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仁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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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与慎思试读：
法律应与诗书通（代序）
有一种说法，副刊是报纸的女神。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一份报纸除了有新闻、评论，还需要有让人慢慢品味的副刊文化。注1
在众多报纸的副刊中，《检察日报》的“绿海”是比较有特色的，我注意到其“每月名家”专栏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作为一份专业性的报纸，这应当是很不容易的。
我本人与绿海打交道已经十年有余。还记得2004年年初，我参加报社一个活动，见到当时的“绿海”负责人孙丽，她说经常在评论版看到我的专栏文章，可否有空时也给她的版面写点文章。我当时正因时间的压力想不再写评论部的专栏，却又一直不好意思启齿。这下正好找到了一个理由，就向当初邀我到评论部开专栏、那时已升任报社领导的王松苗先生提出，我想从评论部转到副刊。松苗当然也只好同意。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坚持在副刊的“每月名家”专栏写上一个月，说是一个月，其实就是四篇，因为副刊每周五才出，所以相比起写评论部的专栏，压力小多了。
翻看记录，我2004年所写的四篇专栏文章分别是：《牛津的晚餐》、《走进唐宁街10号》、《我的美国农民朋友》、《三谒马克思墓》。再看2014年我写的四篇专栏文章：《论忍辱》、《论名利》、《论良知》、《论倾听》，大体可以看出我过去十年在“绿海”上发文的特点。早些年主要是写一些海外游记之类的，大概那时崇尚“行万里路”，近年来则偏重一些哲理思考类的,可能与人到中年有关。
十年来，我原创于“绿海”的文章被《读者》等多处转载，还被收入名家哲理美文、年度最佳杂文等多种著作，有的文章甚至还上了某些刊物的经典版。这要感谢孙丽、彭诚两位副刊的先后负责人以及她们的同事，要不是她们的鼓励、催促与宽容，这其中的很多文章可能就永远也不能面世。记不清多少次，拖到最后一个夜晚才交稿。有时到半夜还没有动笔，真想撂挑子算了，可一想到这是专栏文章，答应了的事没有退路，就只好硬着头皮，直写到天亮。
因为与副刊的这种关系，我先后应邀参加过编辑部组织的几次检察系统文学笔会，结识多位著名作家，与他们的交流令我获益匪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在延庆，会议组织者让我和莫言先生给参会代表谈谈创作体会。本来是让莫言先生先讲，但他谦逊地说，他去年已经讲过了，再讲也讲不出多少新意，还是刘老师先来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把自己在写这些专栏文章时的具体想法和做法报告给大家。没想到在接下来莫言先生的发言中，他对我的一些观点给予了肯定，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自信。
我一直认为，法律应与诗书通。诗书，文化也。文化是人性的体现，而法律必须反映人性。像我这样一个从事刑法研究的学者，每年能从刑法条文和案例中抬起头来，思考点人文问题，不光是修身养性之所需，而且对研究法律与法学，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新近出版的一家地方法学刊物（《威海法学》），在征得我和报社的同意后，把《论良知》一文作为卷首语来刊发。中办的《秘书工作》也有同志来电表达对拙文的喜爱，并盛情约稿。我想，要是我只埋头于法条，恐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的。
多年与绿海的合作，使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看书想事，每遇名言美句，或有所灵感，就用小纸条写下来，贴在墙上，包括选题。当选题满四个，每个选题的名言和感触也初步可以成文时，我就联系编辑，在此之前即使编辑联系我，我也会因时间还不成熟而请求延后。现在，我们已经就此达成默契了，我希望自己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言由心生，要想写出更好的文章，我还得继续在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能注2力和精神境界上下功夫。此是自期，亦为共勉。刘仁文2015年春于北京
信步海外
1 牛津的晚餐
吴宓先生在1930年访学牛津时曾有诗云：“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我虽然在牛津待的时间连“半载”都不到，却也有同感。本文要说的是牛津的晚餐。
牛津是以学院为基础的。以我所在的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为例，其正式成员都分属不同的学院，中心主任罗吉尔·胡德院士是众灵学院的教授，他在那里有专门的办公室，可以免费用餐。一天晚上，他约我去众灵学院吃晚餐，并提醒我要穿西装、系领带。
按照事先约好，我6点到众灵学院的门口，先在他的带领下参观了众灵学院“嶙峋玉笋”“悠悠尖塔”的庭院，那高高的门楼、漂亮的草地、宁静的教堂给人一种难以言传的美感。由于这个学院是牛津唯一一个不招收学生、专事研究的学院（但教授们要受学校的安排，担任大学的一些讲课任务），因此，平时很少向公众开放，游人只能在门口或其他适当的地方来“窥探”里面的动静，并拍摄里面的建筑。这不奇怪，因为众灵学院的建筑、布局和内部陈设在整个牛津均属上乘，而且人们知道，能在这里边谋上一份职的人，可以说是最令人羡慕的了，你看看那长长的走廊上刻满的一个个著名院友的名单，就知道从这里边走出过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大法官和包括印度前总统在内的政治家。
6点半，古老的钟声悠悠响起，提醒楼里那些专注于研究的人：晚餐的时间快到了，准备换衣服吧。于是，刚才寂静的两座办公楼里开始有了说话的声音，门洞里陆续走出一些身着黑袍的人。罗吉尔也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黑袍，并告诉我，如果我是周末去吃晚餐，那还得给我租袍呢。
晚餐的餐厅很是气派，三三两两的人正在各自聊天。有人在议论一幅刚挂上去的油画，好像是某位晋升为大法官的院友。罗吉尔将我介绍给一位年轻人，对方是从事中亚和外交研究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就住在学院里边，早餐也可以来餐厅吃，但要交一点点钱；中餐和晚餐是免费的，但必须上午十点前预订，一旦预订了你不来，就要罚款。此外，晚餐的酒钱要自己掏。
7点整，晚餐开始。由于今晚院长没有来进晚餐，参加晚餐的人中属罗吉尔资历最老，因而由他来主持。他站到头椅的位置，轻咳一声，大家便各自找位置站好，罗吉尔让我站他的旁边。只听他口中念念有词（事后得知那是拉丁语，基本意思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精美的食粮、幸福与爱），举座皆毕恭毕敬。一会儿仪式结束，大家纷纷落座，这时我注意到每个人的旁边都有几种供选用的酒水，还有一个精致的菜单，以及不同种类的面包。第一道菜端上来，是鸭肝、青菜和一片硬邦邦的类似什么饼的东西。第二道菜是鱼。第三道是甜食。其间两个服务生端着盘子来回给你添加，一个服务生我认识，是门口传达室的，他是阿富汗难民。罗吉尔一会儿劝我尝尝这种白酒，说是法国名酒，已经多少多少年了；一会儿又建议我尝尝另一种葡萄酒，说是如何如何的好喝。当他听说我对当晚的那种甜食吃不习惯时，很是遗憾，他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边对我说：我以为你会喜欢的。原来，今晚的菜单是他给安排的，因为谁坐头椅，谁就有权力决定当晚吃什么，喝什么。
