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林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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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试读：
出版说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三十年来，特别是1998年二次创业以来，秉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和“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社科文献人以专业的精神、用心的态度，在学术出版领域辛勤耕耘，将一个员工不过二十、年最高出书百余种的小社，发展为员工超过三百人、年出书近两千种、广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并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经典是人类文化思想精粹的积淀，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出版者，也许最大的安慰和骄傲，就是经典能出自自己之手。早在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就开始筹划出版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全面梳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希望从中选出精品力作，纳入文库，以此回望我们走过的路，作为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种纪念。然工作启动后我们方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库入选图书的具体范围、入选标准以及文库的最终目标等，大家多有分歧，多次讨论也难以一致。慎重起见，我们放缓工作节奏，多方征求学界意见，走访业内同仁，围绕上述文库入选标准等反复研讨，终于达成以下共识：
一、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学术精品的传播平台。入选文库的图书必须是出版五年以上、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
二、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主要呈现社科文献出版社创立以来长期的学术出版积淀，是对我们以往学术出版发展历程与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文库也收录外社出版的学术精品。
三、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从学界认识与判断。在遵循一般学术图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文库将严格以学术价值为取舍，以学界专家意见为准绳，入选文库的书目最终都须通过各该学术领域权威学者的审核。
四、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基础，只有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学者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切磋琢磨、砥砺学问，共同推动学术的进步。因而文库要在学术规范上从严要求。
根据以上共识，我们制定了文库操作方案，对入选范围、标准、程序、学术规范等一一做了规定。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理论著作，分为文史哲、社会政法、经济、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等五个系列。文库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包括专著和主题明确的文集，应用对策研究暂不列入。
多年来，海内外学界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成长提供了丰富营养，给予了鼎力支持。社科文献也在努力为学者、学界、学术贡献着力量。在此，学术出版者、学人、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恳切希望学界同仁和我们一道做好文库出版工作，让经典名篇，“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启迪后学，薪火不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
作者简介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研究》编委会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社会学组召集人、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1995）、《村落的终结》（2004）、《和谐社会十讲》（2006）、《李培林自选集》（2010）、《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2013）、《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2014）等。
内容提要
人们一般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政府干预，另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本书的一个基本论题，就是阐述社会结构转型也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它的运行法则既不同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同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快速结构转型的时期，同时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规则和影响力尤为重要。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推动力。而在新旧两种体制、两种结构的转换过程中，这种力量的作用日趋明显。作者运用大量经验资料和调查数据，从社会分层、企业组织、就业和乡村工业化等方面，深入阐述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机制、规则和学理。
Abstract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two hands influenc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One is the visible han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while the other is the invisible hand of market regulations. A basic proposition of this book is that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is also a vital mechanism for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function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is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visible hand of the government，and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To study the regulations and impacts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China，as the society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nd the economy is experiencing a wider range of non-equilibrium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s an invisible yet tremendous power，shapes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its own way. This power cannot be categorized as eith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r market regulations. In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process，this power is only a sort of potential driving force，and in the rapid structural transitional period，its power becomes more evident. Based on abundant empirical materials and survey data，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cess，mechanism，rules and logics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various aspects，includ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enterprise organization，employment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初版前言 我的研究理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建议我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但我对此一直非常迟疑，总感到已发表的文章达不到出版文集的分量，而且时过境迁，自己对以前发表的东西总是觉得不太满意。但在谢社长的一再催促下，我想通过整理文集，厘清自己的研究理路，对于自己把握好今后学术研究的定位，也是有好处的。
