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中田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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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
作者：孙中田
排版：AGOOD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5-09-01
ISBN：978710111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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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几年，大学期间和年轻时代的记忆越来越多地被唤醒，经常想起给我们上过课或有过学术及其他交往的学术前辈。他们教书的样子，他们学术研究的事件，激起我们重读他们留给后人的那些沉甸甸的文字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就知道这些前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们不仅是树在我们心中的一面面的旗帜，而且在全国乃至国际同行中享有盛誉。在重读这些前辈著作的时候，还是遭遇到了一种陌生和惊奇，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我们这些后学的治学道路来。基于此，就想把前辈的学术选集起来重新与读者见面，以便更有效地释放榜样的力量。当时我作为学科带头人和院长，责无旁贷，便开始准备条件，与大家一起策划和推进这套书的出版事宜。现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即将在中华书局陆续问世了，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后学在实现着一种夙愿。
学术史不接受事实不清、更不接受罔顾事实的知识和观点。因为重读，领略到了前辈学者学术成就的不可多得。人文学术虽然不像科学那样，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而是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存在多种观点甚至不同结论的可能，但不论有多少结论，都是朝向事实的差异和依据事实的不同判断。我们常说，欲研究某个学术题材，必先知道其有什么，而后才可谈是什么或为什么，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像孙常叙先生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历时60年才拿出来出版；何善周先生的《庄子》研究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与读者见面（《〈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到他发表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上的《〈庄子·德充符〉校注辨正》的时候就已经有25年的时间；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历经30年时间，几经周折才最后完成，正如他所体会到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汉字学·后记》）；逯钦立先生的陶潜研究从发表于《读书通讯》1942年第50期上的《陶渊明行年简考》算起，到1964年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第1期上的《读陶管见》的20多年时间里，才完成了10万余字的陶潜研究文稿；苏兴先生的吴承恩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近30年时间里，除了订正增修了赵景深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36年）和刘修业的《吴承恩年谱》（1958年），进而做成新的《吴承恩年谱》之外，也主要是完成了10万余字的《吴承恩传略》；孙中田先生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研究对象尽管是现当代作家，孙先生也与茅盾多有交往，但也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出版；张人和先生1955年就给杨公骥教授做助手，并参与了古代文学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西厢记》研究，仅从1980年投师《西厢记》研究泰斗王季思到他出版专著《〈西厢记〉论证》，有15年的时间。
我并不是说，研究的时间长就必然地会产生更出色的学术成果，但《文库》中的前辈活生生的研究历程和非凡的学术成就，却真的与他们长年累月的考索探求密不可分。学术史一再地告诉我们：研究的史料钩沉不仅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还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达成，这正如胡适喜出望外地得到《红楼梦》的“程乙本”，克罗齐等待多年发现了鲍姆加登的拉丁文《美学》（Aesthetica）一样；同时，对研究题材深层逻辑的发现，不仅仅需要反反复复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还需要历经长时间的发酵，才会得其要领，发现意义，超越前人。
张松如先生评价孙常叙先生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是“集六十年治楚辞《九歌》的心得创获，裁云缝锦，含英咀华，结成新篇”（张松如《序》）。王国维大概是最早提出《九歌》为“歌舞剧”的人，但沿其提法展开，研究者一直未见作为戏剧应有的自觉性完整结构。孙常叙先生在发现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之后《九歌》研究中的疑点基础上，大胆反思，扎实考证，洞察到《九歌》的整体有机结构，即由《东皇太一》、《云中君》两章构成的“迎神之辞”；由《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七章构成的“愉神之辞”；由《国殇》构成的“慰灵之辞”；由《礼魂》构成的“送神之辞”。又如在与《九歌》相关的“庄蹻暴郢”问题上，作者“一时间疑窦丛生，百思莫得其解”（《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自序》），被迫暂时搁置，在迂回路线，放开视野，沉淀发酵以及对文字的精深训诂中，终获新解。逯钦立先生对陶潜的研究真可谓一丝不苟，考版本，查史籍，对陶潜诗文真伪仔细辨别，明确了陶潜研究的许多问题，于是才有他特别为学界珍重的《读陶管见》等研究论文。冯友兰先生评价何善周先生的《庄子》研究说：“《庄子校注辨正》已读数则，真是前无古人。《庄子》原文费解之处一经校释，便觉文从字顺，真所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者。”（《冯友兰先生的来信》）又说：“闻先生的及门弟子中，唯有善周能继承闻先生研究《庄子》的衣钵，后来者居上，甚至能超过他的老师。”（《何善周先生传略》）闻一多先生1946年就离何先生而去，何先生的《庄子》研究新时期才开始发表，想想这是多么长久的积淀和承继。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系统详实地深入讨论了关于汉字的知识、理论、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建构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详实的汉字学体系，是一部在海内外汉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的丰富性和学术力量，主要来自于它几易其稿，历久弥新，深究细琢，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所能，更广泛地汲取到学界新的成果。孙中田先生的茅盾研究之所以被境内境外的同行高度认同，也是作者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从众多机缘里获得了更多的学术素材、事实和思想启示的结果。他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虽是只有近30万字的专著，但其研究背景却是全面而丰富的。