吃完甜食，大家又随罗吉尔站起来，听他念叨那几句感谢上帝之类的话。仪式完毕，罗吉尔嘱我拿着餐巾继续跟大家去另一个厅。这个厅比刚才的小，而且也不如刚才那个灯火通明，原来是点着蜡烛的。只见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水果。罗吉尔招呼一老者与他平坐（此时，上席是两个座位），又招呼我坐他旁边。原来那老者是一位已退休的著名教授，他虽已退休，但仍担任学院的名誉教授，因此还可以享受免费晚餐的待遇。他每周三开车从郊区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晚餐，与大家说说话，见见面。此时，我发现那些着黑袍的都已经脱下并将其挂在了外面的衣帽钩上，不像刚才那样，凭衣服就能判断桌上谁是主人，谁是客人了。
水果有葡萄（青、紫两色）、梨、桃、草莓、香蕉，还有蜜饯、核桃仁等。吃水果前大家先吃点饼干，用英、法等国出产的奶酪抹着吃。酒、水依然有，且酒还不止一种，不过这一阶段没有服务生的专门服务了，依照惯例，当晚最年轻的那个人应当坐在门口，一旦发现酒、水没有了，就要去通知服务生换上来。今晚坐门口的就是我刚进来时罗吉尔介绍的那个小伙子，还记得中间他与人聊天忘了换酒水，当明白过来时，一脸的尴尬。
尴尬不止他，我还有更大的尴尬呢！一个小盒子在桌上轮流传送，我看到有人拿它放到自己的鼻孔前轻轻地闻两下，似乎感觉很好。待传到我的手上，我也学着去闻闻，结果喷嚏不止，原来那是专门供吸烟的人用的。由于里面不准吸烟，如果有的人烟瘾犯了，就可闻闻那里面的味道。我不吸烟，自然被呛出喷嚏。
进行得差不多时，罗吉尔悄悄地对我说，对不起，他要先走一步，到隔壁的咖啡厅去，让我跟着旁边的一位女士随后再走，因为如果他不走，即使其他的人想走，也是不能走的。于是，罗吉尔的位置空出来，一会儿另一位与他平坐的老者也与我打招呼先走，其他的人继续若无其事地聊。当我就晚餐中的一些习惯向旁边的那位女士探其究竟时，她却告诉我，虽然她是数学和哲学教授，但四年前刚从意大利应聘过来，因此对这些她也是云里雾里。她另一边的一位女士也是她今晚邀请来进餐的客人，和我一样充满了好奇。
几分钟后，大家亦起身去咖啡厅。这时就更自由了，吸烟的可以去专门的吸烟区吸烟、喝咖啡，看报的可以去摆有报纸的茶几，愿意继续聊天的还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继续聊。厅外有一个精致的小花园，有的人端着咖啡到外面聊天去了……
后来，我又随犯罪学研究中心的其他成员到他们各自的学院里去进过晚餐，风格不一，如有的学院分高、低桌，老师坐台上的高桌，学生坐台下的低桌；有的是学生先用餐，老师后用餐，老师吃的比学生要好些；有的要求学生每次晚餐都要和老师一样穿黑袍，有的则只要求学生一个月穿一次；最后一次我参加一个神学院的晚餐时，不仅师生同桌，而且伙食也要简单许多，不过祈祷的程序好像又复杂起来，他们还发我一个祈祷的小本本，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念。
正如罗吉尔的夫人对我所言，牛津的晚餐是它的文化的一部分。她即使工作再忙，每年也要以“特别客人”的身份，跟自己的丈夫去参加几次这样的晚餐活动。我甚至觉得，牛津浓厚的人文底蕴，英国注3人的绅士风度，可能都与这种用餐方式有一定的联系。
2我眼中的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内近年流行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小文中，我将谈谈自己对几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印象。
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曾对李光耀等小国的杰出领袖有过这样的评价：如果他们生为大国的领袖，一定会影响更大些。大学亦如此，荷兰的莱顿大学应当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仅诺贝尔奖得主就出过十几位，2005年我去访问时还赶上它的图书馆发现了爱因斯坦留下的手稿。只可惜荷兰毕竟是一个小国，加上荷兰语如今也只能算是一个小语种，当我参观其杰出校友展览室时，面对一点都不认识的语言，竟无从知道那些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姓甚名谁。
俗话说：陈酒好喝！大学的历史就如酒的历史，愈久愈醇香。虽然靠自身的努力，有的大学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快的发展，但与那些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相比，总显得缺了点文化的厚重感。纽约大学（NYU）法学院这些年排名稳居全美前五名，有时甚至超过同处纽约的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哥大），即使这样，纽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仍然告诉我，如果让他们在两校之中选择，还是愿意先选哥大。
总体看，一流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即使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想象中的理工科大学，其实也是相当综合的，它的艺术系、历史系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不凡的业绩。这些著名大学的招生规模都不是很大，虽然由几十个学院组成，但学生总共也就一万多一点，我去过的耶鲁、牛津都是如此。记得在牛津的时候，望着它那众多的草地和许多低矮的建筑，我竟纳闷，为什么它不盖些高楼大厦来扩招呢？冲着牛津的这块牌子，只要想扩招，生源应该是毫无问题吧。现在想来，也许那样牛津就不成其为牛津了。
说“综合性大学”，并不意味着别人有的我就一定要有，像前述麻省理工，还有美国的另一所著名大学普林斯顿，就都没有法学院，而且似乎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要去凑法学院的热闹，但谁都承认它们是一流大学。另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可能整个大学并不是特别有名，但它里边的某一个学院却特别有名，像伦敦经济学院（LSE），它本来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但由于它的优秀，所以世人皆知LSE，说你是伦敦大学毕业的可能并不怎么样，但要说你是LSE毕业的，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师资国际化，生源国际化，这是我对国外著名大学印象最深的一点了。站在哈佛广场，看清晨各色学生赶往四周的教室和图书馆，有的白人学生严冬季节还穿着凉鞋，露着肚皮，而另外的阿拉伯学生则夏天也戴着面纱。这没什么奇怪，哈佛和别的世界著名大学一样，有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学生如此，老师也一样，面向全球招聘，公开竞争。当代法理学大师德沃金最初是哈佛教授，后被牛津挖走，现在又被纽约大学重金聘请过去。牛津现在的校长约翰·胡德是从新西兰选聘过去的。2003年我访学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恰好当年主任要退休，于是在全世界招聘新的主任，最后，一位加拿大的教授胜出。
