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陈舜臣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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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辛亥：从孙文崛起看晚清日落试读：
目录
第一章 海东青
第二章 公车以后
第三章 风暴前夕
第四章 重阳起义
第五章 亡命异乡
第六章 中堂遇袭
第七章 强学会
第八章 周游世界
第九章 檀香山
第十章 博爱
第十一章 旧金山
第十二章 横跨大陆
第十三章 三裔地
第十四章 德文郡街
第十五章 礼拜日
第十六章 幽 禁
第十七章 大英博物馆
第十八章 中山樵
第十九章 维 新
第二十章 壮士不还
第二十一章 保皇会诞生
第二十二章 义和狂风
第二十三章 准 备
第二十四章 健将们
第二十五章 台湾四十四日
第二十六章 留学时代
第二十七章 《苏报》
第二十八章 致公堂
第二十九章 洞中起誓
第三十章 同盟会
第三十一章 烽火连连
第三十二章 王朝日暮
第三十三章 青山一发是中原
作者后记
解 说
第一章海东青1895年10月中旬，台湾附近海域。青年在甲板上眺望着波澜不惊的海面，恣意地伸了个懒腰，惬意道：“好安静……不知陆地的骚乱消停些了没有？”他乘坐的是一艘饱受风浪、残破不堪的罗查式帆船。所谓罗查式，是指安装上西式蒸汽设备的中式传统帆船。这类船只在当时的中国沿海随处可见，船员不需要很多，数人就足以应付。时值闰年，农历有两个五月。洋人眼中的10月，按中国的老皇历算来，才八月份。去年的农历八月，甲午战争爆发，半年后，以清国战败落下帷幕。事后，李鸿章在呈给朝廷的请罪书中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北洋军原本是李鸿章麾下的“私军”，所谓“一隅之力”，便是他李鸿章一人之力。这位晚晴名臣的话中话再明显不过——以我一己之力，敌一国之师，安有不败之理？青年正眺望着远方的海平线，一个豪放的声音从下面传来：“消停得了吗？……有些人扼腕叹息，有些人暗自窃喜。你没见咱船上的客人个个喜上眉梢？”说话者年近四十，外形彪悍。青年问道：“夏威夷也在庆幸清国战败吗？”彪悍男人懒洋洋地站起身，抖去手上的灰尘，幸灾乐祸道：“何止夏威夷！那伙人哪个不跟过节似的？我也是。”谈话间，台湾最南端的鹅銮山已近在咫尺。船头的油漆字已脱落，几乎无法辨认，但这艘老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FALCON（“隼”号）。“大竹哥，昨儿在安平港口还能瞧到几艘洋船，今儿怎么只剩几艘破渔船了？”青年问道。大竹就是那个彪悍的男人。他望着前方不远的陆地，叹道：“阿福一定在昨天的船队里。从今往后，世上再没有清国的台湾了。”青年口中的骚乱，指的正是日军接管台湾一事。今年4月17日（以下皆公元），清国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按照条约内容，清国割让给日本的领土，除台湾外，本还有辽东半岛。但在俄、法、德三国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辽东半岛。但是日本接管台湾是势在必行的。新任台湾总督——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早已率近卫师团与第二师团，企图武力接管台湾。6月初，日军占领台北。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乔装为平民，混入德意志商船弃城而逃。而在台南方面，有曾在越南力克法兰西军队的猛将刘永福坐镇。刘将军固守安平炮台，怎奈弹尽粮绝，不得不乘洋船于昨日从台湾撤退。大竹口中的“阿福”，便是堂堂台湾总兵刘永福。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习惯于在他人的姓名前加个“阿”字，以表亲昵。刘永福本为流民出身，后投奔太平天国军。太平天国覆灭后，他流亡至越南，归顺阮朝政权，之后组织“黑旗军”，抵抗侵略越南的法军。在他的率领下，黑旗军成功手刃两名法兰西司令官卡尼尔和瑞莱。也正因为如此，他被软弱的阮朝所疏远，后来降清，做了广东总兵。但他毕竟是招安而来的叛军，甲午战争开幕之际，清政府便调遣他去镇守台湾。“我还盼着阿福能让假洋鬼子吃些苦头呢……”青年的失望溢于言表。“唉……看来黑旗军也不过如此。而且，阿福也不比当年。别看日本的架势大，只不过是卖昔日英雄一个面子罢了。”大竹叹道。刘永福曾严词拒绝日军大将桦山的劝降。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英雄，以撤退保全了自己的晚节。每天都会有人驾舟而来，将岛内的形势传达至“隼”号。这些探子似乎都是大竹的旧相识。依照条约，台湾的官吏、军队、庶民均不得有异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接管自己的家园。揭竿而起之人自然不在少数，但多是企图趁乱逃亡岛外之辈。揭竿而起无外乎暴力反抗，到头来，只是害得清国背上违反国际公约的骂名。一场战争的失利，并不足以压垮中国。真正可怕的是随之而来、贻害数代子孙的巨额赔偿——白银两亿两，五十年分期偿还。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甲午海战前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国的岁入约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两。甲午战争中，清国未踏入日本领土一兵一卒。这一赔，却赔去了两年以上的财政收入。难以想象，未来五十年这个国家将会是何等惨状。“隼”号已是第三次游经此地了。对此，大竹自嘲道：“此番阿福溃逃，台湾气数已尽。说来也是造化，我一介海民，竟亲身经历了国家国土沦丧，被自己国家所抛弃。”“无论是国兴，还是国亡，大竹哥都能赚个钵满盈盆不是？”青年调侃道。“你这张嘴真是越来越欠抽了，小军。”大竹敲了敲青年的后脑勺儿，惹得青年那垂在脑后的辫子抗议似的跳了跳。“隼”号的营生原本仅仅局限于香港海域，但自从6月赴台起，至今短短四个月，大竹已赚得盆满钵满。他瞅准的，是此地价格低廉的军火弹药。谈及台湾的兵力，初任巡抚刘铭传曾在台设四十营，按当时的军制，五百军士为一营。也就是说，台湾省确立之初，坐拥兵力逾两万。而次任巡抚却将军队的规模折半，仅保留数千正规军士，并延续至今，以至于与日开战时，兵源吃紧，还得倚仗广东的江湖人士协助征兵。可笑的是，临时凑足的乌合之众登陆台湾时，下关会议已尘埃落定。广东军首领——江湖大哥吴国华，自然成了世人的笑柄——“大老远从广东赶过来投降，真是难为吴老大了。”