关于茅盾的代表作《子夜》的讨论，在《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中大体上集中在其中一节的内容里，可后来作者将这部分专门写成了一本高质量的专著《〈子夜〉的艺术世界》，先是在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2014年又由中国台湾地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再版。《文库》的前辈作者中，大部分我都接触过，记得他们经常说起有关治学的方法、学术思想和学术价值等等，但我不记得他们谈到过治学的目的。现在想来，对他们而言，仿佛如此治学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目的，可我们今天经常会追问“治学为了什么”，经常会有人质疑治学的现状，质疑当下的学术体制，质疑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重读这套《文库》，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缩影，他们把学术成果作为自我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把学术研究活动作为某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作为谋生的路径。时代迁移，学术的应有尺度却不会改变，当今学术界不可忽视的急功近利倾向如此普遍不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是另有其他的人为原因（人们多认为这个根源来自于学术体制的不当力量），警惕急功近利应是每个真正学人的长鸣警钟。
学术史是一个知识增量的过程，那些重复前人的知识是没有资格进入学术史的。我们常说，好的成果要么有史料的发现，要么有思想的发现，最好的是史料和思想都有发现，归根结底是要有发现。从前辈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中，我们也许能够体会到，虽然对新的史料的发现也是一种学术价值，但一般而言史料的发现就可能会改变一种学术判断，生成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有时史料的发现又是在证明某种合理假设的过程中获得的，总之学术研究常常是综合的、复杂的，是史料发现与思想发现并存的。孙常叙先生不正是因为对王逸以后有关《九歌》研究“多所疑虑”，对“人神杂糅之解，君国幽愤之说，不能安矣”，才“尽屏旧疏，专绎白文，即辞求解，别无依附”（《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自序》），对《九歌》展开了几十年的另辟蹊径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九歌》11章的内部体系，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九歌》的创作意图和“隐含读者”。苏兴先生在遍查有关吴承恩生平和创作《西游记》的史料过程中，发现了学界认为《西游记》是吴承恩晚年创作的通行说法是有问题的，遂提出四点证据证明《西游记》为吴承恩中年时期开始创作或者完成初稿的作品，从而发现《西游记》与其他文献的具体关联，也为重新认识作品本身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空间（苏兴：《吴承恩传略·吴承恩的中壮年时期及写作〈西游记〉》）。在重读汪玢玲先生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那些天，不仅因其民间文学视角的阐释引导我看到一部别有洞天的《聊斋志异》，如同何满子先生所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蒲松龄，过去虽也有人作过零星的尝试，但都没有系统地进行过。汪玢玲同志是专攻民间文学的，因此她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描画出了由民间文学土壤中培养出来的蒲松龄艺术的轮廓。她的努力给研究蒲松龄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域，特别是对研究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她的实践经验。而这种经验，首先是她选取的角度，便有助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工作的展开。”（何满子：《蒲松龄与民间文学》小引）而且，不由得自心底生出另一种感慨，感慨那一代人在充满不幸和挫折的人生情境中，依然在其行动中始终释放着浓厚的人文情怀。重读《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胡适的“双线文学史观”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平行地显示，因为我清楚，汪先生的民间文学情结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题材和方向的选择，而是其历史观和人文态度的表现，这与作为五四文化先驱的胡适们对平民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敬重来自于相似的思想动力。杨公骥先生的《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所讨论的学术题材实际上也是民间文学。杨先生从《敦煌掇琐》发现28首混抄在佛教劝善歌中的唐代民歌，并从出处分析、断年依据和民歌所反映的历史生活进行了有力的考释：说明了28首民歌所反映的唐开元、天宝时代中下层社会的真实面貌；证实了这些民歌“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的史料价值；考论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错误，以及唐开元、天宝时代社会经济崩溃、阶级斗争尖锐的真实情况（杨公骥：《唐民歌二十八篇考释后记》）。我想《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中的论文《论开元、天宝时代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和《论胡适、杜威的历史伪造与实用主义的文学史观》两文，当是在上述28首民歌的考释基础上完成的。这两篇论文尖锐地质疑了胡适的看法，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其中的思想贡献自不必说，我们也不必去讨论学术观点的孰是孰非，只是这里的基于严肃考释、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就显然特别值得我们后学追随，因为追求真理是治学的第一原则。张人和先生在谈自己的古代戏曲研究时，曾总结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其中的两个关键词“辨别真伪”与“贵在创新”，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出版《〈西厢记〉论证》之后，经过仔细考证，深入思考，继续发表了关于《西厢记》版本系统，《西厢记》研究史，《西厢记》效果史等高屋建瓴的成果，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他过去的研究。王季思先生在评价张人和先生时引用了《学记》中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句话，我想就是在喻指张先生在继承与创新上的特别表现。知识的增量正是在怀疑、证实或证伪中实现的，波普尔把“可反驳性”作为科学的核心尺度，正是告诉人们真正的知识既是反驳的结果，也是经得起反驳的结果。
