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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8 13: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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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勋,马成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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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历史

化学历史试读:

化工制陶——陶制制瓷

陶器的发现与制造依赖于人类对火力可以改变物质性能的认识。我国古代先民发现某些黏土较易塑造成型,成型坯件焙烧后变得十分坚硬,基本不透水。从此开启了我国化工制陶工艺的先河。

陶器是人类掌握了“火”这一变革物质的强大自然力以后用于化学反应过程的第一项工艺成就。化工制陶过程改变了黏土的性质,使黏土的成分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碳酸钙、氧化镁等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变化,使陶器具备了防水耐用的优良性质。

原始时期的化工制陶术

陶制品是我国先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是人类生活跨入新石器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陶器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利用化学手段而创造的人工制品。

陶器的烧成是以自然物为原料,通过高温下的化学反应而创造出的新材料。在高温环境中,泥坯不但改变了它的自然物的形态,而且也改变了它的本质。

有一天,天空下起了大雨,原本干爽的泥土被雨水都弄湿了,人在出行时弄了一脚的泥巴。雨过天晴之后,人们发现脚上的泥巴全部干了,硬硬的,像个瓦罐儿一样套在了脚上。

原来,人们脚上沾的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黏土。黏土具有黏性和韧性,遇到水会变软,可以塑造成各种形状;而晒干后又变得坚硬起来,使塑造的形状定型。

人们惊喜地互相传告这个发现,于是部落里的人开始用黏土制作各种容器。

在远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每天都离不开与泥土和火打交道。但就是这泥土与火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相遇,成为了流传至今的陶器。

有一次,部落中的几个人在一起准备烧烤食物,一时忘记了将盛放物品的容器收起来,当用火烧烤食物时,不小心烧到了容器。这一烧不要紧,竟然意外地把原本有些发软的容器烧得结实而坚硬。

容器被火烧过的地方已经变黑了,这几个健忘的人害怕被同伴训斥,赶紧拿着容器到河边去洗。结果不但洗不掉黑渍,平时遇水就变软的容器反而不“怕”水了。

这个新的发现,使人们更加惊喜,于是把黏土做的其他容器也拿来烧。黏土容器经过高温烧制,都变成了坚实、耐用的器皿。

接着,人们又找来许多黏土,用水湿润成泥,再塑造成某种形状的泥坯。等这些泥坯干燥后,放在火中烧烤,制成了更多的质地坚硬的器皿。于是,影响人类生活千万年的陶器,就这样机缘巧合地产生了。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取得的首批重要成果。而由柔软的黏土变成坚硬的陶器,这是物质的一种质的变化。

黏土是由某些岩石的风化产物,如云母、石英、长石、高岭土、方解石以及铁质、有机物所组成。经过800度以上温度烧烤,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包括失去结晶水、晶形转变以及低熔点的玻璃相生成等,从而使制品变得致密和具有一定强度。

因此可以说,陶器的烧成是一个化学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的化工生产。

陶器在烧制之前,首先要选择制陶原料,淘洗和陈化黏土原料,以及制作泥坯和施加陶衣等。这是保证烧制过程中发生正常化学变化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制陶原料是经过选择的。尽管各地资源状况不一样,先民还是根据自己在制陶实践中逐步摸索出的经验,通常是选择那些含杂质少、黏性大的黏土为原料。

黄河流域的黄土有很多适合做陶器的黏土,但有些由于其含杂质多,砂粒多,氧化钙含量高,所以可塑性差,不仅难成型,而且烧成后的质量也差,故不是所有的黏土都能用来制陶。

先民们往往选用沉积土、红土、黑土或其他颗粒较细的黏土来制陶,道理也在这里。

华夏部落实际的生活聚居点并不都是在黄河边,制陶只能是就地取材,所取的黏土就不一定像黄河边那样具有较好的质量。人们在实践中发展了对制陶黏土的淘洗工序,通过水的淘洗可以除去黏土中的粗大砂粒。

例如在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制陶的淘洗池。

在淘洗过程中,部分粗大的颗粒由于水的浸润作用而会碎裂,若淘洗后再在水中陈放一些时间,这种润碎过程会进行得很彻底,从而使黏土的可塑性有很大提高。

由这一经验人们开始体会到,黏土的可塑性与水分有关,与其湿润程度有关。具有适宜的含水量是制陶泥料体现可塑性的必要条件。

先民掌握含水量的方法主要凭经验,用手捏泥,既不粘手,又不开裂,并感到有一定的韧性,即合适了。从现代陶瓷工艺学的知识来看,可塑性只发生在某一最适宜的含水量范围。

陈化过程的实质是黏土中一些固态成分在水的作用下,变成饱含结晶水的凝胶体,凝胶体的存在是可塑性的化学物质基础。

总之,识别并选择黏土,再用淘洗、陈化的方法来提高黏土的可塑性,是新石器时期先民在制陶技术中取得的重要科学成果。

有些易熔黏土在干燥和烧成中常常发生开裂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民起初运用在黏土中搀入植物的叶茎和稻壳的办法。

不久人们就发现,在高温的烧烤中,这些植物的叶茎、稻壳会燃烧而炭化,最后又形成了陶胎结构中的空洞,这就势必影响陶器的使用质量。

因此,人们在烧制用做炊具的陶器时,往往在黏土中搀入少许细砂,加多加少根据黏土的性质和所要烧制的陶器的品种而定。

据分析,新石器时期的许多夹砂陶器,大都掺入一定量的砂粒于黏土中,从而提高了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这是新石器时期制陶术的又一项科技成果。

选择好制陶原料,并将黏土加工成待用泥料,下一步制陶工序即是体现手巧和智慧的成型过程。

小型的器具可以靠手捏成型,但做较大的器具时,靠手捏不仅很难,要求十分规整就更难。为此,先民们发明了泥条圈筑法。

泥条圈筑法是将坯泥制成泥条,然后圈起来,把泥圈一层层叠上去,黏合后再将里外抹平成型。另外还有泥条盘筑法,即采用一根长泥条连续盘旋向上筑造,然后里外抹平成型。

这两种方法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异,它们沿用了很长时间,即使今天的手工制陶还常用这些方法。

在古代,制坯最初可能是放在木板、竹席或编织筐上,便于移动和操作。后来发现只要下面的垫板可以转动,操作起来就更方便了,于是发明了慢轮。

慢轮是一种用脚或其他动力转动的圆盘,泥料在转动的圆盘上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陶坯,稍干后再在慢轮上整形、拍打。

有了慢轮,不仅陶坯的形状可以圆正规矩得多,而且制作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慢轮的使用是陶瓷工艺史上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就,它是后世陶瓷生产中辘轳车的鼻祖。

