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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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颖甫医著大成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颖甫医著大成/曹瑛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3（近代名医医著大成）
ISBN 978-7-5132-5271-3
Ⅰ.①曹… Ⅱ.①曹… Ⅲ.①中医临床-经验-中国-民国 Ⅳ.①R24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0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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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ISBN 978-7-5132-5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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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曹 瑛
副主编 王宏利 李 硕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一品 王宏利 孙 迪 孙 莹
李 硕 曹 瑛前 言
从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百余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论争，诸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立宪与革命之争、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争等，成为近代中医学生存发展的大背景。在这样浓墨重彩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科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研究方法的出新与理论体系的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近代”在当代中国历史的语境下通常是指从1840～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阶段，但为了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医学术的近代嬗变，本文的相关表述下延至1949年。
西学东渐与存亡续绝——近代中医面临的社会文化科技环境
19世纪中叶后，西学东渐日趋迅速。尤其是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有识之士在悲愤之余，开始反思传统与西学的孰优孰劣。从一开始引进军工科技等实用技术，到后来逐步借鉴和采纳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西学慢慢渗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核心。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之愈显突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无可回避的问题。
西医学早在明末清初便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少数接触到这些早期西医学著作的传统医家也多持抗拒态度。鸦片战争后，西医学之传入除固有之目的与途径外，也常因强健国人体质以抵御外辱之需要而被政府广泛提倡。简言之，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猜疑到肯定，从被动抗拒到主动吸收的过程。而随着国人对西医学的了解，中西医比较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机械唯物论的严密推理，实验科学的雄辩事实，细胞、器官、血液循环等生理病理的崭新概念，伴随着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医学领域内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格局，成为世界医学史上极为独特的一幕。
近代中医的历史命运一直与中西医碰撞紧密连接在一起，对中医学术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受当时洋务派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医产生了“中西汇通派”。中西汇通派的工作在于力图用西说印证中医，证明中西医学原理相通；同时深入研究比较中西医学的理论形态、诊治方式、研究方法上的异同，通其可通，存其互异；在临床治疗上主张采用中药为主加少量西药的方式。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中西汇通派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缓和两种医学体系的冲突，站稳中医的脚跟，虽然成效不大，但启两种医学交流之端，功不可没。
进入20世纪后，中医的发展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消息一经传出，顿起轩然大波，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就此拉开。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置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界对此进行了不懈抗争，中医学校大量创办。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止旧医案”。政府在教育制度和行政立法层面对中医施行的干预，使围绕中西医比较问题的论争逐渐脱离了学术轨道，而转化成了中医存废问题，中医面临着“张皇学术，存亡续绝”的重大抉择，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抗争。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此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奋起抗争、求存图兴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进行抗争的同时，医界同仁自强不息，兴学校，办杂志，精研基础理论，证诸临床实效，涌现出一批承前启后的中医大家。