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章清,阳美燕,刘泱育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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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新闻史论青年论衡试读：
总序
[新加坡]卓南生程曼丽经过一番甄选与琢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它既是学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集萃，也是吾辈向创会前辈敬献的一份厚礼。
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由时任校长的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同时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归国的徐宝璜、《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研究会的导师，这三人也因此被称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三驾马车”。
蔡元培校长亲自起草研究会章程，确立研究会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学会拟定的章程、宗旨，学会开设的课程，出版的刊物、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最初的范本，也使北京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摇篮。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很多是当时的进步学生，其中的一些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有一些成为著名的新闻人。据史料记载，在获得证书的55人中，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的名字。这段往事已经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按照惯例，许智宏校长任会长，并聘请首批10位海内外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及恢复成立的情况；人民网对导师聘任仪式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
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同时力求开拓进取，创造新的业绩。
复会以来，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 “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
复会以来，研究会传承历史，连续举办了五届“全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3个新闻机构、1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2011年，特训班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40次“北大新闻学茶座”。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世界知识》《参考消息》《新闻春秋》、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和财团法人卓越新闻基金奖的网站上。近年来，北大新闻学茶座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复会以来，研究会出版《北大新闻学通讯》13期（第14期正在编辑中），并开设了专门的网站（网址为http://ioj.pku.edu.cn）和公共邮箱（iojpku@gmail.com）。
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2013年7月，学会成员首次走出国门，与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有关两国媒介产业发展的研讨会，搭建起了中韩两国学者可持续交流的平台。
2013年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支持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各部委十数位新闻发言人与会并围绕如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民网、中国网全程直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作了大篇幅的报道。论坛文集《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复会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新闻学著名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方汉奇先生对于北大的新闻学教学、研究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了。她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拥有四个全国第一，加上站在她背后的北大的声望和影响，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后来居上，跻身于中国新闻教育的第一团队。希望她脱颖而出，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参见方汉奇教授2011年5月29日的微博）2013年12月21日，在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5周年复会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方汉奇教授作为学会成长的见证者，在发言中强调：“从复会到现在，会员们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后五年的工作已经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期待她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即是研究会复会六年来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全面展示。它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的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荟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来人，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对吾辈而言，这也是一份历史责任。