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鸿乘风:珠江纵队女战士李铁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1-28 03: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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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铁口述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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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鸿乘风:珠江纵队女战士李铁回忆录

翔鸿乘风:珠江纵队女战士李铁回忆录试读:

一、童年点滴

(一)西关的记忆

据老一辈人说,我的祖上居住于白山黑水之间,到近代才入粤的。

小时候,每逢春节,母亲就在大厅里挂出历代李氏祖先的画像来供奉。列祖列宗身穿官服,或站或坐,相貌威严,给幼小的我留下无限遐思——他们是些什么人?

母亲还让我和哥哥对着那些先人的画像磕头,并警告我们不许偷吃供品。据说,要等先人们不吃了,我们才能吃。

可是从没见先人们吃啊?调皮的哥哥想出了一个偷供奉点心的好办法,那就是借小妹的手,就算让大人发现了,也拿他无可奈何。

自从1938年日军对广州狂轰滥炸,母亲带我逃难离开了广州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画像。直到我长大成人,这些古老画像的谜团才逐渐解开。

记得小时候搬过好几次家。

1927年11月,我出生在广州西关,这里曾是昔日荔枝湾的胜景所在,“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美景如诗如画。

依稀记得小时候家门前有两棵大榕树,孩子们都喜欢在树下玩。树上有许多小鸟,偶尔也会有小蛇,大胆的男孩子会用竹枝逗弄蛇尾,蛇就爬上树逃走了。母亲常对我说:“小心蛇下来缠你的脚。”我不怕蛇,也从没被蛇缠住过脚。

离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鱼塘,小孩子都喜欢在那附近玩,偶尔见到几条翻白肚的鱼,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用树枝捞起来拿回家。

后来,我家搬到西关闹市区的一幢骑楼,楼下是大马路,有许多汽车、黄包车及单车来来往往,我常吵着要下楼玩。有一天,家中的佣人阿姐带我下楼看汽车,后来阿姐背着我,跟着另外一个人,不知走了多久,到了沙基码头,我突然哭着要找妈妈,惊动了警察,后来才知我们被拐了。那时我只有三岁。

母亲说:“这屋不吉利,搬屋!”

没多久,我家搬到西关一个小巷子里,记得家里的大厅连着一个天井,下雨时母亲总是在天井中放两个脸盆接水,我看着雨水滴滴答答的,很是有趣。每当水快存满时,我就会大喊:“妈妈,水满了。”

印象最深的是卧室上面有一个复式的小阁楼,母亲把不常用的东西及我的玩具通通放到阁楼上,我经常爬上阁楼去找玩具。在这里我住得很开心。

一天晚上,母亲叫醒我说:“乖女,睡在床中间,不要动,靠墙的床边有蛇。”当晚,母亲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是周末,在中学住宿的哥哥回家。母亲告诉他发现蛇的事,哥哥便去外公家找来八舅父,两人翻箱倒柜地找遍了整幢房子,最后在小阁楼装玩具的木箱子里,发现那条让母亲提心吊胆了一整晚的蛇,它正懒洋洋地盘踞在我的玩具上。当晚,我们住到了外公家。

外公家有好多人,外公住在二楼,喜欢躺在床上抽长长的烟筒,烟味刺鼻。楼下住着两位当时尚未出嫁的阿姨和八舅父。外公对母亲说,那所宅子听说常有蛇出没,不如搬家吧。

第三天,八舅父请了一位“蛇王”(捉蛇专家)到我们家,捉了蛇,又四处察看。做完一切后,“蛇王”对母亲说:“太太,靠近大门口右边的墙下,地面有条长长的白印,那是蛇爬入屋的通道。您要是害怕,最好还是搬家吧。”

就这样,我们又搬家了,父母在华林寺附近的茂林横街买了一幢半新的住宅,那年我大约八九岁。这幢三层高的小楼,位于茂林横街10号。母亲和我住在二楼,佣人阿姐因为要照看我也住在二楼。

厨房和饭厅在三楼,餐桌上有个铜制的大转盘,来访的表弟和表妹最喜欢转来转去地玩。

饭厅连着一个大露台,上面种了很多花草,当中是一盆很大的莲花。在露台上能看到一大片西关的民居,夏天的夜晚我们喜欢在那里纳凉,数着天上的星星。

与我们的小楼相隔100米左右,就是广州闻名的华林寺。从我们家二楼就可以望到华林寺的后座,视线越过高高的围墙,可以看到郁郁苍苍的古树。香火鼎盛的广州华林寺

华林寺香火鼎盛,从早到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烟香如云似雾,凝聚在寺的上空,再飘出寺院的后围墙,附近一排排楼房,都沐浴在淡淡的香烟中。浑厚的钟声和朗朗的诵经声,抑扬顿挫,和谐共鸣。夕阳西下,烟缭雾绕的华林寺更显得庄严肃穆。

搬入这幢小楼后,华林寺的念经声引起了母亲的关注,也由此改变了母亲的信仰。

茂林横街的家珍藏着我无数美好的童年幻想和记忆,直到广州沦陷,家园美景不再。在昔日欣赏西关美景的大露台上,我看到日本军机狂轰滥炸后的雄雄烈火,以及变成废墟的民居。(二)我被拐了

我幼年时最深的记忆之一就是,我被拐了。

三岁时,我家搬到西关闹市区的一幢骑楼,我们住在二楼,厨房在楼下,从一楼通往二楼的是一条很陡的木楼梯,没有扶手,我下楼时很害怕,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手。有几次自己下楼找母亲,不小心跌了下去,疼得大哭。

骑楼下的人行道上有许多小贩在叫卖各式各样的小吃,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推小车卖牛腩和肉丸的,阵阵香味传来,我总是吵着要吃。

人行道之外,就是热闹的马路,有许多汽车、黄包车及单车来来往往。那时广州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黄包车,小汽车好像总嫌黄包车挡路似的,不停地按着响亮的喇叭,我觉得十分有趣,看得入了神。

有一天,家中的佣人阿姐带我下楼玩,后来不知阿姐怎么回事,背着我跟着两个人走了很长时间,到了沙基码头。看着陌生的地方,我突然大哭起来:“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我不停地哭闹,阿姐哄了半天也不行。终于,我的哭声惊动了两个警察,他们走过来问阿姐:“你家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阿姐茫然地答道。阿姐是乡下人,对广州并不熟悉。

后来警察叫阿姐抱着我坐上警车,离开码头到了警察局。警察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关上了铁门。见不到母亲,我还是不停地哭,其中一位警察就从铁门上的空隙处递给我小玩具,说:“小妹妹乖,不哭,你妈妈明天就会来接你回家。”

我们在这个小房里住了两天两夜,三餐都是由警察送进来,早餐是白粥﹑油炸鬼(油条),午餐和晚餐都有肉吃,印象最深的是一碟大豆芽炒牛肉,非常美味。吃饱之后,我还是不停地吵着要找妈妈,不明白为什么警察叔叔要带我们进来。

