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劲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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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2：华北风云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一寸河山一寸血2：华北风云作者：赵劲排版：辛萌哒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11-01ISBN：9787213067600本书由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白云深处有人家白云山馆的主人叫黄郛。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辛亥革命年间，有一个著名的杭州女子敢死队，队长即为沈亦云。在那个时代，沈亦云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却是《水浒传》，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黄郛一生，恰如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想当年，浙江出了三个年青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陈其美、黄郛。三人桃园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他们发誓要赶走满人，建立他们想像中的“革命政权”。
满人赶走了，汉人却打起架来，宋教仁被剌后，在“继续革命”和“政治建国”上，曾经的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哥三各奔前程，选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和陈其美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黄郛则专攻政务，并在这一领域享有盛名，这也就是为什么黄郛可以纵横南北政界的原因。
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应蒋介石之邀，南下来捧义弟的场。可是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鼎沸，老蒋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兄长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亲自发电报逼其下台走人。
当初三兄弟结义时，蒋介石曾特地铸剑两把，分赠两位哥哥，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老大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被剌死，早早失去了与大家共尝的机会，如今三弟则飞黄腾达，趋利而走，也不再需要黄郛这个落魄二哥留在身边了。
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抬头仰望，似乎只有漫天的星斗，才能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过的宏愿，也才能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
黄郛被迫辞职后，心情异常苦闷彷徨，乃至于四顾茫然，不知所从。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浙江多佳山水，然而在他的印象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也不雄伟的土山。
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
于是他走进莫干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自进入这座大山起，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与政事一刀两断。
他疲倦了，真的疲倦了。
山水看似没有生命，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
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我只有莫干山。
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那是生死之交。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知我者，二三子
——《亦云回忆》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艰难的选择
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从这之后，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
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要请他出山，可是黄郛不为所动。
老蒋亲自发去一封电报，言称：为了我们之间三十年的友谊，你不应该推却。
黄郛复电：欲保三十年友谊而不败，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
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剌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象老蒋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了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汪都知道，黄郛有二十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老蒋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顿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老蒋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老蒋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就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老蒋，相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黄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就再难脱身。“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不可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做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于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勿庸置议的是，此辈在剌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二十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才，废才，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脱困之法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给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露，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撅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需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是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一大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的担保之一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它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像，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鸡鸣狗盗