财力雄厚是一所大学成为著名大学的前提条件。在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各种讲座、活动铺天盖地，每次都有吃的喝的，有时组织者为了吸引听众，还想方设法地在海报上标明泰国饭、中国餐，如果有时间又想省钱，几乎每天甚至每顿都能找到这样的饭局。还有一些小的例子也可说明问题，比如校园里随处可以上网甚至是无线上网，厕所里的手纸、洗手液和烘干机等一应俱全（想想国内一些大学，学生宿舍楼里的厕所，要踩着污水中垫着的砖头，才能进去），复印机、打印机及纸张一律免费使用，没有数量限制（而国内呢，即使对于教师来说，每年也只能免费复印一二百张）。在耶鲁，我甚至听说它还拥有大片的森林和各种实验基地。
财力何能雄厚？校友捐款是一个重要来源。美国当代的“中国法之父”柯恩教授先后毕业于耶鲁的本科生院和法学院，他告诉我，他每年都要给那里的本科生院和法学院捐款，问及原因，他说：“我上学时得的奖学金是前面的校友捐的，现在我也有这个义务。”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越是著名的大学，有出息的校友就越多，捐给母校的款也就越多。当然，学校也特别注意保持与世界各地校友的联系，我曾在北京获邀参加过哈佛、耶鲁和哥大的校友会活动，并在好几个新年收到过校友办公室寄来的贺卡，每当此时，我就不由得感慨：这些大学离我很远，而且我待的时间也不长，却感觉它们如此地亲切；相反，我自己待过数年的几所国内母校，虽然就在身边，却感觉它们离我如此之远。我仅在牛津待过几个月，离别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却告诉我：你一辈子都可以回来，只要你曾在牛津待过，我们就可以在电脑里查到你的资料，自然你也就可以自由进出于这里的图书馆了。可是，当我有一次回国内的母校参加会议，想顺便去图书馆看看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却冷眼相对：我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到楼下去交钱、办证。
说到图书馆，我甚至久而久之产生了这样一个偏见：看一所大学是否是一流大学，先看它的图书馆，看它的建筑，它的藏书，看里面读书的人和服务的人。我访问过的几所著名大学，都有一个庞大的图书馆系统，它们既有综合性的主图书馆，又有各类专业性的图书馆，如法律图书馆。有的图书馆大厅或走廊里，展放着学校出版的各类刊物或教师们的新近著作，有的图书馆里定期举办音乐会或展出某些珍贵的收藏品，还有的图书馆里挂满了各类杰出校友的肖像。2004年，我到哈佛做短暂停留，接待我的安守廉教授首先交给我的就是一个哈佛图书馆的阅读证，可见图书馆在国外学者心目中的位置。还有几次，随团参观剑桥校园，接待方也必带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看。
浓厚的校园文化和人文气息对一所著名大学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有馆藏丰富的博物馆、艺术馆，各具特色的建筑和人文景观。在牛津，我流连于种植着中国银杏的植物园，到诗人雪莱的塑像前去凭吊；在剑桥，走在康河的叹息桥上，听志愿者讲牛顿、达尔文的故事；从麻省理工朋友的实验室出来，虽然专业与我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那富有特色的牛顿楼、阿基米德楼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1997年首访哈佛，当时我的陪同翻译欧瑞安娜小姐带我到哈佛的商店和书店，买下印有各种哈佛标记的书签、明信片和笔送我。她本人毕业于哈佛，戴着哈佛的戒指，给我讲述着哈佛的各种故事，如她们的宿舍楼是一个校友的父母捐的，该校友在二战中牺牲，富有的父母为纪念自己的孩子，将全部家产捐给哈佛，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校方要保证该宿舍楼的学生每天有一个冰激凌吃，因为他们的孩子生前最爱吃冰激凌。
还有牛津那带有宗教仪式的晚餐，哈佛典雅舒适的咖啡厅，耶鲁食堂每周末免费的“快乐时光”……不知是我自己太浪漫或太敏感，还是因为自己毕业和工作的大学及科研院所太缺乏这些，我是如此地珍惜这些见闻和内心的感受。
这样的大学不出人才才怪呢！但我要说的是，这些大学出的绝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才，也绝不是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人才，而是几乎各个领域的一大批人才！牛津出了几十位首相，剑桥出了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我只是听说；我亲历的是，1998年我在哥大做访问学者，当年哥大教授史托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还有哥大的校友获得该年度的其他诺贝尔奖，在我看来这应当是大庆特庆的事情，但哥大只是在它的校报上登了一则简讯。确实，对于拥有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哥大来说，这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两位候选人都是耶鲁校友，在我这个奔40的中国学者看来，这也是多么自豪的事啊，但年轻的耶鲁学子却并不稀罕，他们有的反小布什，有的反克里，还有的干脆视政治为丑恶，谁也不管，一心读自己的书。当然，与总统选举相比，另一件在我看来也是耶鲁人的喜事就显得更微不足道了，那就是校友、肯尼亚人马塔伊获得了该年度的注4诺贝尔和平奖。
3耶鲁情愫
2004年8月，我的耶鲁访学终于成行。在此之前，我已与耶鲁打过两次交道，一次是1999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曾应葛维宝（Paul Gewirtz）教授的邀请到那里做过一次演讲；第二次是2001年在北京参加过莱温校长主持的耶鲁校庆300周年晚宴。但这次，我将较长时间地体验耶鲁的生活。
从纽约到耶鲁所在地纽黑文（New Haven），驱车不到两个小时。前来接机的彭亚楠博士告诉我，现在正是纽黑文最美的季节。果然，一路上漫山遍野的红叶就像一幅幅油画点缀在高速公路的两旁。
接近纽黑文，醒目的“Yale”（耶鲁）路标仿佛在告诉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耶鲁是这个古朴小镇的中心。确实，世人皆知耶鲁，但不见得世人都知道纽黑文，甚至不见得世人都知道耶鲁所在的州是康涅狄格州。
