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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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风云试读：
前言
本书基本根据历史史实，记述自辛亥武昌首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的军事斗争，政治变革过程。
观纵我国五千年历史，其中有三次伟大的变革时期：
第一次为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的商、周更替时期，使中华民族整合而成为分封的城邦式国家。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系。国家机器逐步建立；
第二次是秦、汉交替时期，这个时期，我国中央集权封建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机制的建立，使之延续了二千多年，虽然其间出现多次改朝换代，但由秦始皇（赢政）和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两次伟大的变革，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开始了第三次伟大变革，她开创了“共和”这个新的政治体制，并在其进程中不断完善。逐渐完善的中国特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系已经并将继续带领中华民族重新倔起，使中华民族再次成为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民族。“共和”初建的３８年，则是这次伟大复兴的开始。在贫穷积弱，内忧外患处境下，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英勇奋斗，勇于探索，誓死如归，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过程。
本书从主要的历史事件逐步展开，其主要历史人物的大智大勇及趣闻轶事，使之成为言之有物，回之有味，思之有感，逐步演进的历史进程。其主要思想应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一卷 ——群雄并起 第一回武昌首义黄兴统兵 南京建国孙文定制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夜，湖广总督瑞澂在总督府刚吃罢晚饭，正在为他以迅雷般手段杀害了革命党人彭楚汉、刘复基、杨宏胜；同时，为了防止新军士兵造反，下令封锁了新军各营，严禁士兵外出，也不准外人进入兵营的措施而得意之时。突然，新军营枪声大作，同时夹杂着人呼马叫。慌乱中，他急忙通知第八镇统领张彪。
张彪也被这突然爆发的枪声吓得不知所措，急忙组织总督府卫队进行防卫。当他通知各防区军队应变时，却无人响应，总督府顿时乱作一团。
原来，清政府在一九00年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失败后，已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傀儡。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铁路大臣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操纵下，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协议，同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规定凡是以前经政府批准，由各地自行筹款修筑的铁路，一律收为国有，过去的有关定案一律撤销，违者以抗旨论罪。这个铁路国有政策，就是将人民的财产和国家主权交出来，让清政府卖给西方列强。为此，中南各省人民发起了“保路运动”。提出了“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并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坚决反对清政府以国有为名，出卖国家铁路主权。保路运动很快形成为反对清王朝的一股新的浪潮。
保路运动发起以后，清朝廷派兵鎮压，在全国制造了多起血案。尤其是九月七日，成都人民到总督府进行和平请愿，遭到清军的疯狂鎮压。这些血案，进一步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反抗，人民由和平请愿向武装起义的方向发展。成都附近各县民团纷纷联合起来进攻省城，与清政府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反抗，清政府派直隶总督瑞方，就近从湖北调遣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一、第三二两标，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此时的湖北新军，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与反清秘密组织“同盟会”下属的“文学社”、“共进会”有联系。他们正在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免兵力调动后分散革命力量，九月十六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研究武装起义，成立了武装起义的统一领导机关。共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葆仁为参谋长，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九月二十四日，起义指挥部决定于十月六日举行起义。
湖广总督府官吏，已从各方面侦知革命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情报，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得知湖北新军士兵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倾向革命，并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便秘密下达命令，对所有怀疑对象加强控制和逮捕。
湖广总督府的这些举措，为革命党人起义准备造成了困难，经过会议后，决定将起义时间调整到十月十六日。
武昌新军起义的领导机构虽然基本就绪，但在革命党人认为，还缺少一位有号召力、有影响的总司令，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与参谋长孙葆仁密商时，建议孙葆仁改名“孙武”，宣称是孙文之弟。又字号孙遙仙，与孙逸仙正好“一文一武、兄弟相衬”，两人议定后十分高兴。蒋翊武兴奋地说：“像不像！就这样干，群龙无首不行。随后，他们在新军中大肆宣传，介绍孙文的人品、功绩，与其“弟弟”孙武的密切关系。一时间武汉新军中都知道：“孙武奉孙文之命来武汉组织起义”、“孙文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孙文在国外购买了很多兵舰、枪炮弹药”，“武昌举义在即。”
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革命党人刘公（当时革命党人内定起义后的鄂军都督）家中试制起义所需炸药，因操作不慎爆炸，孙武面部受伤，刘公急用被单掩盖孙武面部，伪装病人，乘人力车将其送往医院。
随着爆炸声响，巡捕闻声赶到，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武器及革命党人的名册全部抄走。
蒋翊武闻讯，于当天下午五时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当晚12时起义。以中和门外炮声为信号，并派邓玉麟传达起义命令。当晚9时，清政府军警根椐名册，追踪至小朝街搜捕革命党人，将等待发难的彭楚汉、刘复基、蒋翊武等人拘捕。因蒋翊武形象如学究，这里又是他的家中，得以混过。杨宏胜负责送子弹至各营，在工程八营门口被清兵发觉，清兵随即展开追击，杨宏胜以炸弹阻挡，因情急之中失误被炸伤，当即被捕。他们同时被解往督署，翌日拂晓，即被总督府杀害。彭、刘、杨三烈士慷慨就义于武昌督署门外。