2014年10月14日复会六周年纪念第一编日本帝国与在华宣传机构《汉报》（1896—1900）馆主宗方小太郎的间谍生涯及其“中国经营论”阳美燕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之后，乘势于1896年2月接管了汉口英商《汉报》（1893—1896），将之转由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主持，直至1900年9月闭馆。这家仅存续4年多的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开启了此后日本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侵华舆论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方小太郎不啻为日本在华报业的“先驱”。
笔者曾撰文阐述这位报业“先驱”作为当时日本在华最大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骨干成员的特殊身份，及其为成功接管该报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出于对揭开这位神秘报业“先驱”真实面貌的持续兴趣，笔者近年又陆续搜集到相关资料，尤其是找到宗方小太郎在汉口乐善堂时期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部分日记与报告类资料，它们分别记录了宗方在华“开疆拓土”的谍报生涯早期和“建功立业”的谍报生涯高峰期之轨迹。下文便是力图从这些资料的“蛛丝马迹”中挖掘宗方长期隐秘的间谍生涯及其被日本当局高度重视的“中国经营论”。从入学东洋学馆到开辟汉口乐善堂北方据点
宗方最初是由日本政客佐佐友房带到中国并从此踏入谍报界的。1884年，20岁的宗方小太郎随视察中法战争的佐佐友房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后者的推介下，入住上海乐善堂药店，并随即进入东洋学馆学习。东洋学馆恰恰是由佐佐友房等日本在野政客纠合日本右翼团体之滥觞——玄洋社的骨干分子在该年所办，其办学方针为培养训练能“颠覆”中国清政府之人才，亲自来沪督办的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就曾公然宣称：“清国政府已经极端腐败，将其颠覆，有吾辈七人足矣。”回溯后来成为日本在华间谍首脑的宗方小太郎的谍报生涯，可以发现，仅存续一年多的东洋学馆作为青年宗方接受间谍训练的启蒙学校，其“因为腐败，所以颠覆”的侵略逻辑对他日后长期从事对华谍报活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启迪开化作用。
在该馆求学期间，宗方薙发易装、扮成中国人“游历”北中国九省，并写成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关注。由此，宗方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实地侦察历程。
1887年6月，已加入日本在华谍报据点汉口乐善堂的宗方欲以学生的“合法”身份再度考察中国北部，乃通过日本公使向清政府总理衙门申请发给游历护照，总理衙门就此致李鸿章的咨文写道：
光绪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准日本署公使梶山函称：“本国学生宗方小太郎禀称，拟于本月初十日，即中历二十日出都，经通州、三河、蓟州、玉田、永平、临渝、宁远、锦州、奉天、辽阳等处抵九连城，取道大姑[孤]山、金州、旅顺、复州、盖平、海城出牛庄，由水路回天津，日程约三个月。函请发给护照，沿途放行。”等因前来。除由本衙门缮就护照，札行顺天府盖印发给收执外，相应咨行贵大臣查照，于该学生过境时，饬属照条约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咨复本衙门备查可也。
宗方此次申请游历的重点是北渤海湾沿岸的战略要地，并获得清政府的保护，得以堂而皇之地刺探军事情报，最后回到湖北汉口，历时八个月。惯于记录的宗方将沿途所见记为《北支那漫游记》。
可见，宗方来到中国的头三年便把侦察的重心放在北方，两度“旅行”考察华北、东北各省。如果把他的第一次“旅行”看作是在东洋学馆的一次自觉“实习”，那么第二次“旅行”的组织背景、战略目标和侦察意图则更加明确。这一组织背景就是汉口乐善堂。其时，已加入汉口乐善堂的宗方自告奋勇北上拓展北京支部。不过，直到1888年初夏的“汉口会议”，汉口乐善堂总负责荒尾精才作出设立北京支部的正式决定和行动方案。宗方与荒尾精都擅于未雨绸缪，他的第二次“旅行”无疑是为北京支部的开辟打前站的。但北京支部的开辟却经历了曲折。
荒尾精在1888年6月正式决定设立北京支部时，他让北京支部的干部先住在天津，成立天津支部，为此，他给宗方写下亲笔信，作出如下指示：
此次遽置该部之目的，在于无论遇到任何时势之变迁，得以及早洞察其机于未显之先，以使我党不失其机也。
此信并附有《设置天津干部之目的》，规定天津支部之管辖区域为直隶、山东、山西、辽东，并确定侦察工作的“五大目的”为：
第一，探究朝野人物以及马贼和白莲教等的踪迹，掌握其实情，以求如何善收其心及他日能为我用之方法；第二，细查豪族之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妨害之朝野人物，并研究除去彼等之方法；第三，侦察兵器、弹药、粮饷、银钱等各种水陆军务上必要之器材物料；第四，侦探中国对内对外各种处置和计划；第五，侦探外国对中国之政策和计划。
在此，荒尾精向宗方明确了这次北上开辟侦探据点——北京支部和天津支部的战略意图与目标、侦察对象与内容，强调要在京畿之地“及早洞察其机于未显之先”，也即“汉口会议”所提出的行动方针之一——“探察北京宫廷的人物行动，视察中央的政策，实地调查关外的满洲形势。”
宗方在其日记（1888年）中记录了这一侦探直隶、山东、山西、辽东的“北部四省经略”计划的部署、实施经过及其波折。现摘其所要如下：（六月）
十二日 午前九时（按：自沪）抵汉口上岸。抵乐善堂，下午会荒尾君。以直隶、山东、山西、辽东之经略事嘱予。予问难协议，决移时清历七月下旬赴天津。
十四日 此日作北部四省经略之计划。
二十六日 抵（按：上海）乐善堂访岸田吟香，面交自汉口受托之洋银二百元，商量于天津开设新店诸事，订约而归。（八月）
二十一日 晨（按：自日本）抵（上海）乐善堂访岸田吟香，以赴北京事与之商量。
宗方还记述了乐善堂内部成员之间对这一计划之核心——开辟北京支部的重大分歧，以及他个人的态度与处置：（九月）（按：甫抵天津）
十五日 佐野氏突变以往持论，疑我事业之前途，断赴北京之念。予喋喋，终不可转圜之。一夕之间，志向忽变，予不知其果为大丈夫之所为否。
他鄙视同事佐野“断赴北京之念”的“志向忽变”，而以果敢快速的行动，在抵津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促成了天津新店的开张：拜访日本驻津公使、结识乔姓清人并获允借此人名义开药铺（实为天津支部据点）、觅得两处空房作为药铺场所、新聘药铺伙计和厨子各一名、开店之申请获得当地官府批准、裱糊店内、设宴开店。同年11月1日开店之日，他在日记中颇为欣慰地写道：“予自入燕以来，所费一月，始见此结果。”
可见，在宗方的强力坚持下，“天津新店”（即天津支部）还算顺利开张。
但是，相关分歧并没有随之消除，相反，在紧随其后的“北京开店”行动中，“闭店”之声一度更加强烈，北京支部计划面临夭折的危机：（十一月）
