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亮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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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试读：
序：哥哥的拼图
章立凡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
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璇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
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马国光是哪国人？”“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
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
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孑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2011年5月3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原版自序
嗯？啊!
兴亡
我不懂
离合
我不懂
爱憎
我不懂
亲疏
我不懂
智愚
我不懂
祸福
我不懂
得失
我不懂
贵贱
我不懂
好坏
我不懂
真假
我不懂
成败
我不懂
生死
我不懂
写下来
我懂
简体版自序：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想法，认为自己是百年来最幸运的中国人，这个想法，至今不变。
且看：全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台湾有两千三百万。大约是全中国的七十分之一。在这七十分之一当中，一生都没有经过战乱的，大概地讲，就是我们的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以台湾人口的一半为准吧，也许少点儿，算他们一千万人好了。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一百四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两代的人不能都一起算作一堆，因为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些不同。上一代，就是我的这一代，早年曾经历经过比较穷困的日子；从一九七○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的经济渐渐提升，在那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一辈，不知道苦日子是怎么过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生活，容易把安逸享受视为当然，但是并非幸运。他们的抱怨自然要比我们这一代多些。这是他们那五百万人口主观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这一代在成长的岁月中，虽然也有其艰难，然而大体上只要努力，多多少少总有收获，彼此之间也许有些差距，落空的倒少见。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不同了，很多人闯前程，除了必需的努力，还要靠运气，这在我们当年是不太会想到的事。我们看运气，是好跟不怎么好的差别，而非有或是没有的差别。这是客观环境的问题。
因此，想要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有个小小的位置，大体上也不难，看来这个道理很合理，但是，在百年来的中国，却真是稀罕。在台湾的我的这一代，却遇到了。我们姑且认定这样的人有五百万。那就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百八十分之一了。
跟同侪相比，还能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谁都可以对这个说法有其自己的解读，我的解读是，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战乱、流离、匮乏、疫病，等等，时时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的上一代为我们挡住了这些严酷的试炼。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最痛苦的日子，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升平，即使在台湾风雨飘摇，面对中共大军，眼看就要失守之际，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照吃照睡也照玩。把这类条件也算进去，我们这样的一代的这种人，应该是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基因，白白趟上的。对于生命，我们要是说感激，那是真话。
所以，纵使难免有些挫折，面对着百年来的大时代，就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这却是晚年的觉悟，在当时当下，也有许多的痛不欲生跟乐不可支。现在回头看看，一介微命，的确是太大惊小怪了。
要是能做到大怪大惊，小怪小惊，不怪不惊，甚而不怪却惊，有怪不惊，形形色色，各得其等次，他们也许蛮伟大的，但是太深奥，我不懂。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剥剥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有人说生命到了只会回忆，就没有什么展望可言，这大概指的是人已没什么用处，可是为人而无用的感觉真不错，人也只有活到相当岁数了，才享受得到这样没用的滋味儿。
文学作者以小人物小事件来写作，思想家则以想不通说不通的问题来思想，总归到了最后，用处难见，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过程就是目的”，糊里糊涂的。
我好像也只能说同样的话。
在大陆版的本书出版之前偶得上面的几句话，用来接在台版的短诗代序之后，也是序。
第一章 出生前后
我的父亲马廷英博士。百余年前，从一个虎狼出没之地不告而别，到后来成为名闻国际的地质学者。金州虎狼与小鬼
十六年前，作家故友陈恒嘉请我们夫妻俩南下，参加他们府上陈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令人难忘。就在彰化乡下老先生家的院子里，四围尽是水田，天光云影之间，摆上几张大圆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坐得满满，煞是热闹。现场六七十人当中，只有长孙陈升的几位乐团成员跟我们俩不是他们的家人，不免有点感慨。
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地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闿运)那样的人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辽宁金州，有虎有狼，牲口让野兽吃了，也很常见。小孩子要是不见了，大家推测，就是让虎狼给叼走了，从此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找不到父亲，大家就判断这个孩子凶多吉少。
不料最后却传来了好消息，这个孩子让人从乱葬岗的坟堆里给找着了。
也不是谁把他扔到坟堆里，是他自己上去的。几个人找回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他还随身带着一捆绳子、一把斧头。
原来他是想要抓回一只鬼怪回家。
小孩子常常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聊天，有一回大人跟他说在乱葬岗里有鬼，绿毛红眼，个子不怎么大，就像个小孩。他私下就想，要是能抓这么一个绿毛红眼的小鬼养着玩玩该多有趣，比养只小狗小猫可强多了。他还在后院里先做好了一个树枝绑成的笼子，打算抓回来就先关在笼子里，喂喂看。特别挑了黄昏的时候爬上乱葬岗，为的是听说鬼怪晚上才出来活动，先潜伏着，等天黑了方便抓。
后来父亲成为科学家，当非偶然。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高等师范毕了业，父亲考上了东北帝大，该校离他原先读的高师应该不远，他读的是地质系，时间比校友鲁迅晚一些，也从没有听他说过他们彼此认识。以他们那一代的习惯看来，便是认得，也不一定愿意提起，他们对这些闲口舌最没兴趣，更何况是鲁迅。现在许多人动辄爱说认得这个认得那个的，他们可不。
地质学在当年属于显学，因为清廷积弱，知识分子无不图谋报国，地质学可以为国家发掘矿藏，乃为强国之根本。父亲跟从恩师矢部长克教授做研究，以珊瑚成因与大陆板块等学说名闻国际。他得到帝大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快四十岁的中年了。当时他是日本第四位得到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地质学方面的第一人，属于留日的老前辈了。
取得博士学位，有点波折。
日本军政府看他是满洲人，在日本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到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便千方百计地要他归化，但他却坚持不肯，可见国家意识很强，有仇日嫌疑，便横加干预，设法阻止让他拿到应得的学位。他的老师，也是当年望重一方的学者矢部长克教授很生气，非常不苟同军政府的做法，就把他的论文寄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审阅了论文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把博士学位颁给了父亲。
日本军政府在当时是处处以德国为典范，一看连德国都颁给了他学位，抢了先机，很没面子，马上就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于是乎，父亲一下子就成了德日的双料博士。
