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系列·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一部过渡战略扩张的历史史诗(套装2册 伯罗奔尼撒战争 杀戮与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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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系列·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一部过渡战略扩张的历史史诗(套装2册 伯罗奔尼撒战争 杀戮与文化)试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

我撰写本书的灵感来自路易维尔大学的John Roberts Hale，他是我的老友，曾是我的学生。在一次漫长的飞行旅途中，他说服了我，应当有一部供非专业读者阅读的单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且我就是写作这样一部书的人选。我很享受写作本书的过程，我感谢他阅读了手稿，欣赏他的才华、热情和友谊。我也很感谢我的编辑Rick Kot，他的审读非常仔细，给我帮助很大，提高了本书的水准，而且他是个非常友善的人。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Fred和Bob，他们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我与他们的无数次妙趣横生的交流也对我帮助极大。最后，感谢我的太太Myrna，感谢她抚育了这么优秀的孩子，并且帮助他的父亲达成了目标。引言

前5世纪的后30年中，雅典帝国与斯巴达联盟进行了一场可怕而残酷的战争，永远地改变了希腊世界及其文明。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仅仅50年前，希腊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打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将波斯的陆海军逐出欧洲，并从波斯手中收复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些希腊城邦，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独立。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胜利在希腊开启了一个发展、繁荣和自信的骄傲年代。雅典强盛起来，人口增多，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获得了财富和荣耀。雅典年轻的民主制逐渐成熟，哪怕是最低微的公民也能参与政治，获取机遇和政治权力。雅典新颖的民主政体继续在其他希腊城邦生根发芽。同时，这也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其独创性和丰富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无与伦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这样的戏剧诗人将悲剧与喜剧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建筑和雕塑大师们设计建造了雅典卫城上的帕提农神庙和其他建筑，以及位于奥林匹亚和整个希腊世界各地的诸多精美建筑，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轨迹，其影响[1][2]至今仍然清晰可辨。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借[3]助纯粹的理性去探索和理解物质世界，而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等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先驱则在人类事务领域做了相同的探索。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在医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希罗多德则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编纂学。

伯罗奔尼撒战争令这个辉煌时期戛然而止，而且亲身参与战争的人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关键的大转折。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在战争爆发后便开始记录其历史，因为他相信：这场战争的规模和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此前的所有战争。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当时都处于最佳战备状态，方方面面都已经蓄势待发，并且其他希腊人也加入了两大阵营中的一方，有的立即参加，有的正在打算加入。因为这是曾经震撼了希腊人的最宏大的动荡，还影响到了一些蛮族，或者我们可以说，影响[4]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1.1.2）

从前5世纪希腊人的视角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是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激化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使希腊各城邦内部四分五裂，各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不稳定，最终削弱了它们抵御外敌的能力。战争还逆转了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雅典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它的民主政体对其他城邦有着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但雅典的失败对希腊的政治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将希腊推向了寡头统治的方向。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残暴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遭到悍然违背，文明与野蛮之间脆弱的分界线被突破了。随着战事延续，愤怒、挫折和对复仇的渴望变得愈加强烈，导致残忍暴行一再升级：战俘遭到摧残和屠戮，或被扔进深坑里饥渴至死，或因日晒雨淋、严寒酷暑而死，或被投入大海溺死。成群结队的袭掠者杀害无辜婴孩，整座城市被踏平，男人遭到杀戮，妇女和儿童被变卖为奴。在克基拉岛（今称科孚岛）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内战，胜利者屠杀其同胞竟达一周之久：“儿子被父亲杀死。苦苦哀求饶命的人被从祭坛拖走或者被杀死在祭坛上。”（3.81.5）

随着暴力冲突的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人们变得凶残好斗，词语的含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鲁莽的蛮勇现在被认为是忠诚盟友的勇敢；审慎的犹豫被当作似是而非的怯懦；克制被看作缺乏男性气概。”宗教丧失了约束人的力量，“但用冠冕堂皇的花言巧语来达成罪恶目标的做法，却得到颂扬”。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社会分裂成若干阵营，任何人都不敢信任自己的伙伴”（3.82.1，8；3.83.1）。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让修昔底德尖刻地评论道，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3.82.2）。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2400年前就宣告结束，但它仍然令后世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心醉神迷。曾有作家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它来解释一战的起因。但在冷战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冷战主宰了20世纪的下半叶，并且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将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强大领袖。将帅、外交官、政治家和学者都曾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北约和华约之间的竞争做比照。

但是，25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很难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最主要资料是生活在那个时期并亲身参加战争的修昔底德所撰写的史书。他的作品被非常公正地评为史书编撰的杰作，并且阐发了很多关于战争性质、国际关系和大众心理的睿智观点，因而受到仰慕。它还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基石。但说到底，它不是一部令人完全满意的战争史，它能够给予我们的教训也有所欠缺。它最明显的缺点是不完整，写到战争结束的七年前就戛然而止。要想了解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才华远远比不上修昔底德、对战争没有多少第一手知识（或根本没有第一手知识）的作家。至少，为了理解战争的结局，我们需要现代史学家进行规模合适的分析叙述。

但即便是对于修昔底德写到的时期，现代读者若想全面理解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意义，也需要对修昔底德的文本做一番解释。近两个世纪里人们发现并研究了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和当时的碑铭文献，这已经填补了一些空白，而且有时还对修昔底德讲的故事提出了质疑。最后，若要撰写一部令人满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还需要对修昔底德本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他的头脑超乎寻常、极具独创性，比古典时期的任何其他史学家都更注重史实和客观性。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毕竟是肉体凡胎，有着人类的情感和弱点。他的希腊文原著常常高度精练和佶屈聱牙，所以任何翻译都必然是一种阐释。他本人也是战争的参与者，这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审慎地评估这种影响。若是简单接受他的诠释而不做批判，就会很有局限性，就像全盘接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著作以及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理解一样。

