此做过宏大叙述性（grand narrative）的理论探讨，但仅涉及20世纪50年代前的历史，其研究和表述大都属于天才式思辨和直觉分析的模式。
第四，中国传播学学术界对此问题还未进行过深入研究，除了有关的引介和译介之外，对本选题系统深入的研究还基本是一个空白。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视角、方法与创新点基本思路：以问题统摄全局
正是基于国内外对“传播与国家命运”选题的研究现状的细致分析，本选题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推动研究取向，以问题统摄研究材料，系统解决和回答问题。
整个选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在这个问题中实际包含了“为什么”（why）和“如何”（how）两个层面的问题。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传播之于国家系统，犹如神经之于人体系统，究竟传播为什么能以及如何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其内在传播动力机制问题尽管复杂，但是依然可以循着某些主要的逻辑线索，揭示出若干规律性的认识，就如同搞清楚“神经系统何以影响到人的健康生命活力”这样的问题一样，须循着其主要的结构、功能及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顺藤摸瓜，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研究视角：复杂性科学的系统思维模式
由于本选题的研究范围非常宏大，在时间的跨度上，可以从追溯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衰往事到研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在地域的广度上，可以放眼全球、纵横天下，能够选取的研究材料非常之多，这样，“如何选取一个好的研究视角来把握研究问题”就将成为本选题的关键所在。这个视角要能够把问题研究透彻，有说服力，有创新性，最终要能言之有据，让人信服。
经过斟酌，笔者认为采用“系统论”特别是“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驾驭好这样一个头绪繁杂的选题。因为本选题涉及的系统就是一个特殊的复杂巨系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使用简单的思维方式，要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范式。否则，就很难从海量的信息与堆积如山的材料中理清思路，寻找到问题的本源，真正启迪人思考。
对此，美国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曾做了一个成功的研究范例，在他的《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书中开创性地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引入了复杂系统思维方式，他说：“进行系统思维给人一种不同于标准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审美感受，并且揭示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所具有的许多复杂状况和有趣之处。”（2008：中文版前言1）在罗伯特·杰维斯和一些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看来，“系统效应超越了通常的学科界限”。例如，在国际政治中，可以发现“军备竞赛现象绝非国际政治所独有，它体现了许多演化进程的特点。”（2008：中文版前言6-7）尽管罗伯特·杰维斯的这本专著引起过一些争论，但是，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其思维过程还是具有一种深刻的穿透力。由于在本研究中，考察的是传播与国家兴衰背后的内在逻辑，其行为主体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主体是一致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因此，在笔者看来，罗伯特·杰维斯的这一学术范式是值得效仿和借鉴的。
至少可以说，这一跨学科的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可以超越简单思维的局限和弊病。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对于行为体来说，系统的视角虽然不能提供坚实的指南，但能提供观察世界的一种途径、一套警示和若干需要思考的方面。例如，它指出，行为和政策几乎总是有多重效应，其中许多是人们不会、事实上也不能预测的”（2008：中文版前言11）。即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行为体的国家来说，运用系统的思维可以帮助该国“对那些终非所愿的事务保持敏感性”，能够把“行为可能引发的因果链条”建立在事先的算计和预期之中。
根据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2001：268-270）归纳的13条复杂性研究范式的“原则”，至少有以下几条在本选题研究中具有启发和实际操作的指导价值：“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原则”、“非决定论原则”、“非线性因果原则”、“时间不可逆原则”等。对于复杂的混沌运动状态，表面的无序遮盖了更高层次的有序，复杂性科学能用数学语言描述和刻画出某种不确定性的规律。在系统思维下，信息的传播本身就是负熵，有利于系统的有序化进程。这些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成果，将会有助于理解本研究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为具体说明，在此引用英国的一首民谣：“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这里的国家灭亡的原因竟然源自于一个“钉子缺”的微小事件。这在复杂性科学看来是很容易理解的，类似“蝴蝶效应”，不是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不是“钉子缺”简单地决定了“国家灭”，而是某些初始条件对于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具有敏感性。在此思维的启发下，在讨论到传播与国家命运问题的时候，还可以发现许多类似“钉子缺”与“国家灭”这样关系的现象，需要放在复杂系统的思维模式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其中的规律。
因此，当把传播和媒介现象放在历史发展视野中考察的时候，需要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来观照它们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否则，就很难解释清楚诸如“为何同一媒介技术、同类传播控制行为，在不同的地域、国家，不同时期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样的问题。
同时还必须说明，在局限于某个传播和媒介现象进行分析时，又可以采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因为那是相对局部的子系统，可以用传统研究范式进行。这本身符合复杂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即整体与局部呈现不同的规律，整体有整体的规律，局部有局部的规律。研究方法：多种方法结合运用
在总体结构和论证上，本书采取的是复杂系统研究的模型建构、隐喻等方法，据此，建立起整体的理论逻辑架构。这一类的方法将在第二章，结合理论框架建构过程，再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具体的应用。
在具体涉及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的问题时，本书采用传播学的常用研究方法，并结合涉及的其他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目的是解决和回答各自的具体问题。对于传播与国家命运中的各个具体问题，例如，类似“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如何传播并影响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的，进而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家命运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14]这样的问题，即在国家战略与传播、国家认同与传播、民族精神与传播、国家危机与传播等论题之下的各个具体问题，一般都可以运用传播学的方法，一些常用的方法名称参见表1.1。当然，对于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方法，也可以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在本书中，根据研究的需要，除了在具体研究问题中采取传播学方法之外，还是需要借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对本书中最常用的若干方法，在这里结合本书的具体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表1.1 一般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列表
一、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可以说是在本书中应用最多的一种研究方法，即通过对各种文献的考证，来确证、检验某些基本的历史事实，甚至能帮助我们回到某些历史的情境中，进行一种事实探究和归因分析。例如，对于美国总统林肯在1862年的某次讲演的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对于他的这一演讲在南北战争中的传播影响力进行评估，从而来说明传播[15]对于这次战争以及以后美国发展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还可以通过对大量的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辨析，总结和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帮助我们对于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判。例如，在本书中，对于国家认同的理论分析，就是建立在诸多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研究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一套严密的理论论述过程，在对其文献进行研究后，结合传播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再进行补充完善，建构新的理论框架，经过深入分析后，从而提出新的理论见解。
二、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也是在本书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法，主要是由于本书涉及各种历史传播文本的分析。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传播问题，就可以采取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其文本所传递的重要信息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战略思想。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就隐藏在文本之中，有的时候被人们长久忽视、健忘、甚至是有意遗忘，也有可能会在某些历史时刻再度被提起、回顾、凸显并传播。在本书关于传播与国民性格研究的内容中，对日本历史上的一则民间童话故事《桃太郎》进行了文本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叙述结构和故事情节表述中，就张扬或潜藏着侵略扩张的倾向，结合其他历史考证方法，就可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从而揭示国运兴衰背后的某种传播动力内在机制和规律。
三、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也是本书中较常用的一个方法。由于本书研究的总命题是一个一般性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案例，来丰富论文的研究。例如，近代德国是如何由分裂进而实现国家统一并迅速崛起的？其国家战略思想的传播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德皇雄图秘著》文本的传播揭示了什么？再如，明治维新如何使得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从落后挨打的亚洲弱国，迅速崛起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帝国列强之一？其国家统治集团采取了哪些传播策略改[16]变了人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其兰学渊源是否是日本开启近代启蒙的一种历史铺垫，而岩仓使团的出访又给日本带来怎样的深刻变革，从而改变了日本的命运，使日本走向工业化近代化的道路？为什么中国这么一个东方大国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出现了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最终，传播究竟有没有改变清王朝的历史命运？这些历史追问本身就是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是，却足以提供非常丰富的细节和鲜活的事实，使人能够从一滴水而见大海。
四、历史数据分析
历史数据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主要是用来说明国家兴衰的历史事实，研究和总结在历史进程中的国家兴衰类型，发现国家生命周期现象。例如，以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进出口贸易、军事实力等历史数据，来客观展示各国的国家发展状况，发现哪个国家是处于国力上升阶段？哪个国家是处于平稳调整状态？哪个国家正在走向衰落？从而，从这些历史数据中总结出一些发展模式和兴衰规律。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还可以解释和说明某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揭示国家兴衰背后的传播动力机制及逻辑关联关系。比如，可以在研究中，通过对传播事业发展的指标数据与其国家实力发展变化的数据结合进行统计分析，来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此外，在这些方法中还有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Modeling and Computer Simulation）的方法，这是在自然科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例如，模拟某流行病的传播路径（如图1.2所示），但应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就是如何用数学方程或表达式来描绘历史的图景、人类的传播行为。这在人类动力学的研究中，是较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本书中，限于研究时间和条件的局限性，并没有真正采用，但是在一些引用的文献中，实际上已经有所运用。比如在第七章中涉及传播与国家危机问题时，对SARS危机演化的计算机模拟分析等。总之，只要能回答研究问题，又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法，都可以结合起来，综合使用。图1.2 计算机模拟起源于越南的某流行病的传播路径整个研究命题的创新点分析
本选题研究的创新点，首先体现在整个研究命题能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回顾，启发当下的现实战略问题。在选题的方向上，主要是继承了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伊尼斯开创的学术思想，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追寻，探索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在研究命题的范围内，经过全文的论证分析后，所呈现出的主要的创新点大致有：
采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研究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将诸多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并整合到国家命运的战略高度。
探索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
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融汇应用到一个既复杂而又有意思的问题当中。
全书通过对“传播何以改变国家命运”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将有助于传播学研究摆脱过于局限于微观问题和局部视野的框限，从而拓展出更新的理论视角，开创出宏大中不乏精微的学术理论境界。这一研究将有利于丰富传播学与媒介理论研究的内涵与深度。同时，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能够启发人们认识到国家兴衰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今传播业发展的时代机遇，把握传播在中国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探讨“传播何以改变国家命运”这一命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对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传播事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具有战略性的启发价值；其研究方法的成功使用，将会对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提供范例；一些具体的研究数据和具体的子问题的解决，可以对传播现象本身的理解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样本；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传播之于国民性格、国家认同、国家管控、国家动员、国家战略、国家危机等问题，对于各种组织、各个地方的发展同样具有某种启发意义，因而，其中的智慧之光、理性力量，也可以在更多领域发挥应用价值。小结
本章实际是全书的“绪论”或“导论”部分。本章提出了全书的研究命题：传播何以改变国家命运？选题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当下中国的敏感神经，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关注中国未来的命运与前途，希望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把握住历史规律与前进方向。从传播学角度洞察历史兴衰演变的规律，可以使得传播学研究视角扩大，进而借助传播学研究看到历史的另一些侧面，从而带给人以新的启示。
现存国内外相关研究尽管都有大量文献涉及这一选题，但基本是分散于多个学科领域的文献当中，主要有几大块：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媒介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探讨国家兴衰时涉及传播；三是诸如政治传播、发展传播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相关研究。总体看，还缺乏真正探讨传播与国家兴衰关系的研究力作。
本章还对全书的研究思路、视角、方法与创新点做了说明。概言之，整个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研究问题统摄全局，采取复杂性科学的系统思维模式，多种方法结合运用，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中进行学术创新，从而系统、深刻、集中地回答传播与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1] 孙凯、朱迪：《中央探求兴衰定律》，《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12 月3日，见新华网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2/03/content_1210907.htm[2] 中央电视台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专题网站：http://finance.cctv.com/special/C16860/01/index.shtml[3] 参见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部分第9页。[4] 参见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部分第9页。[5] 2003年，美国直接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期，伊拉克的命运基本是被美国完全操控着。本书在第五章“传播与国家认同危机”一节中还有对伊拉克战后国家命运的相关分析。[6] 例如：《第三章 国内的传播联合体——第一部分：政府部门的军事化》，第五章的《空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军事通讯使用的资源》等。[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这段文字见该书的推荐序一《兴衰的秘密》第1-2页。[8]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前言》第42页。[9]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页。[10] 〔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11]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2]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3]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14] 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作为案例进行专门研究。[15] 这将在第五章中展开研究分析。[16] 兰学是指日本人师从荷兰人、研究学习荷兰语言文化及各种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知识的综合性学问。第二章 传播与国运的复杂系统理论框架第一节 传播的概念界定与解析
