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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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陕甘宁试读：
陕甘宁陕甘宁
第一卷 西北起义
1、西北起义以前的形势
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意味着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混乱大动荡。 虽说这次革命是以破坏与颠覆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在短期里必定会引发极其剧烈的动荡与混乱，却革命不是原罪，只是因为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濒临死亡的封建体制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生力量就必然会使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它，从而把国家导入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因而，带给中国社会大混乱大动荡的源头，不是革命，而是武昌首义爆发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袁世凯，为了稳固大清王室统治地位的所谓大清王朝的忠臣良将，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等几股势力明里暗里角力的结果，使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无法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理想，不得不屈服于各方的压力，而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拱手交给了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袁世凯。 袁世凯从头到尾都不是革命者，而是充满权力欲望的大野心家。他依靠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队以及以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左手威逼利诱革命党人，右手打压大清王朝，在获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以后，不可能按照革命党人的理想重建被颠覆的社会，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隐隐然露出了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端倪，以指使他人暗杀北上京城、准备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为开端，施展种种阴谋诡计，镇压了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解散了国会，通过新的立法，赋予了袁世凯几近皇权的至高无上权力，并进而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签署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激烈反对，悍然抛弃了民主共和体制，于1916年1月1日正式改元称帝，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然而，在护国军的猛烈打击以及国民的一片反对声浪中，他无可奈何地从仅仅坐了八十三天的龙椅上走了下来，不久就因病一命呜呼。 随即，袁世凯赖以起家的北洋军队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他们一家以英美为靠山，一家获得了日本人的支持，为了巩固并进而扩张自己的权势，不断地明争暗斗，乃至于刀枪相向。更有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大小小军阀，同样费尽心机，攀上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仰仗他们的扶持，为了抢占地盘、扩充实力，不断地大打出手。一时间，国家战乱四起，百姓民不聊生。 国家如此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发源地之陕西省的局势就更加混乱不堪了。 陕西地处中国大西北，除了关中、渭北平原以外，其他地方不是崇山峻岭，就是黄土高原。南部与湖北、河南接壤，到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东部与山西隔河（黄河）相望，也是一片贫瘠之地；西部与甘肃相邻，西北部与北部跟宁夏相接，境内更是一片黄土高原，交通闭塞。长期受到自然环境的浸润，陕西民风淳朴而又强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李自成甚至率领农民起义军一路打进了北京城，逼迫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并在明朝的废墟上建立了大顺王朝。 斗转星移，国家进入到了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陕西虽说地处偏远的大西北，一样不能幸免于跟随国家动荡不定的脉博而跳动。手头拥有一些武装的大大小小军阀们，今天你联合我，明天我联合你，为实行武力与土地的兼并经常发生战争。为了确保个人及其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失，甚至能够趁浑水摸鱼，获取更大的利益，地主豪强们更是依托民团武装，翻来覆去地投靠那些军阀势力，对内保护个人及其集团的财产，对外抵御其他民团的攻击，甚至攻击其他的民团，也在军阀们大打出手的时候，充当了军阀混战的工具，帮助他们依靠的军阀实施对其他军阀的战争。深受军阀与民团武装百般盘剥的普通民众，一天天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为了生存，一些彪悍的百姓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不得不振臂一挥，拉出一支支队伍，走入山林，当起了土匪。这一时期，军阀、民团、土匪三种武装遍及整个三秦大地。 中国的形势浑浊不堪，国际局势一样非常混乱。从1914年起，欧洲便爆发了一场由十数个国家卷入其中的世界性大战，其烽火一直延烧到了1918年的冬天。这场发生在距离华夏神州万里之外的战争本来与中国毫无关系，却在日本人的唆使下，段祺瑞为了从日本得到借款以扩充自己的军力，于1917年公开对德宣战。虽说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去过欧洲战场，却北洋政府派遣了数十万劳工前去帮助欧洲军队运输弹药、修筑工事以及运输线路，称得上真正地参与了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协约国取得胜利而告终，中国理所当然地名列战胜国的行列，跟其他各大战胜国一道在巴黎集会，讨论如何瓜分战争胜利带来的红利。然而，中国虽说有数十万劳工走上了欧洲战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与承认。中国代表提出的七点正当要求没有得到其他战胜国的回应，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甚至暗中操纵和会议程，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划分给日本，并强迫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这等于是将具有战胜国名义的中国推向了战败国的地位，中国难道要再一次咽下不败而败的苦果吗？ 不会的！因为自1915年9月15日起，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1）（引自《中共党史》 蒋世琳、冯金武主编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第5、6页。）猛烈地抨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向中国文化界吹拂了一缕新风，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使得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开始深入思索国家的未来与命运；紧接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更加引起了谋求拯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风潮正在兴起。 因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觉醒，就决不会坐视不管；可是，北洋政府竟然屈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电令和谈代表在和约上签字。