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是自觉的预期或是“无用之用”，其中都存在着某种效果的实现。学术不仅是发现新史料和新思想，还应致力于知识的传递，以及传递的效率和方法。在这套《文库》中，一部分著作是以系统的知识构成的，诸如曾任中国语文教学法学会会长的朱绍禹先生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罗常培先生的入室弟子李葆瑞的《应用音韵学》，曾任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这些著作里虽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讨论知识，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更多读者的召唤，蕴含着传递知识的方法，蕴含着教学经验。尽管这样的著作有更多的读者阅读，这里的知识有更多的学者和教师一代接一代地研究和思考，因而更新升级的速度也相对快些，但他们的学术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建于1946年，最初成立于辽宁本溪。1948年秋，东北大学与吉林大学合并，首先设立文学院，由张松如教授任院长，吴伯箫教授任副院长。历史上，古典文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著名诗人张松如，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杨公骥，著名语言学家孙常叙，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庄子》研究专家何善周，中国现代诗人、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现代著名小说家、学者李辉英，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家逯钦立，早期创造社成员、现代诗人穆木天，词学家唐圭璋，明清小说研究专家苏兴，东北作家群经典作家萧军，左翼文学家舒群，中国古典文学和红学家张毕来，现代文学研究家孙中田，新中国第一代语文教学法专家朱绍禹，都曾在我院工作过。张松如、吴伯箫、萧军、舒群等均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套《文库》只是收入了一直在文学院工作到退休的前辈学者的部分著作，我们将努力使更多前辈们的著作以新的面貌与广大读者见面。
重读前辈著作时的感动真的是言犹未尽，但我必须留一点文字来表达我对为此《文库》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汗水的各位同仁的深深敬意。李洋院长一直作为编委会的前线推动者，为《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可以说没有他的付出，《文库》出版不会有如此效率和效果；解玲、王春雨、王军等老师为出版前的版权、编务等工作不厌其烦，辛勤工作；许多老师不辞辛苦，在肩负着繁重的科研、教学和其他任务的情况下，优先安排自己的时间来推进书籍的编辑工作，他们分别是：张世超、刘雨、付亚庶、苏铁戈、李德山、高长山、黄季鸿、宋祥、徐鹏等老师。在此，一并对他们的忘我工作致敬。
请允许我代表《文库》编委会特别感谢庞立生处长和社科处的同志们，感谢他们对《文库》出版计划的肯定，感谢他们在《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上给予的智慧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
我还要代表学院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申作宏编辑，他为《文库》的出版多次专程从北京来长春，商讨和处理出版前的各种问题，感谢他能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推进《文库》的出版工作。《文库》真的要问世了。当我们这些后学的期待将要实现的时候，那种心情的确无法用喜悦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的辉煌出版，翘首以盼。
在我这篇拙文准备收笔的此时此刻，前辈的学术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中仿佛历历在目，于是，耳畔萦绕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尽管我知道这声音原本是说给君主的治天下之道，但细细倾听，反复想来，直面当下学人学术，倒是深觉这声音亦是引学人和学术去光明之处的呼唤。如此，我不妨把这并不陌生的声音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淮南子·主术训》）
王确2015年4月26日 于北海新居绪论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战线上，茅盾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革命战士。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新文化旗手鲁迅等同时代的革命作家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新时期，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为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准则、为文学服务于民族解放和人民大众的革命事业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在左翼十年的文艺运动中，他是坚强的骨干力量，他和鲁迅在一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持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为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的胜利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他更以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团结一些革命的进步作家，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而奋斗。据何其芳同志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在谈到茅盾同志时，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是肯定的。肯定它“起了好的作用，进步的作用”，也肯定了茅盾同志“在文学工作上的成绩”。
茅盾的创作是以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反映而引人入胜的。他以敏锐的视觉不断地在作品中提出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并力图形象地揭示出某些方面的本质，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宏伟而不失空旷，工细又不失之于纤弱，得阳刚之气和写实之风。就三十年代峥嵘高昂的革命文学派来说，他以工细真切的描述而构成上乘；在不同流派作家中，又以高远的风骨而引人关注。他博采中西之长，把现代的中国小说提升到现代化的里程。在他许多血肉关联的作品中，映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的生活变动，映现出人民群众迫于黑暗的重压、挺而抗争的艺术画面。其中，《霜叶红似二月花》可以放在首位，它映现的是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社会景象；《虹》反映的是“五四”到“五卅”历史进程中的事件；《蚀》概括的是二十年代，即大革命年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状貌；长篇《子夜》则提供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十年代初）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艺术画面。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中展现的是抗战初期的生活景象；那么《腐蚀》中揭露的则是抗战中期国统区特务横行、豺狼当道的现实；而剧本《清明前后》揭示的则是三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前夕黑暗社会的状貌。由此可见，大时代的风涛、人民革命运动的起落消长、帝国主义侵略的魔影、旧中国的腐败黑暗的景象，在茅盾的创作中或则正面或则侧面，强弱不同地反映出来，构成形象的时代生活的历史。
自然，对于典型人物及其命运的刻画，始终是作家探求和注意的中心。茅盾说，“人”是他写小说的第一个目标。这是作家为自己规定的特殊任务。在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是异常广泛的。在这个形象体系中，有洋场买办、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封建地主劣绅，以及反动统治阶级腐蚀下“鬼也不如”的爪牙；作品中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以及为灾难和苦痛折磨着、日益觉醒起来走向斗争的工农大众。在众多的人物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典型刻画是颇具生命力的，它在现代文学的艺术画廊中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和美学价值。