在研究传播与国运兴衰之间关系的时候，首先需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只有对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才可能在概念基础上进行逻辑论证。传播的“传递观”、“仪式观”和“交换观”
传播学中的“传播”，已经有许多专著和传播学教程给出了定义。例如：邵培仁（2007：58）在《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版）中认为：“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这一定义包含四个层面的理解：1.传播是人类的活动；2.传播是信息的交流；3.传播离不开符号和媒介；4.传播的目的是希望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界定“强调和突出人类传播、信息传播和双向交流，而遮蔽和排除动物传播、自然传播和物质交流，使之符合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邵培仁，2007：58-59）尽管这一定义精炼经典，但在本研究中，传播概念要有所拓展，才能使传播效应达至于影响到国家命运的高度；所以，还是要先对传播概念重新进行审视和分析。
传播学中的“传播”，是翻译自英文的“communication”一词。根据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communication （social behaviour）”词条下，其简单的释义为“在个体之间通过一个共同的符号系统进行意义的交换”（the exchange of meanings between [1]individuals through a common system of symbols）。追根溯源，关于传播概念，还是需要从英文的词源中寻找符码背后的深意。对此，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例如，美国传播学者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他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2003：6）中梳理了“communication”的来源，其拉丁语词源communicare的意义是告知、分享、使共同。可见，大英百科全书的简练概括与“communication”词源在涵义上是一脉相承的。
简单地对概念定义字斟句酌，其实并无多大意义；研究者所取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对于界定传播学中的“传播”到底真正所指的内涵是什么，才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根据吴飞[2]（2007：4-5）的研究论文《一种新的视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的梳理，目前在传播学界至少有三种基本的观点，反应了人们对传播概念认识的不同层面的“三重意义”：一是传播的“传递观”；二是传播的“仪式观”；三是传播的“交换观”。
关于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事实上是源自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1970年代提出的“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说法，这对传播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3]院的师生曾经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学术讨论（陈力丹主持，2008：44），这个讨论对于传播的这两个层面的含义进行了深入阐发、质证。笔者也认为，明确传播概念中包含的“共同构建仪式”的意义，确认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也是一种仪式共享过程，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传播现象和媒介景观。这在本书的逻辑论证中，同样具有逻辑基石的重要作用。
传播的“交换观”作为一种逐步为更多的传播学者所注意的观点，在本书的全篇论证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吴飞（2007：5-6）在《一种新的视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一文中综合引介和分析了传播学和社会人类学学者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交换观：一种是强调交换双方的沟通和互补特性；一种是强调资源交换。在社会人类学中，交换分为“互惠”（reciprocation）、“再分配”（redistribution ）、“市场交易”（market exchange）。参照这样的逻辑划分，由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符号与社会资本的交换，那么，传播活动本身也就具有了“互惠”、“再分配”、“市场交易”的三种交换类别。在笔者看来，传播的交换观，可以概括为：在本质上，传播的行为与目的都在于完成一定的符号交换和交易，交换使得传播活动中的人和人都补充了他们各自未知的符号信息，使得他们都获取了收益，代价就是其所付出的各种交易成本，包括为完成传播过程所消耗时间的机会成本。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广告主付费给电视台购买播出时间以获取观众的注意力资源，观众则在接收电视节目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用注意力资源与电视娱乐节目进行了某种交换。再如，在国家兴衰过程中的情报活动，也是在以各种代价与某些符号资源进行交换，以获取敌国的关键信息，从而，在未来的外交、军事中获得[4]更大利益。
综合以上三种观点，传播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且是在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共享意义的仪式，还是人与人之间完成一定利益交易的符号资源的交换。传播的中文释义与自然传播“传播”这两个字的中文释义，却有一些与英文的“communication”一词不完全一致的内涵，这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在中文的语境中，“传播”实际上是“传”与“播”两个汉字的结合。在汉字中，“传”（读音为chuán ），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授，递”的意思，如：传递、传输、传统、言传身教等；二是“推广，散布”的意思，如：宣传、流传、传名、传奇等。在这两个基本意义之外，还有几种引申意义，例如：传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留传——“功如丘山，名传后时”；确切表达——“传神写照”；召——传唤出庭；等等。“播”（读音为bō ），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撒种”的意思，如：播种、播撒、夏播、春播等； 二是“传扬，传布”的意思，如：广播、传播、播音、播发、播扬、播放、播映等。由“传”与“播”两个字的字义分析可以发现，“传”的字义比“播”的字义丰富，“传”字除了没有“撒种”的字义外，基本上涵盖了“播”的字义；而且，“传”字的字义完全包含了“传播”的意义。“传播”这个词，是把“传”和“播”字的字义中共同部分合并在一起，形成其基本的意思，再加上传递之意后，变成“传递、推广、散布、播扬”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下，以上所有的意义当中，运动的方向都是单向的。
传播学引入后，“传播”这个词成为英文的“communication”对应的标准中文词，这样，传播就多了一种新的意义，而“communication”中事实上包含了双向的交流、沟通的意思，这样就补充了中文“传播”字义中并未包含的这层意义。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传播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指“人与人或群体之间借助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信息、情报、意见、感情等的过程。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基本是经典传播学教程里面对“传播”概念的定义。另一个意思是“散布开去”，例如：传播技艺。
那么，在中文的“传播”与英文的“communication”之间其字义是否完全重叠在一起呢？其实不然。只要查阅相关的题目包含“传播”一词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就可以发现 “传播”这一概念，并不都是翻译成“communication”，这主要是因为中文的“传播”包括了“communication”之外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无法用“communication”代替。这些意义经过归并，按照从“传”到“播”的相关性顺序，列举如下（参见图2.1）。图2.1 “传播”概念的多种解释示意图
1.“transmit”和“transmission”，其中文意思是“传送、输送、发射、播送；疾病传播、传染、感染”。此外，它还有“转换”的意思，与“传播”的本义相差较远。
2.“breed”和“breeding”，其中文意思是“繁殖、饲养；养育、培育、教养”等。
3.“propagate”和“propagation”，其中文的意思一个是“宣传、波及”，另一个是“繁殖、增殖”，就是数量有所增加。
4.“disseminate”和“dissemination”，其中文意思是“广泛散布”，例如，艾滋病传播、流行病传播，其相似意思为“传染”。
5.“spread”和“spreading”，其中文意思有“散开、伸展开；蔓延、扩散；流传”等。
6.“diffuse”和 “diffusion”，其中文意思是“扩散；发散”，经常用于“创新与扩散”（innovation and diffusion）这一相对固定的表达当中。
7.“promulgate”和“promulgation”，其中文意思是“公布、颁布；宣传、普及”等。
8.“broadcast”和“broadcasting”，其中文意思是“播送（电视或无线电节目）、广播；散布、传播（信息等）”。
据图2.1所示，箭头指向表示意义的某种层递关系，向下的箭头表示由“传”到“播”，向上的箭头表示由“播”到“传”，意义逐渐递进融合。“传”的字义与从1到7项的含义项都密切关联，这里面最靠近“传”而偏离“播”的意义的是“传送”（transmit）；其次是“繁殖、饲养；培育”（breed），这个意义层面有“增加数量、传宗接代、养育”的内在涵义；之后的“波及；增殖”（propagate）也有“数量增殖”的涵义在内，但基本是与“广泛散布”（disseminate）和“散开；蔓延；流传”（spread）都有在数量上增殖后并传播开来的意义；而之后的“扩散；发散”（diffuse）主要的涵义是空间范围和时间上的影响力扩散，客观描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颁布；普及”（promulgate）主要是局限地指称一定的文本、法律的颁布和知识的普及。在这些意义项中，3，4，5，6，7都与“播”相关。第8项“播送；广播”（broadcast）与“传”的字义偏离较远，基本是在“播”的字义核心区，一般是指在一定的传播覆盖网络下的播送。
在全面解析了“传播”涵义的知识图谱后，很容易发现，由3，4，5，6意义项组合形成的“传播”，实质上是一种自然的传播，其传播发生的内在机制是遵循自然法则的，即通过个体繁殖或技术复制后数量增加，然后，扩大其范围进行扩散、散布，从而达到广为传播的结果。例如：病毒的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扩散，谣言的流传，互联网电子邮件的转发，博客的网络传播等，其实都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在近年来的研究文献中出现的“无标度”（scalefree）的复杂网络研究中都可以用相似的数学模型进行精确描述和计算机模拟分析。这些自然传播现象和规律的研究，有的就是关注人类行为上的统计特征，这对于本书考察传播之于国家命运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因此，在本书中，把这类“自然传播”的概念也归置于传播概念中，在本书中的传播概念，就不仅仅包括社会性的“communication”的所有意义，还包括社会复杂系统内的自然性的“propagation,dissemination,spreading,diffusion”等的所有意义，以及这些活动在宏观的空间和持续的时间下的相互作用。
分析至此，本书给传播概念以一个明确的定义：传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交流的过程，也是他们在一定时空中共享意义的仪式，还是他们完成内在利益交易的符号资源的交换，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必然导致的对其自身的复制及变异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定义中，实际上采纳了某种类似数学中的递归定义的方式；这一定义的结构本身就具有自我复制的机制，经过“传播”过程后，自然会产生出那些在更广大的时空俯视下所出现的扩散、流变、创新等宏观性的效应。这样就把自然性的传播概念也归并其中了。实现传播的四层结构
传播，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需要有一定的基本条件才能实现。在人类社会中，按照其实现的条件基础，可以划分为四个层级结构（参见第56页图2.9下部分）。
要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现传播，居于最底层的可以说是传播基础结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只有在必要的基础建设之上，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仪式共享、符号资源交换，才能实现社会复杂系统内的自然传播。传播基础结构包括基本的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和终端。例如：古时候的水运体系（运河连接自然水系形成）、陆路网络（如：驿道、驿站、茶马古道）、商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现代社会的包括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的交通网，现代的邮政系统、卫星、电话网、无线通信网、互联网、计算机终端等。
在传播基础结构之上，要实现传播，还需要在传受方之间建立起相互链接，在传播学经典的教程中一般都称为渠道。传播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包括实现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交流通路，实现仪式共享的时空营造，实现符号资源交换的方式、路径，社会复杂系统内自然传播的时序、路由、路径。传播渠道往往是在传播基础结构上形成，但是不等同于传播基础结构，它与传播实现的时间和空间有着密切关联，它与传播基础结构中的整体布局、拓扑关系、集散点、结点链接有着密切关系，任何一次成功的传播实现，需要建立在一条通畅的传播渠道之上。
在传播渠道之上，要实现传播，还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媒介（media）具有记录、保存、传送的功能，可以跨越一定的空间地域和时间间隔。媒介包括各种书写、记录的载体，包括羊皮纸、黏土、石头、纸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各类新媒体等。我们已经知道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对于媒介的划分，具有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性，他发现媒介有“倚重时间的”和“倚重空间的”两种不同特质的媒介，依赖于不同传播介质进行政治控制的国家或文明就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媒介的特质深刻影响到传播的短期、长期的效果，到今天这已经是传播学者的共识。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型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传播媒介之上的传播内容，在目前的大众媒介里，主要分为新闻、教育、娱乐、服务等类别。内容是人类社会生产出来的，同时又被人类社会消费掉了。对于传受方而言，完成内容的传递，才算是完成了信息传播的过程。
以上探讨了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础结构体系，总共是四个层级。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意义系统，即这些内容究竟包含了什么意义及对人类有何价值。毕竟，不论传播的内容是什么，不论传播的媒介是什么，不论是通过什么路径和渠道，也不论采取了什么样的传播网络、技术手段和工具，最终完成传播的效应和价值，还是需要对传播符号进行意义解读。第二节 复杂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
要简单地说清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概念，那就是：复杂性就是指复杂的性质或状态；复杂系统就是复杂的系统，或者说具有复杂性的系统。这样就陷入到一种循环论证的过程，什么也没有说清楚，没有人能够满意这样的解释。但是，要真正说清楚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概念，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由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是复杂系统，因而，从不同学科研究者的视角出发，概括的复杂性概念本身就是五花八门的。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1999年4月2日的“复杂性研究”专刊集中发表了8篇相关的研究文章，但没有统一的“复杂性”（complexity）的定义，而是采用了“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名称。
首先，从“复杂”两个字的语义上进行溯源。在汉语中，复杂是由“复”和“杂”复合而组成。《说文解字》对“复”的解释是：“复，行故道也。”由此引申为重复、繁复、反复、往复等意义。《说文解字》对“杂”的解释是：“杂，五彩相会。”本义是指各种衣服集在一起，五彩相合，颜色不纯，引申为混合、掺糅。《辞海》对“复杂”一词的解释是：“1.事物的种类、头绪等多而杂乱；问题复杂；2.在系统论中，同简单相对，表征事物或系统的组织水平的范畴。指事物或系统的多因素性、多层次性、多变性以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行为和演化。一般认为，非线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是复杂性的根源。”在英文中，复杂作为形容词对应的是“complex”，其词源来自拉丁语“complexus”和 “complecti”，其字面的解释是编织、缠绕在一起。引申为把许多东西结合到一起。英文的这一词源含义与现实中遇到的复杂系统内那种纠缠不清且盘根错节的关系有某种隐喻性。
其次，根据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1990：3-10）的研究，系统可以这样分类：系统分为简单系统与巨系统，巨系统又分为简单巨系统和复杂巨系统，而复杂巨系统又分为一般复杂巨系统和特殊复杂巨系统（如社会系统）。由于钱学森对于系统理论具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而且又善于深入浅出地解答问题，容易为常人理解。所以，在本书中，也就借用他的这个说法，把“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系统”这一社会系统，作为一个“特殊复杂巨系统”，即复杂系统的一种。对于复杂性，钱学森一语道破天机：“所谓复杂性实际上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钱学森，2001：456）。而且，他还从另一个方法论的角度解释“复杂性”，即认为复杂性问题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
本书研究“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实质上是研究一个复杂巨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因而，需要应用复杂系统的方法论和因果观去研究和解释问题。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
由于对复杂性很难进行定义，科学家和学者往往尝试的是对一般的复杂系统进行某种特征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往往容易获得认可，甚至取得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根据南非科学哲学家、工程师保罗·西利亚斯（2006：4-5）的总结概括，复杂系统一般都具有如下10个重要的特征。在本书中，根据“传播与国运”系统的对应关系，同样描述、刻画和分析了这一具体的复杂系统的特征（如表2.1所示）。表2.1 一般复杂系统及“传播与国运”系统的基本特征
根据保罗·西利亚斯的论述（2006：3-4），许多系统貌似简单，但仔细考察时却显示出显著的复杂性。另外一些貌似复杂，却可以简单地描述。简单和复杂往往是互相掩饰的。复杂系统呈现出的“复杂”与“简单”的区别，往往与观察者与系统的距离有一定关系，复杂性是系统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所以复杂性展现在系统自身的层面。无论是在较低层次，还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都不可能捕获复杂性的本质。这启示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站在与复杂系统适当的距离去宏观全面地观察其呈现的复杂性，也就是钱学森强调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2001：456）问题。复杂系统研究的隐喻方法
对于复杂系统的规律研究，主要有隐喻方法、模型方法、数值方法、虚拟方法和综合集成方法。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将在系统层次上借助隐喻的方法，建构系统模型，并进行理论分析。这种隐喻的方法，对复杂系统的模型建构和机理解释，具有化繁为简、触类旁通的效果，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较为常见。
隐喻，对应的英文是metaphor，即通常所说的暗喻，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具有修辞的功能，能够把复杂的情感蕴含在简单的事物类比之中，能够借助文学的感悟，形成生动形象的描述，把对不同时空的事物的相同特质感受，巧妙地传达给读者。在当代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活动中，隐喻的形象性思维特点得到利用，具有了方法论的价值。作为科学方法论，隐喻发挥了启发思维与认知的功能。对此，黄欣荣在《复杂性科学方法论》（2006）中有详细的文献梳理，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黄欣荣，2006：122）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霍兰特别重视隐喻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丰富的隐喻和类别，是创造性科学和诗歌的核心。”（霍兰，2001，中文版序）