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了迫使北洋政府不再出卖国家利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这场首先由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促使工人阶级迅速觉醒，站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背后，声援这场运动，使得这场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迫使中国政府第一次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间接后果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最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陈炯明率领驻扎在漳州的由中国国民党人控制的唯一一支部队进军广州，赶走了桂系军阀，迎接孙中山进入广州，建立了南方革命政府，拉开了直接跟北洋政府对抗的架势。 这时候，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接受列宁赋予的秘密使命，跟孙中山进行过多次交谈，把相关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总部以及苏维埃政权领袖列宁。 鉴于俄国红色政权外部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现实威胁，内部受到高尔察克以及各路叛军与白匪的攻击，列宁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其他各位领袖亟需谋求摆脱困境，打开跟其他国家实施正常外交的大门，并且保护好苏俄的门户，便把目光投入到同样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苦的东方大国——中国。这些苏维埃运动的领袖们一方面跟北洋政府展开外交活动，希望能够跟北洋政府达成合作的协议，以便扶持北洋政府，让北洋政府为苏俄在东方筑起一道防火墙；另一方面又在秘密地帮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组建中国共产党。可是，与北洋政府的合作迟迟没有进展，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之初，又仅仅只有八个地区（包括旅日共产党小组与旅法共产党小组）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全国共有五十多位共产党员，苏维埃俄国显然不能指望这么一点力量对其有多大帮助，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有实力可能跟北洋政府对抗的力量上。 此时，中国国民党人已经控制了广州，并且在广州建立了南方国民政府，其领袖人物孙中山又极富声望，早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初，就曾给列宁发出过贺电，列宁对孙中山还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列宁就把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列入了可以合作和支持的名单。现在，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的汇报，列宁了解到，中国国民党人的纲领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在政治上有了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可能；孙中山手下又掌握了一支军队，只要得到苏俄的帮助，这支军队就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横扫北洋政府的强大力量，在苏俄的东部，建立一道抵御列强威胁的强大屏障。因而，列宁以及苏俄领袖们便正式定下决心：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当成一支可以扶持的力量，准备给予大力支持了；至于中国共产党嘛，刚刚诞生不久，力量十分弱小，就暂时给中国国民党当当苦力，等待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描绘了这一宏伟的蓝图，列宁与苏俄的领袖们就希望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了。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善于团结所有不同意见的人，极力推崇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国共合作构想；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虽说曾经认为中国革命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却主要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承担，不应该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在遭到法租界工部局逮捕以后，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积极营救，他才得以出狱，从此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对共产国际的主张也欣然接受；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除少数坚持不与国民党合作之外，绝大多数持赞成的立场。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敲定了以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今后行动方向的大盘。 紧接着，国共两党就在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俄代表的协助下，紧锣密鼓地就具体合作事宜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在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中国共产党党员帮助中国国民党在所有地区建立中国国民党省党部等等具体事项。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成功，两党关系从此进入蜜月期。两党紧密合作，依靠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消灭了叛乱的商团武装、扫平了叛军陈炯明的队伍，将广东全部置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随即，南方各路军阀纷纷改弦易辙，投入到了国民政府的阵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广州政府秣马厉兵，准备出兵北伐，一统天下。 就在南方政府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北洋政府内部再一次发生了分裂。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举行政变，进入北京以后，驱赶了贿选总统曹锟，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一面邀请段祺瑞重新回到政府机构，以便共商南北统一、重建中华民国的大事。 却孙中山抵达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时局急遽变化。段祺瑞利用冯玉祥邀请他重新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重新掌握了政权，把冯玉祥排挤出了决策圈。主导权操纵在热衷于追逐权力的段祺瑞手里，南北和谈自然搁置起来了。饶是如此，孙中山在北方仍然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大力宣传国民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北方民众心里投下了一枚又一枚震撼弹。虽说孙中山很快就因为肝癌病逝于北京，却其在北京公开展开的活动，造成的当前乃至后续影响不可小觑。 随即，段祺瑞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冯玉祥和他领导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在战争中失利，他无法立足，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建议，离开军队，赴苏俄参观访问。 冯玉祥抵达苏俄三个月以后，中国国民党党员于右任来到莫斯科，向他报告其部下在皖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分化拉拢与攻击之下，军心涣散，很快就会彻底瓦解，敦促他火速回到国内，重新集结部下，加入国民革命军，先解西安之围，然后东出潼关，向河南发动进攻，配合北伐大军达成消灭直系军阀的目标。 这时候，冯玉祥已经在莫斯科结识了一些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受他们的影响，思想上倾向于革命。在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冯玉祥接触最多、最赏识的人是正在东方大学学习、担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的刘伯坚。为了回国以后重振旧部，达成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冯玉祥力邀刘伯坚跟他一道回国，对其部队进行改造。 