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林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当代中国生活质量试读：
导论 走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阶段
李培林中国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是对中国传统的宽裕生活的表达，是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田园景象，现在用以象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里程碑。全面小康社会并不仅仅是以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它更是以综合社会指标表示的生活质量。中国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也开始走向一个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阶段。
一 从经济起飞阶段到新成长阶段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好经历了30年，人均GDP在这一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从各种发展的迹象来看，笔者觉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质上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30年的基本特征，即经济起飞阶段的特征。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笔者就认为中国已经跨越了经济起飞阶段。
那么，在经济起飞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什么发展阶段呢？当然，按照中国制定的自身发展目标，也可以说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这是对2000年到2020年发展阶段的概括。但这种表述不太容易进行国际比较，换句话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与国际上达成共识的“经济起飞阶段”是什么关系呢？“经济起飞阶段”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于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的，他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成长分为五个阶段，后来又增加到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但实际上，对于多数发展阶段，罗斯托只是描述，并没有太严格地界定。他比较深入研究和界定的就是经济起飞阶段。他认为，起飞是突破经济的传统状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较高的积累率，积累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要有起飞的现代工业主导部门；三是实现制度变革，建立能保证现代部门扩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实现了起飞，法国和美国在1860年以前的几十年实现了起飞，德国在1850～1875年实现了起飞，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实现了起飞。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用20～30年的时间完成了经济起飞。也可以看出，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大体相当于基本实现工业化。罗斯托给出了一些经济起飞的具体指标，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后来也被称为“罗斯托起飞模型”（rostovian take-off mode）。但罗斯托所说的其他发展阶段，多数都被忘记了，“大众消费阶段”虽然经常被媒体提及，但始终未成为一种理论。
笔者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早地用“社会转型”来概括中国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即中国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社会转型，也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一般所经历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过程。这是一种常识性的理论概括，但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这种概括提供了一种更长时期、更多维度的观察发展的视角。其假设是，即便经济体制改革完成，社会巨变也不会停滞，社会结构转型会成为一种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更根本、更长远的社会变迁动力。这种前传统-现代的长时期概括也有缺陷，就是没有细致的阶段性划分，难以形成具有操作性的定义，无法直接用于对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所以，为了具体分析中国发展出现的阶段性变化，需要在起飞阶段之后，有一种新的阶段概括，笔者最后选择了“新成长阶段”这个概念。
2009年年底，笔者在撰写《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时，用了“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的标题。当时概括出“新成长阶段”在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社会保障进入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成长阶段，改革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新成长阶段。
此后，笔者一直在试图对“新成长阶段”做出更有说服力的概括，表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阶段。2014年年底，笔者以“‘新常态’背景下的新成长阶段”为题，为《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写了篇代序，概括出如下一些重大的阶段转折特征。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被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5年达到近56.1%。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的趋势已经出现。这预示着一种新的阶段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这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城镇郊区化、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的发展空间。虽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解决城镇化问题，但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这种新态势也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提出新要求，在城乡户籍分割的情况下，既要做好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管理工作，也要做好城市人走入乡村休闲和经营的管理工作。