在探索茅盾的创作时，可以看出，他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生活体察和艺术准备而走向实践的。鲁迅曾用“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概括自己的创作经验。茅盾从《蚀》到《清明前后》的创作证明，离开了生活的泥土，艺术的创造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且不说《子夜》的生活体察过程，在写第一部小说《幻灭》时，茅盾告诉我们，他不仅熟悉“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乃至“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这生动的实例，都是对于先定主题、后设矛盾、远铺近垫等一套主观唯心主义创作模式有力地批判。
文艺创作离不开现实的斗争生活，也需要从古代和外国的优秀作品中吸取补养，只有“博采百花，才能酿出蜜来”。还在少年时代，茅盾就和先秦以来的文学典籍有了接触。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都是他所喜爱的作品。至于外国文学著作，茅盾涉猎和研究得更为广泛。他不仅是外国文学的介绍者，而且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英国的狄更斯、斯各德，法国的莫泊桑、左拉，俄国的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欧洲许多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都影响了茅盾的创作。茅盾从中不断地汲取了进步的思想、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精细入微的刻画人物的技巧。
回顾“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历史，似乎许多老作家都以多方面的才能服务于革命现实。鲁迅是这样，郭沫若是这样，茅盾也是这样。茅盾从“五四”时期起便倡导文艺理论，开展社会批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是现代文学最早的评论家和翻译家之一。稍后便展开创作活动。他写小说、散文，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这些工作，都是从时代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吸取了力量，并且紧紧围绕着时代、社会的需要有所为而发的。他的许多杂文的写作是这样，他的一些论文、文艺批评，也是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写下的。甚至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也分明是为了回击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而写的。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说：“……某个作家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末的东西，但如果他毫无用处，他的整个倾向、他的文学面貌、他的全部创作都一文不值，那么这和文学又有什么相干呢？”茅盾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并非像恩格斯所批评的“有一点点天才，有时写点微末的东西”的作家。而是几十年如一日，以不倦的创作劳动，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适应着革命的需要不断前进的革命战士的形象。
可以看出，茅盾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是有过苦闷、经历过艰苦的历程不断前进的。这实际和“五四”时期老一辈作家走向革命的经验汇总一起，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特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但是如何为人民大众呢？这个方向和道路是经过长期的探求过程才明确起来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茅盾的文学道路的艰苦历程，分明地显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征程的某些特点。回顾前进的道路，茅盾说：“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会走过平坦的路，不过，摸索而碰壁，跌倒又爬起，迂回再进。”这体会是深刻的。正是不断探求真理、曲折再进的革命精神，使茅盾在创作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杰出的作家和革命战士。第一章早期的思想和文学活动第一节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一、家庭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茅盾原名沈德鸿，乳名燕昌，字雁冰。“茅盾”是从发表《幻灭》时起用的笔名。这位未来的作家，于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的乌镇。
他的故乡，是一个古老的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市镇。据说远在唐代便已设镇了。现在的乌镇，系由青镇（在东面，原属桐乡）和乌镇（在西面，原属吴程）两部分合并成的。解放后始定名为乌镇。关于自己的故乡，茅盾有过这样的记述：
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这个小镇在旧中国的忧患、破产、日益衰落的景象，后来在茅盾的作品中有着深切地反映。事实上，在茅盾诞生的时候，祖国和家乡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境地。
茅盾生长在民族和阶级的矛盾日益深化的革命年代。这时期，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得中国社会急速变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濒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寻求真理，拯救国家的危难，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年代。在茅盾诞生的前两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四月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于是帝国主义瓜分侵吞中国的势力继鸦片战争之后更加接踵而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难深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运动代表着这个时期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因而它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但是，“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这个时期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便是所说的新学与旧学，即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因此，它颇吸引了一些人们的注意。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一位秀才，通晓中医，在当时便属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他颇重视新学，酷嗜算学，曾自修到微积分的地步。据茅盾回忆，“那时他卧病在床已经两年了，还常常托人去买了新出的算学书来，要母亲翻开了竖着给他读，因为他患的是风湿病，手不能动”。这位老人对于进步的社会科学书刊，也是颇为重视的。茅盾写道：
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来整理；有十几本《新民丛报》，几套《格致汇编》，还有一本《仁学》。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先生。