为了增加陶瓷的美观,陶坯在烧成之前,人们常用鹅卵石或骨器之类对陶坯表面进行碾压摩擦,使它显得光滑。这样做与拍打效果一样,会促使陶质更加致密,减少开裂。

这种表面碾光的陶器,最早见于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这种技术已很流行。

在釉陶出现以前,众多陶器的表面都有纹饰,施加纹饰既美观,又加固了陶坯。不同的纹饰往往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纹饰不仅是艺术美的展现,也是人们信仰和精神的表露。

表面修饰的另一种方法是在陶器的内外表挂上一层陶衣。其方法是用颗粒较细的黏土制成泥浆,再将它施于半干的陶器表面。

实际上,施加陶衣的方法在仰韶文化时开始流行,采用不同质地的泥浆可以获得红色、棕色、黑色甚至白色的陶衣。

陶衣不仅使陶器显得光洁美观,同时也便于施彩,大多数的彩陶都是表面有陶衣。也正是这种陶衣装饰方法后来导致了釉的发明。

成型和晾干的陶坯必须在一定温度下烧烤后才能成为陶器。烧陶方法和火候的掌握是陶器生产的重要环节,制陶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有关资料,最原始的烧陶方法还不是利用陶窑。我国专家曾经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的制陶工艺进行考察,发现当地烧陶的方式有3种:平地露天堆烧;一次性泥质薄壳封烧;竖穴窑或横穴窑烧陶。

平地露天堆烧,是先将陶坯置于铺在地上的木柴之上,点火烧干,趁坯体还热,再在陶坯周围架起木柴垒成堆状,继续烧烤。

这个过程约需两个小时,最高温度可达900度。烧完后,即将陶器挑出,趁热用虫胶涂抹口沿。

若做酒坛则通体内外都涂抹,以减少容器的渗漏。若用稻草或碎木片为燃料,则在烧烤过程中随时添加稻草,以免陶坯外露。这种方法升温快,烧成时间短,但是保温不好,温度不均衡,热效率也较低,坯体难免时有生烧现象。

一次性泥质薄壳封烧,是先在地面上铺上一层木柴作窑床,把预先烘干的陶坯放置其上,四周和顶部围堆上柴草,外面再用稠泥浆抹上一层,使柴草外面裹上一层约1厘米厚的泥皮,形成“泥质薄壳窑”。点火后,用棍子在窑顶戳几个洞,以便出烟之需。

这种烧陶方法相对于平地堆烧,显然保温较好,可以通过调整窑顶的出烟孔,甚至可以将贴近地面的窑皮掀起,以调节窑内温度,烧成温度为800度至900度,消耗燃料明显减少。

竖穴窑或横穴窑烧陶大多是选择一坡地挖成简单的窑,窑室在上,火膛在下,中间通过火道和火眼将它们相连,陶坯放在用泥柱撑起的窑箅上。火膛点火燃烧所产生的火焰,通过火道、火眼进入窑室,烧烤陶坯。

由上述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远古时代的烧陶技术从无窑烧陶到有窑烧陶的演进历程,表明当时的陶器烧制技术尚处于化工制陶的初级阶段。[旁注]

华夏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本义为周朝于西周时期的自称,以区别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现被用作我国和汉族的古称。华夏文明也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

玻璃相 又称“过冷液相”。陶瓷显微结构由非晶态固体构成的部分。它存在于晶粒与晶粒之间,起着胶黏作用。陶瓷坯体中的一部分组成高温下会形成熔体或称液态,冷却过程中原子、离子或分子被“冻结”成非晶态固体即玻璃相。

陶衣 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白、红和灰等色浆,在陶瓷工艺技术上称“陶衣”,也叫“化妆土”、“装饰土”、“护胎釉”。陶衣作用大体有3种,即装饰美化胎面、避免坯胎大量吸收釉水和烧裂和填补坯胎气孔。

裴李岗文化 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年代据今七八千年。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重要遗址还包括临汝中山寨遗址、长葛石固遗址等。

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而得名。仰韶文化以陕西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北至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龙山文化 泛指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而得名,距今4600年至4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大汶口文化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是我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

虫胶 又称“紫胶”、“赤胶”、“紫草茸”等。紫胶虫吸取寄主树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主要含有紫胶树脂、紫胶蜡和紫胶色素。虫胶黏着力强,光泽好,对紫外线稳定,电绝缘性能良好,对人无毒、无刺激,可用作清漆、抛光剂、胶粘剂、绝缘材料和模铸材料等。[阅读链接]

关于陶器的发明古人有很多传说。比如:燧人氏即传说中钻木取火之人,因为制陶的关键在火烧,故有人认为是燧人氏发明制陶。

神农氏是传说中农耕技术的创始者,制陶术也是他发明的;轩辕氏即黄帝,是传说中的一位领袖,他在氏族社会中设立陶正这一官职,因此也说制陶业是他发明的。

其实,传说与事实有很大的差距。古人的这些传说或推测,大多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崇神敬祖的心理,极力把陶器的发明归功于历史上某些传奇式的人物。

陶瓷技术的重要突破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陶瓷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烧出了精美的青瓷,还烧出了黑釉瓷和白瓷。白瓷的出现表明制瓷工艺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超的化学加工工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比如创烧于元代的釉里红就是因为运用了铜在高温和氧化环境下的氧化反应,氧化铜产生的红色。

春秋战国时期,厚葬之风极盛,多以陶俑替代活人殉葬。对陶俑的需求不仅促使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陶塑艺术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对制陶工艺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展现了我国古代化工工艺在陶俑铸造和加工方面的先进水平。

据分析研究,秦俑的制作原料是经过认真挑选和仔细粉碎的,属于绢云母、伊利石为主的易熔黏土。

这种黏土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干燥收缩和烧成收缩都较小,不易开裂变形,烧成温度低,烧成范围宽。秦俑采用模印分段成型,再粘接成整体。这种方法能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

针对大型陶俑坯体在干燥和烧成中极易因受热收缩不匀而变形或开裂的缺点,陶工们有意在坯体的适当部位开凿通气孔,大大地提高了成品合格率。

秦俑的烧成温度约为900度,前期系用氧化焰,后期运用还原焰,并使游离碳烟来熏烧,故陶俑胎色为灰色。陶俑的彩绘至少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等8种颜色。

其中铅白、铅丹都是人工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颜料之一。通过放大镜观察,可以看到秦俑颜料大多颜色鲜艳,颗粒细腻均匀,表明当时对颜料的加工也有很高的水平。

化工铸陶在汉代有了发展,陶器中出现了一类外敷翠绿色釉或粟黄色釉的器皿,据研究,它们是铅釉陶。铅釉陶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的一件大事。

