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梅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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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画传试读：
前言
弘一法师——李叔同，无疑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由聪慧好学的公子哥儿，成为才子与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又毅然决然地放下一切，由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成为近现代中国四大高僧之一。这一历史人物的奇特经历，引起了世人的无限兴趣和极大关注。
李叔同在志学之年，即以书法篆刻超群侪，更以“二十文章惊海内”。他在成为杰出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的过程中，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艺术，作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
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
他是最早将西洋画法及其理论引进国内的画家、中国裸体写生的首创者，又是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中国现代木刻的倡导者；
他是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的创办者，并最早将西洋作曲法引进国内；其作词作曲的《春游》一歌，是我国第一支用五线谱取代工尺谱的三部合唱曲，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由其作词配曲的《送别》歌，更是近一个世纪来传唱不衰的名曲；
他还是中国撰写《欧洲文学史》的第一人；
……
作为艺术教育家，李叔同门下涌现了刘质平、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等一大批杰出的文艺人才。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和江浙一带中小学的艺术课教员，大多是李叔同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1918年，李叔同出家后，将湮没了八百余年的南山律宗振衰去弊，流播弘扬，故被尊为该宗第十一代传人。在艺术上，他则创造了结体、运笔、字态等独具一格和法味氤氲的“弘体”，又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大书法家之一，他也是近现代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篆刻家。
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近二三十年来，僧俗两界都在不断地纪念他和研究他。其中，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人格魅力究竟在何处，这是人们经常发问的问题。要探究到问题的切实答案，首先需要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生，有个大概的了解。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不知道对读者是否能有所帮助，请多多批评指教。
一 成长津沽
1880年10月23日（旧历庚辰年九月二十日。本书中以中文数目字标出月日者，系旧历纪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老三岔河口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祖籍浙江省平湖县。
发源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三百多条河流，进入河北平原之后，汇聚成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等五大干流，再沿着簸箕之势倾注，在天津市区的三岔河口汇成海河，东下七十多海里至大沽口入海。濒临渤海的津沽一带，地势低平，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多风少雨，日照时间长，又地处内海，这都有利于盐类资源的开发。元明后漕运的开通，带动了盐业和其他商业及整座城市的繁荣发展。及至有清一代，天津已是长芦盐的中心集散地。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先是公开号召本地殷实户投资盐业，后又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地客商来津经营。《重修长芦盐新志》上说：“顾天津以舟楫之便，商人乐于行官盐。”清代在津从事盐业买卖的外（省）籍商人，大都来自江（苏）、浙（江）、皖（安徽）等南方省份，也有少数山西出身的。李叔同的先祖，即于此时由浙江移来津门经营盐业。