这里选出的是近十几年来发表的18篇文章，其中有7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有6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还有几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和《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
这些文章中的有些观点、看法、判断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可能很值得商榷，但我无意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它们记录着我的研究和学术思想的真实轨迹。《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曾被《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作为头篇文章发表，它随后获得“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三个一等奖之一（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尽管今天看来理论上有很多欠缺，但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那个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不仅有学术上的争议，政治上也有很大的争议。由于《人民日报》用半版转发这篇文章的内容，使我处于争论的旋涡，尽管不少人认为文章能够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有解释力的论证，但批评的意见也很激烈。一派认为这是“海归派”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解读中国的现实，另一派认为这是“粉饰现实”的虚假乐观主义，这些并非都是学术层面的批评，当时给我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但我坚持认为，尽管改革以来利益格局的变化存在很多难解之结，但中国绝不能走回头路。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改革方向上的共识逐步形成，而贫富的分化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出现开始缩小的转折点，而是加速扩大。我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开始认为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会造成很多人对改革预期的转变，从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潜在风险。于是我写了《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一文，这是我在利益格局分析上的一个判断的转折。《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的头篇文章发表。当时我一直期望，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珠江三角洲转向长江三角洲之后，能够继续北移，从而带动东北的重新崛起。但随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推迟实行。不过这项从就业问题入手的研究，却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推动扩大教育的政策效果。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扩大教育、推迟就业、缓解失业”的政策建议，通过一定渠道反映上去，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促进了中国高等院校连续数年扩大招生政策的实施。现在看来，尽管高校扩招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这个决策对于提高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竞争力还是利大于弊的。
在我的研究理路中，我一直期望自己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一是现实层面的，就是努力解读和回答那些重大的实践问题；二是学术层面的，就是注重那些具有知识积累意义的前沿问题。读者可以从《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北京中关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等文中，看到我在探索学术问题的持续努力。我不敢说自己取得了什么学术成就，但我确实从没懈怠，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对什么学术声望的追求，也不是来自对完成课题的压力，而是一个学者内心深处的对“真实世界”的问题关怀。
我是1987年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次年回国的，我很庆幸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能够身处中国的大变革时期，因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的社会结构之巨变，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热情的极大的、持续的刺激。那种急切地想揭示发展规则和洞察未来趋势的渴望，是我留在国外的那些朋友们难以感受到的，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选择。
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周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中央关于“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因为这是人们一直在期盼的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选择。
这个新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它是建立在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经验基础上。正是“中国经验”的基础，使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对社会学来说，协调发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社会学建立的160多年来，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在反复地重申这个主题：协调、秩序、进步等。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追求“协调”、经济学的追求“均衡”、法学的追求“公正”、政治学的追求“合作”，都是一贯的学科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协调、均衡、公正和合作，绝对化的协调、均衡，就会沦为缺乏激励和活力的平均主义。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发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谓协调和均衡。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要破除绝对的平均主义，增加激励，加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是实现超常规的发展。然而，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新的失调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调和失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科学发展观里的重要价值，它的内涵的精髓，来自“中国经验”的基础。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外的多数学者比国内的学者似乎更看好中国的发展，国外学者中尽管也有说“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增长有水分”的一派，但更多的是认为中国的超常规发展将打破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无论是提出“中国的奇迹”“中国正在崛起”的还是提出“中国威胁论”的，都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趋势。而且他们从过去历史上国家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带来国际均势失衡的经验出发，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难以预测的结果。但国内的学者接触现实生活问题比较多，他们的经验感受远远超出GDP的增长率，他们反而更容易对那些诸如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社会保障、腐败等难点问题忧心忡忡。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于人口小国来说的彰显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误差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比如GD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目前每年仍净增长800多万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约1/30，所以中国经济增长8%，只相当于日本增长2%，因此尽管有“崛起的中国、沉没的日本”的说法，我们自己也不要昏了头地飘飘然。艾滋病、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这种看似不大的问题，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的很多假设，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至少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是这样。这是因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很多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常态社会”的新经验。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态社会”，即认为在常态的情况下，社会的变迁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是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等，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学以往对失业、人口过多、贫富差距、贫困、疾病、犯罪、教育短缺、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假设出发，把这些社会问题视为“常态社会”秩序的“失范”而已。