征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派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同意后，刘伯坚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给冯玉祥的顾问乌斯曼诺夫，随同冯玉祥、于右任一道回国。 他们一到五原，在冯玉祥的主持下，立刻召开了各军将领会议，决定把部队整编成国民军联军。在会上，众人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全面指挥国民军联军的行动。随即，冯玉祥召开了誓师大会，在中国西北部正式举起了革命的大旗。 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以后，立刻着手组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主持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并通过刘伯坚向共产党中央北方负责人李大钊提出邀请：派遣更多的共产党员前来西北军工作，以振奋军队士气。 旋即，共产党中央陆续从全国各地派出了两百余名共产党员进入西北军。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陕西秘密展开了一些活动，并且成立了共产党组织。 说起陕西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历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魏野畴。 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1898年3月出生，陕西兴平县人。1913年春，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受在校任教的原同盟会员的影响，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当袁世凯为了称帝而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在进步教员的支持下，跟刘天章、杨忠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道积极投入反日反袁运动。1917年夏天，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初，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三秦大地，魏野畴和北京大学陕西籍同学刘天章、李子洲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1920年冬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他从北京高师毕业以后，回到陕西，在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因邀请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到校任教，向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给封闭的陕西教育界吹送了一缕新鲜空气，却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不得不于1922年夏离开该校，重返北京。正是这一次北京之行，使他正式迈进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大门。他是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年春，应陕北联合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魏野畴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一到榆林，他便付出全部身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腐朽的摧残青年的令人窒息的环境。在这里，他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经常向杨虎城讲解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杨虎城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同共产党合作，走上逼蒋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暑假期间，因为其宣传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为了不受逮捕，他不得不离开榆林。 不过，在榆林中学任教期间，他引导一大批学生诸如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等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西北共产党人尔后在陕北组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做了人才培养方面的准备。 1924年春，魏野畴进入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任教。暑假期间，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一块，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 1925年8月，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魏野畴与李子洲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不久，在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共产党员安存真的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魏野畴担任领导工作。临时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同年9月，经过精心筹划与准备，魏野畴和其他共产党人一道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由吴化之担任书记，魏野畴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自从诞生之日起，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就致力于培养和发展共产党员，指导和帮助其它各地共产党人组建党团组织，扩大党团组织。1926年初，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安地委，由黄平万担任书记，魏野畴任宣传委员。此后，除了积极整顿党团组织以外，魏野畴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革命军作兵运工作。 1926年4月，被陕西民众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八师之众，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 从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回陕西的魏野畴得知消息，立即前往三原参加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与他们共同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最后，会议做出了同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分兵坚守重镇西安、三原、咸阳的决定。 随即，根据这一决定，魏野畴和杨虎城率领国民三军三个旅的人马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同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共同组织军事守城。 在镇嵩军围城的日子里，魏野畴和中共陕西地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帮助杨虎城、李虎臣二将军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8月，魏野畴又到三原，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和甄寿珊等部队坚守城池，并派党团员去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军民合力，击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卫了三原。 因而，可以说，在西北地区，魏野畴是最先把共产党员引入国民军、最先发展农民武装的人。 现在，冯玉祥誓师五原以后，既得到了苏联的大批武装弹药，又争取到了石友三、韩复渠率部重新回归国民军序列，壮大了国民革命军的队伍，同时，还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国民革命军，帮助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时间，国民革命军人强马壮，精神抖擞，极具声威。 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后，国民军联军在冯玉祥的指挥下，兵分数路，由宁夏进入陕甘境内，向围城的镇嵩军发起了猛攻，至1月27日为止，将镇嵩军彻底赶出了西安。