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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又贤(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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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沿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原任福建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福建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全国首届百名“两课”优秀教师，全国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被福建省政府授予“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福建省社会科学普及名家；兼任全国省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协作会会长、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会长、省监察学会副会长；受聘担任福建省纪委、省监察厅特约研究员，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并先后受聘担任省委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曾主持并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研究、2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研究、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学术刊物发表400多篇论文，出版多部专著。其中，1项成果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受省委、省政府专项表彰；1项成果获全国第四届青年读物优秀图书二等奖；1项成果获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一等奖；另有15项成果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

绪论

第一，本书突出“新时期”的时间界定，即主要研究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按理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本书着重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在“新时期”即党的十七大以后的新发展。当然，这种时间界定不是绝对的，因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面向未来进行前瞻性探讨的基础，所以本书以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为主要对象，同时包含着对此前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

第二，本书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既重视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又关注其在实践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试图探讨和解决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理论或实践难题。在理论上，本书力求深入浅出，既要有一定的深度，又不晦涩难懂，能较好地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在实践方面，本书重视从现实生活中引出问题，并充分考虑解决问题思路的现实可操作性，努力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第三，本书注重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沿”问题的研究，而且不局限于对个别问题的探讨，而是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有利于人们从整体上观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这里所说的“前沿”，包括理论的前沿和实践的前沿这两个方面。理论的前沿问题，主要反映中央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反映中外理论界在新时期探讨和研究的新成果；实践的前沿问题，源于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情况的调查和把握，特别是其在实践中所呈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虽然本书侧重于个性前沿问题的研究，但坚持以整体性的观点来加以谋篇布局，力求从个性中把握共性，注重规律性的揭示，从而又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第四，本书基于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并在总结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涉入许多研究的新领域，也提出了许多颇富新意的思想或观点。例如，该书所涉及的关于辩证认识虚拟社会民意、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确立科学的“法治GDP”理念、推进“十三五”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发展、民主党派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本书提出不能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排除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外，不能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姓“资”和姓“社”的区分标准，不能将“不搞争论”误读为不论姓“资”还是姓“社”，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论述强调“中国模式”问题是无法回避和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并对“中国模式”分别从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整个世界范围的发展三个层面来区分，强调“中国模式”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加明显的深刻性、普遍性、稳定性和示范性；深入剖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哲学基础，认为其内涵要求就是实现“全面”“从严”“科学”“治党”的有机结合，其中“治党”是共性和关键、“全面”是方法和基础、“从严”是标准和要害、“科学”是遵循和目标，其践行特色就是要推进依法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相辅相成，其中依法治党是根本遵循、制度治党是基本遵循、依规治党是直接遵循；指出“中国梦”的发展是继承与超越的统一，“中国梦”的主体是群众个体与人民群体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构筑是科学幻想与真实反映的辩证统一……这些观点均包含着一定的独到见解或创新意义。二 本书的核心立论是坚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沿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探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难点问题；其目的，就是更加顺利、更加科学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不容改变的核心立场。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沿研究》始终的核心立论。

坚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都有一个端正思想方法问题。如果思想方法不对，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正确判断形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也需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矢志不渝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有矢志不渝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率领着全党、全国人民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探索逐步凝练和升华的结晶。如同任何进步的特别是伟大的实践一样，它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或精神支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帆风顺，困难和曲折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灰心丧气或悲观失望，都不能放弃应有的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1]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所以，他要求人们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并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2]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说：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正是形形色色的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使一些党员、干部偏离党的宗旨和人民公仆的本性，或是腐化堕落，或是蜕化变质。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坚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显得格外重要。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即应该矢志不渝地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矢志不渝的信念，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实际上就是从思想到行动、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的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信念”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从思想方法上说，“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的客观要求。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真理，所以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对此，习近平同志讲得非常明确，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他要求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是“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从思想方法上深刻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真理体系，而且反过来又充分发挥“行动指南”的功能，指导人们在实践中选择正确的道路，建立合乎客观规律发展要求的党和国家的制度。其中，前者的科学性规范着后者的正确性，而后者的正确性又展示了前者的力量和意义。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3]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