耶鲁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它为美国乃至世界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包括5位美国总统、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2004年，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和克里均为耶鲁校友（且同是耶鲁著名的学生组织“骷髅会”的成员），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肯尼亚人马塔伊也是耶鲁校友。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社区，耶鲁的师资是国际的，生源也是国际的，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极大地丰富了耶鲁的文化。近年，耶鲁又成立了“全球化研究中心”，由校友、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担任主任。法学院成立了“中国法律中心”，每个学期都有几名来自国内的学者在这里访问研究（我本人就是这个项目的参加者）。该中心与国内司法机关、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以及高校、科研部门的交流与合作正日趋扩大。2004年10月，时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率团访问该中心并在那里发表演讲。
耶鲁之于我，别有一番亲切。首先，作为一名中国人，耶鲁是与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一大批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以一种怀古的心情查阅到了容闳当年的档案，并荣幸地参加了耶鲁大学纪念容闳毕业150周年的部分活动。其次，作为一名湖南人，我从小就听说过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许多动人故事。在长沙，雅礼中学、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无人不晓，而它们，正是20世纪初期耶鲁与中国合作的产物。巧的是，我这次住的欧杜邦院子（Audubon Court）就在雅礼协会的旁边。我和妻子慕名去拜访它，那里的工作人员高兴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以2001年庆祝协会成立100周年特制的精致书包等纪念品相赠。
我喜欢耶鲁的校园及其周边环境：“老校园”自然是必看的景观，在诸多的雕像中，有一尊我们必定熟悉，那就是耶鲁1773级校友、美国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雕像底座上刻着他就义前的慷慨陈词：“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第二次生命来献给我的祖国。”法学院后面紧邻的若无街墓园（Grove Street Cemetery）是一处重要的名胜古迹，许多名人包括不少耶鲁的校长和教授均葬在那里，孙康宜女士曾告诉我：她每次参观墓园，都有写诗的灵感。大学主图书馆前流水不断的“女生桌”是耶鲁著名女校友、以设计越战纪念碑而闻名的华裔女建筑师Maya Lin于1994年献给母校的礼物，它被置于校园的最醒目处，上面记载着1969年男女合校的历史。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1949年后就取得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度而言，也许有点费解，为什么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才允许男女合校，然而这确实是史实。朝新校园的方向，步行到“东岩公园”（East Rock Park），或沿着河边小径在林子里漫步，或登上山顶俯瞰整个校园和纽黑文全景，远处是海港，近处是一个个钟楼在郁郁葱葱的绿化林中若隐若现。
对于一个初访耶鲁的人来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到榆树街（Elm Street）的“耶鲁访问者中心”去，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图文并茂的耶鲁校史展，还可以看一个每隔一小时就播放一次的介绍耶鲁的短片，并随志愿者参观校园的主要景点。这些景点除上述提及的，大概还有集各种纪念品于一身的耶鲁书店、皮博迪自然史博物馆、大学艺术馆、英国艺术中心等。当然，每次都会由于路线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把这些地方全部看完，但经此一游，至少可以对耶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与我们国内一些大学比起来，耶鲁的学生人数并不算多，只有一万来名（我曾经访学过的牛津也是这个数），其中本科生、研究生各五千余名。本科生学院就叫“耶鲁学院”，它不分专业，任由学生凭自己的兴趣选课，这些学生被随机地分在12个不同的住宿学院（由于它是随机的，因而各个学院的学生在水平上没有多少差别，不存在哪个学院绝对好于另一个学院的问题；这与牛津不同，牛津由于入学时各学院的生源就不一样，因此同是牛津人，但若就读的学院不同，其含金量也就大不相同）。这些学院从外表看，一个个古朴素雅，形状各异，或尖顶，或圆顶，每个学院容纳四五百人，里面均有食堂、小图书馆、活动室，当然还有宽阔的草地和休闲用的桌椅及秋千等。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徽和旗帜，并与牛津、剑桥等名校的学院结为姊妹学院，它们都是以与耶鲁历史有关的人名（多半是校长、著名校友或教授）来命名的。每参观一个学院，你都能触摸到耶鲁历史的一部分。我曾为探访耶鲁的墓地而进入塞布鲁克（Saybrook）学院的教堂（“耶鲁”是一英国商人的名字，因他在学校早期慷慨捐款，故以他的名字命名），里面确实给人一种神圣而浮想联翩的感觉。从《耶鲁每日新闻》的广告看，各个学院都有频繁的学术讲座等活动，面向公众开放，并且一般都有吃的、喝的。
耶鲁的研究生教育除“文理研究生院”外，还有十所专门的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管理学院、神学院、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建筑学院、音乐学院、林学与环境学院、护理学院。这些学院可以说个个一流，硬件、软件都相当不错。以我所在的法学院为例，它被公认为是全美最好的法学院，里面不仅有宽敞的法学图书馆，还有舒适的食堂。每周五下午五点，食堂里有一个“高兴的一小时”（Happy Hour），师生可以在此时前来免费就餐，互相神侃，院长和一些著名的教授也时常会出现在人群里，那是一周最热闹的时刻。在食堂的入口右侧，还有一个小咖啡厅，有一次，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回母校，约我们几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咖啡厅喝“早茶”，那里的优美环境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我近半年的体会，耶鲁有几“多”：一是讲座多，各种讲座目不暇接，为了争取听众，组织者甚至变换着“中餐”、“泰国饭”等来吸引大家；二是学生组织多，从法律援助、“监狱之友”到同性恋维权；三是文娱活动多，不到半年的时光，我竟看（听）了数次日本电影、韩国舞蹈、中国的广东民乐，还在体育馆里打了球、游了泳、跑了步；四是刊物多，光法学院的刊物就有十几家，都是学生自己编辑，至于学校的报纸杂志就更多，好些报纸杂志都是免费赠送的，在法学院办公楼的入口处能定期拿取。