第二，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失业率调查，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却很担心春节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回来，这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周期变动中没有发生过。这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第二个因素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理论上测算的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适应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的新态势，加大劳动力的培训，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作为效率提高的新增长点，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就业关乎民生，在当前就业严峻局面缓解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下大力气促就业、促创业，特别是做好大学生就业、产能压缩消化企业的职工安置、困难中小企业的职工再就业工作。社会治理工作仍然需要把帮助失业、待业人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好。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争议事件数量呈上升态势，要进一步疏通社会调解和依法治理的渠道。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4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连续4年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近10年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大规模减贫取得明显成效。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但目前我国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成为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治理。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2015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5%，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中。或者说，我国或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所谓的“白领时代”，“白领时代”指在全部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占到多数。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被提出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个多样性、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治理将面临新的局面。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连续十几年都呈下降态势，但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2015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虽然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但以多样性、个性化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方兴未艾，特别是通信、休闲、旅游、养老、家政、医疗、教育、健身、网购等新型大众消费快速发展。人们对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的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生活质量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大众消费时代也日益产生“消费主义”偏向，“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社会浮夸之风盛行，一旦出现经济紧缩，极易产生社会满意度下降和相对剥夺感，这是在社会治理中值得警惕的问题。
第六，老龄化过程的阶段转折。截至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难题，而我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现在每天有2.5万人进入老年。我国老龄化的特点是，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速度快，年轻人向城市集中，使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我国老龄化给养老提出新要求，在家庭结构迅速小型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的传统机制受到威胁，因此社会养老安全网的建设更加重要。规模化的集中养老毕竟是少数，居家分散养老仍将是普遍形式，社区老年人的餐饮、医护、照料、紧急呼救等社会服务亟须发展。这些都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
这些阶段转折特征，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告别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后，社会巨变并没有停滞，我国仍有很大的结构变动弹性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的发展遇到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有应对的新战略、新政策、新举措。
二 从注重生活水平到更加重视生活质量
更加重视生活质量，是新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这一特征与新成长阶段在其他方面的特征是密切相连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发展中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忽视生活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一取向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就是重视重工业，轻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结果造成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几乎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改弦易辙，从生活必需品生产着手，促进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快速提高。代表大众生活水平的“三大件”，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再到现在的住房、汽车、保险，变化之快超出想象。
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标志之一，是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几乎还没有食品安全的概念，那时候生活好的标志就是能够“吃饱”，那时普遍采用的衡量农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指标就是“人均口粮”。在“吃饱”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吃好”成了新的追求，“人均肉菜等副食支出在食品支出中的比重”成为衡量“吃好”的重要指标。在“吃好”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则更加注重食品之外的其他消费，如教育、旅游、通信、休闲等，这时“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即国际普遍采用的“恩格尔系数”，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基本指标。现在，在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人们不仅要“吃饱”“吃好”，还要“吃得有机”“吃得天然”。一系列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人们把食品安全视为保障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