“广东兵逃得啊，那叫一个丢盔弃甲。这会儿去台湾，遍地都是枪炮。”这是从吴国华手下口中得知的消息，假不了。“隼”号自然不能错过这发财的良机，当即掉转船头，赶赴台湾。贱买吴军丢弃的枪炮，再高价卖给有需求的人。天底下没比这更便宜的买卖了。小军手搭凉棚，注意到一艘小舟缓缓驶出港口，忙提示大竹道：“大竹哥，卖家来了。”小舟愈发靠近了，大竹认出操船之人，挥手招呼道：“哎呀呀，今儿伸老爷亲自出马呀……喂，伸老爷，今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伸老爷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他用与年龄不相符的响亮嗓门儿回应道：“这趟买卖怕是到头了，我理应来打个招呼，顺带与你商议商议。”“谈崩了？”大竹感到事情不妙。“根本没得谈。”伸老爷抱歉地摇了摇脑袋，银色的辫子随之摇摆。谈判破裂意味着要卷铺盖走人。大竹不甘心，焦急地问爬上“隼”号的老人道：“假洋鬼子就一点儿也不动心？”“他们个个装备精良，哪稀罕我们的土枪土炮。”“鸦片呢？他们要鸦片吗？”“你以为日本人和广东军一样，个个是烟鬼？”“就没其他法子了？难不成，我们真得卷铺盖回香港了？”“法子还是有的……给我些时间，我就不信假洋鬼子都是铁打的。俗话说得好，好赚不过战争财。”趁着两个老板谈话的当口儿，小军与水手打开船舱，将一箱箱军火搬上“隼”号。大竹清点了“货物”后，微微点头道：“能把这么多卖给假洋鬼子已经很有本事了，剩下的，看情况吧。”自台湾被大清收复以来，便一直是附庸于福建省的“台湾道”，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升格为省。日清交战正酣时，侠客吴国华却领着用二十万两银子堆出来的广东兵趁乱打家劫舍，毫无军纪可言。更荒谬的是，台湾布政使的私人金库里尚残存二十四万两银子，广东兵红了眼，一阵争夺下来，在金库里留下了四百余具尸体。幸存的兵卒本以为可以带着钱财逃之夭夭，谁料台湾当地的黑帮早已磨刀霍霍。最后，钱财没捞着，还把小命赔了进去。台北基本算是一击即溃，只剩下率领黑旗军的刘永福，拒绝了英吉利领事的调停，苦守台南安平炮台至10月中旬，终究只得撤兵。生意事宜告一段落，伸老爷问道：“对了，广东那边，还真付给吴国华佣金了？”大竹无奈摇头，苦笑道：“白纸黑字，由不得官衙赖账。”“这么说来，我们还得感谢朝廷专程派个阿国来给我们送枪炮了。我转手给你的枪炮，可都是百里挑一的，你放心卖便是。”大竹似笑非笑道：“话说回来，那阿国从前也是个漕男呀。”广东兵首领吴国华在二人口中成了“阿国”，这也难怪，若不是这“阿国”将花费二十万两购买的军火无私奉献出来，哪能成就这趟便宜买卖？吴国华被行里人称作“大海侠客”，但大家心知肚明，他只是一介海盗罢了。伸老爷欲“进货”，还得提前跟这位“侠客”打声招呼。而将军火贱卖的消息放出去的，不是别人，也正是这位“阿国”。明摆着，他在这份买卖里也占着股。伸老爷拍了拍老友的肩膀，不舍地叹道：“今日一别，不知有无再会之日了。珍重，珍重……”大竹亦难得语带寂寥地道：“待到重阳日，一醉倍思君啊……虽说，离重阳也没几日了。”九九重阳，是中国自古以来登高饮酒、驱邪扫秽之日。历代诗人围绕重阳一节均留有佳作。而九月九日，对此时的大竹而言，既是重阳佳节，亦是兴大事之日。他是务必要在那之前赶回香港的。所谓大事，便是“夏威夷”孙文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因为这个年轻的医生与夏威夷颇有渊源，因此得了这个绰号。随着大事之日的临近，大竹的言行举止也在不自觉中增添了几分军人气息。这船军火，正是为起义准备的。伸老爷被蒙在鼓里。就连小军也只是知道这批货的买家是“夏威夷”孙文，而对起义一事一无所知。常言道，商人重利轻离别。大竹本不想感情用事，但或许是因为大事之日临近，他愈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聊完正事，伸老爷对这艘船的名字产生了兴趣：“你这艘船的名字，好像是某种鸟？给船取个鸟名，这与你的性子格格不入呀。”“是的，翻译成汉文，是鹘（隼）。”“鹘……只闻其名，未曾见过本尊。听说飞得挺快，你这破船能跑得那么快吗？”“哈哈，我这船虽不是鹘，却是做捕鹘之用的。”“这倒新鲜。至今捕着几只了？”大竹意味深长地笑道：“这才刚刚出动，好戏在后头。”伸老爷来了兴趣，惊奇道：“这鹘，果真如此难捉？”“那是自然，我们所捕的可非凡鹘。海东青……可听说过？此鹘以断崖绝壁为巢，需以命相抵方可捕之。”大竹说这番话时，语气中多了一丝决绝，倒像是在警醒自己。伸老爷显然对此鸟未有耳闻：“海东青？难道是栖息在海东边的青鸟……”“满人曾成功捕到过此鹘。这可是玩儿命的买卖，他们也是被逼无奈。”“怎么说？”“数百年前，满人是契丹人的奴才，只消主子一句话，刀山得上，火海得下。多少满洲汉子为此丧命，只是为了取悦主子罢了。”“海东青”乃是用作狩猎的珍稀猎禽，契丹贵族曾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傲。当时，女真人（后清朝）还是契丹的附庸，敬奉海东青是附庸的义务，不得有一丝作假。为此，每年上贡之期，就会有不计其数的满族壮年成为崖下冤魂。大竹继续说：“于是乎，女真不堪压迫，奋起反抗，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说海东青成就了满洲，一点儿不为过。”言者似乎通晓历史，但听者却只是一介海民。别说当时还未普及“满洲”一词，就连女真人，伸老爷也是一知半解。“被压迫的人，因为一头鸟翻身做主……你这船名，取得别有深意呀。我懂了，就说你小子怎么懂这么多，都是‘会’里学的吧？”伸老爷虽目不识丁，却可贵地有一副缜密的心思。他口中的“会”不是其他，正是反清组织的代称。大竹显然也是“会”中人，否则，伸老爷绝不敢在外人面前提及这个字眼儿。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满人统治多数汉人的朝代，清廷对汉人团结尤为警惕。民间自发的“会”与“会党”，通常会被列为反叛组织。简单一个“会”字，包含了“天地会”“三合会”“致公会”等，甚至“青帮”这样的帮派也被列入其中。大竹顿感亲切，笑道：“原来你也是会里的兄弟，同志，同志！”“只是不知，昨儿撤兵的阿福，是否也算是会里的同志？”“谁又知晓呢？或许以前算是吧。但如今他又是清廷的总兵。有些事，还真不能一概而论。”既然伸老爷都来亲自道别，这场便宜买卖多半要告吹。买卖双方因一个“会”字而交心。既为同志，大竹将买家的内幕向伸老爷透露了一二。当时的“会”，皆无一例外地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新人入会时，均少不了要高喊这个口号。清廷严打民间会社，天地会等反清组织自不必谈，就连宗教性质的会社也是动辄得咎。