霍兰（2001：228）对隐喻关系存在的条件总结，对于本书的论证思维更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存在一个源系统，系统中各元素的相关属性和规则已经建立。二是存在一个目标系统，系统中存在规则，也可能存在事实，它们都是难于理解和解释的。三是存在从源系统到目标系统的转换，这个转换给出了由源系统的推论向目标系统的推论转换的方法。
那么，在本书中，需要我们认知的，并且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去理解和解释的就是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系统——这是目标系统，笔者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其具有“相似性”的为我们熟悉和理解的源系统。复杂网络中的传播动力学经典模型
有一类复杂系统与人类传播行为密切相关，这就是复杂网络。或者说，有一类包含人类传播行为的复杂系统常常可以通过数学抽象语言进行描述后，其构成形态即为复杂网络。一个典型的网络一般是由节点与连接这些节点的边组成，节点在人类社会中可以代表个人、组织或媒体等分析单位，而边一般代表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比如，分析一个简单的信息传播活动，抽象地看，其实质无非是传者到受者之间的关系，即两个节点与一个边；如果这样的传播活动是在整个国家系统中有大量人群每时每刻进行着，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有无数个节点和大量的边构成。一条热帖信息在互联网上蔓延、某一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传染（如图1.2所示）、某一谣言在地震灾区扩散等，都可以看成是服从一定内在规律的复杂网络传播行为。
复杂网络中的传播动力学就是描述这种传播行为、揭示它的特性、寻找出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方法的科学。在这一科学研究领域内，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者，都在共同研究复杂网络中的传播现象，这里所说的传播概念，实际上是前面我们强调的自然传播。《科学》杂志在2009年7月24日出版的第325卷，集中推出了复杂网络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其中，就有与人类传播行为相关的公共舆论、交通问题、反恐、社会生态系统、互联网、流行疫病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复杂网络的理论工具进行有效研究和分析。根据周涛、傅忠谦等人（2005：513-518）的文献综述，目前，科学家们总结和探讨了经典传播模型、小世界网络（Watts ＆ Strogatz，1998）、无标度网络（Barabási ＆ Réka，1999）的传播特性，这对于本书的研究命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传播学领域中，这些模型的讨论可见于《传播网络理论》一书（彼得·R.芒戈、诺什·S.康特拉克特，2009）。
目前，研究较为广泛且较为深入、完备的是传染病模型，其中最常见的是SIR模型和SIS模型。事实上，廖卫民（2007）已经在一个传播学实证性研究中使用过SIR模型，用以研究网络上的隐私信息被[5]大肆传播的现象。这一传染病模型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因为几乎所有的传播行为在数量规律上均具备一定的同构性，只要是传播行为，不论是谣言还是技术的创新、专利以及娱乐生活方式、金融资讯等等的传播，都可以视为类同某种“疫病”的传播，或者说是类同某[6]种具备扩散性的“任何东西”在复杂网络中的遍历行为。[7]
SIR模型是基于所谓的“仓室”（Compartment）概念而构建的，尽管它的基本思想早在1927年就提出来了，但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并不断发展。根据Kermack-McKendrick的SIR仓室模型，针对某类传染病，可以将人群分成以下三类：易感者（Susceptibles）、感染者（Infectives）和移出者（Removed）或者是具有免疫能力的人群，其数量分别记为s（t），i（t）和r（t），表示t时刻时的人数，设β是易感个体在单位时间内被某个染病个体传染的比率，γ是染病个体的康复比率。根据仓室间人群数量流动的关系，可以建立以下基本的数学模型：
在传染病实际传播中，易感个体只有接触染病个体才能被传染。如果把每个个体用节点代表，两个个体如果可能接触，就在相应的节点之间连一条边，那么就可以自然地将传播模型推广到一般的网络[8]中，而方程组（2-1）可以看成传播网络为完全图时的特殊情况。如果设S0是初始时间状态的被感染的人群数量，那么对微分方程组（2-1）求解后，可以获得区分疾病流行与否的阈值，这一数值为：
如果R0＞1，那么染病者人数i（t）将先增加达到最大数值，然后再逐渐减少而最终消亡，这是传染病流行的数量变化特征。如果R0＜1，那么i（t）将单调下降而趋向于零，疾病不会流行。这一结果以及在其他各种条件下推出的结论，都可以作为分析网络传播行为的数学理论基础。事实上，由于β，γ的数值不一定是常数，而且每个节点并不是都一样的，而可能服从某个动态的概率分布，在这样的假设下还可以得出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在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对于诸如肺结核等治愈后患者依然无法获得免疫能力的疾病，使用SIR模型就不适宜，因为移出舱室的人依然可能染病，在（2-1）式稍加改进就成为（2-2）式的SIS模型：
除了以上两类模型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还可以建立其他的传播模型微分方程组。比如，对于免疫期有时限的某些疾病，往往利用SIRS模型进行分析；对于有潜伏期的疾病，还可以引入潜伏人群的概念，其基本的分析方法和SIS、SIR模型类似。
对于“传播与国家命运”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而言，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中，可以运用SIR和SIS等传染病模型考察其中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
在信息传播、知识传播等问题上，经过抽象化、模型化后，适合运用SIR模型进行理论解释。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前期，日本人对于荷兰知识的学习与向往曾经风靡一时，但是，一旦更为强大的美国军舰让他们开了眼界后，兰学就开始趋于衰落。兰学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这一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它的传播是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后，又很快消散，符合传染病流行的数量变化特征。之后，欧美等西方列强的强大，使得日本开始下决心彻底“脱亚入欧”，西学在日本的传播，又显现出另一波的强劲传染模式，直至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亚洲帝国。
在仪式共享、思想启蒙等问题上，适合运用SIS模型进行理论解释，因为在这类传播活动中，其完成并非只是一次进行就完结的，而是需要重复“感染”，需要反复“浸润”、“渗透”乃至“共同建构”的过程。例如，西方科学思想的启蒙，在中国就经历了长久的历史过程，即使是先期被“感染”的人，也还会在旧学的浸淫下趋于保守，从而需要再接受新一代人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感染。复杂系统要素增长的传播动力模型及国家兴衰模式
在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的社会复杂系统当中，有一类历史发展过程是与系统中某些要素的数量增长密切相关的。例如：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体现在各种企业数量的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的增加、城市的扩张、房屋住宅的数量增加等等；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体现在媒介种类的增加，报纸印量的增长，受众数量的增加等。只要是涉及某种要素数量的增减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都可以根据其内在的数量变化规律，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精微准确的描述，从而，能够从数量的增减变化反映出整个国家命运的发展变化。
如果根据前面分析的传播概念中包含的“propagate”和“propagation”的意思，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繁殖、增殖”，就是说数量有所增加；那么，关于复杂系统中某要素增长的数学模型实际上就是刻画了系统内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但是，在模型建构过程中，却是需要假设和简化一些边界条件。在社会复杂系统之中，某一要素的数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类同于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数量的增减问题，因此，就可以借用数理统计中的各种随机过程，特别是生灭过程来描述复杂系统增长问题，从而模拟国家国力发展、荣辱兴衰过程中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
生物种群数量增减过程一般可以描述为一个生灭过程（随机过程的一种），其数量增加的模型可以称之为群体增长模型，而在群体增长模型中有三种子类型：一是纯生模型，二是纯灭模型，三是生灭模型。廖卫民（2008）曾经采用生灭过程对网络舆论数量增长变化的[9]过程进行了实证性的案例研究。事实证明这一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通用性，可以将三种不同的舆论形成模式统一在一个数学模型当中。在这里，就将这一模型引入到“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之中，来研究与数量增长相关的某些问题。
生灭过程实际是连续时间的马尔柯夫链（Continuous-time Markov Chain）的一种，其数学描述是：一个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10]{X（t）,t≥0}，对任意两个时间点s,t≥0以及状态i,j,x（u），满足以下数学表达式：
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是：马尔柯夫链是一个随机过程，其未来t时刻的状态X（t+s）的发生概率只与现在的状态X（s）有关，而与过去的状态X（u）无关。
在时间t足够小的条件下，群体数量的多少，即该马尔柯夫链的[11]状态变化，只能有三种情形：
1） 由状态i→i+1，即增加了1个个体，概率为λ（i,t）；
2） 由状态i→i-1，即减少了1个个体，概率为μ（i,t）；
3） 由状态i→i，即群体个数无变化，概率为1-λ（i,t）-μ（i,t）。
有意思的是，马尔柯夫链的另一种数学描述方式，是用有向图的方式来表示的，系统的状态就是一个节点，而系统从某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就是连接上一条边，衡量两种状态之间变化的可能性，则是用一个概率数值标定在边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马尔柯夫链的状态转换矩阵对应于一个有向图。用简单的自然语言来解释生灭过程（作为马尔柯夫链的一种），那就是说其所有状态的节点都是互通的，但在充分小的时间内，只能在相临状态之间有连接关系。
λ（i,t）实际可以看成是出生率，μ（i,t）为死亡率。在μ（i,t）恒为0的时候，就是纯生模型，λ（i,t）在现实世界里往往是随时间和状态变化的，当然，我们可以简化为在某一阶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为常数λ，这时候，群体数量将以指数方式增长，它实际就变成了一个泊松过程（poisson process）。根据对称性，当λ（i,t）恒为0的时候，就是纯灭模型，当μ（i,t）在某一阶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为常数，这时候，群体增长的数量将以指数方式减少。
当λ（i,t）和μ（i,t）都不为0的时候，就是生灭模型，可以用偏微分方程解出在某些情形下群体数量变化的数学表达式。比较著名的是带外来移民的线性增长模型（a linear growth with immigration），当λ（i,t）=iλ+θ和μ（i,t）=iμ，X（0）=n，θ为外来移民的平均增加的数量，该群体在时间t后的数量为X（t），在λ≠μ的条件下，经过理论推导得：
但是，当λ=μ的情形下，数学期望值E[X（t）]=θt + n，为时间t的线性函数。
用自然语言来解释（2-4）式：在初始状态有n个个体的条件下，如果群体数量的增减与现有数量成线性相关关系并且有持续外来的移民的条件下，该群体的数量变化以指数增加。增加来自两个成分，一是外来移民的贡献，一是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异。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常识。
生灭过程可以很好地解释复杂系统内的某些要素数量变化的各种现象。纯生模型描述的是只增长不减少的群体，这一模型特别适合描述系统要素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积聚的过程，λ（i,t）可以解释为增加率，E[X（t）] 是在一段时间t内系统要素的数学期望，即平均数值。纯灭模型描述的是只减少不增长的群体，这一模型适合描述系统演化到一定阶段后某系统要素逐渐减弱和消亡的过程，μ（i,t）可以解释为消亡率。如果是在“传播与国运”的复杂系统内，纯生模型可以说明国运发展和逐步走向强盛的过程；纯灭模型适合说明国力逐步衰微的过程。
生灭模型描述的群体数量既有增长的趋势，又有减少的可能性，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它可以描述国家实力中的某种要素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的力量消涨的过程。如果我们把λ（i,t）和μ（i,t）代表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量带来的变化率，比如，一种是自我创新的力量，带来国家技术的进步和工商实业的发展，另一种是顽固保守的力量，试图遏制掐灭各种先进的思想和文明的影响，阻止某一方向的社会变革发展，同时把θ看成是一种直接的外来力量，比如，列强的殖民入侵、外界新技术的冲击、国外大量技术移民的涌入等，那么，在一段时间t内，国家实力要素的力量强弱对比变化就可以用上述线性增长模型较为贴切地描述，还可以建立某种计算机模拟测试和仿真实验进行研究。
同样，根据以上数学模型，国家兴衰模式也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都可以统一在上述同一个数学模型中。在数量关系上，如果λ（i,t）比较小，那么国家兴衰模式基本是“平缓渐进式”的发展模式。比如，在近代的欧洲，相比于德国的崛起，法国由于频繁爆发革命，其国力增长的模式相对比较平缓一些。如果λ（i,t）足够大，则是“急剧爆发式”的增长模式，这在德国、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较为典型，特别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短短30多年时间内，国力迅速发展增强，从面临西方殖民统治的危机境况下转变成一个亚洲帝国。
如果θ在短时间内特别大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值突然出现和消失，则其结果就比较复杂：第一种是这一外来力量是侵害性的，比如军事入侵，导致国家灭亡，国家资源被掠夺；第二种是这一外来力量也是侵害性的，但是遭到了强烈的抵抗，延缓了这一侵害性的影响，那么就导致这个国家有一种逐渐衰微的趋势，同时，还要看其模型中的λ（i,t）的力量是否足以抗击和抵消这个外来影响。例如，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一直到二战日本侵占中国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说明外来侵害性的力量一直存在，但是，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击世界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中国没有灭亡，但是从一个封建帝国转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第三种是这一外来力量是有益的，可以迅速增强国力。比如，外来源源不断的移民所带来的新的技术和劳动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国家实力的崛起和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从人口、资源、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大量吸纳了外来的力量，从而使其国家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后呈现出非线性的增长模式。当然，日本之所以迅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甲午战争后从清王朝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一外来力量加速了工业化发展。
最后补充一点，比照中国在近代的发展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大国，λ（i,t），μ（i,t）和θ的数值都相对比较大，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三者的数值都在变化调整，从而，使得中国近代社会的国家兴衰发展过程很难归于某一简单类型。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获得30多年的迅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国力才得到根本性的增强。第三节 国家的命运、生命历程与兴衰类型“国运”概念解析“国运”一般解释为“国家的命运”，例如：国运维艰，国运兴隆等；但是，“国运”还是有可能被解读为“国家的运势”，那就有可能被占星术（astrology）所喜好，这不是本书所关注的。因此，首先在这里进行澄清。
查证《新华字典》，“命运”有两个解释：1.天命运数；2.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再把词语分开解释，“命”是指人、动物、植物的生活能力，如：生命、命脉、性命、相依为命。“运”是指循序移动，如：运行、运动、运转。从这个字面意义看，“命运”是指生命的循序运动、运转，或者说是指生命的经验历程。对于命运的看法，宿命论者往往相信命运是天定的，不可改变，不可预知。但这种命运观，只是个人的主观意识观念而已，不是客观科学的认识。所以，在本书中还是取其喻义，即认为命运是生命体的发展变化趋向。
从复杂系统思维看，命运事实上包含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种不确定性的趋向也是因时而变，具有涨落动态变化特性，是混沌的，非线性的。如果比之于国家，那么我们也要视国家命运同样具有某种生命特质，同样是循序运转。
据此，本书研究的“国家命运”，即“国运”，是指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向。这种发展趋向可能有三种基本状况：一是国家向上的上升发展趋向；二是国家向下的下降趋向；三是国家较为稳定的发展，短期内看不出上下，或者在一定时期内是上下起伏的状态。那么，如何来衡量这种趋势，一般而言，需要考虑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变化，考虑到其领土、人口、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资源的存量增量的变化，如果从弱小贫困转向强大富足，则意味着国家命运的上升趋势，反之，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相对地由强变弱、由富变贫，则意味着国家命运的下降趋势。国家生命历程——一种理论分析
由于“命运”一词中暗喻了国家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因此，对于国家命运的历史考察，也就是对于国家生命历程的一种历史关注。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考察了公元1500-1990年近500年间世界经济霸权的历史后，发现了“国家生命周期”，认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分别是“由青年、精力充沛的成年、壮年和最终老化等[12]阶段构成，与个人的生命过程稍有相似之处。”（2003：55）。中国著名的国情研究专家、经济学家胡鞍钢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启发，曾经提出过“国家生命周期”的说法，并从一种周期观念视角对大国崛起进行了理论概括。最早他是持“五阶段说”，之后，他又进行了补充完善为“竞争条件下的国家生命周期的四阶段说”，其理论主张是基本从对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借鉴中发展而来。胡鞍钢（2003）在《中国大战略》一书中提出“国家生命周期”的概念，即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用一个生命周期来描述、认识和理解。
第一阶段就是经济发展的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其基本任务是为现代经济发展准备各类条件，如新制度建设、工业原始积累、技术引进、开发人力资本等；第二阶段是经济迅速发展期或迅速成长期，即经济增长加速期，我们称之为经济起飞，一个大国的经济起飞就是迅速崛起期；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进入经济强盛期，作为一个大国就是鼎盛期，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第四个阶段就是高峰期，同时[13]也是相对缓慢发展期；第五个阶段就可能是国力衰落期。
这是在只有一国单独发展条件下的国家生命周期“五阶段说”。但由于现实环境中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和战略制约关系，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完整发展阶段就变得相对紧迫，因此变为“四阶段说”（胡鞍钢，2006：10），一二阶段基本不变，第三个阶段与第四个阶段基本合在一起，成为经济强盛期，之后紧跟的还是国力衰落期。“四阶段说”由于考虑了国家竞争的态势，因此，在逻辑上要更为严密，同时也略微简洁一点。