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标志之二，是对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的重视。我们的孩提时代，几乎每天都是白天蓝天白云、夜间满天繁星，但那时我们并不觉得这些珍贵，生态环境与生活质量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大发展，环境污染也随之加重，但多数人还是认为，这是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必须付出的代价，“先污染、后治理”也是难以逾越的发展路径。然而，有时一个事件会改变历史的走向。2013年1月中旬，北京市的严重雾霾天气持续数日，气象局发布最高级别的霾橙色预警，机场乘客大量滞留。从东北、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中国中东部地区陷入大范围重度和严重空气污染，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百米。当时环保部监测的120个重点城市中，有67个处于污染水平，11个省市22条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关闭。这一事件引起国民的深刻反思，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发展是为了什么？如果生活在一个出门需要戴口罩的空气环境中，还谈什么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的社会共识在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标志之三，是对健身健康的重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是因为人们生活得更好了，还是因为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过去时代出现的大规模致命流行病，如瘟疫、鼠疫、结核病、天花、血吸虫病、登革热以及其他各种病毒性流感，都逐步被人类征服了，但也出现了癌症等新的致命疾病。注重健身健康，已经成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与健身健康相关的产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体弱多病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标志之四，是对社会参与的重视。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也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社会心理治疗的发达，往往与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的孤独、抑郁有关，与现代快节奏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关。中国的社会心理治疗并不发达，但中国人注重的人际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起到了心理疗伤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陌生人社会中的孤独、抑郁、偏执等在蔓延。与此同时，人们的自由、权利、参与等意识也在增强，社会表达、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社会公正、社会参与等都成为保障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
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标志之五，是对主观感受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都主要基于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关福利的指标，而现在人们的满意度、幸福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三 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从理论上较早注重生活质量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Calbrith）在1958年所著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认为，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以私人的富足来衡量，还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当然，他也指出，人们都把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幸福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尔布雷斯强调美国当时私人富足与公共污秽存在反差，认为公共污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这样描写私人富足与公共污秽的鲜明反差：
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一座座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立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杆的城市，到达了几乎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他们从便携式冰箱里取出包装精美的食物，在污浊的河流边野餐。他们在一个停车场过夜，这里危及着公共卫生和道德。他们躺在尼龙帐篷下面的气垫床上，被腐败的垃圾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包裹着，就在入睡前，或许他们会反思幸福为何如此不均等。（加尔布雷斯，1965）
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生活达到富裕之后，人们的生活需求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的质量，所以必须转变只有私营部门生产财富的偏见。《丰裕社会》出版后风行一时，美国当时提出“向贫困开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建议阅读《丰裕社会》。
加尔布雷斯写《丰裕社会》有其时代背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在《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中，专辟一章写“一个富裕的社会（1953～1960）”，他用了这样一些小标题：变化中的经济、城郊社会、西部的发展、消费文化、电视世界、新福特牌汽车、工作和家庭中的妇女、种族隔离的图景、公共住房与都市更新、分居的社会等。方纳这样描述当时美国人感受到的“黄金时代”：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这是一个美国人享有普遍繁荣的时代，此时开始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迁居到城郊，在那里美国工厂倾泻而出的一系列令人惊叹不已的消费品，包括汽车、电视机和各种家用电器……
在每个可用数据测量的方面——食物结构、住房质量、工资收入、教育和娱乐消遣等——大部分美国人都过得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要好许多。1960年，据估计，有60%的美国人按政府的定义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官方公布的贫困家庭数字，1950年时是所有家庭的30%，10年之后，这个数字降低到22%（当然，这个数字仍然代表1/5的美国人口）。（方纳，2010：1193、1202）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府管理人员开展了所谓的“社会指标运动”（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试图把综合的社会指标评价贯彻到发展战略制定、国情评估、社会规划、社会政策、生活质量评价等方面，其主旨是超越仅仅用经济指标衡量发展和生活的传统做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质量的研究在美国各地蓬勃开展。1957年密歇根大学的古瑞（Gurin）、威若夫（Veroff）和费尔德（Feld）联合几个大专院校做了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主要研究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海德雷·坎吹尔（Hadley Cantril）1965年发表了13国（包括美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比较研究结果。几乎与此同时，诺曼·布拉德本（Norman Bradburn）在一项全国民意调查中研究了国家民众的幸福感。1964年鲍尔主编了《社会指标》论文集，着重研究了国家的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的间接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激起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这一领域的广泛重视。罗斯托在他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深入地探索了生活质量问题，并把“大众消费阶段”视为“起飞阶段”之后的更高发展阶段。