当晚，邓玉麟传达起义命令到中和门时，城门已闭，不得出城。南湖炮队未得到命令，全体起义将士虽然枕戈待命，由于炮队寂然不动，大家都惶惶不安。
十月十日清晨，湖广总督瑞澂与张彪在斩决了彭楚汉、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后，为防止新军士兵造反，下令封锁新军各营。严禁士兵外出，外人也不准进入军营。这一措施在各营引起恐慌，大家认为党人名册已被搜去，如果按册搜捕，谁都休想活命。在此危急之际，一致认为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湖北新军第十镇第八营前队士兵困守在营盘里，情绪激动。该队一排正目熊秉坤值班守夜，他是共进会的全营代表，得知其他领导人都找不到时，便决定利用值班之机，外出串联，筹集子弹，准备当晚起事。
晚七时左右，该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营时，见兵士金兆龙正把子弹装入枪膛，就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想造反吗？”
金兆龙对陶启胜平时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欺压士兵的行为，早就看不顺眼，便大声回答：“老子就是要造反！”说着，就出拳向陶打了过去，当即提高嗓子大喊：“弟兄们，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同棚兵士程定国闻声赶来，从陶的身后用枪托把他打倒。陶仓促爬起来准备逃走，程定国迅速开枪，击中了他的腰部。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听到枪声，匆忙前来查门，被兵士吕中秋、徐少斌开枪打死。其他反动军官见势不妙，纷纷弃职逃走。熊秉坤乘机集合起义官兵３００多人，向楚望台军火库跑步前进。守卫楚望台军火库的兵士，为同营左队，队长吴兆麟当即带领全队宣布起义。被全营推举为临时总指挥。
枪声就是命令，一声枪响，八方响应。
先是驻塘角的炮队十一营与工兵营同时响应，火烧营房，顿时枪声震地，火光冲天。辎重十一营亦开始行动。炮、工、辎总代表余金凤，当即统一指挥以上三营，以炮队十一营攻武胜门，工、辎两营予以掩护。
守通湘门的第三十标代表张鹏程，见塘角火起，又听到枪声大作，当即率队直奔楚望台，与守卫的工程第八营联合占领楚望台，他们迅速打开军械库，分发子弹。
第二九标排长蔡济民、李达武、李济臣等人，听到工程第八营枪声，整队由保安门进攻督署。
第三十标排长吴醒汉、徐达明、方维、陈伟、钟仲衡也相应发动，占领蛇山。
测绘学堂学生也临时参加起义，急至楚望台领取枪械，驻守通湘门和楚望台。
第三十标钟仲衡、卢稚卿等人，率队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与炮队同驻楚望台守卫。
马队徐国钧、黄冠群听到枪声后，也率队入城，巡逻各城门，并传递战讯。
第三二标代表单道康、孙昌福听到枪炮声，当即率留守部队由保安门入城，协同二九标进攻督署。
第四一标第三营代表阚龙、胡培才、李文灿、邹栋、王世龙、顾鴻、梁栋、枊涤凡、李必胜、郑继周等人，听到枪炮声后齐集操场，并争取队官李铭鼎起义。第四一标两营管带已经逃走，两营由阚龙、廖湘云指挥，由长街进攻督署。
第三一标代表江光国，见四一标发动起义，亦率队分守宾阳门和忠孝门。
瑞澂闻变，即召第八镇统制张彪商讨对策，他们当即用电话调兵，但各标、营无一响应，只有卫队与辎重第八营，奉命分守各街口顽抗。
第三十标、第四一标急攻督署不下，阚龙受伤，仍然带伤督战，王世龙则以火攻督署前的钟鼓楼，炮队则向督署开炮射击，一时间火光冲天，炮声震地，督署内外一片混乱。瑞澂见大势已去，急忙从衙门后墙打洞，由洞口爬出，逃往停泊江面的“楚豫”号兵舰。张彪也由文昌门渡江，逃往刘家庙车站。
攻下督署后，蛇山、凤凰山炮台合击清廷布政使署，官吏望风而逃。
至此，武昌完全光复。清晨，一匹激奔的骏馬上，一位彪形大汉手擎一面大旗，在武昌城内奔走，旗上赫然三个大字：“孙武到”。
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举行起义，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党人占领。
为庆祝起义胜利，居民铺户竞相燃鞭欢庆，江面上的轮船纷纷鸣笛致意。
此时，起义军迫切需要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这场革命，但此时的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正远在美国前往欧洲途中，同盟会的二号人物协理黄兴也在香港。直接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公推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鄂军都督刘公三人，由于汉口俄租界炸药事件，逃亡得不知去向。为此，起义军各路官兵代表，于十月十一日上午在武昌阅马场咨议局聚集，商讨组织湖北军政府，很多人推举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
吴兆麟坚决推辞说：“本人官卑职小，威不压众，”表示不敢担承。
于是，有人主张推举清军第二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湖北黄陂人（现大悟县），在新军高级军官里，被士兵认为是比较开明的。在湖北保路运动中表现出同情，平时对士兵也比较宽厚，因而博得不少新军士兵的好感。起义爆发，协统黎元洪没有组织部队镇压和抵抗。但他在起义爆发时，亲手杀害了去联络起义的战士。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有人认为他不是革命党，而且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他来领导革命。
这时，吴兆麟站起来说：“我认为推举一个非革命党做人都督，既可以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又可以鼓励其他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愿意参加革命，岂不更好嘛？”
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但是，黎元洪现在在哪里呢？正在这时，黎元洪派卫兵回家里取行李，被寻找他的人发现，跟踪到黄土坡黎的参谋长刘文吉家。黎听到门外马嘶人喊，一时间无路可逃，只有躲到床底下，还是被派来迎接他的兵士马荣搜到了，并要将他请到谘议局参加会议。黎元洪非常害怕地说：“你们不要找我，我不是革命党，也干不了这样的大事。”
马荣见黎元洪如此说，便威协他说：“你不去也得去，逃也逃不了，不如跟大家见上一面，我也有一个交待。”
马荣牵来一匹马让他坐上，黎元洪只得一声不吭地隨着他们来到阅马场谘议局，看见会议厅里坐满了人，其中还有很多熟悉面孔，连那位两榜进士出身的谘议局局长汤化龙也在这里，他的心才安定下来。
黎元洪到场，通过谘议局选举的形式，把他的鄂军都督名义定了下来。黎又告哀乞怜说：“你们不要害我，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没有做都督的资格！”
正在一些知名人士纷纷劝黎元洪应顺人心，接受推举，共伸大义之际，黎还是执意不从。只见一个汉子从人丛中闪出来，提着手枪对黎元洪大声喝道：“谁甘心做满人的奴隶，谁就吃我一枪。”此人正是率领测绘学堂学生起义的李翊东。
汤化龙害怕事情闹僵，就走近黎元洪身边咬了咬耳朵，叫他不要做声。黎从此装起哑吧来了，矢口不言，脸上也没有表情，人们背地里给了他一个十分形象的称呼：“泥菩萨都督”。
李翊东接着说：“不管他承不承认，把告示用都督黎的名衔贴出去就是了。”其后拟好的大都督安民告示布告上的“黎”字，也是由李翊东代签的。当时将黎元洪放在楼上的一间屋里，由兵士看守着。
当天起义布告贴出以后，一些人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这对于稳定乱局，扩大影响是很有作用的。
从此时起，阅马场谘议局成了临时的鄂军都督府。下设都督府“十人团”，负责处理起义的日常事务。
十月十一日中午，革命军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称中国黄帝纪元４６０９年。武昌城头、黄鹤楼上和蛇山之巅，都升起了代表十八省的十八星旗。