五日 领事馆送来汉口荒尾氏及上海山内氏之函。山内氏告以因岸田翁断北京开店之念，故应速闭店归沪。其迂阔轻率甚不得我意。
六日 是日作致山内氏之回函，信中痛驳其妄。且寄书汉口荒尾氏一封，告以上海（山内氏）书信之意。
七日 是日自上海乐善堂山内氏信二封至，遽告以立止闭店，且以医药数十种送至。上海同仁变燕京闭店之议，再立维持之说，如此盖接予上月二十三日之书函，知我方已万事俱备矣。
十八日 下午抵公馆途中，恰逢（递电报者）持汉口之电报来送予。……读罢电文，知乃赞成维持北京店之意。
由上述日记可知，先前由宗方提出、后来由荒尾精作出决定、最后由宗方负责实施的北京支部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包括乐善堂老板岸田吟香在内的不少乐善堂“同仁”的异议和阻碍，这令宗方极为不满，他一面“痛驳其妄”，一面果断地继续执行其“万事俱备”的开店计划，终于获得大家“赞成维持北京店之意”，北京支部最终得以开设，宗方本人担任该支部支部长。宗方也因此取号“北平”，自抒胸臆。在后来接管的《汉报》上，他不时以“宗北平”之名发表论说，诱导舆论。
宗方对开设北京支部的极力坚持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发言权，显然是基于他在前两度北中国“旅行”中所用心积累起来的侦探资料与形势判断。而他这一力排众议的坚持，使汉口乐善堂的谍报网络得以延伸到渤海湾沿岸和京津一带，以使清廷政治中枢的动向“无所遁形”。日后甲午战争期间，宗方能够被日本海军军令部委以重任，成功获取渤海湾沿岸中国北洋海军基地的关键军事情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次“北京支部”战略和“北部四省经略”计划的长效所显，此亦反映出宗方非同一般的谍报眼光和实际行动派的非凡才干。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期的重要角色与转折
汉口乐善堂野心勃勃的“经略”计划，虽然有一批以宗方为代表的浪人骨干分子的支持，但由于在日本国内得不到有力政客的共鸣、经费短绌、人员力量薄弱等原因，其活动终究受到很大的限制，宗方小太郎及其同事的抱负难以顺利实现。同时，随着他们在中国各地调查的深入，荒尾精和宗方认识到，仅靠少数“同志”的谍报活动是无法实现其在中国的扩张战略的。于是，他们转而开始筹划“振兴中日贸易”、培养人员的更大扩张计划——先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商会，附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再设分会于中国各通商口岸；然后进一步设立亚洲贸易商会，并在亚洲各国设立分会，最终取代东印度公司，把亚洲的商权抢夺到日本手里。
荒尾精这个恨不得一口吞下中国和亚洲商权的庞大计划，最终只是在宗方的帮助下，于1890年在上海创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有学者分析，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主要班底、课程设置、活动措施、军事色彩、意识形态等来看，它实际上是继承汉口乐善堂所走路线而设立的，其调查与研究活动，离不开汉口乐善堂的范畴，其结果是培养了一批少壮派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该研究所的毕业生大多从军担任了翻译或军事侦探，便是明证。
由于资料所限，目前还无法梳理宗方在这个为培养“凌驾东洋，睥睨欧美，振兴东西洋商权”的人才而设的研究所的具体“贡献”，但从其同时担任该所干事和学生监督的重要职务来看，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汉口乐善堂时期，还是由汉口乐善堂蜕变而来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期，宗方都是核心干将。
值得注意的是，从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的1890年起，宗方便开始接受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嘱托，此后便一直与军令部保持频繁而密切的联系，定期领取军令部的津贴，为日本军方的“大陆经略”事业兢兢业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期，是宗方小太郎与日本军方紧密合作的开端，从此，宗方的谍报活动有了更为明确的军事目标和战略意图。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挫败一度激发宗方重新回到汉口以谋求另一番天地。
1893年1月，他辞去日清贸易研究所职务，回到日本筹办两件事：一是筹钱让渡汉口的“字林报馆”《汉报》；二是“在汉口设定一个取代‘乐善堂’的机构”，但又似乎未能理清其中的头绪：（同年）八月上旬，回到故乡的宗方说服同属汉口组的同志绪方二三，在汉口“乐善堂”旧址设立总店，并设分店于熊本，从而达成了“东肥洋行”的成立。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目标终究是经营报社，当时，在写给中西正树和石川伍一的信中说，自己将为“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熊本县学生在熊本县筹集1万日元，在汉口开一家小店，不希望与商业有直接关系。其意可见。而买卖则完全交给绪方处理。
在这之后，宗方在上海和汉口之间不断地往复，为东肥洋行的事情能够上轨道而奔波。
所谓“在汉口设定一个取代‘乐善堂’的机构”，即设立“东肥洋行”。当时，宗方回到当年的老据点汉口，试图在此重建一个类似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商业机构——东肥洋行，一来是念念不忘早已解散的汉口乐善堂的“事业蓝图”;二来是对刚解散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有所善后。为此，他“在上海和汉口之间不断地往复，为东肥洋行的事情能够上轨道而奔波”，这表明他曾对此事十分用心。但也许是由于“他觉得自己的目标终究是经营报社”“不希望与商业有直接关系”之故，从目前所获资料来看，东肥洋行“上轨道”之事终究未能如经营《汉报》之事那样得以后续。甲午战争中“以身许国”的谍报“奇功”
前面提到，从1890年起宗方便开始接受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津贴，为之搜集情报。而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华扩军备战的工作已基本就绪，陆海军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而加紧了对战略要地的侦探工作。这更是宗方大展拳脚的机会。事实上，原本回国筹钱以在汉口接管《汉报》的宗方，在甲午战争前夕中断了这一办报计划，而接受海军部指令，专心从事战前军事情报工作，冒死潜入中国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进行侦察，为日本大败清军立下“奇功”。宗方因此获得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和温语嘉奖，这一罕见“殊荣”一时传为日本谍报界的“美谈”。