但毕竟是封建国家，统治者难免会在宗教问题上网开一面，于是，民间就出现了大批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团体。除此，清廷另有一项禁令，名曰“禁水夫设教”。水夫常年漂泊他乡，为求心安。热衷于三五成群，拉帮结派，以至于这一群体倒成了宗教组织的主力军。传言，威震四方的“青帮”，便是起源于一众渔民。伸老爷在海上漂泊了半辈子，入“会”并不为奇。“你知道吗？阿福的爷爷辈儿，也是个穷掌船的。”刘永福的祖祖辈辈与海结缘，其本身自然与“会”难脱干系。伸老爷不由得好奇地问：“不晓得阿福入会时，是不是和我们一样，也要念那句经文？”伸老爷所说的“经文”，无外乎“反清复明”四个字。每当念这句“经文”时，身边的同志均慷慨激昂。伸老爷虽茫然于这四个字的含义，但总是被周围的气氛带动，不遗余力地高喊，心中却颇不以为然。反清朝，杀皇帝——哪是声大就能成的事！阿福就是个实例。入会时，他怕是把这四个字喊得比谁都响亮。现如今呢？还不照样骑着大马，当着大官。这是赤裸裸的背叛。但不知为何，同志们却对这位刘将军尤为宽恕，得知他在与日军交战，还敬之如英雄。在台北战线，吴国华旗下的广东军趁乱烧杀掠夺，当地居民对其恨之入骨：“假洋鬼子怎么还不把这群浑蛋赶出台湾！”以至于在军队溃败时，落单的逃兵非但没有受到当地民众的体恤，反而遭到了疯狂的报复。反观台南战线，刘永福率麾下的黑旗军，苦守至10月，弹尽粮绝才作罢。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刘永福所率的嫡系黑旗军不是其他，正是天地会教众。刘永福投奔太平天国时，已为天地会一员。他被清将冯子材赶至越南时，命座下教众以黑旗为令旗，以“义”字为旗号。“黑旗军”因此得名。如此英雄，最终为何会选择降清，伸老头儿百思不得其解，只得郁闷地嘟囔道：“叛徒……”“哈哈……要不怎么说世事无常？当初，阿福被清将追杀到越南，顺道还帮越南皇帝剿了匪。而如今呢，他成了清廷的总兵，与当年追杀自己的清将并肩作战，共同为越南皇帝剿匪。更可笑的是，这个清将，从前就是个土匪头子……‘云南大王’冯子材的大名，伸老爷儿可有耳闻？”“没听说过……”“听没听过都无所谓，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足够了。”伸老爷可不喜欢被后辈教育，反问道：“可别告诉我，买枪炮的夏老板也是个土匪？”“那小子可是个医生，正儿八经的。”伸老爷显然将“夏威夷”当成了个汉名。大竹纠正道：“那家伙不姓夏，‘夏威夷’只是绰号，他姓孙。”但不管他如何解释，伸老爷始终不相信文质彬彬的医生会是军火买家。大竹只得耐着性子解释道：“纠正一点，夏威夷可不是[1]你想象中的郎中，他是学西医的，广东香山籍。”“我懂了。他从前一定和吴国华一样，是做海上营生的。”伸老爷有此判断，皆因香山临近澳门，海民众多。大竹无可奈何，只得苦笑道：“罢了罢了，随你怎么想吧。”“反正，他是我们的同志，这总不会错吧？”古时的中国人喜欢在自己的名字上做文章。孙文，字[2]载之，号日新，后改逸仙。幼时曾名“德明”，入学后改名为“帝象”。其中，“逸仙”最为人所熟知，孙文的国际通称“Sun Yat-sen”正是此二字的音译。而他常用之名则[3]为中山。此时，孙文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仍籍籍无名。因年少时曾至夏威夷投奔其兄三年有余，得绰号“夏威夷”。他在当地小有名气，皆因当时西医可是稀罕物。伸老爷所言的“同志”，指的自然是“会”中人。大竹点头。“那他一定也念过‘经’吧？只求他不要像阿福一样背叛就好！”他对这句“经文”似乎异常执着。大竹年长孙文三岁，孙文恪守长幼之节，唤其“大竹兄”，抑或“廖先生”。在给大竹的这趟台湾之旅饯行时，孙文曾作如下委托：“大竹兄此番赴台，请务必仔细观察战败后台湾的人情百态，特别是台湾民众对《马关条约》做何看法。”大竹在登陆后，首先感受到的是：当地百姓对趁乱掠夺的广东军的憎恨；对素未谋面的日本兵，他们倒生不出多少恨意。甚至连站在百姓对立面的台湾黑帮，此时也同仇敌忾，加入报复的行列。清朝虽施行银本位制，却未锻铸银币。民间流通的货币，多为银成分达标的银块与马蹄银。也因此，府库藏银多为洋银（外国的银币）、马蹄银，甚至有形状各异的银块。广东军丢盔弃甲，正是为了能多扛走一些银子与鸦片。鸦片……有些同情心的复仇者就会呼吁了：“银子是咱台湾人的血汗，想扛走，得掂量掂量自己有几颗脑袋！至于大烟，拿走便拿走吧，谁都晓得烟瘾发作之苦……”[3]夏威夷收购军火，欲趁战败日本之际，武力颠覆清政权。大战在即，最要紧的便是弄清敌方尚存多少余力。大竹本欲奉劝夏威夷多加重视朝鲜与辽东的战局，但他心知肚明，当下局势已远非我方之力可左右。如今大事之日将至，与清决战，已在所难免。经此一役，哪怕无法一举平定天下，如梁山泊一般割据中原、招兵买马、蓄势待发，则清军可逐——孙文这一席话，一扫大竹心中的顾虑：“就算宰不掉皇帝，占山为王也好呀……”而如今，亲眼看见清廷在台官吏的懦弱无能，大竹对即将降临的这场起义又多了数分信心。台北于六月初七沦陷。“隼”号在六月初抵台后，便一直徘徊于台南海域，无缘亲眼看见清军的惨败。但战败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台南。“隼”号此趟航行，可不单纯为了收购军火。当时台湾物资匮乏，居民日常用度多依靠大陆供给。大竹在干正事的同时，顺道靠倒卖物资小赚了一笔。若是归途能满载军火，这趟航行算完美收官。“隼”号的东家为港商洪咏城，这个男人亦是起义军的赞助者。洪咏城旗下有多艘货船，“隼”号是前年刚盘下的，这个名字自始至终便没改过。洪咏城在赠船时，曾勉励道：“鄙人捐赠此船不为其他，仅愿诸位欲成大事的同志，如鹰隼一般振翅高飞。夏威夷兄对此船名赞赏有加，所以，我把整条船粉刷了个遍，唯独没有动船头的名称。”廖大竹却对这个船名不以为然：“鹰隼一贯是从高空飞下捕捉猎物，兆头不好……能不能换作个由下往上飞的鸟？”“廖兄弟所言差矣，这世上，哪有一味向上飞的鸟？夏威夷中意此名，也是看中了隼的速度与凶猛。”洪咏城却坚持己见，油漆脱落的“FALCON”由此保留至今。海东青，乃隼中速度之最者，时速高达四百里，已远非人眼可捕捉。沙漠牧民契丹人对此飞禽的渴求亦在情理之中，沙漠无垠，绿洲分散。在尚无通信的古时，部落间的消息，多靠飞禽传递。5世纪，横扫欧洲大陆、蹂躏西罗马的匈奴帝国阿提拉军，便是以隼作为军徽。而讽刺的是，如上文所言，契丹人的覆灭，均源于对海东青的渴求。视角回到“隼”号甲板上，大竹向伸老爷大倒苦水道：“我几次奉劝夏威夷，这种鸟不吉利。他愣是不听，看到的只有速度。”“年轻气盛嘛，难免的。待他们知道错了，便会悬崖勒马。台湾的年轻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相较于顷刻间落败的台北清军，刘永福旗下的黑旗军能与日军胶着至10月，皆归功于台湾青年对家园的热爱。国难当头，吴汤兴指挥下的新竹义军、许南英组织的台湾[4]团练等壮丁组织林立，甚至一举夺回了日军占领下的苗栗，让世人对台湾男儿有了崭新的认识。