十月十六日清晨，革命军在阅马场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向都督黎元洪授剑、授旗后，黎站在礼台上念了几句讲演词。他在最后即兴说：“请孙中山先生到湖北来领导革命。”演讲结束，黎元洪走下讲台，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绕场检阅军队。群众见到黎元洪这个身材魁梧，像貌堂堂，仪表不凡的大都督，也认为是武昌首义革命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就在同一天，以黎元洪都督的名义，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厅举行会议，讨论鄂军都督府组织条例。条例是由都督府“十人团”成员汤化龙等执笔草拟的，为了避免过多的争论，他们声称条例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制定，托同志带到湖北来的。因此，条例尚未念完，大家就一致举手通过了。
十月十七日，黎元洪见革命形式一片大好，都督的职权也很高，便于当天剪去了辫子，真正做起了都督。这时一个急待觧决的问题提到了黎元洪的面前，就是长江上刘家庙附近还停着“楚材”、“楚有”、“楚谦”、“楚安”、“楚同”、“楚豫”六艘兵舰，清湖广总督瑞澂仍然在“楚豫”舰上侍机反攻。必须予以击走或者招降，才能觧除革命军的江防威协。
十月十八日，都督府派胡鄂公为炮队指挥。在青山、江关之间建立炮兵阵地，准备发炮轰击江中六艘兵舰。炮队瞄准江中“楚豫”舰，一连发了三炮，第三炮击中“楚豫”舰尾部。“楚豫”舰向左岸回了一炮，就调转头载着湖广总督瑞澂逃到江宁去了。其余五艘军舰都升起了白旗，缓缓地向租界江区移动。升起白旗是向革命军表示降服，但革命军缺少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没有派人前去接收或进行适当处置，从此置之不问。这批军舰后来回到了袁世凯率领的清军里去了，参与了清军对汉口、汉阳的进攻。
却说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风雨飘搖中的清政府慌了手脚。一方面命令湖广总督瑞澂戴罪立功，组织反攻。另一方面于十月十二日命令陆军部大臣荫昌统率北洋军南下平乱，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兵舰协同作战，同时对军队进行编组。
十月十四日，清政府下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着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一一协编为第一军，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九协、着编成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侯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着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
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被清政府攝政王载丰开缺，回到河南彰德的袁世凯耳中，袁敏感地意识到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立即通过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的关系，由总理大臣奕劻出面，奏请清廷起用他南下讨伐“叛军”。时清军的情况是，禁卫军要留守京城保卫皇室，北洋军第一镇要留在直隶看守老家，第五镇留在山东巩固北方。此外，凡可调动的北洋军，都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训练出来的旧部，他们早已养成了“只知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袁世凯下台几年来，清廷建立了禁卫军，并逐步将兵权集中于皇室，北洋军受到冷落，更加引起了他们对袁世凯的去后思。北洋派的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经常轻车简从，派人前去袁世凯府上拜望，并为袁提供情报。相互间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惟袁世凯之令是从。
袁世凯，一八五六年出生于河南项城，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人物。一八八一年，在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手下任职，一八八五年经其父辈好友李鸿章保举，出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事务通商全权代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回国，次年以道员衔驻小站编练新编陆军，以此打下了北洋军队的基础。一八九七年升任直隶按察使。戊戍变法期间，以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后清云直上，继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等职。一九０八年十一月四日和十五日，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由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丰的儿子溥仪继位，袁世凯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因为他的告密，害得光绪皇帝被软禁，遭受慈禧太后的虐待。光绪皇帝的去世也是一件历史疑案，有人认为是慈禧咽气前把他毒死的，还有人认为是袁世凯怕慈禧死后，光绪对他进行报复，袁把他毒死的。事实上载丰执政后，的确想为哥哥报仇，除掉袁世凯这个心腹之患。但他不敢下手，载丰知道，袁世凯的势力和心腹已经分布在清廷的各个方面。载丰知道张之洞是袁世凯的政敌，曾与张之洞密谋杀袁。可是，张慌忙跪在地上说：“国有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丰又密电征求自己心腹之交北洋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等人的意见，他们的回答是请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兵上有变，致辜天恩”。载丰不敢对袁世凯下手，但他绝不允许袁继续留在朝中与他朝夕相处。一九０九年一月二日，载丰以皇帝的名义下诏：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擢赏，正以其材可用，神效验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亟难胜职位。袁世凯着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愈。
袁世凯并没有什么足疾，载丰以此作为把袁世凯清除出去的一个借口罢了。而袁世凯呢，也愿意借此离开天子脚下的生死危地。袁离任去京之时，散发了大量财物，以收买在京亲信密友，其中把３０万元大洋买下的府学胡同住宅，赠给了他手下虎将、时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
武昌起义，革命军起，迅速成为燎原之势，载丰知道重新起用袁世凯是引狼入室。由于奕劻等人和军界中不少人的极力推举，满朝之内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被迫于十月十四日下令：“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
对于这个任命，袁世凯并不满意，朝廷没有把前方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只派他做荫昌的副手，这说明载丰对自已并不信任。急于出山必将引起怀疑。因此，袁用了“足疾未痊”的理由，辞谢了这个任命。袁世凯在辞谢朝廷任命的同时，对出发到武汉的北洋军队，发出了“慢慢走，瞧瞧看”六字箴言。