目前有关文献对宗方的这一段谍报“奇功”都有所提及，但缺乏具体记录。下文主要根据宗方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夕与战时的日记及其密致上司的机密文件，梳理他在威海卫北洋舰队基地的谍报行踪。（一）战前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宗方已与日本军方保持密切的直接联系：（一八九四年）（一月）（在上海）
二日 上午东京岛崎来信，送来一月至四月酒资一百元。
五日 至汇丰银行领取东京岛崎汇来之银一百元。……复函别府真吉、西村中一、岛崎好忠三人。
二十日 七时至邮政局寄出岛崎好忠关于韶州变乱及台湾兵备之报告，并送出《上海周报》一页。
二十六日 本日致函东京岛崎好忠，发出关于韶州变乱之第二次报告（五号）。（二月）
十日（在上海）发出至东京岛崎好忠报告（第六号、中俄密约）。
二十五日（在汉口）下午致函岛崎好忠（关于韶州，第七号报告）。（三月）（在汉口）
十二日 本日帝国军舰赤城号来汉。
十三日 顾小船至停泊于租界前之军舰赤城号，面会舰长出羽君。
十四日 又致函东京岛崎好忠（第八号，关于制造军备）。
十六日 完成赤城号舰长出羽君委托撰写之对长江水师进行调查之报告。（五月）
一日 托楠内带去致上海藤崎、大隈及岛崎好忠（关于湖北军备、辅仁社及漫游湖南等事，第九号）之函，又致天津中西、芝罘白须、北京中岛等人之函，托小林北游之便带去。
可见，至少早在1894年初，宗方就已直接受令于日本海军部谍报最高机关负责人——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好忠大佐，从他那里定期领取津贴，不断向他汇报有关中国社会变乱、革命组织、军备制造、外交动态等实时情报。同时，还随时与前来之日本军方的各色人物取得联系并即时交付对方所需情报资料（如长江水师的调查报告）。
这种得心应手的战前情报工作状态因同年6月26日岛崎的一封电报而打破，当天，宗方在“宴饮时收到岛崎发来之电报，命予迅即从汉口赴芝罘，与井上会面云云。盖由于朝鲜形势紧迫故也”。井上即长驻天津负责侦察北洋舰队行踪的日本驻华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岛崎命宗方赴烟台接受井上的指令。其时，日本正在朝鲜挑起衅端，以寻找借口对中国发动战争，东北亚陷入紧张局势。宗方在日记中称“中日两国之危机愈益迫近，决裂在于旦夕”。
在这个关键时刻接此重任，宗方当即赴烟台，只身潜入威海北洋舰队基地进行侦察：（七月）
七日 余明日将秘密赴威海卫军港侦探敌情，欲携带一中国人随行。皆以此行危险，无人应者。余即决定单身前往。脱去整洁服装，改着粗布衣服，萧然一野人也。……夜恶寒头痛，不能起坐。
八日 清晨整装后自领事馆出发，抱病登程。至南威海军港，拟冒万险以窥察敌军之动静。
这是第一次侦察行动：自7月8日至21日，他乔装打扮、“拟冒万险”, “抱病登程”，虽“疲劳特甚”，仍亲自“夜登城楼，眺望港内形势及灯台点火”, “清晨登东门，视察港内”，又“派去威海之侦查员”侦探到碇泊于该港之中国军舰数目、装备、行止等详细军情，然后返回烟台将侦察资料“致函上海田锅、津川、桂，报告北京之动静”。
接着他又于7月22日从烟台出发再赴威海，对北洋舰队进行第二次侦察，在24日“清晨抵达威海，查点港内之军舰，侦察西炮台，勘查百尺崖地方后，立即返回，行四十二里至芦岛口投宿”。然后赶赴天津，参加“天津会议”（关于会议详情容后再述）。（二）战时
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北洋战舰济远、广乙号，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随即，7月28日，日本的一些重要间谍在天津紧急聚会，傍晚，甫抵天津的宗方马不停蹄：“会晤石川伍一、堤、山田、林（堤为泷川海军大尉，山田、林为陆军）等。夜，与堤、石川二君共访神尾陆军少佐，有所商议。（夜间与石川、钟崎畅谈，一时半就寝）夜，又与石川伍一至三井，访吴永寿。”是夜，他们制订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其中特别决定由宗方留在烟台接替将撤离回国的井上敏夫所负责的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工作。这显然是日本间谍密切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谋“里应外合”之策的重大谍战行动。次日，肩负重任的宗方携谍报经费银五佰元坐火车头等座赴烟台。8月4日，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在烟台与井上的交接情形：
帝国国民而居留于地者仅予一人而已。致函上海田锅，报告予滞留烟台之事。上午与井上少佐交代完毕，予即继续其事务。……本日领取侦察费五百六十元。
交接完毕，宗方领取大笔侦察费，冒着万险，独守烟台，“报告北洋之动静”，成为甲午战争前线“孤绝”的间谍首脑。身临此情此境，他在日记里罕有地抒发道：
予既以身许军国，心中已预先筹划三策，盖免临时惊慌也。于是即整理机密文件，整顿衣履，以备不虞；一面又准备新衣，一旦为彼所捕，盛装赴官府，有所从容辩解也。万一不能以事理争，六尺形骸将一笑赴狼虎，泰然安命，示彼等以神州男儿之面目。平生之学问此时始放其真光辉也。“预先筹划三策”, “以身许军国”, “一笑赴狼虎”，可谓宗方谍战心性的自我写照。而所谓“机密文件”，乃是他向驻守上海的日本海军中将衔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发出的“第十一号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提出了“突入”和“诱出”的海战战术：“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应将其诱出海面，一决雌雄”，为此，他鼓气道：“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后来伊东佑亨果然指挥日军突袭威海卫，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不能说没有宗方这种刺激和诱导的成分。
据宗方的日记，继前述第十一号报告之后，8月10日—17日间，他相继送出致伊东关于威海、旅顺形势的第十二号至第十五号报告，也就是说几乎每隔两三天就送出一份军事情报。此等情形在他在致上司的一份报告中有所记录道：
此后（按：指中日宣战后）予即潜伏于芝罘，改变服装、姓名，称为宗玉山、宗鹏举或郑如霖等；向威海、天津、旅顺、胶州等地进行侦察，屡次出入于生死之间。报告此间敌国军情，每次均经上海友人之手转至本国。
尽管如此隐秘，但不久（26日）宗方即被告知“予之第十二号密函及第十五号函落于中国官府之手”，中国官府“物色予甚急”，就是说他的间谍身份已暴露，中国官府正在四处通缉他。为安全起见，伊东令他“速归”，他乃于29日乘船返沪，躲过了清军的搜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抵沪后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海军军令部通告任予为海军书记，任用令已发下云”。可见，在甲午战争期间，宗方被正式任命海军职务，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海军军事间谍。
随后（9月11日），宗方接到海军军令部电报，“命予火速赴广岛大本营”。
10月4日，从烟台逃脱中国官府搜捕至上海然后赶赴日本广岛战时大本营的宗方，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一日本谍报史上的“光荣”：