大竹却对此嗤之以鼻：“无非就是对你们台湾人另眼相看了些，那又如何？”大竹对清国的抵制尚不如夏威夷，但对清军战败的幸灾乐祸，却是货真价实。刘永福于昨日——公历10月19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初一，搭乘德意志商船逃亡厦门。日本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便废阴取阳，而中国的农历制，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1911年）才终止。因此，本是同日签印的《马关条约》，日方标注的日期是4月17日，而中方标注的却是三月二十三日。加之中国为闰年，二度五月，阴阳之差愈加明显。大竹叹道：“听说日军要登陆，巡抚唐景崧、布政使俞明震等平日里悠然度日的官老爷们溜得那叫一个利索。同为逃逸，与日军周旋百余日后再作撤兵的阿福，倒称得上英雄。”伸老爷深以为然：“也是，无论如今是官是兵，他从前一定是‘会’中好汉。”“唉……不谈这些了。今后怕无缘再相见，有消息记得托会里同志传达。来，伸老爷，咱哥儿俩今儿要一醉方休。”大竹取来一精致小巧的茶色瓷瓶，瓶里头的透明液体是米酒，也就是用大米酿成的烧酒。伸老爷笑道：“板桥[5]（台北临县）的酒老板每日都得给假洋鬼子运去上等的米酒。你猜怎么着？每开封一罐，假洋鬼子们总会逼酒老板尝上那第一口。”大竹即刻理解了日军的意图，放声嘲笑道：“哈哈，一准儿是怕酒里有毒……”“我本以为阿福能有一番作为，黑旗军这趟可是名誉扫地了。”[6]“没法子。阿福在安南时麾下数万黑旗军，降清后，仅带回不足千人。赴台后，更是被削减至寥寥三百人。虽说朝廷又为其调配了数千潮勇（潮州军），但均为乌合之众，难堪大用。不需许多，只消再给阿福数百黑旗军，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定。加之既无军粮又无军备，就算阿福是关老爷再世，也无力回天。”瓶中佳酿见底，两人互道珍重。大竹目送伸老爷的小舟缓缓朝鹅銮鼻驶去，自言自语道：“还好有阿福在，总算不会输得太难看吧。”也不晓得伸老爷是从哪儿听闻的，刘永福在撤兵台湾前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朝廷狗官这些年让我吃尽了苦头，我这一退兵，怕是也得害台湾百姓受苦了。”日本派至接管台湾的兵力，陆海合计逾五万。随着刘永福的撤兵，有组织的抵抗告一段落，但民间的反抗活动仍是层出不穷。经此一役，日军损失五千兵力，但传言死因多为水土不服。日军登台后，染患风土病者多达一万七千多人。至于清国的人员损失，尚未有公论。据桦山大将给刘永福的劝降书记载，台北的八千战俘已悉数被释放归乡。日军亦未想到，誓死抵抗到最后一刻的，竟是土匪出身的台南刘永福。伸老爷的小舟早已消失在海平线，大竹脑中已经开始向孙文做汇报：“唉……夏威夷所言非虚呀。台湾地方官吏不作为，巡抚、布政使双双畏战而逃。两人平日里关系不睦，连潜逃时搭乘的船都是不同的。这样的人，没有丝毫拉拢的价值。”其后，布政使俞明震写下《台湾八日记》一文，记录下5月28日日舰靠岸至6月4日自己逃亡之间的八天。在此基础上，计算至刘永福撤兵，日军占领台南，这场战争正好持续了一百五十天。[1]广东中山市，古称香山。1925年，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以纪念孙中山。[2]“德明”为孙中山的谱名，即族谱中的名字，也就是没出生就被修族谱的人确定的。[3]此处指孙中山（此书注释均为译注，不再赘述）。[4]苗栗县，位于台湾西北部。[5]板桥现为台湾新北市的一个区。[6]越南古称安南国。第二章公车以后京师，即清朝时的首都北京。1895年4月17日，战败国代表李鸿章于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野为之震动。此年正值三年一度的“会试”（官吏最终选拔考试），举国人才会集京师。有幸接受“会试”的考生，均已经过层层考试。其实，只要通过“会试”前的“乡试”成为“举人”，便有资格在朝为官，但仍有数千考生奔着这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赴京而来。乡试与会试均为三年一试，照常规，会试通常举办于乡试翌年的丑、辰、戌年二月。考生在乡试年十一月末申请考试资格，当地政府发给上京的盘缠，申请日期于会试年一月十日截止。1895年为乙未年，正逢会试。二月考试期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于2月12日自尽，其写给伊东祐亨中将的降书上所标注的日期正是2月12日。同年4月17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紧随其后的便是4月25日的传胪（公布成绩）。来自全国的数千考生中，仅会产生堪堪三百余名的进士。考生均为举人，已是国家栋梁之材，但倘若位及进士，其后必为朝廷肱骨。而今年却与往年不同。会试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甲午败讯传来，群情激愤。科举不限年龄，位至举人者，多已是壮年不在。于同年及第举人的康有为已三十有七，他早已是公认的学者，怎奈时运不济，科举几经落第，年近不惑方夙愿得偿。由此可见，科举成绩无关学问深浅。直至传胪结束，数千举人会聚，滞留京师。他们皆胸怀报国之志，待机于各自在京城的“故乡”之内。京师中，除了湖南会馆、贵州会馆等省级同乡会组织，绍兴会馆、济南会馆等县市级会馆林立。每逢科举年，会馆为各地考生提供安生之所，好不热闹。所谓考场，只是“贡院”中无数的小隔间。考生在长达三天两夜的考试时间内，将考试答案誊写三遍。三天的吃喝拉撒均在隔间内解决，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持久战。由于举人们上京的盘缠均由朝廷调拨，他们亦被称作“公车”。报名期限为一月十日，考生们不得不在此前赶赴京师，在其后直至传胪的半年间，不得踏离京师半步。落第并不可耻，毕竟及第率近乎百里挑一，本年度的及第生仅有寥寥二百八十二人。素有“大儒”之称，学问远超评卷官的康有为，也只是屈居于第八名而已。然而及第捷报未至，马关媾和传来——割让台湾，割让辽东。此时，世界已步入通信时代。鸦片战争算是电讯化前的最后一场大战。滞留京师的举人们，向都察院呈上万名书，史称“公车上书”，上书的内容大致为如下十二字：拒签条约，迁都西安，誓死一战！而都察院却以“传胪前考生尚未入朝为官，无权上书”的理由，不予受理。“公车上书”的牵头人，正是同年进士康有为。读书人在选拔代表时，难免会各执己见，但当时康有为作为上书代表者，却是众望所归。由此一事，康有为的名望可见一斑。康有为的名望，赋予此次上书无上的权威。他发起的上书，征集到一千两百余名举人的署名。其弟子梁启超虽未及第，仍为老师征集到了一百九十余名广东举人的署名。