而且，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学界也被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从贝尔（D.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托夫勒（A.Toffler）的《大趋势》到卡斯特（M.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兴起》，都在描述一种信息社会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人们一直相信，我们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社会的控制，将是一路凯歌的，新的技术进步将会自然地解决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问题。当然，国际社会学中过去也一直存在着悲观主义的危机学派，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一些学者从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角度，发出惊世骇俗的警告。近年来也有从文化角度提出预警的，如亨廷顿（S.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F.Fukuyama）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但这类危机的判断，常常被学术界主流排除在“规范研究”之外，总认为类似的危机预言，虽然轰动一时，但总是时过云散，因为人类的理性战无不胜，煤没有了我们有石油，石油没有了我们还有核电。直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Beck）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国际社会学界才开始认真地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社会”的“风险社会”。但国内社会学界，由于大家集中关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中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思“风险社会”理论对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意义。“中国经验”这个概念，对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非常重要。只有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发展中诸多社会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临界点单凭既有的规则是推论不出来的，不顾前提条件和约束单从原则推论出的结论往往会是虚假的。比如说贫富差距问题，规则中有一条是差距随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S.Kuznets）“倒U形”曲线，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人均GDP 1000美元），会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劳动力紧缺，劳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增强，从而致使劳动力相对收益增长、资本相对收益下降，但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情况，所以近十年来在资本和技术收益都大大提高的同时，农民工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农民工的权益也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加强保护，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呈现快速加大的趋势。再比如粮食问题，十几年前国外就有“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中国耕地每年也的确都在大量减少，而人口每年还在大量增加，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粮食没有发生短缺，粮价在没有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的情况下也没有飞涨。什么原因呢？数亿人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问题，水产品、蔬菜、水果、奶制品的大量增产，使城市人均年消费粮食从20年前的150公斤下降到今天的不到80公斤。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重要，但在我看来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谷贱伤农”造成的抛荒，而不是农民的种植结构变化。再比如艾滋病防治问题，以前中国对这个问题缺乏正视，甚至有点“家丑不可外扬”似的，现在中国政府公开向艾滋病宣战了，因为SARS危机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密集大国，虽然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于中国来说成人感染率不到1%，但我们并不清楚到什么临界点时它就会以超出常规的几何速度扩散。中国的人口总量对一些既有规则的改变，增加了中国发展中社会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难以预见性”。
只有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理论，才会产生它独有的学术魅力和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而这个“中国学派”，将探索一条中国走向“现代和谐社会”的新路。这条新路对国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带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对世界和平、稳定、进步的贡献，而绝不会是威胁；这条新路对中国自身意味着，中国决心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有社会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坚决防止经济、社会、自然的重大失调，坚决防止一切权贵资本主义倾向。李培林2005年1月于北京
社会转型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1]型；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
人们一般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另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推动力，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这种力量的作用日趋明显。一 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一）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
在描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在很多场合，它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区别，代表着两种发展观。
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提高。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相对于人口增长来说提高了，就可以把它看作经济增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目标。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中，也规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低于6%。1969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提出的皮尔逊报告以及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廷伯根报告，也都代表了这种传统发展观，即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发展的捷径，只要把蛋糕做得大一点，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分配，从而最终消除贫困现象。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继续享有传统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运用各种手段把第三世界纳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并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效果能够有“示范效应”。基于这种背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理论界存在着普遍的“增长热”，报纸、广播和政治演讲中充满了各种关于经济增长的词汇。