父亲一生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一件事，我是从其他人发表的文章里读到的。至今我还在学习父亲的从不大惊小怪自我膨风，并一心期望成为累世家风。教书期间，一见到学生有点小小获得，便彼此贴布告“狂贺”不已，字还写得好大，便觉得这一款年轻人出息不大，严禁我的导师班学生搞这样的名堂。
我还听父亲的学生说过，有关父亲在东北帝大读书的另一个故事。
学校里每年照例都要举行运动会，各学院竞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有一项总锦标，是个大银杯，颁给了运动场上得分最多的理学院。理学院代表当然高高兴兴上台领奖。在台下的文法学院的学生不免吃味儿，便风言风语地说，你们理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只会跑跑跳跳，哪能像我们，个个都能喝酒。
理学院的选手一听，这有什么困难！喝酒？我们也有你们比不上的海量！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给推了出来，不由分说，马上就有人把超大瓶日本清酒倒在大银杯里，父亲二话不说，当着众人灌了下去，不知道那个银杯有多大，但是人家一连倒了三杯，他照灌不误，好在他的块头大，否则肚子装都装不下。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学生说，后来他什么也没提。喝了那么多，不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我想。
逃婚邂逅与复活
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们晚辈原来没有怀疑过是为了读书，可是直到几年前我亲赴大连，联络了国台办，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两位在大连的侄女，方才有了另一种版本的说法。
两位侄女的年纪，一位小我十几岁，一位只小我四五岁。父亲四十几岁才成婚，自然使得我年纪小却辈分高。
据她们说，人民政府曾经到家乡寻找父亲的家眷，父亲离家那么早，当然没有什么家眷。奇怪的是，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这么讲来，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养媳了，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家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有一条街那么长！我妈她们都没人理会。”
也许是夸张的言语，然而当年母亲应当也是位美女吧？那么，父亲站在门口，门开处，他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好漂亮的一位小姐！”
他们彼此的第一印象应该非常好，但假如只是以貌取人，自然失之偏颇，母亲却对于有学问的男子格外钟意，她一生前后两位先生都很有学问，但也没有因此得到幸福。
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无从得知。据父亲的好友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时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留日学生都要回国，船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了些限制，以男性为优先。然而有家眷的就可以连家眷一起买到票。云英未嫁的母亲孙小姐，为了要赶快回到上海，就跟父亲商量，能否以家眷的名义让她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父亲的性格一向豪迈爽快，立即答应没有问题，于是马先生孙小姐就一起上了船。
一念之间牵动了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轮船原定在上海进港，那么那个姻缘应该也就没有了，母亲要回家乡，父亲要继续北上。想不到日军炮火连连，根本无法靠岸，只得转向天津。
当时姑丈姑妈正好定居在天津，得知哥哥要在天津上岸，就忙着准备接待。后来一查旅客名单，吓了一跳，大哥在日本早有了嫂子了！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于是马上安排并且布置新房。
我的父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在天津，的确没有完婚。
我听过一位父执辈的梁先生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期间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他之回国事先没有张扬，到日本政府发现他不见了，就急着找他，这样子一来，就让父亲无法在国内日本人占领区自由行动，原先想回家乡看一看的想法也无从实现了。又传说，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怀疑他是汉奸，也在找他。风风雨雨的，让父亲很不安宁，家乡最后得到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这位梁先生离开家乡比较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场，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由此事可知，在早年，我父亲的家乡，是多么闭塞的地方。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父亲倒是亲口跟我说过一段与丁文江先生的往事。
此事关联到何事，我也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无从查考，推测是在民国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父亲刚刚回国之际。姑且记录在此，也许可以作为近代史的一个小小附注。
丁文江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想邀父亲到地质调查所工作，父亲好像兴趣不大，没答应。丁文江很有耐性，一说再说，磨咕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父亲的脾气也很倔强，不答应就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
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家信有什么好写的？不写家信也应该是他与母亲离婚的原因之一。
看他们那一代的人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偶尔知道他们还有研究以外的贡献，难免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朝不保夕，但是看看在那个八年十年里造就了多少后来复国建国的人才！虽然名为流亡大学，其实，从房舍到教材、仪器，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却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学术上的人才与成就，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真不见得比现代差。
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样的言语常常也是客套，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在罗宗洛的日记中，却发现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不对盘的时候，许多问题总是交给父亲去跟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甚至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宗洛要去见陈仪的话，几无例外的，也一定邀父亲同行。
在台北帝大时代，台湾本地人常常遭受歧视，师生皆然。国民政府终于接收了台大，大部分本地师生都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师生，甚至不惜降低师生平均水准。然而罗宗洛、马廷英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一个大学的水准要许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他们反而主张把优秀的日本教授留下来，继续借重，这个想法连陈仪都不同意，台籍师生更是鼓噪不已。一阵僵持之后，几位接收大员干脆宣布，谁再闹就处分谁！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才真正地维持了当年台大的水准，没有使得台大成为二等大学。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父亲任教的地质系，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地质系的红砖大楼在台大的外面？中间还隔了一条舟山路？当时并不明白，舟山路其实就是台大的，舟山路过去一直到山边，包括科大在内，都是台大的校园地产。早年台大沿着罗斯福路靠墙都是小吃店跟书店文具店，从外面根本望不见有名的傅园。地质系旁边，就是林业实验所，拥有大片的实验农场与各种树林。我当时以为被推到学校之外的地质系，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大树成林，高耸入云，那个地质系，除非特意要找，否则不容易发现。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几个简单的公车站他记得，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他却应邀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谁要是问起名胜古迹，他一概不知。停留的时间再久，也只记得他暂住处所到图书馆跟博物馆的那一两条街。他要是必须像小学生一样地写一篇游记，保证得大丙。与父亲常来往的朋友，无非是前面五巷的数学系沈璇教授、工学院的陆志鸿教授、文学院的沈刚伯教授，还有三巷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后面巷子的师大历史系陈致平教授、英语系沈亦珍教授，和平东路大街边有水利专家金城教授，住在和平东路一百三十八巷其实就在董作宾教授住家旁的地质系的林朝棨教授，对面温州街泰顺街有农学院的王益滔教授、于景让教授、张研田教授，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还有师大数学系的范传波教授、岳长奎教授。路远一点，如新生北路的田曦将军、“立委”齐世英先生等府上，他也一律安步当车走了去。记得佛学跟碑学造诣都很高的李杏邨教授，也常是家里的座上客。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这个没出息的晚辈没资格一旁陪坐，否则今天的我也许会略有不同吧？平生父亲为我引见长辈，只有一次经验。场面上有于斌主教，我见到许多人半跪一下子去吻他的权戒，很是新鲜。父亲就把我带到面前行了个礼，如此而已。时间，地点，我全不记得。