袁世凯对朝廷任命的辞谢，使清廷总理大臣奕劻暗暗纳悶，本来他和徐世昌是袁的按请求保荐他出山的，现在袁为什么又装腔作势不肯受命呢？面对朝廷内外的压力，奕劻叫徐世昌于十月二十二日，秘密到彰德去了解一下袁到底咋想的。徐世昌是袁多年好友，他们之间在这风云突变之际，正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协商，采取对内对外的联合行动。
徐世昌到彰德与袁世凯密谈后，很快回到北京。见了庆亲王奕劻，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对他说：“慰亭（袁世凯的号）太不像话，他还提出一些就职的条件来，这些条件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看还是让他呆在家里吧，不见得没有他前方就不能打仗！”
奕劻向徐世昌询问袁世凯提出了哪些条件？徐世昌这才呑呑吐吐地说出了自己和袁世凯密商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员：（五）授予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他的军队粮饷充分供给。
袁世凯提出这些条件，实质是要把朝廷的军事和政治大权从满族大臣手中夺过来，使清廷完全听任他的摆布。根椐这些条件，不仅皇族内阁奕劻要下台，连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载丰，也要退居无权无势的地位。此时敢于提出这些近似于造反和摊牌的条件，也是袁世凯和徐世昌充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而袁已经处于北洋军的严密保护之下，清廷不可能对他下毒手。同时，他想提高自已在全国人民心中地位；把造反的革命军也保全下来，以便作为挟制清廷的力量。真是一箭三鵰！
武昌首义以后，清政府危机日益加重，皇族内也用缓和与欺骗手段来代替血腥镇压。十月十九日，清廷通告全国各地，“对从乱者不究既往”，对官方所破获的革命党人名册，立即予以销毁。并且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提倡了十多年的君主立宪，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十几天就达到了。
袁世凯认为，清廷虽然气数已尽，如果不再受一次致命打击，是不会接受他的全部条件的。他认定隨着武昌起义时间的进展，全国各地会出现相应的动作，他也正期待着革命运动及革命军发起新的攻势。
此时，荫昌率领的北洋军南下，因为前方交通堵塞，统兵将领故意拖拉，兵车滞留在信阳与孝感之间，几次向革命军的试探性进攻，都遭到了挫败。而武汉革命军正以武汉三镇为椐点，分兵向应城、汉川和孝感进攻，前方形势一片混乱。
武昌起义与以前历次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起义不同，它不仅迅速在中部这个重要省会城市取得胜利，而且能够从容地在几乎是平静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对全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一面旗帜，一个榜样，隨即也得到了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的响应。
最先响应的是湖南。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他既是共进会会员，又是文学社的社员，两省革命党人早有约定，如果湖南发动起义，湖北随即响应，湖北发动起义，湖南随即响应。武昌起义的消息一到长沙，焦达峰立即进行组织，集结会党和新军准备发动起义。十月二十二日，长沙革命党人在西大门正街贾太傅祠放了一把火，这是起义的信号。顷刻之间，驻扎在小吴门外的新军就由营地出发拥进城来，一直冲到巡抚衙门，包围抚署，巡抚余诚格爬墙而逃，巡防统领黄忠浩负隅顽抗被起义军杀死。同时，新军排长，革命党人陈作新率起义军占领军械局。
第二天，起义军齐聚谘议局，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同时宣布湖南独立。湖南起义，是以少数新军为主，在起义过程中，旧军队没有抵抗就同意改编。这些将军们不把文人出身的焦达峰都督放在眼里，特别是君主立宪派借口实行“民主”，成立了湖南参议院，推谘议局长谭延闿任议长，他们规定，都督命令须经参议院盖印方能有效，把焦达峰的职权驾空了。
十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代表谭人凤回到湖南，认为都督大权旁落，主张取消参议院。三十日，湖南各界人士讨论此案，谭延闿被迫辞职。三十一日，立宪派唆使想篡夺都督的梅馨发动兵变，向都督府进攻。焦达峰都督急忙跑出来准备向变兵讲话，但刚一露面，就被变兵开枪打死了。
几乎同时，副都督陈作新骑马到北门外准备镇压兵变，走到城外古吊桥关帝庙附近，也被变兵杀害了。
都督被杀，梅馨的希望也没有得逞，不得不把推举都督的权力交给谘议局，于是，谘议局推举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由于湖北、湖南两省都督是由谘议局或者省议会产生，成为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惯例。
谭延闿，这个民国时期的政界风云人物，他是个文人，继任湖南都督后，手里没有兵权，人们认为他不懂军事，所有政客和将军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如同湖北人叫黎元洪“泥菩萨”一样，人们叫他“谭婆婆”。当了都督以后的谭延闿，不满足这种状况，他要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已文武兼备，能文能武。每天早上，他带领都督府的参谋、副官和卫队环绕教育府广场跑马，开始时十多匹马一齐出发，当跑几十圈后，就有些人马陆续退出，最后只剩下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又矮又黑的汉子，他就是谭延闿。十一月七日，当广西宣布独立后，号称“枪首”的广西副都督王芝祥，带领部分广西援鄂军路过长沙北上时，湘军将领久慕王芝祥精于射击，邀请他到小吴门外校场坪表演打靶，他一连放了十枪，有七枪打中红心，大家齐声喝彩。就在这时，谭延闿慢呑呑地用手接过他的枪，像是也想放几枪的样子，大家都担心他会在贵宾的面前丢丑，只见他慢慢举起枪来，一连放了十枪，枪枪命中红心。现场的人都为谭延闿这百步穿杨的绝技叫好，此后，都表示臣服，他在湖南都督位子上的屁股就坐踏实了。
紧接着湖南之后宣布独立的是江西省。江西的独立分作两步，首先是九江，于十月二十三日宣布脱离清政府。十一月二日，南昌宣布独立，最后联合推举同盟会员李烈钧任江西军政府都督。
位于长江流域中段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独立，初步实现了同盟会总部以长江中游为革命根椐地的主张。
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些都是一个个重大震动。而派往镇压起义军的北洋军又按兵不动，惊慌失措的载丰，不得不向袁世凯表示第二次让步。十月二十七日，以陆军部大臣荫昌部务繁忙，势难在外久留为由，调荫昌再行回京供职，下令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荫昌职务。同时根椐袁世凯的要求，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总指挥；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担任后方接应。以上两军，连同赴鄂所有海、陆部队，均由袁世凯节制。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也爆发了革命。陕西会党势力雄厚，而且新军中有很多人倾向革命，经过同盟会员井勾慕等人的努力，革命力量迅速增长。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动炮队三营，马队二营首先起义，攻占了省城西安。二十四日，革命党人公推同盟会员张凤为陕西复汉大统领。后改称都督，成立陕西军政府。
十月二十九日，太原发生起义。驻守太原的新军大都倾向革命，巡抚陆钟琦侦知后，便下令收缴了新军的子弹，革命党人企图响应，苦无子弹。陕西革命后，陆钟琦于二十九日发子弹于新军，命令当天出发开往潼关。革命党人姚川介等借机发动起义，攻下抚署，杀死陆钟琦，占领省城太原。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并派兵驻守娘子关。陕、山两省的独立，使革命势力伸延到了中国北方，成为清政府的肘腋之患。清政府匆忙派允升署理陕西巡抚，张锡銮署理山西巡抚，并派吴禄祯率领第六镇，从娘子关进攻山西、陕西，集中力量先除掉北方的肘腋之患。