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能带任何一个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急出。
直到第二天凌晨，黄郛才返回公寓，他的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含笑告诉人们：可以不走了。
多少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日本方面同意停战谈判！
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被软禁在秦国，并即将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他派出了一位善于钻狗洞偷东西的门客，后者盗来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妃子，从而化险为夷，这就是所谓的“狗盗”。
李择一本人名声不佳，但却长于剌探日本情报，几乎就是传说中“狗盗”的化身。他得到绝密消息：原先反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派”突然又软了下来。
软是没有办法不软。因为“强硬派”之所以有底气推翻“稳健派”，是认为他们可以像“满洲国”一样，自己复制一个“华北国”出来。
然而操办这件事的板垣却意外地把事情给办砸了。
说意外也不意外，板垣按照以华制华的思路，在平津两地到处寻找“华北国”的傀儡人物，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上钩。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黄郛在这之前早就做了防备。那些他硬塞进政整会的“皮条客”们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别的本事没有，这里穿到那里，一张嘴皮子翻来翻去的本事还有的是。
经过一恐吓一宣传，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即使有意，也轻易不敢应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板垣不仅拉拢不到华北的“第一流人物”，连“二腕”、“三腕”甚至“小腕”都很难搞到手。
在“史上最差劲猎头”板垣彻底失败之后，“强硬派”措手不及，灰心丧气，“稳健派”的主张又重新有了市场。
黄郛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李择一抓住机会争取“稳健派”的支持，终于在即将撤离北平的最后一刻，使局面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折。
可是孟尝君的故事才刚刚开了个头。
话说孟尝君连夜逃出秦国，到函谷关的时候已是半夜。按照秦国法规，函谷关是要天明鸡叫才能开门的，可这黑灯瞎火的，到哪里去抓鸡而且还要让它叫呢。
眼见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正在犯愁之际，守关士兵忽然听到了“喔喔”的鸡鸣之声，他们不知究竟，以为天快要亮了，便糊里糊涂打开了门。
这个“鸡鸣”，却是来自于孟尝君一个门客的口技。
黄郛虽然争取到了停战谈判，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日本人获胜在先，在谈判中拥有绝对优势。如果他提出你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最后的成果仍然只能归零。
黄郛决定派殷同去长春。
殷同是政整会中最能干也最得力的“日本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谈话聊天从不用翻译，属于对日谈判中的佼佼者。
殷同到长春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因为黄郛对日本内部的情况研究得非常透彻。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看似决定大政方针的是政府，其实军队才掌握绝对实权，说的话才真正算数。
未来的谈判对手不是外务省，而是关东军。
殷同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以后绝不会有敌视日本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殷同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混，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办砸了差事，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马即可。
如果说黄郛手下也有一个“鸡鸣之徒”，那就是殷同。他不仅拿话打动了关东军，而且摸到了对方的底牌，那就是只要签一个军事协定即可，到时关东军会自动撤回长城一线。
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协定虽然不平等，但已经算是中方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了。
请黄郛出山，证明老蒋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令人叹为观之。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政坛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可是黄郛还有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是另一帮人。生死时速
通过情报剌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却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定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去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
老蒋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做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老蒋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摘。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老蒋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老蒋有做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老蒋。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惶论蒋介石。
说到底，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大低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关键时候，黄郛不得不运用“双巨头”的力量。
黄绍竑星夜兼程赶到庐山，当着面对老蒋汇报了华北实情，后者在了解来龙去脉后，才明确肯定了黄郛的做法：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听到“双巨头”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让黄郛惊心的是，外务省内部的说服工作却失败了，“强硬派”始终不肯放弃政治协定，并计划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但黄郛已经用尽了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这个停战协定就是关东军的军事协定，它跟殷同了解到的内容没有多少差异。