借助他山与援儒入墨——近代医家对中医学出路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堪称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来，一批思想家“以冲破网罗”的精神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一再在价值观念领域宣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这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闻一多），也是“科学”这一名词“几乎坐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的时代（胡适）。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代化不得不从移植西方文化开始。随着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心内容，形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巨大的“唯科学主义”。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变法维新”的思想影响下，中医界的一些开明人士试图“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唐容川），力求以“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沛文）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同，由此开始了以近代科学解释中医，用近代研究手段研究中医，力求“中西汇通”以发展中医的艰难探索。
经历了“衷中参西”“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等近代以来种种思潮的冲击，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被重新审视。近代纵有清醒如恽铁樵者，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并强调只能借助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但终究未能脱离“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的学术藩篱。近人研究中医学术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是“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论，制为完善之学”。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以“科学”的方法，以“衷中参西”或“中西汇通”为主导思想对中医传统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并通过仿西制办学校、设学会、创杂志等方式试图达到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新的学科范式按照西学模式逐步建立起来，中医学术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我们称之为“近代模式”。这种“范式”，实际上规定了近代中医研究者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影响至今不衰。发皇古义与融会新知——近代中医各科的重要成就
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学界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家和颇具特色的著作。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统计，从1840—1949年，现存的中医各科著述数目为：温病类133种，伤寒类149种，金匮类56种，内科综合类368种，骨伤科177种，外科221种，妇科135种，儿科197种，针灸101种，喉科127种，中药类241种，方剂类460种。这些著作只是近代中医发展的缩影，整个社会医学的进步更有其自身的风采。众多活跃在城乡各地的医家，虽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性学术流派或医学世家。如江苏孟河医派、近代北平四大名医、上海青浦陈氏十九世医学、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岭南医学流派等，成为中医近代史上的重要代表。一些医家历经晚清、民国，阅历丰富，戮力图存，造诣深湛。虽学术主张不同，思想立场各异，但均以中医学术发展为根本追求，各张其说，独领风骚。其中既有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传统，重视经典研究，考证、校勘、辑复、诠释、传播中医学术的理论家，也有立足临床，以卓越的临证疗效固守中医阵地的临床家，更有致力于中西医学汇通和融合，办学校，编教材，探索中医发展新路的先驱者。
近代中医学术最尖锐的论争，是中西医之间的论争，而历史上长期遗留的一些论争，如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等，则渐趋和缓，有些已达统一融合。由于西医的传入，中医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常常掺杂或借鉴一些西医理论，甚至有医家试图完全用西医的理论解释中医，也有医家主张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医经的诠释，除了传统的考证、注释等研究外，出现了用哲学及西理诠释经典的新视角。在伤寒与温病方面，随着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融汇，许多医家在辨治方法上，将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伤寒阳明病辨证与温病辨证相结合。时疫、烂喉痧的辨治，有了很大的突破。内科出现了一批专病著作，涌现了许多擅治专病的大家。外科及骨伤科有了较大发展，多取内外兼治，以传统手法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妇科、儿科、眼科、喉科等，亦各有千秋。随着各地诸多中医院校的成立，许多著名的中医教育家兼临床家组织编写了中医院校的课本。一些致力于中西汇通的医家，编撰中西汇通方面的著作，并翻译了一系列西医典籍。总之，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中医学各科的发展，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格局。
医经的研究，视角新颖，诸法并存。陆懋修运用考据学，进行《内经》难字的音义研究，著《内经难字音义》（1866年），又运用运气学说解释《内经》，著《内经运气病释》（1866年）、《内经运气表》（1866年），其著作汇编为《世补斋医书》（1886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年），从哲学高度诠释《内经》。秦伯未对《内经》研习颇深，素有“秦内经”之美誉，著有《内经类证》（1929年）、《内经学讲义》（1932年）、《秦氏内经学》（1934年）。杨百诚以西理结合中医理论阐释《内经》，著《灵素生理新论》（1923年）、《灵素气化新论》（1927年）。蔡陆仙《内经生理学》（1936年）、叶瀚《灵素解剖学》（1949年），则借鉴了解剖学的知识。
