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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13 1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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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志军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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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秋

少年秋试读:

少年秋

作者:宋志军排版:Cicy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4-01ISBN:9787555904519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少年秋

太阳照在少年秋的光脊背上,暖烘烘的,有点烫。一望无际的田野,大豆和玉米都已收割,到处弥漫着庄稼叶子的味道,连空气都是香香的、甜甜的。偶尔有几垄未收的红薯,叶子绿油油的,在太阳光的照耀下特别醒目。

秋走在田野边的小路上,路沟边到处是青草,春季种下的一棵棵杨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扎下根来,活得非常旺盛。一片片儿童巴掌大的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片片透明的翡翠,绿得滋润,绿得发亮,令秋喜欢得要命。他前几天刚在村里看过电影《小兵张嘎》,电影里张嘎用树枝扎成的环特别让他羡慕,他也想折下几根树枝编成一个环戴在头上,又凉快又好看,还有树叶子的香甜味儿。

秋十分疼爱这些小树,可他又抵御不住内心的诱惑,他尽量拣那些小的树枝去折,一棵树上只折下一枝,这样对树的伤害会小一些。

他一路走过去,小心地折着树枝,手上不知不觉已有了八九枝。喜悦像一个冰棒在他的心里慢慢地化开,冰凉甜爽。秋似乎已经看到自己头上戴着用手里的树枝扎成的环的样子,一定比电影里的张嘎还神气。一丝笑意从秋的嘴角溢出,他很久都没有这样开心过了。“站住!”

一声凶恶的吼叫把秋几乎吓呆了,他猛地回头,看见村里的胡孬快步赶过来。

胡孬是一条光棍,四十多了还没有讨上老婆,他长得很丑很凶,一对三角眼整日里瞪着人,像有生不完的气一样。他是村长的一个远房侄儿,平日村里有什么事村长都爱支使他,村里人提起他都特别恨,背地里骂他八辈子也讨不到老婆。“你小子不想活了,竟敢折公家的树枝。”

胡孬瞪着秋,大声地呵斥着。

秋害怕得浑身颤抖,他深深地把头埋在胸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手里的树枝也掉在了地上。

胡孬一把把掉在地上的树枝捡起来,继续冲秋吼着:“看我不把你交到队上去,让公家罚你家的钱。”

胡孬的话像一块石头砸到少年秋的心里,秋觉得身子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水底一样,几乎要倒下去了。

秋的父亲原来是公社的干部,因为被打成了右派,就被赶回了村里,他们家为此受尽村里人的歧视。父亲的身体不好,挣工分不行,母亲又不停地生病,家里十分困难,秋小小年纪便饱受人间的冷漠。

胡孬要把他交到队上去,这种结果让他不敢想下去。他更不敢想如果父母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那种伤心无奈的眼神。秋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趁胡孬松神的空儿,转身跑掉了,他一直朝前跑着,不敢回头,身后传来胡孬的叫喊声。“别跑,小子!”

秋就那样一直跑下去,一直跑到村头的几间破屋子前,他一头扎了进去,躲在了屋子的角落里。

这是队里的红薯窖,放红薯用的,如今红薯都已经没有了,剩下的烂红薯长满了灰灰的毛,像一只只硕大的老鼠到处躺着,屋子里又霉又湿,黑暗得几乎没有一丝光线。秋躲在屋子的角落里,浑身不停地抖着。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已经全黑下来了,又渴又饿、心里又极端害怕的秋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这时候他隐隐约约地听到屋子外面有很多人的声音,乱成一片。秋下意识地揉了下眼睛,侧身倾听外面的声音,他似乎听到了父亲、母亲焦急的哭声:“秋儿,你到哪儿去了啊?坑里井里都捞过了,秋儿到底去哪儿了啊!”

原来,自从秋躲起来以后,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此时正是夜里十一点多了,这在平时,村里人早就睡觉了。可秋失踪的事成了村里的大事,村里的人随着秋的父母,满天满地地找他,把整个村子都闹翻了。

秋听着外面的声音,他很想爬出去,告诉人们他在这里,可他的内心更恐惧了,他的行为竟然惊动了那么多人,他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秋把自己的身子紧缩在屋子的角落里,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他本能地希望人们会走进来,发现他的存在,可他最终没有等到有人进来。

外面的吵嚷声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秋睡了,醒了,又睡了。

渐渐地,秋感觉不到渴,也感觉不到饿,他的眼睛闭着,眼前却有一片白光闪着。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似乎有一个东西离开他的身体,轻飘飘地飞出来了。

秋就这样死了。

几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尸体。

三婶

三婶命苦,尽管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但因为出身不好,还是嫁给了其貌不扬的三叔。三叔是个酒鬼,终于有一天,喝醉了酒掉进村头的池塘里淹死了。

三婶哭得死去活来,发誓要把柱子抚养成人,并不顾娘家人的劝阻,把三叔一直送到坟地里。按照老家的风俗,年轻的媳妇死了丈夫后,如果把丈夫送到坟地,就是向外界表明自己今后不再改嫁,要守寡一辈子。那一年,三婶刚三十出头,柱子也才七岁。

三婶年纪轻轻的守了寡,一心一意地拉扯柱子长大,决心把三叔的香火传续下去。

柱子长到十八岁,出落成一个俊小伙子,那模样,人见人夸,都说很像三婶。说媒的挤破了门,最后,还是三婶亲自为儿子选定了汾水湾的秀秀。秀秀是汾水湾的俏姑娘,恰如当年的三婶,和柱子站到一起就像一对金童玉女。秀秀模样好,人也勤快善良。过了门她就没闲着的时候,家里地里的活儿都干,每天三顿饭都是做好了端给婆婆、丈夫。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和睦极了。村里人都羡慕,夸三婶好福气。

但时间久了,三婶的心病却越来越重,秀秀过门快两年了,那腰身却还是做姑娘时的纤细苗条,肚子老不见鼓起来。三婶带着柱子和秀秀到医院里一查,果然是秀秀患了先天性不孕症,根本就不能生娃娃。

从这以后,三婶对秀秀就像换了一个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秀秀待她再好,三婶就是不领情,还私下里要柱子和秀秀离婚。柱子和秀秀感情好,舍不得,结果被三婶骂了一顿。

柱子和秀秀终于离婚了。临走,秀秀哭得死去活来,跪下给三婶磕头,说:“儿媳没本事,不能给您家生儿育女,儿媳走后,请您老多保重身体。”说得三婶鼻子酸酸的。

秀秀走了以后,就独自一人到外地打工去了。

后来,三婶又托人给柱子寻了个媳妇,名叫金桂。金桂长得粗粗大大的,尽管柱子不情愿,但孝顺的柱子不敢违背三婶的意愿。况且自从秀秀走了以后,三婶家的名声就坏了很多,人家有好女儿也不愿嫁到她家。