十月三十日，云南爆发起义，云贵总督李经羲得知武昌起义后，惊魂落魄，他一面将革命党人调往他处，一面收回士兵的枪械。不料这一举动激起了广大新军的义愤，新军混成协协统蔡鍔，军官李根源等人乘机活动，定于十月三十日重阳节发动起义。三十日晚八时，李根源等人率队起义，经过一夜激战，攻下督署，第二天上午，又攻占五华山清军椐点，昆明光复，推举蔡鍔为都督。
中部同盟会庶务长陈其美接到武昌起义的急电后，便准备上海和杭州的起义，电召在日本的留学生、同盟会员立即回国投入革命。大批在日学习军事的留学生积极响应，弃学回国，奔赴革命疆场。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非常兴奋。
蒋介石，一八八七年生于浙江奉化，又名中正。一九０七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被选送日本学习军事，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此时，他已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正在高田陆军第一三师团野炮兵第一九联队当士官侯补生。因为他是清政府公派留学生，学校不会放他。于是他借故向师团长请假回国，遭到拒绝。蒋很灵活，便向平时要好的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联队长说：“我的准假时间最多只有４８小时，如果你在４８小时内不能归队，就要当作逃兵，宪兵要缉拿你。”“４８小时就４８小时！”蒋介石说完，当天便从高田乘火车到东京，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取了回国路费。他脱掉二等兵军装，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邮寄给联队，以示不再归队。换上日本和服，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十月三十日，蒋介石回到上海，立即赶到陈其美处。恰逢沪、杭两地的同盟会、光复会革命党人已经决定两地同时起义。陈其美当即派蒋介石参与光复杭州的筹划工作。他连夜赶到杭州，了解到新军第八一标和第八二标倾向革命，可以成为起义军的力量。并会同杭州的革命同志拟定了起义计划，接着回到上海，向陈其美汇报。“干得漂亮！”陈其美听罢蒋的汇报后称赞说。接着，陈其美交给蒋3600元军费，让他组织一支一百人的“先锋敢死队”，由蒋率领赴杭州参加起义。
蒋介石带队于十一月三日返回杭州，将敢死队员分别埋伏在杭州城外的奉化试馆、仁和火腿店和革命党人李汉臣家。当天深夜，传来了上海已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人及时响应。四日深夜，蒋介石接到杭州起义指挥部的命令，率敢死队立即出发，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敢死队员个个奋勇作战，清军溃不成军，逃的逃，降的降，浙江巡抚曾韫被起义军活捉。革命党于当天成立军政府，推举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并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上海、浙江分别于十一月三日、四日宣布光复。
十一月五日，苏州新军响应上海起义，拥立江苏巡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
江、浙、沪三地东南财富之区完成起义，不仅在外交、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军事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在上海的清政府公使伍廷芳，也宣布赞成共和，先后致信摄政王载丰和内阁总理奕劻，劝告清帝退位。
十一月四日，贵州宣布独立，推举杨荩城为都督。不久，滇军唐继尧侵入贵州，把杨赶走，自立为贵州都督。
十一月七日，广西宣布独立。巡抚沈秉坤被推举为都督，藩司王芝祥、广西提督陆荣廷被推为副都督。由于广西兵权在陆荣廷手中，沈、王二人不安其位，于是，沈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王以广西援鄂军总司令名义，先后带一部分军队离开广西，假道湖南开往湖北。沈、王一走，陆荣廷自立为广西都督。
安徽从十月三十一日开始，新军就酝酿独立，由于被推定的革命军总指挥胡万泰胆小逃走，巡抚朱家宝从浦口调江防军解散了安徽新军，使十月底宣布独立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安徽的局势仍不稳定，在内有谘议局主张应顺潮流响应起义，外有九江军队黄焕章部开到安庆支持独立的情况下，朱家宝被迫于十一月初宣布安徽独立。
十一月九日，广东宣布独立。革命军准备推举两广总督张鸣歧为都督，张化装逃走了。广州革命军就把同盟会员胡汉民由香港迎接回来，推举为广东都督。
同是十一月九日，福建宣布独立。推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同盟会员第二一协协统许崇智为北伐总司令。
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宣布独立。此前，同盟会员夏之时在简阳率领新军起义，并向重庆进军，同盟会员杨庶谌、张培爵起而响应。于是，他们共同组织蜀军军政府，推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
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孙宝瑞宣布独立。但这位巡抚解释他宣布独立的目的，是要使“革命党不致闹事，以免糜烂地方”。他改称山东都督后仍用宣统年号，和清廷保持联系，二十四日，孙又宣布取消独立，开始镇压革命党人。
东三省的情形与山东差不多，武昌起义后，在东北的同盟会员秘密策动武装起义，但东北情况特殊，既有旧军队势力，又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虎视眈眈。革命党深恐武装起义引起多方反应，便采取迂回渐进的办法，以维持东北治安。先成立“东北保安会”，然后宣布独立。十一月十二日，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以议长名义，召集奉天各界人士举行“东北保安会”成立大会时，在张作霖等旧派军人的劫持下，竞推举总督赵尔巽为东北保安总会长。吉林、黑龙江两省巡抚为保安分会长。决定所有清政府机关、人员一律不动。同时，由“胡子”改编的旧军人张作霖，率部由新民兼程赶到省城奉天，迫使革命党人蓝天蔚、蒋方震、吴景濂出走。使东三省与甘肃、新疆等地一样，起义名存实亡。但由革命党人提倡的“共和”主张，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革命党主要领导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是在十月十二日傍晚。孙刚从美国到达英国，在一家饭店前购得一份报纸，从上面看到了“武汉被革命军占领，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孙中山心情异常激动，多年奔波，多次起义失败，像阴云笼罩着他，今日得此消息，愁云尽散。此时的孙中山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作战，像当年在镇南关战役一样，亲自发炮，以快平生之志！但是，作为领袖，他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将会遇到财政、外交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同时为了切断清政府在国外的援助，他决定暂不回国，先在国外开展外交活动。此时他认为：“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
