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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4 0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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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吉尼亚·吴尔夫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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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洛维太太

达洛维太太试读:

前言

长篇小说《达洛维太太》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成名作,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最初尝试之一。文学评论家丹尼斯·普帕德指出,吴尔夫认为传统的欧洲叙事形式已经变得过于造作,对作家束缚过多,使他们难以用富于诗意的、印象主义的方式表现生活。他说:“吴尔夫相信,表现人物的似无联系但令人感悟的瞬间印象,是对小说形式的极大改进。吴尔夫争辩说,这种瞬间印象(如果放在一起统观的话)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也符合她的思想,即人的个性不能只靠语言来表达。”《达洛维太太》就是吴尔夫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该书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品的反传统倾向和“极端化”、“片断化”、“非连续性”的特点。《达洛维太太》在题材、风格和写作方法上都有许多创新,本文仅就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加以论述。

在创作《达洛维太太》的初始阶段,吴尔夫曾在日记里谈到她的构思:“在这本书里,我大概有太多的想法,我想表现生与死、精神健全与精神错乱;我想批评这个社会制度,展示它是如何运转的,展示它最强烈的方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吴尔夫摈弃了传统的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大胆地试验了新的手段。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安德烈·桑德斯所言:“她的小说试图‘消解’人物,同时又在一个美学的形态或‘形式’范围内重新建构人类的经验。她寻求表现瞬间感觉的本质,或者说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的本质,然后将其向外扩展,达到对模式和节奏的更广泛的认识。瞬间的反应、即逝的情感、短暂的刺激、游离的思绪,都被有效地‘卷曲’成一种连贯的、有结构的文体关系。”

吴尔夫采取的最主要手段是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包括他们的一系列感觉、想法、回忆、联想和反思。这样做是为了从人物本身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小说的直接背景是一九二三年六月的伦敦,主要情节非常简单,仅描写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太太克拉丽莎·达洛维从早晨上街买花到午夜家庭晚会结束这十几个小时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然而从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带领我们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意识之中,随着她的意识流,我们逐渐了解到她从十八岁到五十二岁这三十四年间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纠葛。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彼得和塞普蒂莫斯的心理与感情历程。小说重点展现了英国中上层阶级的人物的精神风貌,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心中的惶惑、焦虑、恐惧和渴求,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大战结束后五年间英国社会的变迁,如战争的影响、传统观念的衰败、社会差别的缓和、社会气氛的宽松、海外殖民统治的动摇,等等。可以说,意识流不仅是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而且构成了小说的题材。

为了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吴尔夫使用了内心独白的方法,记录人物在意识层面上的内在感情历程。内心独白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吴尔夫在这里使用的主要是间接内心独白,即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小说开头的第三段是个典型的例子:

多有意思!多么痛快!因为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随着合页吱扭一声——她现在还能听见那合页的轻微声响——她猛地推开伯尔顿村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时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现在要沉寂些;像微浪拍岸,像浮波轻吻,清凉刺肤然而(对于当时的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又有几分庄严肃穆;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她观赏着鲜花,观赏着烟雾缭绕的树丛和上下翻飞的乌鸦;她站着,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对着蔬菜想什么心事呢?”——是那么说的吧?——“我感兴趣的是人,不是花椰菜。”——是那么说的吧?这一定是他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的,在她走到屋外的台地之后——彼得·沃尔什。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来信总是那么枯燥无味;倒是他常说的几句话让人忘不掉;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还有,在忘掉了成千上万件事情之后,还记得他说过的关于卷心菜的诸如此类的话——多奇怪呀!

作者就是这样把我们带进克拉丽莎·达洛维的意识之中。克拉丽莎清晨来到户外,从自己的感受联想起年轻时的往事,又想起过去的恋人彼得·沃尔什,记起他将要从印度回来。短短的一段不仅介绍了两个主要人物,而且把小说的时间跨度一下子拉回到三十多年之前,把过去与现在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一句话点出了克拉丽莎性格的重要特点——恐惧心理。更有意义的是,克拉丽莎的意识流里充满对自己的审视和评价,使我们得以较深刻地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例如,她走在大街上,看着过往的车辆,触景生情,思绪万千:

现在她不愿意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评头品足。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与此同时又不可言状地衰老。她像一把锋利的刀穿入一切事物的内部,与此同时又在外部观望。每当她观看那些过往的出租车时,总有只身在外、漂泊海上的感觉;她总觉得日子难挨,危机四伏。这并不是因为她自作聪明或自恃出众。她究竟是如何靠丹尼尔斯小姐传授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度过这半生的,连自己也不明白。她什么都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她现在很少读书,除了在床上读些回忆录;然而对她来说,这里的一切,那些过往的出租车,绝对有吸引力;她不愿对彼得评头品足,也不愿对自己说三道四。

通过这段直白我们了解到,克拉丽莎虽然有钱有地位,但生活并不幸福。她的内心充满危机感和恐惧感。有时她甚至想到了死:“那么这要紧吗?走向邦德街时她问着自己,她的生命必须不可避免地终止,这要紧吗?所有这一切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必须继续存在,她对此生气吗?相信死亡绝对是个终结难道不令人感到欣慰吗?”这段内心独白为以后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

在上述两例中,吴尔夫都再现了主人公的自由心理联想过程。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描写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塞普蒂莫斯的意识流,逼真地再现了他的狂想和恐惧。塞普蒂莫斯参加过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使他对战友的阵亡麻木不仁,并使他得了“弹震症”。退伍后他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导致精神失常。小说里有多处展现他的自由心理联想。例如,一次他坐在公园里冥想,突然跑来一只狗,他受到惊吓,恐惧感倍增,觉得狗正在变成人,进而思索自己能看出狗变人是因为热浪的缘故,而热浪将会化解自己的遗体,最后只剩下一根根神经。小说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冥想,表现了这个人物对生活的恐惧与绝望,也为他后来跳楼自杀埋下了伏笔。

在许多情况下,人物的某些深层次的情感很难用语言表达,因此就需要使用意象来代替语言,让读者从中体会人物的情感。下面一段克拉丽莎缝补衣裙时的意识流就含有十分耐人寻味的意象:

宁静降临到她的身上,平静,安详,此时她手里的针顺利地穿入丝绸,轻柔地停顿一下,然后将那些绿色的褶子聚敛在一起,轻轻地缝到裙腰上。于是在一个夏日里海浪聚拢起来,失去平衡,然后跌落;聚拢又跌落;整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阴沉地说:“完结了。”直到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躯体里的心脏也说“完结了”。无需再怕,那颗心脏说。无需再怕,那颗心脏说,同时将自己的重负交给某个大海,那大海为所有人的忧伤发出哀叹,然后更新,开始,聚拢,任意跌落。那个躯体则孤零零地倾听着过往蜜蜂的嗡嗡声;海浪在拍打;小狗在吠叫,在很远的地方吠叫,吠叫。