过了一天,阿姐突然说:“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家门口玩时,有两个青年人抽着烟,站在我身边,向我喷烟。然后叫我背着小姐跟着他们走,后来一直走到沙基码头。”

后来我才知道,阿姐是中了迷烟,如果不是我的哭声吸引了警察,很可能就被那两个人带上船了。

在我们被拐走的那两天,父母急坏了,哥哥和八舅父找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后来看到警察局的寻人启事才找到我们。

在警察局的第三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餐,我突然看到哥哥和八舅父站在铁门外,我高兴极了!哥哥抱着我,警察开车把我们四人送回家。

一见母亲我就忘掉了所有的不快,忙着告诉她,警察叔叔送给我玩具,还吃了很好吃的大豆芽炒牛肉。

母亲对那个警察千恩万谢,警察临走时摸了摸我的头说:“小妹妹,以后不可以跟陌生人走了啊。”

晚上,我不肯跟阿姐睡,紧紧地搂着妈妈不放。(三)我的父亲

1953年我大学毕业后,哥哥与我相约回广东,到顺德众冲为母亲省墓,那年,父亲把他增修的李氏祖谱传给了哥哥,我才知道我们李氏一族的来历。

说来我们李氏祖先是朝鲜人。

据我们家传的李氏祖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先祖李膺尼相伴族人李哲根穗、李哈山、李厦霸努、李把图理,从朝鲜咸镜道楚山,渡过鸭绿江归附明朝。李膺尼授铁岭卫总旗、指挥使,从此李氏一族便在辽东铁岭卫安家落户,李膺尼被尊为始祖。

一世祖是李膺尼之子李英,世袭铁岭卫指挥使,第二世祖文彬和第三世祖春美,也都世袭铁岭卫指挥使。

到了四世祖李泾,除世袭铁岭卫指挥使,还授昭勇将军。李泾育有四子——成梁、成宽(成龙)、成材(成武)、成林(成海)。李氏世袭官爵,族亲旺盛,成了铁岭的大户,而李氏成为明末最显赫的军功贵族,主要是由于李泾的长子李成梁。

李成梁,字汝契,号寅城(引城),他两次任辽东总兵,镇守辽东30年,先后10次奏大捷,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明史》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明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朱翊钧为表彰李成梁镇守辽东军功,建了李成梁石坊,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北镇市,石坊上刻有“世爵”、“天朝诰券”及“镇守辽东总兵官兼太子少保宁远伯李成梁”等字。哥哥离休后,曾回铁岭找寻李成梁石坊等遗迹。李成梁石坊

李成梁的大名传至现今,一方面是他镇守边关战功赫赫,另一方面是他用计杀死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削弱了建州女真的实力,其后又收养了努尔哈赤为养子,这些在近年的影视作品及历史小说中常有描述。

族谱上还记载,努尔哈赤有个弟弟叫舒尔哈齐,他的女儿,被李成梁的二子李如柏纳为妾,生育三子。据说这是汉(朝鲜)满最早的通婚,故此,李氏与满族有血亲的关系。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卒于北京,享年90岁,葬在仰山之北(今北京附近)。他死后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诏告对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对朝廷宣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攻陷铁岭卫。李氏一族500余人遇难,百余人被屠杀,一部分逃回故乡,一部分随清兵入关,还有少部分留铁岭卫小屯村务农,看祖坟。

李成梁长子李如松曾威震朝鲜,抗击倭寇丰臣秀吉,其他如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族子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等,皆骁勇善战,有父兄之风,被人誉为“李家九虎将”。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太宗统满、蒙八旗,攻克辽东锦州府。凡明朝大小文武官员归命投诚,分隶各旗。李氏一族编入汉军正白旗,驻锦州府。

我们家这一支是李成梁之弟李成武的后裔。

五世祖李成武,字成材,是李泾第三子,官至辽东参将,诰封昭武将军。他的儿子如楠、如桂也官至参将,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松等合称“李家九虎将”。

李成武长子如楠(自盛),清顺治二年(1645年)定鼎燕京,论军功授汉军红旗军统领,诰封昭武将军。

李成武的嫡孙李进学,字魁梧,是祖谱上的七世祖,也是我们李氏入粤始祖。顺治六年(1649年),李进学随清平南王尚可喜,领满、汉八旗下广东。次年,广东平,授藩下旗鼓领一等尉,晋封骑都尉,诰封武德将军。

自清顺治年间李氏入粤,祖辈敕授承德郎、儒林郎,诰封奉直大夫、儒学正堂、江南军功千总等,或弃军从学、从政、从商,有显赫、有平实。

我的祖父李怡,字心孺,中了举人,钦加同知,赏戴蓝翎,还当过浙江杭县正堂。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已是入粤第十世(自一世祖李英计是第十六世)。

我的父亲李湜芳,字仿白,号杏存,光绪十六年(1890年)3月18日出生于广州,终于1963年5月15日,享年73岁。

父亲求学时期恰好是清末民初,他先是考上清朝的拔贡,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父亲又考取了民国法学士,曾任律师、法官、法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太平路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法庭听审,看着父亲很威严的样子,年幼的我对他很是景仰。父亲常对我说:“办案要公正,不偏不倚。”因此,长大后当律师,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

父亲的“李湜芳律师事务所”设在广州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191号二楼。在20世纪30年代,太平南路是广州繁华的商业区。

父亲这位大律师收入想来很是不错的,置了不少房产,母亲将房子租给人家,租金用以家庭开支。可惜,自古才子多风流,母亲嫁进李家没几年,父亲在外又陆续置了几个“家”,母亲这位西关的金枝玉叶,日渐枯萎。(四)我的母亲

清末民初,住在广州西关,曾是身份的象征。所谓:“东山少爷,西关小姐。”那时,大商家多住在西关,而有权有势的官老爷就住在东山。我的母亲陈丽宽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出生于西关。1938年日本侵华对广州狂轰滥炸。母亲带我到顺德躲避战火,于1939年4月16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离世,享年49岁。我的母亲陈丽宽

母亲是广州老字号“陈李济”药店创始人之一陈体全的第九代孙女。“陈李济”始创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当年创业,还流传着一段传奇故事。

南海县商人陈体全收完货银乘船回广州,船抵广州时他匆忙上岸,将货银遗落在船上,被一位名叫李升佐的同船旅客拾获。李升佐也是南海县人,颇谙医道,在广州大南门已末牌坊脚开了一间中草药店。李升佐不顾天寒地冻,在码头等候良久,终将遗银璧还失主。民国时期位于汉民路(今北京路)的“陈李济”老铺

陈体全重金相赠,李升佐婉言谢绝,于是陈体全诚恳提出:拿出遗金半数,投资于李升佐经营的中草药店。李升佐谦辞再三,终不能却,只好应允。于是,两人用红柬写下合伙文书:“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样。”并将店号定名为“陈李济”,寓“陈李合作,同心济世”之意。从此,“陈李济”这个字号就在广州创立并发展起来了。