这年的龙都朝祖会一开始,三婶就与同村的二大娘一起,乘了怀旺的大篷车去烧香,她要孙子心切,听说人祖庙的送子奶奶很灵,只要到那里抢个娃娃,第二年保准就能抱上孙子。她拴了一个又大又胖的布娃娃,心里充满了希望。回去的路上,车开到一个拐弯处时,由于怀旺拐得太急,把坐在最后面的三婶给甩了出去。摔昏过去的三婶怀里还紧紧抱着拴来的娃娃。人们急忙把三婶送到镇上的医院。

出院后的三婶成了一个拐子。可让三婶欣慰的是,金桂不久就怀上了,三婶高兴得拖着个残腿整日里跑前跑后,小心地侍候着新来的媳妇。

三婶终于如愿以偿地抱上了胖孙子,可这时的三婶却已经有点抱不动他了。金桂全然不似秀秀,从过门那天起就是三婶做好了饭端给她吃,她什么活儿都懒得做,把个身子吃得像只水桶,时不时还对三婶娘儿俩吆喝,婆媳偶尔拌个嘴,金桂便大吵大闹。三婶想抱一下孙子,却总是被金桂一把夺去,临了还会扔过来一句:“老不死的,传染给孩子病了咋办?”金桂对三婶这样,柱子当然不依,便和金桂吵。两人感情本就不好,金桂说柱子心里还有秀秀,娘儿俩算计好了要赶她走。后来,金桂干脆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一去大半年没有回来。

三婶为此伤透了心。伤透了心的三婶很快苍老下去。她拖着个残腿,有时坐在屋角,一坐就是一整天。

去年,还不到六十岁的三婶去世了。临死的时候,三婶眼里流着泪,嘴里嘟嘟哝哝地说着什么,柱子把耳朵凑到她嘴边仔细听,听清后不禁放声大哭。

三婶原来是在不停地呼唤一个人的名字:“秀秀……”

刘犟筋

刘犟筋的真名,如今村里很少有人记得了,但他的故事几乎无人不知。

我们那个村叫新村,也就二百多口人,姓氏却有三十多个,几乎没有一家重姓的。说来这有个缘故,一九五八年下放那阵儿,四五十口失魂落魄的人被公社的一个头头儿领着,来到公社一处废弃的养猪场前,公社头头儿指着仅剩的十几间猪舍说:“一家一个,权当住房。”十几个男人拖家带口,猫着腰,很快占领了阵地。安置下东西,一个个又木木地出来,围在公社头头儿的周围,听听还有什么吩咐。公社头头儿挠挠脑袋说:“这里是猪场,你们住进来后,就是一个村庄了,以后就叫猪庄吧!”

三十多个平时被斗怕了的“五类分子”低了头,竟然不敢出声。“那哪成呢,那不把人都叫成猪了吗?”

几十束目光齐齐地投向那个发出声音的脑袋,这个人就是刘犟筋,他是这群人中唯一一个根正苗红的贫农。原本他是不该搬到这里来的,但他的那个村子——小刘庄,多年前因为一个过路的风水先生说了一句“是风水宝地”后,渐渐地,活人少了,坟地多了,最后只剩下刘犟筋一家,两间破房子被一大片新新旧旧的坟地围着,逼着他不得不和这一群“五类分子”一起来钻猪圈。

这时,人们注意到刘犟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得像一棵被打光叶子的高粱秆儿,赤裸的脊梁像晒干的腊肉发着红光,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他两眼凶巴巴地瞪着公社头头儿,瞪得公社头头儿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人群里有人小声嘟哝:“叫新村也好听啊!”公社头头儿赶忙找台阶下,大声宣布:“就叫新村吧!”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直到如今,提起我们的村名,大家伙还从心底里感谢刘犟筋呢。

刘犟筋说他当过冯玉祥的兵,还打过日本人呢!他常常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述:那年他和部队正在一个学校的操场里操练,突然一架日本飞机飞到了头顶,他就拿起手里的盒子枪,一梭子弹打过去,只见飞机冒着黑烟,一个筋斗栽到了远处的麦田里。每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人问他:“手枪能把飞机打下来吗?”他便梗着脖子和人抬杠:“怎么不能,当年我就把飞机打下来了嘛!”人们又问他:“飞机是什么样的?”这时他便不开口,涨红了脸,讪讪地离去。到了后来,人们连他当过冯玉祥的兵也不相信了。这使他异常伤心,到死都耿耿于怀。

因为村里就刘犟筋一个贫农,他自然就成了村里的队长。“大跃进”那阵儿,村里也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男人女人累得连亲热的劲儿都没有。有时上边检查来了,晚上也得下地。村头的那架水车常常彻夜不停地“哗啦”响,女人们就趁天黑干脆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干,刘犟筋打心眼儿里反对这样,可又不敢明里和上边对抗,他就悄悄地告诉自己的女人,让那帮娘儿们把水车链子去掉,只让检查的人听见“哗啦”声就得了。

有一次,他那在大队里当小干部的大儿子随检查队来检查时,积极的大儿子想要走近了看,刘犟筋大吼一声“那里面有你娘哩”,吓得大儿子赶紧退了回来。

后来,刘犟筋的大儿子当了队长。偏巧这小子是个会迷,一天到晚地开会,屁大的事也要把大伙喊到村里的那三间牲口屋里,炫耀他那一口破嗓子。

有一次村里又开会,人们都到齐了,刘犟筋才慢慢地蹭过来。那时他的大儿媳快生产了,腆个大肚子坐在门口,来来往往的人都要斜着身子跨过去。本来就有气的刘犟筋走到门口的时候,抬脚踢了儿媳一下,口里说:“哪儿坐不下,偏要坐到这里。”这事被大儿子看个真切,就凶凶地冲他喊:“她都那样子了,你给踢掉了怎么办?”

谁知刘犟筋一点儿不让步,也抬高了嗓门冲大儿子喊:“踢掉了咋的,踢掉了我赔!”话音未落,满屋里的人哄的一声笑炸了锅。事后有人数落他:“她是你儿媳妇,你怎么赔?”

刘犟筋喊完,气冲冲地往外走,这时大儿子的那条大黑狗蹿上来,要咬他的裤腿,只见他飞起一脚,把大黑狗踢进了村里的那口大粪坑里。大儿子气急败坏地冲上来,吼道:“你把狗给我捞上来!”