在生活质量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中，美国当时的两家最主要的大学调查机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积极参与，对采集生活质量的数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世界各国展开，而且用综合的社会指标体系测量社会质量的做法在这一领域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各国研究机构都开始反思单纯以个别经济指标来衡量生活和发展水平的做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世界银行以GNP经济指标对世界各国发展水平进行排序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人类发展指数是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指标为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97年，欧盟委员会指出，不能仅仅依靠经济促进政策来解决各国出现的问题，以经济政策为中心不能解决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只有重新审视社会政策，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欧盟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Flynn，1997）。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发布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宣言指出，欧盟各国必须要致力于提高各国的就业水平，减少贫困，增加公众所能享有的医疗和社会资源。该宣言把提升“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作为欧盟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明确指出衡量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由四个方面构成，即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1]容、社会赋权。社会质量的理论体系不同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或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体系，它更加注重体现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对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测量，以个体在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的保障水平、融入程度、发展机遇和能动能力等为视角，对整体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从而考量社会发展的质量（Beck et al.，2001）。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题，社会指标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1983年，国家统计局提出关于社会统计指标的提纲草案，并从1984年起陆续公布社会统计的系列数据。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天津市进行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问卷调查。1987年，林南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上海市进行了一次关于市民生活的千户居民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资料，建立了关于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1987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社会改革与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先后就生活质量的概念、指标及国外研究情况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后，全国各地社会学界纷纷展开对生活质量的讨论和研究。
从198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与有关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研究中，提出了衡量地区社会综合发展的五组指标。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研究员主持的课题对我国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评估，提出了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能源消费、生活方便程度、精神生活等在内的指标体系。1989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人”课题组对江苏、河南、吉林、四川、广东五省城乡发出问卷，调查居民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态度。1987～199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生活质量课题组在北京、西安、扬州三市部分地区进行了多次抽样调查。研究人员除引入客观指标外，还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一项增加了参照标准，并通过中介评价指标将客观指标系列进行综合，形成了三级主、客观作用机制的生活质量模型。1991年12月，由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等共同组成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生活质量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生活质量的定义、指标以及评估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以此次论文作为基础，于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专著。
对“小康社会”的研究，把我国生活质量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学艺、李培林、朱庆芳等人发表了《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一书，提出了包括六大类、60个指标的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国际比较。2003年，李培林、朱庆芳等人再次发表《中国小康社会》一书，进一步完善了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并对全国各省市区和57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比较评价。在这一时期，国家统计局也正式公布了“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推动了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人们对生活质量评价标准的思考。通过对以往生活质量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结论：第一，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是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提高生活水平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基础，但生活质量并不完全由生活水平来决定；第二，在决定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期望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在生活水平较低阶段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如空气清洁度、日照时间、交通状况、生活便捷度、人口集中程度、犯罪率等，都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观指标也越来越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如幸福感、满意度、社会认同等，而这些主观指标还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相联系。
四 本书的分析思路和写作框架