在天津人的心目中，名至实归的海河，起始于三岔河口。只是到了1918年，在海河裁弯取直时，河口往西北挪移了方位。老三岔河口和原北运河河身，被填平改造，铺筑成现在的狮子林大街。这一带，原是天津市最早的商业区和居民点之一。在李叔同出生的年代，还是漕运的终点和集散长芦盐的中心点。
在昔日的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河身交汇处南面，有条名为粮店后街的南北向马路，马路东侧，有一东西向小街叫陆家竖胡同。胡同口2号，是一所坐北向南的三合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所院子里。大门口有座不算太大，却很庄严的门楼；门楼内的四扇平门，正对着院内的北房。四扇平门像影壁一般，平常日子总是关闭着，主仆人等出入，走的是门楼东侧的小门。院内青砖墁地，一棵已有年头的老梅树，傲立在院子的一角。三合院外面：胡同东口，有座庙宇，叫地藏庵；西口隔着粮店后街和前街，就是早先的三岔河口；离北房背后不远，是原北运河河身，往东偏北连着金钟河，沿河“小树林”一带，在天津市内很出名。民国初年，李叔同写过一首《忆儿时》的歌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左: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原粮店后街陆家竖胡同2号李叔同故居（3岁前居住处）之门前，现已不存。右: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原粮店后街62号李叔同故居（3岁后居住处）之一角，现已不存。
从中可以体会出，当年李家三合院内外的一些景致。
李叔同祖父名锐，其生卒年与事迹不详。父名世珍，以字筱楼行世。筱楼公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考中举人；1865年（清同治四年），入试乙丑科，同年进士中，有文坛桐城派后期重镇吴汝纶等。筱楼公中进士后，曾出仕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继承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李家设有内局生意。柜房门前廊柱上的木制抱柱对联，上下联第一字分别为“桐”字与“达”字，以此，人称李筱楼家为“桐达李家”；又因取过“存朴堂”的堂号，称之为“存朴堂李筱楼家”。自筱楼公掌管，“桐达李家”成为津门盐商中的巨富之一。
筱楼公除正室姜氏，先后纳有郭氏和张氏两位侧室。姜氏所生长子文锦（字不传），娶妻后不几年去世。张氏所生次子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自幼不太健壮。郭氏无生养。筱楼公担心，如次子亦寿命不永，李家有断香火之虞。故于67岁时，又纳年仅19的王氏为侧室。次年即生下一子，在伯仲间行三，故小字三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即后来以字行世的李叔同，其化名和别号多至二百余个，不悉记。
1882年，李叔同3岁（本传传主年龄均按虚岁记述），筱楼公在老宅附近的粮店后街62号（今已不存），购置了一所更为宽敞气派的宅第，全家搬来居住。新宅院的格局呈“田”字形。整个院落由四个小院组成，分前后两大院，除各有十多间正房和厢房，还有仓房、过厅、游廊等设施。有如当年津门大家富户，李家院内也有一点洋式建筑，显示着主人的阔气和文明。在“田”字布局中间“一横”“一竖”的交叉处，有洋书房一间；台阶下面，有竹篱笆围成的小花园，与书房构成一小巧别致的园林结构，统称“意园”。“桐达李家”大门前挂有“进士第”匾额，过道内又悬有“文元”匾。整座院落，无论从外观还是从内部格局，都在显耀着院主的富贵与名望。每当镖局将成箱成箱的财物从外地押进大门之时，车马声喧，人进人出，更显出主家正繁华升腾的气象。李家地处奥国租界，李文熙以富商士绅，在华人组织中有过董事一类身份。“意园”洋书房的那架钢琴，即由奥国领事所赠。
筱楼公从万贯家财中拿出一小部分，在粮店街一带办了不少慈善事业，如“备济社”（匾额由李鸿章书写）、“施馍厂”、义学等等，施舍衣物，赈济饥寒。附近山西会馆修建，亦有资助之义举。
1884年，筱楼公身患痢疾，病势严重，多方延医不见好转，索性停医，一时呈回光返照之象。公晚年精研理学，又信仰佛法。他从病情的异常变化中意会到，自己的“舍报之日”已到，便嘱咐家人延请高僧前来诵念《金刚经》。公聆听着和缓悠远的梵音，安详而逝，卒年七十又二。家人遵照其遗言，灵柩停家七天，由僧人分班诵经，引领他一路生西。并放焰口，以免饿鬼中途作梗。
中过进士，在吏部做过官，又是地方一宗巨富，筱楼公的丧仪盛大而隆重。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点主”、武官马三元“报门”，这在津门并不多见。
不只是筱楼公信佛，李氏家族中诸多成员亦有佛化倾向。筱楼公侧室之一郭氏，即一生信佛，她还念着大小《五雷咒》，给小辈们治过病。居孀的长门婆媳（叔同的长嫂与侄媳），常以诵经念佛排遣寡居的岁月。筱楼公去世这年，李叔同5岁。在停柩与发丧期中，他领略了自家的哀荣与势派，也目睹了和尚们诵经拜忏的全过程，将每一个环节的具体情景印在了心里。往后的年月中，他常和侄儿辈们玩弄着和尚念经的游戏。李家附近有一无量庵，每当侄媳到庵中学念佛经，他也跟去旁听，听了《大悲咒》、《往生咒》，回家就能从头至尾诵念一过。奶妈让其改念《名贤集》中的格言，他就念“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等一类句子。念着念着，幼小李叔同4岁时（1883年）之留影的心灵中，生起了人生苦空无常的感觉。