此处的大海意象一方面反映了克拉丽莎对手中缝着的绿衣裙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暗示她的心情极不平静,仍在考虑着死亡问题。她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思绪尽在这意象之中,十分耐人寻味。

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意识流是吴尔夫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具有很大的魅力,它能使读者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觉得他们真实可信,这是传统的叙事方法难以做到的。

由于一个人物的主观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吴尔夫又借助了其他人物的视角。这种多元视角的方法可以丰富人物形象,也有助于展示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作者在塑造克拉丽莎形象时,除了使用克拉丽莎本人坦诚自省的视角以外,还使用了其他人物的视角。这些人物包括她过去的恋人彼得·沃尔什、她过去的亲密女友萨莉·西顿、她女儿的家庭教师基尔曼等,甚至包括一个从未引起她注意的斯克罗普·派维斯。他们的意识流从不同的方面提供了对克拉丽莎的看法,从而使她的形象立体化。例如,斯克罗普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了克拉丽莎的外在形象: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有几分像小鸟”,“体态轻盈,充满活力”。基尔曼和萨莉很了解克拉丽莎,因此提供了较为深入的看法。基尔曼认为克拉丽莎“缺乏文化修养”,是个“既不懂悲伤又不懂快乐的女人”,是个“随随便便浪费自己生命的人”。萨莉说克拉丽莎“心地纯洁”,对朋友“慷慨”,但“在内心深处是个势利眼”。

彼得·沃尔什的视角更为重要,因为他曾是克拉丽莎的恋人,又一直生活在他们夫妇圈子的边缘,处于观察和了解他们的有利地位。彼得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刚从生活工作多年的印度回国,因此能用新的眼光回顾过去的恋情,能较冷静地审视克拉丽莎一家及其上层社会的朋友,并对他们做出批判性的评价。例如,彼得回伦敦看望克拉丽莎后,边走边思考克拉丽莎为人处世的态度:

……对她明显的评语是:她很世俗,过分热衷于地位、上流社会和向上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事实;她向他承认过这一点(你如果费一点儿力气的话总是能让她承认的;她很诚实)。她会说她讨厌穿着过时的女人、因循守旧的人、无所作为的人,也许包括他自己;她认为人们没有权利袖手闲逛,他们必须干点儿什么,成就点儿什么;而那些大人物、那些公爵夫人、那些在她家客厅里见到的头发花白的伯爵夫人们,在他看来微不足道,这非什么重要人物,而在她看来则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成就。她有一次说贝克斯伯拉夫人身板挺直(克拉丽莎自己也是同样;她无论是坐还是站从不懒散地倚着靠着;她总是像飞镖一样直挺,事实上还有一点僵硬)。她说她们有一种勇气,对此她随着年龄的增长钦佩有加。在这些看法中自然不乏达洛维先生的见解,不乏那种热心公益的、大英帝国的、主张税制改革的统治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已进入她的思想,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她的天资比理查德高两倍,但她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去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生活的悲剧之一……

彼得的这番评价基于他对克拉丽莎的深刻了解,因此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她精神空虚和趋炎附势的特点。总之,从多元视角出发去审视人物,更符合现代人观察事物的方法,因而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便于读者认同。

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吴尔夫还采取了一种措施。她设置了两条平行发展的叙事线索,一条表现克拉丽莎,另一条表现塞普蒂莫斯。这两个人物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在小说即将结尾时,克拉丽莎才听精神病医生布拉德肖爵士谈起塞普蒂莫斯自杀的事。吴尔夫曾说过,她塑造塞普蒂莫斯的目的是让他作为克拉丽莎的“替身”(double),以便“使达洛维太太的形象完满”。塞普蒂莫斯与克拉丽莎是互相映衬、互为补充的。克拉丽莎属于上层阶级,且精神健全;塞普蒂莫斯则属于平民阶级,并患有精神病。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从宏观上讲,这两个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从微观上讲,他们的心理状态极其相似——都被孤独感和恐惧感所困扰,都常常想到死亡,都相信人死后仍有灵魂存在。正因为如此,塞普蒂莫斯的死讯才会在克拉丽莎的心里引起强烈的反响。克拉丽莎不禁深思:

她有一次曾把一先令硬币扔进蛇形湖里,以后再没有抛弃过别的东西。但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抛弃了。他们继续活着(她得回去;那些屋子里仍挤满了人;客人还在不断地来)。他们(一整天她都想着伯尔顿,想着彼得,想着萨莉),他们会变老的。有一种东西是重要的;这种东西被闲聊所环绕,外观被损坏,在她的生活中很少见,人们每天都在腐败、谎言和闲聊中将它一点一滴地丢掉。这种东西他却保留了。死亡就是反抗。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因为人们感觉要到达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中心神奇地躲着他们;亲近的分离了,狂喜消退了,只剩下孤单的一个人。死亡之中有拥抱。

克拉丽莎正是从塞普蒂莫斯自杀一事得到了启示,认识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她认识到,塞普蒂莫斯自杀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对比之下,自己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塞普蒂莫斯帮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可以说,这是她觉醒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克拉丽莎一生中完全遵循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连婚姻也是为了满足向上爬的需要,她的社会地位和安逸生活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和爱情为代价的,也给她带来了困惑和痛苦。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互为补充的,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理造成的影响。吴尔夫让这两个背景迥异的人物互为映衬,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生死问题,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部小说里,吴尔夫还使用了讽刺手法来传达她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她讽刺的对象主要是上层阶级中那些非常保守的、坚决维护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人。这些人永远生活在过去,死死抱住殖民主义不放,无法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布鲁顿勋爵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对印度人民要求摆脱英国统治的斗争做出了如下反应:

……布鲁顿夫人想听听彼得的意见,正好他刚从那个中心地区回来,而且她要让桑普森爵士会见他,因为作为士兵的女儿,印度局势的荒唐,或者说是邪恶,确实使她彻夜难眠。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她的房子、她的仆人们、她的好朋友米莉·布拉什——他还记得她吗?——都在那里要求效劳,如果——一句话,如果他们能派得上用场的话。要知道她虽然从来不提英格兰,但是这个养育着众生的岛屿,这片亲爱又亲爱的土地已溶进她的血液之中(尽管她没读过莎士比亚);如果有史以来有一个女人能戴头盔射利箭,能领兵出征,能用不可抗拒的正义去统治野蛮的部族,并成为一具没有鼻子的尸首躺在教堂的盾形坟墓之中,或变成某个古老山坡上被青草覆盖的小土堆,那个女人就是米莉森特·布鲁顿。尽管她受到性别的限制,又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她感到给《泰晤士报》写封信很困难),但她仍时时想着大英帝国,并且通过与那个全副武装的战争女神相联系得到了像步枪捅弹杆的身姿和粗犷的举止,因此不能想象她即便死后能与大地分离。也不能想象她会以某种精灵的形象游荡于那些已不再悬挂英国国旗的地区。要她不当英国人,即便在死人中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这段意识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维护殖民统治的“爱国者”形象。此外,彼得对老帕里女士的评价“她会像一只寒霜里的小鸟,死去时仍用力抓住树枝”也生动地勾画出这类人物的本质。