社会指标分析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运用社会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使得我们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生活质量的比较成为可能，而进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的生活质量比较排序，也往往会产生极大的新闻效应，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社会指标的“排序热”也容易把研究引向歧途，即不再去追求揭示影响生活质量的因果规律，而是热衷于描述性的指标评价。
任何社会指标的评价体系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个体系很难是封闭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对指标进行筛选，无论筛选出的指标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最终筛选的结果都不能完全说是“科学的”“唯一的”，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假设筛选的结果是不同的，而任何指标的变动都会改变评价的排序结果。
生活质量的研究，应当回归到对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揭示，这需要研究者在一系列具体的相关领域展开深入的探讨。当然，社会科学家对社会规律的把握，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对导弹轨迹的把握那样，做到那么精确，因为影响社会现象的各种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太复杂。当然社会现象也不是完全杂乱无章的，它的变化和趋势受到深层社会运行规律的支配。
本项研究是基于对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但我们并不追求建立综合的社会质量评价体系，也不追求对不同区域和城市生活质量的评价，以往的此类研究已经有很多了，目前还看不出沿着这条路径进行研究能实现新的突破。我们希望本书的撰写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上展现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在理论上建构“生活质量”的分析框架，以便能够回答目前社会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所遇到的难题。比如，为什么一些被评价为生活质量较高的地方，人们却不愿意去那里生活？为什么一些被评价为生活质量较低的地方，那里居民的幸福感却较强？
在我们的分析和写作框架中，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客观条件，如收入和消费、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第二是主观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环境评价、“好社会”判断；第三是社会关系，如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第四是社会机制，如社会流动、社会参与、社会融合（见图0-1）。本书的章节结构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框架来安排的。图0-1 生活质量分析框架
[1] 原文是：“citizens should have access to an acceptable level of economic security and of social inclusion，live in cohesive communities and be empowered to develop their full potential.”
第一章 消费分层和生活质量
张翼在经济的下行压力下，为了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取路，相关人员不得不在各种刺激手段——出口、投资与消费中综合选择，并富有针对性地设计适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针政策。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内需就成为刺激经济之当务之急的动力机制。而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在从模仿型排浪式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这种态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次第升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社会阶层分化所导致的消费市场的逐渐分化。
于是，为刺激经济所进行的顶层设计，就既需要密切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偏好，也需要将之与收入差距格局下不同阶层生活质量的改善相结合。基于此，笔者想从阶层结构视角，分析不同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为刺激消费政策给出基于阶层分析的建议，并根据不同阶层的消费特征，讨论改善生活质量的具体途径。
另外，在生产者和流通者以不同商品的价格、质量和多样化的个性特征瞄准不同人群时候，消费者也以其购买偏好逐渐形成等级性类属。这是消费社会学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不管是“夸富宴”，[1]还是“有闲阶级”的消费需求，抑或注入了文化符号内容的非理性[2]消费方式，都是一个社会在阶层分化中必然出现的消费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以阶层作为变量，研究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不同阶层人们的消费倾向，论述不同阶层的生活质量等，对于制定扩大内需与刺激消费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 文献梳理、数据、研究方法与主要变量介绍
1.文献梳理1971年，罗斯托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于“大众消费阶段”之后增加了“超大众消费阶段”，以解释大众生活质量的提升诉求。按照罗斯托的理论，中国应处于“走向成熟阶段”与“大众消费阶段”的转折点上。王宁在论述中国社会的消费特征时也说：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大众生产社会和精英消费社会并举的双轨社会，但城市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王宁，2009）。
可以这样说，工业社会的来临，使人类摆脱了其在农业社会的那种物质短缺状态，机器大生产方式开启了供给之路，增加了消费品的可选择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就逐渐被赋予了消费社会的特质。比如，在收入约束下，齐美尔就认为，在上层阶层强调其消费之异质性的同时，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会通过对“时尚”[3]的模仿，拉近其与上层阶层的距离。也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对物的消费已转化为对其社会地位的表征。所以，[4]消费才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凸显出阶层的符号化含义，人们开始并不看重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含义，而更看重消费品的符号价值。这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也有比较精到的描述（贝尔，2010）。后来的消费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学研究，虽然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或者看重大众传媒的诱导作用，或者看重消费的自主选择，但在对工业社会消费的阶层符[5]号表征与身份区分上，则大多取得了一致认可。
这种从质性研究视角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与分析，深刻刻画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从商品短缺社会向商品供给过剩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深受全球化影响的社会之转型及转型结果的时代特征。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所导致的结果是极其复杂的。在经济上升时期，消费品的供给如萨伊定律一样，会自动产生需求。但在经济下行时期，消费的疲软性会使“剩余更为剩余”。于是，在消费结构的阶层符号特征存在的同时，还需要量化研究，在差异化市场需求的顶层设计中，设计为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以满足或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毕竟，只有消费产生的满足感，或消费之相对差距的缩小带来的满足感，才会影响大众的幸福感。