耶鲁的人性化管理也常常让我们中国学者感叹不已：我有一次外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竟为我准备好一部手机，当我推说自己不用时，对方却说因为我现在是耶鲁的人，所以怕万一有急事需要联系，还是带上的好；还有一次，国内来人，晚上到，“中国法律中心”委托我代表中心接待一下，行政主管拿出一家中餐馆的菜谱，告诉我上面做好记号的都是我们上次爱吃的……
这就是耶鲁，它能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融入其中，使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在被尊重和爱护。记得快要离开耶鲁的时候，耶鲁“留学生学者办公室”专门给我发来邮件，问我的研究计划是否已经顺利完成，如还没有、需要继续待一段时间，请通知他们帮助办理签证延长手续；如需要按期离开耶鲁，也请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要为我准备有莱温校长签名的纪念证书。说起莱温校长，我虽然至今不知道他在何处办公（据说是在法学院附近的一栋小楼里），却收到过他的好几封电子邮件，最近的一封是告诉大家他在东南亚访问时所亲眼目睹的海啸灾难造成的惨痛情景，号召耶鲁人为受灾地区捐款捐物。虽然邮件是发给全体耶鲁人的，但我还是为自己这样一个短期访问者居然也能被作为耶鲁的一分子来对待而感到温暖。
人生的难忘有时与时间长短没关系。短短半年的耶鲁访学，转眼已成往事，但那段美好的时光已嵌入我记忆的深处。想起耶鲁校徽上以拉丁文写就的“光明与真知”五个字，愿以此自勉，无论离它远注5近。
4感受美国法学院的迎新
耶鲁大学法学院是全美排名第一的法学院，我有幸亲历其2004年秋季学期的部分迎新活动，感到对我国法学教育不无启发，特记录如下。
9月2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此前每人领得一份“开学指南”，上面标明从早上8：30至10：00，在120教室有免费的早餐，桌上摆满比萨饼、面包、黄油、甜点、雪碧、可乐、矿泉水和葡萄、橙、梨等水果。大家都是新来乍到，热闹非凡。旁边的两间教室，分别是JD学位的学生和LLM学位及SJD学位的学生报到的地方。报到不是一窝蜂，而是按英文姓氏笔画分组报到，如A-J开头的先报到，K-P开头的随后，Q-Z开头的再随后。
与此同时，院长代表和法学院的其他师生在“桌子”旁负责解答新生的各种问题（“桌子”是法学楼里约定俗成的聚会地点，那里摆着几张桌子），并分发各种材料，其中包括：本届学生的各自照片、攻读学位和原毕业学校，法学院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各自照片、专业/职务、联系方式，校车经过的时间和地点，校警联系电话（学生如果晚上从图书馆或教室出来觉得不安全的话，可以打电话叫校警陪送回家）等。
11：00，院长哈罗德（Harold）在法学院礼堂向全体新生致欢迎词。此君是刚上任的耶鲁法学院第15任院长，克林顿政府时期曾出任过助理国务卿，韩国裔，民主党下台后回到耶鲁重执教鞭，是著名的人权法专家。他先从自己的肤色谈起，说明耶鲁是一个不分族群的社区。从他的介绍中，得知今年耶鲁法学院的招生继续坚持少而精的原则，JD学生共招收185位（美国法学院学生要先拿到一个别的专业的学士学位），从3800位申请者中选出；LLM学生（研究生）20余位，主要来自国外；SJD学生（法律科学博士）5位，也主要来自国外。在JD学生中，有刚刚获得奥运会铜牌、从斯坦福大学本科毕业来的学生（从未做过职业运动员）。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他主要谈了耶鲁法学院的特色和他本人对新生的期望。关于耶鲁法学院的特色，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每堂课都采取小组研讨的形式，16个人左右一个班，决不搞大班；二是耶鲁法学院不鼓励学生竞争，而是强调协作，为此第一学期的成绩一律不分等级，从第二学期起，虽然分为三个等级，但成绩不入档，这使得学生就业时不以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耶鲁法学院的学生之所以要学习，是因为他们想学习，而不是屈从于分数的压力。”
12：00，在法学院的草坪上，临时摆起桌子，全体新生与教职员工共进午餐。真是一个国际化的“社区”呀，这边是穿着吊带衣的白人女孩，那边却是戴着面罩的阿拉伯女孩。与我同桌的有从芝加哥注6大学来的黑人男生，有从汉城大学来的韩国女生，还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据悉，本届新生中，韩国就她一位，中国有两位（均为LLM）。我们正谈得热烈，院长也拿着三明治和矿泉水来到桌旁，还礼貌地问：“我可以加入吗？”攀谈中得知，耶鲁有来自美国50个州的学生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其师资也来自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院长还告诉我，他本学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轮流将新生请到他家里去吃饭，每次三至五人。
下午，按照签到顺序，由老生分组带领新生参观法学院和校园，以及法学院图书馆和大学主图书馆，并进行电脑操作和资料查询的演示。在图书馆和楼道等处，挂满了著名校友的肖像油画。学校主图书馆二楼的东亚阅览室，订有数十种中文杂志，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等。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创意的雕塑、绿色的草地和可爱的松鼠，还有那尖尖的塔楼和教堂。远近不一的教堂里，不时传出悠扬的钟声。
9月3日，照例有早餐和午餐，有院长代表在“桌子”旁答疑，有老生带领新生参观校园等活动。10：00在礼堂，院长、副院长和院长助理们分别与新生见面，介绍各自负责的工作范围。其后，法学院“资金与财政援助办公室”介绍经济资助方式和各种贷款计划，以及打工事项等。早就听说耶鲁有一套确保每一个优秀青年顺利完成学业的“无视经济条件政策”，今日见识，始知不假。
下午，介绍师资并开始新生“入学教育”第一讲，听着那一大堆赫赫有名的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教授的名单，怎不令人感到自豪和生出一股动力！这里的名教授，可不是只指导博士、博士后，而是要直接深入教学第一线的。今天演讲的是朗拜因（Langbein）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法学教育的历史和耶鲁法学院的历史”。在谈到耶鲁法学院的杰出院友时，克林顿只是他给出的一长串名单中的一位。演讲生动活泼，掌声不断，虽纯属自愿参加，但听众还是济济一堂。
晚上，师生们又齐聚草坪，共进晚餐。虽然晚风里裹着一丝凉意，但在烧烤的袅袅炊烟中，让人感到集体的温暖。耶鲁“忠诚团结”的精神，大概就是这么形成的吧。
9月4日，星期六。上午，各种学生社团开展活动，其中既有报纸和杂志在招聘编辑、记者和专栏作者，也有学生公益组织在低价卖书。据说这些书大多为高年级学生所捐献，有的新生就买这种二手书当教材，既省了钱，也算是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卖书所得统一上交公益组织）。下午，“入学教育”第二讲：“纽黑文：一些没有被颂扬过的美德”，埃利克森（Ellickson）教授用他精心准备的幻灯片给学子们讲解耶鲁大学所处的这个小城的历史。是的，这里没有纽约的繁华，但她也同样没有纽约的嘈杂，在这样一个地方学习和搞学问，实在是宁静之至。