吴尔夫还讽刺了其他一些人物。例如休·惠特布雷德在王宫担任卑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精神病医生威廉·布拉德肖爵士靠着“均衡感”隔离压制病人,“不仅自己发家致富,而且使英国繁荣昌盛”。作者还借彼得之口谴责了战争给青年人带来的灾难:“丰富多彩的、不甘寂寞的生命则被放到满是纪念碑和花圈的人行道底下,并被纪律麻醉成一具虽僵挺但仍在凝视的尸首。”

讽刺手法的使用,不仅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而且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它给小说增添了社会批判意义,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吴尔夫使用意识流、多元视角、人物的映衬和互补、讽刺四种方法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读者接触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较深刻地体会到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达洛维太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作品还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由于作者打破了按时间顺序叙事的格局,让人物的意识流倾泻而出,作品似乎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然而正是这种叙事方法才使读者摆脱了被动阅读的地位。他们必须细心阅读,努力从“杂乱”之中找出“章法”,理顺事件的始末,弄清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人物性格并理解作品主题。这种方法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能促使读者发挥主动性,积极解读书中的涵义,可以收到较好的阅读效果。谷启楠二〇〇二年九月达洛维太太

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

因为她已给露西安排了很多事做。几扇屋门将从合页上卸下;朗波尔迈耶店里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想,今天早晨多么清新啊,好像是专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多有意思!多么痛快!因为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随着合页吱扭一声——她现在还能听见那合页的轻微声响——她猛地推开伯尔顿村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时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现在要沉寂些;像微浪拍岸,像浮波轻吻,清凉刺肤然而(对于当时的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又有几分庄严肃穆;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她观赏着鲜花,观赏着烟雾缭绕的树丛和上下翻飞的乌鸦;她站着,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对着蔬菜想什么心事呢?”——是那么说的吧?——“我感兴趣的是人,不是花椰菜。”——是那么说的吧?这一定是他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的,在她走到屋外的台地之后——彼得·沃尔什。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来信总是那么枯燥无味;倒是他常说的几句话让人忘不掉;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还有,在忘掉了成千上万件事情之后,还记得他说过的关于卷心菜的诸如此类的话——多奇怪呀!

她站在人行道的石沿上挺了挺身子,等着达特诺尔公司的小货车开过去。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斯克罗普·派维斯这样评价她(他了解她的程度就跟威斯敏斯特区的居民了解自己紧邻的程度差不多);她有几分像小鸟,像只鸟,蓝绿色,体态轻盈,充满活力,尽管她已年过五十,而且自患病以来面色苍白。她站在人行道边上,从未看见过他,她在等着过马路,腰背直挺。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呢?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相信,你即使在车流之中,或在夜半醒来,总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者说是肃穆;总能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停顿、一种挂虑(但那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心脏,据说是流行性感冒所致),等待着国会大厦上的大本钟敲响。听!那深沉洪亮的钟声响了。先是前奏,旋律优美;然后报时,铿锵有力。那深沉的音波逐渐消逝在空中。我们是如此愚蠢,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这样想。因为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如此热爱和如此看重它,人们发明了它,把它建造在自己周围,打乱它,又每时每刻重新创造它。然而那些衣着最为平俗的女人,那些坐在门前台阶上(酗酒自毁)的最最痛苦沮丧的人们,对它同样情有独钟;真没办法,她相信就连议会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种心态,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热爱生活。在人们的目光里,在疾走、漂泊和跋涉中,在轰鸣声和喧嚣声中——那些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小货车、身负两块晃动的牌子蹒跚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转筒风琴,在欢庆声、铃儿叮当声和天上飞机的奇特呼啸声中都有她之所爱:生活、伦敦、这六月的良辰。

因为现在是六月中旬。战争已经结束,但对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这样的人例外。昨晚她在大使馆心事重重,十分悲痛,因为她的好儿子战死了,这样一来那所古老的庄园宅邸就定得归一位堂兄弟了。又如贝克斯伯拉勋爵夫人,听说她在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的时候手里拿着电报,她最心爱的儿子约翰战死了。然而战争毕竟结束了,感谢老天爷,终于结束了。现在是六月,国王和王后都在白金汉宫。虽然时间还早,但到处都能听到有节奏的声响、马蹄疾驰的嘚嘚声、球板击球的啪啪声。洛德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拉内拉赫俱乐部和其他一切,都包裹在晨曦构成的蓝灰色轻柔细网之中,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网将会逐渐展开,将它们显现出来;同时在草坪和球场上将会出现奔腾的马驹,它们前蹄触地,立即跃起,还有旋转击球的小伙子,以及穿薄透布衣裙的嬉笑的姑娘们,她们在彻夜狂舞之后仍不忘带着怪异的长毛狗出来散步。就在这么早的时辰,小心谨慎的贵族遗孀们已经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匆去完成神秘的使命。店主们拿着人造的和天然的钻石在橱窗里忙个不停,他们把惹人喜爱的海绿色胸针摆在十八世纪的背景上以吸引美国人(但是你必须注意节省,不要轻易给伊丽莎白买东西)。而她则以一种不合常理的、执着的热情像以往那样爱着这一切;她本人就是这一切的组成部分,因为她的前辈曾在几代乔治国王宫中担任过朝臣;就在今天晚上她自己也要点燃灯火,主持晚会。可是多么奇怪呀,一进圣詹姆斯公园,那么寂静,那薄雾,那嗡嗡声,那缓慢浮游的快乐鸭群,那长着喉囊的水鸟摇摆而行。是谁正向这边走来,背向政府办公楼,恰如其分地提着绘有皇家盾形纹徽的公文箱?那不是休·惠特布雷德吗,她的老朋友休——令人爱慕的休!“你早啊,克拉丽莎!”休很随便地打着招呼,因为他们两人从小就相识,“你这是到哪儿去啊?”“我喜欢在伦敦散步,”达洛维太太说,“真的,比在乡下散步舒服。”

他们刚进城——可惜——是来求医的。别的人进城来看电影,看歌剧,带女儿见世面,而惠特布雷德夫妇却来“看医生”。克拉丽莎到疗养院去过不知多少次,探望伊夫琳·惠特布雷德。伊夫琳又病了吗?伊夫琳身体很不好,休说,同时努着嘴,挺挺他那着装得体的、具有高度男性美的、十分丰满的身体(他几乎总是穿得过于讲究,大概不得不如此,因为他在宫廷里有个小差事),暗示他的太太有点儿内科病,对此老朋友克拉丽莎·达洛维是了解的,就不用他细说了。是啊,她确实了解,多讨厌的病啊!但与此同时,克拉丽莎不知为什么像小妹妹似的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这帽子不适合清晨戴,是吗?因为休总使她产生这种感觉,当休一面快步前行,一面下意识地提提帽子并说克拉丽莎真的像个十八岁的姑娘,还说他本人当然会出席她的晚会,伊夫琳坚决主张他去,他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因为他必须先带吉姆的一个儿子去参加宫中的晚会,云云——她和休在一起时总感觉自己的个子变小了,像个中学生,可是她爱慕休,固然因为早就认识他,但她确实认为休是有个性的好人,尽管理查德差点儿被他气疯,至于彼得·沃尔什,至今没有原谅她,就因为她喜欢休。