孙中山，又名孙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一八六六年生，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后致力于反对清朝廷的斗争，成为职业革命家。一八九四年创建兴中会，一九０五年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国内外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领导和组织了数次反清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基础。是全国革命党人的当然领袖和旗帜。
此后半个月来，国内革命党人的电文接踵而来，有黄兴、宋教仁、宋嘉树、陈其美等人，他们来电有报喜讯的，也有邀请回国担任新共和国总统的。甚至还有清使馆转来请他回国担任新共和国总统的。孙中山分派黄兴、宋教仁等人迅速赶往武昌，组织领导新建共和工作的同时，他尽力依旧从各方面进行筹款和外交工作。直到一个月以后，在全国人民的急切催促下才起程回国。十二月十二日抵达香港。
革命党人的第二号领袖人物黄兴，接到孙中山指令和湖北军政府电请，赴武汉“以资镇摄”后。立即偕夫人徐宗汉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由香港经上海前往武汉。
黄兴，一八六四年出生于湖南善化，原名轸，号克强。一八九八年入两湖书院学习，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一九０五年与孙中山共同筹建了中国同盟会，居协理职位。一九０七年后，先后参加、领导、指挥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在同盟会早期成员中，共认是最懂军事的人员之一。
十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就任钦差大臣，立即下达两项密令：第一项，命令前方总指挥兼第一军军统冯国璋，立即组织军队向汉口进军。第二项，密令亲信蔡廷干、刘承恩，持袁的亲笔信和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过江到武昌与黎元洪接洽停战。
袁世凯派人过江洽谈停战，是黎元洪没有想到的，也是一个难于决定的问题。黎的内心很想知道袁世凯究竟提出了哪些停战条件，但害怕身边的同盟会会员骂他没有决心进行革命斗争，因此犹豫不决。他更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党人中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武等人认为，既然有英国领事的介绍信，就不妨和他们见面一谈；吴兆麟等人则反对接见他们。最后采取了孙武等人的意见，在议事厅里接见了袁的使者。刘、蔡二人拿出袁世凯的信给黎元洪，他看到信上有一段“朝廷已实行立宪，从此不必大动干戈，望革命党人悔罪投诚，保证不究既往”等语，就把原信退还，似有主和的意思。这时，都督府的朱树烈、范文侠、萧鹤呜等几个职员见此条文，同时抽出指挥刀，一语双关地说：“誰主和就是汉奸，请吃我们一刀！”
黎元洪见此情景，立刻沉下脸来对刘、蔡二人说：“袁慰亭这信是什么意思，到今天还在我们革命军面前，替一人一姓说话，我们革命党人既然要革命了，就无罪可悔，无诚可投！”接着，黎派人护送他们过江。
就在这时，黎元洪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消息，他说：“昨天美国领事来看我，他说孙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国动身回国。他回来就有办法了，暂时我们先干着。”
冯国璋根椐袁世凯的指示，下达了进攻汉口的命令，北洋军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向刘家庙进发。由于革命军前敌指挥官张景良通敌，火烧军火库为内应，同时，清军“建成”、“江元”等军舰驶回丹水池江面，炮轰革命军后路，迫使革命军在十月二十八日接连放弃了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退守汉口市区，大智门车站被北洋军占领。
十月二十八日，黄兴、宋教仁等人从上海化装成医务人员，混在上海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里，乘外轮赶到汉口。此时，汉口在北洋军的围攻下危在旦夕，武昌也人心浮动。黎元洪立刻派人把黄兴等人迎接过江来，并立即在鄂军中挑选一匹高头大马和一个高大的士兵，手里举着一面很大的旗子，旗子上写着“黄兴到”三个斗大的字，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大圈子，借黄兴的威名来稳定人心。黄兴看到这个情景，就立即过江到汉口亲自指挥战斗。
十月二十九日，冯国璋第二次猛攻汉口，竟殘酷地指挥重炮猛轰人口稠密的市区，因此引起了一场大火，大片房屋化为灰烬，许多居民葬身火海。
汉口本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由于张景良投敌和军火不足，革命军士气受挫，特别是外围防线被北洋军突破后，革命军中有的军官开始率部逃跑，匆忙赶来迎战的黄兴，只得在满春园一线布置一道最后防线，亲自督战，力图挽救危局。并且亲手杀了几个临阵退缩的官佐。顽强支持到十一月一日，终因牺牲太大，十一月二日，革命军放弃汉口，退守汉阳。
汉口的丢失，有人向黎元洪指出，黄兴仅仅依靠过去的威名来指挥战斗，没有正式职权，义军不愿接受调度，以致不能挽救汉口的危局。黎遂决定把他所兼的总司令一职让给黄兴。
十一月三日，黎元洪把黄兴接过江来，军政府在军事危机期间，举行了庄严隆重的登台拜将典礼。阅马场正中高搭一座将台，将台上陈设着一张盖有白布的四方桌子，台口站着营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从都督府到将台走道的两边，分站着文武官员，将台的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队。时间一到，黎、黄二人并肩由都督府走出来，文官行脱帽礼，武官行撇刀礼，士兵举枪致敬。黎元洪站在台上宣布：任命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并亲自授旗，致词。他在致词中极力推崇黄兴过去的革命功绩，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都要服从他。
黄兴致答词后，骑着黎元洪骑过的那匹最高大的马，绕场巡行一周，隨即过江，到汉阳昭忠祠组织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部。
此后，各独立、光复的省都仿效湖北，都督和总司令职权分开，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最高长官，总司令指挥一省参加作战部队。
从全国局势来看，虽然革命军丢失了汉口，但东南重镇上海、苏州、杭州均告光复，湘、桂等省的援军也陆续向湖北开进，而北方驻滦州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祯的代表王存缜秘密来到武汉。吴禄祯是革命党人，准备在北方发动起义，王存缜告知湖北军政府，吴在北方即将发动反清起义。各地的革命大好形势，正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人，使武昌都督府的乐观气氛深厚起来。这时，同盟会中部电促黄兴速回上海，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打算等待各省援军到达后，一举收回汉口，把武汉稳定下来，然后东下上海。
北洋军攻占汉口，对袁世凯来说是一石二鸟，给了清廷一点甜头，以抬高自已的身价。在此期间，袁世凯用暗杀手段，杀害了准备反清起义的吴禄祯，使吴禄祯的反清北方起义胎死腹中。另一方面，也给革命军一点颜色，打消其骄气，让革命军知道袁世凯及北洋军的厉害。但他并不想对革命军采取猛烈进攻，要利用革命军威胁清廷，使清政府完全为他所控制。这期间，袁世凯利用攻占汉口的余威，迫使清廷进一步让步。
十月二十九日，北洋军镇守滦州的第二0镇统制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九协协统伍祥祯、第四０协协统潘榘楹等人，根据袁世凯的授意，打电报给清廷提出本年度召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等十二条要求。同时，山西革命军宣布进行“兵谏”。清廷手忙脚乱地命令把京奉线的列车都集中到北京，以防滦州驻军长驱直入。十月三十日，清廷迫不及待地下令谘政院起草宪法，并下了一道“罪已诏”：下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嘉奖张绍曾，授以待郞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以解其兵柄。