但是，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的困难局面。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消耗，片面增长带来环境的日趋恶化，受害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贫困，而且由于发展的畸形，造成贫富悬殊、利润外流、债台高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等。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在此情况下，曾经一度在欢快的气氛中十分响亮和时髦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蒙上了悲观的色彩。“无发展的增长”这句名言大概是对以上状况的精辟概括。它表明，“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应该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的最本质内容。（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在描述社会转型的理论中，“传统”是一个被用滥了的术语。它往往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状态相联系，从而带有贬义。与传统相对应的另一端是现代社会，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动态的特征都被归于这种类型。所以说，在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把社会结构的类型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通病”，如梅约的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莱德弗尔德的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贝克的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种经典的概括，社会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一朝跨过才能进入现代社会。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人们对“传统”的界定往往是十分含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似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而在所有那些被称为“传统”的东西中，最具有传统特征的又是价值观、行为规范、心理状态、信仰等非经济因素或非物质文化。近30年来，东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这种“思维定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达到发达或较发达的水平，但其民族精神、人际关系、组织管理方式和文化氛围等都还是很“传统”的，被称为“东方特色”。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国家和中东石油输出国，虽然建起了外观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有豪华的宾馆和出售高级奢侈品的商店，甚至人均收入也比较高，但人们仍普遍认为其并不属于现代化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并非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如果从深层意义上来理解，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古典现代化理论家由于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含义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和囿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的某些结论往往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我们说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型变动，这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在提出“结构转换”概念时所说的，“在描述经济发展的过程时，我们试图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这个概念，取代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分法[2]概念”；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是由一组结构变化的参数来说明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宏观描述和抽象分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做更加深入的探讨。（三）社会转型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结构性变动的考察，这标志着人们对结构问题的一种重新发现。
注重社会结构和事物的空间安排，这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兴趣。但直到进化论出现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探索仍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社会学的创立使人们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即在研究社会运行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但是，那时人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探索历史表象背后的统一规律。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疑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同时也为推动这种努力打了一针兴奋剂。但自此以后，人们对“统一规律”（如结构变动的三段式逻辑）的探索都没有超出抽象分析和经验观察的局限性。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才在社会领域对结构问题重新有所发现。这种重新发现的标志之一，就是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1966年推出《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经济增长中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的变动，都进行了多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还对与社会结构的经济特征相联系的非经济特征（如人口格局、政治结构、文化特征、社会整合程度[3]等）尽可能地进行了数量分析。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论，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人们对结构问题的重新关注，他从研究“劳动力剩余经济”入手，考察了“传统经济部[4]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他用结构分析方法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已成为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和转型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这种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结构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是对传统-现代二分法的一个有益补缺，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更具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研究。他正是通过经济增长长周期的数量分析在理论上把结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早在70年代初，钱纳里根据掌握的统计资料，对100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战后20年（1950～1970年）中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把发展过程分为从人均100美元到人均1000美元9个阶段，然后考察每一阶段上经济社会的10个方面共27个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以期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变动特征。这10个方面被分成三大类：一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构成、生产结构和外贸结构；三是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构成、城市[5]化、人口变化和收入分配。
从60年代初开始，社会学家也在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那些描述现代化社会结构特征的数量指标，一般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A.英克尔斯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6个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抽样调查后，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结构特征的10项指标。这个指标体系除选用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包括了成人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一些公认的重要社会指标，从而反映了社会发展[6]观在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从以上我们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到，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二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
