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十三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读懂十三五试读：

序篇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与出路

经济结构优化，是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存在问题，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过渡到新常态？行政化的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误配

优化经济结构问题是在20年前正式提出的。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九五”计划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九五”计划建议提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十五”计划期间，又出现了回潮。“十五”计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跟“九五”计划的要求有一点逆向，就是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鼓励大规模地投资。

这个结构扭曲，不仅是三个产业结构上的扭曲，更深入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失衡，投资率超过了所有历史阶段的高度。

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个讨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6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会议。论坛上，大家一致认为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很严重。内部经济最主要的失衡，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外部经济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外汇存底的超常增加。

结构失衡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九五”计划建议里提了一个应对问题的路子，叫作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制度基础。“九五”计划执行得不错，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进。可是“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投资率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一业独大更加突出，所以制订“十一五”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的问题。

各界人士讨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如意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增长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把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看作衡量政绩的标准。“十一五”规划重申要靠改革打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十一五”在体制改革上没有大的推进，而是逐步演变为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突出了政府的作用。

比如行政审批。审批制改革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来收拢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向“负面清单”走，把“正面清单”缩短。

但2004年一出现经济过热，用“有保有压”“有控有扶”的办法去调结构，就是大量地恢复审批。审批制改革和《行政许可法》形同虚设。

所谓结构失衡，本质上就是资源的误配。政府不具有知道什么是好结构的能力。好的结构，只能由微观主体在市场活动试错中形成。而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的误配。经济增长新动力在于技术和效率

经济结构这个问题需要在基本理论上搞清楚，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所谓的新古典的生产函数。

Y＝A·La·K1－a

Y是总产出，由三个因素决定，L是劳动，K是资本，A学术上叫作索洛余值。原来分析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只看到资本和劳动。如果没有新增的劳动力，那么人均产出就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增长是由新增资本，即投资决定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如果这套结论是对的，那么由于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增长率就会降低。

然而，美国在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投资率并未提高，但增长率也没有降低。索洛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劳动和资本外还有一个，就是索洛余值。

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别的经济学家也都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A是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的广泛运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技术是从实践中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技术越来越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一样。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A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的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回报是递增的。

但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经济分析报告中，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做经济计算时，总产出除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剩下的余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结果一定会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与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根本的办法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找到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或者说是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强。防止系统性风险方法有两方面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前应对困难的方法应当是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之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改革来消除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现在矛盾积累很多，怎么防止系统性的风险呢？防止的办法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堵塞漏洞，释放风险。所谓堵塞漏洞，就是不要贸然采取强制性政策，使风险持续积累；所谓释放风险，包括归还欠账以降低杠杆率，“化大震为小震”，让风险在小的地方爆掉，不要让它积累起来导致大震。

另一方面是运用财政和货币等短期政策。我不赞成用政策拉动增长，但是为了应对短期冲击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还得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短期政策来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

但是要用好，既要防止系统性崩溃，又要尽量去杠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项发展理念抓住了要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规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优化结构的正确道路。“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在这五项发展理念中，创新放到了首位，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上面我们讲到提高效率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创新。所以“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以上理念，确实抓住了要点。

要让创新蔚然成风，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政治动员就能做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形成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

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话说，就是“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认真贯彻、坚决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就能够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克服眼下的困难，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十三五”增长与改革

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位置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应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怎么看待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计入GDP，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报多了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要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是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另一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

未来中国有四大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有明显的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一直出口占比很大，尤其是发达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市场。而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没有走出危机。更重要的是，导致危机的很多体制问题并没有因为危机而进行改革，西方发达国家什么时候能重回健康良性的增长，很难预期，比较悲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在当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增长很好，但我不建议政府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刺激出来的消费如果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就终将难以持续。人们超过收入水平的高消费一旦成为习惯，就必然去贷款，这无疑加大金融危机的风险。

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变成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未来，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第一，产业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有很多过剩产能的产业，但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第二，基础设施。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

应对当前经济挑战，应坚持选择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坚决反对粗放投资、盲目投资。中国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有效的投资。

中国当前仍然具备投资的有利条件包括：财政赤字不高，居民和企业储蓄率高，外汇储备也充足。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意味着产业投资的空间还有。