9月5日，星期日，七辆大客车在法学院门口集合，全校的新生，包括法学院的学生，一起（自愿）乘车参观纽黑文。每人发一T恤衫，前有“我爱纽黑文”（其中爱字用“心”形代替），后书“耶鲁大学”几个大字及“为建设一个更强大的纽黑文做贡献”的小字。今天的活动是由“学校与康涅狄格州关系办公室”组织的，出发前大家均能领到简便的午餐和饮料。客车将大家拉到海港边和高山上，高年级的学生充当导游，并热情为我们拍照留念。参观完毕，回到耶鲁大学书店，步行不远，在后面一家餐馆吃自助晚餐，并进行抽奖活动。
9月6日，是美国的法定假日“劳动节”，第26届纽黑文长跑比赛在耶鲁大学校园内外举行，许多学生参与其中，其他充当热情观众，敲锣打鼓喊“加油”，一名法学院残疾新生摇着轮椅参加比赛，路人无不被他感染。
是日晚，法学院的草坪上再次升起炊烟。虽然系列“入学教育”的讲座还没有进行完毕，虽然接下来还有更大规模的法学院新老学生一起联欢，但主要的迎新活动已告一段落。“墙上”（专贴通知的地方）贴出了本学期的课程表，还有各种会议和专题讲座的预告；“桌子”旁已经堆放起了“每日耶鲁新闻”等报纸和杂志，以及各种打印好的讲义。这一切表明，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短短五天的迎新活动，虽然还只是翻开丰富的耶鲁生活的第一页，但它已经将这些年轻的耶鲁学子连在了一起，将他们与自己的老师、与自己的学校、与这个城注7市连在了一起。
5一流法学图书馆印象
耶鲁大学最大的图书馆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借书台上刻着这样一行字：人群来来往往，知识与日俱增。确实，历经300多年的积累与捐赠，这所当初仅靠40本书起家的大学，如今已成为一个拥有庞大而完备的图书馆系统的知识宝库。这个宝库由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地下图书馆（Cross Campus Library）、贝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s Library）、西利·马德图书馆（Seeley Mudd Library）等数家中心图书馆和30多个院、系一级的专业图书馆以及多所住宿学院的小图书馆组成。其中的专业图书馆，包括法学图书馆、医学图书馆、神学图书馆、艺术图书馆、音乐图书馆、戏剧图书馆、林学与环境学图书馆等，个个堪称一流。本文重点介绍一下笔者所在的法学院的法学图书馆。
法学图书馆全名叫“利莱昂·戈德曼法学图书馆”（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是为纪念1999年捐资翻新和扩建原图书馆的利莱昂·戈德曼先生而命名的。现有藏书80余万册，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缩微胶片和VCD等视听资料。它面向整个耶鲁大学开放，也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图书馆共五层，三楼的入口是主入口。该层除了保存大量的联邦及各州的法典和参考书外，还是明亮宽敞的“自习室”所在地。读者在向工作人员出示有效证件后，就可以携包进入，寻找适当的座位，插上笔记本电脑电源开始工作。每一个座位都有电源插座，并且整个图书馆都可无线联网。没有带笔记本电脑的还可在借书台临时借用。里面有一报刊阅览室,那里有舒适的沙发可供休息,墙上挂着栩栩如生的著名校友的肖像油画。
入口的右侧是咨询台，那里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耐心为你解答各种问题，台上放着可免费拿取的资料，包括一本小巧精致的《图书馆指南》，一张标明各层布局的地图，以及印有图书馆相关信息的书签，有的书签上印有图书馆网址和各层藏书的类别，有的书签上印有开、闭馆的时间和咨询电话。
入口左侧是总借书台，书都是开架借阅的，借书的本数没有限制，时间为一个月，可通过电脑续借，但如果该书有别的读者需要,图书馆又没有多余的了，则不允许续借。借书时需要留下联系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书到期后会收到图书馆的催书单。若经三次催促仍不还，将受到每本20美元的罚款（丢书则还要赔书钱）。罚款事小，关键是它还有可能导致一段时间内不能借阅的后果。
图书馆里有的书不外借，如1860年以前出版的书，以及法律报告、法规等，还有的是限制借阅，如装订好的杂志，实在要借必须在当日闭馆前才能取走，第二天开馆前要送来。当然，对于包括这些资料在内的所有书籍，读者如果想在馆内持续使用，可以每天走前先不放回书架,将其暂时寄存在借书台,再来时拿号取就是。另外,对于老师指定的某一参考书,如果数量有限,需求又很大,则规定每位学生每次只能阅读两小时,两小时后你要到借书台来打听有没有下一位读者在等,如有,就必须归还。“自习室”往上是4、5两层，这两层是从入口这边乘电梯上去。上去后房子结构朝另一面延伸，而不是覆盖住“自习室”。这使得“自习室”显得格外高大开阔。透过楼上的窗户俯瞰“自习室”，书与人交相辉映，顿成一道独特风景。从这里，还可欣赏到对面墙上的华丽装饰和房顶上的历史性画图。保存在这两层的书都是有关美国法的。其中穿插的座位不像下面那样“大锅饭”，而是每个座位相对隔开，并辅以小书架，它们原则上只能由二、三年级学生（JD）和研究生（LLM）使用，使用者可以将书本和文具留放在桌子和书架上。一年级学生及其他读者在位置空着时，也可临时使用，但不能动别人的东西。
攻读法律科学博士（JSD）学位的，则在4、5两层各自拥有一个小工作间。他们的门牌上标有自己的学位名称、姓名和国籍，里面开着电脑、堆放着书籍，可能主人并没有走远。有的还在墙上挂着自己家人的照片,桌上摆着精致的小花瓶,俨然一个自己的小乐园。
乘电梯下至二楼，这里其实已是外面的半地下室（图书馆三楼下面是法学院的一、二层教室），由此可以经另一个出（入）口出去。出来迎面是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坪，草坪上有三三两两的桌椅，或位于树下，或位于遮阳伞下，你可以在那里看书，或者打手机（图书馆里不准打手机），或者电脑无线上网，或者只为观赏那优哉游哉的松鼠。当然，你也可以折回法学院，在一楼的休息室喝杯咖啡，或在自动售货机里买点吃的喝的，或者干脆到旁边的食堂去吃正餐。可能正是由于图书馆外吃喝比较方便（也有可能是基于卫生考虑,或者两者兼顾），法学图书馆不像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那样设有内容丰富的小吃部，它甚至除了允许携带有盖子的水杯,其他吃喝的东西一律禁止入内。顺便说一句,美国法学院似乎有一个惯例,每位师生都能领到一个漂亮而实用的带盖子的水杯（上有学院名字）,笔者过去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有此经历,此次亦不例外。
图书馆二楼有珍稀书籍室，有缩微室，有电脑房，有报告厅。电脑房的旁边，还有专门给读者和法学院师生安装电脑软件、解答电脑疑难和维修电脑的办公室，其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在这里，Westlaw和Lexis等著名法律文献检索公司纷纷将其广告做成台历、书签等，供大家拿取。每位法学院的师生（包括访问学者）都有一个自己的密码，凭此免费在网上检索资料。