经过战斗，国民军联军不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人数发展到二十多万，据有陕甘宁大部分地方，为东出潼关、与北伐大军会师中原创造了条件。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 冯玉祥宣誓就职以后，立刻对部队进行了改编，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主任，为出兵河南做积极的政治动员与军事准备。条件成熟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一出潼关，所向披靡，于1927年6月3日攻下了郑州，达成了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目标。 不过，这时候的会师中原，不仅跟冯玉祥、刘伯坚离开苏联之前确立的会师目标，而且跟武汉国民政府确立的会师目标都大相径庭了。 因为在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挥舞起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脑袋。共产党人以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国民党人一致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开除了蒋介石国民党党籍，褫夺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 然而，蒋介石已经处心积虑地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就决不会因为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采取的种种措施而放弃其反革命立场，反而在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以后，依仗其手里掌握的重兵集团，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军事强人，以国民党右派为核心，在南京另外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自诩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公开跟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为了跟蒋介石反革命力量相抗衡，或者说，为了积累压倒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力量，以便在东征之际，能够彻底打败支撑蒋介石统治地位的武装力量，捣毁南京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二期北伐，跟冯玉祥部会师河南，把曾经得到苏联帮助、并且仍然有几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在其队伍里从事政治工作的国民军联军拉到武汉国民政府的阵营。 北伐军付出了无数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打下了河南，终于跟冯玉祥会师郑州。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及其他军政要员赶紧过来郑州，准备正式跟冯玉祥摊牌了。 这时候，素来迷信军事实力的蒋介石深知冯玉祥手握重兵，无论投靠哪一方，实力的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哪一方就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赢得主动，丝毫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地派遣人马拉拢冯玉祥了。 蒋介石拉拢冯玉祥的招数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管用的。他可不像武汉国民政府一样仅仅从道义上、从思想上、从其它务虚的层面上跟冯玉祥谈论联合，而是直接拿出了冯玉祥最需要的东西：金钱和武器弹药。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是蒋介石得到了上海滩以及中国东部最繁华地带——江浙地区各方面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以后，由那些反共的实力派人物无偿地给予他的。手里的钱袋子一下子充盈起来了，蒋介石自然拿得出足以让任何人动心的金钱。 武汉国民政府自己就捉襟见肘，哪里有资金和武器弹药送给冯玉祥呢？ 冯玉祥虽说得到过苏联的援助，却这些援助决不能解决他亟需的各种问题。蒋介石给予他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真是雪中送炭，一下子就打中了冯玉祥的心，让冯玉祥把心里的天平倾向于蒋介石了。可是，武汉国民政府帮助他从陕西这个贫瘠的地方打出来了，让他进入了土地肥沃的中原地区，甚至把整个河南都拱手送给了他，冯玉祥也不能对武汉国民政府太刻薄。 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冯玉祥既不能对不起武汉国民政府，又不能退回蒋介石送来的一大笔现金和许诺的其它好处，便只有牺牲中国共产党人，劝说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以此促成问题得到解决。在他看来，无论是武汉国民政府，抑或南京国民政府，大家都是孙中山的信徒嘛，也不是主义之争，只不过是在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大家能够一块向共产党人开刀，因为蒋介石在上海滩率先屠杀共产党人而引发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的裂缝，就可以弥合。那么，究竟如何对待共产党呢？清党，以蒋介石为榜样，在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里面展开全面的清除共产党人的活动。共产党人曾经帮助过武汉国民政府，也帮助过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共产党人发动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实在太过火，而且，共产党人也是利用参入国民革命的机会，发展他们自己。所以，展开清党活动，不需要觉得愧疚他们。 冯玉祥打定了主意，就正式作为中间人，大力撮合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流，一块分共了。 随即，冯玉祥立刻采取行动，不仅驱逐了他亲自请回的苏联军事顾问，而且把刘伯坚以及其他共产党人全部从第二集团军驱赶开去。紧接着，7月上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提出了杀气腾腾的反共三原则：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党员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2）（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59页）据此，7月15日，西安警备司令部正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并通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 手里没有武装的共产党人就要遭到驱逐，冯玉祥更不会忘掉在他的队伍里还有一支掌控在共产党人手里的武装。 这支由共产党人掌控的武装，就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政治保卫队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史可轩、许权中，中山军事学校校长是史可轩。他们领导的这两支队伍总计一千余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为了彻底解决这支共产党人手中的武装而不至伤及自身，冯玉祥使出一条毒计，命令他们开赴河南前线，以便趁机将其消灭。 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魏野畴同省委其他负责人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洞悉了冯玉祥的企图，决定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指示史可轩、许权中等人趁此机会，率部离开西安，经过渭北开赴陕北，同共产党人掌握的另外一支武装——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等待时机，准备起义。 随后，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魏野畴与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以及团省委特派员冯文江去陕北巡视，留冯文江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重建被敌人打散了的党组织，留唐澍、白乐亭在清涧，在石谦旅李象九营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遗憾的是，史可轩、许权中率部在途径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遭到敌人的杀害，该部未能实现去陕北的计划。不过，在许权中、高克林的率领下，该部历经艰险，还是保存下来了，参加了次年春共产党人领导的渭华起义。 魏野畴的这些安排，为以后由陕西省委领导的有军队参加的两大起义：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埋下了伏笔。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魏野畴在危急时刻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及其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才有了随后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为以后西北红军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清涧起义