在投资方式上，投资并非以政府为主体，而是以企业家为主体。企业根据比较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与服务的升级换代，这是最大的投资。而在政府方面，主要投资于外部交易成本的下降，比如交通、通信。

如果投资得当，企业家和政府都能把手里的牌打好，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126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然是有可能的。

布局“十三五”

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开始

2000年至今，世界经济棋弈已经行过两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得病，中国吃药过多”。曾被2009年世界各国称为“全球复苏引擎”的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到2007年14.2％的一半不到。以三局两胜制，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未最终胜出。中国在过去的两局最多可以说是一胜一平。

因此第三局是关键。第三局能否胜出？从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意图和措施内容看，胜出的客观基础条件是存在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认识。这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前两局棋弈的特征

战后的世界经济走势是以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为主导的。

若以美国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GDP增长从当年二季度的5.4％跌到2001年四季度的0.4％为始（其间房地产泡沫最甚时的2004年一季度GDP增长曾又升到4.1％），到2008年危机当年四季度的–3.3％，次年二季度又跌到–5.0％为终，为21世纪全球经济棋弈的第一局。该局的特征是，美国政府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恰逢中国改革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配合、石油输出国资源条件支撑等因素，刺激形成了该时期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近8年的“超级繁荣”和最后的大危机。

以美国危机、各国救市到目前的2015年，可为世界经济棋弈的第二局。其间，世界主要大国一次又一次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似乎在吸取1929—1933年大危机的教训，各国齐行动，“飞机撒票子”。据测，2009年来各国央行创造了12万亿低价美元。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急剧膨胀，累计增幅高达57万亿美元。然而，迄今被人称为复苏状况较好的美国经济，增长仍是跌跌撞撞，不稳定。欧元经济陷入了停滞。“安倍经济学”花架子多于行动，日本又在下调增长预期。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行已成定局，目前正在咬紧牙关，坚持调整。就是曾一度令人看到希望的新兴国家经济，其增长率已跌去约一半，从2010年的7.4％降到2015年的3.8％。

在各国大量“撒票子”的同时，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却不涨反跌。油价从2014年的每桶110美元直线下降至目前的不到50美元，已跌去一半多。全球贸易交易量明显萎缩。全球经济处于新的衰退风险边缘。

正是在这种险境中，世界各界纷纷紧急喊话、警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警告，仅靠扩大开支已无法摆脱经济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警告，欧元将陷入永久性萎靡，因为加深一体化不会给遭受打击的欧元区带来繁荣，意指只有建立“欧洲合众国”才能把欧元区和2010年后的金融危机隔绝开。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是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增长太乏力、金融风险太吓人的世界。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保罗·梅森更是进一步指出：我们不知道大崩溃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具体的形式，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膨胀的信贷、下滑的增长及贸易和价格，推动着资金不断从一个发着高烧的领域或者地区流到另一发着高烧的领域或地区，这三者显然非常不相匹配。让人真正最担心的，其实还不是经济风险，而是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让别国为危机应对措施埋单，经济风险正在与地缘政治日益纠结缠绕在一起，直至成为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结。

可以说，历经8年时间、史上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熊熊大火，未被彻底浇灭。由于全球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慢于“撒票子”的速度，决定了“撒票子”救危机的必然结果是险情丛生，又积累了新的风险隐患。这是世界经济棋局第二局的特征，也是第三局开局所面临的窘势。第三局的三种可能

在世界经济棋弈中，棋手为各国主权政府。由于各棋手水平不同，自然棋终结果不一。而且，处于全球生产链、价值链链条不同环节上的棋手，所取策略也肯定不同。作为主权政府，维护本国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主权政府，维护世界公共治理秩序的稳定，同样也是维护至高无上本国利益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同的棋手拥有不同的利益与棋艺，很难说清楚全球经济棋弈的最后结果。然而，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能否充分认识第一局危机形成的原因、第二局救市的教训，是看清楚第三局开局态势，继续下好第三局的重要前提。

纵观世界，各国棋手由于受制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现有地位和地缘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无非是三种可能性。

赢。能顺应动态变化中的世界经济格局走势，采取了针对本国问题的结构调整措施，结束了曾一度采取的宽松货币或财政政策，加快了创新，提高了国家竞争力，较早地走出了危机阴影，走上了基于本国潜在增长率的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维持了本国社会稳定能基本接受的就业状况。对这些国家来说，此稳定增长水平当然也许不是2008年美国危机前全球不平衡时的高增长，却是能持续的、稳定的增长。