本书是一部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的意图是满足21世纪读[5]者的需求。它以我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以学术界为受众）为基础，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创作一部可读性强的单卷本叙述史，能够让大众读者从中获得乐趣和智慧，毕竟有很多人研究这场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些教益。我尽量避免将这场战争中的事件与后世事件做比较（尽管很多这样的比较常跃入我的脑海），因为我希望给出的是流畅连贯的叙述，让读者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四卷本付梓多年之后，我之所以创作了本书，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坚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强大的张力。它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人类悲剧，讲述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衰沉浮、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中智慧与机遇的交互作用、卓越的个人和广大的群众（他们受到自然与命运的局限，也互相约束）在决定历史走向时扮演的角色。我也希望展示这一点：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能够给予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去理解人类在战争、瘟疫、内乱的巨大压力之下会做出何种行为，以及领导人的潜力和他们必然受到的局限。[1] 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10～前428年），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出生于小亚细亚，第一个将哲学带到雅典。他是伯里克利的朋友，曾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阿那克萨哥拉以“精神”（Nous）的概念解释自然变化，“精神”超然独立、纯净无瑕，引发变化。科学方面，他探索了日食、月食、彩虹、流星等自然现象。（本书除了标明“作者注”之外，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2]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年），古希腊哲学家，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古代唯物思想的重要代表。他是“原子论”的创始者，很多人认为他是“现代科学之父”。[3] 普罗泰格拉（约前490～前420年），古希腊哲学家，被柏拉图认为是诡辩学派的一员。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据第欧根尼说，普罗泰格拉的不可知言论招来怒火，导致雅典人将他驱逐出境，并在市场焚毁其著作抄本。[4] 改编自Richard Crawley的译文（Modern Library，New York，1951）。本书所有引文除非特别说明，均引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数字指的是传统划分法的卷、章、节。（作者注）[5] 卡根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分别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1969年）、《阿希达穆斯战争》（1974年）、《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1981年）和《雅典帝国的覆灭》（1981年）。（作者注）第一部 通往战争的道路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是给希腊人带来自由。然而，它并非以正式的宣战开始，也不是通过骄傲地、公开地攻击雅典帝国本土而拉开战争大幕，而是这样爆发的：在和平时期，一个强国鬼鬼祟祟、背信弃义地袭击比自己弱小得多的邻国。开启战争的不是威武雄壮、隆隆开进的斯巴达重步兵方阵——我们可以设想，他们的鲜红色斗篷在阿提卡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引导着强悍的伯罗奔尼撒军队——而是数百名底比斯人在一个乌云笼罩的夜晚，在黑暗的掩护下，偷偷溜进小小的普拉蒂亚城，城里有内奸与这些底比斯人里应外合。这个不光彩的开端预示了这将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希腊人的传统作战方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传统作战方式以拥有公民身份的重步兵为基础，重步兵组成排列密集的方阵，遵照固定的、世人皆知的规则来作战，而这种规则制约希腊的战争已经超过两个半世纪。希腊人一度相信，唯一一种光荣而体面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步兵方阵与步兵方阵正面对垒。更勇敢、更强大的一方自然会得胜，控制战场，并建立胜利纪念碑，占领有争议的土地，然后胜利回国。被打败的一方也会返乡。因此，典型的战争是在一天之内、在一场战役中决定胜负的。

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事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远离希腊文明的中心。斯巴达人或雅典人也许会说，战争的导火索是“在一个遥远国[1]度，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在阅读修昔底德著作的希腊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导致战争爆发的那座城市在哪里，也不知道那里生活着什么人。更没有人能预见，希腊世界边缘的偏远地区的一场内部争吵竟然引发了极其恐怖、破坏性极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2]。[1] 这句话是内维尔·张伯伦说的，用来描述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这种局势很快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见：B.B.C.Archives；record no.1930.Cited by C.Thorne，in The Approach of War 1938-39，London，1982，p.91。（作者注）[2] 当然，从雅典人的角度讲，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若是从斯巴达人的角度讲，无疑就是“雅典战争”了。（作者注）第一章 激烈的竞争（前479～前439年）

希腊世界向西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最西端、西班牙南部沿海的一些[1]分散城邦，向东一直到黑海东岸。一些分布集中的希腊城邦主宰着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绝大部分沿海地区，但希腊世界的中心是爱琴海。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城邦，都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也就是现代的希腊）、爱琴海东岸、安纳托利亚（现代的土耳其）、爱琴海诸岛和爱琴海北岸。

战争爆发时，希腊世界的一些城邦保持中立，但很多城邦，包括最重要的城邦，都已经臣服于斯巴达或雅典的霸权。斯巴达和雅典很可能是整个希腊世界里最为迥异的两个城邦，并且互相猜忌。它们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希腊的国际体系。斯巴达及其联盟

斯巴达领导的联盟比较古老，是前6世纪建立的。斯巴达人在自己的领地拉科尼亚统治着两个臣属族群。黑劳士的地位介于农奴和奴隶之间，耕种田地，为斯巴达人提供粮食；庇里阿西人拥有人身自由，但臣服于斯巴达的控制，是手工业者或商人，为斯巴达人提供各种物资。只有斯巴达人不需要谋求生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他们的公民士兵拥有专业化的技能，训练有素，与众不同。