小时候从铁柜里乱翻乱翻翻出一些账本，单位都是银元、白米或是黄金，后来想想，明白那时的政局混沌兵荒马乱，经济已经崩溃，接收过程许多钱来钱往的问题只好以银元、白米、黄金计算。父亲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很好奇。可惜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把钱用得如何。
他的学生说过，有一次，学校该发笔不知道是薪资还是什么的钱给大家，经手人就是父亲。然而那一张“国库支票”居然不见踪影，眼看日子就要到了，管事的遍寻不着，研究室就差没有拆卸掉而已。后来有人说会不会马先生把支票带回家了？两三个人便立即到家里来翻找，一本本书都一页页检查，因为他有过前科，他不止一次把付给他的支票夹在书里，过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最后当然成了废纸。这一回，翻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用过的书，也无头绪。忽然有个助教灵机一动，把父亲书桌边的垃圾桶一倒，那张“国库支票”马上出现了！
那么，在具备了用人用钱的权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受人摆弄而上当呢？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自请问父亲，倒是有一件小时亲眼见到的场景，也许可以据此有点了解。
应当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尚未陷入长年的贫困，客人川流不息。但是这一天却很清静，父亲只穿了短裤跟汗衫，跟一位常常来我们家的同乡说话，我们小孩子各自去干各自的。
当时常常招待客人喝咖啡，由在家里帮忙的一位女佣，名唤“三妹”，用一只铝壶烹煮。
就在这么样安安静静的气氛中，忽然之间听到三妹大喊：“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那只大狼狗Lady 也跟着“轰轰轰”地乱吠，我们小孩子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客厅里父亲跟那位常来的客人打起来了，客人当然是非常熟的朋友，否则不可能只穿着短裤汗衫就接待他。我只见到这一位东北大爷想往外跑，却又怕给狗咬到，皮鞋也只是套住而已，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份也许是他们讨论的什么文件，指点着在玄关的父亲说：“好啊你动手打人！马教授你动手打人！咱们报上见！明天就让你上《纽司》！”《纽司》是当时的一份周刊，常常报道些内幕消息，当然不能跟今天的相比，却也十分畅销。
父亲在玄关里一个劲地陪礼，连连作拱，一迭声地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父亲大腿上还有一点血痕，应当是擦伤。
父亲又连连地说：“不喝咖啡不喝咖啡，没关系没关系，喝茶喝茶请喝茶，对不起对不起！”
依然作拱不已。
这位乡长看看父亲好像还真的有诚意吧？总之他说：“好，我就喝咖啡，要我喝，我就喝！”
这一场打闹就此落幕。从三妹那儿听说，父亲在咖啡端上来的时候，请客人用咖啡，客人只说我不喝咖啡，父亲登时勃然大怒，抓住老乡的衣领，凶巴巴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不觉就照头一拳揍了上去，接着两人一阵乱打，父亲人高马大，真要来，我看那位乡长不是对手，他老人家当年在日本学过剑道的哩！只是人家不喝咖啡就要挨揍，这一家定的规矩也太严格古怪了些。
很可能是在什么事情上，父亲吃了哑巴亏。他无钱无势，却又负些责任，让人坑了，又抓不到把柄，对面而坐，越看越有气，刚好人家不肯喝咖啡，气头上胡乱揪住这个理由，就打了上去。当时，要是那位乡长一开始便喝了咖啡，揍他的理由也许是：“你干嘛老吐二氧化碳？”然后还是一顿揍。
反正真想给他一顿好揍就是了。父亲急了就动手，我相信。他对母亲动过手，母亲的反应是去验伤提告，在那个年代十分新潮，但一定让父亲更为不满。从他揍我的状况看来，他一定也是着急得走投无路了。
父亲一向豁然大度，名位钱财全不放在心上，这一回，我猜应当是公家账本儿的来往有了问题，而且他最后发现让人坑了。人最生气的就是让最相信的人害到，他穿着那么轻便，当然是无所不谈的老友，于是分外地忍无可忍，我猜。
到了中大在台复校，是不是该请这一位老中大来当未来的校长？有人这么想，当然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主其事者为戴运轨教授，中大真有福气。
父亲过世之前，病榻上跟我说过两件事，有关当年接收台大的：
日本侨民在遣返之前，有许多事情临时才知道：比如说许多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自己该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凡是要回到日本的，允许携带的行李非常有限，于是到处都有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子。很多的图书也出现在街道旁。
父亲一看机不可失，就大肆买书，不限种类，不限哪国文字。他在日本高师的时候，就学过第二外国文德文，英日文当然也难不倒他。书到底买了多少，我算不出，只记得青田街老家无处不是书，成套的大书到单册的小书，有的有插图，有的无插图。我后来对于艺术特别有兴趣，是由于家里有好几套日本的艺术类图书，包括浮世绘、南画、禅画、西洋画、书道全集、陶器、瓷器、版画、自然科学图录、植物图录……我读到的第一本论语是日本出版的彩色插图本，那个时候还不满八岁。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父亲要把他自己的藏书捐给学校，校方请人来清点。当时父亲正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监点”就成了我的事，我也只能管到他的研究室开门关门而已。
点出来的总数有十万册以上。
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谈起小时怎么读那些书的事情，他也很讶异于我居然自己把架上的书拿下来读。其实我读也读不懂，我的不在意读得懂读不懂，是书便爱读，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他说，台湾在二次大战末期，遭到美军很厉害的轰炸，台大也未能幸免，校园里弹痕累累。很多的课，得在露天的场地上。中国内战方酣，民穷财尽，大学要点钱办事很难。但是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书，就忍不住要买，政府不给钱，自己掏钱也要买，很多日本人知道是台湾大学要这些书，也愿意捐，但是他们也非常缺钱，多少也要给一点。那个时候为台大买了大量的书，可以讲大部分的预算都先拿来买书，政府里有人有意见，觉得应该先盖房舍才对，但是他主张先把书买下来再说。政府没有预算，他就自己掏钱。其实，他们当时也相当的穷苦。他宁可让大家先在外面露天上课，图书馆的书一定要准备好才行。
第二件是关于台大医院的事。
父亲病重，非得住院不可，但是当时他早已退休多年，谁也不认得他，他更不认得谁，我们只巴望能让这位退休的穷教授有个床位，便心满意足了。经过老友前台大医院院长魏火曜的公子、也是名外科医生魏达成教授的安排，终于有了个三等床位。父亲说，几等没有关系，一样看病嘛！
他却想起了好几十年前关于台大医院的故事。
他说，大学医院原来是亚洲最好的研究医院，人才好、设备好。他们接收台大，是包括大学医院在内的。
没想到正式去接收台大医院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让人给搬光了，我问是谁搬的？他说：“应该是那些兵小子！”是啊，兵小子搬光了医院，怎么办？父亲说道，整个台大医院，只有一个灯泡能亮，其他的可想而知。
怎么办？
父亲立刻去找陈仪，依他的说法，是打算去跟陈仪吵架的。陈仪了解了之后，马上处理，没有多久，把所有的设备都给追了回来，还另外补助了一些。“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有拿过不该拿的钱。”
这是我听到父亲对于陈仪的评论。
陈仪做过福建省主席，当时福建的民政厅长是严家淦，福建原来入不敷出，就有人推荐父亲为他想办法。
父亲受托，就在福建沿海步行走了一趟，同时画了详细的地图，圈出若干可以采盐晒盐的地方，福建省政府便以此图为准，开发了许多盐田，从此财政问题解决了，这应该是他与陈仪彼此共事的开始，并且他们也都是留日的高材生。多年后，父亲有一大本数百页、连带许多图表图画与照片的论文要出版，当时台湾没有够好的英文论文可用的字模，便只得求助当时的“财政部长”严家淦。严部长就只为了他，特别在财政困难时，进口了一套字模给他先作论文排版之用。君子之交，可为佳话。
关于地图，其实很有国防价值，父亲一直带到了台湾，交给相关单位。据说要讲功劳也不小。齐世英先生曾经问过父亲，要不要让他去给父亲从“老总统”那儿得个什么奖励？也许是个勋章之类。父亲婉谢了他的这一番心意。
父亲担任过台大地质系第一任的系主任，我只知道，有一次他从田野调查回来，发现他主任室的东西已经被人家搬出来放在外面走廊上，他的系主任就是这么样没有再干了。又过了没几年，他成了第一届退休的公教人员，当时可以说只有退休没有退休制度，父亲再婚才两三年，又有了孩子，猝然之间陷入极度贫困，而我的能力也有限。晚年的父亲常常怕台大会把他从宿舍赶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弄明白，好让他放心。
父亲是在台大医院去世的，叨蒋经国先生之光，后来住到了头等病房。他与许多政府高官都是旧识，他们也都来探望，但那个时候我看父亲已经难好了。他当大官的老朋友的确不少，父亲没事不会找他们，有困难就更不打扰了。他死于胃癌，但我总觉得他是穷死的，一个穷死的学者。