平。危机后的政策刺激和调整理念仍在同时贯彻中，但也许受一国特定的因素制约，结构调整走走停停，摇摆不定，“刺激”和“调整”手段交替使用，结果表现为通过不断的“小地震”逐步释放“大地震”的系统性风险压力，或通过显性的或隐性的渐耗国力手段，延迟调整时间。但是，世界各国调整速度肯定参差不齐。相对于他国棋手走出调整阶段，你不调整或慢调整，结果只能取得平局。因为谁只要没有走出危机阴影或明显滞后于他国走出危机阴影的步伐，谁就有可能偏离于或落后于下一个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势线。

输。对于一些在2008年前全球经济严重不平衡中，主要靠能源、矿藏出口和外来资金维持高增长的国家，或者即使不是靠上述要素推动高增长的国家，在进入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后，由于受本国政治局势、人口结构、技术创新、资本流动、经济地理甚至地缘政治等因素制约，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新局势，其结构调整困难重重，难以推进。当世界主要经济体结构调整基本到位，采取中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走上稳定发展道路之时，这些国家曾经的风光肯定不再，经济窘境甚至社会动荡就会马上显现。即使不动荡，最好的状况也是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国思考：第三局

第三局，中国能否赢？以三局两胜制，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未最终胜出。美国迄今还在为加息不加息而纠结。中国曾是第一局的赢家。GDP总量从2004年超意大利始，在2005—2010年间，分别赶超法、英、德、日等国，成为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美两国1998年分别为15.96％和48.67％，到了2014年简直倒了个，分别为35.85％和20.46％。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世界经济棋弈的第二局中，如上所说“美国得病，中国吃药过多”，“后遗症”不少。与1953—2008年的55年间我国货币累计增长47.5万亿元相比，仅2009—2014年的6年间，货币累计增长却高达76万亿元。巨量的货币刺激、严重的产能过剩、过重的债务负担、隐藏的系统性风险，种种状况说明了，中国在三局两胜中并未完全胜出。过去的两局最多可以说是一胜一平。

因此第三局是关键。第三局能否胜出？从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意图和措施看，胜出的客观基础条件是存在的。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认识。这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第一，对过去怎么看。如果不能客观、正确地认识第一局中国经济“超级繁荣”的内外部条件特别是外部条件，不能客观、正确地认识第二局的教训，第三局则不可能赢。第二，对外部怎么看。中国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5年“8·11汇改”的外部溢出效应不必回避，这是必然的。由于中国第三局健康的增长率肯定要低于第一局、第二局增长率的现状以及会引起全球的躁动与不安，对此怎么办？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调整与改革，不必在乎人家说三道四，政策决策更不应受人家的影响与平衡。应理直气壮地回答海外各界，正是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更应采取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态度，敢挖“家丑”，坚持改革。第三，对自身条件怎么看。中国当前有理念、有实力赢得第三局。但最终能否获胜，理念与实力只是必要条件，最后取决于决策力与执行力。后者是当前中国必须予以密切关注的，弄得不好，仍会前功尽弃。如果结果是“一赢二平”，照样可能出局，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局到底怎么开局？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已经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接下来的事，关键是如何落实。当下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概括而言，应重点布好全局棋盘中的“三个眼”。

其一，经济转型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结构调整与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在生产过剩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就包含了市场出清。当下，即使不能全部出清，也要基本出清。政府要拿出实招、详招，剥离“地方平台”和重大央企的不良资产，加快处理各种类型的僵尸企业和庞氏骗局。加快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债务重组中，支持民企收购国企。让经济主体轻装上阵，间接地减轻全社会融资成本，为深层次改革扫清障碍。

其二，知难而上，继续深入开拓两个市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措施，在争夺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过程中，同时逐步改善全球治理秩序。中国是一个高增长、高储蓄率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贫困人口居多、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国家，严重的社会悖论，直指现行体制的顽疾。因此，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是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历史任务，也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