中国古代先哲认为：无论什么人，无论干什么事，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大千世界，悠悠万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任何人做任何事，要想同时满足这三大要素，谈何容易！于是，先哲们又来上一句：天地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换一句话说，就是只要具备人和这一条件，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达成心目中的愿望。 被后人当做神仙般人物顶礼膜拜的姜子牙出兵伐商就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准备，讨伐商纣王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得到周武王的命令以后，姜子牙准备正式出兵，挥师朝歌，实现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建立周王朝的目标。那个时候，人们都很迷信，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喜欢占卜问卦。姜子牙饶是学富五车胸有乾坤，也不能免俗，在出兵之前，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同样搞了一次占卜。结果，占卜显示这一次出兵注定不能成功。 姜子牙愤怒地把龟板往地上一扔，将它摔得粉碎，说道：“我此番奉武王命令，出兵讨伐无道的商纣王，三军人心和顺，岂有不成功的道理。小小一个龟板，怎么能够预测我大军的前程！” 随即，姜子牙命令部队按照计划兵发朝歌，一举扫平了商纣王的天下，逼迫商纣王自杀身亡，终于在商纣王的尸骨上建立了流传八百八十余年的周王朝。 以上这些话似乎与本节乃至本书要说的内容毫无关系。其实，是为了将中国先哲的思想运用到分析现实存在的事例上面来，以清涧起义为引子，浓缩整个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从发动起义开始，到组建西北红军、创立革命根据地，再到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来到陕北苏区，和西北红军一道建立陕甘宁苏区的整个过程，展现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构成了本书的一条主线。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发动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说是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发动起来的，但是，决定发动这场起义的是中共陕西省委，尤其是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李子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起李子洲，跟魏野畴一样，他也是在陕西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陕西共产党组织早期活动分子之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李子洲，名登瀛，子洲是他的字。1892年12月出生，陕西绥德人。1912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学习，受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员的影响和指导，初步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1915年5月，与魏野畴、刘天章等人一道团结校内外学生，在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参与了反日反袁的斗争。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担任北大学生会干事。1921年10月，参加了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建起来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受陕西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邀请，进入该校担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 1924年春，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后，李子洲接受杜斌丞聘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接过了魏野畴的教鞭，继续指导刘志丹等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同年秋，他又担任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利用职务之便，经常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宣传马列主义。 从1924年秋到1926年冬，他在办学之余，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团组织，开展群众运动。与王懋林、王复生等人一块，跟李大钊取得联系，在绥德建立了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吸收刘志丹、白乐亭等人参加党、团组织。1925年，当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动员了一批党、团员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不久，又选派刘志丹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1月，李子洲与魏野畴等人一道参加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2月，共产党组织以国民党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李子洲担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1）（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87页）为学院宗旨，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同年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民主选举耿炳光为区委书记，李子洲、魏野畴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3月中旬，他们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陕西《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2）（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88页）发动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李子洲与魏野畴等人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随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下令缉捕李子洲、魏野畴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李子洲与耿炳光等人于7月上旬在中山学院主持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决定保存党的力量，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迅速转入地下。 7月11日，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李子洲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了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随即派遣李子洲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经过千辛万苦，李子洲在8月初抵达武汉，与已经转入地下的党中央秘密接上了关系，在8月下旬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汇报了陕西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得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推翻冯（玉祥）的统治”，“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首先在主要县份组织暴动。