第二章 生死情怨
母亲是辛亥年生人。这是母亲一百岁时摄于崇文门东大街前的公园。来去如风的婚姻
据同母异父在北京的弟弟章立凡跟我说，妈妈是后来又去大后方重庆找父亲的。为什么在天津没有成婚？为什么分开？为什么又合到一块儿了？在北京的母亲已经九十九岁了，耳不聪目不明，我不好再问这样的问题。父亲过世了三十年，想问也没得问。这么说，他们的姻缘恩怨，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了。三○到四○年代出生的人，对他们的父母前半生不明白的很多，也许是太痛苦，也许是太纷乱，军阀割据、对日抗战，加上国共的对立，处处也都可能有难言的禁忌。说出来，于事无补，却可能增加麻烦。父亲一生不提母亲的名字，心中一直暗暗地痛，也许是要彻底忘掉，他忘了没？就是有一天真的在另一世界会合，我也同样不忍问。
母亲是单身去重庆找父亲，当时对日战火连天，她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应该很不容易，她不会不爱这位有名的学者，这一点我猜得出。她的第二任先生章乃器，也是书读得非常好的人，而我在大学任教，她也视为有出息的表现，弟弟曾经经营企业，也做得不错，她却不以为然，总觉得不必要赚那么多的钱，继续用功读书才对。她私下跟我说，谁要他去赚那么多钱啊！我也不好跟她说，吃教书饭跟读不读书无关，教书跟有没有出息也无关，有钱也没什么不好。何况弟弟也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同样的满室图书。
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大找到了父亲，看来两人的确都同意要结为连理，可是成家的条件很差，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一穷二白，常常接连几个月发不出教授的薪资。要结婚，父亲连筹备婚礼的钱都没有。
但是父亲的人缘很好，许多朋友就说，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们替你想法子就是了。几月几日，你就来结婚，人到就行。
没想到这么省事就能当的新郎，却也出了岔子。
眼看没几天就要行婚礼了，父亲居然不见了。这可不得了，喜帖已经发出去，而且新郎官已经四十多岁，吃喜酒的多是同辈，早就想给他们好好地热闹一番，准新郎节骨眼儿上失踪，非同小可。大家议论纷纷，但是多半宁愿往好处想，那……莫非是想逃婚不成？这一点我也无从查考。总之，后来是把父亲让人从一个什么地方给拽了出来。想来这几天，马上要当新娘子的母亲，心中一定窝囊得要命。
据父亲说，他是做研究太入神，忘了这件事。
真的吗？
他做研究太入神，早就广为人知。有一则故事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一进研究室便不眠不休，到底在里面拼了几天了，他也不知道。“那吃饭的事情怎么解决？”
他的办法是让那位他带到日本的厨子帮他做好几十个馒头，装在面粉袋里。在里面只喝水吃馒头度日，其余的时间都在做研究。做到精疲力尽，出了研究室的门，只一两步，倒在地上也能睡着，根本用不着回去睡。事后偶尔人家问，你做了几天研究？“六十个馒头！”他回答。
有过这种经历，结婚这种事也能忘，我少年的时候听长辈说起，就信以为真了，但是自己成年后再想，相信他也可能不想结这个婚，至于为何不想结婚，却依然不得要领。
父亲一生大而化之，这倒是公认的，然而到我长大，自己也当了家之后，渐渐发现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事事明白，心细如发。在病床上，句句话都能逗得护士小姐大笑。达官贵人来看他，他的应对从容大方。
可举一例：
有一回，“老总统”请了许多教授吃春酒，不免会问到大家有什么宝贵的建议没有？大家多是客客气气，只是谢谢便罢。他却趁机表达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表示小学教科书的插图最好是彩色的，因为科学跟艺术都只有彩色才能表达得清楚。
以后小学课本的插图果然改成了彩色，是不是父亲的功劳，也是不得而知。这在当时政府预算中不大不小，就他的立场来想，一定事先思索过，掂掂分量，说出就要能见效，又不可让“总统”为难。我知道他对国民党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也能在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做到适当的事。
他之所以糊涂，常常真的是无路可走，只好装糊涂到底，他是真正的难得糊涂。比如说，我与姐姐还有姑妈姑丈的四个孩子要交学费了，他这个穷教授，又能怎么办？有的教授的孩子读书，只好轮流上学，孩子们在三年中该读完的书分作六年读完，我听说反胡适的大将徐子明教授就是。我父亲对此只有不闻不问，到时自然有人为他想法子，要不然他也甩手不管。看来类似的招数，早在结婚前夕就使过了。
姐姐出生的时候接近大年三十，父亲照例不在家，母亲在医院里把小娃娃生下来，连娃娃的尿布衣裳都没有，还是同样在中大教书的杨家骆先生府上赶着为她预备的。
姐姐周岁没有多久，母亲就怀了我。
也许在发现怀孕的时候，父母已经很不合适了，两人都不见得有长久的打算。但是，父亲远在几千里外的福建探勘地质。战火中的中国，要通信很难，父亲只是一走了之。据杨家骆教授说，母亲只好天天吃南瓜，有了点钱就买南瓜，家里放了一地，吃都吃怕了。父母亲的家就在北温泉公园的半山腰上，上上下下也很辛苦。父亲难得远道而回，才一两天，两个人又吵又打，惊动四邻。母亲打架自然打不过父亲，但是她会立刻下山去找医院验伤，准备控告，这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是非常难堪的报复。父亲在北温泉公园缙云寺前。这是我见到的父亲最早的照片，大概在结婚前后。
我在二○○七年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大陆方面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教授，是杨家骆教授的内弟之子，气象学专家，因为邀了杨家弟妹一起回重庆，他特地从北京来做地陪。原先他也不知道我的来历，到了北温泉公园的缙云寺，他指着山上说，当年他小时候，有一位地质学家住在山上，常常不在家，地质学家的太太有的时候也是一出门不回来，但是两个人都在家的时候，常常打来打去。有一回打得凶，连小娃娃都滚下山坡了，他们住在底下的朋友吓得要命，立刻上去看看，一看就说还好还好，是看家的一位女佣跟他刚回家的老公在打，滚下来的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地质学家的孩子没事，大家都松了口气。
到李院士发现我就是那位地质学家的儿子时，也惊讶不已。真奇怪，是那个地方的风水让人暴躁吗？
总之，发现怀了我的母亲很不开心，不想再为父亲生孩子了，而父亲又远走他乡去工作，就写了信并且附了一张文件给父亲，说明此事，在一般人都应该是欢天喜地的讯息，却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难题。
难题说难也不难，打掉就是。然而怀孕堕胎是要得到合法的同意书的，否则没有医生敢处理。
那张文件就是一纸同意书。母亲就要父亲把同意书填好寄回来。我那科学家父亲倒也爽快，马上办理。
母亲得到了回函，就准备到时候把我从肚子里赶出去，让我回到来处。
父母的居所是在北温泉公园缙云寺上方，而杨家骆教授一家住在大雄宝殿的右边厢房，两家来往十分方便。杨教授夫妇常常与父母来往。母亲的口风不紧，当然也没有把此事当做什么不得了的机密。杨教授夫妻听说了马太太怀孕并且要堕胎，原本也没有什么干预的想法，这到底是人家的家务事嘛。
杨教授是自小由太夫人亲自教育成一代史学大家，弱冠之年，就已点读完毕七万余卷的四库全书；并且应王云五之请，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当时这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名重四方，总编辑的地位不下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了。
他对太夫人极尽孝道。这一件预谋打胎事件，便因此有了转机。
太夫人听说此事，以她生长的那个时代，自然认为极不妥当，相信与杀婴无异，更何况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便交代杨教授，务必救下这一条小命。
杨教授深知我母亲的个性，决定的事，就很难要她改变心意，说出来，万一她不同意，要阻止更难。但是母命难违，只有出奇兵了。
父母的住处不大，小小两三间房而已。父母亲都曾是留学生，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在那个年代要喝一杯咖啡却没有今天这么方便，得自己烹煮。器皿比今天更是落后。
杨教授到了母亲那儿，说了会话，就要求喝一杯咖啡。母亲答应后，就进厨房去煮咖啡了。
这个时候，堂堂教授就马上趁机东翻西拣，一边也是胆战心惊，就怕我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撞个正着。还好，反正家里东西不多，也没有别人，母亲不会有什么防备，那张父亲签过字的堕胎同意书，很快地，就让杨教授从一摞文件里找到了。
二话不说，拿了就往回跑。
气喘吁吁地冲回去，太夫人正好在家，杨教授把这一张文件呈给太夫人检视，太夫人一读，确实无误，二话不说，划了一根火柴，瞬息之间，此纸化为灰烬。
母亲马上就发现了杨教授偷了她的堕胎文件，一时也很无奈，见面时只说，没有关系，我叫马先生再填一张就是了，这样的事情简单，他一定同意的。杨教授提醒她说，现在战争期间交通不便，信件往返要两三个月，这个时候肚子里的胎儿已经长大了，打不掉了，何况也不合法。言下之意，可能会控告她跟为她做手术的医生。
除了谢谢杨老太太、杨教授，我还要谢谢战争中的烂邮政跟那根火柴，因为一生中，无数次地感觉到，生命真好，能把我生下来真好。
我不会抱怨我的母亲当年不想生下我，一个不愉快的婚姻，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是不该生孩子的。我的朋友中就有结婚喜帖早已发出，婚礼前夕喊卡的，这样也好，比勉强生活在一起强多了。
我隔着母亲的肚皮，相认不相知。母亲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堕胎也不是小事，胎儿必死，母体也会受到损伤，她也有她的风险，何况是在那个年头。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多，当时环境差，父亲又长时间在外，就是回到大后方，也未必常陪她，父亲即使有爱，也不会有爱的行动言语，女人想要的都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他天生只能让女人照顾，不会照顾女人。父亲与人说话，如果不是与学问相关的，他几乎一句都没有，也不想听。她跟父亲一辈子，会得到什么样的生活？真的可想而知。听齐邦媛姐姐说，在重庆，他亲眼看到我父亲一手把我抱在大腿上，一手写论文，那时我应该还不满周岁，而当时父母的婚姻状况，也可想而知了。