自创办以来,陈李两族轮流选任司理(类似厂长),我的外公陈少兰,当年曾当过“陈李济”的司理。

与广州其他地方的女性不同的是,当时的西关小姐有了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母亲先是上私塾,后来进了女子师范学堂,婚前还教过书。母亲知书达理,思想开放而又不失矜持贤淑。但她的婚姻仍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门当户对的李家。陈体全李升佐

母亲共生育四个子女,前面有两位姐姐,哥哥排行第三,我最小。我从未见过两位姐姐,她们在小时候便相继患病夭折了。每当说起姐姐,母亲都难掩伤悲,这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也是她希望我将来长大学医救人的缘由。我的姐姐李敬旋

母亲很会持家,除了祖业,当律师的父亲先后购置了不少房产,大多位于西关带河路、濠畔街一带,母亲将房子租给他人,有住宅也有商铺,租金用于家庭开支,其中有家杂货铺,我们去买油盐酱醋不用给现钱,可记账,月结时扣抵铺租。

虽然家用富足,但母亲仍是很节俭,她用的洗脸毛巾都脱了边儿还不舍得丢。记得家中一位老佣人曾笑着对母亲说:“太太,要是所有人都像您这样,毛巾厂都要关门了。”

不过母亲对子女却十分疼爱,她让子女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

哥哥上中学后住校,周末才回家。记得每到周末,母亲总是吩咐佣人煮上一大锅鸡汤。每到周末我都盼着哥哥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喝到美味的鸡汤。

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却越来越少回茂林横街的家了。搬入茂林横街的小楼后,母亲渐渐被附近华林寺的香火和诵经声所熏陶,信了佛。对于父亲的喜新厌旧,母亲既伤心又无奈。沉浸在无涯的佛海,可以让母亲暂时忘记婚姻的不如意。

那时每逢初一、十五,全家吃斋,还记得母亲曾带着我去珠江浴佛船河放生。

后来家中新来了一位佣人阿姐,她对我很好,每天送我上学,接我放学,晚上都陪我睡在同一卧室。善解人意的她与母亲相处得十分融洽,母亲后来认了她当干女儿,我也改口叫她干姐。

善良能干的干姐让母亲很放心。1937年的一天,暑假后刚开学不久,母亲将我托付给干姐,说是出门几天,又叮嘱我不要独自上街,因为之前我差点被拐走。三天过去了,母亲仍没回家,我从来没和母亲分开过那么久,一想到她就不停地抹眼泪,干姐也十分着急。

第四天是周末,哥哥回家了,得知母亲几天来音讯全无,哥哥也很着急。晚饭时虽然跟平时一样,干姐准备了鸡汤,但我没心思喝,想着母亲不知何时才回来,我又哭了起来。

这时,母亲突然回家了,一上二楼,见我哭得很伤心,就把我搂在怀里说:“妈妈不好!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原来这些天母亲去了香港沙田的一座尼姑庵——她想剃发出家,但那里的师太打消了母亲出家的念头,让她为了年幼的我,在家带发修行。母亲还给我们看师太送给她的佛珠。

母亲从此念经礼佛,仿佛看透世事一般,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哥哥和我身上。她那时常对我们兄妹二人说:“乖仔读完中学再读大学,乖女长大学医救人。”母亲对子女寄予了无限厚望。(五)陈家手足情

母亲共有八兄弟姐妹,她排行老二。记忆中母亲和五弟媳很投缘,两家因而来往密切,五舅妈常常带着表弟和两个表妹到我家小住。

我的外公在其元配去世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我的继外婆。继外婆先后生了两男两女,五舅父陈树霖是继外婆嫁来陈家生的第一个儿子。

五舅父年轻时仰慕我父亲这个大律师的才华,想到父亲的律师事务所见见世面,因而给父亲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专门帮父亲写状纸。后来,为了打理“陈李济”家族生意,五舅父考了执照当中医,又回到“陈李济”药厂工作。

虽是同父异母,我的六姨却与母亲长得最相像。她后来嫁到了广东侨乡台山,六姨丈谭宝星是驻守在台山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抗日战争时在与日军的战斗中阵亡。

兄弟姐妹当中,母亲最疼爱八弟,也就是我的八舅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母亲都会想着他;而八舅父也常来我家看看有什么要帮忙。八舅父比我哥哥大不了几岁,因而两人十分要好。他是我见得最多的陈家人。

八舅父陈树文1915年出生,30年代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现在的广东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外公想让他父业子承,到“陈李济”从事家族产业。但八舅父却有着自己的主意。日军入侵中国后,广州的热血青年纷纷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期,八舅父瞒着外公外婆到粤北加入国民党抗日军队当军医。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韶关和香港当老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又怀着报效祖国之心回到广州,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虽然当了多年教师,八舅父并没有放弃对中医药学的兴趣,由于医术了得,退休后被广州石化厂请去当厂医。后来又恰逢改革开放,国家允许个体行医,他便成了首批挂牌行医的中医师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受聘于广州东山一家医院,每周做一次心理咨询义诊,也请八舅父去助阵,那时已逾古稀的老人家很高兴还能发挥余热。我的一位学生婚后多年不育,到处求医,八舅父帮她调理了大半年,终于怀了孩子。八舅父已仙逝多年后,每当提起这位老中医,她仍是念念不忘。(六)我的兄长

我的哥哥李克明,本名绍曾,1919年10月出生于广州。我的哥哥李克明

哥哥比我大8岁。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哥哥在玩衣车,他用手转着衣车,我看衣针一上一下地动着很是有趣,就把手指放到衣针下,结果扎得哇哇大哭,母亲冲上楼,把哥哥痛打了一顿!

哥哥的成绩很好,中学时考入一所名校,每逢周末他回家,是母亲最开心的日子。晚饭时喝鸡汤,哥哥的那碗汤是最大碗的,母亲说他正在长身体,要多吃东西,哥哥也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母亲。

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给童年时代的哥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吞我国东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开始跟侵略者斗争。

1935年,在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广州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爱国斗争。记得有一次,哥哥回家跟我们讲了抗日示威大游行的经过,还告诉母亲要抵制日货。

哥哥中学毕业后决定到北平读书,那时的北平,是所有中国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哥哥远离故土跑到北平去读书,一方面是追求进步和理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封建家庭的专制。

哥哥对父母的感情充满了矛盾,既敬仰父亲的才华,又憎恨他对母亲的冷落;既舍不得远离母亲,又想出外闯一闯。母亲倒是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赞同他出远门求学。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于1937年7月28日大举进攻北平,29日北平沦陷。

哥哥与几位同学在北平、天津期间,遇到共产党地下组织,于是哥哥到了延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克明”。

哥哥1937年到陕北后,参加了工农红军,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营教导员、团政委,晋察冀军区旅参谋长、团长,两广纵队副师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平津、太原、广东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哥哥任海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之后参与了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创建,历任海军潜艇学习队副队长、第四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舰艇支队支队长。1964年哥哥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海军潜艇部部长、南海舰队副参谋长、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我们李氏祖先自入粤后基本上已弃军从学,或从政、从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哥哥为抗日救国,则弃学从军。哥哥在从军的数十年中,累立战功,现在联想起来,或许是祖先骁勇善战的基因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自哥哥离家到北平求学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1938年广州沦陷后,我也失去了他的音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失散十多年的兄妹,终于在上海重逢!