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到强盛的高峰期，有相当多的国家还只能是在第一二阶段发展，就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而停滞不前。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受到帝国主义的殖民，一些国家进入到战争状态而被迫停止发展；再如，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影响而受到重创。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生命的全周期不一定都能完成，甚至往往是残缺的，但是，在每个典型的短时期内，都可以归纳为既有上升（兴）的趋势，也有下降（衰）的趋势，就如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作用，当前者胜过后者时，在国家发展的曲线上，就表现出往上走的图景；当后者胜过前者时，就表现出往下走的图景；当这些图景曲线连接在一起并持续延展开来，在宏观的视角看，就一定会呈现某种跌宕起伏的曲线姿态，这里面就蕴含着一个国家发展的生命历程。
胡鞍钢（2006：12）根据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1820—2001年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尽管它们崛起时间不同，崛起模式不同，但是反映了存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有上升期，有下降期；有高峰期，有低谷期；有加速期，有减速期。不同国家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有共同崛起，有共同衰落。
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国家兴衰发展的某种历史复杂性，因此，国家生命周期的“五阶段说”和“四阶段说”基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当然，对于世界性大国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世界大国的兴衰类型——基于8个国家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世界主要大国的兴衰类型，胡鞍钢（2006）在《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一文中采用了5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二是出口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三是工业或者说制造业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四是人口规模；五是综合国力。根据这几个指标，胡鞍钢总结出了英国、德国、美国、俄国（苏联）、中国、日本、印度这几个大国的崛起模式，其结论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由于这几个指标之间本身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指标1，2，3之间相关性比较高，因此在刻画各国崛起模式时，实际上是由这3个指标重复性地在图中展示而勾画出的同一种印象。表2.2 八个世界大国在世界GDP的比重变化（%）
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与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和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其统计的方法也有其理论支撑。中国的GDP数值要比一般统计资料中以美元计算的GDP要高，这一点在此特别说明，但对说明国家崛起的模式这样宏观的问题影响并不大。
限于篇幅，在这里就集中从各国的具体的GDP数值的变化状况，来揭示几个主要的世界大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某种生命历程，以管窥其兴衰类型和崛起模式。根据安格斯·麦迪森（2003）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据以及最新更新的各国的GDP数据，并结合胡鞍钢（2006）的表格样式，特别改进并制作出以下表格（表2.2），从一个大国在世界总的GDP的比重，来大致观察各国崛起的历史。
由于国家的体量不同，在本书中为了便于比较，将这8个国家分为2组，第一组是5个国家，分别是英、法、德、俄、日；第二组3个国家，分别是美、中、印。并绘制成两张示意图（图2.2、图2.3）。图2.2 五个世界大国的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大致走向示意图（1820～2008）图2.3 三个世界大国的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大致走向示意图（1820～2008）
根据这两张图，从19世纪初至今，这几个大国兴衰模式，依时序大致呈现在我们眼前。首先，是英国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从1750年开始在英国开启的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通过建立海上霸权进行殖民扩张，同时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成为“世界工厂”，从而集聚起巨大的国民财富，其GDP的持续性增长，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因为美国、德国的经济崛起，这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逐步下降。
再看俄罗斯，它大致有两次较为重要的持续增长期和两次相对衰落期。第一个增长期是从1820-1913年左右的持续性的增长，但是，其增加幅度有限；接着是从1913-1929年期间的一个衰落期；之后，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得到了一定的持续发展，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但是，由于过分追求军事工业发展，其GDP的增长减缓，在整个世界的比重明显下滑，导致1990年苏联解体，一直到本世纪初经济状况才开始有重新崛起的迹象。
德国与日本有些类似，就是通过战争扩张短期内获得崛起，但又因为战争消耗，最终失败而走向衰败；在二战结束后，又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迅速发展工业和经济，再次走向快速的经济崛起。法国，则具有其特殊性，法国在拿破仑时代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是，却在战争、革命的反复中，没有获得持续性的长久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但是，法国人引爆了大革命，促进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欧洲和世界的传播，法国人还创造了璀璨的艺术。
美国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大国崛起的模型，自从南北战争结束，统一后的美国开启了一个快速赶超的神话，不仅在经济上迅速超越了第一号欧洲强国英国，而且持续性发展，在罗斯福新政的引领下较为平稳地度过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二战中以较少的损失赢得了丰厚的胜利成果，成为超级大国，海外派兵，开始主导国际事务。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占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比重，只是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一些国家的崛起，摊薄了其份额。
最后，中国和印度在近代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都经历了被殖民压迫的惨痛历史，经历了长期的衰落过程，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开始慢慢发展，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历经波折，只有在二战结束后，才争取到了在一个和平环境下的发展；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已经形成非常显著的快速崛起姿态；而印度显得稍微缓慢一些，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示出逐步崛起的态势。
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兴衰类型，经过本书归纳与总结，列表如下（表2.3）。表2.3 八个主要世界大国的兴衰类型分析表2.4 八个世界大国的GDP数据表（1500～2008），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元图2.4 八个世界大国的GDP发展走势示意图（1500～2008）表2.5 八个世界大国人口数据表（1500～2009），单位：千人图2.5 八个世界大国人口增长走势示意图（1500～2009）表2.6 八个世界大国人均GDP数据表（1500～2008），单位：1990年国际元/人图2.6 八个世界大国人均GDP发展走势示意图（1500～2008）
从表2.3中的8个主要国家的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走势看，可以发现有8种兴衰曲线的类型，按其形状分别是：倒U字型、波动型、N字型、厂字型、M字型、V字型、曲棍型、缓U字型。即这些国家都因为其各自的国内原因和外部历史发展条件不同而具有各自不同的兴衰演变模式。
然而，仅从这一视角看，还不足以完全勾勒出其兴衰演变的图景全貌，至少还需要结合GDP总量、人口、人均GDP进行综合考察。从GDP总量的发展走势（表2.4，图2.4）看，这8个国家均呈一种上行态势，其中，美国的增长最为稳健、持续和长久，且自19世纪末起就高居于他国之上；中国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强劲；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和中国在GDP总量上，具有领先他国的绝对优势。但是，比照人口增长的走势（表2.5，图2.5），就可以对此有另一种不同看法，中国和印度在人口总量上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GDP总量增加的部分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口带来的“红利”。再从人均GDP走势（表2.6，图2.6）的角度看，国家发展与兴衰的格局就有许多不同现象：美国居于领先地位；英、法、德、日相互交错式、贴近性地发展上升，形成第二梯队；俄国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居于第三梯队；中国和印度人均GDP的走势目前已经呈现明显的上行态势，而中国要快于印度，两者都属于后发国家。第四节 “传播与国运”的理论模型建构“传播与国运”隐喻的灵感来源
关于传播与国运兴衰的关系研究，前文概括为“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这一个理论命题，它实际上又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传播活动究竟是如何促进了国家命运的上升趋势？二是什么样的传播活动究竟是如何造成了国家命运的下降趋势？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需要有拨云见日的智慧，方能破解。
那么，在思考国家命运之于传播的动力机制的时候，笔者联想起在北京景山的观景亭上俯瞰脚下那一片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殿宇的感受：那巍峨壮观的宫殿群呈现出的穹顶，仿佛是一种国家象征，它既有迎着朝阳绚烂、升腾的一面，又有着背向夕阳落寞、退隐的一面，就如同国运的兴衰，虽然都是同一面的穹顶，然而与时序节律的正反，就变成兴衰周期的正反，给人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同样，也给人以某种历史的遐想、哲理的启示和思维的灵感。
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间的长河来看，国运兴衰仿佛就是这一片起伏连绵的金色穹顶，政治学家看到的是权力争夺、人事纷争、民心向背的国家兴衰的政治逻辑，军事学家看到的战争、对抗、威慑、侵略、吞并等带来的国家兴亡后面的武力较量，经济学家看见的可能是国民财富的积累、贸易引发的战争、货币流通、资本和市场运作带来的国家兴衰的财富变迁，社会学家看到的可能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流民的迁徙带来的国家兴衰的浮世绘，文化学者看到的可能是时尚的流行、艺术的兴盛、文化的开放与保守背后所折射出的国家兴衰的精神气象……事实上，国家兴衰的历史，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角度和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这就如同构建出一片宫殿建筑群（参见图2.7），各种角度、各种因素都有自己的殿堂与建筑构造，从而，在整体上建构成洋洋大观的精神圣殿。那么，从传播学者的视角，是否也可以建构出一座殿堂，来解释传播与国运兴衰的关系呢？阳光下的紫禁城金色穹顶隐喻国家命运，正是本书理论模型的灵感来源。图2.7 紫禁城殿宇的建筑造型——作为国家命运的一种隐喻
本书关于国运穹顶隐喻的另一个灵感来源是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水晶宫的建筑造型（参见图2.8）。根据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14]划师吴志强撰写的文章介绍：“水晶宫于1850年9月26日开工，建设仅用了17周，于1851年1月建造完成。整个建筑体量巨大，有1848英尺长，408英尺宽，占地77万平方英尺。中央十字通道有72英尺宽，108英尺高。地层通道和上层走廊贯穿整个建筑。水晶宫是钢铁和玻璃的巨型建筑，不断重复的横截面组成整个建筑，共用去了4000吨铁，90万英尺的玻璃和202英里用来连接的框栅。水晶宫在利用铸铁结构、全玻璃幕墙和标准预制件建造等方面是首创，可以说开创了现代建筑的先河。”
图2.8 1851年伦敦世博会水晶宫穹顶造型——作为英国国运“荣光”的象征
其实，水晶宫建筑本身也具有典型的国运象征意义。中央电视台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英国崛起历史的《工业先声》一集当中曾经用很大的篇幅来展示这座19世纪中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建筑”。其解说词介绍说：
1851年5月1日，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商界、政界代表人物汇集在它的穹顶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相聚目的是为了展示进步和繁荣，155年前那次盛会的准确名称是：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万国博览会开幕式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万众喧腾中，前来剪彩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反复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兴奋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工业先声》还特别引用了当天女王对这座建筑的评价：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的日子。”由此可见，水晶宫建筑的穹顶具有代表英国在近代历史上引领世界潮流的工业文明巅峰之作的意味，它也是当时英国国运兴盛的一个标志。当然，也正如《工业先声》解说词指出的：“就在英帝国看似如日中天的时候，太阳已经在悄悄倾斜。越来越庞大的殖民地在为英国提供巨大的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拴在它身上的巨大包袱。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高涨，这个包袱终于压弯了帝国的腰身。”水晶宫，这座“563米长的巨型建筑”的命运也从荣光走向了衰败，“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的一场大火把它彻底毁灭了。今天，残存的雕塑只能静静地伫立在风中，面对每日缓缓升起的朝阳，追忆往昔，感叹世事的沧桑。”确实，没有比水晶宫建筑穹顶更能代表大英帝国兴衰历史的见证物了，它所能带给后人的想象空间甚至可以超出一国的历史，而具有某种世界性，从而可以作为一般国家兴衰的象征物。“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的穹顶模型
在穹顶造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某种勾连想象的思想火花的启发下，本书勾画了一幅国运兴衰的传播动力示意图（参见图2.9）。国运兴衰以殿堂穹顶为表征，支撑起国家命运的是一些关键性力量，也就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基本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其实是非常多的，在本图中只是有代表性地列举了一些与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1.国民性格塑造；2.国家认同建构；3.国家权力管控；4.国家紧急动员；5.国家战略谋划；6.国家危机处置。用数学函授来描述：
在这里，其中，f是一个函数符号，除了以上6个因素影响到国家命运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直接与国家命运产生关系，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就一律用W简化表示，这已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对上式进行求导，可以来判定国运兴衰的态势。
则表示其一阶导数为正，说明其变化为增加，国运处于上升阶段；
则表示其一阶导数为负，说明其变化为减少，国运处于下降阶段；
则表示其一阶导数为正，说明其变化为持平，国运处于稳定阶段。图2.9 国运兴衰传播动力机制的穹顶模型示意图
这些对国运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因子（以下简称国运因子），实际上都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传播实现的四层基础结构之上的。用数学函授来描述：
在这里，h是一个函数符号，j代表序号。其中，传播基础结构（用ci表示）、传播渠道（用cc表示）、传播媒介（用cm表示）、传播内容（用ct表示）相互之间除了具有事实上的嵌入关系之外，还具有相互作用和因果关联关系。同时，都对这些国运因子有一定的支持和建构作用，如同有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力，建筑起国家运作的殿堂、国运辉煌的穹顶。这种关系由函数h来表达。如果把这些竖立的国运因子模块视为火箭的助推器，那么它们都有一种强大的推升力，可以推动盛世国运的升腾起飞；也可能由于某些因素作用，使得火箭助推器出现故障、工作不良，导致运转出现偏离，甚至于出现国运衰颓。
这一“传播与国运”的穹顶模型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在后面的所有论述，基本都是围绕这一模型展开论证，或者论证此模型的一个局部环节，或者论证此模型的一个分系统的动力机制，或者论证此模型的一整条的逻辑关系链条。总之，或横向、或纵向、或正面、或侧面、或剖面地展现整个系统的内在结构与功能。“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的因果观
在借助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对“传播与国运”系统进行描述与理论模型建构后，还需要对复杂系统产生因果链的过程进行总体的理论分析。范冬萍（2008：90-97）对近年来在复杂性科学、认知科学、心智哲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提出了一种考察复杂系统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因果观和方法论，对于本书建构的“传播与国运兴衰的社会复杂系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这一复杂整体论的因果观和方法论，主要有四个基本观点：“第一，高层次的所有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和服从于低层次的规律。”“低层次的元素及其相互作用对高层次过程有一种上向因果作用”。在本书中，这意味着国运因子影响国家命运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和服从于低层次的传播规律，例如：国民性格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在国家范围内传播媒介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过程中的传播规律的制约；国家战略规划的完成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某一战略思想的传播，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与邓小平的“猫论”、“摸论”的提出与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第二，高层次的过程具有不同于低层次的实体、自然类和因果关系，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对于其组成部分的整体也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目的，即具有理论自主性。” 在本书中，这意味着国运因子影响国家命运的过程与在某一国运因子范围内的传播规律是不一样，所以，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内可以采取各自可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第三，高层次的整体对低层次过程会施加一种约束、选择、调节和控制等下向因果作用，从而使整体的组成部分服从于整体功能和目标。”在本书中，在“传播与国运兴衰的社会复杂系统”中，国运兴衰的过程会对传播过程发生影响，使之服从整体规律，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由于整个民族遭受日本外来侵略，因而，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是进行全面抗战，才能扭转国运之危局，因此，就会对延安当时的新闻宣传等活动产生一定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使其服从于整体功能和目标。“第四，解释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之间具有互补性。”在本书中，由于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涉及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问题和关系，因此，需要使用多种方法和理论，在这些解释之间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可能会出现“交叉互补”和“协同进化”，也有可能是矛盾的，但需要在高的层次上进行统合解释。例如：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通过某些观察和研究会发现大众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家认同，促进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国家融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成为某些人鼓吹民族分裂主张的工具，造成事实上的对国家认同的破坏，有可能在某个国家前者起主导作用，在某个局部地区后者成为极端事件的肇因。