十一时半在角田海军大佐引导下至大本营御殿前庭，以在中国时曾穿着之服装拜谒天皇陛下。角田大佐具奏予之姓名、略历，陛下一一颔首，龙颜殊为喜悦。
他激动地写道：“区区微功竟达叡闻，以一介草莽之躯，值此军事倥偬之际，得荷拜谒万乘之尊之光荣，实不胜感泣之至。”而其时日军已将清军逼至平壤，正值“军事倥偬之际”。
这样，在甲午战争中，“以身许国”“屡次出入于生死之间”的宗方达到了令其同道仰慕的谍战功业顶峰。谍报“功臣”的“中国经营论”
日本外务省赞宗方“抱夙志于支那，壮年之交，赴当地，以来专心努力于该国习俗国情之研究，其间，或谍报事务，或国情介绍，等等，苦心努力于帝国势力之扩张”，可谓对宗方的谍报生涯作了一个简洁的概括。其所言“谍报事务”由上文可见一斑。而其所谓“国情介绍”与“习俗国情之研究”，则在宗方于甲午战争期间向日本当局所呈两文——《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有充分体现，它们集中阐述了这位日本谍报“功臣”的“中国经营论”。下面详论之。《中国大势之倾向》“起稿”于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再写”于中国连战连败的1894年10月（按：写作时间据作者附记），意在向日本当局陈述“鄙人对中国大势倾向之卑见”。
在开篇，作者先是抛出了“世人之论”：中国有着“无能与之比肩者”的“人民之财富与地下之财源”，似将“成为世界最大强国”，接着马上加以驳斥，称“此仅系形式上之观察，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也”，他指出，今日之中国实际上“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指顾之间即将颠覆”。接着，宗方断定，中国“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甚至直接说“今日之政府已完全立于绝望之地”，即清政府即将灭亡。这是宗方对中国“大势”的基本论断。
宗方从官民矛盾和满汉矛盾两个层面阐释这一论断。官民矛盾源自不可救药的官吏腐败：“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黎民百姓则只能任其鱼肉，“彼愚蠢之黎民为地方污吏所鱼肉，亦无所诉其冤曲”，而政府对民心之向背甚不留意，导致“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中间壅塞不通”；宗方还指出，不仅是官场腐败，中国建国之基础——德教之腐败亦“无有甚于今日者”，如今“中国人之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朝廷却依然不思革新不除弊政，只知“恬然粉饰太平”。总之，整个国家“元气萎靡”,“人心腐败”达到极点。在宗方看来，中国现在“人心离叛，厌恶朝廷”，以致“草泽之豪杰皆举足而望天下之变”。意即民众揭竿而起之时不远，清朝覆亡之日将至。
满汉矛盾是官民矛盾的延伸和发展。宗方一言道出了这种利害关系：“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他以鲜明的种族论调解析中国的朝廷更替线索：“征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又以强烈的进化论观断言今日满洲“已被汉人灭亡”的宿命，其论据是，“汉人移居之势已无法遏止，满洲之全部殆已充满汉人”, “在卧榻之下养成仇雠”，而满洲旗兵子弟已软弱惰废，老臣宿将“亦渐不敢镇祸端”。他预言道，至此时机，“愤惋不平之气一时爆发，风云卷地而起，挥戈逐鹿中原者所在蜂起”，提请日本当局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掌握“亚细亚大局”的大好时机，他说：“唯此一时机最有可观，亦最为有利。有志于亚细亚大局者岂能于此间无所作为乎哉！”在文末，他不忘再次点醒“为神州两方欲理藩篱者，对此不可不有所深思也”。
从该文可以看出，长年薙发易装侦探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的“资深”间谍宗方小太郎，对中国“习俗国情”的了解和掌握十分深刻，尤其是对中国官场腐败乱象的揭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对中国朝野各派势力的关系剖析十分在理，其“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的精准预言更是令人后怕。同时，不难看出，这个已把中国“看透”的间谍首脑所秉持的正是他早年在东洋学馆所浸染的“因为腐败，所以颠覆”的侵略逻辑，基于这一逻辑，他敦促日本当局赶紧抓住时机、找准机会、采取行动、入侵中国。日本政府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一批像宗方小太郎这样的“中国通”们积极配合、刺激诱导的结果。《对华迩言》写于1895年1月，其时中国败局早定，正向日本但求速和，美、英、德、法、俄等列强则纷纷借口“居间调停”染指中国，战胜的日本正面临如何善后的问题。“海军书记”宗方以这篇文章“及时”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收拾战局”的思路和方案。
首先，他分析了“中日两国感情之冲突”现状，为后文提出的“中国经营方略”定下基调。他称“中日两国之反目相持已久”，原因是“彼妄自尊大，视我如门下之士；我则昂然自持，视彼如旧家败屋”，怪责中国历来妄自尊大，“不明日本之真相”，对日本“轻侮指笑”。然后他又特别指出近年来的中国对日态度：“十余年来，中国嫉视我之强盛，厌忌我之进步，在百般猜忌、面谀背非之间，勉强维持国交以至今日”。所谓“十余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嫉视”和“厌忌”，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彼对我在琉球、台湾以及将在朝鲜所施之行为，怨恨实已达于极点，为我国人所不能想象者”。所谓“我在琉球、台湾以及将在朝鲜所施之行为”指的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在中国边疆所采取的一系列进逼和侵略行径，包括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84年染指朝鲜“甲申政变”、1894年插手朝鲜“东学党起义”，引爆目前正待善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对日本目前“已达极点”的怨恨，被宗方称为不能想象的“执拗”。
接着，基于这一“执拗”的中日关系现状，宗方提出了下一步实施“中日联合”的“方针”：
其一，务必坚持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的前提：
以中日联合为主盟，救济亚洲之弱邦及已亡之国家，形成与欧洲对峙之势力，以制驭白人之跳梁。
要在日本当上亚洲盟主后，对抗欧洲，“凌驾欧人”，进一步登上世界霸主宝座。
其二，必须彻底威服“顽迷不化”的中国：
故昔日识者曾认为中日两国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彼始知我之实力之不可敌，至此方可收协同之效也。要之，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是也。……然与彼言和，首要唯有对彼永久不失胜算方可；若不幸一朝兵力不如彼时，则中日和平终不能持久也。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之道也。