父母亲曾经相爱的证据，也非常稀薄。一九八八年与母亲重逢后，看到了一张姐姐幼儿时的照片，胖胖的，细白细白，非常可爱，妈妈把这一张照片寄给了父亲，后面写道：“小胖女儿非常可爱，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好像在鼓励父亲也可以常回家，同享天伦之乐。另一回，应该是抗战胜利之后，父母同游中山陵，陵前有许多开阔的石阶，姐姐跟我跳上跳下，记得父母亲跟在后面，的确是手牵着手的。以外，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和谐的画面了。要是依当年总想把我打胎打掉的事实推想，他们已是冰炭不容，那样短暂的和谐，只是再度的一个偶然吧？
隔世相逢
与母亲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岁跟母亲分开，到又见面，在一九八八年，是在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逾不惑。四十多年中的世界变化很大，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也许做母亲的感受不一样，当儿女的，从稚龄开始便无母亲的照应，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觉如此。
高中生涯结束之前，有一段时间承蒙法商学院吴英荃教授伉俪照顾，他们育有一子吴大成，已经成年，我方才有机会比较深刻地见到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让我很是惊讶。到了艺专读书，一位学长董炎良兄，住在台中乡下，暑假期间，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该回台北了，他的母亲送他到乡间路口，我们挥手道别，往前走了几步，我偶然回头，发现他母亲在身后拭泪，当时一惊，心想一个学期之后就会回来，干嘛那么难过啊？之后若干年，炎良兄的母亲骤然过世，他整整三日不语不食，悲痛难抑，我才渐渐明白亲情之深有若此者。
婚后，我们刚刚得一子，但是小婴儿初生有黄疸，必须在妇幼医院里多住三五日观察观察，让孩子的妈妈晓清先回家来休息。
依妇幼医院的规矩，到了哺乳时间，一个个微侧着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篮子里，两位护士抬着，再一个个分别放在孩子母亲身边哺乳，非常可爱。但母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止于短短的哺乳而已。没有想到，回家才头一晚，晓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泪。我暗自吃惊，他们母子见面就是几次哺乳，过两天等黄疸退了，马上就抱回家来，这么短暂的分离，居然那么伤心！
母爱的深刻动人，我又有了新的体会。
对于母爱，原本看得比较轻。有一句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饿汉不知饱汉饱”。没有母爱记忆的人，就不太会觉得母爱在人生中多么不可少。有的时候，也会以没有如此累赘为幸。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渐成形，方才体会出在成长中，母爱之必不可缺。
然而与亲生的母亲会有见面之一日，想都没有想过，在脑海中几乎一无印象的母亲，也谈不上对她的一点思念。她与父亲早岁离婚，我已长大成人成家，有没有母亲，毫不介意。
常常幻想我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提到母亲，也都是点点滴滴的一点事情，大概他们不无顾忌，我也无法构成完整的联想，能说的都已说尽。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位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愿意跟我谈我的母亲。类似童律师的出现，就很让我意外。
不记得在哪一年，有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认得我母亲。时间无论如何应该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前。姐姐远在美国，当然没有机会相逢，我跟我内人同往。
这位长辈的大名是童曈，一下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位名律师。
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地方，又交给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童律师原名不是童曈，这是母亲跟我说的。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底滴打搭…答答答滴…滴底打搭……”，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十多岁了。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吗？姐姐用英文回答说：“I still don’t know.”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后来母亲又托人寄给我一盒古墨，我把这几块墨做了拓片，写了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发现对方的感受。这篇作品并没有给母亲先读过，没想到却让大陆的报纸转载刊出，母亲读后，很是激动。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进大陆之前，也有几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项，比如大陆亲友的贪婪、薄情、翻脸不认账，等等。他们有的更以亲身经验相告，听来惨败收场者也不为少，然而我却是个根本就没什么可输的人，这些言语参考参考就是了，我还是决定让母亲在一只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的孝顺，只是义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许多年之后。好几位长辈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见到我母亲，我总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帮我带一点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国人。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两三年，我一点也没有向他透露跟母亲有信件来往的消息，他既然对母亲只字不提，我就同样一句也不说。
我把与杨家骆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给母亲看，她的回信里对于杨教授很不以为然，我听了也一字都不讲，上一代的恩怨，用不着让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牵连到婚姻问题。我认为，再也用不着解释说不清的感情问题，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楚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因为既不想虚应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底地爱着我，必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为我牺牲，包括她的生命，就这样，还不够吗？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二位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母亲也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幸福。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这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却因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问题，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人生最美最精华的岁月中，成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犯，那个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扫街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事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城很远又极冷的延庆去探监。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章先生过世的新闻，姓名上冠了一个“逆”字，唤作“章逆乃器”，那时我怎么会晓得他就是我母亲后来的夫婿？差一点被蒋介石枪毙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国共两边都不受欢迎，都差点断送了性命；身后只留下风骨与名声，跟母亲嫁的头一个丈夫我父亲一样，也是个非常不识时务又爱国的书呆子。他原本在香港从事于金融事业，毛泽东请他回去共同建国，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结果在反右运动中几乎送命，历经牢狱之灾，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在当时，虽然经国先生刚刚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说是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但是先得申请才行，没有观光这一项，申请了准不准很难讲。我的母亲在身份证上是“殁”了的，要确定她没有过世，得怎么做才能让相关单位相信？我没有把握，我怕申请不成，于是顾不得法律，打算从香港进入大陆，先在画家刘国松家住了两三天，听他说了许多亲人相会的故事，负面的为多。但是，听起来，我似乎不会遇到这些情况。