比较早地以量化指标描述消费之阶层差别的人当属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他发现伴随收入的增长，食品在其总消费中的占比会逐渐下降。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才依据恩格尔系数的高低，将消费者的阶层划分为最贫困阶层、勉强度日阶层、小康阶层、富裕阶层和[6]最富裕阶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从1978年城镇57.5%、农村67.7%下降到2000年城镇39.2%、农村49.1%，再[7]到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城镇35.0%、农村37.3%。在利用恩格尔系数的分层作用的同时，研究者也考虑到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李培林、张翼在《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讨论了阶层作为一个客观变量对那一时期中国内需启动的政策含义（李培林、张翼，2000）。
但恩格尔系数有时具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其一，伴随收入的上升，在长时段中，其的确会处于下降态势。可在短时段中，其有时会处于上升态势，有时会处于下降态势。其二，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恩格尔系数会比较稳定，但在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下，因为供给市场的重大变化，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亦会发生转变——其他消费项占比的上升或下降，使恩格尔系数出现重大波动，使其失去对生活质量的差异性解释力。比如说，一个用按揭购买了住房的家庭，可能会因为按揭支出的增加而导致其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同理，农民在修建房屋时，也会压缩食品支出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非但不能预示当期生活质量的提升，反倒正好因降低食品消费支出[8]——抑或其他项消费支出——从而阶段性地反映当期生活质量的下降。事实上，通过节衣缩食以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是很多人的消费偏好。另外，在很多场景，按揭贷款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还清，但经济环境会处于波动状态。这样，如果经济下行降低了人们的当前收入或预期收入，在按揭贷款不可能随之减免时，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就更与现实生活质量的提升相背离。食品价格的上升，或非食品价格的下跌，或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上层阶层收入增速较快、下层阶层收入增速较慢等，都会引起一个社会经过平均计算的恩格尔系数的上升。这就是说，有时恩格尔系数不会伴随收入的上升而处于绝对下降态势。
因此，从恩格尔系数的基本原理出发，将消费区别为维持基本生存必需的消费与用于未来发展的消费会更有意义，可以在讨论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时将其用于分析人们的消费趋势及其购买行为。实际上，很多学者在研究收入构成与消费结构的时候，会将各种不同来源的收[9]入与不同渠道的消费分别列项计算，并依次细化分析。因为分项单列的消费支出，易于区别不同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高低的变化趋势，也易于研究不同项支出对消费者当前及未来生活质量的影响。
正因为人们的需求具有层次性，所以，为满足需求而发生的消费行为才会更为明确地表现出层次性。恩格斯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导言中就将消费资料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斯洛在其需求层次论中，也将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区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解，人们只有在首先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可能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正因为如此，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对于下层阶层来说，才具有根本意义——人只有维持生命的存在，才可能追求未来的发展。所以，以定量的方式，将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数据区别为，消费者个人及家庭其他成员为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发生的维持基本生存的消费——生存性消费，以及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而发生的消[10]费——发展性消费，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更具有顶层设计意义——不仅对消费市场的刺激具有瞄准意义，而且更能够保证消费的社会公正性。
与经济学家以货币方式抽象出对消费支出的列项分析所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不同阶层对具象化商品的消费选择与消费地点的安排（王建平，2007；朱迪，2012）。比如，常见的问卷设计，经常向被访者询问其在什么地方吃饭（询问的列项选择有大饭店、大排档、一般饭馆、街头小吃），在什么地方购买衣服；家里是否有电脑、[11]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轿车等。在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中，假设在大饭店吃饭、在品牌店购衣的人阶层地位高、生活品质优良。同理，家里有电脑、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轿车等人的消费水平高、阶层地位也高。这在买方市场阶段，甚至在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型的最初阶段，无疑具有阶层区分性。但到了供给过剩的阶段，或到了卖方市场阶段之后，因为各个商品之使用价值差别不大，但其符号价值会超越其使用价值，于是简单地以商品的类目来作为阶层区分度就不灵了，比如轿车、电视机、冰箱、电脑的价格与品质就存在很大的区别。如果只粗略地以这种分类变量来进行阶层区分，其间的差异很难让人继续接受。但如果在问卷调查中要询问每一被访家庭某一耐用消费品（如轿车）的品牌、价格、配置、耗油量、购买地点等，无[12]疑极其烦琐，而且这种数据也很难得到。有关品牌与古董消费的调查显示，在“山寨”充斥市场的大背景中，更难以辨析真伪，也难以对数据做出较好的判别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计阶层消费的具象品位差异，而假定具有品牌与文化符号含义的消费品具有较高的价格；也假定购买价格能够反映阶层之间支付能力的差异，就可以以家庭购买能力，或一个家庭当期支付的消费某类商品或服务的货币额度为标准，从阶层分析的视角去研究人们的消费取向与消费结构，并以此讨论具有市场针对性的刺激政策。这种刺激政策的使用，还应该表现出最基本的社会公正特
[13]征。而加里·贝克尔，则通过量化和模型分析，更形象地将家庭或个人的消费行为视为一种“生产或再生产过程”——通过对消费品的消费过程生产出具有阶层意义的炫耀性满足感，以使收入的效用最大化（贝克尔，1987：9～10）。2.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调查的2013年CAS数据。该数据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全国采集了10206个案例的资料，其间详细询问了每一案例的阶层归属、收入与消费资料，对一个家庭的饮食、衣着、水电费、房租、赡养费、红白喜事、教育、旅游、卫生、娱乐、家用电器、房屋按揭、通信费、交通费等进行了区分登录，使研究者可以分析被访对象的消费结构。3.研究方法