二、相依的终局

(一)日机轰炸 广州沦陷

记得小时候母亲教给我许多儿歌,“排排坐,吃粉果,猪拉柴,狗透火(点火)……”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到我再大一点,母亲又教我背古诗。

1933年,我6岁,上了广州市国立第三十三小学。按李氏祖谱,到我这一辈是“绍”字,我的大名便叫李绍鸿。我最喜欢数学,每次考的分数都很高,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回到家就高兴地把试卷拿给母亲看,她总是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

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先吃些点心,然后坐在桌边做功课,母亲总是很耐心地陪着我,她是那么的慈爱,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她注视我时那慈爱的眼神。

哥哥平时住校,母亲便把全部心思放到了我身上。每晚睡觉前,便是我的故事时间,母亲给我讲诸葛亮、岳飞的故事。上二年级后,我认得的字渐渐多了,母亲便开始指导我读《三国演义》、《水浒传》。

母亲的手很巧,我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的,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的新衣是一件豹纹小旗袍,我非常喜欢。

平静的生活过了没几年。1937年,我10岁,七七事变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我的心灵。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后,在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广州,抗日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广州各界和全国各地一样,对日本侵略者公然侵犯我国华北的行径,感到无比愤怒,纷纷进行游行示威和支持前方将士的各种活动。全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商人和军队官兵均纷纷表现出抗日杀敌的决心。

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和募捐活动,低年级同学分组站在人行道上,扯开嗓子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年级同学则或向往来的行人激昂地宣传抗日救国,或在胸前挂着小纸箱,手拿小纸花,向行人兜售纸花为前线将士募款。

为了自卫也为了强身,母亲送我去学习武术。每次练功回家,我都热得满脸通红,母亲让我先洗澡更衣,再给我喝绿豆汤或是西洋菜汤、菜干汤之类的汤水。我总是一边喝汤,一边向她讲述街上的所见所闻以及练功的情况。广州遭空袭后无家可归的小难民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华北地区后,其魔爪逐渐从中国的北方伸展到南方。母亲担心着身在北平的儿子的安危,也担心着广州有一天也会沦陷。看着母亲终日忧心忡忡,我就把学来的拳术、剑法练给她看,这让她有了一丝安慰。

没多久,从1937年秋天开始,日本军机开始了对广州地区的狂轰滥炸,母亲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据广州档案馆史料记载,从1937年8月31日日军首次空袭广州起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共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百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百艘。其中规模最大、广州损失最为惨重的是1938年五六月间的大轰炸,仅仅一个多星期,日军共出动飞机14批100架次,使广州成为瓦砾与尸骸相互堆积的城市。日军对广州狂轰滥炸,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夏衍在《广州在轰炸中》一文里写道:“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的号哭着的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输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被烧焦了的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席盖着的尸首,和由红变褐、由褐变黑了的血迹,晚风吹过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气和血腥……”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侵占了广州,大火连烧数天不熄。铁蹄所至,财物皆为灰烬,村庄成废墟,人尽变鬼魂。难以忘怀的惨痛记忆!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被日军飞机的轰炸搅乱了。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母亲带着我辗转于澳门及顺德乡间,体弱多病的母亲因担惊受怕,过早地离我而去。1938年10月22日,日军进占广州市政府

广州沦陷了,我的童年也沦陷了。(二)澳门避难

从1937年秋天开始,几乎天天都有日本军机飞到广州扔炸弹。开始时还不是很频密,我们家那一带暂时逃过一劫。日军好像是分片轰炸,有时也在我家上空呼啸而过。

日本军机有时还会夜袭广州,防空机关往往先发出警报,然后立即实行灯火管制,全市顿时变成黑暗的世界。市立第六十四小学被日机炸毁后的现场

我那时年少胆大,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每天放学后,就爬到三楼天台看日本飞机。干姐一听到防空警报,就冲上天台,拖我下楼躲起来。

我之所以喜欢去天台,是因为有一天,我看到我方空军起飞迎击,击落了两架日军飞机。目击敌机先后在空中着火坠毁,广州市民无限欢欣。

不过,更多的是平民死伤若干的悲惨消息。听到“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母亲在惊恐过后总是叹息:“不知又添了多少亡魂!”1938年6月,惠爱西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民众

后来,广州的中小学纷纷搬迁,我入读的广州市国立第三十三小学也停了课,刚升上五年级的我失学了。

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随着炸弹的巨响与日俱增。

母亲则每天生活在恐惧中,生怕日军飞机的炸弹扔到我们头顶上。她听说河南(广州人将珠江南岸的那一片地方称为河南,当时经济发展不如珠江之北的广州市区,人口也少)稍为太平点儿,就带着我到河南避难。母亲带我到她朋友家住,记得她还上街买了冬菇和花生油,做油焖冬菇吃。在河南住了两天我们又回家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干姐夫从上海回广州,虽然很不舍,但母亲是善心的人,她让干姐与干姐夫团聚。干姐夫妇打算开个小铺做点小生意,所以除了结清工钱,母亲还给她一笔钱和一些金饰,干姐含泪离开了我们家。

日军飞机仍然天天扔炸弹,人心惶惶,可怕的消息时时刻刻在扰乱人心。许多人陆续离开广州,许多有钱人搬到香港、澳门。在经历了一次狂轰滥炸后,母亲决定带我到澳门去避难。

二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所以作为当时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也算是中立地区,没有受到战火波及。

当时的澳门是个靠赌业支撑的小城市,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一方面,广州、香港、东南亚的许多有钱人家,为逃避战火,带着巨额财富来到澳门,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赌场、妓院、酒楼、舞厅生意兴旺;另一方面,大批难民涌入这个相对平安的澳门半岛。日军封锁了澳门的水陆两路,使澳门物价飞涨,尤其是粮价,一日数涨。我身后的二楼就是1938年母亲带我避难时住的地方。1997年与外孙女惟惟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母亲在靠近海边的一条街,印象中叫咸鱼栏的一幢民宅的二楼租了一间房,里面只有一张床,母女俩挤在一起,小厨房里只可煮简单的饭菜。傍晚时,母亲常常带我到海边散步,看到很多难民流离失所,就睡在街上,甚至沦为乞丐。母亲可怜那些难民,却也无能为力。

我们离开广州时很仓促,带的钱不多,而澳门生活费用日见飞涨,尽管母亲已是极为节省,但剩下的钱仍然越来越少了。

我们在澳门无亲无戚,生活极为艰难,母亲终日担忧。半年后,母亲见局势稍微缓和一点,春节前又回到了广州茂林横街的家。(三)众冲避难的日子

从澳门回来又过了几个月,1938年的五六月间的大轰炸使广州损失极为惨重,广州局势越来越紧张。母亲打听到顺德一带好像比较太平,想到以前有一位曹大嫂曾在我们家帮佣,她正是众冲曹家村人,于是母亲就决定离开广州前往众冲避难。