大陆就是我心目中的祖国，不像现在，谁要是公然地说大陆就是他的祖国，就是统派，统派就是亡国奴，亡国奴又等于卖国贼，到了变成卖国贼，自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个时候海峡两边的敌意还是很浓，祖国与敌人是同义字，很荒谬，但这样的思想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应当就是那种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下的一代，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安全地来去，从飞机往下看，脚下是一片从书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无数次的祖国，但也一直仅仅是属于书本上存在的土地，成为事实，反而有点不适应。
公审“四人帮”时，从电视上的转播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说一模一样的语言，都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虽然知道他们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中国民航也太不一样了些，都起飞了，还有行李从上面的行李箱往下掉，小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我不太好意思细看她。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也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在信里，用文字表达，我很习惯，面对面竟然找不到什么话说，只觉得，那个遥远的、记忆里穿着有垫肩的西式大衣的时髦女子不见了，跟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全不相干。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上海口音，轻声轻气的：“等一下子，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等一下子，进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啊。”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国民政府时代的种种，他十分了解，后来方知，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方面的专家。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有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研究，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心里的一句话是：“好狭小啊！”
原来不到二十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在北京，可以读到许多台北读不到的书，弟弟有不少藏书，门类广泛，古今俱全，非常合于我的胃口，边读边谈，每至深夜，不亦乐乎。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政论家，四处稿约演说不断，我至今却依然怀念当时灯下抵掌、纵论古今的快意。
母亲住在十楼，我看到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方知原先住在六楼的沈从文先生刚刚过世。进一步又知道，这一栋楼的住户许多都是名人的遗族。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物理学家郭汉英先生，另外李鹏的亲家也住在十楼的另一家。然而除了电梯有人照应之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待遇。在我的心目中，沈从文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但是包括母亲在内，看来也就是个邻居而已。曾经遇到张兆和女士上楼来看母亲，张兆和跟母亲曾经是同学，一口徽音，十分温柔，我送了一把从台湾带去的兰花给她，她看了又看，说是干了还可以做成干花。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
那个时候台湾来的出门还要用外汇券，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外汇券付款，正好是一般人使用人民币的两倍。对此我心理非常不平衡，觉得非常荒唐。除此之外，花钱还要附带许多的配给票，名目繁多。有米票、面粉票、豆票，要是在馆子里点了一味豆腐，就用得着。还有肉票、蛋票、油票，等等。假如要买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衬衫，得有布票。票儿小若指甲盖，颜色各异，薄如蝉翅，无论买什么，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票才行。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处有各处的票，人民因此很难自己到远处去，应该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的效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到了饭馆，点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样菜总是有一样不是我点的，要是提出异议，跑堂的只一句：“不是一样吃呗！”与母亲重逢之后(摄于北京植物园)邀约八十七岁的母亲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处，桃花盛开，碧柳如烟，母亲与妻子晓清同摄。
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饭馆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脚也要快，慢了就让别人端了去。碗筷油腻腻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蚂蚁就得到了消息跟着上来，这是在东来顺的见识。买食物都不准挑，由售货员拿给你。他们说你挑完了剩下的给谁啊？根本就没有货物分级的观念。国营市场常常连包装都没有，买了个大大的猪头肉，只得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路吆喝着：“让啊！让啊！”好让他挤出去。计程车明明没人，没有一部愿意停下来载客，因为每部车都是国家的，每个司机都拿一样的薪资，谁也不愿载客。这比《镜花缘》、《格列佛游记》跟辛巴达七航妖岛所见都不遑多让，非常古怪。我们天天讲“反共抗俄”，总是说人家怎么水深火热，怎么吃草根树皮，却未曾一见，只是，这些古怪，大概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要从生活来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不该是重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拚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履，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与其说是政权多么能干，不如说汉族那变幻莫测的身段，真乃世间之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八个小时！我们都到了吕宋岛了。我知道，现在可是在一个大国了。
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从北京到延庆，现在很方便，车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样，要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在秋冬之季。延庆是北京最北面的县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后来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庆的龙庆峡举办。母亲为了要老远地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天寒地冻，一会儿水就凉了，继而烧上第二锅第三锅，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想象得出这一路来回有多么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给人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中学时代的弟弟章立凡与母亲合影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当时的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新台币兑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说，她怕的是票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的一半。
我曾经问母亲，“文革”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她说没有见到统计数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条街都有人死”。可见森森然的肃杀之气，渗透在他们每一刻的生活里。台湾曾经经验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母亲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们该回北京的时候了。