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有人会以消费的具体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消费偏好与消费趋势。也有人会从货币化的消费支出上发现不同阶层的实际消费额度，以此分析消费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笔者在这里，主要以货币化的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不同阶层的实际消费状况。通过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分析展示消费与收入的关系，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展示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可能带来的弹性变化，并从阶层分析的视角提出政策性建议。4.主要变量介绍
第一，在操作性概念中，笔者以被访的阶层代表家庭的阶层。有研究认为个人的阶层并不能代表家庭的阶层，但提不出替代方案。同时也有更多的研究发现，父亲的阶层地位会正向影响子女的阶层地位；丈夫的阶层地位与妻子的阶层地位高度相关。于此，笔者将被访问对象，依据其在工作中的职业地位（是否属于业主阶层）、工作岗位的技术需要程度、工作中的权力支配关系等，将其划分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
业主阶层主要指那些不仅自己参加劳动，还雇用了他人为自己的企业工作的阶层。这个阶层中又可以划分出大业主阶层（雇佣人数超[14]过8人的阶层）和小业主阶层（雇佣人数在7人及以下的阶层）。但由于人数相对较少，笔者在这里将大业主阶层和小业主阶层统一合并为业主阶层。
中产阶层可以分类为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阶层分析中，有些人区分，也有些人经常不区分新老中产阶层。但在学理上，之所以要将中产阶层区分为新中产阶层（指受雇人员中的白领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指各种类型的自雇阶层），是因为阶层出身、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都存在很大区别。笔者在这里区分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其消费水平存在差异。
工人阶层，即受雇于各类企业中的蓝领劳动者。这个阶层既包括了半技术半体力劳动阶层，也包括了主要依靠体力挣工资的蓝领劳动者。
农民阶层，即主要以农牧养殖业为生的家庭种植农，也即主要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制度基础而种植自己家承包地的农民。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被访者属于农场主的雇佣工人，在分析中就将其并入工人阶层；如果是农场主本人并雇用农业工人为其劳动，则将其并入业主阶层。
第二，在消费中，将家庭人均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及红白喜事的支出等定义为满足家庭成员基本需求的消费，即生存性消费。将家庭中人均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开支定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即发展性消费。如果不计消费品的品牌，而从支出结构这一维度去考量生活质量的改善问题，无疑，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消费，就更具有积极的预示未来发展的意义。一个家庭在总体上会先支出生存性消费，再考虑支出发展性消费的额度。
在分析消费这个变量时，将消费支出定义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的当期支出占当期收入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的当期消费支出与家庭当期收入的弹性变化[15]状况。笔者先用初始模型分析各阶层总体意义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然后用扩展模型分别分析各阶层对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 各个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不管在哪个社会，消费都会受到收入结构的影响。而人们的收入，也会通过家庭的集体生活发生再分配——那些收入较高的家庭成员，会在利他主义原则下，将自己的收入贡献给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家庭成员（加里·贝克尔，1987：194～196）。所以，家庭人均消费的额度在消费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商品的款式，但必须在家庭总收入的约束下完成当期的消[16]费支付。在这一维度上，阶层分析就具有了市场购买意义的约束力。
在将各个阶层区别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之后，可以发现，业主阶层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为4.67%，新中产阶层占比为12.98%，老中产阶层占比为13.92%，工人阶层占比为33.60%，农民阶层占比为34.83%。从这里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如果将新老中产阶层合并，将业主阶层也并入中产阶层之中，则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各占1/3左右。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这个变化结果，是我们当前理解所有社会政策配置取向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阶层结构发生了长足变化，这种变化又强化了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体现出了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和显著的中产化趋势。可以说，中国现在是进入现代化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不管是新中产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迅速增长的时期。这使中国的中产化过程和工人化过程在同一时空发生。未来，伴随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伴随土地流转速率的提升，还伴随各级各类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减少，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会趋于降低。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强化中，工人阶层的数量会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趋于稳定——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会失去继续增加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其也会停止不前。老中产阶层会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达到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而唯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源源不断地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也会趋于提高。与任何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业主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太高。
这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个转型将是渐进式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以及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内需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表1-1 各阶层的人口结构与消费倾向（初始模型）
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伴随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展开。虽然近几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趋于降低，但截至2014年年[17]末，其也高达0.469，属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由收入决定的平均消费倾向，也显示了这种差距。从表1-1中可以知道，业主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为44.47%，新中产阶层为76.23%，老中产阶层为83.24%，工人阶层为83.94%，农民阶层为101.53%。农民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之所以超过了100%，原因在于对于某些最贫困的家庭而言，即使没有当期收入，其也必须支付一定的金额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所以，凯恩斯所论述的平均消费倾向的递减规律是显著的——伴随收入的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会趋于降低。这就是说，收入较高的人——业主阶层只会将少部分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将其他部分作为剩余而用于储蓄或投资。但收入较少阶层必须将当前的收入花费在消费上以供所需——维持与社会发展同步所必需的消费标准。