谁知刘犟筋一声不吭,果真一下子跳到粪坑里,把淹得半死的大黑狗抱上来,摔在大儿子的面前,直挺挺地走了。

从那以后,他那大儿子再也不随随便便地叫大伙开会了。

刘犟筋的儿子多,在村里数他的门子大。有时候他和村里人生气了,几个儿子便气势汹汹地要把人家怎样怎样。每每这时,刘犟筋反过来安慰那一家:“别怕,人多顶不住死,肉厚扼不过刀。”把他的儿子们气得牙痒痒的。

刘犟筋这个德行,他的儿子们当然和他处不好关系,再说他的几个儿子也不是什么孝顺的主儿,因此他的晚年就比较凄凉了,特别是老伴去世后,六十多的他只好一个人过,人们经常见他用一根竹棍挑着衣服,独自到村头的池塘里去洗。

那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刘犟筋又一个人挑着衣服到村头池塘边,没承想一头栽进去,把池塘上面的冰撞个大洞,沉到池塘底淹死了。

老友

老友不是老朋友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

老友大概姓李,叫李友,大家习惯叫他老友,无论男女老少。他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个寡汉条子,并且还是从外乡流落到我们村子的。老友死去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村子里死的人也有好几十个了,但我大都不记得了,唯独他时不时地让我想起,因为他留给我的记忆太令人难忘,以至于我很多次想把他的故事写下来。

老友留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会的一首儿歌,为什么要说是我们的儿歌,因为那是我们专为老友唱的,内容又是骂他的。我记得那时候只要老友一出来,他的后面就会跟着一群孩子,齐齐地追着他唱着:“老友舅,戴笼头,打一鞭,屙一溜。”孩子们一遍一遍地唱,还不时地起着哄,每当这个时候,老友都会恶狠狠地回转身,装出一副要打人的样子,一边嘴里骂道:“打死你们这些兔崽子。”

据说这首只有四句词的儿歌是村子里的巧嘴王大娘给编的,因为老友总爱往女人堆里钻,而他又生得很丑,要啥没啥,哪一个女人会喜欢他呢?大家对他大多只有讨厌的份儿,可是他又特别勤快,力气不主贵,爱帮人干些活儿,有时候这些女人就诳着他帮自己干活儿,过后便又把他赶到一边去,还刻薄地取笑他,王大娘编的这首儿歌就是教着我们骂他的。尽管他表面上很生气,但内心里其实很欢喜,因为我们叫他舅,说明那些女人把他当作兄弟了。

听人讲老友原来是有女人的,他以前曾经在国民党的部队待过,给一个团长当勤务兵,后来部队被解放军打败,团长战死,他就带着团长的小老婆逃跑了。路上遇到解放军盘查,见他和团长的小老婆不像两口子,还没有问上两句,他就吓得屙屎,抛下团长的小老婆独自走了,后来流落到我们村子里,就再也没有讨上老婆。不过他始终忘不了那个被他抛下的女人,他经常对着村里的女人夸口,说她们比起那个女人简直就是乌鸡和凤凰一样,害得村里的女人总是骂他。

寡妇春生娘一个人带着春生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老友不时地给春生娘送些吃的用的,还经常帮她干活儿,久而久之俩人就好到一起了,村子里有人亲眼看见老友一大早从春生娘的屋里出来。那时候春生小,当村子里的人开玩笑让他叫老友爹时,他不仅不生气,还会笑眯眯地冲老友叫一声:“爹。”这时候一帮人就得意地大笑,老友也笑,心里却充满了幸福。

老友想干脆和春生娘去办个结婚证,俩人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可春生娘不同意,不知道是她终归看不上他,还是顾及自己的名声,等到春生一年年长大了,春生娘连老友登门也不让了,这让老友很伤心,他变得沉默寡言,整日里像一头老牛一样,只知道干活儿,也不和村子里的女人开玩笑了。

而春生却似乎和老友结下了深仇大恨,见面总是眼光凶凶的,像要把老友一口吃进肚子里。老友知道春生对自己的敌意,平时总是躲着春生走,尽量避开他。可毕竟在一个村子里生活,不见面是不可能的,而他心里总有一种渴望,想见到春生娘和春生,他多么想和春生娘再亲热一回,多么想听春生再像小时候那样叫自己一声爹。

有一次,俩人单独相遇了,老友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冲着春生小声地说道:“春生,你娘还好吗?你还能和以前一样再叫我一声爹吗?”春生听到这句话,狠狠地望了他一眼,低下头走了。

过后不久,老友在一个晚上被人打了,打他的人下手特别狠,用一根棍把他的腿都打断了。

老友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就死了,这中间村子里的干部和乡派出所的民警多次来问他,要他说出打他的人是谁,可每次老友总是摇摇头,推说天太黑,他实在没有看清是谁打的。

老友死后被葬在了村后的那片荒地里,有一天天黑后一个村民经过那里,隐约看见一个人在老友的坟前小声哭泣,那个村民以为见到鬼了,吓得一口气跑回家里,过了好半天才悄悄地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刚才好像看见春生娘在老友的坟前哭哩。”

池塘边的马老三

村东头的池塘呈“凹”形,北边伸向水里的一块大概有一分地大小的面积,上面建有两间房。

西边的屋子住着一位老头,名字叫马老三,老三只是他的排行,至于他的名字叫什么,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老光棍儿,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村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见面还要叫他一声“三哥”,大概也有七十岁了吧。马老三的背很驼,整个背几乎与地面平行。头发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早已掉光了,头顶一年四季泛着红通通的亮光。他的脸色和头皮几乎是一样的颜色,远远望去像一只红红的皮球,倒是他下巴上飘着一团雪白的胡须,又密又长,为他平添了几分仙风道骨。马老三的嗓门极大,即便是就近了和人说话,那声音也可以把你一震一震的。他这样大的嗓门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耳背,别人的话听不清,因此他以为别人也听不清他说话,所以说话大声。二是他天生一副好嗓子,据说年轻时曾唱过戏。

马老三终生未娶。村上的老人说他年轻时跟着一个戏班唱戏,走到一个镇上遇见了一位财主家的姑娘,二人爱得死去活来,但遭到财主的极力反对。后来二人商议私奔,结果走到镇外不远处就被财主的人追上,财主家的姑娘被人押了回去,被财主锁进屋里不准出来。马老三被人狠揍了一顿,打个半死后扔在路边,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后来马老三在财主的大门口唱了一夜的戏,声音高亢悲凉,像是一只受伤的狼。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他唱过戏。

东边的屋子住着一位老太婆。老太婆倒是有儿有女,儿子先前是村里小学的教师,姓王,村里的人都叫他王老师,时间长了大家竟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王老师教的是语文,很有文采,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是他的学生。“文革”的时候,王老师不知何故被打成了“右派”,书是教不成了,还隔三岔五地被批斗,其中批斗他的很多就是他的学生。谁也不清楚他犯了什么错误,好像那时候被打成“右派”并非非得有什么错误才行。由于王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妻子又长年多病,还有几个孩子又都幼小,因此家里十分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同时家里仅有的两间土坯房又十分拥挤,于是他七十多岁的老娘只好搬到了村头去住,和马老三做了邻居。老太婆尽管已经七十多岁,满头银发,但脸色红润,自然也有几分脱俗。据说老太婆年轻时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好像王老师被打成“右派”也与老太婆的出身有几分关系。

这样一对古稀老人住在村头的池塘边,免不了在生活上互相照应,日子过得像流水一般平静。每到夜晚,从两间小屋里漏出来的灯光竟然让沉寂的村子多出几许温暖。

每逢夏季收麦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两位老人一前一后去收割过的地里捡麦穗,然后再步履蹒跚地背回来,在屋子前的空地上摊开,晾晒以后,两人就用木棒一下一下地捶,把麦粒脱出来,然后把麦子一点一点地收拾干净,用布袋装起来背进屋子。这些粮食几乎是他们半年的口粮。