想来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高兴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送我到楼下，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今年夏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一定也要跟到门口，正要拐弯到电梯那边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她挣扎着抓住门边，也只能弯着身子勉强站立，危危颤颤地也望着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说，又是不肯说，其实，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缘
答案，有那么重要吗？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跟李本明联络上的？她说是马路遇到的。马路怎么遇到了呢？她说她认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关码头上，跟她为了一个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时，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女孩，两人见了那一面，从此远隔天涯，也没有人想要并且相信会有再见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后，她们又在北京相遇，有这么神奇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与姐夫闵锡钧先生，申请赴中国大陆，当时连美国人要到中国大陆也很不容易，申请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审查时间，并且也没有直航，要从加拿大、法国等等绕很大的圈子才行。她离开大陆已经三十年了，久无音讯，尤其记挂着已经七十多岁、在宁夏银川的父亲。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们夫妻身体还十分健朗，自然是归心似箭，他们在银川见到了父亲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她从来也没有想要见一见我母亲的念头，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过宁夏的两年之后过世的，父女总算见到了最后一面。但是在北京还是有许多的亲人，李家的，闵家的。那天他们计划要去拜访一位闵家的亲戚。
话分两头，同一天，母亲从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远亲，走走就到了，那一处在智德北巷。在那儿，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样。母亲拜访完了亲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说，有美国来的客人，她也跟着去看看。
母亲在几个人的后面，看到了那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间想起来，她难道就是当年下关江面上见到的女学生吗？她从她的手里抢走了儿子，然而终究还是失去了那个儿子。算一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受到许多冲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随波逐流，少数的人乘风破浪惊涛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难尽的了。母亲在那么短暂的时刻，千头万绪，急风急火地轮转着数十年来的记忆与经历，就在他们大家寒暄交谈之际。但是上一次是那么样子的遭遇，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她有两个孩子也是几十年无音无讯，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请问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迟疑之间，人家已经进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没有见到她，就是见到她，也不一定会跟她说话，这是多年之后本明姐的言语，六十多年之后，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想来想去，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李本明应该没有错，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她去拜访的亲戚，同时也是李本明的亲戚。母亲的嫂嫂闵怀冰，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姊妹。她们是一前一后，我母亲先告辞，本明姐跟闵先生就到了。母亲的孙府跟闵府是亲上加亲，在家乡只是隔邻而居，来往密切。
母亲的姐夫闵楚怡，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时托付在闵家照管，总跟他们家另一位小女孩儿闵锡庆一起玩，后来她们也是北师附小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渊源。排起辈分，李本明成了母亲的外甥媳妇。闵锡庆后来成了在美国的名律师，然而闵先生与本明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却非有意攀亲带故，他们是在波士顿读医学院时相识，由恋爱而结合。
闵家还有位在台湾十分有名的亲戚闵湘帆先生，就是闵锡庆的父亲，我们小时候跟着闵锡庆到他家里玩过，但是闵伯伯只字未提跟我们的关系，也许真的是我们太小，提了也说不清楚。
母亲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跟失散的一对儿女，恐怕真的就永远无缘相见。也许写封信比较好，不会有许多不方便，有没有回应，就看对方好了。一切委诸命运。
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智德北巷的亲戚帮她转交。这就是后来我收到的李本明从美国转来的信。母亲跟李本明不该是马路上相遇的，她没说真话，真话不好说。
地球那么大，时代的变动那么诡谲，又有十好几亿的中国人，我们在人海中星流云散，大家都无依无靠无头无绪，却让母亲两度从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儿子。不仅这个重逢充满了戏剧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了亲人。
后来从上海到南汇，在县府所在地的惠南镇，又遇到了好多姓闵的亲人。原来母亲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闵家女儿之后，又嫁给了闵家另一位兄弟闵楚怡，亲上加亲，闵氏亲人当然也就特别的多了。李本明变成了闵太太，应该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又加亲。但这最后一亲，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儿交给母亲的少女，变成母亲的外甥媳妇，居然是十几亿分之一几率的巧合。
命运啊命运，我无言以对。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我从半岁起在合川李府成长，到五岁。在台湾报户口的时候，我的生日不详，而母亲已经离开了，也无从问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陆与母亲见面，连她也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还写信到重庆去查问，可惜连当年接生我的医院都无踪无影。二○○七年跟大陆的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泽渝，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来与我们相会。在成都就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客人，她便十分兴奋。在电话中就告诉我们，她曾经参加了我父亲与母亲的婚礼。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细细白白，连老人斑都没有一点，在当年必然是个美人，她的先生年纪比她还小一两岁。
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典礼十分简单，就在北碚兼善中学的大礼堂，校长是当时企业家卢作孚先生。“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茶会的点心，只要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简单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样节俭的婚姻在当时可能也很平常。杨家骆教授伉俪的婚礼，就是在北温泉公园的一处草坪上完成的，想来他们也应该是茶会，招待客人的点心当然也差不多。
说到此处，便要简单带几笔说到曾主持北碚乡村建设的卢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学的创办人。
两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对的，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却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慑于专制，很少谈到过去，应该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有四位实业家，对国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一位是重工业的张之洞，一位是纺织工业的张謇，一位是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还有一位便是运输业的卢作孚。