她还记得在伯尔顿时的一幕幕往事——彼得大怒;休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对手,但也绝不是彼得说的那种傻瓜,不仅仅是理发师的发型木模。当休的老母亲让休放弃射击,或要他陪伴去巴斯市的时候,休二话不说,绝对从命;他确实不自私,至于像人家说而且彼得也认为的,休没心没脑,除了英国绅士的礼貌和教养以外一无所有,这只不过是她亲爱的彼得在盛怒之下说的气话;休可能执拗,可能难对付,但是他可爱,值得在这样的早晨与之一起散步。(六月已给树木披上绿装。宾里科一带的母亲们在给婴儿喂奶。新闻从舰队街传送到海军部。繁忙的阿灵顿街和皮卡德利街好像温暖了公园里的空气并使树叶发热发亮,使它们升腾于神圣活力的气浪之上,这活力是克拉丽莎所热爱的。去跳舞,去骑马,她一向喜爱这些活动。)

因为他们也许分别了好几百年,她和彼得;她没写过一封信,而他的信就像干柴棍。可是突然间她会想到,如果他现在和我在一起会说些什么呢?——有的日子、有的景物会把彼得平静地带回她的心里,全然没有往日的苦涩,这也许是关心别人得到的回报吧。许多往事重又涌上心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在圣詹姆斯公园中央——它们确实再现了。然而彼得——无论天气多么好,无论树木、青草和穿粉红衣裙的小女孩多么漂亮——彼得全都视而不见。他会戴上眼镜,如果她叫他戴的话,他会看上两眼。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世界局势,还有瓦格纳的音乐、蒲柏的诗歌、人们的性格等永恒的话题,还有她自己灵魂的瑕疵。彼得责备她时是何等严厉!他们争论得何等激烈!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到楼梯之上;他叫她完美的女主人(她为此曾在卧室里大哭一场),她是个当完美女主人的材料,彼得这样说。

于是她在圣詹姆斯公园里仍然不知不觉地继续这场争论,依然假定她当初没有嫁给彼得是对的——当时确实是对的。因为在婚姻关系中,对于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的两个人来说必须有一点个人的自由,必须有一点独立性。理查德给了她这种自由,她对他也是如此。(比如,他今天上午在哪里?在某个委员会吧,她从不详细打听。)可是和彼得在一起就什么都得公开,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公开。这实在让人难以容忍,而当小花园喷泉边的那一幕发生时,她不得不与他决裂,否则他们就毁了,两个人都会毁掉,她确信这一点;尽管此后多年她忍受着利箭穿心般的哀伤和痛苦,而且后来当她在一次音乐会上得知彼得娶了他在去印度的船上邂逅的女子为妻时,她又经历了一番震惊。她永远不会忘掉这些!冷漠、无情、伪君子,彼得曾这样批评她。她始终不明白彼得到底在乎什么。可是那些印度女人大概明白——那些愚蠢、漂亮、脆弱的傻瓜们。不过她白可怜彼得了,因为他过得还幸福,他让她相信他过得十分幸福,尽管他从未做成与她谈过要做的事;他此生无所作为。这仍使她感到愤慨。

她已来到圣詹姆斯公园门口。她驻足片刻,看着皮卡德利街上来往的公共汽车。

现在她不愿意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评头品足。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与此同时又不可言状地衰老。她像一把锋利的刀穿入一切事物的内部,与此同时又在外部观望。每当她观看那些过往的出租车时,总有只身在外、漂泊海上的感觉;她总觉得日子难挨,危机四伏。这并不是因为她自作聪明或自恃出众。她究竟是如何靠丹尼尔斯小姐传授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度过这半生的,连自己也不明白。她什么都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她现在很少读书,除了在床上读些回忆录;然而对她来说,这里的一切,那些过往的出租车,绝对有吸引力;她不愿对彼得评头品足,也不愿对自己说三道四。

她唯一的天才是几乎完全靠本能来了解别人,她一面走一面想。如果你让她和某个人一起待在屋子里,她会像猫一样弓起后背,或像猫那样高兴得低声叫起来。德文希尔公爵府、巴斯侯爵府、带有瓷鹦鹉的府邸,她曾见过所有这些地方灯火辉煌;她记得西尔维娅、弗莱德、萨莉·西顿——诸如此类的许多人,以及彻夜跳舞;她还记得那些马车缓慢地经过这里驶向市场,记得乘车穿过这公园回家;她记得有一次曾把一先令硬币扔进海德公园的蛇形湖里。但是每个人都会记得的;而她所爱的则是此时此地、她眼前的一切,是出租车里那个胖胖的女人。那么这要紧吗?走向邦德街时她问着自己,她的生命必须不可避免地终止,这要紧吗?所有这一切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必须继续存在,她对此生气吗?相信死亡绝对是个终结,难道不令人感到欣慰吗?然而在伦敦的大街上,在世事沉浮之中,在这里,在那里,她竟然幸存下来,彼得也幸存下来,他们活在彼此心中,因为她确信她是家乡树丛的一部分,是家乡那座确实丑陋、凌乱、颓败的房屋的一部分,是从未谋面的家族亲人的一部分;她像薄雾飘散在她最熟悉的人们中间,他们用自己的枝杈将她扩散,正如她曾见树木散开薄雾一般,然而她的生命、她的自我飘散得何等遥远。但是当她观看哈查兹书店的橱窗时究竟在梦想着什么呢?她在努力寻觅着什么呢?乡间白茫茫的黎明是一种什么意象,这时她正读着那本打开的书上的诗句:

无须再怕骄阳酷暑

也不畏惧肆虐寒冬。

这个世界最近所经历的事情在他们所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的心中孕育了一汪泪水。泪水和忧伤,勇气和忍耐力,一种完全正义和坚忍的态度。例如,想想她最钦佩的女人,那个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的贝克斯伯拉夫人。