对此上书最为迫切的当属台湾省举人。“台湾会馆”名为一省之馆，却只是一座老旧的四合院。居住其中的举人，亦只有林坚与林炳文寥寥两名而已。两名举人虽同为林姓，却非同族。林坚是台南出身，而林炳文则出生于台北郊外。会馆内，两个林姓举人正商议此番署名一事。林炳文问林坚道：“不知坚兄可有听闻莱山一事？给他这么一闹，署名考生皆哭喊要退出。你那边的状况如何？”见林坚神色郁郁，林炳文苦笑道：“看来情形也不容乐观……唉，想当初凑齐到十名时是何等的威风。而如今……”广州乃大省，越华书院、学海堂等知名学堂林立，就算康有为不亲自出马，由徒弟梁启超出面振臂一呼，同样是一呼百应。而台湾升为行省不过十年，教育水平远达不到此规模。再者台湾学界因割让一事陷入一片混乱，征集署名更是难上加难。“听说，台湾举人的署名还有专人征集？”林坚问道。“无非便是丘逢甲弟子那帮人。”林坚释然。丘逢甲乃是台湾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台湾举人多为其座下门生。这丘进士虽为客家出身，却对弟子一视同仁，有问必答。另外，他还是全台义军统领，这一消息还未在京师的民间传开。林炳文笑道：“我们倒不是有意与丘进士背道而驰，他有他的阳关道，咱有咱的独木桥。毕竟，在洋人看来，我们已不是清国人了……”林坚却不愿苟同这一观点，厉声质问道：“不是清国人？那你说说，我们是哪国人？”“在这北京城还真不好说，但若回了台湾，难免会成日本人。”“我拒绝。”“那就乖乖待在北京城，这样，还能多做几天清国人。”“哎，暂且只能这样了，我可不愿做假洋鬼子。炳文兄你呢？今后有何打算？”“在下嘛，既不愿做假洋鬼子，却也做腻味了清国人。”“腻味了吗……也对，瞧莱山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对清国人不齿。”孙毓汶，字莱山，为朝中主和派的高官。他以仕途为要挟，逼迫参与上书的举人取消署名。经他这么一闹，林坚苦心征集的十名举人，就有七名打了退堂鼓。剩下的三名中，还有一名行踪不明，不能确定其去留。“我决定先静观其变，再不济去香港，做英吉利人，总比做假洋鬼子好。”“说得容易，你去香港投靠谁？”“大不了自力更生……”今年会试两人双双落第，正在纠结是否要为三年后再做准备。毕竟，台湾已不属清，台湾学子是否拥有考试资格，首先得打个问号。“我记得你曾在信中提起过，去年去上海时见了个什么香港王先生，还大受感动来着……”“啊，对，这算是一个熟人吧。”林炳文恍然道。这封信是去年（1894年）林炳文赴上海拜访山长时，给回台南探亲的林坚写的。山长，是旧时中国对私塾校长的一种尊称。林炳文笔下的山长，指的便是上海名塾格致书院的校长王韬。这王校长曾久居香港二十余载，著作甚多。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人。王韬原名王瀚，江苏苏州人。因被朝廷怀疑串通太平天国，避难至英领香港，并改名为韬。初至香港时，以为英吉利学者翻译中国经书为生计。因精通英语，后参与汉文《圣经》翻译事务。另外，他在科学领域亦颇有造诣，曾中译英文论著《火器说略》，译本甚至传至日本。在叔父之友、招商局郑观应的引荐下，林炳文得以与这位当世名家见面。以下是王韬的原话：陶斋兄（郑观应的号）真是慧眼识珠，为老朽引荐而来之人皆非凡物。林小兄是如此，上回介绍的孙文与陆皓东亦是如此，皆为当世之英才。林炳文自然是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写在信中卖弄，倒是受了林坚一阵挖苦：“这王先生喜欢这般夸人的？这倒好，白白给这姓孙的与姓陆的长了名气。你也别着急，下回王先生见别人时，你林炳文也会扬名千里了。”今年五月，林炳文又打算赴上海，而林坚则决定暂留京师。前往车站的途中，两人再次谈及“公车上书”一事。当初的一千二百余个署名，如今仅余半数。林坚对此愤慨不已：“一群懦夫！枉称举人！”林炳文仍是那副招牌似的浅笑：“举人？状元又如何？乡试、会试，一路过关斩将又如何？还不是成了蕞尔小国的手下败将？你仔细想想，我此番欲拜访的高人，可是举人？”此言非虚，无论是郑观应，还是王韬，皆为无功名之身。林坚郁闷道：“难道，能救我大清于危亡的，只有这些无功名者？”“此言差矣……但我能与坚兄断言，陷大清于危亡的不是其他，正是那帮身负功名的朝廷大臣。”这对曾同怀金榜题名之志的好友，今日一别，从此以后将分道扬镳。林坚重整旗鼓，决心再战三年后的会试。而林炳文则摒弃于时代无用的八股文，欲师事上海的两位高人，谋实用之学。“这两位先生，可算是意气相投的知己？”林坚问道。“说来可笑，一人是学界泰斗，而另一人是商界巨头，真亏他们能走到一起。就像我与坚兄一样，三年后，你金榜题名，而我嘛……”林炳文仰望天空，眼神中既有迷茫，亦有期待。北京车站位于正阳门附近，两人已可看见高耸的城墙。“这是最后一次，若仍旧落榜，我对科举之途也不抱奢望。对了，我近期打算走一趟福建，入福建籍。”台湾归日管辖后，其子民不再属清国籍，自然无权参与科考。林坚在京师奔波咨询，才得了这入籍福建的法子。但林炳文却嘲笑道：“三年后，会试举办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你没见最近的报纸上满是抨击科举制度的文章？”“在我看来，写这些文章的定是一群迂腐的老童生。自己才疏学浅，反倒怪起制度的不是。”林炳文却不欲苟同了，他驻足，直视身旁的好友道：“非也非也……你可知，号召废科考之人不是其他，正是今科第八名进士、万木草堂的先生。”万木草堂乃广州的一家学堂，而这位进士先生指的正是康有为。他的科考成绩在今年的二百八十二名进士中位列第八，这使得他的名声愈加如雷贯耳。乍闻宣扬废科举之人是康先生，林坚郁闷道：“康先生本就是个特立独行之人……”若论辈分，两个年轻举人与康有为算是同辈，毕竟是同科考生。但同科的一干考生，包括二人在内，皆无一例外地尊称其为康先生，这亦是当时的社会对学界名家的一种敬意。《新学伪经考》一作，将康有为推至风口浪尖。说是这本书铸就了他的威名，一点儿也不为过。所谓“新学”，并非指新的学问，而是个朝代的名称。这是西汉末期，篡夺皇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短命政权。其在位的公元8年至公元23年，正是西方基督教萌芽的时代。《新学伪经考》宣扬，中国流传至今的古学经典，皆为王莽[1]篡改，伪造之物。开篇就大致这样说：诸君所学儒教之本，皆为反贼王莽篡改之物，慎之，[2]慎之！如此离经叛道的论调，自然在当时的学界中引起轩然大波，在会试前年（1894年）被清廷列为禁书。说句公道话，康倒未必是执此言论的第一家；早在十年前，进士廖平便在《古今学考》一作中执此论断，但仅仅是学术性质的探讨。反观《新学伪经考》，激进的政治改革论昭然若揭。林炳文对这位康先生，有种盲目的崇拜：“康先生才算是个地道的实践派政治家，他之所以考取功名，仅是为了进入政治中枢罢了。”“你跟着两位当世名家，可得好好学。”火车抵达上海，林炳文刚着地便赶赴郑观应宅邸，欲求其再作引荐。