卢作孚连小学都没上过，但他的事业却经营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拒绝了国民政府邀他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的要求，从香港把自己企业中的十八艘轮船开往大陆。抗战期间，他的民生公司的货轮客轮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驶在长江江面上。他的事业兼及矿业、铁路、纺织、新闻事业、食品业、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体育场，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温泉公园，附有全方位的健康、体育、游乐设备。今天的北碚城区几乎是他一人之力兴建规划完成，烽火漫天之际，大家称此地为“仅有的世外桃源”。
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在北碚生活的稚年中，与杨家骆教授府上有一段渊源。
母亲出走，有时由杨府照应着我，杨家骆夫人在那一年怀了头胎，就是杨思永，太夫人开心得很，说是我把他们家的长孙给接来了！我自然在杨府也受到了宠爱。杨府有一阵子住在北温泉公园里缙云寺的右厢房，母亲上山下山必然经过他们家，来往自是频繁。缙云寺方丈为当时三大名僧之一的太虚法师住持，我的记忆中没有跟什么老和尚来往，然而遇见他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的老友王士弘教授，当年已经是中大的学生，他曾经一个人到缙云寺玩耍，口渴难耐，居然把供佛的茶水一杯杯喝个精光，小和尚见到直呼不可，年轻的王士弘赶紧跑，却迷了方向，跑到了太虚法师的小院子里，惊动了老和尚。老和尚十分慈祥，只说让他喝吧，还命追赶他的小沙弥好好带他出山门。与罗裕昌、齐邦媛在罗府，距离我们家只有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时间约为三十年前。
也许他常常游山观庙之际，幼小的我曾经与他相遇，只是当时彼此不识而已。
就在杨家骆伉俪结婚的草坪下方，有一竹屋，此处就是郭沫若当年居停的处所。旁边有一座小小的宫廷式红屋，李院士曾经在里面上小学，冯玉祥莅临，还发动了他们这些小学生，沿途挥舞旗帜，壮其声威。
父亲与郭沫若倒有一段故事可说。
父亲人高马大，是典型北方汉子的体型，郭则精瘦矮小，但是两人的酒量都不错。有一日，大家撺掇他们两人比比看，到底是谁的酒量大？于是一杯一杯地干，后来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郭沫若怎么样就是领先一杯。既然总是郭领先，父亲就服输停杯了。停杯了还是不太服气，父亲就说，你会喝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小个子，要是比吃饭，你就不行了。吃饭应该是父亲的专长之一，他主张无论做什么事，要“先当饭桶”，一个人连吃饭都不行，遑论其余。然而如今我看，当时的大后方大家很穷，比吃肉是比不起的。
郭沫若也真的喝多了，居然也肯比饭。这一趟便很明白地颠倒了过来，无论吃几碗饭，父亲总是领先一碗。大约吃到了第七第八碗，郭先生服输。这么样可以说双方打了个平手。
此时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比比爬山怎么样？
当时已经半夜，这些饱学之士还真的有点无聊，就真的要比赛爬山。
在北碚附近，有一座钓鱼城，此城非同小可，拔江而起有数十丈高，上面顾名思义，为一块很大的岩石台地，南宋时窝阔台便打到了对面的合川，眼看就要渡江而来。但是当时的南宋已经有火药可用，早早就在钓鱼城上建筑了许多的炮台，大炮可以做两百多度的旋转，今天也还有当年制作火药兵工场的遗迹。蒙古兵在对面的合川正要大举渡过嘉陵江，不料宋军发了几枚大炮，飞越江面，直捣合川蒙军营地，蒙古兵没遇见过火药，吓了一大跳，便再也没有渡江而来。没多久窝阔台去世，有一说就是被这几发大炮吓死的，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蒙古兵没有渡江却是事实。
设想当年要是南宋没有发几炮到对岸，历史势必要改写，有人说，顺势而下，那么南洋必然也落入元人手中。
父亲与郭沫若便打赌看谁能从江面往钓鱼城爬，先到上面台地的获胜，地质学家哪个不能上山下海？真要爬，输赢可想而知。但是否那一夜真的爬了山？我已求证无门。
在钓鱼城，我跟同游的李院士、杨家弟妹等说着这一段故事，并且提到他们一伙人都是从江面爬石阶而上的，要费一点力气。导游却没有听说过江面可以直接拾级而上的石阶，那我说的故事靠不住了？没想到讲着讲着，正好到了一处高高的临流石台，乱葛野树间可以辨认得出有往下陡峭的青石台阶，问了问当地的人，他们说此处的台阶已经多年不用了，几十年前直通渡口，可以到对岸。我想没有问题，郭马二老正在此时，联手显灵，让我发现他们当年夜半比赛登山之处，妙哉！妙哉！
一直到近年，我常常做同一个梦，几十年来不得其解，二○○七年到了北温泉公园，方才恍然大悟。
我总是梦见大水灾，从一处山坡往下望，黄黄荡荡一片汪洋，下面有一座篮球场，水淹到了球板，水面上只看到许多的屋顶，桌椅杂物漂流水上，载浮载沉。就是这么样的景致，一再地在梦中出现。
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在数日之前，居然连日大雨。江水滔滔黄泥滚滚，许多岸边的树木也都淹到了水里，林脚大多淹在水下，此为三四十年来之仅见。顺着金刚坡，绿荫遮盖不见天日，透着树影往下瞧，也只见一角一角的黄泥江水，急流中盘旋回转不已。长江大桥桥面，离水只有几尺，近处虽然不见淹在水中的篮球架子，但是逼在脚下的江面却十分眼熟。
六十几年前，应该也是发了大水，吓到了这个小孩，噩梦几十年不退。说也奇怪，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发大水了。2006年，又见到与儿时所见一样暴涨的嘉陵江重庆江津所见长江上游对岸速写
四十一年前，我与内人闪电结婚，热闹了一阵，当时证婚人就是杨家骆教授。他在讲台上说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同样跟江水有关。
我从合川让李家的人送到杨府去玩，乐不思蜀，但是总要回去的，心里有点不痛快，但又想不清楚怎么回事，就一个人坐在大雄宝殿前的台阶上，望着嘉陵江水，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是杨家骆教授的说法。
叹这一口气却让杨教授听到了，很是心疼，便把我抱了起来说道，不想走就别走，留在我们家吧，留在我们家吧！
当然后来还是回到李家，然而也证实我不一定是真的没有人要的孤儿，只是父母亲对我的兴趣不大而已。
母亲不要我，父亲也没有兴趣要带孩子，这一件事便传开了去，当时有一位名学者，也是父亲的好友，说了一句听来负气、却很重要的话：“马国光没有人要，我们要！”
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否则又是一番人生。
这位先生名为李捷，也是一位地质学家。有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最初就是由他主持的。曾经担任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本京，就是他的小公子，本京兄原名学涛，我呼之为涛哥哥，至今不变。
李教授是河北人，字月三，出身于贫穷家庭，是个遗腹子，因为善读书，悟性高，当时家里的环境困难，无法供应他的哥哥跟他两人同时读书，母亲便决定只让他一个人读书。为了感念母亲与兄长相让，他一生不分家。在抗战期间，一家十余口到处颠沛流离，却从不分散。他是“中国制造”最早的二十二位地质学家之一，跟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在北平地质调查局学习地质学，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这一批学生在三年期满毕业之后，接受国内国外专家的评鉴，得到的评语是：“此次毕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无异，为中国科学发出第一道的光彩。”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山洞
在一九二○年代，他参与了由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绘制中国地质图的工作，当时把全中国分为六十幅图，他参与了其中三幅的测绘。其余的地质图由于局势动乱不已，大部分并未完成，而这三幅图就成了开山之作。一九二七年，他主持周口店的开挖工作，虽然他不是直接挖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同为地质学家的贾兰坡却对他与瑞典学者布林予以肯定，他说：“公平地说，李捷先生是立了头功的。”
抗战期间，为了调查地质，他带领了许多专家团队，足迹踏遍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胜利之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但是一生辛苦，中共建国，一家子被海峡分隔。他与长女李本昭留在北京；续弦夫人则与前妻之子李本鹏，己之所出女儿李本明、小儿李本京来台。到一九七五年，女儿李本明从美国去探望他，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银川之会，已经是分离的二十八年之后了，两年之后病逝银川。乱世人家，花果飘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
李夫人自己生的三个儿女，本昭、本明、本京，本昭仓促中没有来得及带到台湾，本明在台大完成了她的大学医学教育阶段，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教育直到退休。本京原先是政大外交系毕业，同样也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李夫人去世时，本京还在上中学，都是自力自学而有所成。前妻所生李本鹏是台大植物病虫害的教授，已经过世，享年八十余岁。本鹏兄喜欢说笑逗乐，娶田家大姐为妻，是小孩子心目中的开心果。田家田曦伯伯曾是“老总统”的机师，空军将领，也是父亲的好友，活到九十多岁，就在例行看诊时倒在医生怀中安然去世。我忘不了田伯伯探视在病床上的父亲时，直唤着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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