池塘里的水到了夏季,特别是几场雨后就特别多,尽管没有人放养,但池塘里会生出很多小鱼,特别是在午后的阳光下,池塘里的水清清的,闪着银光,一群群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煞是诱人。这个时候,马老三就会拿出他的捕鱼工具来。那是一块桌布大小的尼龙网,网眼很小,他用两根绑成十字的竹条把尼龙网的四角撑起,再用一根竹竿挑着,在网的中间撒上一些饭粒,然后轻轻地放到水里去。村里人把这种捕鱼方法叫作搬鱼。马老三把尼龙网放到水里以后,不多久就会有许多小鱼游过来争抢网里的饭粒吃。看到鱼儿游到网中间后,马老三就猛地往上一提,许多小鱼就在网上一阵乱跳,然后就被马老三收进脚下的一只小桶,成为他的战利品。

每次马老三捕鱼的时候,老太婆就坐在他的身边,把他捕上来的鱼一条条拿过去,挤出鱼的内脏,然后用清水洗净,当天的中午或晚上,就会有诱人的鱼汤香味传出很远很远,几乎可以飘遍整个村子的上空。在那个物资特别紧缺,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那股香味该是何等的诱人啊!老太婆的孙子一定是闻到了那股香味,所以才每次都会跑过来喝上一碗的。

日复一日,岁月不经意间就过去许多。可时光似乎停留在了马老三和老太婆两人身上。除了池塘边的垂柳绿了又枯,枯了又绿,马老三的雪白胡须和老太婆的满头银发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化。马老三的嗓门依旧那么大,老太婆的肤色依旧那么红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两个老人好像是童话里的主人公,那种宁静祥和的生活让人羡慕到不敢相信。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对神仙夫妻呢。

而村里也确有个别爱嚼舌头的人私下议论:“哼,这一对老头老婆,说不定夜里都睡到一个床上了吧!真是老不正经呢。”“唉,听说这马老三年轻时风流着呢,因为和一个财主家的姑娘相好,差点送了命。”“呀,老太婆年轻时不就是财主家的姑娘吗?该不是马老三年轻时的情人吧!”

说这些话的人也不看看这对老人什么年龄了,真是亏良心啊!

又过了几年,王老师的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被平反了,不仅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学校教书,而且还当上了校长。更让王老师自豪的是大儿子也在恢复高考头一年考入了一所名牌大学。昔日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一家,竟然成了村里最有脸面的人家。

这个时候,王老师的一块心病又重新上来了。这个心病其实压在他心里很久了,只是当时形势所迫,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这就是人们传的他的老娘和马老三的闲话。当时,人们说马老三和老太婆的那些话他早就知道,只是当时他活在别人的白眼之下,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可如今不同了,他是村里小学的校长,儿子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这样的家庭又怎能容忍别人私下传闲话呢?

于是有一天王校长来到村头池塘边的小屋里,态度异常坚决地要老娘搬回村里住。因为那时他已经盖了三间新瓦房,家里不是那么拥挤了。他只是一遍一遍地给老娘讲,她年纪大了,再一个人生活他不放心。望着儿子紧绷着的脸,老太婆没有说一句话,就随着儿子搬回了村里。

马老三一个人继续住在村头池塘边的小屋里。东边的一间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他的背更驼了,头几乎触到了地上,他神情落寞,有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屋前,望着东边那空空的门洞发呆,已经不太清醒的脑海里偶尔闪过年轻时那个和他相爱的财主家姑娘的满头青丝,偶尔又闪过老太婆的满头银发,有时候这两个人影似乎合成了一个人。他的人生记忆本就不多,这一老一小两个人影在他脑海里浮现,似乎那就是他这一生的全部。

不久,在一个有风的夏夜里,村头池塘边的那两间小屋着火了,等到村里人发现的时候,那两间小屋早已烧成灰烬。人们从土灰里扒出马老三时,他的尸体早已烧焦,只剩下几根骨头和一颗空洞洞的头颅。

在马老三被烧死的第二天,老太婆竟也莫名其妙地去世了。搬回村子里以后,老太婆仿佛也一下子变老了很多,终日里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们不明白的是,她怎么在马老三被烧死的第二天就突然去世了。

老太婆的葬礼举行得很隆重,在村里人的记忆中谁家老人也没有这么隆重过。王校长不仅为老娘买了一个三独板的柏木棺材,而且还从镇上请了三家唢呐班。为老太婆送葬的时候,不知道是棺材太重的原因,还是因为别的,当经过村头的池塘边时,抬棺的人觉得异常沉重,棺材竟然重重地砸在地上。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棺材重新抬起上路。

事后,又有人悄悄议论。有人说是老三的灵魂在那儿等着老太婆呢,还有人说是老太婆的灵魂舍不得马老三,特意找他话别呢。

听起来有点瘆人,但又让人觉得特别酸楚。

金钻和石头

金钻和石头是一对打小就在一起玩耍的伙伴,金钻长得细皮嫩肉、清清秀秀的,像个女孩子,而石头却长得皮肤黝黑、壮壮实实的。两人的性格、心思也和长相有着密切的关联,金钻聪明灵秀,心眼儿转得快,石头却憨厚老实,有点儿一根筋。这在两人的一举一动中都能体现出来。放暑假了,石头很贪玩,快开学时还没有把假期作业完成,就去问金钻,金钻每次都告诉他:不急,我也没有做完呢。于是石头就不急,照玩不误,可是等到开学那一天,老师一说收假期作业,金钻很快就把完成好的作业交了上去,等到问石头要,把他急得满头大汗也交不出,自然要挨老师一顿狠批。石头偷眼看金钻,金钻却装得像没事人一样,石头还在纳闷儿是怎么回事,却没想到金钻先前一直都在骗他。

两人一起去薅草,石头发现草多的地方就头也不抬地拼命薅,薅下的草堆得像个小山似的。旁边的金钻却只顾在一边玩耍,等到俩人该回家的时候,石头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薅下的草全部带回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金钻把他撂下不要的草打捆背回去,而且一点儿也不比他背的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两人一起参加学校里的劳动,配合种玉米,两人分工,一个负责刨坑,一个负责点种。开始时石头在前面刨坑,金钻在后面点种,石头干起活儿来特别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好长的一溜儿坑,而金钻却在后面磨磨蹭蹭,半天也没有点下几粒种。等到两人的距离拉开了,金钻就要求和他换一下分工,自己来刨坑,让石头点种。自然,过不了多久石头就赶上金钻了,这时候金钻就又要求把活儿换过来。结果一上午下来,活儿让石头一个人干完了。