郑观应也好与青年才俊打交道，热情接待道：“年轻人的行动力，老夫甘拜下风……贤侄去年才刚来过，今年又至。我同乡的两个青年亦是如此，去年刚至上海落脚，便漂洋过海远赴夏威夷，这还没过多久，又在年初着急忙慌地赶回广东。”[3]“先生所言，莫非便是香山县孙、陆二人？这二位兄台的才名，晚生早有耳闻。”孙文时年二十九，陆皓东二十八。顺带一提，林炳文与林坚为同年，均二十有六。提及孙、陆二人，郑观应的心情大好，笑道：“年轻有为呀。若如此俊才能为国之肱骨，何愁国不可兴乎？老夫[4]已年近華甲，只求后继有人，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对了，你我今日之言，可万万不得告知王先生，他定会勃然大怒——区区華甲何出此言？老朽已是古稀之年，是否应退隐山林，做个垂钓老人？”古人称六十岁为華甲。若仔细观察，会发现“華”一字，是由六个“十”组成。一老一少秉烛夜话至深夜。郑建议林学习英吉利语。去年与孙文初见时，其流利的洋文让这位老学者惊为天人。郑青年时时常与洋人打交道，对洋文的驾驭也颇有心得。“贤侄他日若有幸经由香港，务必去拜访一番这孙文。届时，老夫会写信引荐。”就在去年，孙文曾一度欲进言于当朝重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但举人尚无资格“上书”，遑论一介白身医生？别说是进言于当今圣上，便是欲向朝廷大臣进言，就已是困难重重。郑观应对进言一事，自然是鼎力相助：“孙小兄只管在信中畅所欲言便是，老夫有好友侍于李中堂左右，定会为你传达。”于是乎，孙文返回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呕心起草进言书。为此他还特意至广州拜访挚友陈少白，询其建议。也正是在陈少白的介绍下，孙文得以与上海的电报实习生陆皓东相识，并共登旅途。照当时的习惯，游子出乡，途经一地，通常由当地事业有成的同乡负责照应。而香山人氏在上海的成功者，非招商局郑观应莫属。话说这郑观应，青年时研习洋文，早年间任外籍商社买办，后受清政府所雇，负责船社招商局、电报局、钢铁厂、矿务局、铁道等一系列洋务产业的经营工作，是推动晚清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晚清的“洋务派”将国力衰微归咎于西式现代化的迟误。郑观应与李鸿章座下的洋务派幕僚罗丰禄相熟，上呈进言书一事，自然也是托付这位罗先生。郑观应特地嘱咐孙文道：“那帮腐儒多纠结于文辞，孙小兄在文笔上切记多多留心。”“拙笔得上海山长先生审阅，晚生有自信，文笔方面不成问题。”“甚好，有王先生朱批，错不了。”说完，郑便开始细细默读孙文的进言书，途中不时发出几声赞赏。这也让孙文心中的石头落地。但事实并非如此，郑观应对进言中和平改革的陈腔滥调并无多少感叹，他也不忍出言打击，便敷衍道：“好，老夫这便将你引荐给罗先生。”郑虽对这位同乡青年的救国热情钦佩有加，但要让朝廷重臣过目一介白身的进言书，谈何容易。进言书逾八千字，整整二十页。好友所托，罗丰禄不好拒绝，却不得不为这份冗长的文章而皱眉：“此篇进言书是否过长？中堂大人近日忙于公务，怕是无暇过目。”这还真不是罗有意推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那段时日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孙文于1894年6月呈进言，两个月后的8月1日，便是日清两国公开宣战日。时值多事之秋，肩负国家存亡的北洋大臣如何能得闲顾及如此冗长的进言？这封进言书自那后也是石沉大海，再无音信。说起孙文，他在十四岁时远至夏威夷投靠兄长，十七岁归广东，此后便滞留香港学医。因这段越洋经历，他虽为旧中国一员，却熟知世界宽广。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却仅限于广东一隅。与陆皓东的旅程，让他首次领会到中华之大。一番磨砺下来，孙文初抵直隶总督所辖地天津之时，进言书的内容虽无大变化，其蕴含的思想却远非同日而比。呈上进言书后，孙文心怀忐忑地在上海滞留了数月，但别提李中堂的回复了，罗丰禄是否有将进言书转交，都还是个未知数。想想也是，时值日清对朝宗主权纠纷进入白热化，何况李中堂又是清国外交事务的全权代表。6月22日，日外务省摒弃电报，而是直接派遣书记官加藤增雄远赴朝鲜，向当地外交代表传达本国最后的决议——开战。陆奥宗光在《蹇蹇录》的一句话，明确表态了当时日方誓死一战的决心：“视今之形势，开战已无可避免。为求主动，我方应不择手段，率先开战。”日方之所以不远千里派遣专人传达决议，防的是清国将电报拦截，对战事有所防范。可他们错了，今年恰逢西太后花甲寿诞，清廷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此时生事端的。为迎太后寿诞，后宫重修万寿山，以至于国库空虚，清廷不得已动用军费补亏空。“定远”与“镇远”后，北洋水师十年间再没添置过一艘新军舰。也难怪孙文会如此愤慨：“这究竟是中华万万民之国，还是老佛爷一人之国？若是后者，趁早败了干净。”孙文的进言，原本仅主张循序渐进，改良国政。但经由与陆皓东的一番游历，与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的所见所闻，他在主张中补充了一条——若和平改革不可为，便只有武力革命。见进言一事石沉大海，心灰意懒的孙文再登旅途。此时恰逢日清关系恶化，相互宣战。最初的战火仅波及辽东沿海一隅，大多数平民对战事一无所知。更荒谬的是，日本这个国名甚至都没在中国大陆上传开。孙文于10月在上海登上了远赴夏威夷的客船。此时的上海仍是一番太平盛世模样。此条航线，得先经由敌国日[5]本，再转航至火奴鲁鲁。也正是此时，前线战报传来。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域惨败，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黄海海战。孙文并未因战败而扼腕；相反，此时的他，暗自期盼清国能早日走向崩溃。从废墟中重建的新政权已在他脑海中渐渐萌芽。如今让他忧愁的只有一项——革命资金，也就是钱。当时中国的富国强兵之策，分为洋务、变法两种流派。洋务派，便是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中体西用”的政府高官团体。所谓“中体”，指的是依旧以中国制度为主体，“西用”仅为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主张，类似于日本同期的“和魂洋才”。变法派，则主张“英法之强，并非强于技术，而是强于其思想”，强调了学习西方制度与思想的重要性。孙文与郑、王二人一样，同为变法派。“资金……”客船之上，他再度苦恼道。这趟夏威夷之行不为其他，正是为了募集资金。夏威夷不仅有全力支持自己事业的兄长孙眉，更是会党的根据地。