筱楼公去世，“桐达李家”由次子李文熙掌管，依然富贵而繁华。文熙举过秀才，后弃商从医，成为津门颇有名气的中医。1885年，李叔同6岁，文熙担起了对他的启蒙教育。起初，教他读认眼前碰到的一些字词联句，如厅堂抱柱上的“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等等；母亲亦教他背诵名诗格言。叔同聪敏颖悟，识字快，理解力也高。第二年即跟二哥读《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等古籍。9岁起，从常云庄先生受业，接受老式正规教育，先后熟读“四书”、《孝经》、《毛诗》、唐诗、《文选》、《古文观止》、《尔雅》、《说文解字》及《左传》、《史汉精华录》等士子必修的典籍。经过六七年的家馆课程，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其间，对书法金石产生浓厚的兴趣，专心致志地临摹过《宣王猎碣》等篆字碑帖、柳公权的《玄秘塔》、刘世安摹写文徵明手书《心经》等。并开始作诗，有“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等诗句，说明他自小就有倾向佛境的心理素质。
1895年，李叔同16岁时考入天津文昌宫的辅仁书院，学习制义（八股文）。书院以考课作文为主，每月两次，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银，以督促学业。按照格式，文章要一个字一个字填写在格子中，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限的。叔同胸臆充沛，文思敏捷，只觉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个格子中书写两字交卷，在同学中博得“李双行”的美誉。在辅仁就读的同时，叔同又请人教授算术、外文。可见其少年时期，不只精读传统国学，对新学亦很留意。辅仁后改为文昌宫小学，叔同与那里的老师有此因缘，故该校拟作校歌时请他写了歌词。词曰：“文昌在天，文明之光。地灵人杰，效师长；初学根本，实切强；精神腾跃，成文章。君不见，七十二沽水源远流长。”时在他留日回国之后。
以李叔同先前打下的根底，辅仁书院远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便于第二年（1896）下半年，由二嫂引荐，进入姚氏家馆，师从赵幼梅。二嫂姚氏，娘家亦为津门一盐商富户，其胞妹后为国民党元老李石曾（1881—1976，名煜瀛，直隶高阳人，清末重臣李鸿藻第三子）之妻。因了这层关系，李叔同与李石曾在青年时期，即为戚友之属。赵幼梅（1868—1939），系津门名士，名元礼，又字体仁，号藏斋，光绪朝拔贡，民初当过国会议员。学识渊博，诗书皆精，有《藏斋随笔》、《藏斋诗话》等著作存世。在姚氏家馆，叔同跟赵初学辞赋八股，后学填词。在诗（词）趣上，赵推崇苏东坡，向李传授的，主要也是苏诗（词）艺术。李原是熟读过唐诗五代词的，现经赵师以苏诗（词）相贯，由唐入宋，再通读两代名家名作，融会贯通，深得唐诗宋词之奥秘，诗艺词艺俱进。
同一时期，李叔同又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字育），学习书法金石。为能学有所本，博采众长，他置备一素册，请唐先生遍书钟鼎、篆隶、八分各体。唐书写完工，叔同题签册名《唐静岩司马真迹》，下署“当湖李成蹊”（“当湖”系今浙江平湖之古称），册后钤有自刻之“叔同过目”的篆文闲章。并舍资石印出版，以表示对老师的钦敬，也为同好提供一学习书法之规模。（《唐静岩司马真迹》中的部分法书，后被当做李叔同早期之作，此系误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文化教育界，以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三河人，近代教育家，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等为中心，活跃着一批多才多艺、思想倾向较为开明的才子名士。这批人中，除上面提及的赵幼梅、唐静岩，还有王仁安、周啸麟、孟广慧、华世奎、王襄、姚品侯、姚召臣、王吟笙、曹幼占、陈筱庄（宝泉）、李绍莲以及时常来津的李石曾等辈。李叔同与他们时相过从，品赏诗词文章，切磋金石书画，议论社会世相。另有徐耀廷其人，时为李家桐达钱庄账房先生，比叔同年长二十多岁，叔同尊他为“五哥”、“大人”。其胞兄子明为津门书画金石名家，耀廷亦擅此道，叔同将其视作启蒙师长，常向他咨询艺事。流传后世的《李叔同印存》，当初即由徐氏什袭珍藏。周围有如许众多能书善刻之人濡染相习，李叔同在这一领域，其艺猛进，才华日露。于此，友邻王吟笙有诗赞道：“世与望衡居，夙好敦诗书。聪明匹冰雪，同侪逊不如。……少即嗜金石，古篆书虫鱼。铁笔东汉学，寝馈于款识。唐有李阳冰，摹印树一帜。家法衍千年，得君益不坠。”朋辈曹幼占亦推崇道：“高贤自昔月为邻，早羡才华迈等伦。驰骋词章根史汉，瑰奇刻画本周秦。”少年时期的李叔同，已在津门书画金石界，头角崭露，见重于同好。1898年，李叔同为津门书法名家唐静严（又作静岩）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并题签，落款为“当湖李成蹊署”。