社会结构转型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一）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促成各种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在体制要素方面，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所有制结构，改革了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使生产管理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外贸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规范要素方面，初步建立起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规范体系。这特别是指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的扩大使资源的流动性显著增强，以职业分化为主体的各种社会分化成为必然趋势，并随之产生各种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新的规范体系已不再是以管严管死为内在要求，而是以资源的合理流动为前提。在技术要素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引进各种先进技术两万多项。在社会变迁中，技术是一切新要素中的主导要素。因为技术的发明创造所改变的，并不仅是生产能力，它还会使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变化。关于这点，只要看看近十几年来家用电器的迅速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就会一目了然。在观念要素方面，商品观念、效益观念、时间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参与观念等的形成，使人们的总体价值观念迅速变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拥有广播、电视、电影、广告、报纸、书刊、电话、传真、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社会中，这些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得到迅速的传播、扩散和生长，从而使社会结构在各个层面都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
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来看，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旧的传统体制已被打破，社会现实在一些深层次上发生变化，过去的某些社会整合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实的要求，而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社会体制、秩序规范和机制的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会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异常激烈。另外，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多数人会从改革中获益，但也有一部分人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放权分权的过程会使一些组织和个人失去原有的权力；在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裕起来，会使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地位下移。加之在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由于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等现象，都会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伴随着各种利益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在结构转型时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都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最后，功能分化的加强和持续，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晋升渠道的多样化，这些都使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往往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如企业所陷入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下属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矛盾，乡镇企业工人所呈现的农民户籍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矛盾，等等。
总之，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的情况下，结构冲突、角色冲突与体制摩擦、机制摩擦、利益摩擦等互相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制，增加了结构转型的难度，也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人们在处理各种冲突中，往往顾此失彼，投鼠又忌器。（二）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
在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但是这两种力量的巧妙结合，的确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范例。我们在前面已指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最直接动因，由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最根本的动因。从政府的作用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由党和政府发动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并随之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秩序，制定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改革开放始终表现为一个倡导、宣传、试点、推广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市场作用来看，由于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直接表现为市场作用的扩大。在调节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已逐步成为主要的力量，而且市场已不是作为个别、单一的因素介入经济社会生活，而是逐步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基础产品方面建立的商品市场以及在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等方面建立的生产要素市场，已经使市场的作用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市场机制一旦导入，市场体系一经建立，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从而使结构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趋势。
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巧妙结合，得益于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顺乎民心民意。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而且“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这些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都是人民群众在求生存、求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二是坚持使大多数人获益的原则。尽管改革是复杂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很多方面的利益差距会拉大，但由于坚持使大多数人从直接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普遍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经济改革获得广泛的支持，也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结构转型和体制变动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三是顺应结构转型的历史潮流，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和不断总结经验，调整政策。政府主动地不断“纠偏”，取消那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抵触的做法，政府干预不再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力量，而是作为对市场的有效补缺。
在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已越来越成为[7]人们谈论的主题。在这些谈论中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观点，一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二分法，这实际上是把两者有形或无形地对立起来，看成两种相互背离的力量，主张市场决定论的一方往往把政府干预斥为国家强制，而主张政府干预的一方又把完全的市场竞争斥为放任主义；另一种与此相联系的流行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市场是经济持续发展唯一可依靠的力量，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政府只应当管理那些在市场之外或市场无法决定的事情。