看来，茅盾父亲的思想似乎和谭嗣同那样的新派人物有些相近。不幸的是，在茅盾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便去世了，终年仅三十四岁。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倔强的妇女。在茅盾的童年时代，她就把文学和地理、历史等知识教给孩子们。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回忆录》）。她勤俭刻苦，不避乡里的非议，以有限的财产供给儿子受教育。茅盾后来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我过的就是那样在母亲‘训政’下的平稳的日子”。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得比较早，进小学以前便读过家塾。按照父亲的意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学实业的，所以念过《三字经》后，便读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和《正蒙必读》里抄下来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一类的“新书”。不过，这些书并不怎么引起少年时代茅盾的兴趣。他记述说：“那时父亲还没病倒，他每天亲自节录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可是我却慢慢地缩下来，每天读熟两句也还勉强。这一件事，也曾惹起父亲十分的烦恼。这使得我那时幼稚的头脑对于所说的‘新学’者，既害怕而又憎恶。”茅盾的小学生活是在两个学校度过的。最初入的是立志小学。大约是民国前八九年，茅盾的家乡又开始创办了一所植材小学校，茅盾就是这所高级小学校的第一班学生。在文章里他不只谈到了修身、国文、历史和算学等教科书，而且对绘画课程也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绘画，教我们绘画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是我们都买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园画谱》。他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全有了门径。’”这位老先生给茅盾的印象是很深的。
可能也是由于对图画和书籍插图的兴味，使茅盾和小说发生了因缘。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老眼光里，小说之类尚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在茅盾的家里，竟得了明达的父母破格的允许。茅盾说：
……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段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为什么给《后西游记》呢？父亲的用意是如此：为了使得国文长进，小孩子看“闲书”也在所不禁……
后来茅盾告诉我们，“小时看的第一部‘闲书’，就是《西游记》，现在我要手头别无他书而只有一部《西游记》时，看上了还是放不落手的”。此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成为他这时期“爱读的书”。二、中学时代及其后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三府的三所中学度过的。最初他入的是浙江省立湖州第三中学堂，以后转入省立嘉兴第二学堂，后来又进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学习，并在那里毕业。看来中学时代的生活并不使茅盾满意，他忆及起那古旧的生活是，“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这一切在茅盾的忆念中是“平凡的”、“灰色的”、“窒息的”。他说，“那样的陈腐闭塞几乎将我拖进了几千年的古坟里去”。于是，他忙于读小说，几乎把课余时间全部消费在看小说上。在赴南京参观的时节，他在书坊中买到一部《世说新语》，便在归途中反复地读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有这样隽永的小故事。”古典的小说不仅启迪了他的文思，而且在文章的格调上也显现出它的影响来。国文教师对他文章的评语是“文思开展”，但又不满意地认为，“有点小说调子，应该力戒”。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曾激荡起青年的奋发之心，给予人们积极的振奋力量。中学时代的茅盾也自然地卷入革命的浪潮中。他写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把他兴奋得不得了。他无条件地拥护革命，毫不犹豫地相信革命会马上成功。“……为什么我们那样盲目深信？我们并不是依据什么理论，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我们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为我们目击身受清政府政治腐败，民众生活痛苦，使我们深信这种贪污腐化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所以在学校临时放假的时期，茅盾便以“深通当前革命形势的姿态”，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员来。但是这次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终于因为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脱离民众而宣告失败了。这次革命在茅盾的家乡的情况是：
那时我的家乡的官是一个旗人，因而绅商们觉得不免要流点血。幸而那个武官“深明大义”，加之商会里也筹得出钱，于是平安无事就挂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护送”出境了事。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有人主张先剪一半；有人主张四边剪去，只留中间一把，依旧打辫子，盘起来，藏在帽子里；更有人主张等过了年看个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快变成和尚头的。
这记述是深切的。“民族史上这一件大事”，在茅盾的记忆中，“除了可以不必再拖一条辫子以及可以不必再在做国文的时候留心着‘仪’字应缺末笔，此外实在什么也没有，于是乎我之不免于失望，又是当然的事”。这以后“庙是不曾动过，菩萨却换过多次”。可是纵然如此，当学校复学后，那个新来的学监却宣布要“整顿”校风了。这不能不引起学生的激愤。于是中学时代的茅盾便和几个“不安分”的同学，在学校里闹起“小小革命”，以讽刺诗抨击了那个不得众望的学监，因而被嘉兴府的中学给以“除名”的处分，只好转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就学，并在那里毕业。
一九一三年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学生。十八岁（实足的年龄当为十七岁）的茅盾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他离开了浙江，报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这第一类，将来是进文法商三科的。一个月后被录取。他来到了北京，住进了译学馆。茅盾说，“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的了”。预科三学期满后，由于家庭经济生活的窘迫，茅盾便走上了工作岗位。
一九一六年八月，茅盾被一个亲戚介绍到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是在编译所英文部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这种机械式的改卷工作没做多久，便被分配去和孙毓修老先生合作译书。这以后便是翻译卡本脱著的《衣》、《食》、《住》的问世。继之，又编纂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
一九一七年的八月，茅盾回到了家乡。茅盾的母亲显得特别高兴。茅盾回忆说：“母亲当时的愉快心情，我是理解的。第一，她觉得我在商务编译所的前途是有希望的，我翻译的《衣》、《食》、《住》，已经排好，我编辑的《中国寓言》已经出版。她料想我此后可以一帆风顺了。第二，泽民居然考取……而且据说这个学校是当时（北洋政府）开办的全国第一所这类的专门学校……毕业后学校负责介绍工作，不用你自己操心。”这里谈及的泽民，便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他在这一年考进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后来曾和茅盾一起从事译著和其他社会活动。