（3）（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90页）回到西安以后，李子洲于9月26日至27日，和省委书记耿炳光一块秘密召开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策略，逐渐把党的主要力量放在准备和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方面来。 于是，发动武装起义正式摆在陕西共产党人面前。 要搞武装起义，要搞暴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动什么人来搞这种暴力反抗统治集团之事。在中共陕西省委这次扩大会议上，这一点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到农民群众当中去，以农民群众为基础，来实施武装起义。可是，仅仅依靠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定会面临许许多多问题。如果不能动员军队参加起义，或者说手里并不掌握军队，那么，发动农民举行起义就只能是不得已的唯一的选项。然而，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手里掌握了一些军队，为了确保起义能顺利进行，他们就不可能不借助这些军队来发起与推动这次起义。 那个时候，共产党人手里掌握的军队有两支，一支是许权中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以及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人马，共有一千多人；另一支是石谦旅的李象九营。 早在李子洲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在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武装起义的政策以前，魏野畴就曾经在接到史可轩、许权中的报告以后，指示他们不要遵照冯玉祥的命令把部队开往河南，应该把部队带往陕北，向李象九营靠拢，以便日后跟李象九营共同发动起义。却史可轩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杀害，许权中率领余部在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的拦截，根本不可能抵达陕北，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两支武装汇合陕北的意图就无法实现。紧接着，魏野畴遵照省委的指示，带着唐澍、白乐亭等人到陕北检查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新阶段的工作任务，把唐澍、白乐亭留在了石谦旅，帮助李象九和谢子长为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而，这时候，能够参与和发动起义的队伍，就只有李象九营了。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李象九营身上，清涧起义也就注定了成为西北共产党武装从产生到发展到壮大之整个过程中的发端。 那么，李象九是什么人？李象九营是怎么在石谦旅发展起来的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石谦说起了。 石谦跟李象九是同乡，都是陕西白水人。此人出身贫寒，从小失去了父母，给财东放过羊，当过长工，长大以后，终于受不了财东的气，放火烧掉财东家的房子以后，上山当了土匪。陕西大大小小的军阀多如牛毛，总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往往把目光盯在土匪身上，试图收编土匪队伍，为自己所用。石谦手里拥有武装，当然就会成为军阀争相收编的对象。他被陕北最大的军阀井岳秀收编以后，因为顶头上司团长试图强奸他妻子，他妻子不从，在搏斗中被团长枪杀，他气愤异常，一枪打死了团长，就跑到了陕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确会拉拢人心，团长已经死了，他并没有追究石谦杀死团长的罪过，反而把石谦从连长提拔当了营长。 这时候，因为跟李象九早就认识，石谦知道李象九跟谢子长拉起了一支民团武装，便跑去找李象九、谢子长，试图收编他们手下的民团武装，把自己的人马扩充为一个团。 李象九、谢子长二人曾经在太原学兵营接受过军事训练，并且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认为石谦出身寒苦人家，为人比较正直，同情受苦人，觉得一旦接受石谦的收编，可以在其部队做工作，积极争取石谦，对以后陕北的革命大有裨益。因而，在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并且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以后，李象九、谢子长答应了石谦的要求。 石谦收编了李象九、谢子长的民团武装以后，部队立马扩充为一个团。石谦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团长，李象九被委任为学兵连连长，谢子长担任十二连连长。 为了掌握与控制这支部队，共产党组织从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学校陆续抽掉了大批教师、学生，充实到李象九、谢子长的连队，使得石谦团的兵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紧接着，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等人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均等一批共产党员。（4）（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1页）随后，李象九、谢子长率部跟随石谦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使得石谦的实力越来越大，终于扩充成一个旅。李象九因为跟石谦的同乡关系，被石谦任命为营长，谢子长仍然是十二连连长。 中共绥德地委更加重视这支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遣杜衡、冯景异、阎揆要等人与李象九、谢子长一块工作，在石谦旅开办了青年军事训练班。并在1927年春，将特别党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杜衡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等任委员，在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吸收一百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李象九、谢子长以及党组织派遣过来的共产党人的苦心经营，共产党人终于掌握了李象九手下一个营的力量，同时，也因为李象九、谢子长对石谦的影响，使得石谦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 通过各种渠道，中共陕西省委随时都能了解到石谦旅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石谦本人的思想动态，虽说觉得石谦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却决不可能把起义的大事寄托在石谦身上，能够促使李象九营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是他们的底线。 行军打仗也好，举行武装暴动也好，总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成事，莽撞不得，要不然，轻则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重则会失败，甚至全军覆灭。虽说中共陕西省委做出了让李象九营举行起义的决定，却因为一时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借口和时机，并没有最终定下起义的具体日期，仍然在不断地派遣人员进入石谦旅，帮助李象九和谢子长积极做起义之前的准备工作。 时机很快就要来临了。因为跟随蒋介石反共清共的冯玉祥，一心想要把在整个陕西地面活动的共产党人全部清除干净，不断地给身居陕西的那些已经投入到其麾下的各路人马打电话或者发电报，催促他们火速实施清党。 石谦的顶头上司陕北军阀井岳秀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和电报。作为独霸陕北一方的地方军阀，井岳秀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屹立不倒，靠的不仅是他日渐增多的实力，也是因为他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谁厉害就投靠谁。冯玉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跟着冯玉祥，井岳秀觉得以后的前程肯定错不了。可是，他也知道，李象九、谢子长这些人是石谦手下的得力干将，替石谦，也是替井岳秀自己打出了很大的声威，石谦是绝不会把这些共产党人清除掉的了。