本草研究，除多种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辑佚、注释的著作外，近代医家更注重单味药的研究，于药物炮炙、产地、鉴定等专题有较多发挥。近代制药学的发展，为本草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吴其濬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编撰《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1848年），图文并茂，对于植物形态的描绘十分精细，可作为药物形态鉴定的图鉴。郑奋扬《伪药条辨》（1901年）及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1927年），对伪药的鉴别有重要意义。1930年中央卫生部编《中华药典》，系政府编撰的药典。方书方面，除了编辑整理前代著作外，在方义、功效等方面进行发挥者亦不少，经验方、救急方、成药药方的编撰，是此期的一大特色，如胡光墉编《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1877年）、丁甘仁编《沐树德堂丸散集》（1907年）、北京同济堂编《同济堂药目》（1923年）等。以“方剂学”命名的医书开始出现，如杨则民《方剂学》（1925年）、王润民《方剂学讲义》（1934年）、盛心如《方剂学》（1937年）等，“讲义”类书多为各种中医学校教材。
中医理论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理论研究外，常借鉴西医知识诠释中医。朱沛文《中西脏腑图象合纂》（1892年），刘廷桢《中西骨格辨证》《中西骨格图说》（1897年），张山雷《英医合信全体新论疏证》（1927年），皆带有中西汇通的性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以“生理”命名的书籍，如陈汝来《生理学讲义》（1927年）、秦伯未《生理学》（1939年）等。陈登铠《中西生理论略》（1912年），将中医生理与西医生理进行对比研究，带有明显的中西汇通的特点。中医基础类书的编撰亦较多，如叶劲秋、姜春华、董德懋，分别编撰过《中医基础学》。病理研究的著作，除传统的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探讨外，亦出现中西病理相对比的研究。石寿棠《医原》（1861年），强调致病因素中的燥湿之气。陆廷珍《六因条辨》（1906年），以“六因”为纲，对外感热病及温病的病因理论条分缕析。以“病理”命名的书开始出现，如汪洋、顾鸣盛合编《中西病理学讲义》（1926年），恽铁樵《病理概论》《病理各论》（1928年）等，其中包含了部分西医病理的内容。
中医四诊研究，既体现了传统中医学的特色，也借助了西医的方法与手段。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在望诊方面有重要意义。周氏在脉学方面造诣亦深，著《脉义简摩》（1886年）、《脉简补义》（1891年）、《诊家直诀》（1891年）、《辨脉平脉章句》（1891年），合称《脉学四种》。曹炳章《彩图辨舌指南》（1920年），对舌的生理解剖、舌苔生成原理、辨舌要领及证治进行论述，附舌苔彩图119幅。时逸人《时氏诊断学》（1919年），在当时影响较大。秦伯未《诊断学讲义》（1930年），为中医院校教材。
对《伤寒论》的注释、发微，仍是传统经典研究中的重彩之笔，论著颇多。如黄竹斋《伤寒论集注》（1924年）、吴考槃《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1926年）。包识生概括伤寒辨证八字纲领，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著《伤寒论章节》（1902年）、《伤寒论讲义》（1912年）。注重从临证角度阐释仲景学说，陈伯坛不落旧注窠臼，发明新意，著《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卷十九》（1929年）。曹颖甫《经方实验录》（1937年），更具临床实用性。中西汇通的伤寒研究著作也成为一时风尚，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1923年），以传统研究“兼及西国医学”。陆渊雷少习训诂，长于治经，同时主张中医科学化，借助西医有关知识，以“科学”方法研究伤寒，著《伤寒论今释》（1930年）。伤寒方的研究，有姜国伊《伤寒方经解》（1861年）、陆懋修《金鉴伤寒方论》（1866年）。
伤寒与温病的辨治，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陆懋修认为“阳明为成温之薮”，以伤寒阳明病阐释温病，著《伤寒论阳明病释》（1866年）。丁甘仁主张融合二家之说，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与伤寒六经辨证相结合。祝味菊重视人体阳气，治病偏用温热重剂，因擅用附子，人称“祝附子”，伤寒方面独有卓见，在伤寒传变的理论上，创“五段”之说代替六经传变之说，著《伤寒新义》（1931年）、《伤寒方解》（1931年）、《伤寒质难》（1935年）等。
温病时病的论著较多。对时病的辨治，较为突出的是雷丰，主张“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对“四时六气”时病及新感与伏邪等理论进行论述，撰写《时病论》（1882年），论病列方，并附病案。时逸人擅长治疗温疫时病，著《中国时令病学》（1931年），指出时令病是因四时气候变化、春夏秋冬时令变迁导致的疾病，虽有一定的传染性，但与传染性疾病不同，包括感冒病及伤寒、温病，融合了寒温思想。又著《中国急性传染病学》（1932年），专门讨论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辨治。冉雪峰擅长治疗时疫温病，对伤寒亦有深研，认为“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温病治疗可通于伤寒”，后人整理出版其未竟著作《冉注伤寒论》（1982年）。叶霖《伏气解》（1937年），对伏气致病理论进行阐述。此外，在鼠疫、霍乱、梅毒等方面，也都有相关论著问世。
内科诊治，出现较多专病治疗论著。王旭高长于温病的治疗，尤其重视肝病的辨证，提出治疗肝病三十法，著《西溪书屋夜话录》（1843年）、《退思集类方歌注》（1897年）等，后人汇编为《王旭高医书六种》（1897年）。唐宗海擅长治疗内科各种出血病证，阐发气血水火之间的关系，治疗上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著《血证论》（1884年）。施今墨力图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将西医病名引入中医诊疗，主张中医标准化、规范化，曾拟订《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1933年）。徐右丞擅治肿瘤及杂病，治疗肿瘤辨其虚实，施以攻补。关月波精于内科及妇科，提倡气血辨证，对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有独特之处，在治疗时疫病如天花、麻疹、猩红热方面亦有专长。内科专病性的著作，有赵树屏《肝病论》（1931年）、朱振声《肾病研究》（1934年）、蔡陆仙《肠胃病问答》（1935年）等。