其三，唯一出路，加快改革。创新是一国经济转型和中长期生产率提高的最强动力，同时也是短期内形成新的增长动能的源泉。但是在创新和新动能的设计和寻找上，政府能力有限，效果欠佳，关键要靠市场。因此加快创新就是要加快扫清能激发创新的市场机制培育中的各种制度障碍。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创新阻力远不止于简政放权、市场准入等问题。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制定、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等等，都在直接和间接影响着创新。因此，短期内在集中精力处理债务包袱、消化过剩产能和稳增长、稳社会的同时，必须同时毫无旁念，集中精力抓紧改革，特别要强调研究改革。要研究反复强调深化改革但国民与市场对改革仍不满意的原因。只有真正对症下药，加快调整各方面的制度，才能真正大规模地解放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由2015年到2016年，这一公元纪年数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改变了中国经济仍处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复杂艰难的处境。通览全球，第三局最终谁会胜出？会形成什么样的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因此对我们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或许是最有力的制胜法宝。

TPP的特点、影响及对策建议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由美国主导、日本等12个国家共同参与谈判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与此相对照，FTA（全球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等FTA的成功签署，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FTA的中心。受此影响，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四国于2005年共同签署了TPSE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也是TPP的前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于应对危机和美国战略利益重心转移的需要，加上美国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奥巴马政府于2008年11月宣布美国正式加入。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TPP谈判进入快车道。在随后的几年里，越南、秘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家相继加入谈判，从而使TPP成员国的数量由最初仅有4个迅速扩大到目前的12个。截至目前，TPP先后举行了19轮谈判和多次部长级会议。2015年10月5日，新一轮TPP部长级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结束，谈判各方最终达成妥协，同意大幅降低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未来一个时期大约有1.8万种商品关税将逐步削减或完全取消；同时，对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能力建设、中小企业、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发展及争端解决等领域进行统一规范。其中，农产品市场准入、汽车业原产地规则、制药业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是此前多轮谈判的主要焦点。为了保障相关条款的有效实施，TPP成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委员会，并就能力建设、竞争力、发展、中小企业、监管一致性、争端解决等领域设立了专门委员会。TPP的主要特点

与现有的各类FTA相比，TPP具有以下三大显著特点。

一是广覆盖。TPP的12个成员国遍布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横跨太平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测算，2014年TPP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6.21％，其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64％。这些国家中，既有人口大国，也有人口小国；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佛教国家，还包含儒家文化圈；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也有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国家。TPP主张全面市场准入，取消或削减所有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区域内生产和供应链的发展。

二是宽领域。TPP条款超过以往任何自由贸易协定，既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传统的FTA条款，也包含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发展、能力建设、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亚太地区绝大多数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TPP倡导包容性贸易，加强成员国的合作和能力建设，帮助中小企业了解并利用好相关条款，以确保规模不同的经济体和企业均能够从中获益；同时，注重解决数字经济和国有企业带来的新的贸易挑战，促进创新能力、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高标准。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TPP虽然本质上仍属于FTA范畴，但其协议内容和标准均显著超过现有FTA的水平。TPP的“高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自由贸易理念及其战略利益诉求。第一，在货物贸易领域，要求最终实现全部贸易品零关税；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条款”这一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方式，即对所有服务部门均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国防、金融、航空等少数特殊服务业设置例外条款。而且，在服务贸易、金融服务、投资等领域均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第二，在知识产权领域，TPP在地理指标、版权保护、反规避责任、专利保护、药品定价等方面提出的标准也明显高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水平。以药品专利保护为例。美国在TPP谈判中最初希望给予生物制剂12年的专利保护期，却遭到了其他缔约方的反对，最后只好妥协，将保护期缩短至8年。新西兰等缔约方认为，对专利过度保护可能会阻碍创新和仿制药生产并有损TPP内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TPP中专门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与贸易挂钩，通过强加于别国较高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将有助于美国借此对其他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第四，TPP还针对国有企业单列一章，主张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和其他福利待遇的贸易条款，包括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给予的特惠融资措施、保护外国私营企业经济活动、撤销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等内容。这些规定对现有成员国影响可能并不很大，但对拥有众多国有企业的中国来说，短期内将难以承受。TPP对我国的影响