但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有着潜在的危险。黑劳士的人数大约是他们的斯巴达主子的七倍，而且用一个熟悉斯巴达的雅典人的话说，“黑劳士对斯巴达人恨不得寝皮食肉”（Xenophon，Hellenica 3.3.6）。黑劳士不时掀起暴动。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斯巴达人设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体，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迫使个人和家庭服从国家的需要。他们只允许健康状况良好的婴儿生存下去；男孩在七岁时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在军事学校里接受训练和磨砺，直到二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们生活在兵营里，帮助教育新一代的年轻新兵。他们可以结婚，但只能偷偷溜去见自己的妻子。三十岁的时候，斯巴达男子成为真正的公民，一个“平等的人”。一名斯巴达男性公民与另外十四名战友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饮食非常简单，往往只喝一种令其他希腊人震惊的黑汤。男性公民要服兵役到六十岁。这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无论在体能、训练还是纪律方面都是最顶尖的。

尽管军力上具备优势，斯巴达人却通常不愿意打仗，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军队离家期间，黑劳士会趁机造反。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为了防备黑劳士而建立起来的”（4.80.3）。亚里士多德说，黑劳士“坐等灾难降临，然后趁机去攻击斯巴达人”（Politics 1269a）。

前6世纪，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特社会，斯巴达人发展出了一个永久性联盟。现代学者通常将斯巴达领导的联盟称为“伯罗奔尼撒联盟”，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包括斯巴达和一系列盟邦，这些盟邦都各自通过单独的盟约与斯巴达建立关系。在受到召唤时，这些盟邦要在斯巴达的指挥下作战。每个盟邦都宣誓要在外交政策上服从斯巴达，斯巴达则要保护它们，并承认它们的领土完整和自治权。

决定联盟内部关系的阐释原则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斯巴达人会在对自己有利或者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援助盟邦，并在必须和可行的情况下强迫其他盟邦加入冲突。只有在斯巴达人决定召集大家的时候，整个联盟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召集是很少的。发挥主要作用的规则是由军事、政治或地理形势决定。斯巴达的盟邦可以非正式地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足够小、距离斯巴达足够近，因而能够被斯巴达轻松控制的国家，比如弗利奥斯和奥尼伊。第二类盟邦包括墨伽拉、厄利斯和曼丁尼亚，它们比较强大，或者距斯巴达比较远，或者既强又远，但如果对斯巴达不忠顺，斯巴达仍然能够对其施加最严酷的惩罚。第三类盟邦只有底比斯和科林斯，它们距斯巴达很远，而且自身足够强大，因此它们的外交政策很少屈从于斯巴达的利益（见地图1）。

阿尔戈斯是一个大国，在斯巴达东北方，是斯巴达的传统宿敌，不是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斯巴达人始终担心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其他敌人联手，尤其害怕阿尔戈斯援助黑劳士起义。任何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性构成威胁，或者动摇任何一个成员国忠心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对斯巴达人的潜在致命威胁。

理论家将斯巴达的政治秩序视为“混合政体”，因为它包含了君主制、寡头统治和民主制的元素。君主制元素表现在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来自不同的王族。元老院代表了寡头统治元素，它包括28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男子，全部从少数特权阶层的家族中选举产生。公民大会（包括全体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男子）和5名监察官（每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则代表了民主制元素。

两位国王是终身制的，他们指挥斯巴达的军队，履行重要的宗教和司法职能，并享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由于两位国王常有分歧，为了某个问题常在他们周围发展出不同派系。元老院和国王一起，组成了国内的最高法庭，国王若被指控犯罪，需要接受元老院的审判。斯巴达社会尊重家族人脉、年高德劭的老人和经验，因此元老院拥有极大的威望，而当选元老后的莫大荣誉也给了他们很大的非官方影响力。

监察官也有很重要的权力，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他们接见外国使者，进行条约谈判，在宣战之后下令出征。他们也召集和主持公民大会，列席元老院，并且是元老院的执行官员，还有权指控国王叛国。

关于条约、外交关系、战争与和平的正式决定是由公民大会做出的，但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官员传唤的时候，公民大会才会召开。公民大会上很少有辩论，发言者一般是国王、元老或监察官。投票通常要靠口头表决，很少分组表决和计票。

在300年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足以改变这种政体的法律、政变或革命。尽管政体固若金汤，但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却常常摇摆不定。国王之间的矛盾、监察官与国王的矛盾，以及监察官内部的矛盾，再加上每年监察官的重新洗牌，有时会削弱斯巴达对其盟邦的控制力。盟邦可能会利用斯巴达内部的纷争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实践自己的政策。斯巴达的强大军队和对联盟的控制给了斯巴达人极大的力量，但如果他们用这种力量去对付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强大敌人，就要冒黑劳士起义或者遭阿尔戈斯攻击的风险。但如果较为重要的盟邦召唤斯巴达帮忙，斯巴达却不出兵，盟邦就可能背弃它，联盟就可能瓦解，而斯巴达的安全依赖盟邦和联盟的存在。在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危机中，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斯巴达的决策。雅典及其殖民帝国

雅典帝国源于希腊人打赢希波战争之后建立的一个新同盟。雅典起初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后来成了它的主宰。雅典有着独特的历史，在它建立民主制和成为霸主之前很久，它的个性就已经被塑造出来了。阿提卡是从希腊南部向东南方延伸的小小的三角形半岛，而雅典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主要城邦。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崎岖坎坷，多山峦丘陵，无法耕作，因此早期的阿提卡人即便按照希腊的标准也算是很穷的。虽然地理上处于劣势，但有时却可以因祸得福。入侵者从北方席卷而下，占领了土地更为肥沃的伯[2]罗奔尼撒半岛，放过了阿提卡，认为不值得费工夫去征服它。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声称自己起源于目前所占据的这块土地，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一地区了。因此，他们不需要承受征服者的负担，也不需要时刻面对一个受压迫、非我族类、心怀不满的下等阶级。

由于雅典很早就统一了整个阿提卡地区，因此不会与阿提卡的其他城镇发生争吵和战争。这些城镇都变成了雅典城邦的一部分，所有在本地出生的自由民都成了平等的雅典公民。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雅典的早期历史比较安宁、稳定，并于前5世纪崛起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国家。