不久，茅盾的工作又有了变动。他一面编辑《中国寓言续编》，一面帮助《学生杂志》的编辑朱元善去审理稿件。这样，工作的范围逐渐扩展开来。译科学小说，作社会论文，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迎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和革命活动。第二节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
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在我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年代展开的。一、“五四”和文化革命运动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一伟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长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使得中国革命“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成为一个觉悟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这个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一九二一年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是以《新青年》等杂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五四”运动以前，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还没能脱离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范畴。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旧思想旧教条，宣扬了进取的乐观的人生理想，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和启蒙工作。“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摆脱了旧的范畴，迅速地走上了崭新的阶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文化革命，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茅盾是以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姿态出现的。他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便积极地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和翻译介绍工作。一九一六年他开始了翻译工作。一九一七年作《学生与社会》，继之又写下了《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等文章。这些著述无疑都是作家早期试作的东西，但是它所反映出作者的社会思想，是和当时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进步社会思潮相应合的。“五四”运动前后，“随感录”（或称杂文）应社会的需求，更加迅速强烈地出现在许多刊物上。当时，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战士，都曾以得心应手的笔，对社会现象迅速地表露自己的见解，“随感录”便成为社会评论的锐利武器。茅盾在现实斗争中充分地注意到杂文的战斗作用。他以玄珠、雁冰等署名，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许多报刊上，写起“随感录”、“社评”或称作“随笔”的文章来。这些社会评论和随笔所触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广泛而又深刻。大则谈时代的趋向、国家的命运；小则谈及失业、恋爱、离婚、自杀等等社会问题，常常从具体问题出发反映着社会人生的某个侧面；同时，也立意分明地反映出作者的社会见解和思想。这便是茅盾后来肯定的“俗的议论”或“赶任务”工作的开始。茅盾认为这任务是值得赶、应该赶的。二、早期的社会思想
从茅盾早期所写下的社会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注是深切的，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表现得十分强烈。他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为了使国家复兴，千辛万苦地寻求革命的真理。他生长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日益深化、“黑影沉重”的年代，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希望与失望的幻变，在“五四”前夕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爱国主义的思想便愈益深厚。他在第一篇论述《学生与社会》的文章中，便深切地注意到“国势穷蹙”的现实。一九一八年，在写《一九一八年之学生》时，更激昂慷慨地指出：
……反观吾国，则自鼎革以还，忽焉六载，根本大法，至今未决。海内蜩螗，刻无宁晷；虚度岁月，暗损利权。此后其将沦胥而与埃及、印度、朝鲜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亡国之惨耶？非吾侪所忍言。
他直面现实，有感于“海内蜩螗，刻无宁晷”的局面，主张富国兴邦的思想。一方面，他承认在二十世纪全世界的民族，莫不随文明潮流而急进，如果“陈旧腐败”、“抱残守缺”、不谋急进，必不能立于世界；同时，也反对机械地模拟西方国家。他说：“我国自改革以来，举国所事，莫非模拟西人。然常此模拟，何以自立？”他主张有所学习，也应该有所创造。只有以革旧更新、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会振兴邦国。自然，这时期的茅盾，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早期的鲁迅一样，他把希望和社会的动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热情地鼓动着“呜呼，浩浩黄胄。其果有振兴之日耶？暗暗社会，其果革新之望耶？会当于今日之学生觇之”。他号召青年学生“鉴于国内之情形，鉴于世界之趋势，亟当振臂而起，负父老之望，而涤虚生之耻”。
后来谈到这时的状况，茅盾说：“解放后许多作者论述我早年的思想，都提到这两篇东西，认为我这时期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时还没提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历史地分析茅盾的思想，便不难看出，他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精神，是体现了进步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这思想和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是呼应的。它反映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和革命的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弱点。“五四”运动后，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茅盾对“国势穷蹙”的因由的认识便逐渐地体会得深刻了。如果说，他最初的两篇社会论文还失之空泛和模糊，那么现实的革命运动，给予茅盾的是愈加具体而明晰的认识。一九二四年，他指出：“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这精神和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中国人民基本任务的分析，以及后来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形势是吻合的。茅盾主张，要以“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的革命精神，才能拯救国家。“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茅盾对传统的封建的旧秩序、旧道德、旧礼法，对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当时先进的文化战士在一起，力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所切要的，是道德的改革，家制的改革，女子在社会上地位的改革。