铅釉陶不仅外观有翡翠般的绿色,而且釉层清澈透明,光泽很强,表面平整光滑。这些优点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铅釉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以铁和铜的氧化物为一种低温釉。铜离子使釉呈翠绿色,铁离子使釉呈黄褐或棕红色。

铅釉技术是我国自行发明的。战国时人们已熟练地掌握了将铅变成铅粉的化学方法。铅粉在当时可供妇女用做化妆品。

战国时期楚国辞赋大家宋玉,在描绘一位面色红中透白的妇女时曾说过:“施朱则太赤,施粉则太白。”这粉就是指铅粉。

当人们把铅粉作为颜料引入陶器生产,铅粉调入色衬或陶衣的泥浆中,烧成后就获得呈现美丽的翠绿色或黄褐色或红棕色的铅釉层。在东汉,釉陶的生产技术流传的范围已相当广。

铅釉的使用不仅使陶器有了美观的釉层,还因釉的折射指数高,高温黏度小,流动性较好,熔融温度范围比较宽,因此釉层平整光滑。

经过秦代和西汉的发展,原先主要产于浙江、江苏部分地区的原始青釉瓷器的生产技术有了新的提高。成熟的青瓷的出现不晚于东汉后期。

青瓷是在1260度至1310度高温下烧成的。青瓷通体施釉,其釉层比原始瓷器的釉层显著增厚,釉胎结合紧密牢固,上釉的方法又由刷釉回复到浸釉,所以釉层均匀。

从原始瓷器发展成为成熟的青瓷,是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实耐用,光洁美观,更适于成为日用器具,加上它原料分布广,取之方便,各地都可因地制宜进行生产。相对于当时很流行的漆器、铜器,它工艺较简单,造价又低廉,因而获得飞速的发展。

成熟的青瓷的出现,说明对釉料的配方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控制。窑炉的改进和烧窑技术的提高,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因素。

这时期浙江一带已广泛地采用龙窑。浙江一带多丘陵,非常适宜建造形似长龙的龙窑。

经过长期的摸索,东汉的龙窑加长了窑身,这不仅增加了坯件的装烧量,还能利用坯件的叠烧,增大对流动火焰的阻留,延长了对坯体的烧烤时间,提高了热效率,因此窑温得以升高,大致可以达到1300度,分布也较均匀,为瓷器的最后烧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又因为龙窑升温快,冷却也快,恰好符合了青釉瓷和黑釉瓷的烧成要求。

这两种釉中都含有较高的氧化铁,都宜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升温快,又能迅速冷却,可以减少铁的二次氧化,从而保持了它纯正的釉色。

尽管当时烧窑工匠不可能认识到烧成的过程大致上分为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的科学原理,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已掌握了烧成的关键在于控制还原和冷却两阶段的气氛。

因为在高温烧成时,无论是釉或胎中的铁离子都是三价,呈现黄、棕等颜色,只有在烧成的最后阶段和冷却时,控制好还原气氛,才能使釉或胎中的铁离子还原为二价,釉色才能呈现色调纯正的青翠色。掌握不好这一技术,就很难烧成好的青瓷。

东汉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新兴的瓷业获得迅速的发展。各地因地制宜,分别采用了拍、印、镂、雕、堆、模制等工艺手段,烧造出各具地方特色的瓷器。

出土的三国时期的越窑瓷器胎质坚硬细腻,一般呈灰色,釉层均匀,很少出现黄釉或青黄釉,表明还原焰的烧成技术有了提高。

出土的西晋越窑产品,胎骨增厚,釉层厚而均匀,大多呈青灰色,比三国时的越器又有提高。正因为越窑瓷器胎质坚硬,釉面光滑明亮,经久耐用,使用方便,所以备受欢迎。

从三国时期至南朝时期的300多年里,制瓷工艺迅速发展,制瓷原料能广泛地采用当地资源,既可采用含铁量低的瓷土制青瓷,也可采用含铁量高的瓷土制黑瓷和青瓷。

这时期各窑场主要是运用石灰釉,越窑的青釉中含氧化钙约为18%。由于人们开始认识到铁的含量对呈色效果的影响,从而掌握了青釉和黑釉的配制。

南方的青瓷和它的烧造技术约在北朝时传到了北方。

在北方的墓葬中曾出土了一批青瓷,经鉴定它们的胎釉成分与越窑的有明显差别,所含氧化铝较高,氧化硅、氧化铁较低,在造型上也有自己的特征,说明它们属北方烧造的青瓷。

当时的青瓷从原料上看,南方多原生高岭土和瓷石,含有机质较少,黏土的吸附性较小,并多杂有水云母系矿。这类矿石含铁量较高,要求在还原性较强的气氛中烧成。

北方多次生高岭土和耐火黏土,黏性较大,吸附性强,原料中含铁量较低,而氧化铝、氧化钛含量相对来说高些,要求烧成温度高而且时间长,既能在还原性较弱的气氛中烧成,也能在氧化焰中烧成。窑工对这些科学资料当然不可能了解,但是长期的生产实践,使他们对原料的特性还是有些经验认识。

与南方从升焰方窑发展为龙窑不一样,北方的瓷窑是从早期的升焰圆窑发展成馒头窑。火膛和窑室连成一体的圆窑发展到后期,将窑顶封闭,并在近窑底的后墙上开设排烟孔,后墙中砌竖烟道,排烟孔与竖烟道相通,就成了馒头窑。

在馒头窑中,火焰先喷至窑顶,因窑顶上没有通路,必须倒回向窑底,再经坯体,只能从接近窑底的排烟孔经竖烟道而排出窑外。

所以,当时的馒头窑是半倒焰窑,它靠竖烟道产生的抽力来控制空气进窑的流量,烧成温度高,可达1200度至1300度,因为没有烟囱,抽力不大,故升温慢,降温也慢,烧成时间长,适宜北方地区制瓷原料。

南北制瓷条件的上述差异,清楚表明制瓷工艺是可以传播交流,相互影响的,但必须结合本地资源和生产条件,才能移植成功,并促进技术有新的发展。[旁注]

氧化焰 是指燃料中全部可燃成分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达到完全燃烧的一种无烟火焰。燃料在燃烧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氧气,这些氧气主要是起到助燃作用,同时氧气供给量的多少还直接影响火焰的气氛性质。在陶瓷产品烧成时,火焰的性质会对产品产生重大影响。

还原焰 就是燃烧时生成还原性气体的火焰,在燃烧过程中,由于氧气供应不足,而使燃烧不充分,在燃烧产物中含有一氧化碳等还原性气体,火焰中没有或者含有极少量的氧分子。这种还原性火焰,在瓷器的烧制过程中有特殊的作用。