前5世纪，民主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它对其航海帝国的控制。雅典的航海帝国以爱琴海、爱琴海诸岛和沿海城市为中心。雅典帝国最初是“雅典人及其盟友”的组织，现代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这是希腊各城邦自发组成的一个同盟，邀请雅典领导它们继续开展反对波斯的解放战争，并向波斯复仇。提洛同盟逐渐演变成一个受雅典人控制的殖民帝国，主要是为了雅典的利益而运作（见地图2）。提洛同盟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渐渐放弃维持自己的舰队，而改为向集体金库支付钱款。雅典人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充自己的舰队，并向桨手支付报酬（桨手每年有八个月要待在桨位上），所以最终雅典海军成了古希腊史上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提洛同盟的大约150个成员国中只有2个岛国——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拥有自己的舰队，也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但就连它们也不大可能违逆雅典的命令。

雅典人从其帝国产业中获取了极大利润，并将这些利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庞大的建筑工程，来美化他们的城市，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积累一大笔储备资金。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海军还保障着雅典的食品供应，确保乌克兰小麦和黑海鱼类的供应。雅典本土的食品生产不足，需要进口这些外国食品来补充。一旦发生战争，需要放弃自己的农田时，雅典还可以用帝国的资金来进口食品，以进口完全取代本土的农业生产。前5世纪中叶，环绕雅典的城墙以及连接雅典和比雷[3]埃夫斯设防港口的长墙竣工，此后的雅典几乎是不可攻破的金城汤池。

在雅典，所有政策，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军事还是民政，全都[4]由公民大会定夺。通过抽签从雅典公民中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准备法案，供公民大会审议，但完全服从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年[5]开会多达四十次，均为露天举行，地点是卫城旁的普尼克斯山，从那里可以俯瞰阿哥拉（市场和民政中心）。所有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提案和辩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有4万雅典人享有参加公民大会的资格，但实际参会的人数很少超过6000人。因此，战略决策需要在数千人面前讨论，每一项行动的具体细节都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批准。每一次出征、参战船只和人员的数量、资金预算、指挥军队的将领和这些将领得到的具体指示等相关事务，都要经过公民大会的投票表决。

雅典国家最重要的职位，而且是少数由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的职位之一，当属十位将军。他们负责指挥雅典的陆海军作战，因此他们必须是军人。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再次当选，所以他们也必须是政治家。这些领导人在作战时可以施行军法，但在城内没有这个权力。每年他们必须接受至少十次的审查，看是否有人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指控。将军在任期结束时还需要详细报告自己的军事和财政举措。若他们受到指控，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就会受到严惩。

十位将军加起来并不算是一个内阁或政府，公民大会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但有时优秀的将军会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成为雅典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在法律上还不算的话）。在前479～前462年的十七年间，客蒙就是这样一位最高领导人，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指挥了每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并且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支持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客蒙去世后，伯里克利取得了类似的成功，甚至掌权的时间更久。

修昔底德在史书中将他描述为“伯里克利，科桑西普斯之子，当时雅典的领导人，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都是最精明强干的人”（1.139.4）。修昔底德的读者对民主雅典最著名和最杰出的领导人的了解比这多得多。伯里克利出身于贵族豪门，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将军，是希波战争的英雄。他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克里斯提尼就是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但他的家族倾向于支持平民利益，伯里克利在其政治生涯早期便成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大约三十五岁时，他成为民主派政治团体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官方的位置，但影响力很大。他毕其一生都享有这个地位。

他将超乎寻常的、优秀的沟通和思考能力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为当时最顶尖的演说家，他的演讲说服了大多数公民支持他的政策，他的言辞在雅典人耳边萦绕数十载，此后则被记录和保存了数千年。很少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受过这样高水平的知识教育，拥有这样的人脉和高雅品位。从青年时代起，伯里克利便热衷于当时正在改变雅典的启蒙运动，赢得了一些人的仰慕，但也招致更多人的猜疑。

据说，他的教师阿那克萨哥拉影响了他讲话的习惯和风格。伯里克利学到了：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演讲格调，没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演说家的粗俗和奸诈花招；他表情庄重，从来不会纵情大笑，仪态富有尊严，服饰得体有节，他说话的时候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他的嗓音控制得当，非常平稳；还有其他此类的特点，令听众肃然起敬。（Plutarch，Pericles 5）

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而他的民主政策和其他演说技能使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坚定拥护。他非同一般的品格帮助他在三十多年间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使他成为战争爆发前雅典最强大的政治领导人。

在这个时期，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不曾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正式权力，也不曾试图改变民主政体。他仍然受到宪法规定的细致审查的约束，每次要采取行动都必须先在公开而不受控制的公民大会上得到投票批准。伯里克利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的计划获取支持，而且有的时候他的政敌会说服公民大会投票反对他的意愿。但是，战争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领导。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样说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该时期的雅典在每个方面都算得上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在引发战争的危机时期，在制定战略时，以及一直到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遵从他们伟大领袖的意见。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抗

在提洛同盟早期，雅典人似乎仍然在继续开展反对波斯人、解放全体希腊人的正义战争，而斯巴达人常常卷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内部的战争。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提洛同盟越来越春风得意，越来越富裕强大，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也开始了。在希波战争结束不久之后，雅典人计划重建雅典城墙。斯巴达的一个派系表示反对，体现出了对雅典人的猜忌和怨恨，因为波斯人已经败北，雅典人修建城墙是要对付谁呢？雅典人勇敢地驳斥了斯巴达人的猜忌，斯巴达人没有正式发出抱怨，“但他们私下里很恼怒”（1.92.1）。前475年，斯巴达国内有人提议发动战争，消灭雅典的新同盟，并控制大海。在激烈辩论之后，这个提议被驳回了。但斯巴达国内始终存在敌视雅典的派系，在局势对其有利时，这个派系就夺取了政权。