两人在一个班级上到高中,金钻考上大学到城里上学去了,而石头却落榜回到了村里。金钻毕业后在城里找了一份好工作,先是跟着人家干,没几年就自己做起了老板,成了大款。特别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金钻开着小汽车回到村里,见人就掏出“软中华”让上一根,还拿出金光闪闪的打火机给点上,然后绘声绘色地讲着城里的一切,让村人听得目瞪口呆,每每这时,金钻总觉得特别得意,心里别提有多舒坦啦。可石头自从回到村里,就老老实实地种地,村里的年轻人受了金钻的激励,三三两两地都出去打工了,像石头这个年龄的男人在家的就越来越少。石头是个实诚人,又很热心乡里乡亲的事,平时谁家有个事总是主动去帮忙。乡里见石头热心村人的事,又很有威信,就发展他入了党,还让他当上了村支书。石头也乐意为大家操心,整日里忙东忙西,没有半句怨言。

这一年冬天,石头带着村里的几个村民夜里巡逻,走到金钻家的时候,遇到一伙歹徒翻墙进入金钻家抢劫,金钻的父母被打伤倒地。石头见此情景,勇敢地冲上去与歹徒搏斗,不幸被歹徒刺中心脏,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歹徒很快落网了,可村人爱戴的石头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闻讯的金钻很快回到了村里。在为石头送葬的时候,除了本村的男女老少,还有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也都来了,大家一直把石头送到墓地,许多人哭得扶不起来。目睹这一切的金钻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再没有了往日回到村里的志得意满,相反,他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渺小。

他在石头的坟前狠狠地磕了几个头,面目凝重,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一个月后,金钻回到了村里,当上了村支书,把石头先前的活儿全部承继下来。

鬼屋婆婆

有时候我总忍不住想,一件事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长,一年、十年抑或一辈子?想到此时我便会想起鬼屋婆婆的故事。

鬼屋婆婆是我旁院的一个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伯母,她在我们村里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那个年代的女人基本上是没有名字的,出嫁以后一般在本姓前面加上夫姓称某某氏,可她的丈夫在新婚不久就死了,而我们家族的所有人又都很恨她,平时刻意地回避着不谈她的事情。所以村里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些的人就不知道如何称呼她了。另外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听起来也有点恐怖的味道,她在漫长的岁月里几乎与世隔绝地住在村子北头的一所老院子里,以致时间长了连那所院子也有了鬼气森森的感觉,所以人们背地里说起她时都称她为“鬼屋婆婆”。

她的丈夫为何在新婚不久就死去,我是打小时候就隐隐约约听村上的人说的,而且人们说得很诡秘。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可父亲却在一脸严厉地呵斥了我一顿后对我说:“你大爷爷是得急病死的,以后不准再胡乱听信别人瞎嚼舌根。”

可村里的人讲的却是这样的。

当年我大爷爷是个十分内向腼腆的人,村里的人都叫他“假闺女”。因为我太爷爷很喜欢女孩,结果生了几个儿子没有女儿,就把我的大爷爷从小当成女孩养,给他穿花衣服,梳辫子,不知不觉把他的性格给改变了,直到他长大成人了还是喜欢朝女人堆儿里钻,却不愿和男孩子一起玩耍。而我大奶奶在出嫁前是一位庄户人家的女儿,性格刚烈,很要面子,嫁到我家前,因为听说过我大爷爷的一些事,就有点不情愿,但那时候男女结合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她抗拒了一阵还是嫁到了我大爷爷家。

新婚之夜,村上一帮年轻后生悄悄来到新郎新娘的房前听房,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习俗,也是闹洞房的一个内容,就是偷听洞房里新郎新娘的动静,好作为一个笑料来取笑。结果这一听却闹出大事来。由于我的大爷爷平素就有点女性化,所以上床后就不愿碰新娘子,折腾了半夜,连衣服都不愿脱。我大奶奶见此情景,知道平时人们说的不是假的,又伤心又气恼,加上她性格不好,就一脚把我大爷爷给踹下床来,还恨恨地骂了一声:“假闺女,真没用,死一边儿去吧。”

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听房的人听去了,不几天村子里便传开了,最后不免传到了我大爷爷耳里,大爷爷受不了人们的讥笑,一时想不开,竟然趁一天夜里无人知晓时吊死在了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上。大爷爷的死让全村人都很震惊,人们在叹息大爷爷心胸太窄的同时,更纷纷指责我大奶奶的不是,怪她太不贤良,逼死了丈夫。

我太爷爷想把我大奶奶送回她娘家去,可大奶奶的娘家人坚决不认,她本人也是坚决不从,扬言生是我大爷爷家的人,死是我大爷爷家的鬼,哪里也不去。一帮人见她如此坚决,又知道她的性格,所以也不敢逼她。可太爷爷嫌那个院子不吉利,又不愿和我大奶奶住在一起,索性搬了出去,只剩下我大奶奶一个人住在那里,谁知这一住就是大半个世纪,直到死,我大奶奶也没有换过地方。

大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安分的后生跑到我大奶奶的院子前,半夜朝院子里扔东西,或者偷偷地打门,可总是被我大奶奶高声大骂一顿,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敢前去骚扰她了。可关于我大奶奶是鬼不是人的闲话也传出来了,有人说听到了她半夜和我大爷爷说话,有人说听到了院子里经常有鬼哭的声音,慢慢地人们把我大奶奶那个院子叫“鬼屋”,把我大奶奶叫“鬼婆”。

我还记得小时候和村里一帮小孩子到她门前做恶作剧的情景,我们一边高喊着“鬼婆婆,鬼婆婆”,一边朝她院子里扔砖头,只听见里面传出一阵恶狠狠的声音:“遭天杀的东西,让你们一个个不得好死。”多少年过去了,这恶毒的骂声还让我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我记得当时就有胆小的被吓哭了。

我大奶奶平时从不和人来往,大集体的时候她也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平时都是我父亲给她送些粮食,地里的庄稼收割后,她会去捡些落在地里的麦穗或豆棵,回去拾掇了自己吃。至于她平时是怎么生活的,没有人知道。

我大奶奶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临死的时候,她把我父亲叫过去,对我父亲讲了一番话,我父亲出来后什么也没说,把她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砍掉,打了一口棺材,把我大奶奶埋葬了。

据说那是我大奶奶唯一的遗愿。

表哥和干哥

在我的众多亲戚中,按理说心宽和远林都说不上很重要,因为他们都是我妻子娘家的亲戚,何况随着我们家搬到了省城后,就几乎再没有联系,我甚至快把他们的样貌都给忘了。特别是干哥远林,自从十多年前发生了那件事情后,他和我妻子娘家的任何人都不再联系了,事实上他已经不是我岳父岳母的干儿子,自然也不是我和妻子的干哥了。

表哥心宽是我和妻子刚定亲的时候认识的,他的家在离镇子不远的一个村庄里。那时候我岳父做着镇长,家就在镇子上。心宽不仅逢年过节来走亲戚,平时也会来到我岳父家里帮着干点零活儿,非常勤快能干,嘴巴又甜,招人喜欢。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们算是同龄人。对于我这个刚成为他表妹夫的大学生,每次相遇,他都会用不同的语句夸赞我,而且有意当着我岳父岳母的面说给大家听。这当然让我很受用,所以对他的印象也就比较好。