原来，所谓“中日联合”实则是用武力征服中国，让中国臣服于日本的统治。在他眼里，中日之间根本没有平等与和平相处可言，只有“大战”一条路可走，“大战而大胜”之后，败者臣服于胜者。如今日本连战连捷，中国必须俯首称臣，而且，必须乘势致中国于永不翻身之死地，如此才能确保中日联合之“百年大计”。
其三，要在威服中国之后进一步采取“信服”之法：
在已获得头绪之后，可进一步采取使彼信服之方针：在于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之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之概。
所谓信服，就是恩威并施，让中国人在威服之后收起反抗之心，甘被奴役。关于这一点，他在文后用一段专门加以强调，阐述其目的：“窃思如欲使战后中国之人心绝其仇雠之念，转而仰望我之光辉，信从我之恩威，而发生归依于我之感，其端实发于占领地之民政也”，即旨在泯灭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之心；至于其方法，则是依中国孔孟之道，施“仁政”用“仁人”，使庶民安于其需。所以，他露骨地提出如下统治之道：“新占领地之统治者，责任至重，其人选非最慎重不可也。”
然后，基于上述“中日联合”的方针，宗方就眼下的战争终局问题献策道：
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若有余力，再进扼长江之咽喉，占据江淮重地，以断绝南北之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及其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
他一方面怂恿日本政府不要顾忌“他国之干涉”，一举吞并整个中国，使之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又提醒日本当局应于今日考虑清朝覆亡之后“东方亚洲之形势”问题，即英、俄、法等欧洲各国纷纷插手、割据中国的复杂东亚局势问题。
接下来，宗方提出了“我对中国之条件及将来之方策”——九条议和“条款”和相关“对中国政策”，包括朝鲜独立、割让台湾、赔偿巨款、最惠国待遇等，以及“以台湾为经略南方之策源地”“在中部则在上海、汉口培养基础”等。3个月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在框架与内容上与这一“方策”建议基本相同。可见，“中国通”宗方实则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条约蓝本，甚至有理由认为，受明治天皇召见、受日本海军军令部指令、事业风头正健的宗方很可能直接参与了《马关条约》的起草。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后，宗方还特别附录了一份“经略长江水域要旨”。就是说目前日本在中国最切近之事业，乃是通过这场中日战争，从北南下，迅速在长江流域建立“隐然形成一国”的殖民地基础，以与盘踞北方的俄国相对抗和对峙，又制先机于南方之英法，使之不能“呈其蚕食之欲”，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由日本独吞中国、独霸亚洲的根本目标。所以，在宗方笔下，长江流域之经营是达成这一目标的过渡性步骤和目前的重点事业。为此，他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细致的经营方略，又不忘提挈重点和要旨道：
应办之事业虽多，然第一要旨为占有四川之富源，盘踞汉口要冲，以全力经营湖南，然后逐渐及于湖北[湖南]。
即特别致力于四川、湖南、湖北三省，尤其是要设岳州领事馆“专务经营湖南”，因为“他日左右爱新觉罗氏之命运者，必为湖南人”。
在这份长江经营要旨中，宗方还提出要把“发行新闻，使之成为我之机关”作为“收揽民心”即“信服”中国的重要举措。
总之，在上述两文中，宗方秉持顽固鲜明的侵华立场，以其对中国政治形势和东亚国际局势的特有敏感，积极为日本政府的战后中国问题出谋划策，从局势分析到方略建议，从全局政策到重点事业，从威服路线到信服之道，无不未雨绸缪，制定侵华政策以供日本政府之用。日本海军军令部八角大将曾说：“军令部颇为重视宗方的报告，对华重大方针几全以宗方报告为资料。”可见宗方当时涉入日本侵华政治之深。
在这一年之后，正如笔者曾撰文所示，宗方历经周折，终由“武力征伐”的谍报事务转至“文力征伐”的报纸经营——接管《汉报》，通过操纵舆论机关一途，在长江流域开展收揽中国民心的“信服”工作，亲自履行自己的上述“中国经营论”。自此，昔日遭中国官府搜捕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摇身一变为“文质彬彬”的《汉报》馆主“宗北平”，频频往来于沪汉之间，指点中国时局，鼓吹“中日亲善”，而其间谍生涯竟不被时人所识。（阳美燕，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第二届学员）近代东亚电信、广播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帝国日本的角色林鸿亦一、历史背景与论述框架
为了面对20世纪初复杂的国际局势，广播于草创时期便必须处理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议题。当时的欧洲大陆，“帝国—国族国家”（nation-states）跟随着资本主义的脚步掌握了多数的资源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的支配者。在这个帝国主义（imperialism）全盛的年代，欧美各国的广播事业却是蓬勃发展。当时除了美国之外，大部分的国家并不承认民营化，而是以国家来经营广播事业。广播事业象征国家利益，所以轻易跨越国境的广播于发展之初就不免成为宣传战争、诉求国家主体性的最佳工具，也因此为了避免电波跨国化所造成的国家冲突，不论是就内容面或电波管制方面，欧洲的电台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协调。
综观当时欧洲电波混乱的情形，最早以多国主义（multilateralism）为基础创立的“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就是肇因于各国电信扩张下谋求国际秩序的结果，之后也造就了广电领域的国际合作。这种科技变革下的国际行政合作催生了国际性行政联盟，让国际社会开始出现多国主义的惯例。由于推动资本主义运作的帝国间仍旧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国际机构框架下的多国主义虽然开始运作，但帝国仍是主要行使权力的行为者（actors）。换句话说，国际机构的形成虽然在理念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础，但实质上的运作仍然必须依从帝国间的互动。所以调整国家间利害关系的国际机构，反映的仍是帝国的意向，并未考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现实情况。
大日本帝国初入国际社会之际就熟知欧洲的情况及国际政治的现实。所以日本于1879年加入国际电报条约（International Telegraph Convention）之初，就是企图以等同于欧洲国家的帝国姿态在亚洲建构日本主导的电信（传播）秩序。从历史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可以理解日本近代帝国主义的发展正是同时具备“向万国系统靠拢”与“转变为大区域主义”的两个面向（滨下武志，1997:29）。简单来说，“万国系统”就是在欧美先进国之间以《万国公法》（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的旧称）作为多国权力协调的规范性架构；而“大区域主义”则是意图以国家权力影响周边国家，树立以日本为权力核心的区域霸权。从近代日本崛起的过程来看，这两种外交张力的同时运作正是日本扭转自古以来东亚区域“华夷秩序”的方法。