十月三十日，资政院着手起草宪法。十一月三日，把宪法十九条奏报皇上、皇太后。八日，公布出来，并且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为君主立宪，立宪派曾经流过多少次血，多少人亡命海外，多少改良主义团体和平请愿和痛哭陈词，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但在革命起义的枪炮声中，短短二十多天时间，宪法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十一月九日，清政府在革命军和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通过资政院的选举形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三日，袁世凯带领大批卫队威威武武来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但是，此时北京城里还有名义由摄政王载丰挂名，实际上由军谘府大臣载涛统率的禁卫军，这支军队是袁在北京的心腹之患。想到三年前，他就是在这帮御林军的逼迫下开缺回家的。袁世凯向清廷提议，皇族大臣应当出征南方，以为各军表率，这一招使胆小的载涛自请解除军职。袁立即推荐徐世昌继任军谘府大臣。同时，从汉口调冯国璋回京，接替禁卫军军统。湖北方面，派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全权主持湖北军事。紧接着，袁又把自已带来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随即把禁卫军调出北京，到京郊外守皇陵去了。
十一月十六日，在袁世凯主持下，，组成了所谓责任内阁。其内阁成员为：外交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杨士琦；农工商大臣张謇；理藩大臣达泰。除了上述人员之外，袁还提议一些君主立宪派知名人参加责任内阁，但这些人根本不买他的帐，也没有来北京就职。袁本来就没有真意让这些人来参政，只是作为袁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对他们来否并不在意。
责任内阁成立，载丰自动解除了摄政王头衔，以醇亲王的名义退职下野了。
袁世凯与徐世昌按照他们制订的方案，借助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的革命大潮，利用他在北洋军中的势力，重返政治舞台，轻而易举地在北方夺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实现了他政治野心的第一步。
身处汉阳前线的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初步稳住了阵脚，见各省援军在来鄂途中，而湘军王隆中、甘兴典已经到达。两协士气很高，官兵纷纷要求上阵杀敌，黄兴也很焦急，欲收复汉口，东下上海主持全局，同意了提前反攻汉口。
十一月十六日，黄兴下达了三路反攻汉口的命令。第一路由鄂军协统成炳荣担任，由武昌渡江向刘家庙进攻；第二路由鄂军标统杨选青担任，由汉阳强渡汉水向玉带门、硚口等地进攻；第三路是反攻军主力，由湘军王、甘两协及鄂军熊秉坤协组成，由黄兴统率进攻。二、三两路为偏师，配合第三路作战。
黄兴统率第三路渡过汉水后，由于雨天路滑，不能迅速挺进，而且第一、二路均未按照命令协同作战，北洋军得以全力对付第三路。一时间南北两军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双方进行殊死决战。湘军王隆中协作战非常勇敢，从拂晓战至午后，死伤过半，仍坚持不退。由于北洋军炮火强烈，后面的援军源源不断，湘军势已不支，甘兴典策马先逃，黄兴见状，立即率领督战队前来拦阻，溃兵竞向督战队开枪，夺路而逃。黄兴只有下令将第三路撤回汉阳。
反攻汉口失败，甘兴典率部退回湖南，王隆中也借口兵力残破，率部退回武昌。黄兴对此愤恨不已，电请湘、鄂两省当局，对违抗命令和作战不力的军官按军法制裁。成炳荣受撤职处分，杨选青、甘兴典均被处死刑。
十一月二十一日，北洋军集中3万部队，对汉阳守军2000人进行攻击，北洋军强渡襄（汉）水，占领蔡甸。黄兴亲临阵地，指挥新开到的刘玉山部奋勇抵抗，刘玉山在争夺仙女山的战斗中力战阵亡。北洋军乘势直扑龟山。二十六日晚，革命军放弃汉阳，退回武昌。黄兴在城破之际决心与城共存亡，经劝止才撤出汉阳，乘轮船返回武昌。江轮渡至江中流时，黄兴大呼：“丢人啊丢人！”纵身投入水中，被左右急忙救起，仍然悲愤万分，深以为愧，他分析汉阳之败，原因有三：“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少机关枪。”汉阳之败，对黄兴在南北关系处理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阳失陷，当时报称“武汉人心悲痛异常，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而泣。”
十一月二十七日，鄂军都督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武昌是否坚守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武昌在炮火威胁下没有坚守的可能，并认为北洋军海军随时可掩护北洋陆军过江，主张都督府迁往鄂城，并电告各省续派援军增援。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北洋军还没有渡过长江，放弃武昌将严重地影响全国的形势，影响革命前途，即使北洋军从武昌上下游渡过长江，武昌也应坚守到最后一个人。此时，失踪已久的蒋翊武从蔡甸回到武昌，主张重行布置军队，坚守武昌附近沿江一带高地。
同日，黄兴在上海红十字救护队的掩护下乘外轮返回上海。蒋翊武继黄兴之后，被推举为鄂军总司令。蒋在洪山宝通寺建立总部，派部队占领沿江椐点，并动员军民协力构筑防御工事，组织武昌保卫战。
北洋军占领汉阳后，即从龟山隔江炮打武昌城，十二月一日，鄂军都督府被打中了一炮。本来无意与北洋军作战的黎元洪，未与任何人通气，就将都督府迁到距武昌城三十里的王家店。
取得北方军事和政治全权的袁世凯，看到全国各省纷纷响应革命，认识到民主共和的潮流是难以阻挡的。当北洋军攻下汉阳，袁认为，纵使集海陆军之力攻下武昌，对于全国形势也不会起很大的影响。而这时南方革命省区的援鄂军，正源源不继地向武昌开来，北方仅有的数省，也随时可能发生革命。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不想做曾国藩，也不能做曾国藩，此一时，彼一时也！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袁此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先与革命军讲和，拿到对他有利的条件，然后再除掉“大清国”。目下，武汉三镇他已攻下两镇，是迫使革命军接受和谈条件的最好时期。十二月一日下午，袁开始对革命军作第二次和谈试探，授意英国驻汉领事葛福派手下官员盘恩过江，向鄂军总司令蒋翊武提出建议：自本日起，南北双方在武汉地区局部停战三日，以便觅取双方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案。
蒋翊武将英领事的来文，由都督府留守人员派人送到王家店，黎元洪看后立即表示同意停战三日，进行和谈，并于十二月二日将都督府从王家店迁回武昌都督府。自十二月一日双方局部停战和谈，停战期限一再延长，从此武汉无战事，南北和战之局的重心移往南京、上海去了。
武昌首义，坚持数月之久，把清廷最精锐的军队吸引到自已的身边。为整个辛亥革命提供了榜样，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篇章之一。