毋庸否认，竞争性的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和从事生产的合理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它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体系。另外，任何市场都是有缺陷的，市场不可能在一切领域的一切方面都起到自发调节作用。政府的很多作用是市场无法替代的，如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减少贫困、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这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由政府主要负责的。在中国，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除了因为市场的不完善和法律体系、体制的不完善，还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是非均衡的经济和不平衡发展同时并存，矛盾交织在一起，不能单靠市场协调；二是社会关系中血缘、地缘、宗族等情感因素仍起重要的联结作用，尚未建立商品经济所要求的以“事由”为根据的普遍契约关系；三是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探索过程中政策调整始终是必要的力量，法律和体制的完善也要有一个过程。
重新考虑国家的作用是发展理论的新课题。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如何干预，也就是说什么是“有效干预”。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有效干预的前提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要求企业转换机制，政府要首先转换职能。国家干预应主要体现在利用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而不是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此外，在不应当由企业负责和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领域，如在福利事业、社会保障、教育、科研、医疗保健、环境保护、消除地区贸易壁垒、控制收入差距等方面，政府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打击犯罪、搞好精神文明建设、铲除公平竞争的障碍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也应主要依靠政府和法制的力量。（三）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
根据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1990年全国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26.23%，这个比重水平不但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5%以上）和中等收入国家（50%～60%），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88年为35%）。从表面上看，这个比重水平与改革以来大大加速的职业分化和城市化进程是不相符的。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个独有特点，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市化的双向运动。
按照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过程一般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向城市集中，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和城市地域规模都迅速扩大，城市成为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主体，城市聚集效应明显。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城市郊区化和城市群区的形成。在这个阶段，富人和中产阶级为了躲避城市中心拥挤、嘈杂、污染和昂贵的地价，纷纷把住宅迁往郊区，使郊区生活繁荣起来，一些原来毗邻的城市也随之连成一片，形成城市群区，如美国洛杉矶城市群区、日本东京-横滨城市群区等。第三个阶段表现为所谓的“逆城市化”趋势，这个阶段城市人为追求乡村的恬静生活和清新空气，纷纷在乡村建立第二住宅，乡村生活获得惊人的复兴，但乡村中的大[8]多数人都已不是以农业为职业。这三个阶段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
但在中国，城市化过程却表现出它的特殊性。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形象一点说，城市化趋势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一方面，改革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都靠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外流，而不是农村人口外流，即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就使农业劳动者比重的减少和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并非同步。统计上的“农业人口”更主要的是一个户籍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名义上的“村”甚至“乡”都不再是以农业为主，80%以上的劳动力都是从事非农产业，生活也已十分城镇化，但他们仍然属于“乡村”；另一方面，改革以来在各类规模的城市中，乡村中的镇发展得最快，“镇”人口在全国城镇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50%左右，而镇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乡镇企业的经济支持和乡村中各种非农产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和集中化。总之，镇是被纳入乡村社会并作为乡村社会的网络中心而存在的，因而从一般意义上说，镇的发展首先属于乡村的发展。此外，中国有相当多的城市往往本身就是城乡接合体，特别是那些近若干年来由县升格为市的地方。在那儿，乡村区域并不表现为城市郊区，而是城市被纳入乡村社会网络并成为乡村发展的中心。就是农村中“离土又离乡”的那一部分人口，他们季节性的或全年到城市从事建筑业和各种第三产业，但他们的“根”，也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仍在农村，在统计上和户籍上，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
中国城市化过程之所以形成双向运动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以来最巨大、最显著的社会结构转变发生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快于城市，而且更加灵活、更加多样；二是事实上的城乡壁垒（如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粮食和副食供应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依然存在，从而使乡村地区的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自身的结构转变；三是由于中国人口负担过重，在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水、能源、住宅等）和生活服务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不高，极大地限制了城市的拓展和辐射能力。
中国城市化双向拓展的特点为存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类型。它使中国避免了因农村人口在短时期内大量外流而带来的乡村荒芜、社会震荡以及种种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减少了城市的人口压力，促进了乡村生活的繁荣，但城市化中心的分散和城乡的相对分离也造成环境污染在乡村地区的扩散和城市聚集经济效益的受影响，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极大限制。（四）转型进程中发展的非平衡“发展的非平衡”与“经济的非均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各领域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尤其是指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失衡状态；后者则是经济学中的专门概念，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特指在市场不完善和价格不能自行调节供求关系的情况下达到的经济均衡。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表现得比较突出，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比较起来，发展的不平衡对中国结构性转型的制约更大。
中国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地域上。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长期以来在发展水平上就存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梯度发展格局”，富庶地区多在东部，而贫困地区多集中在西部。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分成不同层次的格局与原有的梯度发展格局大致吻合。由于十几年来沿海地带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内陆，特别是大大高于西部，从而拉大了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强化了原有的梯度发展格局。