根据这四个基本观点，在本书的研究和分析中，需要在“传播与国运兴衰的社会复杂系统”之中贯穿着一种灵活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与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获得一种既超脱又能深入的系统观察方法；这样，才能有在各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复杂现象中，辨识历史的“庐山真面目”，揭示其规律。“传播与国运”子系统关系的阵列模型
在以上构建的国运兴衰传播动力机制的穹顶模型中，从侧面看，这些国运因子自身还形成一种阵列式的结构（参见图2.10）。那么，在这些因素中，哪些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哪些因素起着次要作用？各个因素之间究竟如何作用，对整体系统运行有什么关系呢？图2.10 国运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示意图
首先，对国家命运起到长期的重要影响，且居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国家战略。这是因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都受到国家战略的制约，战略思想的形成对于政府重大决策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谋略决定了历史方向，大国兴盛的背后都是国家战略长期效果的体现，迅速衰亡往往是缺乏长远的谋略所至。
为什么国家战略在其中居于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地位呢？有学者研究认为：“国家战略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李继盛，1999），“迦太基亡国，蜀汉开国，苏联崩裂，美国霸权，还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盛世，无不显示出国家战略与国家兴亡的密切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制度、国家实力（经济的、军事的、科技的以及综合的等）、人才、统帅或领袖等等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实行正确的国家战略从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其国力会增强，其国际地位会上升；实行不正确的国家战略或根本就没有国家战略的国家，其国力会减弱，其国际地位会下降，甚至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他的这些论断基本是出自其个人的观点，还没有看到坚实的理论论证，但其观点，在本书看来却是站得住脚的。
第二，短期内对国家命运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是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危机来临的时刻往往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临界点、拐点，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对国家命运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这两个因素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是短期的，对国运上下趋向的不确定性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第三，国家管控与国家动员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国家管控体现的是国家对于地方资源的管理控制，体现的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权力掌握、运筹和行动的能力。国家动员体现的是国家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调动能力。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这两个因素体现出国家系统的控制力、执行力和行动力。缺乏国家管控，则容易使国家趋于分裂，因而，谈不上国家的发展趋势向上；缺乏国家动员能力，则表明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偏弱，遇到外来入侵和各种灾难时，就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乃至一蹶不振。
第四，以国民性格为核心的国民素养则是国运兴衰的基本条件，国家认同是国家凝聚力的源泉，是确保国家存在的基石，被称为是隐蔽的看不见的坚固的国防线。这两者是国家命运的基石，是国家成其为国家的一个根本保证。
总之，这些国运因子之间相互都存在着作用和影响，一个国家命运是否能稳定、持续地向上发展，各种因子之间所形成的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阵列结构，就如同擎天支柱具有一种强大的支撑力量，正是国家社稷命运安危之所系。小结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框架部分，是提纲挈领的“总论”，是全文论证的基础。在这一章中界定了基本概念，搭建了总体模型，分析了八个重要大国的兴衰类型。
首先，本章通过论证分析，将传播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拓展：“传播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交流的过程，也是他们在一定时空中共享意义的仪式，还是他们完成内在利益交易的符号资源的交换，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必然导致的对其自身的复制及变异活动。”同时，还把“国运”界定为“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国运”并不是“国家发展”本身，即从复杂系统思维看，“国运”概念中包含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种不确定性是因时而变，是混沌的，非线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应视其具有某种生命特质。
在这两个重要概念界定清晰后，才可以看清全书研究与论证的逻辑点：传播究竟是如何影响国家发展趋向的，即探究传播与不确定性（国家的）之间的关系，而非传播与现状（国家的）之间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状态的消除，恰恰可以体现传播的作用。在本章中，笔者不厌其烦、一步一步展开铺陈，说明、解释复杂系统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为了采用这一思维模式来考察“传播与国运”系统，从而真正把握和理解这一系统的运行规律。最终，推证出的系列结果表述中，对全书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隐喻方法；二是系统要素增长的传播动力模型。
隐喻方法有助于形象理解复杂系统的内在运动与根本规律，因此，借助此方法，“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隐喻为象征性的建筑，日升与日落中的北京紫禁城殿宇的琉璃穹顶和伦敦水晶宫玻璃穹顶隐喻为国运的兴与衰，以支柱（或其他支撑建筑体）隐喻国运所系的重要因子，这为人们认识国运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图解。系统要素增长的传播动力模型则用数学模型解释清楚了三种重要的兴衰模式，传播的作用则相对应于三种动力机制类型：或正反馈（加速反应）、或负反馈（延缓反应）、或危机应对（应激反应）。
整个理论框架的建构过程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一环紧扣一环。穹顶模型可以把“总论”的理论框架“拎”起来，其中的一些组件，就构成了后面各章节集中探究的“分论”。可以说，本章将复杂系统的理论、思想、方法运用于“传播与国运”的命题之中，将全书所有的论述点和逻辑点熔于一炉。[1] Communication.（2010）.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Retrieved January 12,2010,fro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129024/communication[2] 吴飞：《一种新的视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二辑》（张国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3] 陈力丹主持：《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4] 这一“交换观”的应用在本书《传播与国家战略》一章的论述中，特别是在有关“战略误导”方面有所体现。[5] 廖卫民：《网络隐私过度传播现象的模型建构和案例分析》，《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2期。[6] 遍历是从一个节点出发，到访整个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的行为。[7] 马知恩、周义仓、王稳地、靳祯：《传染病动力学的数学建模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8] 完全图是所有节点都互相连接的网络。[9] 廖卫民：《网络舆论量度的统计学模型与数据分析——以外企女秘书公开信事件的讨论为例》，《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二卷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0] 在这里采用的数学符号均从外文原版书：Sheldon M.R.（2000）.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models （7 th edition）,Academic Press,pp314-317.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7月曾影印出版该书第9版。其中，关于数学表达式的自然语言解释由笔者做出。[11] 这三种情形描述群体数量在瞬时发生变化的三种可能性：要么增加1个，要么减少1个，要么不变；三种可能性总和一定是1；这一基本假设，使得后面的数学推导变得明确，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数学结果。[12]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3] 胡鞍钢：《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4] 吴志强：《水晶宫，开创现代建筑先河——回顾1851年第一届伦敦世博会》，《新民晚报》2005年3月6日。第三章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命运
在“传播与国运”的穹顶模型中，为了论证根基的牢固，我们先从位于整个殿宇的最底层基础——传播基础结构开始研究论证。尽管国家命运的改变与传播实现的四个层面都密切相关，但其改变动力的根底却是基于传播基础结构之上的，因此由底部往上建构理论，才能使得穹顶的辉煌更加牢靠。在这一章中，我们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传播基础结构如何影响了国家命运？在这个问题之下，其实包含着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有何关系？传播基础结构对于传播效率有何影响？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什么作用？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权力管控、国家紧急动员产生什么作用？第一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发展传播基础结构的概念与范围
传播基础结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传播，另一个是基础结构。英文“infrastructure”，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机构必须的基本系统或服务，例如建筑、交通、[1]水、能源、行政系统”；而根据韦伯英文字典的解释，有三项意思：第一项是“一个系统或组织的底层基础或基本构架（the underlying foundation or basic framework as of a system or organization）”，第二项是“因军事目的而设置的长久设施（the permanent installations required for military purposes）”，第三项是“一个国家、州或地区的公共运作系统（the system of public works of a country,state,or [2]region）”。从韦伯英文字典的解释中，大致可以看出“infrastructure”的词语应用演变的过程，最早该词为法语，用于军事，“infra”词根的意思是“在下面”，整个意思是“结构之下”，大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从法语引入到英语中；之后，传到美国。最早对基础设施予以足够重视的经济学家当推罗森斯坦—罗丹（Paul [3]Rosenstein-Rodan），1943年他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资本或社会总投资分为两类：“社会分摊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SOC）和“私人资本”（private capital，PC），前者即指“infrastructure”。不迟于1970年，这一词语开始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然后进入到公共政策领域。可见，“infrastructure”是指基础设施，甚至还包括基础的服务。
那么，“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就是指人们进行传播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结构。这一词语在传播学使用，则主要见于由著名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基于“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提出的“传播基础结构[4]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张咏华，2005），其含义主要是指在社区内的各种传播资源、服务及硬件结构，研究的着眼点是培育和增强社会的归属感，使得传播基础结构成为社会黏合的纽带。在本书中的“传播基础结构”，除了包括鲍尔－洛基奇所特指的含义之外，更多的是指在宏观的国家层面，实现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信息交流、仪式共享及符号资源交换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由于本书对传播概念做了拓展，所以，本书所指的“传播基础结构”就是广义上的概念，所包括的范围就不仅仅是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还包括大部分的交通基础结构（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包括基本的交通网络、信息通信网络和终端及相关的基本服务系统。例如：古时候的水运体系（运河连接自然水系形成）、陆路网络（如：驿道、驿站、茶马古道）、商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现代社会的包括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的交通网，现代的邮政系统、卫星、电话网、无线通信网、互联网、计算机终端等等。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有何关系呢？根据上面的概念分析，传播基础结构基本是一种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其内嵌的传播服务，例如，基本的电信服务、邮政传递服务等，则当属于软实力的大范畴。尽管如此，但总体上，传播基础结构是国家硬实力表现的重要指标。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发展的理论分析——以美国为例
传播基础结构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直接相关，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构成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展现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国家兴盛，则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就会上水平成规模；国家衰微，则其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也必然会呈现衰败落后的面貌。
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看，国家实力与传播基础结构的相关系数[5]非常之高。根据胡鞍钢、张晓群（2004）的一篇实证文章“对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从回归的结果看，“日报普及率与人均GDP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97～1.26”，“与城市化水平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37～0.71”，“与贸易占GDP比重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59～0.73”，并且“对收音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回归分析在相关性上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尽管该文论证的重点是传媒普及率，但是他们使用的技术指标都是易于统计的传播基础结构的指标，因此，实际上其数据论证的结论至少可以充分说明传播基础结构的指标与国家实力的指标（如GDP等）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做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很多扎实有力的历史证据，可以充分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在国家实力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基础性的建设性的作用。以美国为例，就可以充分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美国崛起的巨大意义。
从19世纪以来，美国的传播基础结构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非常明显的大发展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交通运输基础结构的建设与发展，首先兴起的是收费公路的建设，其次是以运河为主导的水上航运体系的建设，之后，就是铁路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几乎同时进行和完成了产业革命，引领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产业革命之后，又经历了大力发展高速公路的阶段，这是适应汽车时代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而航空业的发展则大大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节奏，拉近了地理距离；管道运输则是为适应石油化工产业发展衍生的特定运输方式。同样，美国的信息基础结构，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发展阶段，从早期的邮政网络、电报、电话、报纸、杂志，一直到后来出现的无线广播、电视、有限电视网、卫星电视以及互联网等，这些基础结构的建设大大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
在《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1492-1877）》（加里·纳什，2008）这本历史书中记载的一个典型例子就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美国传播基础结构的巨大变迁：“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被刺杀后，半个小时内就有68%的美国人知道了这个消息。然而，1799年12月乔治·华盛顿在弗吉尼亚亚历山大逝世的消息5天以后才传到费城（仅仅140英里的路程），11天后才传到波士顿，3周后才穿越西部传到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在今天看来，1799年的交通情况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我们还能大致从一些历史绘画（如图3.1）或文字资料中寻觅到当时对马车交通的描绘，“大部分的收费公路是林间的土路，树桩被砍低，马车的车轴刚好能通过。”（加里·纳什，2008：301）
事实上，美国在建国后不久，就启动了联邦公路修建计划，“1806年，在第一个联邦公路修建计划中，国会指定修建了一条从马里兰州的坎伯兰郡到西部的国家公路。1818年，公路已经修到了俄亥俄的威灵，有了这条公路，8天的行程缩短了3天。”（加里·纳什，2008：301-302）正是由于陆路上的不便，水路也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因此，在19世纪初，美国就陆续开始了修建运河的热潮。特别是在1820-1840年间，新建了一批运河，其中以1825年伊利运河最有代表性，它连接了纽约和五大湖及美国西北部的水路链的最后一环。在运河建设的高峰时期，英国蒸汽动力火车带来的震撼，也让那些政治家、投资客跃跃欲试，于是，1828年，美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州）也开始修造。到了1840年，美国“已有3000英里长的铁轨，多于欧洲所有国家的拥有量。在19世纪40年代，另有5000英里铁路也建成了，至1850年代末铁路总长飙升到30000英里”（加里·纳什，2008：315）也就是说，美国在1850-1859年间铁路就新增了22000英里，这充分表明了美国铁路建设的一种加速增长的趋势。图3.1 美国收费公路系统减少了乡间旅行的时间