该怎么办呢？他就要在冯玉祥跟石谦之间做出选择了。心里的天平当然很快就倒向了冯玉祥。他决计给石谦写一封亲笔信，命令石谦展开清党行动；另一方面，也准备了在石谦不愿意执行命令以后的应变之策：就是连石谦也一块除掉。 这一天，石谦接到了井岳秀的亲笔信，心里不由万分纠结：把李象九、谢子长以及随后进入自己队伍里的唐澍、白乐亭等共产党人全部驱赶走，不符合自己对待朋友的原则，却不执行井岳秀的命令，又未免对井岳秀不忠。毕竟，井岳秀不仅原谅了他杀掉团长的罪过，反而更加重用他，以至于他现在手握一个旅的兵权，无论怎么说，都是拜井岳秀所赐。 思考了很久，他终于觉得只有去一趟榆林，亲自向井岳秀求情，让井岳秀继续允许李象九、谢子长、唐澍等人留在自己的队伍里。于是，他派遣传令兵通知李象九、谢子长火速到旅部来开会，告诉他们自己的打算。 旅部设在宜川，谢子长连却驻扎在安定。谢子长一接到通知，就星夜启程，马不停蹄地来到旅部，见到了石谦、李象九、唐澍。顾不上寒暄，石谦就严肃地朝他们望一眼，把井岳秀的亲笔信拿出来，放在桌上，让他们三个人看一看。三人同时看去，上面写道： 斋兄见字如面： 顷接上峰旨意，为适应国民革命新发展之需要，亟待开展清党工作。据悉，你部谢子长、李象九等为首共党分子，进行赤化，甚为激烈，实为我军所不取。望兄以党国为重，设法清除此心腹之患，则国家幸矣！我军幸矣！切切此意，望速察之。 井岳秀手字（5）（《谢子长将军传》 银笙著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旅长，你打算怎么做？”李象九、谢子长、唐澍显然在接到传令兵送来的通知时，就已经意识到石谦这一次找他们会说一些什么，看完信后，冷静地问。 石谦说道：“我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军座对我有知遇之恩，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按理说，我应该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命令。可是，你们又是我的朋友，帮助我扩充了部队，扩大了队伍的影响，我一样不会干出背弃朋友的事情。所以，趁着军座举办寿宴的机会，我准备去一趟榆林，借着向他祝寿的机会，劝说他收回成命，不要在我的队伍开展清党。” 李象九、谢子长、唐澍大吃一惊。井岳秀已经做出了清党的决定，在这种时候，石谦如果不按照井岳秀的命令把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全部从队伍里清除出去，就只能跟随他们一道发动起义，怎么可能有第三条出路？石谦一旦去榆林，岂不等于是送死？三人赶紧劝阻。 然而，石谦一心以为自己得到井岳秀的器重，此去榆林，决不会有任何危险，任凭他们再三劝阻，也不改亲自向井岳秀当面求情的决心。 李象九、谢子长、唐澍的心情都异常沉重。他们深知石谦一旦动身去榆林，肯定凶多吉少。三人秘密商议，决定一面抓紧时间发动部队，做好起义前的一切准备，一面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在得到了省委的具体指示以后，立即展开行动。 回头简单地介绍谢子长以及他和李象九成立民团武装的曲折经过。 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1897年1月出生，陕西安定县人。十四岁开始读书，十七岁转入县城小学。1919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担任学校学生会负责人。1922年春，中学还未毕业，他就怀着让穷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理想回到家乡创办了小学。却由于军阀豪强鱼肉乡里，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不能上学，他心里十分苦闷，决计投笔从戎，同年秋天只身远赴山西，考进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谢子长离开学兵团，回到安定，办起了县民团，出任民团团总。随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经常接触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成等人，并且通过他们结识了中共北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影响下，谢子长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年，经过白超然、白志成介绍和中共北京地委批准，谢子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谢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 这时候，谢子长在太原学兵团认识的朋友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陕西以后，利用跟石谦是同乡的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在李象九的帮助下，谢子长重办民团进展得很顺利。随后，就发生了石谦收编安定民团的事情。 谢子长、李象九带领民团进入石谦部以后，很快就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不仅通过李子洲、王懋廷等人调进了一批党员到部队任班长、排长，而且发展了阎红彦等一批新党员。随着石谦团扩充成旅以后，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 由于国共合作的影响，中共军支以及谢子长等人促使石谦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把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为尔后该部举行清涧起义做了思想上的第一次总动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挥舞屠刀，大肆杀戮共产党人，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紧接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遥相呼应，命令奉军冲进苏俄使馆及其废弃兵营，抓住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以及其他二十多个著名共产党人，并且全部绞死了他们。随即，冯玉祥追随蒋介石也背叛了革命，在陕西开展了清党活动。危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到清涧巡视工作。魏野畴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继续在石谦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留下唐澍、白乐亭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就在谢子长、李象九、唐澍等人积极发动部队，准备应对不测的时候，从榆林传来了消息：石谦被人杀死了！井岳秀任命一向仇视共产党人的康子祥为代理旅长，掌管十一旅（原石谦旅）的一切军政大计。 石谦的旧部立刻人心浮动，几乎所有官兵都对井岳秀的谋杀行为极为愤慨，要为石旅长报仇的呼声犹如一阵阵狂飙，在石谦旅不断地发酵、扩散。井岳秀生怕石旅生变，康子祥无法控制，赶紧授意驻扎在肤施（也就是延安）的师长高双城下达命令：李象九营开赴肤施，准备改编为骑兵团；谢子长连从安定开往宜川接防。（6）（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5页）谢子长、李象九、唐澍、白乐亭等人一眼就识破了高双城的阴谋：他是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把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分开，以便分而歼之呢。 敌人已经谋杀了石谦旅长，并且把屠刀架在了共产党人的脖子上，怎么办？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是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这些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不过，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得了的，也不是中共军支召开了党的会议，形成了决议，就决定得了的，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中共陕西省委手里。饶是如此，他们还是要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研究对策，把这些情况连同他们做出的决定一块汇报给省委，寻求省委的指示。 中共陕西省委接到报告，担任省委军委书记的李子洲毫不含糊，立即做出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决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7）（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5、236页）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以后，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人立即投入行动，很快就做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部队起义，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由唐澍担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人担任委员；二是讨论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在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以及确立军事委员会书记人选的时候，众人没有发生异议，可是，在讨论起义计划的时候，大家就产生了一些分歧。