助熔剂 又称熔剂法或熔盐法。它是在高温下从熔融盐熔剂中生长晶体的一种方法。一般指能降低其物质的软化、熔化或液化温度的物质。按照化学性质,可分为以氧化钙、氧化镁为主要组分的碱性助熔剂,以二氧化硅为主要组分的酸性助熔剂;以萤石、氧化铝为主要组分的中性助熔剂。

宋玉 又名子渊, 楚国辞赋作家。生于屈原之后,或是屈原弟子。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但后3篇有人怀疑不是他所作。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由他而来。

越窑 是我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代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越窑产品的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

馒头窑 陶瓷窑炉的一种,亦名“圆窑”。始于战国,宋代以后烧煤,为最早以煤为炉料的陶瓷窑。古代北方广泛使用馒头窑,尤以河北的峰峰等地较多。馒头窑结构简单,灰坑深而大,煤的燃烧阻力大,一般说来窑内温差较大,劳动强度高。[阅读链接]

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主管烧造瓷器的大臣向他询问拟烧瓷器的颜色,柴荣挥笔批道:“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求把瓷器烧成雨后青天的颜色。

柴荣创建了御窑,即后世所谓的柴窑。柴窑生产的陶瓷叫“柴瓷”,款识有柴、广头柴、病头柴、止旁柴、官、奉华、内府、柴王府、成王殿、皇后阁、蔡字等。

柴瓷胎釉俱佳,技艺卓绝,神韵不俗,其工艺复杂程度远在宋代名窑之上。柴瓷以其高超的技艺被载入史册。

异军突起的唐宋时期瓷艺

唐宋时期的陶瓷化工工艺可谓异军突起,创制了许多高质量的陶瓷作品,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唐宋时期,唐代德化白瓷在我国白瓷系统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也在国际上有“东方艺术”之声誉。宋代六大窑系的化工铸陶工艺独具特色,制作出了被人们长久喜爱的艺术品。

唐朝开元年间,杨贵妃因其天生丽质、柔媚婉顺而得唐玄宗极尽宠爱。为讨杨贵妃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尽心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是最著名的典故。

杨贵妃精通音律,不仅擅长歌舞,还是个击磬高手。唐玄宗为讨得美人欢心,特意命人以白瓷造为编磬,供杨贵妃赏玩娱乐。然而官窑所炼造的白瓷虽然莹白细腻,敲击之音却浑浊黯哑,杨贵妃甚为不悦。

唐玄宗为换杨爱妃一笑,遂下令征集天下能工巧匠,有造出白瓷编磬能发出清脆婉转之声者,赏金千两并封为御用瓷窑。诏书下发3个月,所贡白瓷编磬数不胜数,虽然皆洁白胜霜雪,却尽不能得清脆之声。

此时,一座瓷窑派人不远万里从福建德化而来将所制白瓷编磬献上,杨贵妃敲击这“类银类雪,轻且坚”的白瓷编磬,“犹如金振玉声”,甚为欢喜。

唐玄宗见爱妃开怀遂大悦,赏金千两并赐御用官窑金印一块,当时称为“金印良瓷”、“金印瓷”。德化白瓷也以“声如磬、白如玉”而闻名天下。

唐代白瓷在工艺上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固然主要取决于质地纯净的制瓷原料,以及结构合理、配套齐全的先进窑具和窑炉,但也依赖工匠的精工细作和熟练技巧。这些经验为此后北方白瓷的更大发展,特别是宋代定窑白瓷的崛起,奠定了技术基础。

唐代瓷工们认识到在选料、配料中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主要是选择铁少的瓷土,就可以烧得白瓷;相反,若在釉料中有意加重铁的成分,即添加适量的赭土,再加大焙烧时的通风就会烧成黑瓷。

后来唐代的工匠又掌握了在铅釉中加入少量含钴、含锰的矿物,增加了铅釉的色彩,使“唐三彩”陶器能以艳丽多彩、生动形象的艺术特色流行于世。而宋代以后的各种釉上彩就是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在唐代瓷业大发展及瓷艺显著进步的基础上,宋代瓷业出现一派繁荣,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大窑系: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和龙泉青瓷窑系,而其中的化工铸陶工艺更具特色。

定窑是宋代著名的瓷窑之一,据考古发现,定窑的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定窑因地而得名。

定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技术,以大量烧制别具风格的刻花、印花白瓷而著称于世,开创了我国日用白瓷装饰的先声,影响极为深广。

北宋时期定窑白瓷在釉色上略带牙黄,这主要是在氧化焰中烧成。釉薄而透明,胎上的印花、刻花明显透露,有的连胎色也显现在外。

宋代定窑白瓷除其釉色有独特风格外,新颖的装饰艺术也是使它闻名的重要因素。其装饰方法有3种:刻花、划花、印花。

它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法,又以刻花结合篦状工具划刻复线来装饰图案,更增强了纹饰的立体感。印花装饰也具有线条细密、层次分明的特点,不仅美观,而且也提高了加工效率。

此后定窑的装饰技巧被推广到其他名窑,促进了各地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

定窑在烧制工艺上的一项创造是采用覆烧的方法,即将盘、碗、碟之类器皿反扣地装入支圈式匣钵内烧成。这种方法达到密排套装的效果,提高了窑室空间的利用率,既节约了燃料,还可防止器皿变形。

这种方法也很快被推广开来。但是覆烧工艺也有不足之处,器皿的边沿往往出现无釉的芒口。当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工匠们又创造了运用合金镶包边沿的方法,从而增添了新的装饰手段。

总之,从装饰艺术和制造技术水平来看,北宋时期定窑白瓷都属于高水准的,被列为宋代名窑之一,当之无愧。

磁州窑位于今河北邯郸的观台镇和彭城镇附近以及东艾口村、冶子镇一带。宋代属磁州,故名之。

磁州窑以白釉、白色化妆土、黑釉、黑色绘料、红色料以及黄、绿、蓝等玻璃釉为主要装饰材料,更通过画花、剔花、划花等工艺手段,创造出称为“铁锈花”的装饰,发展了刻、划花技艺,发明了红绿彩以及窑变黑釉等技艺,从而构成了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多种特征。

铁锈花是将我国民间绘画剪纸技巧开始运用于陶瓷装饰的一种创造,常见的有白地铁锈花、黑釉铁锈花、彩釉铁锈花和铁锈花加彩。

白地铁锈花即在敷有白色化妆土的坯体上用斑花石色料绘画,敷釉料后烧成。由于烧成温度的高低不同,会在白地上呈现出黑花或酱色花,实际是一种釉下彩。

黑釉铁锈花,即在已施黑釉的坯体上绘彩,烧成后呈现黑地褐彩。

彩釉铁锈花,即在敷有白色化妆土的坯体上绘花,经素烧后,再施各色玻璃釉,二次烧成,所以也属釉下彩。

铁锈花加彩则是在白地铁锈花基础上,加上点画不同配比的斑花石和白色化妆土的混合料,烧成后呈现出黑花和不同深浅的酱彩。

磁州窑的制瓷工匠勇于探索,在工艺上广采博收,在工艺和装饰艺术上更是别具匠心,有许多创新,为后来彩瓷的发展提供很多经验和借鉴。

如果说白瓷的烧制成功在陶瓷工艺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磁州窑在白瓷装饰上的探索为陶瓷工艺的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境界。