这里陈列着乔洛克斯的《野游和欢宴》;这里有《索比·斯庞吉》,有阿斯奎斯夫人的《回忆录》,还有《尼日利亚狩猎记》,这些书都是打开的。这里总有那么多书,可是似乎没有一本适合带给住疗养院的伊夫琳·惠特布雷德。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她快乐,没有任何东西能使那个瘦小枯槁得无法形容的女人在克拉丽莎进门时哪怕表现出一瞬间的热情友好,在她们坐下开始谈论妇女的疾病这一无尽无休的老话题之前。她多么希望在她进门时人们会显得愉快些,克拉丽莎想着,同时回过身来又向邦德街走去。她很烦恼,因为干点事情总要找些别的理由是非常愚蠢的。她宁愿自己是理查德那样的人,干什么都为自己,她一面等着过马路一面想,而她有一半时间干事情则不那么单纯,不像他们那样为自己,而是为了让人们这样想或那样想。她知道这完全是愚蠢的(现在警察举起了手),因为从来没有人上过当,哪怕是一秒钟。唉,如果她能再活一次该多好!她一面想着,一面踏上人行道,那她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首先,她会像贝克斯伯拉夫人那样肤色稍深,皮肤像起皱的皮革,还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她会像贝克斯伯拉夫人那样动作缓慢而庄重,身材高大,像男人一样关心政治,拥有一幢乡间宅邸,非常有尊严,非常诚恳。但她却不具备这些,她只有像豌豆秧一样瘦弱的身体、滑稽的小脸、像鸟喙一样的嘴。诚然,她姿态优雅,还有好看的手和脚,而且穿着讲究,尽管花钱不多。可是现在她的身体(她停下来看一幅荷兰绘画),这个身体及其一切功能似乎变得无足轻重——都化为乌有了。她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隐身人,不为人所见,不被人所知。现在她不会再结婚再生育了,只能以令人吃惊的和相当庄重的方式与芸芸众生一同前行,走上邦德街。这就是达洛维太太,她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理查德·达洛维太太。

邦德街使她着迷,这个季节清晨时分的邦德街,它那招展的旗帜,它那许许多多的店铺,毫无张扬,毫无辉耀;一卷苏格兰粗呢展示在她父亲五十年间常去选购西装的那家商店;几粒珍珠;一方冰冻鲑鱼。“就是如此,”她注视着水产店自言自语,“就是如此。”她重复了一遍,在一家手套店的橱窗前停留片刻,战前你可以在这里买到近乎完美的手套。她的老威廉叔父过去常说:淑女以鞋和手套为标志。战争期间他在一天清晨卧床自尽了。他曾说:“我已经活够了。”手套和鞋:克拉丽莎对手套倒是情有独钟,可是她自己的女儿,她的伊丽莎白,对手套和鞋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克拉丽莎想,一面沿着邦德街走向一个小店,每次开晚会店家都为她预留鲜花。伊丽莎白真正最关心的是她的小狗。整个房子弥漫着焦油皂的气味。尽管如此,可怜的小狗格里泽尔也比基尔曼小姐好得多。犬瘟热、焦油皂以及别的什么东西都比关在令人窒息的卧室里捧着本祈祷书强!她简直想说,什么都比这强。但这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正如理查德所说,是所有女孩子必然经历的阶段。有可能是相恋。可为什么和基尔曼小姐呢?当然基尔曼的境遇不佳,人们必须理解;而且理查德说她很能干,真正有历史头脑。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女子形影不离;她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竟去参加了圣餐仪式。她倒一点儿也不在乎伊丽莎白如何穿戴,如何对待前来吃午饭的客人,因为她的经历告诉她,宗教的狂热常使人变得冷酷(事业也是如此),使他们缺乏感情,如基尔曼女士为俄国人什么事情都愿意干,还为奥地利人忍饥挨饿,但私下里却给人带来真正的折磨,她是那么麻木不仁,总穿着件绿色防水布上衣。她成年到头穿着那件上衣;她大汗淋漓;她进屋没有五分钟就使你意识到她的长处和你的短处;她是多么贫穷,你是多么富有;她是怎样住贫民窟的,没有靠垫、床、地毯或别的什么东西;她的整个灵魂被穿透其间的怨言所锈蚀,她在大战期间遭学校解雇——可怜的痛苦不幸的人!因为人们憎恨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思想,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是从别处搜集来的,不是她本人的思想;她已变成人们夜间与之争斗的那些幽灵中的一员,成为那些叉开双腿站在我们身体之上吸干我们一半生命血液的幽灵,即统治者和暴君中的一员;因为毫无疑问,如果再掷一回骰子的话,如果是黑色的一面朝上而不是白色的一面朝上的话,克拉丽莎会喜爱基尔曼小姐的!但在今生今世则不可能。绝不可能。

然而她总感到刺痛,因为这个野蛮的魔鬼在她心中翻搅!因为她听见树枝咔嚓作响并感觉到魔鬼的蹄子踏入枝叶繁茂的树林深处,即灵魂的深处;因为她从来没有感到过比较满意或比较安全,那是由于“仇恨”这个野蛮的魔鬼无时无刻不在她心中翻搅;特别自她得病以来这仇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使她感到被擦伤,感到脊柱受损,不仅带给她肉体的疼痛;而且动摇、震颤、扭曲了她从美景、友谊、健康、爱恋和美化家园当中得到的乐趣,似乎真的有一个魔鬼在刨根,似乎表面的心满意足不过全是自爱的表现!如此这般的仇恨!

无稽之谈,无稽之谈!她对自己喊道,一面推开马尔伯里花店的两扇弹簧门。

她向前走去,轻盈、修长、腰板挺直,马上受到脸庞像纽扣的皮姆小姐的欢迎。皮姆的双手总是通红通红的,好像一直浸在凉水里摆弄鲜花来着。

店里满是鲜花:有翠雀花、麝香豌豆花、成束的丁香花;有康乃馨,许许多多的康乃馨。还有玫瑰花,还有鸢尾花。是啊,很多很多——于是她在站着和皮姆小姐谈话的同时呼吸着这带泥土味的花园的馨香;皮姆曾得到过她的帮助,认为她很仁慈——要知道她多年前确实仁慈——非常仁慈,可今年她显得老了些。她站在鸢尾花、玫瑰花和一簇簇点头摇摆的丁香花丛中半闭着眼睛,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在经历了街上的喧哗之后深深地吸着那芳香的气味和那清幽的凉意。然后,她睁开了眼睛,那些玫瑰花显得多么新鲜啊,真像刚从洗衣房送来叠放在藤托盘里的带饰边的家用亚麻布制品;红康乃馨颜色略深且排列整齐,高高地昂着头;所有的麝香豌豆花在盆中向外蔓延,浅紫的、雪白的、苍白的——仿佛现在是晚上,穿着薄布衣裙的姑娘们出来采摘麝香豌豆花和玫瑰花,在晴朗的夏日白昼连同它那几乎变得深蓝的天空以及它的翠雀花、康乃馨、马蹄莲隐退之后。现在是六点转变为七点的瞬间,每一朵花——玫瑰、康乃馨、鸢尾、丁香——正烂漫辉煌,白色、蓝绿色、红色、深橙色;每朵花仿佛都在雾蒙蒙的花坛里单独燃烧,柔和而纯洁;她是多么喜爱那些灰白色的蛾子啊,它们旋转着飞进飞出,飞过向日葵花,飞过晚樱草!