所谓“毫不动摇坚持”，就是要求人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不受任何干扰，不畏一切困难，始终不渝，坚定不移；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绝不退缩，勇往直前。（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与时俱进

习近平同志在各种场合，一方面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要求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把二者看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乃至相辅相成的。就其思想方法来说，这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践论的有机统一。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来看，“毫不动摇坚持”和“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辩证统一的。固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客观真理，具有绝对性，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但它毕竟没有穷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真理性认识，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所反映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所以要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且有必要指出，即便是“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涵和要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具体实现方式也要作相应的调整或改变，也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4]定要有发展的观点”。因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角度来看，“毫不动摇坚持”和“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辩证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及其选择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问题。不容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明晰，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或部门的具体运作上，还有许多需要认真探讨和完善之处，同样有与时俱进地发展的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更加有章可循，制度的执行力也在不断增强，日趋公平公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行为规范逐步形成，但仍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适，特别是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并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种发展和创新。

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表现在上述所言的宏观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上，而且表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上。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点，才能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改革创新中前进，并且真正做到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是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说得非常明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5]没有完成时。”他要求人们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出台了许多改革新招，着力于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知行一致

坚持“知”与“行”相一致，就是坚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只有坚持知行一致的思想方法，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习近平同志在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一系列讲话中，着重强调这种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坚持“知”与“行”相一致，首先要注重“行”即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一切真知的来源，也是整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习近平同志在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特别强调了作为最基本实践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重要意义：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他强调全社会必须坚持崇尚劳动，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坚持“知”与“行”相一致，其次要提倡真抓实干，反对空谈和搞形式主义。习近平同志说得好：“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6]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而实在的奋斗目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坚持“知”与“行”相一致，最后要加强学习，勇于探索，以合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武装、引导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成功。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学深一些、学透一些，做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表率，要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以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尤其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加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和把握。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党的十七大把它直接纳入大会的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也是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沿问题应该始终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一）科学解读“继续解放思想”的观点[7]

胡锦涛同志在大会的主题中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其中的“继续”具有特殊的蕴意。此前，胡锦涛同志于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提到要“继续解放思

[8]想”；在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对于“继续解放思想”，我们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深刻领悟其中的新意蕴或新要求：一是就以往已经付出的努力而言，我们在解放思想上还是做得不够，要进一步更加自觉地解放思想；二是就当今形势的新变化而言，党和国家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探讨新的情况和解决新的问题；三是就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新任务而言，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理论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需要我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以实现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论界对第二、三方面论述比较多，而对第一方面说得很少。限于篇幅，对理论界已经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加赘述，仅侧重第一方面略作分析。

1.如何动员全社会的人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贡献，这里就存在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其一，是否承认广大人民群众都拥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和能力？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普通老百姓是难以作为甚至无能为力的。这种思想的不解放客观上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实，从现象上看似乎是少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实质上这是他们在及时地反映或总结广大人民群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实现的。邓小平同志就曾经坦诚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9]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其二，是否允许人们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发表一些中央尚未明确肯定的意见？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但在现实中有许多干部，特别是搞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各类新闻媒体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对此往往思想不够解放，总害怕把握不准而犯错误，从而一次又一次地把一些可能包含着新的思想火花的观点或理论排斥在公开发表之外。其实在任何时候，如果没有新观点的提出，就绝不会有理论的新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第一次肯定“生态文明”和“文化软实力”的提法。而这两个概念，在理论界早已有人提出来，中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肯定的。

其三，是否允许人们在探讨中说错话并允许其改正错误经历一个过程？回答同样应该是肯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任何政[10]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邓小平同志也坦率说过：“……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11]误。”同样的道理，人们在实践或理论探讨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发表新的不同的见解，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为了避免说错话而不敢发表意见，或者不让人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且，要尊重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承认思想或观念的改变要经历一个过程，并允许别人在说错话之后有一个提高认识和自我纠正的过程。在这方面，就解放思想的意义而言，我们也有值得认真总结教训的地方。