日本推动的电信、广电领域的国际合作基本上正是这两大张力同时运作下的产物。又广播发展之初，不仅被视为强调国家主体性的重要工具，在内容（宣传）或频道调整上也必须面对多国协调。所以电信、广播与外交政策的扣连程度颇高，但环视相关先行研究却是不多，且针对当时电信、广播史的研究也多半单方面探讨日本广播扩张或日本意图突破英美电波攻势的作为；并未关注外交政策的影响对电信、广播的扩张政策带来的影响。
本文认为，同时观察“向万国系统靠拢”与“转变为大区域主义”两大外交张力的运作将能细致描绘日本如何以国际合作之名接近欧美主导的万国系统，之后又如何借共生共荣之名将万国系统转化成建立区域霸权的正当性基础。为聚焦在电信与广电的国际合作领域中“向万国系统靠拢”与“转变为大区域主义”这两大外交张力的运作，本文分别举出两个历史场域。一是日本刚加入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 ITU）后却径行朝向中国、朝鲜扩张电信版图的过程。这段历史至今并未有清楚的梳理，本文以《大日本外交文书》中关于电信业务的一手史料否定日本是受迫接受西方电信系统的一般说法，说明日本反倒灵活运用万国系统的政策过程。而另一个历史场域则是日本参与国际广电联盟（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Union, IBU）后径将欧洲广电领域的国际合作模式搬入亚洲，试图建立大东亚放送圈的作为。相关史料散见在战前广播专业杂志《放送》、说明NHK业务的《ラジオ（收音機）年鑑》，以及其他政策文书等。本文认为，关注这两个场域不仅能看出近代日本对外传播政策推动的方式，也可以进一步解释战后日本积极推动亚洲电信广播国际合作的原因（林鸿亦，2012）。二、国际电报联盟的创立
在论及广播的国际合作前，首先应理解国际电信联盟的前身“国际电报联盟”创立时的背景。这是因为广播与电信同样是使用电波来传递讯息，两者的行政业务必然有些重叠。而国际电报联盟是最早意图利用多国主义框架推动国际间电信发展的多国组织（上田弘之，1979），其主要工作是提出关于国际间电波的共有、分配及协调等技术性劝告。
国际电报联盟成立前，欧洲的两国间电信需求就不断增加。德国与奥匈帝国率先于1850年成立了世界最早的跨国电信组织“德奥电报联盟”，是两国间政治合作具体化的成果。以往德奥间的电报无法直接穿越国境，必须要在国境处设立交换局，先交换电报后再进行传送。之后不仅是东欧地区，西欧也于1855年成立了以法国为主的电信联盟。到了1864年，法国向欧洲主要国家呼吁建立跨国电信制度的必要性，也因此1865年法国政府于巴黎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当时法国正值第二帝国的政治高峰时期，举办会议其实是拿破仑三世企图以电信的国际合作来提升自己的声望，并确保法国在合作关系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当时拥有世界大半海底电缆的大英帝国却拒绝参加会议，间接导致会议缺乏实质效果。
不过正因为英国在有线电信的领域上称霸世界，促使其他国家亟欲突破英国的电信网，间接催化了20世纪初期无线电信的发展。1903年德国就是为了规范当时欧洲无线电信的混乱状况而召开预备会议。该会提出不论电信系统的异同，皆应先行将航行船舶之间的相互电信义务化，但当时英国与意大利为保障本国电信企业的利益而拒绝会议的要求。因此德国政府便于1906年再次邀集欧洲主要领海国于柏林召开第一次无线电信会议，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决定船舶间相互通信的义务，订定了相关条约及无线电信规则草案。但英国为维护既得权益而不与理会。会中英德两国针对不同机种、品牌的无线电是否应相互履行通信义务而激烈对立。当时欧洲与美国之间海运往来频繁，对航行于大西洋的船只而言，英国沿岸的海岸无线电台是重要通信目标。但英国的马可尼公司（The Wireless Telegraph & Signal Company）却为了独占无线通信设备的输出，要求英国的电台只能与马可尼生产的无线电交换信息。
虽然无线电规格竞争削弱了各国合作的机会，但却也因资本过度竞争的结果让欧洲各国不得不于1906年在柏林召开国际无线电信会议（International Radiotelegraph Conference），并以该会议为基础创立了国际无线电信公约。此后，无线电快速发展，且在1912年铁达尼号沉没后，英国的马可尼公司受到国际舆论强烈的批判，这时才不得不与其他公司的电信系统进行整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交战国的英德两国为了阻绝对方的电信而相互切断海底线缆。两国为补强被切断的海底线缆而开始致力研发无线电技术，同时也让英国利用海底线缆独占世界电信的时代迈向终结；轻易跨越国境的无线短波一跃成为电信技术的要角。而利用电波向多数人传递信息的广播也在“一战”期间发明，但广播煽动国族主义、宣传战争的特性却也间接招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
另外，“一战”结束后，败战国德国淡出了电信领域的国际交涉，取而代之的则是逐渐崭露头角的美国。为了在全球电信的发展上取得一席之地，美国试图统合德国主导的国际无线电信会议和英法势力主导的国际电报联盟。但国际电报联盟的创始国法国却对美国的积极外交动作抱以高度警戒。也因此两者的合并延至1932年，且是以英法主导的国际电报联盟吸收国际无线电信会议的方式才得以实现。
当时，许多资本家都积极投入国际电信业务，发生不少本国企业与他国企业相互竞争甚至是与本国政府对立的状况。一般而言，企业在国外扩张势力之际需要政府的合作，但是国际电信业务却是常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又随着电信商业活动的跨国化造成本国企业与他国电信公司的竞争。1917年，为避免企业利益与政府冲突扩大，英国的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法国的汤姆生（Compagnie Francaise Thomson-Houston）、荷兰的飞利浦（Royal Dutch Philips Electronics Ltd.）、美国的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及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等也以企业的身份共同参与了第一次国际电信协议的签订（Fortner, 1996:135）。
总之，全球电信网络的扩张是由帝国及跟随帝国脚步的资本家所推动，电信的扩张不仅带动了全球资本的加速流通，也激起帝国主义对时间（速度）与空间（领土）的欲望（Harvey, 1999:335-337），而间接带来了两次大战。在亚洲，新兴帝国日本的崛起也让电信迈入了帝国竞逐的时代。三、国际电报条约在亚洲（一）日本参与国际电报条约之初
19世纪后期，《万国公法》被视为世界共通的国际法。一般说来，东亚区域是在列强压迫下接受了万国法。但如果抽丝剥茧来检视这段历史时可以看出，《万国公法》框架下的国际关系——“万国系统”在亚洲其实不见得是单方面的受迫接受，而是一种不断出现对立与交涉的复杂状况。