前465年，雅典人攻打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见地图3），遭到顽强抵抗。斯巴达人曾秘密地向萨索斯人承诺，将入侵阿提卡，以此援助他们。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人打算兑现这个承诺”（1.101.2）。不料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地震，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黑劳士起义，于是斯巴达人未能出兵。此时雅典和斯巴达在表面上仍然是盟友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前481年反对波斯的希腊联盟成员，于是雅典人前去救援遇到麻烦的斯巴达人。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斯巴达人就请他们离开（在斯巴达人的所有盟友当中，只有雅典人受到了这样的冷遇），理由是斯巴达不需要雅典帮忙。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人这么做的真实动机是，“斯巴达人害怕雅典人的勇敢和革命精神，担心……如果让雅典人留下，他们或许会改变阵营……就是由于此次行动，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首次发生了公开的争吵”（1.102.3）。

此事确凿无误地证明，许多斯巴达人对雅典抱有猜忌和敌意。这场风波在雅典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最终在整个希腊引发了一场外交革命。斯巴达人如此怠慢雅典人，导致雅典内部亲斯巴达的客蒙政权垮台。反对出兵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支援斯巴达的反斯巴达派系将客蒙赶出了雅典，退出了与斯巴达的旧联盟，并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订立了新盟约。

起义的黑劳士遭到围攻，再也坚持不下去时，斯巴达人与其停战，允许他们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条件是永远不可以再回来。雅典人“由于已经对斯巴达人非常憎恶”（1.103.3），于是将这些黑劳士全部安置在科林斯湾北岸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雅典不久前刚获得的纳夫帕克托斯城。

随后，斯巴达的两个盟邦科林斯和墨伽拉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了战争。前459年，墨伽拉觉得自己面临失败，而斯巴达人不肯干预，于是墨伽拉人打算脱离斯巴达联盟，转而加入雅典阵营，条件是让雅典帮忙攻打科林斯。就这样，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在希腊世界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两个霸主关系融洽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各自的盟邦；任何一方的盟邦若是受了委屈，都无法找到别的出路。如今，两方霸主关系恶化，对自己的霸主心怀不满的国家可以寻求另外一方的支持了。

墨伽拉在雅典西面，与其接壤，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见地图4）。墨伽拉西部的港口佩加直通科林斯湾。雅典人若想进入科林斯湾而不经过佩加，就只能绕过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那样的话路途太遥远，也太危险。墨伽拉东部的港口尼萨亚位于萨龙湾岸边，敌人可以取道那里攻击雅典的港口。更重要的是，如果雅典人控制了墨伽利[6]斯山脉隘口（若是没有一个友好的墨伽拉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那么伯罗奔尼撒军队就很难，甚至完全没有办法入侵阿提卡。因此，与墨伽拉结盟对雅典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会让雅典卷入针对科林斯的战争，或许可能还会与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发生战争。即便如此，雅典人还是接纳了墨伽拉，“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科林斯开始燃起了对雅典人的极大仇恨”（1.103.4）。

尽管斯巴达人要在几年后才正式卷入冲突，但上述事件标志着现代史学家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持续了超过十五年，其间有一些停战和间歇的时期，雅典人的兵锋曾一度远至埃及和西西里岛。战争的结局是，墨伽拉从雅典同盟中叛变，重返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怀抱，于是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率领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攻入阿提卡。决战似乎迫在眉睫，但在最后关头，斯巴达人却放弃了战斗，班师回朝。古代作家声称伯里克利贿赂了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谋臣，劝诱他们放弃攻击。起初，斯巴达人对军队的两位指挥官大为光火，对他们施加了严惩。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伯里克利向斯巴达人提出了后者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因此双方无须交锋。事实上，几个月后，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确缔结了和约。《三十年和约》《三十年和约》于前446～前445年冬季生效。根据和约，雅典人同意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地，而斯巴达人事实上正式承认了雅典帝国的地位，因为斯巴达和雅典各自代表自己的盟邦，宣誓批准和约。和约的一个关键条款正式将希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禁止任何一方的成员国改弦易辙，就像墨伽拉之前做的那样，正是这种变节行为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但和约允许中立国加入任何一方。这个条款看似无害，后来却出人意料地制造了许多麻烦。另一个条款则要求双方在未来发生纠纷时，接受有约束力的仲裁。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条约来维持长期和平的尝试，说明双方都确实希望避免在未来发生武装冲突。

历史上的和约有很多种。第一种和约的情况是，战争的一方被消灭或者被彻底打败，比如罗马与迦太基的最后一场战争（前149～前146年），于是和约宣告战争结束。第二种和约旨在向虽然败北但并未灭亡的敌人施加严酷的惩罚，比如1871年普鲁士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或者按照普遍的看法，1919年的胜利者在凡尔赛强加给德国的和约。这种和约往往会播下新的战争种子，因为它羞辱和激怒了失败者，却没有剪除它复仇的能力。第三种和约的情况是，战争已经打了很久，却不分胜负，战场上不曾出现一个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交战各方都意识到漫长战争的代价和危险以及和平的可贵，于是缔结和约，结束冲突。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结束拿破仑战争的和约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和约的主旨不是消灭或者惩罚敌人，而是寻求一种稳定局面，防止新的冲突。这种和约若想取得成功，必须准确地反映真实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并且必须依赖于双方维护和平的真诚意愿。

前446～前445年冬季的《三十年和约》就属于第三类。在漫长战争中，双方都损失惨重，但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海军强国无法在陆地上维持自己的胜利，陆军强国在海上处于下风。此项和约是妥协的结果，包含了能够确保它成功的关键要素，准确反映了两个竞争对手（及其联盟）之间的力量平衡。和约承认斯巴达在大陆的霸权，以及雅典在爱琴海的主宰地位，并接受希腊世界已经一分为二的事实，因此有希望缔造长期和平。