当她开始和皮姆小姐一起从一个花罐走向另一个花罐挑选鲜花的时候,她自言自语道:无稽之谈,无稽之谈,声音越来越轻,仿佛眼前这美景、这香气、这颜色,以及皮姆小姐对她的好感和信任是一阵海浪,她任其冲遍全身,让它降服“仇恨”那个魔鬼,彻底降服它;这海浪将她向上托起,突然间——哎呀,外面街上响起了枪声!“天啊,那些汽车。”皮姆小姐说,手里正捧着一大把麝香豌豆花,她走到窗前看看,又走回来抱歉地笑笑,好像那些汽车和汽车轮胎的问题都是她的过错。

使达洛维太太吓了一跳并使皮姆小姐走到窗前又回来道歉的巨大爆炸声来自一辆小轿车。这车已停靠在人行道边,正对着马尔伯里鲜花店的橱窗。过往的行人当然要驻足观看,他们刚看见紫灰色的车座前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脸,一个男人的手就拉上了窗帘,这样一来,除了一方紫灰色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而谣言马上从邦德街的中央传到一头的牛津街和另一头的阿特金森香料店。它无影无声,像飘临山头的一片浮云,飘得很快,犹如面纱;它确实以浮云的无华和静悄飘落到人们的脸上,一秒钟前这些脸还完全是惶惑不安的。可是现在神秘女神已将一只翅膀擦过他们;他们已听到某种权威的声音;宗教的精灵出没四方,她的双眼被绷带紧裹,双唇张得大大的。可是谁也不知道刚才看见的是什么人的脸。是威尔士亲王,还是王后,还是首相?到底是谁呢?没有一个人知道。

埃德加·杰·沃基斯胳膊上套着一卷铅管,他大声地、无疑是幽默地说:“是受(首)相的其(汽)车。”

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发现前面无法通行,他听见了这句话。

塞普蒂莫斯,三十岁左右,面色苍白,鹰钩鼻子,穿着棕色鞋子和旧大衣,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能使根本不认识他的人也产生恐惧感。世界已经扬起了鞭子,会落到谁的头上呢?

一切戛然而止。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听起来像传遍全身的不规则的脉搏跳动。阳光变得异常炎热,只因为那辆小轿车停在马尔伯里花店的橱窗外。坐在双层公共汽车上层的几位老妇人打开了黑色阳伞,然后这边一把绿伞、那边一把红伞啪啪地打开了。达洛维太太抱着一大把麝香豌豆花走到窗口向外张望,她那粉红色的小脸皱了起来,充满疑问。大家都注视着那辆汽车。塞普蒂莫斯也在看着。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纷纷跳下车来。车辆越聚越多。那辆轿车还停在原地,挂着窗帘,窗帘上有奇特的图案,像一棵树,塞普蒂莫斯想;一切事物逐渐地被吸引到一个中心的现象就发生在他眼前,似乎一种恐怖的东西很快就要出现,马上就要喷出烈焰,他感到十分恐惧。整个世界在动摇,在震颤,并威胁着要迸出烈焰。是我挡住了去路,他想。他不是正在被人观看和指点吗?他在人行道上牢牢地站定难道不是为了某个目的吗?但究竟是为什么目的呢?“咱们走吧,塞普蒂莫斯。”他的妻子说。她身材矮小,眼睛大大的,脸又扁又尖,是个意大利姑娘。

但是柳克利西娅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那辆轿车以及窗帘上的树形图案。车里坐的是王后吗?是不是王后出门买东西?

那辆车的司机先前一直在打开什么,旋转什么,又关上什么,现在他进了驾驶室。“走吧。”柳克利西娅说。

可是她的丈夫(他们结婚已有四五年了)惊跳起来生气地说:“好吧!”仿佛她打断了他的思路。

人们一定注意到了,人们一定看见了。人们,她一面看着那些瞪大眼睛注视那辆轿车的人群一面想,那些英国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马匹和服装,对于这些她在某种程度上是爱慕的,但现在他们不过是“人们”而已,因为塞普蒂莫斯刚才说“我要自杀”,多可怕的话呀。假设他们听见了他的话?她看看人群。救命啊!救人啊!她真想对那些肉食店的伙计和女人们喊。救人啊!那不过是去年秋天的事,她和塞普蒂莫斯站在河堤街上,两人合披一件斗篷,他不说话,只顾看报,她抢过报纸,当着在场的那位老人的面大笑起来!可是人们通常加以掩饰的是自己的失败。她必须带他离开这里到公园去。“现在该过马路了。”她说。

她有权挽起他的手臂,尽管这样做不表达丝毫感情。他会向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胳膊;她是那么质朴,那么感情用事,才二十四岁,在英国无亲无故,只是为了他才离开意大利的。

那辆轿车窗帘紧闭,带着一种神秘莫测的矜持向皮卡德利街驶去,它依然受到注视,依然用同样隐秘的暗示使站在路两边的人们脸上显出崇敬的神情,它暗示的崇敬是对王后的呢,还是对亲王的呢,还是对首相的呢,谁也不知道。汽车里的那张脸只有三个人看见过,而且只有几秒钟。甚至对那人是男是女仍有争议。但是里面可能确实坐着一位大人物;大人物正路过邦德街,面目隐蔽,与平民不过一手之隔;这些平民百姓也许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英王陛下,即国家永不磨灭的象征近在咫尺,简直可以通话。这个国家的永不磨灭的象征将来一定会被好奇的古迹学家们在筛选历代废墟时发现,当伦敦变成了长满野草的小径的时候,当所有那些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匆匆行进于人行道上的人都变成了白骨,他们的灰尘里只剩下几枚结婚戒指和无数已烂掉的牙齿中的金质填料的时候。到那时,轿车中的那张脸将大白于天下。

很可能是王后,达洛维太太想,一面捧着刚买的鲜花走出马尔伯里花店,是王后。她站在花店旁边,在阳光下瞬间露出异常尊严的表情,此时那辆轿车从她面前驶过,离她仅一英尺左右,挂着窗帘。是王后去医院,是王后去参加慈善义卖开幕式,她想。

堵车事件发生在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糟糕了。洛德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赫灵海姆马球俱乐部,有什么赛事吗?她很想知道,因为这条街已无法通行。那些坐在公共汽车上层两侧的英国中产阶级绅士淑女们带着包裹和阳伞,是啊,甚至在这样的天气里还穿着毛皮大衣,她想,这些人的可笑程度超出人们的想像,与世上的一切格格不入;还有王后本人受阻,王后本人无法通行。克拉丽莎被阻隔在布鲁克街的一边;老法官约翰·巴克赫斯特爵士则被阻隔在另一边,中间是那辆轿车(约翰爵士多年来参与制定法律并喜欢服装考究的女人),此时那位轿车司机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对警察说了些什么,或者出示了什么东西,只见那警察敬了个礼,举起一只胳膊,歪了歪头,指挥公共汽车移向一侧,于是小轿车通过了路段。它缓慢地、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克拉丽莎在猜测;她当然明白;刚才她看见那个侍从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神奇东西,是块圆牌,上面刻着名字——是王后的,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还是首相的?——那块圆牌凭借自身的光泽燃烧着开路(克拉丽莎看着那辆车逐渐变小,直至消失),去放射光芒,周围是枝形吊灯、闪烁的星章、佩戴着橡树叶勋章的直挺的胸膛、休·惠特布雷德和他所有的同事们、那些英格兰的绅士们,当天晚上将在白金汉宫。而克拉丽莎本人也要举行晚会。她挺了挺身子;她就要这样站到自家的楼梯之上了。