在谈判中，中方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不会预料得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旋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定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老蒋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定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定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惟《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斐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
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定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
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巴嗒巴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做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到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定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老蒋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释重负，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丈夫从此不用再北上去受活罪了。
明天，我们就回莫干山。
可是刚刚睡下，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老蒋让人打过来的，他要黄郛明天早上晚一点动身，还有要事需要面谈。
沈亦云以一种女性的直觉，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心事被吊起来之后，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老蒋登门，第一句话就是：兄长，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老蒋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走人，环顾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挑得起他留下的那副担子。
见老蒋又来纠缠，沈亦云再也忍受不住，这位当年的女子敢死队队长当场质问老蒋：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老蒋很尴尬，只好陪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干，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
老蒋自知理夸，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做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沈亦云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沈亦云仍不肯松口：华北现在早已是一片亡国景象，黄郛在那里，比呆在地狱还难受。
老蒋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肯走了，所以也急了起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放手！
正是盛夏天气，屋子里非常闷热，沈亦云穿着夏衫，手中拿一把扇子，还觉得很难受，而老蒋身穿军装，却拒绝打开电扇，只顾着嘴里滔滔不绝，样子既执拗又可怜。
见此情形，一直沉默不语的黄郛示意妻子不要再多说了，自己北上就是。
显然，眼前的这位义弟又到了最难的时候，你不帮谁帮呢？
可是新的一年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29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病中策
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是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
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却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来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却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吸血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吸血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像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长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二十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守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得病的，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无论如何难以释怀。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华北正陷危机，他永远不能够原谅这个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国。
有一天，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华北最后仍然陷入危机，而且至今仍是隐患重重。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做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之于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地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微妙起来。黄郛对部下和同事宽厚，对自己位高权重的义弟却从来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这在如今说一不二的“蒋委员长”听来，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发过怨言。
直到华北再度出现危机，黄郛病入膏肓，老蒋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那里的“火坑”有多么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有多么艰难和不易。
这个人的好，有一天你总会知晓。
蒋介石后悔莫及，不仅将自己的私人医生派到上海给黄郛诊治，而且经常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我已经快要摆平了，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黄郛住院后不能看报，也看不到电文，但他对时局的发展却始终了然于心。
在听妻子读完老蒋的复电后，黄郛口述回电，授之以计：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计时，这位腹有韬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国之安危。
在“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会集各路诸侯与倭决战，黄郛病中之策，实对其有莫大助益。
等老蒋从广州归来，又专程去上海看望黄郛。这是兄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次诀别，因为蒋介石已确知黄郛患的是绝症。