本节将试图厘清在国际电信领域发展之初，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间究竟出现何种权力运作？而日本是如何接受电信的“万国系统—国际电报条约的签订与执行”，又日本是如何借着万国系统让中韩两国屈服、妥协在日本的对外电信政策，要厘清这些首先必须从日本加入国际电报条约之初谈起。
1878年9月3日国际电报会议于俄罗斯召开，日本宣布加入后就将手续委任给主办国俄国（外务省调査部，1878）。来年的1月31日，驻俄罗斯的日本公使向东京拍出电报告知日本加入国际电报条约的消息，紧接着日本于7月1日正式参与缔结，10月13日颁布了太政官布告第45号，公告日本国参与国际电报条约。
当时日本社会虽然对电信有着各种荒唐无稽的谣言，但同时也有将电信视为文明开化的象征而大加赞扬。譬如1876年的《日本开化诗》就有一首描述电信科技的诗：
众芸百工追日工/一线电报疾于风/西洋东海各天地/闻问往来呼吸中/
无数电线络地球/此机发处与邻俟/请看巴里伦敦外/瞬息乍通五大州/
古来曾恠竞新奇/今日始惊有此机/越历气元非怪物/推究其理亦真知
这首诗象征了东方文明初次感受电信所带来的时空异变。在国际电报条约缔结前夕，政治思想家福泽谕吉也于日本电信中央局正式营业时对电信提出有趣的看法，他把电信网络和电信局分别比喻为世界的神经系统和头脑（奥谷留吉，1943:175）。福泽对电信的想象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媒体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所主张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有些类似。不过合并当时日本政府的其他相关公文记录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密切关注的议题其实是电信开通后产生的国际电信费收入（外务省调査部，1878）。因为日本加入国际电信系统正代表着日圆与法郎、墨西哥银元等世界货币相互连结交换，象征着日本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联结。电信世界中不仅商品成了信息，信息本身也成了商品；物质不仅能经由电信系统来进行交易，电信费用的产生也意味着电信系统本身也成为一种交易形态。在这个情况之下，以货币为主的交易方式创造出无数相互交错的时空，造就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
关于当时日本加入国际电报条约的理由，可以由1980年的邮政大臣官房电信通信监理官寺岛角尾的解释探知一二。这个官方说法认为，1878年电信中央局在开局前夕，当时担任工部大臣的伊藤博文除了要求成立中央局之外，也认为应一并加入国际电报条约。所以开局当天虽然仍未正式加入条约，但日本政府为了显示决心，当天就依据条约的规定来处理外国电报。所以3月7日太政大臣决定加入后，3月15日外务卿寺岛宗则就赶紧向俄罗斯大使表达希望俄国政府能够帮助日本政府加入。而从1878年3月25日国际电报联盟的刊物当中也清楚介绍了日本电信事业的情况，并针对日本加入国际电报条约提出看法：“日本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应该是信息的传递者，希望日本能够成为国际电报联盟的成员，参加相关的作业及决议”。（上田弘之，1979）
但在日本加入的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国际因素。日本早在1871年的罗马、1875年在圣彼得堡的国际电信会议中就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但当时日本并未积极参加，反倒是欧洲各国出现希望日本加入的声音；而这正反映出当时国际电信竞争的情形。为了对抗英国在国际电信的独霸，丹麦及俄罗斯主导的大北电报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希望能从西伯利亚架设电缆线连接到远东地区；因此远东的新兴国日本如能加入将有利于大北电报公司拓展远东地区的电信版图。而这也是1870年缔结的“日本丹麦间的电信约定”，约定铺设“库页岛—长崎”“长崎—横滨”“长崎—上海”的海底线路，该约定就是明确希望能独占抵达日本的电缆上陆权。一般这被日本各界定调为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这有着俄罗斯及丹麦的邀请，以及接下来日本要求俄罗斯帮助加入的动作，日本并非受迫加入，而是与欧洲帝国相互交涉的结果。
同样也可以看到1871年5月18日奥匈帝国大使向日本政府寄出国际电报联盟会议的劝告。文书指出日本加盟将有益于国际社会，也提醒日本加盟时所应注意的事项（外务省调査部，1871）。同月的27日，丹麦代理大使也送来邀请日本参加国际电报联盟会议的劝告信函。而这些都是因为日本的加盟能有助于今后丹麦等国在亚洲地区交涉电缆的上陆权；并借由日本连结到中韩两国，以获得与英国电信公司竞争的基础。所以在加入国际电报联盟之前，欧洲国家就为了商业竞争而频频向日本招手。（二）日本电信势力向亚洲扩张
到了1882年，大北电报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明治政府传达日韩两国之间设置海底电缆的想法。当时日本政府因介入朝鲜国政而遭逢壬午兵变，深刻理解建构日韩间电信网络的重要性，所以马上赞成了提案。当时日本的工部省认为正好可以利用大北电信的要求建立日韩电信网。因为在军事、政治及商业上，日本迟早需要日韩间的电信网络。今天若未接受该公司的邀请，此后并不容易从清国政府手中得到许可，且架设海底电缆需要庞大的经费，单依赖日本一国的财政是有困难的（奥谷留吉，1943:190）。且壬午兵变后，朝鲜对清朝的宗主权认同感比起以前更为提高，朝鲜半岛内的日本势力大幅后退。日本政府认为日韩间的电信势必依赖大北电报公司。
总之，为强化日本与欧洲国家及国际电报联盟的联结，日本向大北电报公司提供了线缆的上陆权并加盟国际电报条约。但加入后，日本仿佛成了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对仍未加入国际电报条约的朝鲜强行要求遵从国际电报条约的项目。当时日本外交档案中留下的记录中就清楚写道：在1883年10月4日（此次条款悉照万国电信通力为此合行备文照覆请），日本要求朝鲜政府同意丹麦国大北电报公司所铺设“日本到朝鲜釜山”海底电缆的上陆权，还要求朝鲜政府同意线缆于釜山上陆之后，日本政府能够自行架设延伸到日本人居留地为止的线路，并建立电信局处理电信事务及输入电信用的相关设备。免除日本输入电线、设备的税金、架设线缆所需土地的地税和所有相关的赋税。另外在这条线路开通之后的25年间，朝鲜政府不得与其他政府、企业共同架设海底线缆与日本竞争（国立公文书馆，1883）。
这明显是不平等要求，但朝鲜无力反抗。当时朝鲜政府对于身处在宗主国中国及新兴帝国日本之间伤透了脑筋。在日本与朝鲜缔结电信条约之后，朝鲜政府也与清朝缔结了电信协议，急着架设电信设施；但日本政府并不承认中朝间的合作。从当时外务省的档案可以看出，日本在电信工程上对朝鲜有不少要求，尤其日本催促“首尔到釜山”线路开通的公文相当多（外务省调査部，1885—1887）。另外合并其他公文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十分在意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关系。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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