那辆轿车已经开走,但它留下了细微的余波;这余波流入邦德街两侧的手套店、帽子店和成衣店。在三十秒钟里所有人的头都朝着一个方向——窗户。女士们正在挑选手套——是要长度到臂弯的还是要超过臂弯的?是要淡黄的还是要浅灰的?——她们都停了下来;那句话刚说完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事孤立地看实在微不足道,就连能传导远在中国发生的震波的数学仪器都无法记录它的震频;然而它的充实性则是令人畏惧的,它的普遍吸引力则能引发公众的情感;因为在所有的帽店和成衣店里互不相识的人们面面相觑,联想起那些死者,联想起国旗,联想起大英帝国。在一条小街上的一家专卖酒店里,一个曾久居英国殖民地的人辱骂了温莎王室,引起了议论、摔啤酒瓶和满堂的争吵;这声音不知怎地竟回响在马路对面那些姑娘的耳中,她们正在购买婚礼用的饰有洁白丝带的内衣。因为那辆开过去的小轿车所带来的表面的激动情绪在沉降之时又引发出一种深刻的东西。

那辆轿车平稳地穿过皮卡德利广场,沿着圣詹姆斯街开去。许多高个子男人、身体健壮的男人、穿着燕尾服和白套衫并且头发向后梳的男人,不知为什么都站在怀特俱乐部的凸窗前,双手背在燕尾服的后面向外张望,本能地感觉有伟人路过此地;而那不朽人物的微光照在他们身上,如同先前照在克拉丽莎·达洛维身上。他们马上站得更直,把手移到身侧,好像随时准备侍奉他们的君主,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走向炮口,正如他们的先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身后的那些白色半身雕像以及那些摆满《闲谈者》杂志和汽水瓶的小桌似乎在表示赞许,似乎在暗示英格兰起伏的麦浪和庄园宅邸,似乎在反射外面汽车轮胎微弱的嗡嗡声,正如教堂内低语高响廊的墙壁反射一个人的说话声并借助整个建筑物的力量把它变得洪亮悦耳。披着方巾的莫尔·普拉特捧着鲜花站在人行道上,祝愿那个亲爱的年轻人身体健康(坐在车里的肯定是威尔士亲王);仅仅出于兴奋的心情和对贫穷的鄙视,她会把够买一罐啤酒的钱,买一束玫瑰花,抛向圣詹姆斯街,如果不是看见警察盯着她,阻挠她这个爱尔兰老妇人表示忠心的话。圣詹姆斯宫的卫兵们敬礼致意;亚历山德拉王太后的警察表示赞许。

就在这段时间里,一小群人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前。他们都是些穷苦人,无精打采地但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们观看飘扬着国旗的王宫,观看站在基座上衣裙飘荡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观赏着她的层层喷泉流水和她的天竺葵花丛;他们从林荫路上过往的许多汽车当中先是注意这一辆,然后注意那一辆;他们自负地对平民乘车出游大动感情;他们在这辆或那辆汽车开过之时重温着赞美之词使其永远新鲜。他们一直听任谣言聚集进他们的血管并刺激他们大腿的神经,想到君主正在看着他们,王后在低头致意,亲王在致敬;想到神赐予国王们的天堂般的生活、王室的侍从武官们和那深深的屈膝礼、王后旧日的玩偶屋、嫁给了英国人的玛丽公主,还想到亲王——啊!亲王!据说他酷似老爱德华国王,可身材比老国王要修长得多。亲王住在圣詹姆斯宫,可说不定今天早晨会出来看望他的母亲。

抱着孩子的萨拉·布莱奇里这样说,她不时踮起脚尖,犹如站在宾里科家里的壁炉网旁边,但她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林荫路;此时埃米莉·科茨在王宫窗外踱来踱去,想到那些女用人,数不清的女用人,还有那些卧室,数不清的卧室。一个牵着条亚伯丁小猎狗的年纪较大的绅士和一些无业游民也加入了这个人群,人越聚越多。小个子鲍利先生在奥尔巴尼饭店有一套房间,他心灵深处的生命之源已用蜡封住了,然而贫穷的妇人等着看王后过路的情景——可怜的女人们、听话的小孩们、孤儿、寡母、大战,啧啧——诸如此类的事可能将这蜡封不合时宜地、感伤地突然开启;他真的热泪盈眶了。一阵微风带着从未有过的暖意炫耀地吹拂着林荫路,吹过稀疏的树木,吹过青铜英雄雕像,也掀动了在鲍利先生的英国胸中飘扬着的国旗。于是在那辆轿车转弯驶入林荫路时他提起帽子,待车开近时又将帽子高高举起;他听凭宾里科来的穷苦母亲们挤到身旁,依然笔直地站着。那辆车开到眼前了。

突然,科茨太太抬头望望天空。一架飞机的轰鸣声传入人群耳中,似乎预示着不祥。它飞过来了,掠过树丛,尾部喷出一股白烟;那烟在翻卷扭动,实际上是在写着什么!是在天上写字母!大家都抬头望去。

那飞机突然向下飞,而后又垂直上升,画了一个圆圈,加速,下降,上升,无论它怎样飞,无论它飞向哪里,它的后面都飘散着一缕层次分明的浓浓的白烟。这白烟在空中翻卷盘绕,构成了字母。可到底是什么字母呢?是AC吗?一个E,然后是个L?它们只停留片刻就飘移淡化,从空中被抹掉了;飞机疾驰向前,又开始在另一块空间写下一个K,一个E,也许还有一个Y?“Blaxo。”科茨太太一面用一种紧张的、敬畏的声音拼读,一面凝望着天空;她那白色襁褓里的婴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怀中,也凝望着天空。“Kreemo。”布莱奇里太太小声拼读着,像个梦游症患者。鲍利先生凝视着天空,手一动不动地举着帽子。林荫路上所有的行人都站着仰望天空。就在他们仰望之时,整个世界变得寂静无声,只见一队鸥鸟从天上飞过,先是一只带头的,跟着又是一只;就在这异常的静寂与平和之中,在这灰白颜色之中,在这纯洁之中,时钟敲了十一响,它的声波渐渐消逝在天上的鸥群里。