钧窑在今河南省禹县,瓷窑遗址遍及县内各地,已发现古窑址100多处。

传统钧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釉是一种乳浊釉。由于釉内含有少量的铜,而铜又会处于不同的氧化态,因此烧出来的釉色丰富多彩,会有天青、天蓝、蓝灰、葱绿、灰绿、黑绿、红等多种色调,突破了纯色釉的范围。

特别是它在瓷釉工艺中开创了以氧化铜为着色剂,而在还原气氛中烧制成功了铜红釉,为瓷釉着彩工艺开辟了新的境界。

还有一种窑变彩釉,釉色红紫相映,犹如蔚蓝天空中出现一片红色晚霞,构成了钧窑颜色釉瓷耀眼多彩的特色。

钧窑大部分产品的基本釉色是各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为“天青”,较深的为“天蓝”,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这几种釉都具有荧光一般的幽雅光泽,其色调非常美。

宋代钧釉大都是均匀纯粹的天青色,虽属乳光釉,但无任何窑变现象。而官钧釉则大多是典型的窑变釉,这类釉在天青色或紫红色背景上密布着淡蓝至蓝白色的窑变流纹。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因地而得名。北宋初期,在越窑、婺窑、瓯窑的影响下,龙泉窑兴起,主要生产青瓷。

宋南时期以后,在国内外市场的刺激下,龙泉窑在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先后烧制出代表龙泉窑特色的粉青和梅子青釉瓷器,釉色葱翠如青梅,它被人誉之为“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

有各类盆、碟、碗、盏、壶等日用品,也有如水盂、水注、笔筒、笔架等文房用品,还有佛像、香炉等供祭奉用品和工艺品。

龙泉窑制瓷的主要原料是当地盛产的瓷石、原生硬质黏土以及紫金土。

瓷石由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等矿物组成;原生硬质黏土由石英和高岭石等矿物组成;紫金土是一些含铁特别高的黏土,系由长石、石英、含铁云母及赭土组成。用上述原料烧制成的胎属于石英、高岭、云母质瓷器,与景德镇瓷器在矿物组成上属于同一类型。

生产黑釉青瓷,特别是具有“开片”装饰的黑胎青瓷是龙泉窑的创举。黑胎由于其胎色黑灰如铁,又被称为“铁骨胎”,这是有意在坯料中加入紫金土的结果。

开片是由于胎与釉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导致在烧成后开窑时的冷却过程中,釉表面出现许多裂痕而形成。

这本来是工艺中的一种缺陷,然而窑工们在开窑后,将草木灰抹入裂纹填平,致使釉面出现黑色碎冰裂纹,于是变病态为美,别有风味。

窑工们的这一发现后来却成为釉面的一种独特的装饰,也称为“百圾碎”、“蟹爪纹”,深受人们喜爱。具有这种装饰的瓷器便专称为“碎器”,成为龙泉窑的珍品。

在已发现的宋代瓷窑中,有1/3的瓷窑烧造黑瓷。特别是其中一种黑釉碗盏,产量特别大,这与宋代盛行的“斗茶”风气有关。“斗茶”使饮茶者染上一种超出止渴作用的典雅风尚。

黑釉就其釉色来说,并不雅观,但是经制瓷工匠的特殊加工后,釉面上烧出了丰富多彩的点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深受欢迎,风行众多地区。

黑釉的装饰大体有兔毫盏、油滴釉、玳瑁釉、剪纸漏花、黑釉剔花、黑釉印花等。

兔毫盏,碗身里外的黑釉上都有细长的条状白纹,细长的程度很像兔毛一样,并闪烁着银光色,所以叫“兔毛斑”、“玉毫”、“鹧鸪斑纹”。其产品以福建的建阳窑最著名。

油滴釉,黑釉面上可以看到许多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大、小斑点,形似油滴,又很像黑夜天空上的繁星,大小不一,大的约可达数毫米,小的只有针尖大小,我国叫它为“油滴斑”、“鹧鸪斑”。

日本人也极喜爱它,称它为“天目釉”。其产品在南北许多窑都曾有过生产,也以福建建阳窑最典型。

以上两种釉在现代陶瓷学中根据其生成机理,称为“结晶釉”。这两种瓷品是建阳窑的高档产品,极难烧制,出土及传世的极为罕见。

玳瑁釉,以黑、黄等色彩交织混合在一起,有如海龟的色调,宋代称这种瓷为玳瑁盏。这种釉应属于以黑釉为基调的花釉中的一种。它色调滋润,在当时以江西吉安永和窑的产品最著称。

剪纸漏花,是把当时民间的剪纸花式移植到黑釉茶盏而创造出来的黑底白花的瓷器装饰新手法。产地主要在南宋时期的江西吉安永和窑。

黑釉剔花,是在坯胎上着以黑釉料,再剔刻流畅的线条或图案,露出内部白色胎体,以装饰黑釉瓷。这一手法在当时南北方的瓷窑都使用,风格因地而异产品以山西雁北地区的最杰出。

以上两种装饰,显然都是对北方磁州窑铁锈剔花装饰的继承和发扬。

黑釉印花,其装饰手段最早出现在定窑,以后许多窑都学习掌握了这种技法,其中山西部分地区制瓷工匠吸取了定窑的装饰艺术的长处,又保留了本地区工艺特色而发展的黑釉印花瓷器最引人注目。

上述黑釉技艺及其装饰手段使黑釉瓷在宋代风行一时。各种不同品种的黑釉都含有较高量的铁的氧化物,这些氧化铁无疑是黑釉的主要呈色剂。此外黑釉中还含有少量的着色剂,虽然含量很低,但对色调变化有一定的影响。[旁注]

唐玄宗 (685年~762年),李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唐玄宗也称“唐明皇”,在位期间,开创了唐代乃至我国历史上的最为鼎盛的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编磬 为古代乐器一种,用石或玉制作,16面一组。它的音色,除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十二正律外,又加4个半音,演奏打击时,发出不同音响。编磬是可以演奏旋律的打击乐器,多用于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

唐三彩 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的诞生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我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