时光不能够倒转，当年那个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样。
老蒋感触于心，他低头告诉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时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这也许只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对诊下药的安慰，然而黄郛听后却极为振奋，一时精神大好。
老蒋一走，他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
黄郛于弥留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是百灵庙大捷。
当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来之后让人把沈亦云叫到身边，后者以为他要嘱咐什么家事，未料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第一路……第二路……进……退……
黄郛早年从事军事，交卸军队从政后，便不再过问戎机，然而在这回光返照的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纵马驰骋，杀敌御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战胜利，蒋介石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第二章纵横四海
自从黄郛南下不归之后，华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连何应钦都因顶不住压力，跑回了南京，但这时却有人代之而出，撑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响，黄郛在华北苦撑两年之后，他又继续在那里独撑两年，然而同为政治家，两人从性格到作风又有着截然不同。
黄郛是一个很真的人，这个人却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过的戏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黄郛有既定的深远策略，这个人擅长的却是变幻不定的纵横之术。
他就是萧振瀛。拥宋主冀
黄萧不同，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角色定位不同。
黄郛为国之干臣，所思所虑均从国家大局出发，有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萧振瀛出自29军，他所要努力争取的，首先必须是“主公”宋哲元和29军这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当不成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边那个拿纸扇的智多星吴用。
长城抗战，29军能够一举成名，与萧振瀛的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说得好听叫宣传，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吹。
当时从古北口到南天门，战事比喜峰口要激烈得多。徐庭瑶不仅擅筑工事，而且多次派兵夜袭日军，有的战果绝不比29军小，可是他吃亏就吃亏在不会吹。
在前线坚守的几个月里，徐庭瑶一共就接受过一次采访，就这次采访记，也在报上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原因是读者不爱看。
让人们爱听爱看，这是萧振瀛的长处。
晚上出去摸营，你说几点到几点，枯燥得跟个流水帐一样，谁要看？
你得把场面弄得惊心动魄，犹如探险记或武侠小说，让人津津有味，深临其境才行。
阵地之上，说起伤亡，大家都是一堆又一堆，而且喜峰口比南天门还丢失得早，这要照直说出去，多让人丧气。
绝不能这么说，伤亡大是确实的，可是你得强调敌人伤亡得还要多还要大，我们一个小伙子，拿大刀砍人家七八乃至十几个绝不在话下，这样才能提神给力！
反正又没有谁会去精确统计，吹多一点，吹大一些，没事的。
萧振瀛最绝之处，就是把29军本来不得已才用上的弱项——大刀给编排成了自己的品牌logo，几乎就是天下第一神器。
29军的英雄们大刀一举，砍瓜切菜，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便全是黑溜溜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集体现身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面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喜峰口慰问29军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99把大刀！
萧振瀛到上海为29军募捐，到处受到欢迎，各方人士纷纷慕名来访。这里面，萧振瀛最重视结交报界大亨，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结成了莫逆之交。
上海大报，以《大公报》和《申报》最为著名。《大公报》属于主流报纸，但它层次太高，离老百姓太远，《申报》看上去虽俗了那么一点，然而俗才好啊，老百姓爱看，这就是真理。
史萧二人荡舟于黄浦江上，一个引吭高歌，一个吹箫相和，搞得十分热络。萧振瀛负责为史老板提供有关于29军的独家猛料，史量才则在报上卖力鼓吹。一时之间，《申报》几乎成了29军的垄断报纸。
渐渐地，在人们印象中，提到长城抗战，便只有29军，而大刀队的神人们，也渐渐可以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相媲美了。
29军由此大出风头，身价百倍，不仅翘然独出于杂牌军队之上，连中央军都望尘莫及。
长城抗战结束，各诸侯都想在华北分一杯羹，宋哲元和29军也不能例外，为此奔走的当然还是萧振瀛，他的目标是为29军谋取北平。
华北的名义主持人是黄郛，可是不管萧振瀛怎样施展手段，开尽后门，最后还是屡屡吃闭门羹，不得其门而入。
一个强的遇到了另一个强的。萧振瀛的纵横术第一次遭到失败，而黄郛总揽全局，他也决不会听任一支地方军队在华北形成气候，这就导致了黄萧交恶的开始。
归根结底，这两个政治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各为其主，各思其责，冲突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那个年头，谁有枪谁就横。宋哲元达不到目的，便和其它诸侯一起对黄郛来了个不合作，凡是黄郛在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他们都大唱反调，说黄郛在“卖国”。
黄郛在华北寸步难行，加上日人逼迫，不得已南返避入莫干山中。
华北诸侯如此跋扈，让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感到十分棘手，便由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准备将一些地方军队调出华北，其中也包括29军。
29军这些将领，早在北平买田置地，没一个肯走，但不走就是抗命，这个罪名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弄得不好还得挨中央军的揍。
正在彷徨无计之时，萧振瀛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何梅协定”签定之后，中央军被迫撤出华北，北平城的防守因此变得十分空虚。
日本人不便直接动手，但他们可以利用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生事捣乱。于是，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撺掇和怂恿下，便发生了所谓“正义自治军”叛乱事件。
当时平叛的是城外的东北军，可是东北军实力有限，军纪也不好，这让人始终放心不下。
萧振瀛见此，急忙提出建议，表示29军愿意调兵防守北平。
当时何应钦已去南京，负责留守的人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声誉极佳的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萧振瀛立即打电话，星夜调兵入卫北平。
总算插进了一只脚，可撤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行政院长汪精卫仍不断地催促第29军南下。
看来汪精卫跟我们不是一边儿的，也只会跟黄郛一样“卖国”。萧振瀛转而找蒋介石，以“拱卫华北”为名请求让第29军继续留驻。