外科伤科的诊治，继承了传统手法，并有所发明。吴尚先擅长用外治法，用薄贴（膏药）结合其他手法治疗内外科病，撰有著名外科专著《理瀹骈文》（1864年）。马培之秉承家学，内外兼长，特别强调外科治病要整体辨证，内外兼施，同时善用传统的刀针治法，主要著作《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1884年）、《外科传薪集》（1892年）、《马培之外科医案》（1892年）、《医略存真》（1896年）等，后孟河名医丁甘仁尽得其长。石筱山擅长伤科，总结骨伤科整骨手法“十二字诀”，同时擅用内治法，强调气血兼顾，以气为主，晚年有《正骨疗法》（1959年）、《伤科石筱山医案》（1965年）。
妇科有较大的发展，著述较多。包岩《妇科一百十七症发明》（1903年），列述辨析经、带、胎、产117症，其理论承自竹林寺女科并有所发展，通过妇女生理病理特点，指出妇女缠足的危害。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又名《女科实验秘本》）（1909年），引述诸贤并有所发挥。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1917年），系清人沈尧封《女科辑要》，先经王孟英评按，再经张氏笺正，学理致深，成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妇科读本，影响较大。顾鸣盛《中西合纂妇科大全》（1917年），用中西医对比的方法，论述妇科病的病因、治法、方药。其他如恽铁樵《妇科大略》（1924年），秦伯未《妇科学讲义》（1930年），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1931年），各有发挥。
儿科著述亦多，其中综合性论著有顾鸣盛《中西合纂幼科大全》（1917年）、施光致《幼科概论》（1936年）、钱今阳《中国儿科学》（1942年）等，总体论述了儿科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内容。而专病性的论著，则对小儿常见的麻、痘、惊、疳进行论述，突出了儿科特色。如王惇甫《牛痘新书济世》（1865年），在清人邱浩川《引痘略》基础上进行发挥，对牛痘的人工接种法进行详细记述，戴昌祚《重刊引种牛痘新书》（1865年）翻刻王氏书。以上牛痘专著，反映了此时期人工预防接种的水平。叶霖《痧疹辑要》（1886年），对小儿麻疹病进行辨析；恽铁樵《保赤新书》（1924年），主要论述麻疹与惊风的辨治；秦伯未《幼科学讲义》（1930年），论述痘疮（天花）的分期以及治疗。小儿推拿方面的专著，如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1888年），对小儿推拿按摩的理论、手法进行了详细论述。
眼科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借助西医解剖知识对眼科医理进行发挥。如徐遮遥《中医眼科学》（1924年），糅合了部分西医学知识，而陈滋《中西医眼科汇通》（1936年）最具代表性，运用西医眼部解剖知识进行论述，每病皆冠以中西医病名。其他眼科著作，如刘耀先《眼科金镜》（1911年）、康维恂《眼科菁华录》（1935年），对眼科理论及治疗，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
喉科辨治，较为突出的是白喉与烂喉痧。许多医家从病因、治疗方面辨识二者之不同，有“喉痧应表，有汗则生，白喉忌表，误表则危”的普遍说法。白喉著作，有张绍相《时疫白喉捷要》（1864年）。烂喉痧第一部专著，为陈耕道《疫痧草》（1801年）。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对烂喉痧论述较为系统，辨析白喉与烂喉痧的不同，颇具实用性，自述“诊治烂喉痧麻之症，不下万余人”。
针灸治疗方面也有一定进步，重要代表人物如承澹盦，他参考西医解剖、生理方面的内容，结合临床经验，对针灸理论及手法进行发挥，著《中国针灸治疗学》（1931年），此书连续出版增订，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一部针灸著作。其他如姚寅生《增图编纂针灸医案》（1911年）、焦会元《古法新解会元针灸学》（1937年）、曾天治《科学针灸治疗学》（1942年），从不同角度对针灸理论、手法进行发挥，其中结合了西医理论。气功方面的著作，如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1914年）、《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22年），较具代表性。
中西医汇通方面的著作较多，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84年），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1920年）、《中西脉学讲义》（1920年），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丁福保曾留学日本，致力于中西汇通，翻译及编撰医书多达160种，其中翻译多部日文西医著作，如《化学实验新本草》（1909年）、《中外医通》（1910年）、《汉方实验谈》（1914年）、《汉法医典》（1916年）等。又与弟子共同编撰《四部总录·医药编》（1955年）。本次整理的原则要求
名家名著：丛书所收，并非诸位名医的全部著作，而是从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流传情况等各方面综合考虑，选择该医家具有代表性、影响力和独到创见的著作。
底本选择：择其善本、精本为底本，主校本亦择善而从。
校注原则：尊重历史，忠实原著，校注简洁明了，精确可靠，尽量做到“一文必求其确、一义必析其微”，但不做繁琐考证。
本丛书因为工程量较大，参与整理者较多，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近代名医医著大成》编委会校注说明
曹家达（1866—1938），字颖甫，一字尹浮，号鹏南，晚署拙巢老人，江苏江阴人。曹氏自幼习举子业，又擅文学，工诗词、乐府、诸子，各种著作颇多。尤笃好医学，十二岁时读张隐庵注《伤寒论》，十三岁即初试大承气汤获效。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举孝廉，入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字元同），晚清经学大师，兼善医学，曹氏所治伤寒学颇得黄氏师传。1917年迁上海行医，任上海同仁辅元堂诊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培养了章次公、姜佐景等一大批中医优秀人才。“八·一三事变”后避居故乡，不久，江阴失陷，曹氏因不肯屈从于日本侵略者，最终壮烈牺牲。