筱楼公病故时，叔同母亲仅25岁，孤儿寡母，又节妇禁多，其情景之凄凉可以想见。她盼望着儿子早日长大，成家立业，以变换一下景况。1897年，叔同年满18，由母、兄做主，聘娶南运河边芥园附近俞姓姑娘为妻。叔同属龙，俞氏夫人大两岁，属虎，家中老保姆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的。”虽是迷信说法，却不幸而言中，叔同与俞氏夫人相处，仅有七八年光景。
结婚这年，李叔同以童生资格，应试天津县学。此后两年中，他写过多篇课试文章。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清末国政吏治的腐败无能，也透露了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而从《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一篇中，则可看到，作者中年后反复强调的“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的思想，在其弱冠之前已开始确立。
虽说已经成家，又在为应试县学用功，但李叔同和同时代的众多名士、世家子弟一样，喜欢唱戏，列身票友之间。他曾结识过“老乡亲”孙菊仙、“小杨猴”杨小楼、刘永奎等一代名角，向他们学唱京剧；经常出入梨园票房、剧坛歌台，或粉墨登场（票演过《落马湖》、《蜡庙》等武生戏），或为名伶捧场叫好，借此消磨余暇的青春时光。
新思潮总是会生长和展开的，也总是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1895年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再次惊醒了知识分子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士子们“公车上书”，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催促了这一变法思潮的发展。敏感而善思的李叔同，不会不受其影响。他在1898年（戊戌）应县学课试的文章《管仲晏子合论》中说，齐国以一弹丸之地，到威宣时代，还能“若是之繁盛”，推本溯源，乃因三百多年前兴国者管仲和保国者晏子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很显然，这是在借古喻今，就现实情景立论；是在渴望当今时代，能有管仲晏子一类改革家出现，以重振日渐衰颓的老大中华。就在这一年（戊戌），光绪帝顺应民意，接受康梁上书，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得此消息，李叔同有“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之慨。变法百日而亡，七君子被杀，康梁逃亡海外。李叔同则因刻过“南海康君是吾师”之闲章，有康党之嫌。为了避祸，于10月间奉母携眷南下上海。
二 旅居沪滨
黄浦江畔，十里洋场，藏龙卧虎，人才辈出。李叔同的到来，犹如在灿烂星空中，闪烁出又一颗耀眼的新星。
李叔同在沪滨法租界卜邻里（今金陵东路一侧）租下几间房子，暂时住了下来。“桐达李家”在上海申新裕钱庄设有柜房。李叔同一家人的日常费用，就靠这个柜房支付。
李叔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继续正规学业。初步熟悉了沪上的人文环境，就在文坛和名士圈里活跃起来。
卜邻里靠近城南。在李叔同来沪前一年（1897），有宝山名士袁希濂、江阴书家张小楼、江湾儒医蔡小香等，以华亭（今松江）诗人许幻园为社主，在其居所城南草堂成立了城南文社。许氏家底富厚，思想新进，是当时沪上诗文界领袖人物之一。文社既以许家为切磋唱酬之所，每月会课一次，许则出资悬赏征文。李叔同几次应征，都得到好评，引起了许幻园的注意，驰书邀他加入文社。
1898年底，李叔同第一次赴城南文社课会。一等翩翩公子的打扮：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脑后扎挂一粗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头厚底鞋子，头抬得高高的，英俊之气洋溢于眉宇之间。许幻园一睹其风采，有相见恨晚之感。文社会课由当地孝廉张蒲友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张研究宋儒性理之学，又旁及诗词骚赋。他的命题课试，也不出这一范围。这次所出文题是：《朱子之学出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评其说》。李对性理之学下过功夫，有相当根底。一看这题目，稍加思索，便挥笔书写，没费多少时间，就把文章写了出来。其文思之丰赡畅达，成文之迅捷快当，令孝廉和众文友惊叹不止。诗赋课题《拟宋玉小言赋》，三日后交来。李叔同所作诗赋，其格式之规范，词采之华美，铺陈之充沛淋漓，又自出手不凡。李首次参与会课，作文赋诗，张孝廉评其为“写作俱佳，名列第一”。慷慨爱才的许幻园，经过几次接触，为李的风采才情所倾倒，决定将其居所辟出一部，邀他全家搬来居住。