但与任何和约相同，《三十年和约》也包含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少数派对和约耿耿于怀。有些雅典人主张开疆拓土，而有的斯巴达人则不甘心和雅典平分秋色，并且由于未能取得全面胜利而倍感挫折。其他人，包括斯巴达的一些盟邦，害怕雅典人有领土扩张的野心。雅典人知道对方的这些猜忌，也担心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只是在等待有利时机以重启战端。科林斯人仍然怨恨雅典出手援助墨伽拉人。墨伽拉现在由寡头政权统治，统治者为了控制城邦，屠杀了驻扎在墨伽拉的雅典人。此后，墨伽拉对雅典特别敌视，雅典对墨伽拉也非常憎恨。玻俄提亚及其主要城邦底比斯也处在寡头统治之下，他们怨恨雅典人之前在玻俄提亚培植民主政权的做法。

这些因素的任何一个或者所有因素加起来，都足以威胁和平。但缔结和约的人已经对战争感到厌烦，因此非常审慎，决心维护和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双方都需要排解自己的疑忌，建立互信，确保主和派（而不是主战派）在各自国内掌权，并控制自己的盟邦，防止它们惹是生非、制造不安定局面。在和约得到批准的时候，人们有理由相信，和平大有希望。和平受到威胁：图里

无法预见的意外很快就开始考验前445年的和约及其缔造者。前[7]444/前443年，斯巴达和雅典都收到了锡巴里斯殖民地（不久前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一些前公民的请求。锡巴里斯由于争吵和内战而损失惨重，于是派人前往希腊本土，希望有人可以援助他们，在锡巴里斯附近一个叫作图里的地方（见地图5）建立新殖民地。斯巴达人对此不感兴趣，雅典人则同意帮助这些求援者，不过方法很不寻常。雅典人派使者到希腊全境，征募愿意到新殖民地定居的人。但新的殖民地不会成为雅典的殖民地，而将是一个泛希腊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颖想法。伯里克利和雅典人为什么会想出这个主意呢？

有些学者相信，雅典人是贪得无厌的扩张主义者，建立图里殖民地的计划只不过是雅典持续不断的帝国主义扩张（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一部分。但是，在《三十年和约》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岁月里，除了图里之外，雅典人并没有寻求任何新领土或新盟友。因此，检验这种假说的关键一定在于图里本身。但定居图里的十个部落中只有一个部落是雅典人，而最大的群体则是伯罗奔尼撒人，所以雅典没有任何希望控制图里。图里的早期历史也表明，雅典从来就没有打算控制它。图里建城不久之后就与斯巴达的少数殖民地之一塔拉[8]斯发生了战争。图里打输了，胜利者在奥林匹亚建立了纪念碑，制作了铭刻，让聚集在那里的所有希腊人都能看得到：“塔拉斯人将他们从图里人手中夺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奥林匹亚大神宙斯。”如果雅典人打算让图里成为雅典帝国在西方的中心，那么他们应当采取行动去保护图里，但他们无动于衷，任凭斯巴达殖民地在希腊最公开的集会场所炫耀自己的胜利。

十年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危急时刻，图里发生了一场[9]争论：它究竟是谁的殖民地。德尔斐的祭司解决了这个争端，宣布图里的创建者是阿波罗，于是再次确认了它的泛希腊性质。图里与雅典的关系被如此否认，雅典却依旧袖手旁观，尽管德尔斐的阿波罗对斯巴达友好，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图里殖民地对斯巴达人有很大价值。雅典人确实将图里视为一个泛希腊殖民地，而且自始至终都如此看待它。

雅典人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参与图里的创建。大家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不作为，但伯里克利和雅典人却发明了泛希腊殖民地的理念，并且让图里处于雅典势力范围之外。他们这么做可能是在发出一个外交讯号。雅典要让图里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证据，昭示天下：雅典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机会，因为雅典在西方没有任何帝国主义野心，将会继续奉行和平的泛希腊政策。萨摩斯叛乱

前440年夏季，萨摩斯岛和米利都为了争夺普里埃内（位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城镇）而爆发了战争（见地图6）。萨摩斯岛拥有自治权，是提洛同盟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同盟中仅存的三个不向雅典纳贡、[10]拥有海军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最强的一个。米利都也是提洛同盟最早的成员之一，曾两次反叛，均遭到镇压，被剥夺舰队，并被强迫纳贡和接受民主政体。米利都人向雅典人求援，雅典人不能坐视同盟中的一个强大成员向另一个无助的弱小盟邦强加自己的意志。但是，萨摩斯人拒绝接受雅典人的仲裁。雅典人不能对挑战自己领导地位和权威的行为置之不理。伯里克利亲自率领舰队攻打萨摩斯岛，推翻了原先的寡头政权，以一个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索取了高额罚金，扣押了一些人质以确保萨摩斯人忠顺听话，然后留下一支雅典军队驻守该岛。

萨摩斯领导人原先是挑战雅典，现在干脆掀起一场革命。他们说服波斯在小亚细亚的总督皮苏特尼斯支援他们，共同反抗雅典。皮苏特尼斯允许萨摩斯人在他的领地征募雇佣军，救出了被雅典人扣押的人质，于是萨摩斯人得以进一步行动。他们打败了雅典扶植的民主政府，俘虏了雅典驻军，并将这些俘虏和其他雅典官员押送到波斯总督那里。

萨摩斯叛乱的消息传到拜占庭（雅典人去往黑海采购粮食途中的重要城市，占据着关键的地理位置），引发了一场新叛乱。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米蒂利尼是雅典另一个拥有海军的自治盟邦，准备在得到斯巴达的援助后就加入反对雅典的叛乱。导致雅典在后来宏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的两个因素现在已经出现了：帝国内部的反叛和波斯的干预。但是，如果没有斯巴达的参与，叛乱就会被镇压下去，波斯人也会撤离。斯巴达是否参战的决策肯定受到科林斯的影响，因为一旦发生针对雅典的战争，科林斯将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邦，因为科林斯拥有海军。