曹颖甫主张以研究经方作为学习中医的基础，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临证数十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为近代经方大家。他注重临床实践，常借临床验案阐发病证变化机理，并以此进一步验证仲景经方的临床实用价值。主要医学著作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先生医案》等。曹氏的医著说理透彻而又切于实用，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诠释、完善中医理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整理汇编曹氏医著，《伤寒发微》以195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曹氏伤寒金匮发微合刊》本为底本；《金匮发微》以195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曹氏伤寒金匮发微合刊》本为底本，以1936年上海医学书局铅印本为校本；《经方实验录》以1937年上海千顷堂书局铅印本为底本；《曹颖甫先生医案》以1932年苏州国医书社铅印本为底本；各书均以正文中所涉及其他著作的通行本为他校本。
本书具体分工如下：《伤寒发微》李硕、王一品，《金匮发微》王宏利，《经方实验录》曹瑛、孙迪，《曹颖甫先生医案》曹瑛、孙莹，《曹颖甫医学学术思想研究》王宏利，《曹颖甫医学研究论文题录》李硕。
主要校注原则如下：
1.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并加标点。
2.“右”“左”代表上下文者，径改为“上”“下”。
3.底本中的异体字、俗字径改，不出校，与文中训释有关者保留原貌。
4.底本中的古字多径改，涉及篇名、人名者不改。
5.通假字保留，不常见者出注说明。
6.凡底本中因写刻致误的明显错别字径改，不出校。
7.药名中的不规范用字径改，不出校，与文中训释有关者保留原貌。
8.书中某些名词与现代通行的表述不同，如“酸素”今作“氧”，“枝气管”“气管枝”今作“支气管”等，为民国时期的客观存在，本次整理均保持原貌。
9.195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曹氏伤寒金匮发微合刊》将原《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两书的序文均列于卷首，本次整理分置于各书卷首；秦伯未、黄汉栋针对两书撰写的序文及再版说明，则仍置于《伤寒发微》卷首。
10.《经方实验录》底本中原有数十个医案后附有医家趣闻轶事，因与医案内容无直接关系，今统一移至下卷后，题作“医家轶事”；书末附录原载有医论13篇，大部分为曹氏弟子所撰，今移其旧。卷首原有中华国医学会等各方题辞、读者评语、张仲景事状考、曹氏亲笔方笺和编者的“致谢”内容，正文中夹有一些书刊广告，今均删去。伤寒发威内容提要
全书对《伤寒论》原文中六经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痉湿暍等共九篇加以校正详注。注文以《黄帝内经》为理论基础，参考前代名家张隐庵、高士宗等人见解，综合曹氏数十年临床经验，以实际病案为佐证，并结合西方医学理论进行阐释。本书一字一句皆出自作者心得，在诸多《伤寒论》注本中独具特色，书中附录大量个人治验，借临床验案阐发病证变化机理，并以此进一步验证仲景经方的临床实用价值，对理论与临床的结合，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秦伯未序
当我从丁师甘仁临诊实习之前，先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念书（一九一九——二三年），那时候，曹师拙巢以词章家兼通岐黄术担任讲席，为了我爱好文学，便跟曹师论医，余事学诗。毕业后还是和同学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师寓所虚心地学习和反复问难。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这过程中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曹师是经方派的典型，处方用药，都依照着《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规律，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我的看法呢？仲景辨证求因，分经定方，规定谨严，在临床上自有一定的价值，但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范围不免狭隘，不同意把后代许多经验良方无形放弃。为了这不同的意见，我们有时引起辩论。在辩论时，曹师看到我们不能了解他的用意，往往舍医谈诗，拈题分韵，各自沉思觅句，把紧张的情绪很自然地缓和下来。我记得1924年的冬天，讨论芍药的酸敛和苦泄问题，沽酒烹茶，一灯相对，不知不觉的鸡声唱晓，最后还书了一幅墨梅送我，题句中有“微雪消时说与君”，便指此事，可谓风趣极了。其实，曹师明知同门赏用经方，而且也很愿我们从经方去旁求时方，得到更丰富的知识。相对地，曹师也常用补中益气、六味地黄和逍遥丸，以及牛蒡、前胡一类仲景书中不见的药，根本没有抹煞时方。次公曾对我这样说：“曹师善用麻黄、桂枝，深恶痛绝的是桑叶、菊花，所以经方和时方的争执，在曹师心目中就只麻、桂和桑、菊的区分。曹师也认识辛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所以他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当做温病发汗的主药。”次公的体会，显然比我深入，曹师并非泥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语意中可以体会得到了。
一般熟悉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后世方剂大部分跟经方发展起来。譬如一株树罢，有了根才有枝叶花果，我们不能孤单地欣赏一枝一叶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时，我们也不能见到一树一木，就认做是一座森林。曹师的极端主张研究经方而不坚持反对时方，便是这个道理。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不应当舍本逐末，给予后学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曹师的论诗推崇王渔洋，教导我们又鼓励多读汉魏乐府，曾经特地写了一本《古乐府评注》，可说是同一意义的。
曹师具有渊博的学问，可是业务并不太好，甚至异常清淡。那时，我的先伯父乡谥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每年端午至中秋节例有施医给药，就诊的都是劳动人民，丁师就委托我推荐曹师参加这治疗工作，大约前后有三年，《金匮发微》的内容，便是此时的治案少数是另外的。《金匮发微》仅仅曹师著述之一，最可宝贵的，不同于过去注家的寻章摘句，钻到牛角尖里；也不牵强附会，自作聪明。他把亲自实验到的老老实实地写出，没有经验的宁缺毋滥，绝对不妄加批判。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是曹师平生治学的特点，也就是《金匮发微》的实质。据我所知，曹师举孝廉时的房师是嘉定秦芍舲先生，也明医理；后入南菁书院肄业，山长黄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大师，兼精医学。那末，曹师的医学知识，师承有自，可以概见了。因此，曹师在实事求是的诊断下，有“覆杯而愈”的，也有“一剂知，二剂已”的，声誉渐著，很快地转变了一部分同道轻描淡写的作风，不可否认是曹师推动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师的故乡——江阴沦陷，师激于爱国义愤，不屈殉难。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诗追悼之一九三八年。在《伤寒发微》《金匮发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师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确的教学方针，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正是发掘、整理祖国医学的宝贵材料。当然，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需要全盘接受祖国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要从经方到时方，汤液到单味，取长舍短，消灭宗派主义，发挥中医药更大的效用。然而这本册子，从中医临诊来说，定然是值得重视的。