覆烧 是瓷器烧造方法之一,与正烧相对,也称“反烧”或“伏烧”,是把碗盘一类坯件反扣在窑具的支烧方法。分为釉口覆烧和芒口覆烧两种。釉口覆烧最晚不过南朝时期,有两种,一为无匣裸烧;二为砂垫覆烧。芒口覆烧最早见于江西南朝洪州窑对口烧。

铁锈花 瓷器装饰彩品种之一。即用含有氧化铁的斑花石做颜料,在瓷坯上描绘图案,经高温烧制而成。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图案中的铁晶体呈现出斑斓的铁锈红色,故名。铁锈花为北方磁州窑系宋元金时期的特有品种。

乳浊釉 又称“盖地釉”。陶瓷坯体上不透明的玻璃状覆盖层,可以掩盖坯体的颜色和缺陷。是在普通透明釉中添加乳浊剂而形成的。此外,釉层中含有大量微细气泡时也可形成乳浊,传统青釉的乳浊性主要是这种气相乳浊作用。

斗茶 又叫“斗茗”、“茗战”,是古时的一种“雅玩”。斗茶始于唐代,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唐代叫“茗战”,宋代称“斗茶”,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阅读链接]

宋代烧造黑釉瓷器最负盛名的窑,是福建的建阳窑和江西的吉州窑乙建阳窑烧造的“油滴”、“兔毫”黑釉瓷。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经有一首《送南屏谦师》诗写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此诗句说明在南屏山谦师道人斗茶时,也是使用为时人所崇尚的兔毫盏。

建阳窑的黑釉瓷兔毫盏不但为文人所津津乐道,还作为深受欢迎的商品,远销日本、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

古代瓷艺的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景德镇以外的窑场先后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云集景德镇,造就了该镇的“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局面。

景德镇先后生产的釉下彩青花瓷器,斗彩瓷器、五彩瓷器、珐琅彩瓷器以及粉彩瓷器,代表着当时我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相传在元代,某镇上有个刻花的青年工匠,名叫赵小宝。小宝有个未婚妻、名叫廖青花。

一天,青花问小宝:“这瓷坯上的花儿,如果能用笔画上去,不更好吗?”

小宝皱了皱眉头,说:“我早就想过。可是找了许多年,找不到一种适合画瓷的颜料。”

青花听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种颜料。并央求专门找矿的舅舅,带她进山找矿。

开始舅舅不肯,说找矿太辛苦,女孩子吃不消。后来,经青花再三恳求,才勉强答应下来。

第二天,天刚拂晓,青花和舅舅便进山找矿去了。

秋去冬来,时间一晃过去了好几个月,小宝见青花和舅舅还未归来,放心不下,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白雪,直奔青石山找青花与舅舅。

小宝走了三天三夜,终于来到了山前,发现前面山谷有一缕青烟,顿时心头一热,匆忙朝冒烟的方向奔去。

来到山谷,小宝才看清,青烟是从一座倒塌了的炭窖里冒出来的,便钻进破窖,发现窑的一角堆满各色各样料石。再一看,窑的另一角还躺着一个衣衫破烂的老人,老人身边堆有几段柴火,柴火上正冒着一缕缕青烟。

小宝仔细地朝老人瞧去,这才看清,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青花的舅舅。他急忙抱起舅舅,不停地叫喊:“舅舅!舅舅……”

老人渐渐苏醒过来,一看是小宝,急忙对小宝说:“快,快,快上山……去接青花。”

小宝顺着舅舅指的方向,拼命朝山顶找到了青花冻僵的尸体。在她身旁的雪地上,还堆着一堆堆已选好的石料。小宝见状,哭得死去活来。

掩埋了青花,小宝含着泪水,搀扶舅舅回到镇上。从此,潜心研制画料。他将青花姑娘采挖的石料研成粉末,配成颜料,用笔蘸饱,画到瓷坯上。经高温焙烧后,白中泛青的瓷器上出现了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

青花瓷便从此诞生。

青花瓷的出现,突破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框框,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的新时代,形成了鲜明的景德镇瓷器之风格。

釉下彩用含有钴的珠明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白地蓝花。

在明代的景德镇众多瓷器中,釉下彩青花瓷器一跃占据了主流地位,它较元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突出地体现在质量上。

明代青花瓷的浓淡层次,是瓷工用小毛笔在涂抹青料时,利用笔触青料的多寡来掌握;而清代的瓷工则已能熟练地运用浓淡不同的青料,调染出深浅有别的蓝色色阶。

清代学者朱琰在其《陶说》记载,对钴土矿的淘洗、煅烧、拣选、磨细等加工,实际上是提高了青料中氧化钴的含量,部分地剔除了铁、锰氧化物的成分。

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就对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更能使颜色均匀调和;若色料中有过粗颗粒,在烧成中就可能出现黑斑。

正是在逐步认识、掌握青料的采集、加工的实践中,明代青花瓷器的发展经历了上述的曲折过程。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的御器厂烧出的青花瓷达到了纯蓝色,不再泛紫色,并有深浅层次分明的青花色调,取得了比明代更高的工艺水平。

斗彩是指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在明成化年间斗彩瓷器的图案中,青花是主色。

它是先用青花勾画好图案的轮廓线,釉上色彩按青花规定的范围内填入,或用青花画好图案的一半,再用其他色彩填画另一半。有些图案则干脆基本上完全由青花来表现,其他色彩仅起点缀作用。

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种装饰绘画有了一个大变化,即图案是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蓝色交织绘成,彩色浓重,尤其突出红色,青花反而仅起蓝彩点缀作用。

所以,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瓷器的风格以素雅取胜,而嘉靖、万历年间的斗彩,人们习称为“青花五彩瓷”,它以浓艳为特色。

五彩一般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白瓷上进行彩绘,然后在彩炉中经低温烧烤而成。假若炉温过高,将出现颜色流动而破坏画面;假若温度过低,则釉彩就光泽不足,附着力差。

所以明代的五彩时有光泽晦暗的现象,而康熙五彩大多已是彩色鲜艳,光泽清澈明亮。

明代的纯粹釉上五彩瓷,一般包括红、绿、黄、褐、紫诸色,大多以红色为主。

实际上,凡有红彩等三色以上的彩瓷,虽不够五色,也叫做“五彩”;无红彩的,则叫“素三彩”。

素三彩瓷器的发展,对于彩瓷工艺也是新的尝试。及至清代,特别是在康熙年间,五彩瓷器的工艺有了明显的发展。

康熙五彩除红、绿、赭、紫等色外,更发展出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同时在五彩中加用了金彩。

金彩的运用也突破了明代嘉靖年间在矾红或霁蓝等上描金的单一手法。因此康熙五彩比明代的五彩更娇艳动人,从而把传统的釉上彩瓷工艺推向了高峰。

明清时期的珐琅彩也颇具特色。借鉴于明代“景泰蓝”制作工艺,在清代康熙年间工匠们创造了在铜、玻璃、料器、瓷器的胎子上,用进口的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装饰而生产出多种珐琅器。