美国的信息基础结构建设，在建国后不久也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和发展，以邮政系统为例，在19世纪早期，“全国只有75个邮局。即使到了1792年，西部山区一个邮局都没有。1820年，整个国家分布着大约8500个邮局。与此同时，邮政系统传递的信件数量增加了9倍”。（加里·纳什，2008：302）同样，从1790年到1830年间，报业、印刷业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因为“在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只有92份报纸出版发行，大部分是周报”，但是，到了1830年，美国的“报纸数量增加到1000份以上，大约1/3是日报。”（加里·纳什，2008：302）
如果比照美国在这一时期的GDP数据（参看第二章表2.4），经过简单的测算就可以看出1830年的GDP是1820年的1.45倍，而1840年是1830年的1.52倍，1850年是1840年的1.53倍，1860年是1850年的1.63倍；也就是说，大约每隔十年就多出半个GDP的国民经济成果，而且是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这就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拿出的经济发展成绩单。这一成绩单的背后，有着传播基础结构建设所起到的巨大推动力作用的身影。美国历史学家喜欢用“交通运输革命”来形容它的影响。“运河和铁路以一种新的方式使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们为农民、商人和制造商提供了进入市场和获得商品的可靠途径，并鼓励美国人民去边疆定居，开垦田地。他们带来的经济机会催生了可以增加产量的技术发明。最终，西北部和东部地区由水道和铁路形成的强大经济、社会纽带，导致了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人们拥有了共同的政治观念。”（加里·纳什，2008：316）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仪式传播的视角看，铁路的车厢和运河的船舱，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流动的公共空间，南来北往的人相互交流，依靠大量日常生活的仪式传播，建构共同的政治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美国独立建国到南北战争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诸多历史事实看，传播基础结构促进了物流的畅通，信息的传播，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加强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协作，使人们融入全国经济的市场，整个国家的实力得以跃升。传播基础结构建设融入于美国初期崛起的这一历史实例其实在其他一些国家也能得到验证。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发展的历史比较——以中、日为例
传播基础结构建设在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在建设传播基础结构方面的成就之所以特别突出，恐怕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由于美洲是一个新大陆，犹如一张白纸，有着其紧迫性和巨大的现实发展需求。如果没有国家的迫切需求和强有力的国家主导推动，那么，国家的传播基础结构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甚至要遭遇挫折与停顿。下面以铁路建设为例，对中国、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比照和分析。
一、吴淞铁路的历史命运分析
中国近代历史最早的一段经营性铁路吴淞铁路，诞生于1876年，但是其寿命非常短暂，总共运营一年多时间就被全线拆除。吴淞铁路这一历史命运，也折射出当时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以及整个国家[6]命运的衰微之势。根据《吴淞铁路兴毁漫议》一文的记述，事实上，关于这段铁路的兴建，肇始于1872年，当时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未与中方协商私自组织“吴淞道路公司”，该公司以修筑一条“寻常马路”的名义，骗取上海道台沈秉成允许后开始征购土地，但不久即因资金短缺转让给英国怡和洋行。1874年12月筑路工程开始，1876年1月20日，上海至江湾段开始铺轨。2月14日，机车开始试行。2月22日，上海道台冯焌光对英商擅自建造铁路提出质询，要求停筑。在清政府与英国方面进行交涉的过程中，铺轨工程仍在继续，6月30日上海至江湾段竣工，7月3日正式营业。8月3日，火车在江湾镇北面试车时压死一名行人。消息传出，乡民大愤，抗议声浪迭起。英国方面于8月20日下令英商停驶火车并暂停铁路续建工程。几经交涉，中英双方最终于10月24日议定《收买吴淞铁路条款》，规定铁路包括所有地段铁路、火轮车辆、机器等项由中国买断后，由中国自行处置。12月1日，吴淞铁路恢复营业，上海至吴淞全线正式通车。铁路全长14.5公里，行程30分钟。1877年10月20日，中方赎路款项按时付清，吴淞铁路于当天中午12点开行最后一班车。22日，铁路地契由英人交付上海地方政府，清政府随即下令拆除。12月18日，路轨全部拆卸。
这段历史记述，从今天看起来，还很难让人明白就里，为何一个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铁路建设项目，却出现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结局？第一，首先清政府不愿意造铁路的态度非常明显；第二，乡村百姓对此不理解，据说是有人担心风水受影响，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来看热[7]闹和新鲜；第三，在这个过程中交织着清政府中的两派力量的权力斗争。在当时，由于意识上的落后和体制上的腐朽，没有人能站在国家兴衰的高度去推动铁路建设，致使中国与先进的铁路技术大发展擦肩而过了数十年。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2008：229）一书中援引李鸿章致郭嵩涛的一封书信为例，说明当时朝廷中“守旧势力”之强大。信中写道：“曾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同样是1876年，郭嵩涛以公使身份到英国履职，文人刻薄讥笑他“弃圣贤之邦而追随于洋鬼”（徐中约，2008：229），清政府还曾下令将他的记述欧洲经历的《使西纪程》毁版，禁止该书在社会上流行。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中国第一条铁路运行一年多就中途夭折的命运之所以如此，就不难理解了。
二、日本明治时期的铁路建设历史回顾
邻邦日本对于铁路的态度，最初也和中国社会的情况无异，日本人并不欢迎铁路，而视铁路为“怪物”群起而攻之。毕竟，从17世纪30年代的幕府颁布《锁国令》，日本走过了约220年闭关锁国的历史，其思想封闭保守，从“攘夷运动”中就可见一斑。但是，从1853年，美国佩里黑船到达日本，敲开了日本国门，给当时的幕府朝野以极大的震动。
1853年8月，俄国军队将领普提雅廷率舰队到长崎，日本人在俄国军舰上首次见到了蒸汽机车模型。起初日本人把铁路译为“辙路”，后来又改译为“铁路”、“铁道”。译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铁道知识在日本的传播，日本人逐渐把铁道与传统的运输方式区别开来。据考证，最早乘坐火车的日本人是渔民中浜万次郎，他因海难事故而漂流至美国，从而有机会在美国乘坐火车，中浜万次郎在美国生活了11年，1851他驾舟回国，担任了幕府的英语翻译。他说：“平常外出远行时，乘坐叫做railroad的火车”，火车“快如飞鸟”，车厢似贵族[8]之宅第，“车行之道敷设铁”。这是当时日本人对于铁路的实际乘车体验的真切描述。
日本被迫开国后，德川幕府曾于1860年向美国派遣了总共81人[9]的代表团，其使命是与美国代表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代表团一行到旧金山后分乘6节客车到达华盛顿，这是日本官员第一次乘坐火车做公务旅行，他们对机车、客车及线路构造、运输体系进行了详细记载，加深了对铁路运输系统的认识。1862年，德川幕府又派出遣欧使节，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渝吉。同年，幕府还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前往荷兰。这些人来到欧洲后，实地考察铁路运行状况。正如福泽渝吉所说：“我等同行之日本人不仅限于惊奇，惊奇之余，亦更钦羡，不禁产生欲在我日本加以施行之雄心。余在欧洲一年间，所到之处均写有笔记，归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西方[10]诸书而著述者，即《西洋事情》一书也。”福泽渝吉的《西洋事情》一书于1866年正式出版，发行量高达15万册，其中详细介绍了铁路等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为日本的铁路建设做了知识的普及和舆论的准备工作。随着铁道知识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明治政府朝野上下对修建铁路已经成为共识。
1869年3月，明治政府就铁路建设问题专门征求英国工程师布兰顿的意见，布兰顿认为，首先应该修筑短距离的“模范铁路”。明治政府决定采纳布兰顿的意见敷设京滨铁路。1870年4月，京滨铁路正式动工，英国人莫莱尔被聘为总工程师。在莫莱尔的主持下，铁路从东京、横滨两地同时破土动工，历时两年半，于1872年10月全线竣工，全长29公里，全线共建有大小桥梁22座，全程运行53分钟。明治政府为庆贺京滨铁路投入正式运营举行隆重的开业仪式，明治天皇[11]亲自参加开业仪式。这给年仅21岁的明治天皇对铁路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给日本普通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从此以后，日本继续修建铁路（参见表3.1），到第4条铁路的时候，已经可以不需要英国工程师的指导而自行建造了。表3.1 日本明治时期修建铁路的历史概况表
三、中、日铁路建设的历史比较分析
从以上对中、日两个国家的几乎处于相同时期的对待铁路建设的不同方式的历史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国家兴衰与传播基础结构之间的某种紧密的相关关系。在19世纪的60年代中期，两个国家同为经历了长期闭关锁国政策影响的亚洲农业国家，差不多同时都遭受了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和通商要求，也都差不多同时接触和了解到铁路的新奇和震撼，但是，不同的主要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府的最高当权者对于铁路的认识不同及采取的策略不同；二是知识传播的准备和舆论准备的不同。
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最高当权者，即李鸿章信中所谓的“两宫”，无法进行正确的决策（“不能定此大计”）。所以，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的建设中既没有见到政府促进推动的身影，更不见其宏观的战略布局，却是购而拆之，采取息事宁人的权宜之计。相反地，日本明治天皇1868年4月6日即发布了明治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其中提出的 “大展经纶”，即强调发展国家经济；“求知识于世界”，即强调向外界特别是西方学习。铁路建设完全符合明治政府的施政纲领要求，也是日本政府推行“殖产兴业”中的重要一环。所以，日本对第一条铁路的建设，则是听专家建言，审慎规划，严密推进，天皇亲临隆重庆贺，作为一件国家大事来抓。两者相去何远！
再者，从知识的传播上，尽管中国社会中已有思想敏锐者看到了铁路的巨大价值，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郭嵩涛在《使西纪程》中都有这方面的表述，但是，其影响有限，前者出版之后，国内乏人问津；而后者还遭到了政治攻击和人身攻击，广大民众并不具有足够的启蒙知识来理解铁路的作用。相反，日本的思想启蒙家（如福泽渝吉）尽管在某些历史时刻也受到过保守思想的反对和极端行为的威胁，但是，通过日本政府推进的使团、留学生的出访，政治高层就坚定地确立了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同时，其思想启蒙还有日本多年来兰学传播的底蕴和基础，因此，社会保守力量的作用有限，在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持续的知识传播过程中，铁路建设的舆论准备非常充分，因此，铁路建设在日本遭受的社会反对力量就不像中国的清廷那么严重。一旦第一条铁路建成，其无可置疑的成功事实，就会改变许多人的保守观念，带来一种清新之风。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第三个不同，那就是对国家发展结果的不同。被誉为日本铁路之祖的京滨铁路的建成、运营，改变了日本人对铁路的观念，从此，日本铁路事业发展呈不可逆转之势，铁路逐渐布满日本全境。修造京滨铁路，还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铁路建设人才。此外，还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铁路的出现还引起了日本人生活习俗的变化，“洋货”、“洋风”、“洋俗”等以铁道为传播渠道和沟通媒介，在日本各地特别是铁路两侧地区流行起来，例如，东京、横滨、神户吹拂洋化之风，领全国风气之先。自日本京滨铁路建成后，铁路成为近代日本发展最快的实业门类，并迅速形成以南北干线为核心的运输体系，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人员往来、货品流通、知识传播、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中国从第一条铁路建设就已经落后，这种落后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铁路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大规模建设[12]和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候，清政府也已覆灭，成为历史。第二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传播效率、经济增长
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与完善，对于提高传播效率有着巨大的作用，既可以大大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容量，丰富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同时还可以实现各种共享时空的传播仪式。如此一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至少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产生了新的经济活动，例如，信息经济、文化传播产业；二是提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本节中，我们将循着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以及一些最新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基于传播基础结构的传播效率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从而，从经济学理论的高度来论证传播与国家综合实力之间的关系。传播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张晓群的专著《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定义，传播效率是“指一个信息需求者单位时间内通过传播媒介获得的信息数量。”（张晓群，2009：66）从宏观上看，一方面，媒介的不同形态所具有的信息承载和传播能力是不同的；新发明使用的媒介因为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往往比传统的媒介具有更大的信息承载容量和更便捷快速的传播速度或者更稳定的传输性能，因此，就能提高传播的一般效率；另一方面，“媒介的使用数量也是影响传播效率的重要因素。媒介使用数量越多，信息需求者通过媒介所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大。”（张晓群，2009：66）
除了这两种影响因素之外，事实上，在传播基础结构的诸多环节和元素中，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因素对于传播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传播网络的覆盖率、联通性、可靠性，对于传播效率起到了一个基本的保证作用。对于互联网的建设来说，更要注意其联通性和可靠性，即网络上的链接方式要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才能保证其传播信息的及时、高效和畅达。交通网络还能够提高物流、人流的运转效率。传播基础结构中的配套服务，也能有力地提高传播效率。“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的一种理论分析径路
张晓群（2009：71-91）在《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一书中建构了一个“包含传播效率的增长模型”，并进行了数学描述和理论推演。其中，理论推演、逻辑展开的链条是按照以下的示意图（图3.2）进行的，即传播效率的改善，将促进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图3.2 传播媒介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这一逻辑链条的基础来自于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新知识的生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2009:71）。正是在已有的几位经济学家（罗默，1986，1990；卢卡斯，1988；琼斯，1995等）给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张晓群给出了一个“包含传播效率变量的知识生产方程”（2009：73）：
其中，A代表知识存量，t代表时间，代表单位时间内新知识的生产数量，δ代表一个系数，L代表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本，ME代A表传播效率，代表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性，在均衡的时候，l=L；Φ代表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的弹性系数，Φ＞0AA时，意味着知识存量的增加会提高新知识的生产效率；Φ＜0，意味着知识存量的增加，反而使新知识的生产更难；φ代表传播效率对新知识生产效率的弹性系数，一般总是满足：φ＞0。
假设人口增长率为零，同时假设传播媒介的变革是外生于经济体[13]的，由此，传播效率ME也是一个外生变量，其增长率，即关于时间t的导数为m。对于（3-1）式进行数学变换，并由均衡时lA=LA的条件，可以推导出在平衡路径上的知识增长率为：
由此式可看出，知识增长率与传播效率增长率m、传播效率对新知识生产效率的弹性系数φ成正比，与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的弹性系数Φ成反比。
以（3-1）式为基本的逻辑基础，然后，构建出包含传播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型，经过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可以分别求得在“分散模型”（decentralized model）和“社会计划者模型”（social planner model）的平衡路径的解，从而获得劳动力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最优配置。
这个最优配置的表达式实际上是用一个比率来表示，其中，LA即在知识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力，也就是知识生产人力资本，L即在总体的所有生产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总量，在两种情况下，其表达式完全是同一个形式：
但是，在“分散模型”下，
而在“社会计划者模型”下，
其中，α代表劳动力弹性系数，ρ，σ均为消费者最优化问题中的调节系数。一般地，这三个系数均在从0到1的区间范围内，即满足：α，ρ，σ∈（0，1）。
这样，就获得了本模型理论推导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可以从（3-3）、（3-4）、（3-5）三式中得出，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本占总人力资本的比率与传播效率m成某种正相关性质的关系，即传播效率m增加，将导致系数Ω减小，这样就导致LA与L的比值增加，即意味着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本增加。此即如张晓群（2009：85）所说：“传播效率的提高使经济体在平衡路径上对知识生产部门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直观的解释就是传播效率的提高，使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提高，在此部门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使部分劳动力由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转移到知识生产部门。”对“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补充和完善
在上述“包含传播效率的增长模型”中，从“传播效率”到“知识生产”再到“经济增长”的几个环节的理论论证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是“传播效率究竟是如何提高的”这一问题。尽管张晓群（2009：87-90）也对传播效率的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讨论，但他仅局限在传播媒介这个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传播效率的提高最根本的动因是整个传播基础结构的架设、改造和完善等一系列的因素，而媒介技术变革及媒介使用数量只是其中的两个因素，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取数据进行经验性分析。
为此，本书对图3.2进行了改进，扩展成多种因素作用影响传播效率（如图3.3），在这个图中，传播基础结构中的信息网络、交通网络对于传播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整个传播基础结构中的各种配套服务体系也有助于增加实现传播的各种功能，润滑传播过程中的损耗与阻力，从而改进传播质量，对整个国家的传播效率提高能起到重要作用。图3.3 传播基础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国力增加的内在动力机制模型
此外，对于信息网络而言，它还可以改进资金流通效率，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交通网络的建成和完善也可以改善基本的交通条件，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如：人才、物资的流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增长，最终，促使一个国家的实力上升。