再乘电梯或直接走楼梯，来到处于地下的图书馆一楼。虽曰地下，却恍如地上，你瞧，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几个漂亮的鱼缸，里面的金鱼正吃并快乐着呢。旁边的书架上则摆满了号称与法律相关的VCD和录像带，读者若有雅兴，尽管随便借。鱼缸前，置沙发数张，累了的读者可坐下赏鱼，还可翻翻茶几上两本养金鱼的书，没准会有别的收获。该层主要是外国法和国际法的书，共有20余万册。高高的书架旁备有梯子，并提醒你要摇动某个书架以便爬上去时，一定要确保隔壁的书架前没有人。墙上的信息告诉读者，大量的联合国文件、欧盟文件和加拿大资料保存在西利·马德图书馆，而丰富的中文藏书（包括中文法律书籍）则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东亚藏书室里。不过，这不要紧，你若想借本馆以外的书，只要你告诉书名，法学院图书馆就会通过学校图书馆协作系统将该书找到，而你，只要到法学图书馆的借书台去取就是了。
从一楼步行往下，其实还有一层，他们将其称为“下东边”（Lower East Side），大概为与一楼旁边的一个“上东边”（Upper East Side）相对应。“上东边”是一个配有桌椅和小工作间的小型“自习室”，但“下东边”却几乎是一个与一楼没啥区别的庞大藏书室。当初参观图书馆时，曾隐约听工作人员介绍底下还有这么一回事，不曾想此次为写作这篇小文下去看个究竟，竟吃惊不小。不怕笑话，随着我的脚步在地毯上迈过，头上的灯光自动由暗变亮，一排排高深的书架伸向尽头，我整个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让我们中国学者感到新鲜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法学院的老师借书还书不必前往，可通过电脑联络，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把你所需要的书送到你的办公室，再把你堆在门口要还的书抱回去；每一层都有复印机、打印机，复印机和打印机旁有自动售卡机，甚至还有换零钱的机器；隔几个书架就在显眼的地方写上联系人的名字和电话，而每一次求助又都是那么让你感到温馨和心暖；就连每一层的厕所都设有残疾人通道，以确保轮椅能进去。面对此情此景，与我同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也禁不住感慨：国内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仅图书馆这一项，跟美国人比就差得远。
哦，忘了交代一下耶鲁法学图书馆的开闭馆时间了：
借阅时间：周一至周五早8:30至晚10:00，周六上午10:00至下午5:00，周日中午12:00至晚上10:00。在学年阶段，法学院的师生可以注8从早上7:00入馆，一直在里面学习、工作到凌晨2:00。
6容闳的美利坚足迹
2004年是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从耶鲁毕业150周年，耶鲁大学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借以推进其“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其实，早在2000年容闳考入耶鲁150周年之际，耶鲁就专门制作了容闳的画像，国内媒体曾报道此画像被置于耶鲁的“名人堂”内，但我到耶鲁后，几经打听，却被告知耶鲁并没有所谓的“名人堂”，容闳的画像存放处是耶鲁“亚裔美国人文化中心”（Asian American Culture Center），另外，在展示耶鲁校史的“访问者中心”大厅里，也有容闳的照片和介绍。
此次纪念容闳毕业150周年的活动除了整个学年一系列有关容闳与留美幼童、中美文化交流及亚洲历史文化的讲座、电影外，还有8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位留美学生毕业150周年纪念会”和12月21日容闳的故乡珠海市人民政府向耶鲁大学捐赠的容闳铜像揭幕仪式。记得铜像揭幕那天，尽管大雪纷飞、天气寒冷，但慕名前来的各方人士还是济济一堂，发言者中有一位耶鲁历史系的女教授巴特利特（Bartlett）老太太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其原因不仅在于她对容闳的介绍细致而幽默，而且她还是容闳的美国妻子凯洛格（Kellog）的家族后人。
讲座方面，我听了两场：一场是9月27日由耶鲁法学院韩裔院长高洪柱主讲的“白人世界里的黄种人”。高洪柱在简要地回顾了容闳的生平和贡献后，指出：容闳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白人世界里的黄种人，在逆境中要充满信心和希望，同时，还有义务担当两种文化的桥梁。显然，不论是组织者还是演讲者，他们都把容闳作为亚裔代表来纪念。
另一场讲座是10月18日由耶鲁档案馆馆长希夫（Schiff）女士主讲的“档案记载中的容闳”。她用一个精心制作的幻灯片向人们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容闳当初来美求学时装行李的大木箱，容闳在耶鲁参加美式足球赛时将长辫子缚在头上的照片，以及容闳后来组织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学堂等。从她的介绍中，还真知道了不少从前未曾听说过的事情，如容闳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是好朋友；容闳48岁才结婚，58岁妻子即去世，留下两个幼子。
为进一步查看有关容闳的原始档案，第二天我又尝试着去耶鲁大学的主图书馆——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打听。结果被告知，这方面的许多原始资料都保存在珍本图书馆里，但基于保护的考虑，它只对有真正研究需要的人开放，像我这样的好奇者，借一个缩微胶卷看看就行，反正内容一样。缩微胶卷也行，我只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工作人员很快帮我找出一个缩微胶卷，并指导我在机器上如何观看。胶卷里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容闳的毕业留言册、给别的同学的留言、后来的大量往来书信等。容闳在给他的美国同学留言时，常常先引用一句名言，然后再写祝语，并且先用汉字写好（汉字后头还用括号写上拼音），接着再翻译成英文。兹举几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司来德好友：请允许我对你的高雅品格给以高度评价。愿你的一生充满善行，美梦成真。”“有志者，事竟成。亲爱的司塔尔：你具有精力和与生俱来的善心。大自然寄予你厚望，愿你能实现你的崇高目标，为他人的幸福而活着。”“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
听说容闳的墓就在康涅狄格州的州府哈特福德，而哈特福德离耶鲁又不远，于是我又萌生前往拜谒的愿望。恰好有一位朋友来访，于是提出此想法，结果他也很感兴趣，只是到了哈特福德后，我们却无从打听到容闳墓的确切位置，只好怅然而归。当晚，朋友上网查到容闳墓在雪松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兴奋地约我周末再去。好不容易等到周末，我们也确实顺利地找到了雪松山公墓，但里面确实太大了，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容闳的墓。根据我在网上看到的容闳墓碑的大体形状，我又发动我们一行人分头去找，结果直到天色暗下来也没有找到。无奈，只好又恋恋不舍地离去。待到周一上班，朋友致电公墓管理处，问明容闳墓的标号，再去，这次终于如愿。在一片绿草如茵的开阔地带，我们终于找到了容闳的墓，他与他的美国妻子以及其他家人葬在一起。在容闳墓碑的前面，还有一块横躺着的碑，那是台湾“中华民国”于1972年立的“容闳先生纪念碑”，碑的顶端写着容闳的英文名字及其生卒时间：Yung Wing（1828—1912），下面用中文繁体字记载着其“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等爱国事迹。我注意到，容闳的墓碑是朝着东方的，或许他是想继续望着自己的故乡注9吧。