母亲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虽然知道复学无望,我还是坚持要带上我的几本书。

对于离开家到一个新地方生活,我既不安又兴奋,我以为还会像去澳门一样,只是去众冲避一避,所以许多心爱的东西都没有带,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回茂林横街的家了。

出发的那一天,母亲换下旗袍,和我都穿上布衣布裤,带着佣人阿好姐,在八舅父的护送下,几经周折到了顺德众冲曹家村。我们先找到曹大嫂,她带着我们去找曹大叔,大叔将我们带到了离村口不远的曹氏祠堂。我们就落脚在祠堂后面的一座一房一厅的小屋子里,原本那是村民放农具杂物的地方。

我们在众冲住了大约一年,直到1939年4月16日。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那时我还不到12岁。

多年来,我很想念母亲,想念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很想再回到众冲,看一看当年和母亲避难的地方,探访一下当年的邻居曹大叔。

离休后,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可是,由于当年我还很小,记不大清所在村子的地理位置甚至村名,而且经过了差不多60年,人事全非,不知景物是否依旧。

辗转打听了多年,依然没有头绪。

2006年的一天,巧遇女婿小能新闻界同行的一位朋友,他是顺德人,在勒流镇委机关工作,和他说起我战时在众冲避难的事,他答应帮忙寻找。没多久,他打电话来说,勒流镇委听说有个老珠纵游击队员想到众冲寻亲,很是支持,专门找了一位“顺德通”来帮忙。

2006年5月16日,在女儿的陪同下,我们驱车到了勒流,与那位小伙子会合,我提供了当年母亲和我就住在离村口不远的祠堂附近、邻居姓曹等线索。

他说,众冲倒是有个曹家村,先去看看吧。

到了曹家村,问了村民,找到了曹氏祠堂,可这个祠堂看起来很新,应是近十来年才建的,而且离村口很远,我怎么看都不像当年的曹家村。

我们又先后去了周边的三四个村子,那些祠堂都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折腾了半天,差不多到中午了,那天天气很热,大家又饿又累。

小伙子提议,还是返回曹家村,问一问村里的老人家,于是我们又回到曹家村。

大家分析,最好是找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那天也是奇怪,往来的没什么老人,倒是村子边上的一条小河涌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终于碰到一位老人家,问起有没有在村口附近的祠堂。他说,是有一个,不过早已弃用了。我走过去看,那祠堂拆得只剩下一小部分,但从古老的青砖和地上的长条麻石遗迹上,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祠堂的规模。绕到祠堂的右前方,我看到一个水塘,这莫非就是我当年拔鱼草喂鱼的池塘?

旧祠堂附近的人家,正是姓曹,问到记不记得60多年前广州一位太太带着女儿来避难,几位老人都说听说过。2006年与女儿一家在当年避难的曹家村祠堂遗址留影。2006年5月与曹汝文大叔的弟媳(左二)合影。

一位年纪比我稍小的老妇人说,我口中的曹大叔叫曹汝文,早些年过世了。她是曹大叔的弟媳,以前常听曹大叔说起,当年有位太太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妹仔(佣人),曾来这里避难。

我刚才并未向曹家村人提起过阿好姐,听她一说,我就知道这里就是我要找的曹氏祠堂了。

也许是因天气炎热,也许是想到了当年相依为命的母亲,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后来,在曹家村人的帮助下,我和曹汝文大叔的女儿桂环和桂芹联络上了,她们都嫁到了外村,我还专程去与桂环见了面,也算是圆了感谢恩人的夙愿。(四)考入知用中学

我们逃难到顺德,母亲只带着少量的积蓄和金器,她心知带来的钱撑不了多久,就让曹大叔帮忙租了祠堂后面的一个小鱼塘,又请他买来几斤鱼苗,希望以养鱼维持生计。记得母亲说:“到年底鱼大了,卖了可买大米。”

曹大叔让我每天去塘边的土坡上拔鱼草放进鱼塘。每天清晨一起床我就去拔鱼草,看着水中的鱼儿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如果有小鱼翻白肚浮了起来,就捞起来拿回家吃。我心想:等不到卖,也可以享享口福呢!

曹大叔又帮我们在鱼塘边开了一块地,教我们种菜、种番薯。每天我拔了鱼草,就和阿好姐在那块地上,按曹大叔的指导,忙得不亦乐乎。

乡下的新生活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可是没有学上,还是让我闷闷不乐。母亲就鼓励我说:“乖女不要伤心,用心复习功课,将来一定有机会读中学、上大学。”

到顺德众冲住了两三个月,1938年暑期结束的时候,八舅父突然到众冲来看我们,并告诉母亲:“听说知用中学在大良开了分校,可让鸿女去试试。”

知用中学是广州当年著名的私立中学,创办于1922年。1937年,日寇飞机开始轰炸广州市时,知用中学尚未迁校,1938年夏天,在广州市沦陷前,知用中学未雨绸缪地设立了南海里水及顺德大良两个分教处。

八舅父得知消息就赶到众冲。母亲为我收拾上学用的衣物和用品,第二天一早八舅父带我去大良应考。

曹大叔划着小船送我们,不到中午就到了大良,八舅父马上帮我报名考试。当时只考了两门课程——数学和语文,大约用了两个钟头吧,数学考题对我来说不算难。印象中语文考试是写一篇文章,我写的是日本人从侵略中国东三省开始,魔爪又伸到广州,对平民狂轰滥炸,但我们终有一天会把日本鬼子赶走。

当天下午就发榜了,学校通知说:“李绍鸿可以插班读初一。”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失学一年多,全靠母亲在家督促我温习功课,我幸运地考上知用中学。八舅父帮我办了入学手续,交了学费,我被安排在二楼的女生宿舍。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与同学们一起享受校园时光,我感到很兴奋。饭堂在女生宿舍的一楼,记得早上有白粥和油炸鬼吃,中午和晚上的饭菜虽然简单,但我仍觉得非常美味。

可惜,好景不长,我考上知用不到一个月,广州沦陷,战火波及邻近的城镇,学校通知停课,让同学们马上收拾行装回家。老师告诉我们说,广州已沦陷,大良处境很危险,日军随时可能入侵大良。

我的中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收拾好行装,和几位同学结伴回到众冲。一见到母亲,我就忍不住哭了,告诉她广州沦陷,大良危急,学校停课了。

母亲安慰我说:“妈妈知道你想读书,没关系,你自己在家好好温习功课,总有一天还会再上学的。”

母亲随后又拿出哥哥辗转寄来的家书,哥哥在信上说:“北平沦陷,我和同学去陕北,日军将会侵入广州,母亲多保重,妹妹勿荒废学业。”