末了我要说的，过去“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时人以为识用精微过其师”，但是我在中医方面，除掉业务之外，虽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觉得没有很好地继承衣钵，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见经常会暴露出来，对于曹师的表扬更是谈不到了。偶然和次公谈及，他也认为有同样的感慨，这是我们非常惭愧的。秦伯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写于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再版前言
这次重印曹师遗著《伤寒发微》《金匮发微》，有三点需要略加说明：第一，原来的《伤寒发微》刊本没有圈点，曹师生前曾为其幼女若华圈点了一部，这次排印就全部照样加上了，使之和《金匮发微》的形式相一致。第二，这两部书在前次刊行之后，曹师曾对原来的文字略有小小的修改，在订正仲景原文之处，又逐条加以注明，还有几处对原来的注文作了补充，现在全部根据曹师的手笔付排，因此目前的版本有少数地方和以前的刊本不同。第三，以前这两部著作先后单独刊行，重复的汤方，一律依照仲景原书用正文大字，现在既把两书合刻，就没有再保留重复汤方的必要，但是为了保存原来的内容，同时对于汤方前后小有异同之处，便于互相参考，因此就用小字双行排在仲景原文之下，免得在正文中重复出现，这是我个人的主张。除了这三点之外，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
我是在曹师门下学习诗文，虽然在追随左右之时，曹师亦有时为之讲解医学，终以意不在此，未加留心，所以到今天还是一个门外汉。现在重刊曹师这两部遗著，虽则由我来负责，但是对于曹师这一方面的学问，实在不敢妄肆议论。不过曹师的主张精神，根据平昔知闻，颇有需要谈的，因此就从我的思想所及，写几句在前面。
曹师一生提倡经方，不论是教导门人，或者是临证处方，一以仲景为法，因此少数敬仰他的人，说他是经方的典型，而很多反对他的人，都说他是背时好古。实际上曹师这样的主张，完全是为当时中医学术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争斗，并不是曹师有意喜欢固执派别的成见。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者挟其科学上的成就，用其全力摧残我国的民族文化，以期达到他永远奴役中国之日，在医学方面也毫无例外。仰承帝国主义者鼻息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媚外惟恐不及，更说不到对祖国医学的保护。至于当时的西医，好的是认为中医在学术上的落后、不科学，主观地全部加以否定；另外一种是争营业，尽力对中医排挤。当时医学界曾流行着“中医不亡，是无天理”一句话，可见中国医学被蹂躏的程度。在中医本身，当此千钓一发之时，不思奋起图存，用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使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不致灭亡，相反地却故步自封，视中医的存亡好像是与己漠不相关。临证处方，用药不出桑叶、菊花、防风、荆芥，剂量不出三分五分，轻病俨然能够着手回春，重病就束手无策。至于麻黄、附子那一类能够愈病的峻药，不但自己不会用、不敢用，还要以打击别人的方法来掩护自己的短处，说什么古方不可以治今病。这样片面地抱着一己的成见来对待学术，医学怎样能够进一步提高。即使没有外力的压迫，前途已经非常危险。根据这样的情况，所以曹师极力主张经方，想把中医从庸俗的敷衍的治疗风气中挽救出来，使得治医的人们，除了知道中医在轻描淡写的时方而外，还知道有一种大方重剂可以挽救沉疴，使中医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用有力的事实，来挽救灭亡的命运。这是曹师不得已而不顾一切坚决主张经方的苦心，不但在当时，就是直到今天，还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
就时方来说，曹师也不是一概地加以抹杀，在同门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从曹师和丁甘仁先生的关系中更加可以充分地说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时方擅长，可是他的运用时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话来说：“我之所以用轻剂者，彼固未有重病也。”事实确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号，大都是养尊处优之人，有的是偶感风寒，稍觉不适，有的是闺中弱质，情感抑郁，这样的病人，藿香、桑叶，陈皮、豆蔻，便已足够奏效，曹师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一遇到危笃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剂活人，曹师对他的用附子理中汤治血症，推崇其深明医理，可见丁甘仁先生的运用时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据的。至于去曹师那里治疗的，一般都是劳动人民，不到病情危险，决不就医，所以所用的全是经方大剂。丁甘仁先生不反对曹师用经方，曹师也不反对丁甘仁先生用时方，两人在医学上结成最相知的友谊。可见曹师的反对时方，并不是反对适当的运用时方，而是反对只知时方不知经方的市侩，否则曹师就成为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师，而不是以保卫中医为己任的曹师了。