由武昌首义而引燃的革命火焰，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但武昌首义引起的各省独立、自治、光复，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组织来领导。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革命党人陷入纷繁的日常、区域性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还远在国外，其他像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人，都缺少在这动荡局势中统筹全局的经验和威望。武汉地区停战和谈后，暂时的安定，在武汉革命党人及武汉军政府中，产生了南方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十一月九日，黎元洪提出，要组建一个临时中央，统一领导南方革命军的建议，并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到武昌，开会讨论。由于交通通信很不正常，这个电报迟至十一月十七日才到上海，而在之前的十一月十一日，江、浙两省都督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机构问题。十二日，江苏、浙江两省代表到达上海，并以同样的建议向各省发出联名通电，建议中央机构尚未组成的时候，先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
十一月十七日，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各方为尊重黎和武昌军政府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并请黎元洪以中央军政府的名义，先行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此后，革命军各省代表到达上海后，留下部分人员，又转到武汉。当各省代表到达武汉时，由于北洋军在龟山炮阵地打出的炮弹不时落在武昌城内，各省代表认为武昌不适宜开会，便于十一月三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年龄最长的白须老人湖南谭人凤为议长。
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名存实亡，现在的革命军不存在与清政府之间，而是存在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的问题。为了避免内战和更多流血牺牲，应当说服袁世凯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可以推举他为临时总统，以酬其劳。这种条件，在当时各省独立时任都督的人员看来，也是顺理成章。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正式讨论作出：“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归来，”的决议案。
几乎与此同时，袁世凯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根椐袁的授意，电令英国驻汉领事葛福，当面向黎元洪提出调解中国内战的愿望。黎元洪对葛福没有作正面回荅，他只说了一句极其简单的话：“你有话请向代表会议去谈。”
英国领事葛福找到代表会议，向代表会议传达了袁代表清廷所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世凯内阁代表清政府统治下的各省区，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代表全部革命省区的人，作为和谈的对象；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黎军门，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军退出武昌城7.5公里，革命军所属兵舰必须卸下炮栓，交由英国领事代为保管。这种以战胜者向革命军迫降的口吻，引起了革命军各省代表的愤怒。他们针对停战方案提出了反方案，北洋军也要退出汉口7.5公里，其运兵的火车，交由英国领事代为保管，以示公平。
虽然在停战条件上双方有所争执，但继续作战，对北洋军和革命军都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接受了英国领事暂行停战的建议，等待以后的和局。并通过英领事向袁世凯传达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信息。
袁世凯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为了争取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议和的机会，以便借革命力量达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袁力主将当年行刺摄政王载丰而遭监禁的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及黄树中、罗世勋等反清知名人士从牢狱中放出来。袁的特务头子赵秉钧看出汪精卫是个可供利用的人物，就推荐袁将汪留在身边试用。而汪觉得袁世凯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甘愿为袁卖力。袁立即指示他的心腹，学务副大臣杨度与汪精卫合作，联络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共同组织“国事共济会”，作为调和南北的机关。也是袁的政治阴谋机关这一。
汪兆铭，字精卫。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广东番禺，是清末民国期间的政治风云人物。青年时期即投身反清革命，是同盟会骨干会员。为表示为反清革命献身的信念，攺名汪精卫，其意在以“精卫填海”之气势推翻清廷。在同盟会中，汪精卫除有献身革命精神外，还因他富于“三才”而深受孙中山赏识和器重。所谓三才：即口才、文才和诗才。他的这些才干，在宣传革命和筹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到一处，必发表讲演。他的讲演，讲起来总是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抑扬頓挫，极为感人。他那富于鼓动性的言辞，能够赢得在场的所有听众。胡汉民这样评论他的讲演：“出词氢动容貌，听者任其摛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公演说过于精卫者。凡演讲无不令人为之感动。”汪精卫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为一九一0年四月三日夜，因行刺清摄政王载丰未遂而被捕。被捕时汪精卫深知必死无疑，颇为从容，大义凛然。且口占一绝：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当时被人们广为传颂。因而孙中山对于汪精卫能够视死如归颇为感动，为汪精卫后来深受孙中山信任打下了基础。
十二月二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的消息传到汉口，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迁往南京开会，并决定南京为革命军临时首都，到南京进行临时中央机构的组织工作。
还是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武汉、上海方面的联系发生了障碍。十二月四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因为武汉方面情况不明，组织统一机构又不容再拖下去了。于是举行了一次选举会，选出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十五日，又决定在临时政府未成立前，由大元帅代行临时总统的职权。
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之间的争论。在鄂代表认为，各省代表以前已经做出了划分职权的决定，在沪代表只负责联络，进行选举属于在鄂代表的职权，因而这一选举不能生效。在沪代表则认为，在鄂代表一去便杳无音信，而武昌局势又极不稳定，非常时期，在沪代表同样应该有代表表决权。
其实，这个争论并不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争论，而是同盟会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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