这些我以为是根本的改革。”谈到妇女解放，他认为“剪发”、“易装”等，都是枝枝节节不关重要的事，以文化事业而论，“女性要在此时发下大宏愿，将来的文化决定要由女性参加进来尽一份推进的力了”。只有自觉地参加到社会解放的运动中来，才不至于“筑屋在河滩上，外头体面，脚下不牢”。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守旧的伪道德家，挑剔妇女的种种“弱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敢问女子底人性的损坏难道不是因为数千年处于被压迫着地位的影响么？如今有许多人，做出一脸的仁义道德之心来，说‘妇女正应该解放，但……程度不配’，这批人真比那些直接奉敬国粹，死也不说妇女应当有人权的人们，更可恶些！”在许多问题上，茅盾这时期表明了激进的思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观点。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在思想界中“劳工神圣”的问题提出来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成为这时期的重要议题之一。诚如李大钊所说：“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但是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解释，并不相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文人，曾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把文明乃至历史奉为少数天才的创造，视群众为庸人。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则注意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群众本身的性质中去寻”。他们也认为“个人在团体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但是所谓英雄豪杰，只有当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才能对历史、社会有所贡献。
在茅盾这时期的“随笔”中，关于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是有所触及有所探察的。在这方面，他同样反映了唯物主义的进步的社会思想。在《活动的方向》一文中，借一个朋友乘车时的感悟写道：
……火车向前去，道旁看者只见几个在窗洞口露脸的人罢了，车子里成千上万的人，却都不看见。这火车的进程自然可和人类的进程相比。人类进程中也只不过有几个人露脸罢了。不曾露脸的人恒河沙数；然人类的进步却不仅是这几个露脸者的功劳，许许多多不露脸者的功劳，也未可一笔抹杀。这几个露脸者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真是“得天独厚”，“天之骄子”，什么“贤人”，什么“圣哲”。他们亦不过是境遇碰到他要露脸，所以就不期然而然地露脸了，他们的露脸正是不得已呀！
茅盾在当时自然还不能以阶级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和剖析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敏锐地感受到，在历史中确有许多“自己要‘露脸’而‘露脸’的人”，然而这种“露脸”是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基础的；像卖国的人，也“想把自己的浪花起得特别高一点”，耽于自我主义的艺术家亦何尝不是“浪花特别起得高一点”呢？所以前者是人人得而骂之，后者则人人得而非笑之。在当时的茅盾看来，人们向上发展自己是好的；但须认清方向，明确目的。如果方向是反乎“人类社会进化”常轨的，目的是忘了“人类全体”的，那这活动和自己的发展就成为自私的、害人的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茅盾在“五四”时期，便是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的。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决心，并力图谋求拯救中国的途径；他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秩序，并且依据他当时的社会思想，探索着社会力量，以及个人和群众、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特别是“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现实中，有着明显的进展。茅盾的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与时代、社会的思潮密切联系着的，他从人民革命的土壤中不断地吸取了力量。
在探讨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时可以看出，他是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的。他吸取了进化论中进取的发展的观点作为观察社会现象的思想武器。他认为时代是进化的，社会是发展的。“二十世纪之时代”，便是“一文明进化之时代也”。因此必须“向光明”，向上发展。如果“抱残守缺，不谋急进是甘于劣败而负此生也”。茅盾对于道德伦理和文学的看法也是如此。依据进化论的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前数十年，蓄妾不为不道德。再前，叫人殉葬不为不道德。……道德标准是随时无形中迁移的。”谈到文学，他说：“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他甚至认为“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显然，进化论的观点，是他这时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而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吸取其中发展的进取的思想。这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祖国，对于古旧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来说，是具有进步的冲击力量的。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确实以它为武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进行过战斗。自然，也不可讳言，进化论的思想是有偏颇的。诸如，它看重进化，相信光明，却未能认识到革命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事实上，生物的进化也包含着质的飞跃）；强调“全人类”的进展，同情于“第四阶级”，却不能透过新旧冲突现象看到阶级对立现实的本质，甚至他信赖光明，但这光明的前景，也是朦胧的。这自然是进化论的思想所难于解决的。
一定的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晶。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有它的激流，也有它回旋的弱波。“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但也夹杂着一些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社会思想。这对于“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人们来说，是难于辨识的。这种时代的历史的情况，在茅盾的思想中，也同样留下了投影。茅盾，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为了改变祖国现状，希望人民大众“早日出陷坑”，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新知识”，便迫不及待地吸取着。从茅盾早期的社会论文来考察，似乎他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费边社会主义”（当时译作“反屏主义”、工团主义等等），还分不大清楚。因此，他曾认为这“费边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之多派”，其差别在于“方法不同”而已，这自然是错误的。可见，茅盾在急迫地学习西方新道理新知识时，有些没落的、反动的东西，也曾不同程度地对他起过作用。其他如“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思想武器，也曾缺乏分析地加以运用过。作者后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三节文学理论的倡导