作为TPP非成员国，我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主要体现在：（一）TPP短期内给我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但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影响仍相对有限。受成员国之间减税及原产地规则的影响，成员国更倾向于从自贸区内成员国进口，从而对一些非成员国来说会产生一部分贸易投资转移。TPP生效后，由于绝大部分关税将取消，少部分关税也将逐步削减，这将使我国遭受部分贸易转移损失，并对外贸发展构成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国内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下降。TPP实施的统一原产地规则可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要求的65％接近，即65％的零部件是在其成员国境内生产的最终产品，才能享受零关税。受此影响，我国贸易转移效应更加明显，一部分外资和产业也将从我国转移到TPP成员国。综合有关机构测算结果，2025年前我国不加入TPP，将导致GDP年均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消费和投资下降0.2个百分点左右，进出口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从长期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加之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稳步推进，未来TPP对我国整体经济和产业的负面影响将是有限的和可控的。实际上，这也是由我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的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地位所决定的。（二）TPP加大我国推进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从长期看可能演变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治理新规则。一方面，TPP非传统条款将导致国内企业成本增加和国外制裁增多。第一，知识产权条款将以往免费获取的专利变为必须付费，无法运用强制许可、专利撤销手段使用发达国家的专利，增加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也不利于企业开展模仿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TPP列出的劳工条款，实际上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等非TPP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便捷通道或筹码。第三，环境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也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借口，不利于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第四，政府采购条款要求对各成员国企业采取无歧视原则，可能阻碍我国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支持国内重点产业发展，甚至会对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成冲击。第五，国有企业条款要求除提供公共产品的少数行业外，国有企业不得享受任何政策支持和优惠待遇，我国钢铁、化工、金融、物流、通信等拥有大型国企较多的行业有可能成为实施该条款的“重灾区”。

另一方面，TPP条款有助于美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也有助于美国以此为平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随着TPP的生效，未来亚太地区参与国有可能不断增多，这势必会形成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费市场和供给市场的大型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世界贸易组织现有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各类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一种颠覆性冲击，进而形成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更为重要的是，TPP涵盖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有利于美国的诸多条款，新规则一旦建立起来，美国必将成为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从中长期看，TPP的持续推进，最终可能逐步演变为国际经贸新规则。这无疑会对我国国内体制和相关规制构成较大的压力和挑战。（三）TPP导致亚太合作格局不确定增多，从长期看可能会推动我国与周边大国新型关系的重构。美国在推进TPP上“高调说、高调做”，目的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重返亚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过去十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实效，而美国的介入将会影响到我国在该地区主导作用的发挥。随着TPP的达成和生效，我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是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削弱。特别是，美国与其亚太地区政治安全盟友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将会恶化我国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环境，甚至会危及我国长期谋求的和平发展外部环境。

我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TPP的出现以及美国“重返亚太”，为这些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一条额外的路径，导致我国处理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难度加大。就中日关系而言，如果没有TPP，没有美国“重返亚太”，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可能会更好，中日关系也会相对单纯一些。就中国与东盟关系而言，近年来，随着TPP的推进，加之南海局势波澜起伏，我国与东盟关系也趋于复杂化。历史地看，东盟更倾向于与区域性大国单独签署FTA，以借助大国平衡外交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前，虽然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已加入TPP谈判，泰国也向TPP伸出了橄榄枝，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对TPP做出明确表态，这对我国是有利的。下一步，如何利用好“10＋1”等合作框架与机制，无论是对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打造“10＋1”升级版，还是对于强化周边国家关系、营造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考验。就中印关系来说，印度在冷战期间一直奉行“左右逢源”的取向，短期内会更多注重自身的利益诉求，单方面倒向美日的概率并不大。在当前的形势下，随着TPP的达成以及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不断升温，未来我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主要对策建议（一）准确把握TPP的趋势和影响

一是要冷静看待TPP。针对TPP带来的复杂严峻挑战，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拥有13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TPP要取得最终成功，离开中国的参与和支持将是难以想象的。下一步，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趋利避害，沉着应对，综合施策，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努力营造对我国有利的亚太区域合作新格局。

二是要客观看待TPP。针对TPP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既不能夸大和高估，也不能忽视和低估。一方面，要看到短期内它对我国负面影响的有限性和可控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TPP的高标准、新规则代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超出了我国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未来我国在这方面将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三是要辩证看待TPP。若不考虑地缘政治安全等因素，加入TPP对我国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并非都是不利影响。从一个较长时期看，TPP是一个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助力泵和加速器，对我国形成很强的倒逼和示范效应，将有利于我们增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主动性和紧迫性，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适应和参与塑造国际经贸新规则。