7重返哥大
2005年2月，应哥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中心主任李本（Benjamin Liebman ）博士的邀请，我得以在结束耶鲁的访学后，重返哥大做一个月的短期访问学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哥大都堪称世界一流学府。在它250年的校史中，曾有60多位校友和教师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走出过三位美国总统和汉密尔顿等开国元勋，以及十几位纽约州州长和十几位纽约市市长。
哥大法学院是全美顶尖级的法学院之一，它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大、小罗斯福总统，还有首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杰伊。矗立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旁的法学楼雄伟气派，是过往观光车驻足留连的地方。
再一次走进法学楼，发现一楼的展橱中照例展有法学院最新出版的多种学术刊物和教师、访问学者出版的最新书籍；各种学生组织在其相应的海报区贴满丰富多彩的活动预告，如果有时间，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能找到有饭局的讲座。与上一次不同的是，现在访问学者的待遇变得更好了，不仅在另一座新的办公大楼里有了专门的办公室，还免费提供打印、稿纸、笔、胶水、涂改液等文具。访问学者办公室的对面，是专门负责招生的办公室，外面摆着糖果和精致的宣传小册子，每天都有一些人来询问相关事宜。楼上的一间小厨房里，配有微波炉、开水和咖啡机、茶叶、一次性的杯子等，供师生们享用。
我上次访学哥大时，中国法中心的主任还是爱德华（Randy Edwards）教授（其夫人是朱自清先生的外甥女），现在他已退休。为纪念他对中美两国法学交流的贡献，由福特基金会等出资，在哥大设立了“爱德华奖学金”，每个学期资助2—3名中国的年轻学者到哥大去进修。接他班的李本刚刚三十出头，拥有耶鲁、牛津和哈佛三所名校的学位，并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难怪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胜出。
哥大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世所公认，胡适、徐志摩、冯友兰、顾维钧、陶行知、张伯苓、金岳霖、吴健雄、李政道……这些文化先驱和科学家均留学哥大。记得97年我第一次访问哥大，在其东亚图书馆的展厅里看到胡适等人的借书单时，那份亲切和激动，至今历历在目。1998年第二次到哥大，我又看到里边展出甲骨文等。这一次更绝，可以拿起耳机，听胡适口述历史的录音！
说起东亚图书馆，我就忍不住想多说几句，那里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的乐园，不说日文、韩文资料，光中文资料，就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综合性图书馆，几十种国内报刊，外加多种港台报刊，以及地下室的许多珍稀文本，让我这样一个长期浸淫在专业性的法学图书馆里搞研究的人有大开眼界之感。尤其是，它不像其他图书馆系统，要求凭证入馆，而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并免费使用里面的电脑，包括免费上网，这给家属和来访的朋友带来极大的方便。
与任何一所世界著名学府一样，哥大也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社区。站在校园行政大楼前的草坪上，看各色人种或急匆匆，或慢悠悠，有的大冬天还穿着凉鞋，有的却大夏天还罩着面纱，你会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大熔炉。我曾参加过几次李本的“中国法”课的讨论，课堂上来自各国的学生确实不仅开阔同学们的眼界，也开阔老师的眼界。当老师讲到某一个问题时，他就会习惯性地问：在韩国是不是这样？日本是不是这样？有一次下课，几位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上另一门国际法的课，过几天要去拜访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者平静，听者却不平静。想起自己上学期间，不要说联合国秘书长，就是一个党总支书记，见面也是紧张的呀。
地处“世界的首都”纽约，使哥大占尽风流。其位于曼哈顿中城偏上的主校园，毗邻世界闻名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坐落在百老汇（Broadway）大街上。气势磅礴的哈德逊河从西边流过，新泽西州隔河相望。在校园的西北部不远，有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的墓地，墓后有当年李鸿章访美栽的纪念树及立的铜碑。其他如自由女神、大都会博物馆、百老汇剧场等众多名胜，均可乘地铁到达。如果愿意再走远一点，还可北上参观西点军校。
哥大周围商店、饭馆林立，不用花太贵的价钱就可以尝遍几乎全世界的美味。过去我们中国学者和学生特别喜欢去的一家中餐馆是“王朝川菜馆”，味道正宗，但这次去却找不着了，据说它已被哥大收购。好在附近还有一家“哥大小馆”，虽然规模不如前者，气氛却很好。在那里，不经意间，你会遇到一些国内国外、圈里圈外的名人和注10熟人，不由得感叹世界之小和人生缘分之奇妙。
8难忘弗莱堡
小城，是德国文化的基因。位于德国西南边陲、靠近法国和瑞士的弗莱堡，人口不到20万，却是德国最古老也是最具旅游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弗莱堡人有句话，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住在弗莱堡的人，另一种是想住在弗莱堡的人。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弗莱堡人的自豪与自信。
位于两座城门之内的市中心，仍然是早期城市的结构，古色古香。鹅卵石铺成的人行道色彩斑斓，上面的各种图案华美而实用，如面包圈后面是面包店，剪子后面则是裁缝店。弗莱堡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立交桥和地下通道，但几乎所有的建筑，无论办公场所还是住家，阳台上都摆着鲜花。慢悠悠的有轨电车反衬出这个城市的不慌不忙，行人偶尔从它的前面穿过，它并不懊恼，只是铃儿叮当地提醒你。作为弗莱堡的标志性建筑，明斯特大教堂被誉为“天主教会里最美丽的塔楼”，是游人必访之处，那浑厚悠扬、一下接着一下地从教堂塔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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