李象九等人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借运送石谦灵柩回白水路经肤施的机会，先派遣领款人员和护灵人员暗藏器械，埋伏城内，然后大军轻装袭取肤施，得手后，再以肤施为依据，联络陕北高志清旅，联合攻打榆林，消灭陕北军阀井岳秀。唐澍认为共产党人掌握的兵力有限，此举不易成功，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指示，把分散在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等地的部队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与井岳秀对抗。 最后，虽说唐澍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不过，李象九的主张并没有完全抛弃，会议似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决定了这样一个计划：首先，由驻扎在清涧的四个连队发动起义，然后汇合驻扎在延川县的另一个连队南下宜川，与宜川的三个连队会师；同时，派遣代表联络驻扎在神木县的高志清旅，约定高旅在神木发动起义，然后与石旅一道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革命武装。 计划一经确定，指挥部立即采取行动，派遣人员先行出发，通知驻扎在宜川县的三个连队，要他们做好内应，并且派出警戒部队，割断电话线，严密封锁起义的消息。 指挥班子搭建起来了，起义计划也已经得到了众人的确认，接下来就是选择起义的时机，以及确立起义应该打出什么样的名义。石谦既然如此深得部众的敬重，就以“为石谦旅长报仇”、“打倒军阀井岳秀”的口号和借去宜川换防的名义举行起义。（8）（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五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4页）最好的时机，当然就是在石谦旅长的葬礼上宣布起义，以便激励队伍起义的热忱。 却要起义，还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为了争取时间，只有故意拖延石谦旅长遗体的发丧日期了。 这期间，唐澍、李象九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向党员和干部传达了省委对起义的指示以及部队党组织关于此次起义的计划及其各项规定，要求他们切实做好起义的准备，确保起义的胜利。 10月12日，预定起义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利用给石谦发丧的机会，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公开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全体官兵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在陕北的代理人——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这一下，果然激起了全体官兵为石旅长报仇的怒火。随即，他们正式宣布起义，并迅速给参加起义的官兵分发了弹药。 即刻，整个清涧县城热闹起来了，每个参加起义的官兵臂上缠一红布袖条作为起义标记，四处张贴标语，分发传单，逮捕恶霸豪绅，收缴井岳秀、高双城私下贩卖的鸦片数万两和驮骡四十余匹，同时向大商人筹集资金，以解决起义的经费问题。 翌日清晨，起义指挥部带领起义的四个连队以及二百驮辎重，开出了清涧城，按照计划南下，当天下午就抵达了延川县城，会合那儿的一个起义连队，吃过晚饭以后，继续向延川前进。由于起义军封锁了起义消息，延川守军丝毫不做提防，起义军一到延川，立刻发动了攻击，很快就歼灭了敌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取得了起义以来第一次跟敌人作战的胜利。 战斗一经打响，马上就惊动了敌人。驻宜川的敌代理旅长康子祥赶紧组织人马，率先向驻扎在该县城的准备参加起义的三个连发起了围攻，试图一举歼灭这三个连的人马，打破起义军的预定计划。 这三个连的官兵被迫应战。由于党组织事先做过动员，全体官兵英勇反击，跟敌人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牢牢地把守住了阵地。 10月15日，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率领起义部队赶到了宜川城下。 康子祥率部攻打驻扎在宜川的三个连队起义军已经力有不逮，此时突然来了五个连队的起义军，哪里还敢攻城？他生怕遭到了起义军的前后夹击，赶紧率领部队仓皇逃跑了。 于是，三支起义军在宜川城胜利会师，实现了起义之前制定的第一步目标。 接下来，起义军领导人必须就如何达成下一步目标展开新的讨论。分歧再一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唐澍、谢子长等人主张立即打起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整顿干部队伍，清洗不可靠的旧军官，把整个起义军完全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然后率部主动攻击，相机消灭高双城部，扩大革命力量；李象九等人则认为目前打出红旗的条件还不成熟，暂时还应该延用旧番号，在对待旧军官的问题，也不主张清除，提出了逐步改造旧军官，以免引起大的波动的设想。（9）（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7页）鉴于大家的意见相去甚远，而且又没有找到折中的方案，起义部队只好滞留宜川，唐澍离开部队，秘密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 10月下旬，唐澍到达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子洲汇报了起义情况以及起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李子洲对起义部队中党的工作及军事行动方向等重大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要求起义部队联合与井岳秀矛盾最深的高志清部，从军事上打垮井岳秀，建立党在陕北的军事基础；并且与已经到达渭北的许权中旅取得联系，协商军事行动，相互策应，如果许旅不能在渭北立足，就转入陕北，跟李象九旅合编为陕西革命军；在人事安排上，指定唐澍担任参谋长，其他重要干部的任免，由旅党团讨论决定。中共陕西省委还要求唐澍去三原，与阎揆要、白志强等汇合，一块去宜川整顿起义部队，举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军事干部。（10）（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五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6页）起义军这边，却在唐澍离开以后，由于起义部队大多是李象九的人马，李象九自作主张，重新打出了十一旅的旗号，自任旅长，委任唐澍为参谋长，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三个营，任命谢子长、李瑞成、韩子丰为各营营长。 为了顾全大局，谢子长等人不得不承认了李象九的改编。 如果起义军能够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向绥德、米脂方向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够策动高志清部在神木发动起义，然后一块合击绥德、米脂，并进而攻击榆林，消灭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却起义军竟然在这时候一直按兵不动，也不对敌人有可能发动的反扑做积极的准备。 敌人可没有闲着。敌驻肤施第二师师长高双城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一面调兵遣将，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调集了六个营的兵力，完成了对宜川的包围。 原定在神木发动起义的高志清部眼看起义军快要遭到了敌人的围攻，再也没有后续的动作了。于是，在起义军行动迟缓之际，跟高志清部联合的计划顿成南柯一梦。 其实，谢子长根本不相信高双城的鬼话，对高双城有可能发动的反扑抱有深深的警惕，并且在得知敌军正分头开赴宜川的消息时，向李象九提出了趁着敌军交通不便、难以同时到达的机会，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的建议。却遭到了李象九的拒绝。等待敌人快要完成围攻部署的时候，谢子长又向李象九提出：如果一定要防守宜川，就应该在险要位置凤翅山、二郎山一线布设重兵，并且把凤翅山、二郎山一线的防守交给可靠的共产党人手里，才有可能坚持得更长久一些。然而，李象九对那些旧军官太信任了，竟然再一次拒绝了谢子长的建议，把凤翅山、二郎山一线的重要阵地交给了深得他信任的两个旧军官手里，根本不对他们有可能叛变做出任何防范措施。 结果，李象九信任的这两个旧军官暗地里投靠了敌军，几乎没有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