但不同阶层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没有伴随阶层地位的提高而趋于降低，而呈现出中间阶层高，业主阶层与农民阶层低的态势（见图1-1）。这就是说，在收入增加的过程中，有些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大，有些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小。从2013年的调查可以看出，业主阶层和农民阶层相对较低，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则相对较高。
数据所呈现的这种态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要以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首先提高较低社会地位阶层的收入水平。虽然处于较高社会地位阶层家庭的人均消费额度会高于较低社会地位阶层家庭的人均消费额度——上层阶层消费者会消费更高的人均净值，但其人口少、平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即这部分人的消费，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处于“市场临界”状态。也就是说，在收入差距较大时，因全社会收入中业主阶层占据了较高比重，下层阶层会因为缺钱而“消费不足”，但上层阶层则会因为“消费饱和”而难以继续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内市场的消费品不能满足上层阶层之需求时，海外旅游与海外购物就会成为这个阶层的选择偏好——其会将在国内市场不能获得的购物满足感，释放在国际市场上。这种将内需转化为外需的行为，对全球市场的刺激是显著的，但对国内市场的刺激，则收效甚微。要避免上层阶层将可能的内需转化为外需，就需要提高国内商品品牌的生产竞争力，增加上层阶层选择的可替代性。如果国内的家庭日用品或日常消费品品牌价值及其竞争力难以快速提升，则上层阶层的海外购物偏好就不可能在短期改变，这反过来会影响内需刺激政策的效果。图1-1 各个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另外，从平均消费倾向的数据上看，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都显示了较高的消费积极性，但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消费潜力更大。这两个阶层的人数相加，超过了全部劳动力比重的2/3，故其收入的增加，不仅会提升全国的消费能力，而且还会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从长远看，提升下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更能刺激内需的增长，但提升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收入的过程是漫长的。在一个社会，一旦收入结构形成，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固化，收入结构的调整就非常艰难。另外，在企业的整体管理能力与技术含量不高时，单纯提升人工成本的做法也会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不管是农民阶层还是工人阶层，其收入的提升，需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步。这就是说，消费结构的变化，依赖于收入结构的变化；收入结构的变化，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依赖于技术创新的速率。
第二，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形特征，不仅证明了业主阶层收入的提高，难以刺激消费的弹性增长，而且还说明农民阶层的收入增长，也难以在短期内释放出概化性消费动力——可能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弹性会增长，但对另外一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弹性并不显著。而只有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的消费弹性比较大。在这中间，老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阶层主要来源于年龄稍大的农民工。那些在城市盘下了店面而形成自雇工作状态的农民工，是在城市经历了长期的筛选之后被市民化的、被人为定义为农民工的那些人。这些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已经不愿再回归农村，虽然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但其以独有的草根性特征扎根在城市。所以，其具有较强的置业与消费动力。
为什么农民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很强，但边际消费倾向则较弱呢？一个可资解释的原因是：农民阶层的消费中，还存在一部分自给自足的成分，比如蔬菜、粮食以及部分水果等自我生产、自我消费，未发生商品化过程。除此之外，社会保障的不足主要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不足，迫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准备未来的“保险”。到现在为止，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水平还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的医疗保险——新农合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完善，但报销额度还很有限。在很多承保医院，不能报销的药物的使用比例还比较高。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阶层的消费能力。在整个农村地区，节衣缩食的现象还很突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农村老人的养老，需要依靠自己的子女。但人口流动，已经将成年子女拉入城市或周边的城镇。成年子女进入城镇或城市之后的置业消费，使其很难通过收入的转移，比较有力地支持父母亲的老年生活。这就使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老龄人口的空巢化以及老年村庄社会公共物品的稀缺化同时发生。一方面，老年农民希望存钱以供生活不能自理时所需；另一方面，村庄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日渐向城镇和县城集中，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方便性和可及性，这些都会限制和约束农民阶层的当前消费需求。
新中产阶层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也有着相对较为固定的收入与社会保障，他们的消费能力更强，这就决定了其边际消费倾向较强。中产阶层大体上摆脱了对使用价值的简单追求，其在全球化浪潮中，更关注消费的符号价值。可以说，新中产阶层在后工业社会特征逐渐显化的过程中，还会继续强化对消费品符号价值的喜好。当消费品的使用价值退居其次，而其表征价值上升到较高考量标准的时候，厂商对消费者的竞争，抑或全球厂商对消费者的竞争，就会在阶层分化的市场中富有针对性地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在新中产阶层迅速成长、老中产阶层维持一定规模、工人阶层壮大到一定程度、农民阶层趋于缩小的阶层分化态势下，伴随中高收入阶段的来临，中国需要更重视消费品的阶层推销针对性，并在与国际厂商、国际品牌的竞争中培养自己民族的消费群体。如果厂商的市场瞄准人群不能细化，则竞争力就不可能提高。
三 不同阶层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生活质量的提升，就是人们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的转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花费在生存性消费上，则其在收入水平的约束下，就难以提升生活质量。如果人们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