哥哥的信已被折得皱巴巴的,母亲已看了无数次,这封信勾起了我对远方哥哥深深的思念。

回家后没几天,继广州沦陷不久,顺德县城大良也沦陷。曹大叔告诉母亲,日军到处抓青壮年去做苦役,强奸、侮辱妇女。商店不敢开门营业,居民也关门闭户、不敢外出。

我当时心情非常难受,感到害怕、绝望。母亲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看着坚强的母亲,我好像重新有了勇气。

7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幕幕我仍记忆犹新。我时常怀念坚强的母亲,也想念母校知用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尤其是几位一起寄宿的女同学,她们的名字早就不记得了,但她们的样子仍依稀印在脑海中。此外,令我回味的还有学校饭堂的美味饭菜。尽管我在知用中学只待了短短的一个月,但这段时光在我的人生中仍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五)乡村停课时光

大良沦陷后,母亲整天忧心忡忡,担心日本鬼子会到曹家村,还好日军在大良驻了两个月便撤走了,我们过了个相对和平的春节,村民们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那年的春节,虽然物质贫乏,但村民们仍尽可能操办一下。母亲教我用红纸写挥春(春联),因为红纸太少,只写了两副,我家都不贴了,送给了邻居曹大叔和另一户人家。母亲与曹家村的村民相处得甚为融洽。

1939年春节后不久,日军攻占陈村,在勒流、容桂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大家的心又悬了起来。后来日军又进驻大良,好在曹家村离大良还有一段距离,日本鬼子的扫荡还无暇顾及这个边远的小村落。

战火连天,国难当头,母亲孤身携女逃到异乡,虽然出身于西关大户人家,但她很快就适应了乡下的生活,母亲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刚毅的心。尽管当时生活十分艰辛,但母亲总是心平气和,她每日诚心念佛,操持家务,安于乡下的平淡生活。

母亲每日督促我温习功课,又教我背唐诗、练毛笔字。后来,有教书先生在祠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教授村童四书五经、古诗词,母亲也让我去学。先生并不解释其意,但要求学生背熟,一起来学的有十来位少年,谁背不好,先生轻则罚站,重则打手板。我很用心,要背的诗书,都能背熟,先生常常向母亲夸奖我。

也许是古诗的诗情画意,让一向很“男仔头”(假小子)的我,在那段时间爱上了画古代仕女图,照着书上的美女,倒也画得像模像样。

我习惯了众冲的生活,每天上午去学古文,下午就去拔拔鱼草、清理鱼塘,看看有没有翻白肚的小鱼。后来母亲买了几只鸡,小母鸡养大后开始下蛋,我们就有蛋吃了。

顺德有“鱼米之乡”之称,除了养鱼,养蚕业也非常发达。春天时,村民们开始养蚕,下了课我也去帮忙,希望能学会养蚕,这样家里也可以增加点收入,减轻母亲的负担。有一天我正忙得起劲,突然感到左大腿上有东西在爬,我即用手抓住裤子,大叫:“疼啊!疼啊!”一位大婶跑过来,叫我脱下裤子,她用力抖了几下,一条小盐蛇(壁虎)掉了下来。母亲知道了这事,心疼了很久,再也不让我去学养蚕了。

曹大叔后来对我说,小盐蛇没什么好怕的,要小心毒蛇。我每天都去鱼塘边拔鱼草,听村民们说,众冲有好多蛇,其中一种是俗称“饭铲头”的毒蛇。有村民告诉我对付蛇的方法,如走草地时要用绳捆紧裤脚,万一遇到蛇时,不要惊慌,吐些口水在自己双手上(至于为什么要吐口水,我想这是给自己壮胆吧),然后用力拍打缠着裤脚的蛇身,它就会爬走。必要时,抓住蛇头下七寸。打蛇打七寸,不论制服哪种蛇,一定要先压住蛇头,这样才能避免遭蛇反咬一口。

村里许多女孩子,看到蛇都吓得哇哇大叫,可我一点也不怕蛇,母亲从小就说我是西关小姐中的另类。

刚到众冲的那年夏天,村子边上的一条小河里有很多小孩子玩水,我也嚷着要去,妈妈让我扶着小木椅子自己练习。经过一个夏天,我学会了游泳,也和小孩子们交上了朋友。

有一天,我在游泳时发现一条小水蛇,一起游泳的小孩子们都吓得大叫,但我天生大胆,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很是好奇。小水蛇并不会缠着我的手脚,而是伴着我游,就好像是我水中的朋友。

只是一年后我真正接触到蛇,竟是为了给病重的母亲治病救命。(六)慈母离世

我们所在的曹家村,虽然没有遭到日军的正面袭击,但总是能听到远方的枪炮声。曹大叔说,这可能是游击队在和日本鬼子驳火(交战)。曹大叔经常把听来的有关游击队的事情告诉我们。顺德抗日游击队成立于1939年2月,这支队伍就是后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的一部分。

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很高兴,不止一次地跟我憧憬如果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们就可以回到广州茂林横街的小楼,哥哥也会回广州,我可以继续上学,她会再帮我做一件豹纹旗袍……

然而母亲对时局依然忧心忡忡,她的身体似乎大不如前了,非常虚弱,看了医生,吃了不少中药也不见好。

1939年4月15日清晨,我跟往常一样去拔鱼草。突然听到一阵飞机轰鸣的声音,日本军机又来扔炸弹了,但从未如此地接近曹家村。我赶紧往家跑,远远地看见阿好姐站在家门口,着急地向我招手大喊:“鸿妹快回家!”

我看见母亲不顾一切地冲出来找我,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我们家不远处炸响,受惊过度的母亲在爆炸声中昏倒了。曹大叔和曹大婶闻讯赶来,帮忙把母亲扶入房中,母亲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曹大叔去请来了一位老中医,为母亲把了脉,开了药方。曹大叔帮忙按药方买了药,其中一味药,竟是一条蛇。

曹大叔说:“这蛇是给你妈妈煮药用的。鸿女,你要学会杀蛇。”

按照曹大叔的指点,用左手抓住蛇头七寸,用脚踏住蛇尾,曹大叔又给我一块碎瓷片,用瓷片绕着蛇颈一转,再从切口处将蛇皮往下一拉,蛇皮就全部剥下了,再剖开蛇腹,取出内脏,留下蛇胆,用纱布包住蛇,放入药锅内,再煮10分钟,取出蛇包,把药倒入碗中。

我虽然不是很怕蛇,但第一次自己动手,还是很紧张。为了母亲,我当时好像被一股超乎寻常的勇气支撑着。

我喂母亲吃了药后,母亲便入睡了。深夜时,母亲睁开眼,伸出瘦弱的手,摸摸我的头,又不舍地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

4月16日早上,母亲躺在床上,脸色惨白,两眼黯淡无光,四肢冰凉。曹大叔和曹大婶来看母亲,他们摸摸她的手脚,对我说:“鸿女,抬妈妈睡到小客厅吧。”他们抬来一块床板,帮忙把母亲抬到小客厅。

我难过极了,蹲在母亲的木板床边,不停地呼唤着:“妈妈,起床吧!”