那架飞机转过弯来,加速飞翔,随心所欲地俯冲,快捷,自由自在,像一个人在滑冰——“那是个E。”布莱奇里太太说——或者是个跳舞的人——“那是toffee(太妃糖)。”鲍利先生低声自语——(那辆轿车驶进王宫大门,没有人去注意它)飞机关掉喷雾嘴,加快速度越飞越远,天上的烟雾逐渐稀薄,聚拢到几大片云朵周围。

飞机已经离去,隐没在云层后面。四周一片静寂。

挂着字母E、G或L的云朵自由自在地飘浮,好像注定要从西飘到东去完成一件永远秘不可宣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它确实是在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使命。突然间,在一列火车钻出隧道的同时,那架飞机又从云层里冲了出来,它的轰鸣声传进正在墨尔街、格林公园、皮卡德利广场、摄政街、摄政公园的所有人的耳中,它喷出的那缕白烟在机身后面旋转,那飞机冲下来,旋即上升,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字母——可是它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柳克利西娅·沃伦·史密斯和丈夫并肩坐在摄政公园的宽路边的座位上,她抬起头来望着天上。“塞普蒂莫斯,你看,你看啊!”她喊道。因为霍姆斯医生曾嘱咐她要设法使丈夫对自身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本没有什么大病,只是精神不太好而已)。

这么说,塞普蒂莫斯一面仰望天空一面想,他们在向我发出信号。不过不是用普通的词语;也就是说,他还读不懂这种语言;但是这种美,这种精致的美是十分明显的;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当他看到那些白烟形成的词语在空中逐渐消散融化,以无尽的慈爱和带笑的善意赐予他形状变幻的无法想象的美,并通过信号暗示要永远无偿地为他提供只需一看的美,更多的美!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那是toffee;他们在为太妃糖做广告,一个保姆告诉(柳克)利西娅。她们两人开始一起拼读t—o—f—“K—R—”那个保姆说。而塞普蒂莫斯则听见她对他耳语:“凯——来啦”,深沉而柔和,像优美的风琴声,但这声音里又掺杂着一点类似蚱蜢叫的刺耳成分,它新奇地刺激着他的脊柱,并将声波传入他的大脑,这声波在他脑中回荡,然后戛然而止。这真是个绝妙的发现——人的声音在某种大气条件下(因为人必须讲究科学,科学最为重要)竟能使树木很快变活了!那些榆树忽升忽降,所有的叶片闪烁着光芒,颜色忽浅忽深,从蓝色直到波谷的绿色,像无数马头上的鬃毛,像无数女士帽子上的羽毛,它们是那么自豪的、那么壮丽的起起落落;利西娅兴奋地用一只手使劲按住丈夫的膝盖,使他不能动一动,否则那些榆树忽升忽降的激动人心的景象会使他发疯。但是他不会发疯。他会闭上眼睛,他不想再看下去。

然而它们在向他招手;树叶充满活力,树木充满活力。由于那些树叶通过千百万条纤维与座位上的他,与他自己的身体相连接,它们煽动着他的身体,使其随之上下起伏。当树枝伸展的时候,他也伸展肢体以示赞同。那些扑打着翅膀飞起来又落到锯齿形喷泉上的麻雀是整个景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白色与蓝色的背景,饰以由黑色树枝构成的条纹。各种声音由于事先的谋划形成了和声;声音的间歇与声音本身同样有意义。一个小孩哭了。从远处适时地响起号声。这一切加起来意味着一个新的宗教诞生了——“塞普蒂莫斯!”利西娅喊道。他吓了一大跳。人们一定注意到了。“我要散步到喷泉,然后再回来。”她说。

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霍姆斯医生也许会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却恨不得丈夫现在就去死!她不能总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瞪眼出神而对她不屑一顾并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天空和树木,孩子们嬉戏着,拖着小车,吹着哨子,摔跤跌倒;这一切都很糟糕。他不愿意自杀;她也无法向任何人诉说。“塞普蒂莫斯工作太辛苦了”——这是她唯一能说的话,对她自己的母亲。爱恋使人孤独,她想。她无人诉说,就是对塞普蒂莫斯也什么都不能讲;她回过头去,看见丈夫仍然穿着破大衣坐在那个座位上,弓着腰,瞪着眼。虽然一个男人扬言自杀是怯懦的表现,可是塞普蒂莫斯也曾打过仗;他曾经很勇敢,可现在却判若两人了。利西娅戴上镶花边的假领子。她戴上新帽子,他却从不留意;她不在时,他反倒高兴。而他不在时,什么都不能使她快乐!什么都不能!他很自私。男人都自私。因为他没有病。霍姆斯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摊开一只手。看!她的结婚戒指松动了——她瘦多了。受苦的是她自己,但是她无人诉说。

意大利太遥远了,她远离了那些白色房屋和那姐妹们围坐着缝帽子的房间,远离了那些每天晚上十分拥挤的街道,人们在街上散步,哈哈大笑,不像这里的人那样半死不活,蜷缩在巴斯轮椅里盯着几朵插在花盆里的丑花!“因为你应该去看看米兰市的那些花园。”她大声说道。可是说给谁听呢?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她的话音转瞬即逝,犹如一枚火箭转瞬即逝。它射出的无数火花在照亮长空之后终于退让了,黑暗重又降临,泼洒在众多房屋和高塔的轮廓线上;荒凉的山坡变得模糊不清,最终陷入黑暗。然而尽管它们已经消逝,夜空仍将它们统统包容;它们被剥夺了颜色,从窗口消失了,但它们仍以更加沉重的形式存在着,揭示出坦诚的日光所未能显现的东西——聚集在黑暗中、蜷缩在黑暗中的万物那纷扰不定的状态,全然失去了晨曦带来的欣慰感(晨曦将无数墙壁刷成灰白,点染每一块窗玻璃,驱散田野上的薄雾,显现出安静吃草的红褐色母牛,那时世间的一切再次被装点得赏心悦目,又重新存在)。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她在摄政公园的喷泉旁喊道(同时凝视着那个印度人和他的十字架),仿佛是在午夜,所有的疆界都消失了,这个国家又回到古代的状况,正如罗马人当时所见,他们登陆时,这个国家正处于朦胧之中,山脉无名,河流蜿蜒不知流向何方——她所感到的黑暗就是如此;突然间,一块暗礁好像骤然生了出来,她就站在暗礁上面,她诉说着几年前她是如何在米兰结婚成为他妻子的,并说作为妻子她永远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疯了!暗礁旋转着坠落下去,她也随之跌落,跌落。因为塞普蒂莫斯已经离去,她想——离去,像他扬言的那样,自杀——扑向马车轮下!可是他并没有自杀,他就在那边,依然独自坐在椅子上,穿着破大衣,跷着腿,眼睛直勾勾的,在大声自言自语。

人不应该砍树。有一个上帝存在(他常把这类心得记在信封背面)。要改变这个世界。别再有人因仇恨而残杀。要让人们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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