四是要理性看待TPP。作为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平台或“亚太路径”，TPP与我国支持和倡导的“10＋1”“10＋3”和“10＋6”（RCEP）等多边自贸区战略或“东亚路径”之间是具有竞争性的，但两者可以相向而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未来5～10年乃至更长时期，两者有望走向趋同和融合，甚至殊途同归。对于我国来说，在东亚合作路径和亚太合作路径走向尚不明朗之前，短期内可不加入TPP。但从长远看，我们要切实统筹好两者的关系，准确把握我国加入TPP谈判的可行性和有利时机，力争将参与TPP谈判作为我国推动整合亚太区域合作、实现亚太梦想的重要契机。（二）认真下好“先手棋”

目前，我国与东盟、智利、瑞士、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4个自贸协定。下一步，要加快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大力促进体制机制创新，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模式为基础，加快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商签双边投资协定，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形成以周边国家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适应和塑造国际经贸新规则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一是切实做好相关应对预案。密切跟踪TPP发展态势，深入开展对TPP内容和标准的分析研究，全面、系统、动态地评估TPP对我国产生的各类影响，特别是对国内重点行业或关键领域的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抓紧从战略层面上研究相关应对预案，为有效对冲和化解TPP的预期负面影响做积极准备。

二是加快提升现有自贸区水平。不断强化中国内地与港澳台的经贸合作，逐步整合为涵盖内地与港澳台的自贸区；着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对于我国与新西兰、智利、秘鲁等国已签署实施多年的自贸区协定，可通过适当增加议题和提高标准的方式来提升质量和水平。同时，要切实建设好中国上海、福建、天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抓紧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试点范围。

三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动与相关重点国家及TPP成员国开展自贸协定谈判。抓紧考虑与文莱、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基础上再商签更优惠的双边自贸区（称为CAFTA＋）。以中韩自贸协定为杠杆，撬动并促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力争早日形成“10＋3”自贸区大格局。与有关国家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力争早日达成共识。同时，积极推进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中国—挪威自贸区及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抓紧启动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俄罗斯、印度经济体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加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尽早启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四是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和有力抓手，扩大同沿线各国的战略契合点和利益汇合点，有序推进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商品资源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推动双多边经贸投资合作上水平。加快培育和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着力推动国内优势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强化我国对区域合作进程的主导性影响，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安全互助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空间。（三）正确处理与主要大国的关系

坚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积极与全球主要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把推动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我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美国“重返亚太”的现实背景下，应当采取“东拉、南拓、西稳、北进”的策略。“东拉”即拉住韩国和日本，核心任务就是以中韩自贸协定签署为契机，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并在具体条款上体现各方利益诉求和我国的包容合作精神，为建立“10＋3”奠定基础。“南拓”即拓宽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把各个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做实做深，着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巩固和提升与台港澳的经济合作，不断丰富拓展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内容，树立良好示范效应。“西稳”即稳定与印度的关系，要按照“以经促政”的思路，进一步加强中印两国相关战略的对接，不断深化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北进”即利用俄罗斯对我国战略倚重加大的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的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对我国形成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

要运用好上述策略，关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要妥善处理好中美日三角关系。目前，这种三角关系正在加速调整和演化，我国与日本是战略对抗多于战略合作，而与美国则是战略合作多于战略竞争。今后，应努力形成中美关系强于中日关系的格局，逐步推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互动局面。日本加入TPP的政治考虑大于经济收益，主要战略意图是加强和美国的联盟关系。当前，我们关键是要加快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力争取得实质进展。

二是要积极利用好中美欧三角关系。目前，虽然美国与欧盟已决定开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但美国“重返亚太”对欧洲具有排他性。众所周知，欧洲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是综合实力最为接近的两大经济体，在中国与美、欧力量对比悬殊且存在一定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因素，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亚投行运营、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欧盟成员国开展对话与合作。除加强能源、产业、投资、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外，还应积极探索与欧盟开展自贸区谈判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现实可能性，进一步拓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空间。