发展的不平衡更表现在城乡之间。城乡壁垒的存在和城乡相对隔离的状态明显地反映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向城市的流动冲击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而且城乡差距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随着各种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农业本身越来越成为最不经济的产业，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业份额比重越大的区域往往也就是经济越不发展的区域。加之贫困落后的农业区域对劳动力的依赖和社会保障的欠缺，人口的增长往往更快，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达国家已出现明显的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因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率一般都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我国虽然在许多领域拥有高新技术并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总体应用领域，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少数高精技术部门和绝大多数技术落后、劳动密集部门的并存，是反映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每年研究出一万多项科技成果，但能得到应用的只占20%～30%。
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对滞后。较之经济的发展，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结构转型的需要。这种滞后的影响在改革初期并不明显，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发展滞后造成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自然资源会始终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结构转型也会受到某些不可超越的条件限制，从而使转型时期持续得更长一些。特别是人口的重负，将越来越成为结构转型的巨大障碍，在许多方面会改变常规的转型过程。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忽视人口重负的影响。三 结构转型的力量所在
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性变动会成为不同于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第三种力量。事实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发展，就是社会结构的成功转变，而这种转变一经启动，由于它所带来的明显利益和效果，便会造成一种不可逆趋势和巨大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结构转型形成的不可逆趋势
乡镇企业十几年来的发展，是说明结构转型形成的不可逆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乡镇企业是在中国城乡相对分离的环境中顺应工业化的潮流而成长起来的特殊产物。它在发展的初期，就被人们称为“野孩子”。一个“野”字，体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之强大，习惯被描述为“异军突起”。十几年前还无足轻重的乡镇企业，现在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乡镇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曾刮起一阵贬低乡镇企业的风，一时间乡镇企业似乎成为万恶之源：“与国有企业争原料”，“造成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腐蚀党政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等，很多地方出现了砍乡镇企业和拿乡镇企业“开刀”的现象。但是，在1990年，乡镇企业在市场疲软、经济效益普遍下降和自身有所压缩的情况下（据估计，实际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约1000万人），其总产值仍达到8461.6亿元，上交国家税金41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9%和19.0%。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突破了10000亿元大关，达到11611.8亿元，连续数年以每年增长1000多亿元产值的速度发展。这种发展势头是难以逆转的，因为乡镇企业已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9.2%），是发展农业的重要经济支柱（用于以工补农建农资金86.5亿元，用于支援农村各项建设资金162.8亿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吸纳22.3%的农村劳动力），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交税金占国家税收的15.2%），是提高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可靠保证，是出口创汇的一支生力军（约占我国创汇的1/5），同时也是城市工业配套产品和社会[9]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之一。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业已成为整个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是结构转型的基本要求之一。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在50%左右，低收入国家平均在35%～40%，而我国还不到30%（1991年为26.8%）。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很多人把当时出现抢购风和高通货膨胀归咎于所谓的“经商热”或“全民经商”。甚至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发展第三产业只是把工业利润转移到流通领域和其他方面，让个体户和“倒爷”们发了横财。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偏执的看法。首先，“第三产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主要包括三大类行业：一是金融、保险、邮电、外贸、航空、铁路等经济要害部门；二是直接与生活消费有关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住宅、公共交通、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卫生、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三是咨询、信息、技术服务、旅游等新兴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有些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却参与了价值的实现，是价值创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次，在目前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一般是高于或相当于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我国第三产业是以18.8%的就业人数实现了26.8%的国民生产总值（均为1991年数字），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大大低于其产值比重；与此同时，我国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几百万城镇待业人员在寻找就业出路，发展第三产业实在是既利国又利民。可“八五”计划第一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只有5.3%，既低于计划要求（“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求，平均每年第三产业增长9%，农业增长3.5%，工业增长6.5%），也低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和工业实际增长14.2%的速度。最后，我国正在从温饱走向小康，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消费取向呈多样化，此外，随着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市场力量的显著增强，金融、保险、信息、房地产、技术服务等行业变得更为重要，第三产业亟须更快地发展。总之，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结构转型的大势所趋。
与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关的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农民的进城谋生。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全国进城谋生的农民有上千万人，在农闲季节，人数还要更多。在很多报刊甚至研究专著中，他们都一度被冠以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号——“盲流”，因为他们造成“交通拥挤”“城市超载”甚至“犯罪率升高”。其实“盲流”不盲，他们完全是顺应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趋势，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流动。他们承担起很多城市人不屑于做的脏、累、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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