除了以上基于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链条所进行的“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之外，张晓群（2009）在《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还建构了另一条逻辑推演的路径，在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进行了某种拓展，其思路是：“知识源→传播[14]媒介→媒介学习→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同样，对以上路径进行数学描述和理论推演，也可以得出传播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推进经济增长作用的结论，限于篇幅，就不再反复讨论了。第三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管控国家管控的概念解析[15]
管控，这个词常常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是指对于企业内的各种资源进行管理和控制，以避免企业风险。在企业进行管控，更多的情况是针对大型企业集团而言的，比如，作为集团如何管控各个子公司的经营和行为，如何管控各个具体部门的行为，因此，管控就意味着权力的控制约束、授予收回的过程，既包括中心向下传达命令的过程，也包括中心有能力监控下属对上执行命令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集团，无论其治理结构框架如何，依然需要与下属企业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和传播，因此，在企业管控过程中，传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管控实际上是指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管理和控制的行为，这里包含着权力的运作关系，包含着国家强制性的约束行动和强有力的治理行为。一般可以指中央对于边陲、地方势力的管控，也可以指联邦政府对于各地方权力中心的控制和权力分配，还可以指一个国家权力中心对于各个局部或边缘的驾驭控制。因此，国家管控既可以看成是一种行政治理（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权力[16]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白万纲（2007）在《大国的崛起》一书中，经过分析得出国家管控体系一般由五个层面构成：国家机器；国家大战略；国家管控平台；横向管控机制；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在国家管控系统中，各层次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然而，白万纲所论述的国家管控概念过于泛化了，几乎所有具有国家战略性意义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都被其纳入管控体系当中，这就未免有将国家发展与历史兴衰均看成是可操控性的东西，就容易滑入到某种错误的困境之中。
事实上，在本书所研究的“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中，国家管控实质是传播基础结构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国家属性。国家管控，就是一种国家力量所能触及和达致全国各地的行政治理，就如同神经系统遍布全身，就意味着大脑中枢可以指挥全身各处的器官，即可以管控到各个身体局部，如果神经坏死，则会使某些局部器官失去控制。一句话，管控就是国家传播基础结构的基本功能之一。或者，反过来说，传播基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权柄所至、形象所在、权力辐射力所到之处，比如，与首都相连的铁路，代表着中央权力对于地方控制的一种畅达通道，国家管控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权力行使的象征。传播基础结构体现国家管控能力——以罗马帝国为例
既然国家管控是代表国家权力的运作指向，那么这种权力运作或权柄指向的基础必须有所附丽，不可能凭空而来，这种基础主要就是传播基础结构，因为人类的社会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都需要依靠传播信息、共享仪式和交换资源的方式来完成，而这只有通过传播基础结构才能完成。国家需要依靠传播基础结构把广大的国民联系在一起，形成纽带，才能维系国家命脉，掌控国家命运。国家管控能力的高下，可以充分反映在传播基础结构的水平高低之上。反之，传播基础结构的高低也能体现出国家管控能力的水平。
从历史上考察，包括从古代罗马帝国一直到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的意义重大。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多次提及罗马的道路在其帝国统治的意义，“罗马的建筑、道路和法律提高了罗马的吸引力、渗透力和威望。”（2003：9）“和波斯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依赖道路。道路促进了帝国的管理和侵略。”（2003：12）在英语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实际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罗马帝国的国家管控方式与其道路这一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密切相关。根据Lesley Adkins ＆ Roy A.Adkins（1994）的说明，罗马的道路是依照严格的标准来建造的，正规的罗马大道，是按照罗马大道建造的官方标准修建的道路，这些标准主要包括：标准的道路层级（一般为3—4层）、标准的路面（经过打磨的大石块路面，宽度通常在4.57米到5.48米之间）、标准的道路里程碑的设置[17]（每1罗马里设置1个）等。图3.4 罗马阿庇安大道（Via Appia）历史图景复原图
冯定雄（2009）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一文中指出，“罗马道路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扩张的需要”。罗马最初只是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经过不断对外扩张，到公元前338年，罗马建立了14个殖民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一些著名大道建造的原因大都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其中，阿庇安大道（英文为the appian way，拉丁和意大利文为：via appia）的建造是在第二次萨姆尼乌姆战争期间，为了行军方便和加强统治而建。弗拉米尼亚大道、瓦勒里亚道路等都是罗马对意大利北部地区征服的结果。从当时罗马道路建设的走势中可以看出，由于最初阶段的军事扩张重心在南方，因此道路也主要集中在南方建造，伴随着军事扩张向北向西方转移，其道路随之向北向西拓展。
从以上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的扩张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罗马道路的建筑史，罗马帝国几经征战，征服的地域越大，其道路所能到达的地方就越远，因此，从罗马出发，就可以通过这些大道到达各地。刘增泉（2003）指出：“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拉丁姆平原，到帝国初期扩张到欧、亚、非三洲的疆域。人口从早期的意大利奥特人到伊特拉斯坎人（即埃特鲁里亚人），进而把地中海四周的居民都变为罗马公民，其主要的‘原动力’应该是交通网路的便捷[18]所致。”最终，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从各个行省到罗马都有大路相通，因此，才会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军事征服之后，就是政治统治。罗马军团的威风所到之处，必然带来如何管控国家权力和治理地方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作为军事后勤保障之用的道路，事实上又成为国家管控的有力工具。这种管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军事上，罗马道路具有快速集结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的作用，通过条条道路能够有效动员、调集、送达军事作战力量，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确保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形势稳定。此外，在军队营地附近往往容易形成一些新的居民聚集区或城市，从而使之变成罗马进行军事扩张的神经中枢点，因此有人说军队是罗马“行进[19]中的城镇”。那么，这些道路就是牵引它们的神经线，不然，这些“行进中的城镇”可能就会迷失的前进方向。
第二，在后勤保障和经济上，道路具有确保战略物资补给，加速物资流通的作用。罗马军团走到哪里，商人往往就尾随而至，因为战争和建筑道路给商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修建的宏伟大道所需的物资数量与军事军需供给运送的数量往往不相上下。如果没有便捷的道路交通网络，要实现经济贸易流通，也会非常困难。
第三，道路是罗马统治者加强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罗马道路是罗马统治者在被征服地区的一种“有形”统治的代表。罗马道路加速了所到之处的“罗马化”进程，促进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化进程。与道路相连的各种建筑空间，例如：罗马的广场、引水渠、会堂、圆形大剧场、斗兽场、浴场等等都能非常张扬地反映出罗马帝国的统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四，道路具有一种日常性、通用性和持久性的作用，谁也离不开，谁都需要它，从而，使道路成为一种联结社会交往和文化孕育的纽带。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罗马道路是罗马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是线路最长远的持久的历史纪念物。据统计，“到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罗马正规的道路就达372条，全长8.5万公里。这一历史建筑在罗马世界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第二项能与之匹敌的了。”（冯定雄，2009）从这一数据看，罗马道路在罗马帝国的规模、密度、渗透性和可控性、可到达性上都具备了一种战略性的国家管控机制，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高效实用的传播基础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正是建设完成了如此规模的传播基础结构，才支撑和延续了其庞大的帝国统治。从阿庇安大道开始，罗马人的道路建设和维护就没有停止过，直到外来军事力量的侵入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出现，直到罗马帝国的衰亡。
顺便指出的是，在历史上与罗马帝国类似的是中国秦王朝建造的“驰道”，秦灭六国过程中修筑了许多大路，形成通往全国各地方的快速道路，这应该看作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从罗马这个典型案例，发现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管控能力的作用，道路是罗马权力遍布的基石网络，是铺设在意大利全境和欧、亚、非三洲疆域之内的，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罗马权力就要动摇，罗马帝国的历史也可能需要重新书写。传播基础结构对疆域大国的意义——以美国、加拿大为例
以上对于罗马帝国的分析，除了可以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一般国家的国家管控能力的意义之外，还因其军事扩张的地域之大，可以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疆域大国的特殊重大的意义。对大国而言，传播基础结构不仅要在地理空间的规模上具有足够的覆盖，同时，还需要在其时间持久性、社会渗透性、政治感召力、民心凝聚力等维度上具有统一大国的能力，否则，就容易出现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出现地方诸侯的兴起，对大国统一形成消解力量。下面，再列举美国和加拿大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跨越东西海岸的铁路对其国家管控的意义。
美国东海岸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之间距离超过4500公里，在1869年之前，尽管在东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已建设有通达的铁路网，但是，美国东西部却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重重阻碍，没有一条跨越东西海岸的铁路。当时，美国人从纽约到旧金山需要乘船绕行南美洲，最短的时间也要六个月。地理阻隔使得西部成了美国相对独立的地区，不仅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也成为国家稳定统一的隐患。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提高铁路网的覆盖率，促进其东西部的联通性；特[20]别是其西部的某些地域并入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与东部地区之间，还远未形成像今天这样的高度共同的美国国家意识。第一条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因此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批准通过了第一个建设太平洋铁路法案，该法案规定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工建筑，东部起点站是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马哈，西部起点站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其中的太平洋铁路西段要穿越整个内华达山脉，工程极为艰巨。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燃起战火，这条铁路对美国北方来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图3.5 美国太平洋铁路示意图图3.6 内华达州的塞拉岭工地华工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峭壁间施工
为了早日建成这条铁路，美国采取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发行国债，颁布现金补助法，还规定铺轨两旁的土地可以归铁路公司开发利用。由于铁路公司所获的公债、授地及补贴都是根据修建铁路的里程来发放的，而政府并未规定铁路东西两段的会合地点；所以，谁的建设进度快，获得收益就多。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使得这条铁路仅用7年时间就建成了，而且因此使华工与太平洋铁路建设史紧密联系起来。
起初，在铁路西段的建设中遇到巨大困难，由于内华达山地势险峻，修筑条件艰苦，开工头两年铺设了仅仅50英里，缓慢的进度使得工程承包商面临破产的危机。在这种状况下，1865年2月，华工作为最有力量的建设生力军出现在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工地上，其吃苦耐劳而高效的工作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根据新浪网、齐鲁电视台联合探[21]寻美国铁路华工之旅的报道：“1866年，华工们开始挑战工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塞拉岭通道，被称为合恩角的花岗岩石墙是这里最难攻克的险关……为了从笔直的山崖上劈出一条双轨宽的路基，华工把自己拴在吊篮里，从山顶上用绳索吊下去，在半空中凿壁填塞火药，点火后再往上拉，那里的岩石之硬，常使得火药从炮眼里直接迸出，伤及华工；因为火药性能不稳或者绳索磨断而葬身崖底的华工，更不计其数。华工们腰系绳索、身悬半空，硬是开出一条行驶车辆的通道。”
在整个修筑铁路过程中，华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这条铁路最艰险的路段，是由以中国人为主的工人修建的，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工人薪水发放记录中，华工的比例在工程后期甚至高达95%。1869年5月10日下午2点多，两条铁路在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处相接，从此，美国大陆的东西部通过太平洋铁路这一重要的传播基础结构，开始连成一体。美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越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地理的经济大国，美国经济发展才从此开始进入狂飙时期。
同样类似的建设太平洋铁路的过程在加拿大历史上也出现过。加拿大于1867年建国，当时的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现在的卑诗省）还未归入加拿大版图。该地区位于太平洋西岸，与加拿大东部地区横亘着落基山脉、大草原，联系不畅，而与美国华盛顿州的交通却更便捷。1869年美国修成北太平洋铁路后，卑诗人加入美国的意愿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首任总理麦当劳闻之，急切地与卑诗人签订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协议，而使卑诗省于1871年加入联邦，成为加拿大第6个省。加拿大太平洋铁路1878年开工，1885年11月7日全线贯通。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对于促进加拿大的国家形成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综合美国与加拿大的案例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传播基础结构的铁路的建设对于大国的统一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一条铁路改变了大国的边陲、地方对于中心统治集团的纽带关系和向心力量。其原因在于，政治家们能从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中，看到权力、利益，从而运用传播基础结构所具有的杠杆力量撬动历史进程。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如莫斯科对于远东地区的管控，也是战略性地修筑了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地区侵略、控制与掠夺，也是以侵占和修筑东北铁路作为一个管控的基本手段。
许多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疆域大国而言，实际是一种综合的调节控制力量，也可以视为管控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条件，不仅有政治意图、权力制约，还有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它们就犹如一个人的骨骼、血脉和神经网络对于人之所以能活络运动的意义一样，深远绵长。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播基础结构只是实施国家管控的基础性硬件条件，或者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有了传播基础结构，国家管控就能稳如泰山，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同样重要的还有软性的管控机制，例如借助传播基础结构进行传播的内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新闻信息等，它们对于凝聚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认同、民族精神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到。第四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动员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动员能力有重要的关系，而国家动员能力与国家命运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危机的紧要关头，国家动员能力的高低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由于在第七章，我们还要探讨传播与国家危机的问题，在本节中，我们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传播基础结构在国家动员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国家动员的概念解析
国家动员，根据目前的多数学术研究文献，大多主要是指“战争动员”（或称“国防动员”），是指把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武装力量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然而，正如国家战略一样，其含义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时殷弘、陈潇（2008）在《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历史概观和比较》一文中对国家动员进行了定义：“广义地说，它是指一国政治领导为实现国家根本目标而征集和调动本国各类可用资源的行为总和，特别是包括在根本国策层次上征集和调动资源的战略性方式。因此，国家动员亦可称为战略动员。在历史意义上，它压倒性地侧重于战争动员；在理论和现代意义上，它一般更偏重于和平时期的资源获取和相关的能力构建，包括军力建设、经济发展、财政平衡、社会团结、国民士气等等，还有与优化外部战略环境直接关联的种种对外战略操作。”从这个意义看，国家动员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更广泛、更深入的总体需要，它的实施，能调集多方面的力量，动员更广泛的资源。
此外，由于动员还具有“发动人参加”的意思，因而，国家动员这一概念在使用中，有的时候也会指国家采取舆论及传播手段发动民众的过程。事实上，可以把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动员看成是“舆论动员”，而“舆论动员”的内涵也包含在广义的国家动员概念之内。我们在第七章还要探讨，在这里就不论证了。