解放以后，辩证唯物论的医学巴甫洛夫学说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不但逐步澄清泛滥在中国西医中间的唯心论，以及机械唯物论、二元论、生机论、活力论等等各式各样的唯心论，同时也为中医明确了一条研究的方向。过去中医所说的心为君主之官，以及营气、卫气、百脉经络等等，虽然有许多是抽象的东西，有许多只是从经验上得到的推论，实际上已经接触到神经系统的作用。在治疗方法上，主要从整体出发，不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一情况，也和巴甫洛夫学说有机体内在和外在环境的统一的基本观点有其相通之点。曹师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接触到巴甫洛夫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医学的方法，特别注意人身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联系中进行治疗，不但阐发“阳明谵语，一下而愈”是明显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心下水气以止呕，遇当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黄发汗，这种例子，在书中是多得不可胜举。就是对太阳太阴六经病将愈，从某时至某时各条，历来注家，不是纠缠于阴阳，便是认为无稽，曹师也从天时的变化和病情相适应来进行解释。这许多独特的见解，不但辩证地注意于人体的全面，而且把内在的主体和外在的客观环境都结合起来。虽然这许多见解都是从中医原来学说的基础上立说，有待于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但是这样从整体看问题的方法，将是今后医学界研究中医时一个很大的启发，也是引导医学界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在中国医学研究上的一个开端，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曹师的治学方法，我认为是并不夸大的。
书中曹师曾提到给他媳妇的妹妹治病的故事。那时她住在医院里，其家人贮药茶铫，伪言开水，携入医院，当时中医处境的悲惨，即此可以概见。今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掌握了政权，祖国的医学得以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不但在医院里中西医一起会诊，而且西医也须要学习中医，和中医一起研究祖国医学。中医在各方面的治验，亦逐渐为医学界所承认，这说明了无论任何学术，只有在人民的政权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展。但是这一革命胜利的到来，距离曹师遇难时已经十几年了，曹师当年为中医生存进行斗争的心愿，虽然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但是从作为一个门弟子的心情来说，墓[1]门宿草，饱历风霜，春梦迷离，师门永隔，展读遗文，诚不胜羮墙之痛。
为了本书的再版，原来《金匮发微》的发行人同门钱颂霞兄特地从无锡到上海来进行联系，秦伯未兄在百忙中写了一篇序文，章次公兄始终关心此事，在去北京的前夕，特地赶到千顷堂书局询问情况，到北京后还不断求信，这都是出于曹师门弟子关心曹师著述的高度热情，应该在这里提到的。黄汉栋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羮墙：从墙壁上、从羮汤中看到所思慕的人。比喻饮食起居中处处都会触及对先贤的思慕和悼念。典出《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也。”曹颖甫先生传
我苏之江阴，昔有南菁讲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肄业其中，或深通经术，或擅长词章，其为人或笃厚淳谨，或风流放诞。己未年，余[1]与颖甫先后入南菁，而余以狂名，颖甫以戆名，人皆呼为曹戆，颖甫[2]曰：善。亦辄自称曹戆焉。余之初遇颖甫也，彼此眼高于顶，觌面不语，既而在宜兴储南强斋舍中不期而相值。南强温文倜傥，同学中皆乐就之，与余尤称莫逆。南强指之曰：此曹颖甫，诗文大家也。余曰：即曹戆耶？颖甫辄应曰：是也。余斯时因养病习七弦琴，略知数引。颖甫闻琴大喜，每日至余处静听之。尝云：曹戆向不肯下人，今于君乃心折矣。颖甫于研求经训之外，肆力于诗文。其为文，初学桐城，更上溯震川、庐陵以达晋魏；其诗尤超绝有奇气，不为古人所囿，别树一帜。
[3]壬寅登贤书。科举废，即绝意进取，征选知县不应。常籍诗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气，又旁溢为画梅。画拟冬心，而老干挺立，折枝洒落，含遒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焉。颖甫之画梅，必系以诗，诗主[4]而梅客，虽以二者并传，君意则以诗名梅也。余于癸卯离南菁赴沪上，即与颖甫音问隔绝，但闻辛亥革命时，颖甫以巾裹发，不肯去辫，乡人有谋用利剪剪之，则乘夜遁至沪上，久之方归。袁世凯称帝时，各县士绅列名劝进，某太史受袁氏金，为江阴县代表。颖甫于某，论亲则姻叔，论谊则业师，闻之，突诣某所，诘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贿，而作此无耻之事耶？我江阴人之颜面，为汝剥尽矣！某大惊，急曰：无此事，无此事。一九二七年以后，余息影沪渎，则颖甫已悬壶市南，而托迹于
[5]韩康矣。盖颖甫之治学也，不深造则不休，中年肆力于医，乡人亦莫知之。及其应世，凡他医所谓不治之症，颖甫辄着手愈之。且于富者有时不肯医，于贫者则不取酬，且资其药。颖甫之同门友庄翔声有妾，患盲肠炎。颖甫居沪之南，庄居沪之北，路远不便，颖甫则自雇汽车，载其妾以归，为之朝夕诊视。病已十去八九，而患者有嗜好，讳而不言，致未固其元气，病遂革。家人谋归之，颖甫止之曰：不可。卒殁于其家。殡殓既毕，颖甫亲登庄君之门，叩首谢罪，其义侠之行类如此。孟河丁氏世业医，创医校于海上，延颖甫主讲座，虑其高傲不可屈也，颖甫乃夷然就之。其授课也，携水烟筒，纸媒一把，且吸且讲。以《伤寒》《金[6]匮》深文奥义，抉择隐微，启迪后进，学者亲炙其绪余，咸心悦诚服，而忘其举动之离奇矣。颖甫年七十，曾开筵祝寿，与余过从之密，如在南菁时。“八·一三”变作，即返里，久无音耗。数月以后，其婿来沪，则言颖甫已骂贼死矣。先是，江阴城破，有敌酋入其室，颖甫尚与之笔谈，未有他变。及敌兵蜂拥而至，辱及妇女，颖甫则肆口大骂不止，敌举枪毙之，且刳其腹。呜呼！烈矣！余欲为文传之，以未悉其事状，久[7]而未就，今始得其崖略，故著于斯篇。颖甫姓曹，讳家达，一字尹浮，号鹏南，晚署拙巢，江阴人。著有古文、骈文，《气听斋诗集》《词[8]集》《梅花集》《伤寒发微》《金匮发微》。后三种已梓行。蒋维乔曰：吾乡常州旧属有八县，而江阴居其一，人民夙以气节称。明末阎应元戴发效忠，率民兵数万，抗清兵十数万，八十余日，城破皆死，无一降者。故江阴号称忠义之邦。曹颖甫之戴发效忠，虽与阎公趋向不同，而其忠义殉节，则后先一揆。彼身居乱世，遇威胁利诱，而中心漫无所主者，闻颖甫之风，可以稍愧矣。蒋维乔[1]戆（zhuàng状）：憨厚而刚直。[2]觌（dí迪）：见；相见。[3]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4]癸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5]韩康：字伯休，东汉时期京兆霸陵人。皇甫谧著《高士传》中人物，因卖药三十多年从不接受还价而为世人所知。韩康出生于名门望族，家境富有，但对仕途则极为淡泊，一生不愿从政。[6]亲炙：指亲身受到教益。语出《论衡·知实》。[7]崖略：大概；概略。[8]蒋维乔：字竹庄，自号因是子。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养生家。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丁仲英序