突然,母亲眼中闪过一丝光彩,用手摸着我的脸颊,声音微弱地对我说:“乖女,你去打开我们从广州带来的木箱,取出我过年穿的绣花旗袍和一双新袜子。”

我立即照母亲说的取来了衣物。大婶们又倒来一盆热水,让我为母亲擦身、洗脚,协助我为母亲换上旗袍和新袜。母亲无限温柔地看着我,用颤抖的手为我抹去眼泪。

缓了缓,母亲从手上脱下一只金戒指,交给曹大叔和曹大婶说:“谢谢!多谢你们一年来的关照,请帮忙照看我家的鱼塘吧!”曹大叔接过戒指点点头,大婶们都低头抹泪。

母亲接着又从脖子上取下金项链,颤抖着给我戴上,气若游丝地说:“鸿女,回广州找爸爸……哥哥在延安,有机会去找他……”过了一会儿又说:“鸿女,好好读书,长大学医,治病救人……妈妈不能再陪你了,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我跪在母亲床前,母亲用手摸着我的头,温情地看着我,我隔着泪眼,感觉母亲的眼神犹如温暖的阳光,只是光彩渐渐地黯淡下来,消失了……没多久,母亲慢慢松开了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大声哭叫着“妈妈”,紧紧抱着她的头。我不愿相信母亲真的就这么离我远去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颜色,我的天好像塌了!从此,我失去了最亲爱的母亲,失去了最疼爱我的人。

母亲穿着她最喜爱的那件绣花旗袍躺在那里,面容安详,手上仍拿着当年香港那位师太送给她的佛珠。

母亲常年念佛,对佛教徒来说,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运转的常道。母亲面对死亡,既是那样无奈,却也是那样从容。曹大婶用床单盖住了母亲的脸,我又冲上前扯开床单,不舍地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四位叔叔抬棺进屋,曹大叔让我铺上床单,放个枕头,又给了我一叠白纸,让我放在枕头下。母亲要入殓了,四位叔叔把母亲抬进棺内,我大哭着不让他们盖上棺盖,曹大婶拉开我的手,把我搂在怀里……母亲的棺木被抬走了。长大后,我时常思念母亲,特别是她临别时的情景,永世难忘!

小时候在广州见大户人家出殡时有很多规矩和仪式。可这时母亲身边没有其他亲人,只有我这个还不到12岁的女儿。曹大叔和那些好心的村民帮我操办了简单甚至简陋的葬礼。我后来想,母亲临终前送给曹大叔那只金戒指,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身后事,要请大叔代劳了。

母亲出殡,曹大叔让我走在母亲棺木前面,跟着送葬的村民来到众冲前山,山顶上已挖好一个坑。一位仵工大伯递给我一张纸、一支毛笔,我含泪写下“母亲陈丽宽之墓,子李绍曾、女李绍鸿敬立”几个字。曹大伯把纸交给仵工,请他们刻在墓碑上。

下葬之前,他们打开棺盖让我看母亲最后一眼。我向母亲叩了三个响头,不停地抹掉蒙住双眼的泪水,我要再看看亲爱的母亲……

回到曹家村,我站在母亲生前的床边不停地哭泣,整夜无法入睡。母亲一走,以后谁来养我?谁来供我上学?一夜之间,我成了一只小孤雁。我不只一次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噩梦,梦一醒,母亲就会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

母亲下葬后第二天,曹大叔对我说:“鸿女,我送你回广州找爸爸吧,众冲没有你的亲人照顾你。你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如果你哥哥回来了,带他来给你妈妈扫扫墓。”

我听了曹大叔的话很难过,我不舍得离开母亲住过的屋子、睡过的床、用过的东西……但我也明白曹大叔这番话的含义,我应该回广州找出路,在众冲对我的成长不利。

我很感谢曹大叔一家帮忙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也感激他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我对曹大叔说:“我家里的东西和鱼塘都交给你处理吧,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大叔、大婶。”

我和阿好姐带着随身衣物登上了曹大叔的小舢板,我站在船头,眼泪汪汪地跟岸边的乡亲们告别。曹大婶说:“鸿女,好好保管妈妈给你的项链,那是妈妈留给你的遗物啊!”我含泪点了点头,依依不舍地对众乡亲说:“我一定会再来看望你们的。”

小船载着我离开了这个让我难忘,也让我心碎的小村。再见了,我亲爱的母亲!再见了,我的童年!

三、灰暗的日子

(一)投靠干姐

曹大叔用长竹竿撑着小船,没多久就到了广州沙面附近,那时沙面是外国领事馆区,又是洋人的聚居地。沙面

大叔避开日伪军的岗哨,在江边停泊下来。想到要与大叔分别,再加上丧母之痛,我鼻子不禁一酸。曹大叔小声说:“鸿女小心,上岸向左边马路跑,对面就是沙基了。”我含泪跟大叔话别:“多谢你的照顾,大叔,再见了!”

我和阿好姐上了岸,目送大叔离开。

我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也没有地址,仅凭着对祖屋的记忆,终于找到了父亲。

天真的我,以为找到了父亲就找到了依靠。

父亲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一会。他对阿好姐说:“太太不在了,现在时局不稳,我们不雇人了,你回去找你母亲吧。”然后父亲结清了阿好姐的工钱。

自干姐那年秋天离开后,阿好姐就来到我家了,阿好姐只比我大四五岁,我和她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早已主仆不分。她陪我们在众冲乡间避难,尤其是伴我走过丧母之初的昏天黑地,我对阿好姐的离去万分不舍。

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父亲竟说,一家酒楼在请人,你去做工吧!即使在多年后,想起这一刻,我都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父亲会对母亲那般薄情,又对我如此无情?当夜,我睡在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客厅里。半夜突然下起了雨,淅沥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想到父亲的绝情,我的心里也下起了雨。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那个没有我一席之地的家。以前到外公家,都是母亲带着我去,我不太记得去的路。于是我决定去找干姐,我依稀记得干姐的杂货店就在沙基的一条小巷子里。当时广州街上日军岗亭林立,特别是重要交通路口日军都设有岗哨,我尽量避开岗亭。过去曾经繁华热闹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我不停地向南走,一直走到沙基。

中午的太阳热辣辣的,但我的心里却越来越冷。我又累又渴又饿,口袋里面只有从母亲的小箱子中找出来的几毛钱。我在小巷里转了好几遍,干姐在哪儿呢?找不到干姐我该怎么办?实在是太累了,我无力地坐在一个废弃的木箱上。“鸿女!”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一抬头,干姐正站在对面的小店铺门口!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大喊一声“干姐!”就扑了过去,原来这就是干姐的铺子。

干姐见到我,又惊又喜。当得知一向疼爱她的干妈去世,干姐和干姐夫都哭了。过了一会儿,干姐夫说:“你就住在这里吧。不要去你父亲那里了,更不能去酒楼打工。你学珠算,帮我看铺,学着做小生意。”