其中瓷胎画珐琅就是珐琅彩瓷器,俗称“古月轩”瓷器。它专供皇宫内皇亲妃嫔们赏玩和宗教、祭祀场合中使用,是极名贵的宫廷御器,产量很少,传世品也很少,历来被视为稀世珍宝。

珐琅彩料最初施用于宜兴紫砂胎上做出彩饰,以后又用于素烧过的白瓷胎上进行各种花卉图案彩饰。

据《清官档案》记载,当时将景德镇烧好的优质白瓷坯胎运至京城,由御用画师和高水平的工匠,用从西方进口的珐琅彩料作画,然后入炉烘烧。烧成的器物由于彩料较厚,花纹凸起,富有立体感,画面瑰丽。

至清代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制作技艺更趋精湛,在彩绘上已改变原先只绘花卉的单调格局,而是在瓷胎上彩绘花鸟、竹石、山水等画面,还配以书法极精的诗词。

珐琅彩料品种很丰富,色泽也极鲜艳,有黄、蓝、绿、紫、胭脂红、粉红、白、黑等色。

珐琅彩料的加工,与我国传统彩料不同,而是搬用了“景泰蓝”彩料工艺。是先将起呈色作用的金属氧化物与低温铅釉料一起粉碎、混合,熔融后倾入冷水中急冷成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成已经呈色的各种珐琅粉彩料。使用时与胶混合,用毛笔蘸取在素瓷胎上绘画。然后再入炉烘烧。

珐琅彩的引入和珐琅彩瓷的烧制,都表明我国制瓷工匠在发展传统的制瓷工艺中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技艺的。

在明清时期的五彩瓷器的工艺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制瓷工匠经过反复的摸索实践,在康熙年间创制出了粉彩瓷器,这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釉上彩新品种。自清代康熙年间之后,粉彩瓷器逐步成为我国彩瓷产品装饰方式的主流。

粉彩彩料的化学组成,基本上是在低温玻璃釉料中掺入一定量的金属氧化物和含砷的白色彩料配制成的。

当彩绘后的瓷品在750度左右烧烤后,彩料中由于砒霜起乳浊作用,使色釉具有一种不透明之感,即乳浊效果,给人以“粉”的感觉。

它的线条有浓淡深浅,色调秀丽柔和,使红彩变成粉红色,绿彩变成淡绿色,蓝彩变成淡蓝色,几乎所有的颜色都能被粉化。

同时,借助于改变玻璃白的加入量,更可以把同一彩色化成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扩大了釉上彩的色调范围。

至雍正时期,无论造型、胎釉和彩绘都有长足进步,粉彩的画面因已采用玻璃白粉打底的方法,加上烧成的温度、气氛掌握好,粉彩瓷不仅色彩丰富,而且更加娇艳,以淡雅柔丽而名重一时。[旁注]

釉下彩 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一次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陶说》 清代学者朱琰撰。是我国第一部著名的陶瓷史。该书包括说今、说古、说明、说器四大部分。重点叙述了明清两代的代表性官窑瓷器及其制造法。

瓷胎画珐琅 即珐琅彩瓷,是将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种釉上彩瓷。珐琅彩瓷的装饰工艺,即珐琅彩,也称为“瓷胎画珐琅”。是在康熙帝授意之下,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

粉彩瓷器 又叫“软彩瓷”,景德镇窑四大传统名瓷之一,是以粉彩为主要装饰手法的瓷器品种。粉彩是一种釉上彩绘经低温烧成的彩绘方法。粉彩瓷器是清康熙晚期在五彩瓷基础上创造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从康熙晚期创烧,后历朝流行不衰。[阅读链接]

雍正皇帝酷爱珐琅彩瓷器,还亲自参与设计和制作过程,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瓷器的样式、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他招用的珐琅作画师和工匠,有宫廷画师,也有窑场工匠,还有制作铜胎珐琅的高手。

雍正皇帝还命其弟怡亲王统管造办处。在怡亲王的亲自督促下, 1728年珐琅料终于在宫中自炼成功,除了有9种与西洋料相同颜色外,还增加9种新颜料,共达18种之多。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金属提纯——冶金冶炼

在制陶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高温技术,为金属的冶炼、提纯和熔铸创造了条件。冶金技术的出现,成为人类继烧陶之后运用化学手段来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又一辉煌成就。

冶金技术的推广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工具的变革,无疑这将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面貌的改变产生革命性的作用。

冶金技术的发明把人类生活从野蛮时代推向了文明的殿堂;而人们对金属有所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选矿和冶炼金属的实践中,有关金属的知识逐渐积累起来了。

冷锤和热铸冶金技术

我国冶金技术起源于新石器早期。当时人们在采集石料过程中发现了天然红铜,并对其进行冷锤成型和热铸,由此拉开了冶金历史的序幕。

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又从共生矿中提炼出铅、锡等金属,体现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这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典型范例。

有一次,在新石器早期,华夏部落里有个人无意中将红铜器物落入火炭之中,发现在加热中,红铜变软,甚至熔化改形。于是,他把另一块红铜放在陶质器皿中加热熔化,又用石范将熔化的红铜铸成自己想要的一个模型。

他把这一做法告诉了其他同伴,人们也用这个方法铸造自己喜欢的小饰物,还有生活用品等。就这样,我国冶金历史从加工利用和冶炼铜和铜合金开始了。

人们在采集石料中,偶尔发现了与一般岩石不同的天然红铜。它们混杂在铜矿石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美丽的金属光泽。

在古人的眼里,这些天然红铜是一种奇特的、便于锤打改形的、闪烁着光泽的“石头”。

由于它们质地柔软,古人就用质地坚硬的岩石对其进行锤打,加工成简单的装饰品等小器物。这是古人加工的第一种金属。

从冷锤成型到热铸,对人们认识有关金属物质是一个飞跃,有着深远的意义。热铸技术较少受到原料的多寡、形状的限制,所以得到了推广和发展。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就是佐证。

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一批铜器,近30件,包括刀、锥、凿、环等,经分析其含铜量达99%以上。其中不含炼渣等杂物,多数是锻打成型,个别的是熔铸的。它们是天然红铜的制品。

一般来说,天然红铜的纯度是相当高的,大多只含微量的锡、铅、锑、镍等金属杂质。

而用原始技术所冶炼出的纯铜,往往不仅含有较多的与铜矿石共生的金属元素,如铅、锡、锌、铁等。而且由于冶炼温度不够高,铜与炼渣未能很好地分离,以至于又会夹杂有硅、钙、镁、铝等氧化物。