那时候心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他和表嫂在农忙之余总是鼓捣一些生意,在我的记忆里他干过很多活计,贩过粮食,卖过水果,干过建筑,甚至还蹬过三轮车,都是些几乎不扎本钱的生意。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很多,特别是到了春节,打工一年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说着生硬的普通话,见人就拿出打工所在城市的香烟互相让着,似乎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中华”一样。他们每个人讲着打工时的经历和有趣的事,互相半遮半掩地说着打工的收入,言语神态里不无炫耀的意思。可心宽对这些却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每天起早贪黑地蹬着三轮车到镇上拉客,一块一块地挣钱,并且乐此不疲。那段日子从外地回来的人多,生意也是出奇地好,甚至本村一部分打工回来的人就是坐着他的三轮车回到村子里的,他们不仅会多给心宽一块钱,还会热情地让给他一支烟,心宽对此总是乐呵呵地接受,顺便听听他们讲些打工的事,不时说上几句羡慕和恭维的话,让讲述者特别开心。

表嫂私下里问心宽:“你既然那么羡慕他们,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出去呢?”心宽回答:“我是说说让他们高兴,我才不会出去呢。只要肯用心肯出力,到哪儿都可以挣钱,我才不会舍了老婆孩子到外面流浪。况且谁说我在家里挣的钱就比他们少呢?”心宽当然不会告诉别人,一个春节下来,他光蹬三轮车就可以挣个好几千块。

前一段时间,我因为老家有事回了一趟镇子,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心宽。当时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小卖铺前,想买一些食品带给家里的老人。我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流动的食品摊,争先恐后地买一种叫油茶的食品,还有一种用发面做的饼子,然后津津有味地在路边吃。那个摊贩一直低着头忙活着,等他抬头的时候,我认出了他是心宽。尽管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但心宽的面貌并没有太大变化,依然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开始没有认出我,等到我叫出他的名字后,他停下手中的活计,得意地向周围的人炫耀道:“我表弟,在省城做大领导,呵呵。”又赶快倒上一碗油茶,非要我尝尝不可。

当晚回到家里,和妻子说起遇到心宽的事,一向和心宽保持联系的妻子说:“心宽这些年混得可好了,他的油茶和发面饼子成了镇上的名吃,生意一直很好,心宽就靠了这一碗碗油茶和一张张饼子,在镇上买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全家都搬到镇子上住了,而且他的两个孩子也很争气,现在都在大学念书哩。”

听着妻子讲到心宽的幸福生活,我又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干哥远林。

我和远林的见面颇有点让人惊讶。

那是我和妻子结婚后第一年春节到她家里走亲戚,在我们老家叫回门,我岳父岳母喊上许多亲戚陪我。这是一件很隆重的事,为此还请了人帮忙。这个帮忙的人就是远林,他的老家在邻县的一个村子,他带了老婆孩子在镇上打零工,生活过得很艰难,大冷的天还穿着一双单鞋,衣服也很单薄破旧,一副落魄的样子。我的岳母心地善良,看到远林这副样子,就生了同情心,拿出我妻子哥哥的一些旧衣服、旧鞋子送给他,当时他千恩万谢地走了,不料第二天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我岳母家,一见面就跪在我岳母面前喊“妈”,让一大家人吃了一惊。等到大家缓过神来,我岳母已经泪流满面地搀起远林一家人,认下了这个干儿子。

再后来,我们对远林的身世、家庭更加同情。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剩下他一个人到处流浪讨生活,后来认识了干嫂,结婚几年却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原来干嫂不会生,于是他们就从老家要了一个亲戚的女儿,就是他们跟前的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字叫作丹丹。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家人整天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很幸福的样子。

远林和心宽年龄相仿,自从做了我岳母的干儿子后,隔三岔五地到我岳母家,手脚勤快,嘴巴也甜,和每一个人相处得都很好。那时候我妻子的哥哥经营了一家制鞋厂,见远林又机灵又能干,就让他在厂里做了业务员,还把厂里的房子腾出几间,让他一家子都搬了过去,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但是没过多久远林身上的一些坏毛病就显露出来,他的一些话不断被证明是谎言,而且他还倚仗着我岳母的庇护,在厂里对其他工人吆三喝四,不时地耍耍威风。有时他竟然还对厂里的年轻女工说些不着调的话,后来传出他和厂里的一名女工相好的闲言。

那件被我们所有人认为的大事情发生了,远林在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趁到外地收货款的机会,真就带着厂里的一名年轻女工私奔了,还把收来的一笔货款卷走了。我妻子的哥哥很生气,说要到派出所去报案,最后还是让我岳母给拦下了。过了一段时间,跟他一起私奔的那名女工一个人回到了镇子上,据说是因为俩人的钱花完了,这个女工就不再跟他了。

干嫂因这件事伤透了心,她在一个清晨,带着丹丹来到我岳母家,见着我岳父岳母后,拉着丹丹给两位老人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又叫了一声干爸干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走了。

自从远林出走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信息。

等待

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哪。

这不,原本一直酷热的天气说凉就凉下来了,尽管村里村外那高大的杨树还像一片片绿云,但从那绿云里面已不时有枯叶飘出,告诉人们秋天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村民们有的还是一身夏季打扮,可也有很多人把压在箱底的衣服翻出来,早早地穿在身上,二八月里乱穿衣嘛。这几天袁老汉的家里格外沉闷,一场雨下来,那土打的院墙就塌了一截儿,他家的那条大黑狗趴在墙角,虎视眈眈地看着路人,破旧的门楼里两扇破旧的门紧闭着,似乎好几天都没有打开过了,院里的几只鸡因为主人懒得去喂,有的低着头在潮湿的地上刨虫子吃,有的干脆卧在屋檐下打盹儿。

袁老汉在床上已经躺了七天了,七天以来他几乎水米未进。七天前,在医院放弃治疗让他出院时,老伴儿就知道他已经没救了,剩下的只是挨日子而已。

人常说活着不过就是一口气,呼进呼出,一口气上不来,人也就完事了。可都已经七天了,尽管家里人都急等着袁老汉快些咽气,可那一口气在袁老汉的喉咙里慢慢腾腾地呼进呼出,就是不肯停下来,有时候觉得他已经没气了,可他却又艰难地蠕动一下喉结,表明他还活着。

可是这一切却让袁老汉的家人心事重重、坐卧不安,他们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面对奄奄一息的袁老汉,大家万分为难,一致的念头是,既然袁老汉也挨不过几天了,不如赶快咽气算了。

大家都在为怀良的事揪心犯难。

袁老汉的老伴儿知道袁老汉在等他的小儿子怀良。怀良的老婆一年前跟人跑了,怀良在家里没脸见人,害怕被人耻笑就到外地打工去了。三天前传来噩耗,怀良所在的工地发生了事故,一台塔吊突然从高空落下来,眼看要砸住身旁的工友,就在这危急时刻,怀良猛地把工友推向一边,自己却被掉下来的塔吊砸个正着,当时就咽气了。工地上赔了一笔钱,就把怀良的尸体拉到殡仪馆火化了。而这一切,袁老汉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在怀良出事的前几天病倒的,他怕自己不行了,特意交代怀良一定要赶回家。自从怀良外出后,袁老汉一直牵挂着他的小儿子。可他哪里知道,他牵挂的小儿子已经先他一步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永远也等不回来自己的小儿子了。