传播与国家动员、国家命运——以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为例
现代意义的“战略动员”或“国家动员”在历史上最早恐怕要追溯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法国史》（陈文海，2004）的第五章《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战争动员是与法国军事斗争及其天才军事家拿破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清楚传播与国家动员能力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还是需要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进行一些梳理，同时，还需要站在审视法国国家战略及其命运的视角，对这个国家进行一种历史穿透性的分析，才能论说明白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
考察法国地理，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近似于六边形的国家，实际上有三条边面临海洋，西北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相望，西面是浩瀚的大西洋，东南则濒临地中海；三条临海边线总长约3000公里；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并没有给法国人在海洋上带来多少建树，或许是法国人对于陆地的迷信，即法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其地缘政治的战略定位，往往还侧重于三条陆地的边线；其东北部的边界只有阿登山脉算是地势稍高的丘陵，其余都是开阔的平原地带，这样既给法国提供了出击的便捷通道，但也为欧洲强国顺利侵入法国提供了便利。根据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的叙述：“法国在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总之，[22]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保罗·肯尼迪，2006：84-85）这一分析实在是非常精辟地框定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战略上的局限性，如同夹在强国林立的海陆中间，并没有多少施展雄图大略的空间。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法国历史进程的方向。那么，这场革命的爆发原因何在？根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它固然与当时累积的社会矛盾密切相关，但同样与启蒙思想（如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在之前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的关系。根据目前的各种历史资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主角——第三等级，在革命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和组织酝酿，主要是以一种社会交往的群体传播及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他们以沙龙、城堡、咖啡馆以及各种新组建的俱乐部为活动中心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还撰写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政论性著作并向社会广为散发。”（陈文海，2004：221）。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有一段采访片段，法国巴黎一个名叫“1787咖啡馆”的老板基尔证实说：“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可见，在法国爆发大革命前夕，人们是广泛通过聚会、交流的方式传播信息、宣泄与聚合共同的情绪，从而产生群体暴动式的集体行动。图3.7 法国第三等级会议大厅——一种容易产生“激进”意见的舆论场
另一个传播和动员方式，就是第三等级会议。根据《法国史》的介绍，第三等级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召开，“这个大厅在召开全体会议时充作主会场，平时则供第三等级代表单独使用。” （陈文海，2004：222）这一安排或许是偶然所致，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很多法国大革命的现象就非常容易理解。第三等级把大厅看成是其主会场，就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主人心态，而特权等级的加入无非是如同客人的到访；第三等级大厅四周的看台可以让民众观看会议进程，俨然有大量旁听席，一到代表发表言论时，观看的民众“或狂呼支持，或高喊反对。这一做法自三级会议召开之始便逐渐成为惯例，直至1795年国民公会垮台方告结束。”（陈文海，2004：223）有观众呐喊助威的会场，什么样的言论最容易占上风呢？根据“沉默的螺旋”传播学理论，一定是激进、宣泄的发言容易获得连面包都成问题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因此，就形成某种正反馈的效应，激进者愈加激进，畏缩者也会在这种气氛中变得大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舆论场中，容易造成激进的决议，乃至形成集体行动。1789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大厅开会，同样是群情激奋。
第三等级与国王路易十六的矛盾对抗累积起来，由温和转向暴力，终于在1789年7月爆发，从12日开始，“巴黎进入打砸抢烧的亢奋状态”（陈文海，2004：223），7月14日，由巴黎民众自发组成的民兵组织攻占了巴士底狱，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此后，法国大革命中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此起彼伏，在这里就不赘述。
那么，法国发生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如何呢？根据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的叙述，从1789-1792年，各国对法国国内斗争并未多疑虑，因为，“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2006：116）事实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年9月成立后，大革命[23]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包括处死路易十六等敏感事件，终于引起了欧洲君主国家的恐慌。奥地利、普鲁士已与法国剑拔弩张，至1793年，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都与法国进入战争状态，反法同盟形成，开始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从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7月27日，在法国大革命中掌握政治权力的是雅各宾派。为了保卫革命成果，雅各宾派开始以独特的革命方式将法国民众充分动员起来，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23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法令》。根据这个法令，“18-25岁之间的所有未婚男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征入伍。因此，到1793年仲夏之时，法国军队已达65万之众。”（陈文海，2004：25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总动员法令，开创了近代历史上战争动员的一个先例，即利用国家名义征集和调用战略性资源，应付突发性的国家需求，克服国家危难，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一个新生政权的安全。法国民众可以说积极响应了这一战争动员。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还在于雅各宾派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比如，雅各宾派在其上台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着手处理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陈文海，2004：251），其土地政策使得农民获得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小块土地，从而激发了他们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热情。雅各宾派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可以说，整个法国变成了一个“革命化大军营”（陈文海，2004：223）图3.8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形势图
综合上述历史事实，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传播基础结构主要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各种信息交流网络和交通网络，人们有效地采取了沙龙聚会、集会、会议等形式，人们不仅传递各种信息，也散布不确定的谣言，更重要的是往往通过在共同社会交往空间中具有仪式共享性质的商议、辩论、喧哗、合议等方式形成集体意志与行动，同时也通过开办报纸和其他新闻出版物的形式进行宣传鼓[24]动；大革命时期民众的热情和激情，使传播不仅具有效率，而且还具有感召力、行动力，可以说传播充分激发起了国家动员的能力，能够征召调集保卫大革命成果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雅各宾派在全国范围内的总动员不仅解决了兵员，也解决了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质供给。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2006：126）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因此在短时间内集结了一支具有前所未有的战斗士气的军事力量，完全有能力应付外来的武装干涉。这支军队成为改变法国命运的战略力量。
当然，雅各宾派始创的这种全民动员方式在法国迅速提升军力得以奏效的背后，还有一些技术性原因，比如1789年之前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法国军队进行了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运用等战术改革。大革命后的战争爆发，法国人扫除了旧思想的束缚，释放出新技术，从而，使得法国军队战斗力加强。因此，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法国人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2006：117）
之后，法国国内的政治变动，最终使得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崭露头角，迅速登上了法国的历史舞台。拿破仑正依靠法国军队这支战略力量，带着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开始了一步一步征服欧洲的历程。正如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解说词所描述的：“1811年，随着连续四次反法同盟的灰飞烟灭，整个欧洲都快要变成法国的了：拿破仑自己兼任着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人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兄弟们分别担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统领波兰的是他手下的元帅；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他的战败国，庞大的沙俄也成了谦卑的小伙伴。”
然而，到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后，拿破仑连同法国军队在对外军事扩张中遭到最后的失败，让法国从一时称霸欧洲的国运顶峰重重地跌落下来。“拿破仑兵败的根源在于，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25]味着一切民族压迫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如果从传播与国家动员的角度看，实际上，拿破仑的过度扩张已经消耗完了国家动员能力的极限，同时违背了国家动员的作用只是具有紧急应对性质、而不具备长期战略性质的特点。一旦过分依赖和透支国家动员力，其传播基础结构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战线过长，其后期保障就显得捉襟见肘，就避免不了整体战略的被动。
更为重要的是，在拿破仑的军事进逼之下，英国、俄国的国家动员能力也被激发出来，特别是英国在1789-1815年的经济实力增长大大超过法国，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根据大量数据对比指出：“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总之，从传播、国家动员与国家命运的视角来看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可以清晰地理解战略动员能力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传播及传播基础结构能促进国家动员的效率，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有效动员，能够帮助国家战胜各种危机，但过度消耗国家的战略动员能力，也会使国力走向衰竭。小结与补充
本章是全书中的第一个“分论”，之所以最先讨论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因为传播基础结构是国家硬实力表现的重要指标，是传播在国家范围内得以实现的基础。
本章主要通过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分析，考察了传播基础结构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美国的案例说明，传播基础结构的发展对于国家变富变强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比较则表明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差距意味着国家命运的不同。本章论证的全局性逻辑结构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函数来表示：（3-6）式表明：整个国家命运的发展变化，除了要受第二章所论证的6个国运因子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传播基础结构的直接作用，即表现在（3-6）后面附加的算式，即把所有的传播基础结构的要素所具有的对国家命运的作用进行相加，因此，C代表各种传播基础结构，i代表从每个具体的传播基础结构的因素序号，总共有m个因素，例如：水路交通网、公路网、铁路网、航运网、报纸印刷发行网、电视传播网、广播网、互联网、卫星通信网、信函邮递网络、电话网等等。经过经济学模型的严密理论推导表明，传播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知识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源的提升，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人力资源配置，从而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命运。
本章还重点考察了两个重要的国运因子：国家管控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即论证了（3-7）和（3-8）式的成立及其意义。由此，可以充分表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整个国家命运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控制性功能，无论是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加两国的兴起，都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命运的根本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章只分析了某些历史片段的某些典型事例，但是，完全可以拓展论述到其他历史时期或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如果在今天再进行中、日铁路建设比较的话，那么，中国铁路建设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某些技术领域的先进程度上，比如高速铁路上，中国已经具有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当年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访问日本时，让他倍感新鲜、先进的日本新干线速度目前已经被中国超越。这一事实，与当今中国的迅猛崛起态势就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性。[1] 根据Google英文字典解释为：the basic systems and servic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a country or an organization,for example buildings,transport,water and power supplie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2] infrastructure.（2010）.In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Retrieved Jan 12,2010,from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frastructure[3] 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02-1985）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于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大推动理论。[4] 这是“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的延伸和推进。[5] 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实证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4期。[6] 岳谦厚、刘润民、贾亚宾：《吴淞铁路兴毁漫议》，《光明日报》2007年6月1日。[7] 根据《吴淞铁路兴毁漫议》一文记述：《泰晤士报》驻沪记者1876年5月发表的一篇通讯详细地描述了铁路施工中群众围观的场面：“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行……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的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8] 〔日〕原田胜正：《明治铁道物语》，筑摩书房1983年版，第23-25页。[9] 该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正使：新见正兴，副使：村垣范正，翻译：中浜万次郎。[10]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页。[11] 其实早在3个月前，明治天皇就已经乘坐了试运营的火车，从品川到达横滨，然后在横滨乘坐军舰返回东京。[12] 据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2008：454）记述：“1928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从1928年到1937年，铁路网络从8000公里增加到了13000公里。”[13] 事实上，张晓群的这个假设是为了方便数学讨论而设定的，在现实中，传播媒介的变革并不完全具有外生性的特点，即传播媒介所发生的技术变革很可能会是经济运行体本身发展而带来的。比如，本国电子工业发展，发明了新的媒介。[14] 张晓群：《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15] 在中国，管控还常常用于某些强制性的管理管制，比如对于警察领用枪支弹药的管控，宣传部门在特定时期对于思想舆论阵地的管控。[16] 白万纲：《大国的崛起：大国崛起的奥秘——国家管控》，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17] Lesley Adkins and Roy A.Adkins,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e,New York: Facts On File,Inc.1994,p.172.[18] 刘增泉：《罗马人古代旅行世界》，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18页。[19] 〔美〕戴尔·布朗主编：《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陈俐丽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89页。[20] 19世纪中后期，今天的得克萨斯、加利弗尼亚以及犹他州等被并入美国版图。[21] 新浪网、齐鲁电视台：《一条改变历史的铁路 一次还原历史的探寻》，《探寻美国铁路华工的BLOG》，http://blog.sina.com.cn/lm/z/huagong/index.html[22] 这里的旧制度，应该是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政治制度，即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中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23] 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24] 根据《法国史》记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旧制度时期的报刊审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