2.如何客观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所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这里也存在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在这方面，中央比地方做得要好，“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那种面对成堆的问题仍然高唱赞歌的做法已经逐步得到扭转。现在，中央对于中国形势的分析越来越客观，寻找自己的差距也越来越理智，不分大小问题，只要是存在的就不讳言。例如：（1）1980年，邓小平同志针对中国理论和实践存在的问题，尖锐指出“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12]题”。此后，他又反复提醒人们，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很多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13]主义，同样“没有完全搞清楚”。（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如此坦诚承认自己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内乱”，为其后更加正视自己工作的失误开了先河。（3）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针对我们党在领导革命特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教训，首次明确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也正是在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4）胡锦涛同志2003年的“七一”讲话承认“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并列举了诸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十四个“如何”进一步[14]去探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5）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更是不讳言党和国家工作所存在的问题或差距，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他列举“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八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并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15]继续认真加以解决”。在讲到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时，他又指出我们正面临“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等八个方面的问题或挑战。由上述可见，中央越来越重视客观地分析国内外的形势，特别是我们所存在的困难或问题。笔者认为，正视问题或承认矛盾，是解决问题或矛盾的起点；没有这个前提，就永远不会有问题或矛盾的解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但是从地方或基层来说，这方面的表现同中央有比较大的差距。有不少地方或基层组织和领导，报喜不报忧甚至虚报政绩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政治和思想道德素质偏低，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盛行虚报或浮夸之风；另一方面是由于干部考核制度不够科学，特别缺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再加上没有起码的实地调查作保障，客观上助长了虚报或浮夸之风。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健全和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笔者相信上述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3.如何科学评价并合理借鉴国外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这里同样存在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一方面，在科学评价国外成功经验上，以往存在一种倾向，即没能更详尽地分析这些经验对中国的可借鉴性，或者说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和做法还没有被充分地吸收或利用。这里的主要思想障碍在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存在一种对外国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的本能排斥心理，或者害怕自己会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总是追求过高的“保险系数”，这样就会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本来于我有益经验的借鉴。邓小平同志说得好：“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16]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这一方面，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群众，都要解放思想，不能一味求稳怕乱，而应该发扬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敢闯或敢试的精神，争取最充分地借鉴或利用国外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

另一方面，在正确估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可能性上也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有的人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夸大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度和经验的“优越性”，认为中国的制度和条件不能满足借鉴成功经验的要求，或是主张要彻底改变中国现存的基本制度，或是主张中国“不能学习”乃至“不要学习”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固然，把国外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我们也“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并“有计划、有选择地引[17]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人类共同拥有并可共同享用的文明成果。（二）正确认识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18]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在我党的历史上，他首次把解放思想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加以定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思想路线理论的新发展。由于肯定这一观点是同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相联系的，甚至只有在肯定前者的基础上才能说清后者，所以在这里必须略行解读。

1.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

探讨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首先要弄清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对此，现在理论界研究极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说清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客观上有一定的难度。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已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19]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据此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要从中提炼它的本质的确不易，但难不等于不可为；而且，只有在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揭示其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和“本质要求”是一回事，既然“本质要求”已经明确，就没有必要再深究其“本质”了。其实，“本质”和“本质要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本质，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认为，本[20]质是“事物所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李淮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则指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由[21]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列宁在谈到本质和现象的区[22]别时，也强调本质是“那样‘扎实’，那样‘稳固’”。综合他们的看法，笔者认为，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由自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成为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相对稳定的、普遍的内在联系。

依据上述关于本质的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党的思想路线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四个方面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不能截然割裂；但它们又各有其特定的内涵，而且在思想路线的整体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实事求是”是整个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最高目的，不但体现着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价值取向，而且使之从根本上区别于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或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的其他方面都是以其为中心，并为其服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或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通往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或途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现实事求是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例如，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23]事求是’四个大字。”