在得知怀良出事的消息后,一家人悲痛之余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袁老汉的时间也不多了,就不要再告诉他怀良出事的消息,就让他在等待的希望中安然地去吧。“让他们父子在黄泉道上再见吧。”袁老汉的老伴儿对孩子们说,说话的时候还抹着浑浊的泪。

一家人处在煎熬之中,他们等着袁老汉断气。

这一天又快过去了,太阳已经落在村西头的树丛中了,村子里的猪们狗们鸡们都或慢或急地往各家去。这时候有一群陌生人来到了村里,其中有一个人怀里抱着一个黑匣子,一进村就打听怀良家住在哪里。当他们推开怀良家的大门时,一群人面色凝重,谁也没有多说话,那个抱黑匣子的人面对着床上的袁老汉,“扑通”一声跪下来,哭着大叫了一声:“阿大,儿子回来看你了。”袁老汉猛一激灵,使劲想抬起身子看一眼身边的人,喉咙里“咯”的一声,想要说什么,却终于什么声响也没有发出,便重重地倒了下去。

两天后,袁家发丧,双棺。送葬的人群中有一群外乡人哭得十分伤心,村里人却不认识他们。

沉舟

说起周老汉的家,那在村里可是数一数二的。周老汉的大儿子在乡里做乡长,小儿子在村里做支书,并且办了一个很大的养殖场,真可谓人财两旺呀!村里人说起他家,莫不是恭敬带着崇敬、羡慕加着嫉妒。

周老汉的房子也正衬着他家的显赫地位,四间二层别墅坐落在村子的中央,在十字大街口的东北角,房子建得很洋气。据说这房子是他的小儿子托城里的建筑设计师特意设计的,不仅高大气派,而且宽敞实用,厨房和卫生间都在房子里面,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凡进过他家的村人无不啧啧称赞。

可让周老汉不如意的事情也有,并且像一块石头堵在他的心里,让他始终无法释怀。这件事就是他想把朝西开的大门变成朝南开。

周老汉想把大门朝南开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南边的这条东西路是村里的主路,又宽又直,一直通到乡里,而西侧的南北路是次路,不仅窄而且南北不通,只是一条村内的路。大门朝南开才能显出周家大院的气势,因为他家的左邻右舍都是朝南开的,偏偏他家的门是朝西开的。二是他曾经请过一个风水先生,这位风水先生说,他的大儿子在乡长的位置上干不上去,主要是受了宅基地风水的影响,如果把大门改为朝南开,过不几年儿子就可以干到县长的位置了。除此,还有一个原因是周老汉更为纠结的。西侧路对面的那家姓陈,名舟,这样还能得了,他家姓周,出门周(舟)就陈(沉)了,太不吉利啊!把大门朝向南开,才能避开“沉舟”。

可周老汉想把大门朝南开的愿望却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任他势力再大也无计可施。

因为在他家的院子南边临大路的地方,有两间破旧的瓦房,瓦房的建筑时间比他家的别墅还早,里面住着村里的五保老人余老汉,这余老汉无儿无女,孤独一人,前些年村里搞规划时,因为他的两间房并没有影响到周老汉的宅基地,村里也就没有给他挪地方,就让他在老屋里住下来,谁知道这突然成了周老汉想把大门朝南开的障碍。周老汉也曾让当支书的小儿子直接或托人给余老汉商量过,想让余老汉搬走,并许诺给余老汉新建两间屋子,然而余老汉却是一个出奇固执的人,死活不愿意搬地方,这让周老汉每每气得要死,却也没有办法奈何他。

有时候周老汉真恨不得余老汉早点死去。

这余老汉与周老汉同岁,都是七十多的人了,偏偏这两人的身体并不一样,周老汉尽管生活条件很好,但他体弱多病,每年要住上一两次院,而那个无儿无女的余老汉尽管一日三餐都要自己费力,身体却出奇地好,长年连个头疼发烧的病都没有。

周老汉希望余老汉早点死去,恐怕他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人家呢。周老汉就这样拖着沉重的心事,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余老汉没有死,却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整日里坠得周老汉心疼。

终于有一天,余老汉死了。他是死了几天才被人发现的。等到有人注意到好几天不见余老汉了,出于好奇推开他家的门,却看见余老汉已经僵硬得像根半截儿木头了。

余老汉死了,周老汉的心事终于去掉了,他立即不停歇地安排小儿子把余老汉的那两间破旧屋子拆掉,用了不到半个月就把高大气派的新门楼建起来了,大门朝南开,进门还有一个高大的影壁墙。整个周家大院顿时气势非凡。

然而没有了心事的周老汉却一下子苍老下来,就在大门口改向朝南开后不到一个月,周老汉就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了。

又过了不久,周老汉的大儿子也出了事,被县检察院抓走了,据说是因为贪腐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的变故,有知道内情的村民私下里嘀咕:“不是说陈周(沉舟)不吉利吗?怎么十多年不出事,偏偏周老汉家的大门朝南开了,却接连出事了呢?”

酒友

夏伯雅是村办小学的校长,已经干了快三十年了,村里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有的甚至是一家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夏校长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这一带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大财主,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大官,还有一个弟弟做到国民党的军长,夏老师无意为官,大学毕业后回县里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后来,夏老师的兄弟们大都去了台湾,因为夏老师一身清白,又有高深的学问,所以人民政府并没有“打倒”他,而是继续让他当老师,这在当时也算宽大了。但在县里的学校任教是不可能了,于是夏老师就回到村办小学任教,后来就当了校长,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

夏校长学问大,为人又好,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很尊重他,尤其是村支书郝子期对他更是礼遇有加,因为郝支书的两个儿子都曾跟着夏校长学习,后来都考入了名牌大学。

这俩人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没事时总爱喝两盅,平时只要聚在一起,不管有菜没菜,只要有酒,二人就可以对饮一番。那时候生活困难,能喝上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郝支书作为村里的头头儿,有时候要接待上边的人,没准儿可以腾落下一两瓶酒,而夏校长穷教书匠一个,所以二人喝酒经常是郝支书做东,又因为酒少,所以二人喝酒时并不太谦让,大多是争着喝。有一次二人又喝上了,你来我往地划起拳来,夏校长为了多喝两盅,故意输枚,每次输了口里还念念有词:“我真该死,又输了。”端起酒盅“吱溜”一下喝个精光,眼看着一瓶酒快被他喝光了,郝支书似乎才悟出门道,一把抢过酒瓶说:“你让我也‘该死’一回吧。”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这件事不知怎的在村里传开了,大家都笑话他二人贪酒如命。“文革”时期,夏校长因为家庭关系,被打成了“右派”,不仅校长当不成,连学都不让教了,只好回到家里老实待着。村里很多人不敢与他来往,只有郝支书还像往常一样对待他,有时候还偷偷地请他喝上两盅。

这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有一天傍晚下大雪,待在家里的夏校长受冷不过,便来到郝支书家里讨酒喝。郝支书见夏校长到了,连忙吩咐老婆做俩菜,不过对于喝酒提出了条件,为了避免夏校长再故意输枚,要把酒分成两碗,各喝各的,不能装赖。又跑到里屋和老婆嘀咕了两句,不一会儿老婆端出满满的两碗酒,放在二人面前。二人边吃边喝,不长时间便把各自的酒喝完了,夏校长一碗酒喝完,浑身上下热烘烘的,便告辞而去。

这边夏校长刚走,郝支书赶紧叫住老婆说:“快给我端碗热汤,冻死我了。”

他老婆一边朝厨房去,一边嘟哝着说:“你这个该死的,喝了一大碗凉水,能不冷吗?”