虽为异国，但孙文对夏威夷总有种抹不掉的思乡之情，毕竟他的中学时光便是在那儿度过的。他倾心于夏威夷那闲适的生活，更对美利坚的自由民主心醉不已。正是因为如此，兄长孙眉恐弟弟忘本，才三年就将他送回故乡。孙文归国后，即与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卢慕贞成亲，与未来伴侣共谈国事的奢望就此泡汤。其后，他求学于广州、香港两地，并于香港接受洗礼。毕业后，他本欲投笔从戎，怎奈清国的福州船政局因清法战争而损毁，他只能步入医途。起初，他学医于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后入香港西医书院。此家书院乃是香港名士何启为纪念自己亡故的英国妻子雅丽氏所建，是香港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夏威夷早有反清组织，孙文此番广州举事，此地的反清力量不可或缺。组织本无正式名称，成员多以会旨、“三合”“天地”或“致公”称之。直到某次议事，孙文提议取名“兴中会”，这才有了正式的名讳。此名在澳门、广州等地已广泛沿用，但既为同志，迟早要共事，同名亦无妨。孙文回广州后，遇到了许多与兄长孙眉一样愿倾尽家财支援革命的强力后援，包括富商邓荫南等人。孙文刚踏上广州，“隼”号船主洪咏城便送来了见面礼：“孙贤弟尽管开口，老夫有求必应便是。武器？传闻说台湾方面正在抛售一批军火，老夫早已准备好了船队，即日起程赴台。”“洪老板之恩，孙某无以为报。现今，紧缺的是‘人’。若有救国义士，还望洪老板引荐。”孙文已摩拳擦掌。[1]此处略有差误。康有为认为，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学经典，如《周礼》《逸礼》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系“伪经”。而刘歆伪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王莽篡位夺权。[2]康有为曾在《新学伪经考》中这样说：“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之国家之鸩毒者，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3]此处亦指现广东中山市。[4]此处“華”为“华”的繁体字，为原文用字。现代的正确说法应该为花甲。[5]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和港口城市，华人称之为檀香山。第三章风暴前夕孙文对香港的情感，谈得上爱恨交加。首先，身处香港，就算将清廷与皇帝骂得狗血喷头，香港警察也只付之一笑。这与孙文所倡导的民主相契合。但在摆脱了清廷束缚的同时，此地为英吉利殖民地，殖民权威无处不在。这又与孙文所崇尚的自由相悖。1842年10月，英政府对港发布的“宵禁令”就是一项典型的殖民法规。此法令明言禁止“尔等华人居民”在晚十一点以后外出。并在翌年1843年，将宵禁时间提前至晚上十点，另追加了晚九点后不得下海这一条。这项于民生不便的法令，竟持续了五十五年，直至日清和谈，台湾割让之后的1897年才得以废止。另外，对华人居民的“鞭笞”之刑屡见不鲜，紧随其后的是“游街”与“载枷”之刑（板枷与脚镣）。当时的香港人口约三十六万（1901年统计），以在港华人为主，英居民区区万人而已，但如“宵禁令”一般，歧视华人的案例却比比皆是。此时此刻，孙文正疾步于这块土地上，试图将这块土地与蓄势待发的广州举事相联系。从台湾收购的军火已悉数安置在港口附近的秘密仓库。仓库附近多处都安插了暗哨，会里的同志化作平民，在周边巡逻，隐蔽工作安全无虞。十余年后辛亥成功，孙文再临此地时，被问及何处习得的革命，他的回答举世闻名：“正是这里，正是香港教会了我革命。”“兴中”为复兴中华的略称，早有会党以此冠名。孙文早年在澳门行医时，便为当地兴中会的一员。然而就在进言受挫，返回夏威夷的短短数月，孙文便成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兴中会。两个组织虽同名“兴中会”，会旨却截然不同。孙文的兴中会，创于武装革命前夕，属于激进派革命秘密组织。而澳门的兴中会则旨在“改良新政”，是个公开的民间团体。孙文归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掘在澳门兴中会里的激进分子。世间多把孙文所创的兴中会视为华兴会、光复会一般纯粹的友谊团体。谁知这个新兴会社，竟是武装起义的幕后根据地。此番起义，有两个指挥体系，分别为以孙文为首，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人所组成的孙派，以及杨衢云带队，谢缵泰、温宗尧次之的杨派。杨派的组织基础，是由杨衢云一手创办的香港辅仁文社。此社团在社旨“开通民智”的掩护下，行的是反封建制度的激进活动。正所谓同行知门道，孙文很早便察觉到这个会社不简单。他归国后，当即与此会社的高层取得联系。果不其然，辅仁文社的幕后主使为杨衢云之父，与新兴的兴中会可称得上是同道中人。此番举事，需广州、香港两地相互呼应方可成功，也就是说，孙、杨两派缺一不可。但群龙不可无首。这龙首，还得从孙文、杨衢云二人中角逐而出。10月10日，双方核心成员召开会议，以决带头人。于会前，孙文便对己方同志有言在先：“此次议决带头人，孙某欲作退让。一来，杨先生长我五岁。二来，此番起义，辅仁文社所动员的民间力量要多于我们。这位置理应由杨先生来坐。”这是孙文与杨派经再三商讨，决定的折中之策。其实，辅仁文社已做出莫大让步。此次起义，由兴中会发起，这亦代表着辅仁文社从此并入兴中会。做出如此妥协，杨派要一个兴中会会长之位，也在情理之中。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三人却对此决定颇为不满。此番起义的资金，包含了孙文在夏威夷募集的“起义军债”、其兄长孙眉的全部家产，以及“隼”号船主洪咏城的地产。谈得上是由孙文一手促成的。三人腹诽道：“他们也不想想打仗的钱粮是从哪儿来的？”对此，孙文也只能极力安抚：“此言差矣，辅仁也出了不少钱财。再者，今后的募款，还得由他们出面。”确实如此，辅仁文社在道上的面子可比新兴的兴中会大了去了。话说这辅仁文社的领袖杨衢云，他的右手只有两根手指，传言说，是他早年在造船厂学习技术时被机械绞断的。自那以后，他便弃工从文，开始研读洋文。在香港，洋文的受用范围极广。杨衢云从过教，担任过招商局书记，处处都用得上洋文。另外，杨衢云凭借其侠义心肠与敦厚人格，在圈内颇有人望，以至于其后被推举为辅仁文社社长、兴中会会长。辅仁文社的大本营设于旗下干部刘燕宾所经营的炳记船务公司之中，核心成员仅十六人。其中，澳籍华侨谢缵泰与香港皇仁书院学生温宗尧分别位列第二与第三把交椅。