2.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所谓“本质要求”，是指由事物的本质所决定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其基本观点没变，如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表述直至十七大都仍然坚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的规定。其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解放思想”的概念，但不容置疑地包含着“解放思想”这一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因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如实反映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要求突破既成的看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不能固守既成的认识，而应该从新的实际把握中概括出新的理论，又以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以变革现实；在实践中“检验真理”是以重新审视既成的真理性认识为出发点的，而“发展真理”更是要突破此前一直遵循的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体现整个思想路线本质的“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如出一辙、完全一致。邓小平同志说得好：“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24]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所以笔者认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

3.理解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需要澄清一个认识问题

有的人认为，解放思想只是在邓小平同志以后才正式提出来的，特别是把它从思想路线高度来加以阐述的，所以不能用其说明之前已经形成的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其实不然。

第一，虽然邓小平同志系统阐述了解放思想，但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解放思想”概念的人。

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曾经使用过“解放思想”的概念。他说：“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25]来。”他虽然没有直接从思想路线高度提出“解放思想”的问题，但不难看出其中已经涉及思想方法或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同志当初从思想路线意义上提出解放思想，就是把它同“开动脑筋”和反对“思想僵化”直接联系起来的。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批评“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以至于“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26]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等等。

第二，虽然邓小平同志首次系统地说明了解放思想同思想路线的密切联系，但这并不说明此前形成的党的思想路线就不坚持“解放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其思想路线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还是发展，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禁锢，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揭示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趋势，创立为实现这种代替并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及时地正确反映时代、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变化，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既成的观点或理论，在新的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或极少直接强调要解放思想，但他们及以其为主要创立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主张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在他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鲜明的特色。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所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从而也是坚持解放思想的历史。因为，凡坚持实事求是，无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邓小平[27]同志所说的“解放思想”。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以解放思想为特征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且为其实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毛泽东同志不但首次使用“解放思想”的概念，而且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当时，党内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特别是把苏联经验绝对化，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或机械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首次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所谓“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就是要求人们解放思想，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突破马克思主义“本本”[28]的束缚，“速速改变保守思想”，“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此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解放思想，为端正、维护和实践党的思想路线而斗争，于1936～1937年写了旨在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不朽著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9]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现实中存在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三种状况，[30]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1944年4月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突破苏联模式，积极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相继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多次发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于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渗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应用，提出了许多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的观点或思路。（三）深刻领会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在中央党校的“6·25”讲话中，胡锦涛同志首次指出，解放思想“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31]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其中包含两个新意：一是体现在地位摆置上，把解放思想同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列为“四个坚定不移”来加以强调，而且摆在“四个坚定不移”之首，足以看出中央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二是体现在作用说明上，指出解放思想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这是对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用的新概括和充分肯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称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为党的“三大法宝”。这里所说的“法宝”，显然是指那种在实现党的理想或目标中具有关键性意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在胡锦涛同志的“6·25”讲话中，说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既说明他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也说明解放思想对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或作用。

十七大报告在“6·25”讲话的基础上，对解放思想的“一大法宝”作用作出了更高的肯定，即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32]主义的一大法宝”。这里包含如下两个方面的新意。

一是改变以往常用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而首次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从“建设”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概论转换，而是具有深刻的蕴意的。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33]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截至十七大已有近26年的时间，更何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已经开始。近30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七大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步入新的历史起点，将突出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指导下，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即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既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提升为“建设富[34]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是在解放思想“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前者相对侧重于比较具体的经验和操作层面来说明解放思想的作用，而后者是同党和国家的总体目标直接联系起来，相对侧重于从理性或规律层面来把握解放思想的“一大法宝”意义，具有更高、更深刻的普遍性。

如何理解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把握。

1.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开拓，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定前提和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起和展开，必须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而这首先又要归功于以解放思想开路的实事求是的探索。如果不解放思想，就无法破除“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并实现拨乱反正，当然也谈不上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解放思想，就无法消除“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担忧，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解放思想，就无法克服害怕“搞资本主义”的疑虑，实现国企股份制改革，甚至把股份制看成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不解放思想，就无法正确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客观现实，特别是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合理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历史遗留问题；不解放思想，就无法向全世界明确昭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解放思想，就无法突破计划经济的旧模式，并相继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解放思想，就无法走出[35]“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窘境，真正开创能够把中国带向光明前途的、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无法奠定这些前提和基础，又怎能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进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2.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根本政治保障