没有想到，从华北撤出第29军，原本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之策。除了拿空话敷衍，萧振瀛什么也没能得到。
以前屡试不爽的纵横术再次遭到挫折，生意做不下去了，一贯自信的萧振瀛开始变得绝望无比。
按照行政院命令，29军在撤出华北之后，必须参加南下“剿匪”，并且很有可能会在“剿”的过程中拼得一干二净，一想到这里，萧振瀛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有客来访。
这也是个到处混事的主，他问萧振瀛：你们29军想不想在华北继续呆下去？
当然想啊，傻瓜才会不想。
那么俯耳过来。
听罢，萧振瀛的脸色变了。
来人说：唯今之计，只有搭上日本人这条线，29军才能留在华北，并把位子坐稳当。
眼前可能是杯藏了毒的酒，但为了让29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喝看来也是不行了。
萧振瀛一咬牙，一跺脚：那我就去见他一见。
见到的人是土肥原，作为“土匪的源头”，他一直在华北播散祸患的种子。
起先气氛尴尬，因为大家都知道，29军在喜峰口砍过日军的脑袋。
萧振瀛在国人之间纵横惯了，但纵横日本人还是头一回。
他侃侃而谈：29军虽然跟你们打过仗，但是各为其国，我们之间并无私仇。现在签了停战协定，就应该化敌为友。
你们先前找黄郛谈判，那是找错对象了。黄郛，一光杆政客耳，他能作什么主呢，就是他答应了，我们军人不答应，原来答应的还是无效。
土肥原承认黄郛说得没错。
虽然赶走黄郛，但“失意的军阀政客”里面又挑不出中用的，好不容易搞次叛乱，还被一下摆平了，所以他也很是着急。
萧振瀛说：你们要谈判，找我们啊！
我们手上有枪，我们答应了，就能算数。
土肥原眼前一亮，那行，只要你们不反对日本，就可长驻华北，而且我们日本会支持宋哲元。
土肥原代表的是日本军部，有了这条线，宋哲元变得有恃无恐，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得解除了调29军南下的命令。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接替张学良成为华北第一诸侯。
蒋介石在看到第29军欲挟日以自重后，迅速指示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接触，想夺回华北问题的对日谈判权。
第29军所恃者，就是能够与日本人谈判。土肥原们都是很现实的，他们能逐黄郛而交29军，难道就不会在获利之后，再次抛弃29军？
纵横大师萧振瀛再施纵横术，他跑去当着面问土肥原：你们日本是军人作主，还是外交作主？
土肥原听说外务省横插一杠子，果然大为气恼。妈的，华北是我们军人流血流汗打下的，玩嘴皮子的却想来抢功，做梦！
立即报告军部，后者也马上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军部发了火，外务省连个屁都不敢放，结果驻日大使被召回国，南京外交部连谈判的人都找不到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得派特使去北平和宋哲元摊牌。
宋哲元托病不出，萧振瀛出面谈判。
特使问：华北处境很是困难，今后对日外交由谁负责？
萧振瀛回答：只要29军在华北一天，我敢负责！
黄郛有一个已经撤销的政整会，宋哲元要做华北的numberone，就必须成立新的机构，这就是政委会。
政委会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风声一经传出，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政委会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逆取顺守
萧振瀛“拥宋主冀”终于得以如愿以偿，成为29军控制华北的第一功臣，与此同时，他必须继黄郛之后肩负起对日外交之责。
作为宋哲元手下第一谋臣，萧振瀛深知可马上夺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他重新定下了“逆取顺守”的策略。
对于被称为中央的南京政府，之前利用日本，是为了迫其就范，可谓之“逆取”。但在“逆取”成功之后，却不能再窝里斗，而要“顺守”，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第29军才有真正的实力对付日本。
当时在北方，除华北之外，日本人还在推动“内蒙工作”，竭力拉拢内蒙的德王独立，而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之后，连华北都稳定不住，对内蒙就更难顾及。
萧振瀛便设想了一个蒙察联盟的方案，以劝德王悬崖勒马。
他写了一封信给德王，约对方到北平商谈，但是后者正处于动摇之中，怕遭到暗算，不敢来，希望萧振瀛先去百灵庙。
宋哲元召集众将一商议，都觉得还是不去为好。
想那德王被日本人利用，必定心怀鬼胎，而且他至今态度仍不明朗，贸然前去，如入虎穴，太危险了。
萧振瀛说，我去！
内察靠近我们察哈尔防区，第29军陈兵境上，怕他怎的。若是他依从联盟，还则罢了，万一不从，我必“挟之以归”，把他给活捉回来，到时大军横扫内蒙，易如反掌。
惟勇士方能有此豪气，连身历百战的宋哲元及其武将们都被打动了，纷纷“壮其言”。
萧振瀛立即带上卫士，到百灵庙与德王相见。
此行果然非常成功，不仅促成了蒙察联盟的签订，宋哲元、萧振瀛还与德王八拜结交，成了兄弟。
在绥远抗战之前，内蒙就以这样的方式暂时平定下来。
萧振瀛专门敦请蒋介石北巡，内蒙的德王、云王，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均至山西大同晋见老蒋，表示服从中央。
这是当时萧振瀛为了“顺守”，在内部团结华北群雄而走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棋，也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欣赏和认同。
在华北，萧振瀛则需面对面地对付日本人。
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用，不是你用我，就是我用你，关键是得看谁利用谁。
毫无疑问，我萧振瀛利用了日本人，可是利用完之后，却决不能真的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否则，就要被其所用了。
千万得记住，第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这是立身之本。一旦做了汉奸，必定遗臭万年，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萧振瀛和黄郛，曾经政坛上的一对死敌，如今却殊途同归，要为同一件事而在华北苦战到底了。
萧振瀛的一大特长，就是惯于在人际交往中做手脚。他在平津两地不时举办宴会，把那些日本特务和武官都请过来作客。
先吃，吃得个个脑肥肠满，再喝，喝得人人晕晕乎乎，不知西东。吃完喝完之后，还送礼，没一个让他们空着手走的。
日本人也是人，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私下要价时就不太好意思逼人太甚了，而萧振瀛就利用你欠他这种心理，不断地跟你拖，跟你绕，缠来绕去，就是不给你个准信。
这就叫花小钱，得大便宜。
土肥原是华北日本特务的头，29军谈判的主要对手，当然是萧振瀛重点争取的目标。
于是，萧振瀛便和土肥原做起了“哥们”，除了没有换贴做兄弟，两人什么亲热来什么，他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对方作纪念。
然而土肥原这家伙着实有够奸，一不留神经常会钻你的空子。
29军要驻防天津，华北驻屯军竟然不许他们通过。萧振瀛便毫不客气地打了个电话给土肥原：你们不是说要亲善吗，怎么这样不讲道理，竟然拦阻我们接防？这事你得给我办好。
土肥原说，这次我帮你忙，不过下次如果我有事，你也得帮我个忙。
萧振瀛急于让29军驻防天津，便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只要这次事情办成，以后的事好商量。
土肥原给军部打了电话，经过他的疏通，29军顺利进入了天津。
过后土肥原却把萧振瀛叫到机关部，拿出一张写好的文件让他签字。
萧振瀛低头一瞧，这条件怎么可能答应呢，而且事前根本没有商量，不成，不成。
不管土肥原使尽什么办法，软磨硬泡，萧振瀛就是不肯签字。
土肥原喘了口气，忽然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
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倒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魂飞魄散，忙陪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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