江阴曹颖甫先生，余先严甘仁公之道义交也。精邃国学，诗名尤著。以逊清光绪之季登宝书，尝以选班赴山左，无所合，困而归。爰整岐黄之术以拯生民。有所感慨，则托之于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之词，故大江南北，莫不知有曹诗人，而不知先生之又工于医也。先生之于学，上自经史，下至诸子百家，均有精深之研究。至仲景之学，则尤别具心得。尝谓其门弟子曰：医虽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今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实则因陋就简，胆识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处方。真能宗仲景之说，用仲景之方者，曾几人哉？且仲景原书，经王叔和收拾于荒残散乱之余，字句不无缺失，任意增补，已不能吻合原著，加以数千年来传写之为讹谬，笺注者非惟不敢置议，抑且于不可解者而强解之。甚至救表之当用麻黄者，不能正桂枝之失；汗家重发汗至于液虚生燥，当下以大承气者，不能正禹余粮丸之失。去仲景著书本旨，盖益远矣。今岁春，先生所著《伤寒发微》将以付梓，余信先生之书经艰苦卓绝而后成，为历来注《伤寒》史上可放一异彩而永传勿替。是为序。辛未孟夏元彦丁仲英识沈石顽序
仲师原序，自述作《伤寒杂病论》之经过，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群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云云。书经五胡十六国之乱，已不无散佚，复经叔和之编次，林亿等之校刻，改窜损益，参以己意，至成无己注《伤寒论》时，已久非最初之完书矣。且历代之注《伤寒》者，不下百数十家，大率皆妄易次序，颠倒经义，攻讦聚讼，支离破碎，蒙蒙昧昧，莫宗一是，致后学者彷徨歧途，无所适从。吾师拙巢夫子，为逊清大儒，文声医誉，传闻海内。念仲师作《伤寒杂病论》之本旨，原为教民治病用药之道，有所标准，不意传至今日，真义晦塞沉沦，惜效方之反足以杀人，使排斥仲景学说者，得乘隙而横行一世。故忿然而起，行道三十余年，研究经验之心得，注释《伤寒》《金匮》，垂示后来。一洗空泛之浮论，专务实学，考据精详，凡无字之处，必反复探讨，一再解说，而仲景之不出方治者，综核尤为周密，此岂常人所能望其项背者哉？历三年，书始脱稿，意欲付梓，商诸章君次公，次公无以应。延及年许，今春乃由丁君
[1]济华慨然助之，遂得杀青。印至二卷，适值丁君嘉礼之期，后二卷乃由石顽校订完成。仲师之学，医家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所以师表万世。而吾师此书，以经解经，独得仲师之奥，更足以光大仲师之学，[2]其功岂小也哉？刊印将成，爰谨志颠末，以志景行。[3]辛未端阳门下士石顽沈松年拜序[1]丁君济华：丁甘仁的长孙。[2]颠末：始末。[3]辛未：1931年。自序
拙巢子少治举业，常以文学谭医理，空明研悟，自谓今古无双者，[1]殆不减乎玉楸。夫人之一身，水寒而血热，液清而气浊。然阳谷温泉，严冬无冰，萧邪寒焰，盛夏不热，阴阳相抱，内脏乃和，长夏土湿，潦水不澄，秋高气寒，白露始下，升降轻重，损益悬殊。固尝踌躇满志，以为足治仲景书矣。不意开卷以来，辄生艰阻，九折之肱中截，十仞之[2]渊无梁，则又为之彷徨瞻顾，慨焉兴叹。故不为之开山凿石，则夷庚不通；不为之伐木成桥，则彼岸不达。昔张隐庵《集注》既成，自序云：经寒暑，历岁月，废寝食，绝交游。谅哉斯言！予研核《伤寒论》，起于
[3]丁卯之秋，每当不可解说之处，往往沉冥终日，死灰不旸，槁木无春，灵机乍发，乃觉天光迸露，春红结繁，夏绿垂阴，又如幽兰始芳，野水[4]凝碧，神怡心旷，难以言喻。匝月之中，屡踬屡兴，不可数计。书于
[5]庚午季夏告成，盖三年于兹矣。嗟乎！神禹畏龙门之峻，则北条洪河[6]不奠；鬻熊惮荜路之劳，则南荒山林不启。仲景之学，湮晦者几何年矣。自张隐庵出，始能辨传写倒误，而尚多沿袭；自黄坤载出，始能言[7]三阴生死，而狃于五行。然则予之为此，正欲继两家心苦，以复旧观云尔。若徒以改窜经文为罪责，则是惜山泽而不焚，纵其龙蛇禽兽，惮荆棘而不剪，养其狐狸豺狼，此真庄生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者也。世有达人，予将拭目俟之。辛未端阳后三日江阴曹家达[1]玉楸：黄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2]夷庚：平坦大道。《左传·成公十八年》：“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杜预注：“夷庚，吴晋往来之要道。”孔颖达疏：“夷，平也。《诗序》云：‘《由庚》，万物得由其道。’是以庚为道也。”[3]丁卯：1927年。[4]踬：事情不顺利，受挫折。[5]庚午：1930年。[6]鬻熊：又称鬻熊子、鬻子。约生活于公元前11世纪，出生于湖北荆州，为楚国开国君主熊绎的曾祖。著有《鬻子》一书。[7]狃：因袭，拘泥。仲景原序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乌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腧，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撰凡例八则
一，本书一日、二日、三日，为一候、二候、三候。伤寒七日一候，中风六日一候。以下五六日、八九日等，均不在此例。所以不言四候者，以阳明居中土，无所复传。凡传三阴，大概为误治之坏病，否则别有感受也。
一，本书讹谬处甚多，鄙人不避讪谤，辄为更正，使学者视病处方，有所信从，不致自误误人。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一，内脏解剖，当以西说为标准，不当坚执旧说。西医所谓胸中有淋巴系统，即中医所谓脾阳及上中二焦之关键，所以发抒水谷之气而成液与汗者，皆由于此。西医所谓输尿管，即中医所谓下焦。西医谓胃底含有胆汁，足以证明少阳阳明之同化，及消渴厥阴趺阳同病之理。故注中间采其说，与谬托科学者固自不同。
一，本书有会通前后而其义始见者，诸家注文，每有顾此失彼之弊，致前后意旨差谬。鄙注幸免此失，愿与明眼人共鉴之。
一，著述之家，辄有二病，一为沿袭旧说，一为谬逞新奇。鄙人以考验实用为主要，间附治验一二则，以为征信。非以自炫，特为表明仲师之法，今古咸宜，以破古方不治今病之惑，阅者谅之。
一，药性不明，不可以治病。芍药苦泄通营分之瘀，葛根升提增液，能引太阳经腧内陷之邪使之外出，意旨俱本张隐庵。似较以芍药为酸寒敛汗，以葛根为阳明主药者为正。明者辨之。
一，三阴之病，纯阴则死，回阳则生。黄坤载说最为切中，凡阳亢而死者，皆医之过也。鄙注特申黄说，而补其所不及，似较原注为胜。
一，霍乱之证，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纵然有热，吐泻交作之后，中气必属虚寒，故仲师以四逆、理中为主方，足证近代霍乱新论之谬。
以上八则，不过略举大端，微者阙之，以俟阅者自悟。倘海内同志，有能匡予不逮，正予讹误者，不胜荣幸。伤寒发微目录
太阳篇…………………………………17
阳明篇…………………………………74
少阳篇…………………………………99
太阴篇…………………………………102
少阴篇…………………………………104
厥阴篇…………………………………117
霍乱篇…………………………………132
阴阳易差后劳复篇……………………135
痉湿暍篇………………………………137
跋………………………………………141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