通过对甘肃省广河、永靖、玉门的齐家文化遗址,还有火烧沟文化遗址、山西省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河北省唐山夏家店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器的分析,发现了一些天然红铜的制品。

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早、中期,我国的部分地区的确存在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

随着制陶技术与高温技术的发展,热铸红铜的推广导致冶金技术的发明。从锻打金属发展到熔铸金属,再发展到开采矿石、冶炼金属,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自然铜往往是夹杂在铜矿石之中,在选拣自然铜中必定会连带那些含铜量较高的铜矿石一起采得。再者,自然铜生锈变绿,与自然界某些矿石,如孔雀石、蓝铜矿等很相似。

这些相似或相近的矿石很可能被同时放入陶制器皿中被熔铸。铜的熔点约为1083度,而孔雀石等氧化铜一类矿石只要在800度左右即可被炭火还原。

因为铜矿石比自然铜的熔炼更容易,所以在熔铸自然红铜的过程中,人们进而掌握了铜矿石的选择和冶炼,使远古时期的冶炼技术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于金属矿的共生,人们采用铜矿石冶炼出来的铜相当部分不是很纯的红铜,而是铜合金。而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区分单一矿和共生矿,也没有合金的知识,只能注意到用不同的孔雀石炼出的铜在颜色上有些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冶铜之初,就不自觉地冶炼出了铜合金。

再者,铜矿石中正是由于含有与铜共生的铅、锡、锌、铁等成分,从而降低了冶炼的熔点,冶炼出来的铜合金则比红铜硬多了,较适合制作某些工具。

就这样,伴随着冶铜技术的发展,铜合金逐渐被人们认识了。

从出土文物来看,我国最早一批原始冶炼的铜制品是属于新石器时期中期的制品。

如在陕西省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铜片,据分析它是含少量铅锡的铜锌合金,含锌为20%至26%。它被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下,最迟也应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制品,距今当有6000年之久。

在甘肃省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用单范铸成的铜片,在甘肃省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文化遗址出土了残铜刀。前者距今约5000年,后者距今也至少有4000年,它们都是青铜制品。

此外,在甘肃省火烧沟文化遗址、山东省龙山文化遗址、山西省东下冯文化遗址、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属于冶炼而成的铜器物,除少数为红铜外,大部分是青铜。

特别是在甘肃省永靖县张家嘴辛店文化遗址和山东省诸城龙山文化遗址中,不仅出土了一些红铜碎片,同时还发现有铜炼渣和孔雀石。

这清楚地说明,在4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内蒙古、青海等地区普遍出现了冶铜的活动。当时的炼铜活动大多直接采用以孔雀石为主的单一铜矿石,其中不乏杂有其他共生矿。

我国出土的早期铜器多含有铅。这可能是在冶铸青铜时由于混入铅矿石或由于冶炼的是铜铅共生矿,于是铅与铜一起混合冶炼出来了。

我国最早的纯铅实物,迄今所知是二里头文化后期灰坑中出土的一块不成器的铅块。年代较早的铅器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铅贝。这两项充分证明,我国最迟在夏代就掌握了纯铅的冶炼技术。

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炼铅技术也相应地提高了。殷墟西区墓葬中出土了50余件铅礼器和象征性兵器,其中4件铅礼器,含铅均在99%左右。而传世的10件商周形制铅礼器中,有一件几乎为纯铅,两件含铅95%以上。

在古代的许多场合,曾有铅锡不分的现象,然而殷墟妇好墓与殷墟西区所出金属实物的成分表明,铅器及铅青铜集中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小贵族及平民墓中,而在王室的妇好墓中以锡青铜为主,这说明在商代铅、锡在某些场合已能被区分开来。

商代中期青铜冶炼工艺已超越由矿石混合冶铸青铜的低级阶段,发展至先分别炼出铜、锡、铅,再按一定配比混合熔炼的较高水平。

河南省洛阳西周墓出土8件铅制礼器和一件铅戈,铅戈含杂质甚少,含铜0.23%,含镍小于0.22%,含铅高达99.75%,可见当时炼铅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至春秋战国时期,铅已用于生活用具的制造,用铅锡合金铸焊铅器已很普遍。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锡锻及铅鱼,均属铅锡合金。战国时期锡锻的使用,在冶金铸焊史上是一个创举。

锡的熔点只有232度,在自然界多以氧化物即锡石的形式存在,冶炼也较为简易。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两件铜刀皆为锡青铜,最早的铜镜为锡青铜。小屯殷墟出土一件锡块,大司空村殷墟出土6件锡戈。殷墟还出土镀锡的铜盔,镀层精美,至今光耀如新。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我国最迟在商代就掌握了冶炼纯锡的技术和镀锡技术。

至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还对各种青铜器中铜、锡配比规律有了明确的记载,这就是《考工记》中所总结出的“六齐”规律。

在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出土春秋晚期纯锡器54件,包括锡饰、锡管、锡片等,纯度为95.75%。湖北省江陵纪南城遗址也出土过锡饼和锡攀钉。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炼锡技术和锡器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秦汉时期以后,虽然在文献记载中常有铅锡使用不加区分的现象,但是一般的冶炼工匠是能够分辨铅锡的,民间使用锡器也已经相当普遍了。[旁注]

齐家文化 是新石器晚期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段,其名称来自于其主要遗址齐家坪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其分布以甘肃省兰州一带为中心,东至陕西省的渭水上游、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夏家店文化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是内蒙古自治区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下层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上层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其中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内发现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其生产技术水平足以与同时代中原地区最发达的文化相媲美。

马家窑文化 位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年代约为距今四五千年。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4个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省,青海省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

二里头文化 是指河南省偃师二里头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晋南、豫西,尤其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该类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二里头文化是进行夏文化探索的主体内容。

共生矿 指在同一矿区或矿床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都达到各自单独的品位要求和储量要求、各自达到矿床规模的矿产。共生矿中的成矿元素往往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性质,而且成矿地质条件相近,并在统一的成矿过程中形成。

礼器 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礼器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的。进入商周社会后,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礼治”的象征,用以调节王权内部的秩序,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妇好 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率军东征西讨,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曾侯乙 (约公元前475年~约公元前433年)。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国的国君。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与周天子同姓,曾国为姬姓封国。历史文献中常用“随”来指代曾国,如“江东之国,随为大”。随可能为其重要的城市,如国都之类。历史上用都城指代国家的例子较多。[阅读链接]

妇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是青铜器和玉器。其中青铜器共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礼器类别较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多成对或成组。有“妇好”铭文的鸮尊、盉、小方鼎,“后母辛”铭文的有大方鼎、四足觥。它们造型新颖别致、美观,花纹繁缛。

妇好墓的随葬铜器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冶炼水平。它们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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