原来郝支书见家里的酒不多了,便全让给了夏校长,自己喝下的却是一碗凉水。

长劲儿

春节越来越近了,苏家卫的心事也越来越重了。

工厂已经放假,打工的同伴陆陆续续踏上了回家的行程,往日里热闹非凡的厂区变得冷清起来,这种场景转化成一种情绪,将家卫严严实实地裹挟住,让他的心里充满了落寞。

看着厂里的工人陆续回家过春节了,家卫尽管顾虑重重,但还是决定回去。春节真是个奇怪的节日,几亿人在路上,哪怕吃尽苦头也要在那一天赶回家。家卫弄不懂,那一天与别的每一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唉,真是的。

家卫不愿回家,自有他说不出口的原因。几个月前父亲给他打电话,吞吞吐吐地似乎想要告诉他什么,又似乎不敢,但他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出了事情的大致情况:金莲和镇上的屠户王大壮好上了,这事早在左邻右舍间传开了。

家卫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作为一个男人,再怎么卑微,自尊心还是有的,任谁也不愿弄一顶绿帽子戴着。但生活的重压又夺去了他太多的血性,让他在更多时候只能选择妥协。有时候,奋起抗争的结果往往会让自己失去更多。想想这个社会也是的,富人失去的是道德,穷人失去的是尊严。像老婆出轨这样的事,在富人那里可以闹得天翻地覆,在穷人这里可能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有啥法子呢,基本的生存一旦被柴米油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也就容不下什么风花雪月、爱恨情仇了。所以像对太多的事情一样,家卫对金莲出轨的事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甚至是两只眼都闭上了。他想,反正金莲也给他生了儿子,至于她和谁睡觉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金莲不拒绝让他上床就行,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如今到了要回家的当口,家卫的心里难免又犹豫起来,他想象不出金莲见了他会怎样对待他,他也不知道乡亲们会不会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

家卫就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大都已回到各自的家里,只有几条狗在巷子里窜来窜去,见了家卫漫不经心地叫上两声,与其说是见了生人的自然反应,倒不如说是给熟人打招呼。该过年了,狗们也变得懒散起来。

这样也好,家卫走在村里的时候想,省得碰见更多的乡邻。那样他反倒会很难为情。

家卫走到自家门口,发现大门紧锁着,门上的年画和对联还是去年自己贴上去的,看上去几乎完好无损,可是颜色却已褪得差不多了。进了屋,只见屋里到处落满灰尘,显然是很久没有住人了,家卫心里生气,但他实在是太困了,身子一沾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家卫到镇上去找金莲。他知道王大壮的卖肉铺在哪里,所以就径直赶过去。一路上他气鼓鼓的,脑子里紧张地盘算着见到王大壮和金莲后该如何办。打他们一顿吗?可自己这么瘦弱,哪里是身强体壮的王大壮的对手。这样盘算着,开始还是一副气冲牛斗的样子,等快到王大壮的卖肉铺的时候,家卫的劲头似乎已经泄得差不多了,他甚至动了不如回去的念头。可既然来了,就那样回去了脸面上也过不去,家卫在最后关头还是鼓起勇气踏进了王大壮的卖肉铺子。

此时王大壮正要杀一头猪,冷不丁看见家卫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着实吓了一大跳。俗话说狗怕夹尾,人怕输理。他自知理亏,真害怕家卫会和自己拼命,所以竟愣在了那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好。家卫此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上前一步来到王大壮的面前,一把把杀猪刀抢在了自己手上。王大壮被家卫抢了刀,吓得大叫一声,躲在了一边。只见家卫手拿着刀,来到案子前,对着猪的脖子狠命一刀捅了进去,只听猪沉闷地哼了一声,一股鲜血顺着家卫手里的刀锋,哗哗地流出来。猪死命地蹬着四只蹄子,不一会儿就不动了。家卫恍惚之中看到的似乎是王大壮在案子上挣扎,那血好像是从王大壮的脖子里流出来,这让他有一种非常快意的感觉。他拔出刀,在鞋子上擦了擦血迹,回头去寻躲在一边发抖的王大壮。他以前并没有杀过猪,刚才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然敢杀猪了,而且是一刀毙命。当时他觉得杀的不是猪,而是王大壮。这个时候他才回过神来,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暗自害怕,不知道接下来如何是好。正在家卫犹豫之时,王大壮却已吓破了胆,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口里不停地说着:“家卫哥,你原谅我吧,我这就让金莲跟你回去。”

家卫见王大壮服软了,脸上的表情放松下来,竟然扔下手里的刀,上前去把王大壮扶了起来,说:“只要你保证今后不再和金莲来往,以前的事就算了。”王大壮听到家卫如此说,头点得像鸡啄米,口里不停地说:“是,是,我今后再不敢了,我要是再做对不起你的事,你不用杀猪,直接杀了我就行。”

家卫领着金莲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肩上,背着王大壮送他的一整套猪下水。此时的他觉得自己特别长劲儿。

斗气儿

刘根柱在村里刘姓中辈分很高,平时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在大家的口中都是“根柱爷”“根柱伯”,能叫他一声“根柱哥”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但有一个人例外,总是“根柱、根柱”地直呼其名。这个人是牛百成,是村中另一个大姓牛姓中辈分最高的人。二人的年龄相差不多,刘根柱也就比牛百成大上两三岁,因两人不同姓,无法论辈分,但刘根柱心里想自己比对方大上几岁,对方叫声“根柱哥”总应该吧,偏偏牛百成不愿俯就,总是直呼其名。这让刘根柱每每有点不快。所以二人总爱斗气儿。

想当年刘根柱和牛百成年轻的时候,可是村里最有能耐的两个人。刘根柱一手好农活儿,是有名的庄稼把式;而牛百成却有一手好厨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总是请他去掌大勺,好烟好酒地伺候着,临了还要恭恭敬敬地奉上红包。二人既有超出凡常的本领,又是各自姓中辈分最高的人,你说要让其中的一个向另一个服软,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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