我听了心里暖呼呼的,干姐一家在我无处安身之际收留了我,我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二)小账房先生

我睡在小铺的阁楼上,虽然很小,我已感到很满足。

干姐不让我做家务,跟着干姐夫学做生意。每天晚饭后,关好铺面,洗了澡,我就开始练习珠算。干姐夫让我用左手打算盘,他说这样方便右手记账。我对珠算很有兴趣,几天就学得像模像样。

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干姐夫叫我开始学记账,每晚收铺后就整理一天的账目,结算好钱,再交给干姐保管,干姐直夸我这个“小账房先生”聪明。我打算盘的这门“手艺”一直用到今天,女儿以前出差核算差旅费,还让我这个“账房先生”帮她核对。

除了学打算盘记账,干姐夫还教我如何招呼顾客买东西,以及如何处理物品。

他常说:要记住,人勤手勤,才能学到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干姐夫妇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小铺,虽然那时百业萧条,但百姓生活中仍少不了柴米油盐,小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仅街坊常来光顾,客户中还有些洋人。

干姐夫经常到沙面租界送货,有时我也会跟着去。进出沙面都要经过岗哨,日伪军要检查带进沙面的货物有无隐藏武器。因为是送货给洋人,日伪军很少找麻烦,每次都很顺利,时间长了,那一带的不少伪军都认识干姐夫。只是当时没想到,五年后,我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带参谋长来广州治伤时,干姐夫和伪军的这一层“关系”还帮上了大忙。

我在干姐夫的小店铺里学会了很多东西,在这里,我有了家的感觉,暂时淡化了失去母亲的痛苦。

大半年后的一天,我正准备随干姐夫去送货,突然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进了小铺,他看了我一眼问:“你是不是鸿女?”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疑惑地点点头。

他又转头跟干姐夫说:“谭宝星队长派我来接李绍鸿去台山读中学,明天就走。”

谭宝星是我的六姨丈,可是姨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对那位陌生人说的话半信半疑,但我又不敢问他。

我在外面看着铺子,干姐夫妇和那陌生人进到里面谈了很久,他们看来被说通了,最终同意我去六姨家。可是我不愿意,台山城我没有去过,万一这人是“拐子佬”(人贩子)怎么办?小时候被拐走的阴影又浮现出来。

六姨可能是从外公那边的亲戚那儿得知我的下落,干姐说,她问了那年轻人有关六姨和姨丈的很多问题,那人说得一点也没错,怎么看他也不像个骗子。

干姐说:“鸿女去吧,去台山读中学,日本兵还没有到那里。”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决定,我不想离开干姐,心里难受极了。虽然噙着泪水,但是我没有哭出来。

干姐含泪为我收拾行装。为了感谢干姐对我的爱护,我决定将母亲临终前给我的金项链留给干姐,但干姐不肯收,后来干姐夫说:“收下吧,她还是个孩子,容易弄丢,等长大后再给她。”

第二天,那年轻人来接我了,干姐和干姐夫送我去码头。

干姐反复叮咛我说:“鸿女,你要知寒知暖,努力读书,将来回来看干姐啊!”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

回忆往事,70年前的那一幕,犹如昨天。(三)六姨丈接我到台山

泪别干姐和干姐夫,随着六姨丈派来的年轻人去乘船。六姨丈是驻守台山的国民党军官,那个年轻人是他手下的兵,他带着我整整坐了两天两夜的船才到台山。

六姨的家在城郊,我一见到她就哭了。六姨和母亲感情很要好,两人又长得很像,六姨也拥着我垂泪良久……母亲去世及我被父亲拒之门外的消息辗转传到六姨耳中,她感叹我失去慈母,身世可怜,跟六姨丈商量后,决定把我接到台山。

六姨丈名叫谭宝星,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乍一看很威严。开始我对他敬而远之,见面次数多了就发现姨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每次他从军营回家,总是关切地询问我温习功课的情况,让我好好温习,开学后去考城内的女子中学。

六姨的四个孩子都长高了许多,我和老大美珍年纪相差不大,两人最要好,常常一起温习功课;老二彦燊是男孩,很是调皮;老三美莲乖巧温顺;老四美嫦那时仍在牙牙学语。

台山素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具有侨乡特色的碉楼等古建筑遍布各地,侨乡独特的风光让我感到新奇。六姨热闹的家,让我重新感到家庭的温暖,我安心地住了下来,拿出以前的书本温习,一心想着再去学校上学。

只是那时在台城,有许多从全国各沦陷区迁来的难民,满城弥漫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不知日军何时侵入。

渐渐地我对军营里的事越来越感兴趣,问六姨丈:“有没有女孩子当兵?”“有啊!”“多少岁才能当?”“你干吗问这个?”

我告诉姨丈,日本飞机在广州扔炸弹,炸死了很多人。我母亲也是因为久病再加上突然受了日本飞机扔炸弹的惊吓才离世的,我恨死日本人了。

姨丈摸着我的头说:“你还小,还是先上学多读点书,长大一点再想当兵的事吧。”

我又跟姨丈讲,哥哥去了陕北延安。姨丈说,那里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果我长大想加入军队,就要加入共产党的军队。

那一天,姨丈又跟我讲了很多有关共产党的事,我第一次有了共产党这个概念。

后来,当我加入中山抗日义勇大队,上了代号为“纽约桥”的训练班之后,发现很多内容六姨丈都曾提及,我就想,姨丈很可能就是共产党员,要不他这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让我加入共产党的军队呢?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支队长,他也说很有可能,那时有不少共产党员被秘密地派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四)台山沦陷 六姨丈阵亡

1941年农历三月初三,公历3月30日,3艘日本军舰驶到江门广海镇附近的海面,22艘汽艇,载敌兵700余人,分两路出击:一路袭击广海;一路沿三夹海口溯河而上,直取斗山。国民党驻军抵挡不住,全线溃退,两镇很快便落入日军手中。

第二天,日军又向台山、开平发起攻击。占据台城的第二天,日军即四处掠夺粮食、钨矿、钢材等物资,又强迫抓来的民众将物资肩挑车运地运走。进入台城的日寇和汉奸,见到无人留守的商店,便撬开铁闸掠夺财物;见到有人留守的商户,就敲诈勒索钱财;见到妇女,不论老幼都强奸。

日军攻入台城的消息传到我们耳中,我想去城里探探虚实,六姨开始不允许,在我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同意了,叫我快去快回。

那天我悄悄进了台城,街上气氛大不相同,我小心地避开日军,向女子中学方向走去。

突然听到凄厉的叫声:“救命啊!打倒日本人!”我吓得站着不敢动,看到一个女生一丝不挂,手脚满是鲜血,她不停地呼救。这时突然走来一群日本兵,“砰”的一声枪响,女生中弹倒地。

后来听女中的校卫说,前一晚有几十个日本兵冲进学校,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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