随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逐步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入党的议程。如果不解放思想，我们难以在坚持党的领导中明确提出改善或改进党的领导，完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也难以针对党的领导现状，强调坚持“三个代表”，明确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还难以对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作出科学分析，肯定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36]建设者”，甚至可以吸收其中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并进而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37]识”；更难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并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正确解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把当代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以发展了的建党学说指导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改善党的领导，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就会因为失去根本的政治保障而付诸东流。

3.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伟大战略思想，并以此为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中央继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检讨了党在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方面所存在的不完善之处，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以及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等问题，于党的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党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五个方面的要求。在基本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之后，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关注的焦点。根据国情变化的新特点，他们再次以解放思想开道，突破传统发展观的困扰，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了巨大进展，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日趋优化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4.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挖掘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科学发展为重要特征的，而实现科学发展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我们不难想象，未来可能面对的将会是比今天更多、更深层次、更加复杂的矛盾或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不可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要求的解决这些矛盾或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即使在我们制定了科学发展的战略和对策之后，仍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以正确理解和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与时俱进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我们应该按照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38]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任凭风云变幻或“风吹浪打”，依然“胜似闲庭信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第248页。

[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htm。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9页。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3页。

[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48页。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8] 胡锦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大局至关重要》，新华网，2007年6月26日。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0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0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53、300～312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2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137页。

[14] 胡锦涛：《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3年7月2日。

[1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8页。

[18] 胡锦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大局至关重要》，新华网，2007年6月26日。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8页。

[20]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辞书出版社，1992，第337页。

[21]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人民出版社，1965，第21页。

[22] 李淮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第54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8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4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75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1～142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118、279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5～116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97页。

[31] 胡锦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大局至关重要》，新华网，2007年6月26日。

[3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3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139页。

[36]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1版。

[37]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第1版。

[3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第一篇中国梦理念的思想方法

实现中国梦，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实现，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提出，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才能真正理解并以正确的态度追求中国梦。针对现实中人们对中国梦的各种误读，笔者侧重从思想方法角度，指明中国梦的发展是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主体是群众个体与人民群体的辩证统一，中国梦的构筑是科学幻想与真实反映的辩证统一。第一章 中国梦的发展是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谈到“中国梦”，而且作出了各种各样彼此各异的解读。其中有两种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认为，“中国梦”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突发奇想而提出的，在中国毫无历史根基，所以不可能实现；二是认为，“中国梦”只是重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却没有实现的梦，最终难免重蹈覆辙，再现“一枕黄粱”。这两种观点表现形式不同，其结果却殊途同归，都否定“中国梦”实现的可能性。究其主要原因，大多是由于持上述观点的人们理解“中国梦”的思想方法存在某种片面性，即没有看到“中国梦”及其发展是对历史的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其实，“中国梦”不是一般的“梦幻”，而是表达中国人对未来的某种理想和目标的向往和追求。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经深刻指出：“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1]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夙愿。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随之开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且正是这个“中国梦”，激励和鞭策着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为之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中国梦”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它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中有成功的喜悦又有失败的苦痛，但无不是对历史上追梦的继承和超越，并且在这种继承与超越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升华。一 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的“中国梦”（约1843年《海国图志》正式出版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也因此步入了非常艰辛的寻求近代中国振兴的漫漫长途。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放眼看世界，面向比我们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从中找到能够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真理、办法或道路，从而一次又一次地编织和追求了振兴近代中国之“梦”，虽然始终没有圆“梦”，却留给人们许多遗憾之余的深刻反思。

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的“中国梦”，经历了从1843年至1917年这样一段大约74年的时间，即从1843年魏源正式出版《海国图志》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止。

首先是以魏源和林则徐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梦”。他们主张放眼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寻求振兴近代中国之策。魏源在谈到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时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2]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主张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如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抗侵略、克敌制胜。这虽然无法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但毕竟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寻求富国强兵的早期的“中国梦”。

其次是以洪仁玕为主要代表的“革新梦”。洪仁玕堪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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