凡是参与此次起义的同志，需作如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兴中会在港秘密据点“乾亨行”，宣誓仪式刚结束，店童前来汇报：“孙先生，有客人找您。这是引荐信，听他说，是上海郑观应先生让他来找您的。”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份，想必大家已经猜到——正是台湾举人，林炳文。孙文不着急会客，让店童将来客引至铺面稍事歇息，先翻看起引荐信。郑先生对这位林举人颇有好评，介绍了他的生平来历，称其为值得深交之人。郑观应是孙文拜访王韬时的引荐人，其人品声望毋庸置疑。他此番介绍的林炳文，定然亦为正人君子。大期将至，孙文忙得焦头烂额，本无心交友，但一来引荐人郑观应对他有引荐之恩，再者，此时拒绝，怕是会欲盖弥彰。稍作权衡，孙文收起书信，至店面欲会一会这位林举人。简单寒暄后，孙文叹道：“林兄，惜哉，惜哉……”他已从信中得知林炳文会试落第，故有此一言。林炳文却不以为意：“落第考生千千万，羞愧与此，徒招心烦。反倒是清国战败一事，让在京考生义愤填膺。”“林兄如何看待此事呢？”孙文说广东客家话，林炳文言闽南语，两人本无法沟通，但清国当时的官方语言为北方官话。各地也专门设有正音书院，提供标准语教学。因地方语言习惯不同，产生了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下江官话等分支，但皆殊途同归。何况孙文系客家，祖籍本是移民，对方言的学习本就有所天赋。两人此时用以交谈的语言是北方官话。“孙兄谬矣，就在下看，无论是清国战败，还是科考落第，皆事不关己。不瞒孙兄，在下已无再战科考之意。”“林兄放弃仕途了？”“在下祖籍台湾，严格意义上，已非清朝人。”“何出此言？”“台湾属日，按理说，我们台湾人也该并入日籍。难得脱离了清朝，又要被扣上假洋鬼子的帽子，实非在下所愿。这番赴港，算是权宜之策。”谈话至此，两人沉默对视，琢磨着对方眼神后的深意。孙文感受到了这位林举人对清朝的抗拒之情，由衷感叹郑观应慧眼识人：“既不愿归清，也不愿降日，敢问林兄想做哪国人？”面对孙文的刁钻提问，林炳文略加思索，拍拍孙文肩膀笑答道：“这世上，怕还真没有我林某人想要归属的国家。既然没有，何不亲手缔造？”得此答复，孙文紧握林炳文的双手，热切道：“林兄若有此志，孙某愿尽绵薄之力助之。”“台湾人适逢祖国抛弃，尚未从悲愤中振作。这谋国之举，怕还得仰仗你们外人拿捏。国号有何打算呢？”“如今便商议国号是否为时尚早……”林炳文感受到孙文双手中传递而来的热意，笑道：“在下不才，得一国号供孙兄参考……”“孙某洗耳恭听。”“大同民主国……如何？”“巧了！我亦考虑过此国号，只是感觉‘大同’二字有些许落后于时代。但无论如何，都得给‘清’这个国号一个了断！”“今日得以结识孙兄，真可谓三生有幸。这清非清、洋非洋的地界，在下倒是头一回见到。”“用心体会数日，你定也会与我一样，对这座都市爱恨难言。”“乾亨行”名为商铺，店面窄小，员工只有适才传话的店童。四张方桌、五把木椅，便是店内全部装潢。“在下虽初来乍到，但已对这朝气蓬勃的地界心生好感了。”“希望今后大同民主国的国民，都能有幸到此地见识一番。”两人闲聊片刻，林炳文起身告辞：“孙兄想必近来忙于公务，在下就不多做打扰。待他日孙兄事业有成，在下定再次登门道贺。”说完，他忽然态度一转，双手抱拳，毕恭毕敬地行了个拱手之礼。孙文暗自诧异于林举人态度的转变，隐隐觉得对方的“忙于公务”四字别有深意。但他并未向郑观应透露起义之事，遑论初至香港的林炳文了。若果真如此，恐怕林炳文也只是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察觉到了一二，那适才所言的“事业有成”，也就没那么简单了。送别了林炳文，孙文不禁对自己的肤浅心生悔恨。怕就怕有所察觉的，不单单是林炳文一人……想到此处，孙文心生一股寒意，他慌忙摇摇头，欲驱走脑中的不安：“能有所察觉的绝非凡人，最起码不会做出通报官府这等下作之事。更何况，这林举人是郑先生力荐之人。”孙文本是生性乐观之人，绝不会被一时的自怨自艾所束缚。转念间他已不再计较此事，回到方才宣誓的密室之中。陈少白、尤列与杨鹤龄三位同志仍逗留于室内，他们均隶属于孙文派。再加上个孙文，会中同志戏称此四人为“四大寇”。“寇”一字，本是用以形容凶狠残暴的恶人，如“倭寇”“流寇”。孙文四人因对清政府乃至皇帝的公开叫骂，而得此绰号。可惜孙文的至交——电报实习生陆皓东久居于上海，否则，这“四大寇”怕是会成为“五大寇”。谈起这陆皓东，他与孙文同为香山县翠亨村人，小孙文两岁。两人乃总角之交，脾气禀性甚是相投。孙文从夏威夷归国时年方十七，正是性格逆反的岁数，与村子里的长辈多有冲突。有一回，少年孙文扬言村头北帝庙供奉的佛像为迷信，将其手臂折断。自那后，这个顽劣小儿便成了全村人的公敌。其父孙达成夹在儿子与乡里之中，操碎了心。催促儿子与未婚妻卢氏早早完婚，多少平息了些许众怒。送儿子赴港读书，多少有避难的意味。孙文亦是在此时与陆皓东邂逅，二人携手前往牧师布教所接受接受洗礼。布教所的名册现今尚存，二人的洗礼名分别为孙日新、陆中桂。所以，两人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又有同日入教之谊，深厚情感可见一斑。孙文通过狭窄昏暗的走廊回到密室后，问倚靠在门边的年轻男子道：“不知皓东他们是否顺利赶上返回广州的轮船？”“昨晚陆兄三人虽彻夜商议国旗设计一事，但我今早见三人意气风发，多半无大碍。逸仙兄怕是近日也必须抵返广州了？”孙文早在威震华夏之前就有名“逸仙”。孙文回答道：“我计划待大竹兄抵港后，再回内地。眼下，将皓东彻夜设计出的义旗取来，我们再对此做一番探讨。”在场的五位同志均围在桌旁，其中一名同志取来一个白色布包，毕恭毕敬地解开。“好！不愧是皓东费尽心血之作！”想必读者都见识过其后的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后来的中华民国国旗在设计上与党旗一般无二，只不过将背景的青色换成了红色，号称“青天白日满地红”。孙文对此设计赞赏有加，但同席的同志却不敢苟同：“在下拙见，觉得青、白二色即可。多了这抹红色，是否太艳了一些？”“这抹红色，才是设计的精髓所在……革命，是需要流血的。”孙文言罢，双目微阖，暗暗策划返回广州后的事宜。一名同志打断他的思绪：“对了，据可靠消息，大竹先生最快明日便会抵港。”此番武装起义的兵源均来自各会党以及新军。适才发言的同志负责与会党方面的联系工作，对大竹船队的行程自然也是了如指掌。孙文思忖道：“不知大竹兄是否顺利给我们带来台湾的‘土特产’……明日正好琐事缠身，一时半会儿脱身不得，顺道与大竹兄碰个头，再返回广州不迟。”大竹所带回来的台湾相关情报，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义军的士气。甲午战败后，清廷在天津重新训练了一支近代军队，号称“新军”。但民间习惯将摈弃了八旗旧制，配备西方军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