斯巴达将做出何种反应？这是自和约缔结以来，和约与雅典政策受到的最严峻考验。如果雅典的政策，尤其是在西方的政策，被斯巴达和科林斯视为侵略性的、野心勃勃的，那么现在就是斯巴达乘虚而入、进攻雅典的良机，因为雅典的海军力量目前被牵制在其他地方（萨摩斯岛）。斯巴达人召集伯罗奔尼撒联盟商议，这至少说明斯巴达人对此事的态度非常严肃。科林斯人后来告诉雅典人，是他们的干预决定了斯巴达的政策：“在其他伯罗奔尼撒人为是否援助萨摩斯而意见不一的时候，我们没有投票反对你们。”（1.40.5）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最终决定是不攻击雅典，于是雅典得以粉碎萨摩斯叛乱，并阻止其他盟邦在波斯援助下掀起广泛的叛乱。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必然会导致一场有可能毁灭雅典帝国的战争。

科林斯是雅典的不共戴天之敌，双方已经有了二十年的血仇。在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危机中，科林斯人就是煽动战争的主要力量。那么，在前440年，他们为什么主张和平？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理解了雅典人在图里事件中传达的讯息；图里被建成一个泛希腊殖民地，后来雅典又表现得很克制，这都让科林斯人感到放心。

萨摩斯危机的结局加深了人们对和平的期望。自前446/前445年的和约以来，双方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自制力，不肯追求有可能危及和约的好处，因此和平的前景一片大好。不料，在埃比达姆诺斯发生了一次争吵，制造出了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1] 古希腊地理非常复杂，阅读本书时最好仔细参考地图，否则很容易陷入一大堆地名的旋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在此介绍古希腊地理的大致情况。古希腊大致可分为七大地区。一、伯罗奔尼撒半岛，可分为7个小地区：阿开亚（Achaea）、阿卡狄亚（Arcadia）、阿尔戈利斯（Argolis或Argolid，主要城邦为阿尔戈斯）、科林西亚（Corinthia，主要城邦为科林斯）、厄利斯（Elis，主要城邦为厄利斯）、拉科尼亚（Laconia，主要城邦为斯巴达）和美塞尼亚（Messenia）。二、希腊中部，可分为10个小地区：埃尼亚尼亚（Aeniania）、阿提卡（Attica，主要城邦为雅典）、玻俄提亚（Boeotia，主要城邦为底比斯）、多利斯（Doris）、优卑亚（Euboea）、洛克里斯（Locris）、马利斯（Malis）、墨伽利斯（Megaris，主要城邦为墨伽拉）、奥塔（Oetaea）和福基斯（Phocis）。三、希腊西部，可分为4个小地区：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埃托利亚（Aetolia）、阿佩兰提亚（Aperantia）和多罗皮亚（Dolopia）。四、色萨利（Thessaly）。五、伊庇鲁斯（Epirus）。六、马其顿（Macedon）。七、海外殖民地，包括在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和小亚细亚的诸多殖民地。[2] 所谓“多利亚人的入侵”。这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学者为了解释南希腊的原住民和他们的语言为何消失，以及古典希腊文化如何形成，而发明的一种理论，目前有很大争议。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赫拉克勒斯的后裔重返伯罗奔尼撒半岛，夺回了赫拉克勒斯理应享有的土地，他的这些后裔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诸王。有些史学家相信，这个传说反映了多利亚人从巴尔干南下入侵希腊，消灭了一些原住民，并占领了希腊许多地区的史实。[3] 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如今依然是希腊的造船和工业中心，距离雅典市中心约14公里。[4] 在下文中简称“议事会”。[5] 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卫城是城市中地势较高、易守难攻的部分，可能筑有军事要塞，做防御之用。[6] 墨伽利斯是以墨伽拉为首都的地区。[7] 古典时代的殖民地大多是与母邦（metropolis，英语中“大都市”一词来源于此）领土不接壤的海外殖民城邦。殖民城市与母邦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但与近代的殖民主义不同的是，这种联系并不以母邦直接控制殖民城市的形式存在。母邦与殖民地也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8] 也在意大利南部，图里的东北方。[9] 德尔斐在希腊中部的福基斯地区，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这里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在这里颁布。现在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10] 另外两个是莱斯博斯岛（主要是米蒂利尼）和希俄斯岛。萨摩斯岛叛乱被雅典镇压之后，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就只剩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这两个盟邦拥有独立海军了。第二章 “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度的争吵”（前436～前433年）埃比达姆诺斯[1]“当你驶入伊奥尼亚湾的时候，埃比达姆诺斯城就在你的右[2]侧。道兰底人就居住在附近，他们是一个野蛮的伊利里亚民族。”（1.24.1；见地图7）修昔底德在开始叙述战争的导火索事件时，先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他的希腊同胞中很少有人知道埃比达姆诺斯在何处，绝大多数人对其一无所知。前436年，埃比达姆诺斯爆发了内战，贵族派被驱逐出去，于是他们与居住在附近的非希腊血统的伊利里亚人联合，进攻他们的城市。埃比达姆诺斯城内的民主派遭到围攻，于是向克基拉求援。因为埃比达姆诺斯是克基拉人创建的殖民地，而克基拉原先是由科林斯人创建的。克基拉人奉行孤立政策，与科林斯殖民者的组织以及其他联盟保持距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他们拒绝援救埃比达姆诺斯的民主派。然后，埃比达姆诺斯民主派转而向科林斯求救，表示他们愿意成为科林斯的一个殖民地。按照惯例，在克基拉建立埃比达姆诺斯的时候，科林斯作为克基拉的“母亲”，也向埃比达姆诺斯的创立者提供了帮助。但科林斯和克基拉的关系非常恶劣，这是很独特的现象。数百年来，这两个城邦争吵不休，打了一系列战争，往往是为了争夺一些殖民地。