在文学战线上，茅盾是以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文学批评和翻译工作展开他终生的文学活动的。在这个方面，他配合了新文化旗手鲁迅，共同致力于新文学的创始、发展、繁荣的事业。在茅盾的文艺思想中，不只可以看到同时代同方向的作家一些共同的特点，同时也历史地反映出他艰辛的探索的印迹。
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艺，总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载封建之道，宣扬绝对主义的封建道德、伦理和教义，乃其表现形式的文言文，是君临一切的统治形态，是被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正宗的。甚至民国以后，封建军阀和保皇主义者，仍拟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他们倡言“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认为失此，“则于人之一身举动行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至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统治阶级及一些守旧人们的老眼光里，是难能登大雅之堂的。他们不仅视小说为“闲书”，甚至加以“诲淫诲盗”的罪名。在这一点上，《小说林》的《发刊词》倒是可以参考的。其中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到了晚清末年，一些进步的社会人士虽有所提倡，但并未根本改革。“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的革命运动，是整个革命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高举革命大旗，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群众运动。它开始就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写实主义的原则。经过几次较量，作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陷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其最初的代表人物林琴南等，也声称“明知口众我寡不必再辩”，但它作为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回光返照之势，仍然是猖獗的。据茅盾在《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里记述：河南省长李倬章出巡到南阳，在某中学演说中，仍认为“白话文简直胡闹”；江西督理蔡成勋用一百元做奖赏，让学生作文言文；而东三省奉天省长竟令教育厅，“全省小学以上禁用白话文”。这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上，没落的封建文化和买办的思想结合起来，一面宣扬复古读经的旧调，一面也利用色情文学、黑幕小说，以人生为游戏的文学来麻痹和腐蚀群众，和文学革命运动抗争着。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虽然将满车“祖传”、“老例”、“国粹”堆在道上，也难能阻挡历史前进的道路。一、茅盾与文学研究会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蓬勃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一九二一年后到“五卅”运动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小文艺团体有一百多个，出版的刊物也在三百种以上，同时数量众多的创作和翻译书籍也相继出版了。茅盾等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等组织的“创造社”，以及稍后出现的“语丝社”、“莽原社”等，都是这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团体。
文学研究会是由茅盾、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等发起组建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于北京，后来主要活动的基地在上海，会员经过登记的有一百七十二人。关于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宗旨，成立宣言中说：“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代表人物茅盾等，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对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比《新青年》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
但也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语丝社、莽原社等同样，是属于同人性质的散漫的组织。文学研究会宣言中的思想不仅笼统，而且同人中的思想也并不一致。这就必然地孕育着分化和斗争。后来，周作人便从所谓“动物进化的”、“人的文学”等主张，日益堕落，竟至走上汉奸的道路；而茅盾等则坚定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
一九二一年，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由茅盾接编并且革新了旧《小说月报》杂志，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成为南方突起的文学革命阵地之一。《小说月报》创刊于宣统庚戌年（1910）七月，到一九三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所被毁于战火，《小说月报》终刊止，刊行凡三十余年。但其在文学历史上的业绩，仍在改革后刊行的时期。改革前的《小说月报》是一向控制在鸳鸯蝴蝶派手里的。一九二〇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中间的进步派，感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趋势，乃同意由茅盾接编这个刊物，“编辑方针不受馆方的约束”，但是《小说月报》的革新，终于引起了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护封建道德的保守的董事的不满意。徐调孚在《〈小说月报〉话旧》中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出版的刊物，它的目的是“撄取利润”，因此，它需要“八面玲珑”、“面面俱到”。最忌的是得罪人，其结果就是鲁迅所描述的：“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去流布他们的文章。”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茅盾便不能再编辑《小说月报》，而改换为郑振铎了。纵然如此，这个文学革命的阵地，仍然被扶持发展起来。正是在这前后，茅盾连续写下了大量的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的论文，对封建复古派、鸳鸯蝴蝶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主张展开了彻底的斗争。二、文艺理论的倡导与发展
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茅盾在他早期的文艺论文中，就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他坚持并不断完美地发展着文学为社会利益服务、为人生服务的现实主义原则。在他一九二〇年写的《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中，便提出了为人生的新文学的三个要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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