三是要准确把握好中美俄三角关系。我国与俄罗斯在很多全球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不存在明显的战略对抗，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应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当前美欧对俄罗斯实行战略挤压和多轮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我国加强合作的意愿空前提升，双边关系也步入历史最好时期。我们要利用好这一新机遇，全面深化与俄罗斯的合作，着力夯实我国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基础，坚持把中俄双边经贸投资产业合作放在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位置，加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对接，不断拓展和深化两国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经贸投资、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四）抓紧练好“内功”

TPP对我国提升在亚太区域合作的地位和影响力已构成现实的压力和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国内改革与发展形成一种倒逼压力和示范效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还难以适应TPP的新规则和新要求，与其盲目应对谈判，不如抓紧研究相关应对预案，着力强化“内功”，抓紧为适应和塑造未来全球经贸投资高标准和新规则做准备。这应是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道。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这一新形势，我们必须积极主动作为，未雨绸缪，苦练内功，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一方面，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积极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完善政府采购、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着力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努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这既是我们采取“东拉、南拓、西稳、北进”策略的基石，也是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前提。

下一步的经济增长逻辑

经济增长大致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我长期对宏观经济学兴趣阙如，并有点看不上宏观经济学，却对微观经济学偏爱有加。在长期的研究中，深感至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函数化和数学化，而在于函数化和数学化的总量分析把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内在规律和内在本质都抽离掉了，所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甚至连森林也看不清楚，只看见平林漠漠烟如织，根本不知晓树木是怎么生长的。

这里当然是说新古典范式，因为宏观经济学囿于新古典范式比微观经济学要更加严重，但又没有找到很好的路径可以突破这一框架。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就是要扩大总需求和总供给并形成均衡，而总需求不过就是以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等单位计量的货币流通量，总供给不过就是以这些货币单位计量的产值。而在微观经济学看来，需求不是什么总量而是具体的，表现为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财富水平以及他们对某些具体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欲望、购买偏好。譬如，张三即使有100万元可自由支配的货币单位，也不能轻易等同于他有100万元的需求。如果他想购买一匹马而不是一辆宝马车，哪怕使用税收优惠或贷款宽松等典型的宏观经济学工具，此时他的需求也很有可能还是0。供给更是具体的，并不是50万亿元、100万亿元总产值那么简单，而是表现为分布于几百家企业的10亿吨钢材和分布于几十家企业的1000万辆汽车等等。不同企业还有不同的品牌和品种、型号，那些企业要有较大把握将某些品种和型号的钢材、汽车卖出去，才会愿意增加产量，并且要能够以合意价格和合适渠道获得相应的土地、设备、人员、原材料、工艺方法、管理手段，他们才会实现增产。各企业之间还会相互竞争，以至于使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和利益格局的重塑。这些活动都远远超出了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也无法轻易地用货币等总量工具来调节。

在经济学界内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已经不绝于耳，最切中要害的批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鲍莫尔等人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一个“失去的环节”，即没能将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纳入分析之中，不找回这个“失去的环节”，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现实世界正是如此：没有强大的企业群体，就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

不过，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涉足了这一研究领域。亚当·斯密的本意是关注经济增长，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先秦时期的管仲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看来中国并不缺乏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丰裕的传统。我对经济增长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这不但因为中国本身属于全球体系中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还因为以前曾对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做过一些研究，以及目前对于南亚和东南亚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起飞比较关注。最重要的是，生活于中国是对新兴经济体保持跟踪研究的最大优势。长期以来我对制度经济学和企业发展做过一些研究，这可能对于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有所助益。我希望这一点研究经历能够帮助我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思维局限，能够帮助我寻找那个“失去的环节”。当然，新增长理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进展，虽然没能找回“失去的环节”，也无疑能够加深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能够加强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衡量，尽管新增长理论更多的是探索成熟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内生平衡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无论是其重要性还是其复杂性，都无须赘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高速增长被视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奇迹，而在“十二五”后期的经济增速明显滑落也自然引起全球性讨论。不过，无论是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来看，还是从经济增长机制来看，中国奇迹不算奇异，也不算奇妙。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基础是巨大的追赶空间和后发优势。有了这个基础，要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要能够充分实现资源动员和要素投入，沿着先发国家开辟的工业化和企业化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总体而言，这一高增长主要来源于外生的效率提升空间和大量的要素投入以及拷贝性的企业制度。

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延追赶式增长轨道，不独中国，“二战”之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