科林斯人热情洋溢地接受了埃比达姆诺斯民主派的邀请，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干预此事将会激怒克基拉人，或许会引发一场战争。科林斯人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去支援埃比达姆诺斯城内的民主派，还派去了许多永久性定居者，以便将埃比达姆诺斯改建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支军队走的是比较艰险的陆路，“因为他们担心克基拉人会在海上拦截他们”（1.26.2）。科林斯参与这场争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学者们无法给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务实的、可靠的解释，但修昔底德从其他角度给出了解释：科林斯人此举的主要动机是对犯上作乱的殖民地克基拉的憎恨。“在共同的节日里，克基拉人不按照规矩给科林斯应得的特权，也不像其他殖民者那样，请一位科林斯人开启最初的献祭，而是对科林斯百般怠慢。”（1.25.4）

科林斯的决定无疑是它与克基拉争夺殖民地的长时间斗争的一部分，这种帝国主义竞争很像19世纪末欧洲列强的争斗。我们早就明确地知道，欧洲很多大国的殖民帝国事业从经济角度看是亏本的，而且它们为自己建立殖民帝国的辩解只是借口，并不能令人信服。真正的动机往往是心理上的、非理性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和务实的。也就是说，事关荣誉和威望。

科林斯人也是这样，他们决心在希腊的西北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他们与克基拉发生了冲突。克基拉蒸蒸日上，而科林斯正在衰落。克基拉人拥有多达120艘战船的舰队，海军实力仅次于雅典。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挑战科林斯人在该地区的霸权。科林斯人在公共集会时受到克基拉人的侮辱，这对科林斯人来说一定是不堪忍受的最后挑衅。他们抓住了埃比达姆诺斯人邀请进行干预的机会。

科林斯的干预使克基拉人对埃比达姆诺斯局势不再冷眼旁观。克基拉舰队立刻向埃比达姆诺斯发出了傲慢无礼的最后通牒：民主派必须让科林斯派来的驻军和殖民者离开，并重新接纳被放逐的贵族。科林斯不可能接受这样侮辱性的条件，而埃比达姆诺斯的民主派为了自身安全，也不可能放弃科林斯派来的援军。

克基拉如此自负倨傲，是因为它目前拥有很强大的海军，相反科林斯没有多少战船。克基拉人派遣40艘战船去攻打埃比达姆诺斯，而流亡贵族及其伊利里亚盟军则从陆地包围了埃比达姆诺斯。但克基拉人的自信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科林斯是个富庶的强国，现在非常愤怒，与斯巴达是盟友，还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国。在过去，科林斯人曾利用盟邦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现在打算故伎重演，对付克基拉。

于是，科林斯宣布在埃比达姆诺斯建立一个崭新的殖民地，并邀请希腊全境的人去定居。定居者被送到那个地区，30艘科林斯战船和3000名士兵护送着他们。其他几个城邦，包括墨伽拉和底比斯这两个大国（都是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船只和资金。斯巴达人哪怕只派出少量象征性的兵力，也足以威慑克基拉人，但斯巴达人没有为科林斯提供任何援助，或许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科林斯此次远征的内在危险。

科林斯人的反应让克基拉人大受震动，他们派人去科林斯谈判，“还邀请了斯巴达和西锡安使者一同前往”（1.28.1）。斯巴达人愿意参加这些讨论，显然说明他们希望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在会议上，克基拉人重申了让科林斯人撤军的要求；如果科林斯人拒绝撤军，克基拉愿意将此次争端交给任何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伯罗奔尼撒国家来仲裁；或者，如果科林斯人愿意，也可以请德尔斐神谕来仲裁。克基拉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之前低估了科林斯的潜在力量，因此真诚地希望解决争端。他们也不必担心仲裁的结果，因为无论是伯罗奔尼撒国家还是德尔斐神谕，其仲裁结果肯定都会受到斯巴达的影响，也肯定会要求科林斯人撤出军队和殖民者，这对克基拉人来说自然是有利的。但是，假如科林斯人拒绝和解而坚持战争，克基拉就必须到其他地方寻求支援。克基拉人发出的威胁是清楚明白的：如果有必要，他们将寻求与雅典结盟。科林斯

希腊世界偏远角落的小纠纷制造了一场危机，开始威胁到整个希腊世界的稳定。只要此事的参与者仅限于埃比达姆诺斯和克基拉，这就只是个地区性问题，因为这两个城邦都不属于主宰希腊的两个国际联盟中的任何一个。但是科林斯卷入了此事，还将斯巴达联盟的一些成员国拉了进来，促使克基拉向雅典求援，于是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就变得很真切了。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个危险，斯巴达人同意与克基拉谈判者联手，并大力支持解决争端。

但是，科林斯人不肯让步。他们不好意思在斯巴达人眼皮底下断然拒绝克基拉的建议，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克基拉舰队从埃比达姆诺斯撤离，并且伊利里亚人也撤退，那么科林斯人可以考虑克基拉的建议（让科林斯人撤军）。

如果科林斯人的这个建议得到遵从，科林斯军队将在埃比达姆诺斯获得战略优势，他们可以更稳固地控制城市、从外界获取补给，并加强防卫，以抵御围攻。科林斯人的建议显然没有诚意，但克基拉人即便在此时也没有中断谈判，而是敦促双方都撤军，或者双方暂且停战，以便继续谈判。科林斯人又一次拒绝对方的提议，这一次以武力回应，派遣了75艘战船和2000名步兵前往埃比达姆诺斯。这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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