许氏城南草堂，位于大南门附近，以其主人藏有《红楼梦》续作八种，又有“八红楼”之称，屋旁有一小浜缓缓流过，浜上跨有苔痕苍古的金洞桥，桥畔两棵大柳树，也有年头了。僻处城南的许氏草堂一带，小桥流水，车马声稀，“东望黄浦，来往帆樯，历历在目”（许幻园《城南草堂图记》），还留有些许江南农村的气息。闹中取静，是很适宜文人生息的。1900年李叔同在上海时之写真1900年摄于上海之《天涯五友图》。左起:李叔同、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许幻园。
李叔同住进城南草堂，在正中客堂挂上一名为“醾纨阁”的匾额。许幻园觉得，右边的书房也该挂上一块，以相映成趣，乘兴写下“李庐”二字以赠。此后，李叔同就有了“醾纨阁”、“李庐”的室名和“醾纨阁主”、“李庐主人”等新的别名。
李、许二人意气相投，志趣契合，时常在草堂中金樽对酒，诗文唱和。李既填《清平乐·赠许幻园》一阕曰：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又有和许夫人宋贞（梦仙）原韵并题其《城南草堂图》七绝一首，曰：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得结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
词句诗行间，透露出作者当下欣遇知己、置身良居的恬适情怀。
城南文社的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等三位社员，自会文中结识了李叔同，和许氏一样，对他的才情风采亦倾慕有加。五人顿成莫逆，遂结金兰之谊，雅称“天涯五友”。并于宝记像室写影一帧。叔同以幼名成蹊书题合影为《天涯五友图》，有病红山人者为之作序。许夫人则为合影之五位友人，一一题咏，遍加赞叹。
许夫人宋贞（梦仙），工诗词，擅丹青。李叔同一家住进草堂，其母与梦仙相契无间，花晨月夕，茶余饭后，常听她说诗论画，引以为乐。梦仙与叔同，亦常有唱和之雅。她为“天涯五友”题咏，论到叔同则曰：“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杜甫亦在李叔同之下，其推崇奖赞，备矣至矣！
李叔同的兴趣也广泛。他自幼爱好收集文物古玩。来沪不久，购得由清朝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晓岚家散出的《汉甘林瓦砚》，上有纪撰之《砚铭》，极为珍贵。李并非以奇货为可居之人。他遍征海内名士题辞，连同瓦砚手拓和纪作《砚铭》，印成《汉甘林瓦砚题辞》二卷，分赠友人。题辞作者多达三十余人，其辞既赞李之倜傥能文，又称古瓦砚之奇珍可贵，诚一风雅之事！
早在天津时，李叔同于书画篆刻，已有相当造诣。来上海后，更形精进。1900年春天，他与沪上书画名家朱梦庐、高邕之和革命和尚乌目山僧（1865—1921，俗名黄小隐，入佛后名宗仰，因其籍隶之江苏常熟内的虞山又名乌目山，故自称乌目山僧，辛亥革命前后追随孙中山）等，在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成立上海书画公会。（诸多李叔同的传记和年谱，叙述到成立上海书画公会一事，将任伯年亦列为发起人之一。这是不准确的，因任在前四年已经去世。此处顺便予以纠正。）除了为同好提供品茶读画、探讨艺理的场所，还编辑出版一书画周报，随同《中外日报》（该报报额即由李叔同书写）发行。李为书画报主编，他在上面以“醾纨阁李漱同”之名，登过书画篆刻“润例”。同一时期，他“取所藏名刻”、“复以手作”，略加排比，辑成《李庐印谱》一集。在序文中，叙述了我国奏刀艺术的渊源和轨迹之后说：“盖规秦抚汉，取益临池，气采为尚，形质次之。而古法蓄积，显见之于挥洒，与之于刻划。殊路同归，义固然也。”简要地总结了书法与篆刻同源的艺术规律及其要点之所在。
两年多来，李叔同家住城南草堂，他有义兄许幻园等时相唱和，宴饮笑谈，母亲则有妻儿做伴、许夫人相契，生活是平安无虞的。但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出生地，难免客居旅舍思念故家的悲哀。北望津门，那里正经历着庚子事变的国危民难；义和团还在与洋人浴血奋战，结局难以逆料，家乡笼罩着一片愁云苦雨，风声鹤唳。想到这些，李叔同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他在《二十自述诗序》中说：“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在《李庐诗钟自序》中又说：“索居无俚，久不托音。短檠夜明，遂多羁绪。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山邱华屋，风闻声咽。天地顿隘，啼笑胥乖。……”情绪是惆怅烦闷的，文词是抑郁哀怨的。
为了排遣思念故旧之怀，也是为了将自己在沪两年来的情景向他们报告一下，免得大家惦记，辛丑年（1901）三月初，李叔同在一阕《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的惆怅郁闷“一帆风雨”中，有北上探亲之行。他是由海路往返的，前后近两个月。在津期间，他见到了不少师友，但未能见上二哥。文熙当时远在河南内黄县处理事务，叔同原拟前去看望，终因路途不宁而未果。这已是他此次北上的一大不快。路途上的种种观感，尤其是耳闻目睹了庚子事变前后津门一带的破败情景，越发地增加了他茫然与悲戚的情绪。写于旅次的诗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登轮感赋》）；“前尘渺渺几思量，只道人归是谎”，“海风吹起夜潮狂，怎把新愁吹涨？”（《西江月·宿塘沽旅馆》）回沪后，他把此次经历与见闻，整理成《辛丑北征泪墨》一书付梓，途中所作诗词亦串联其间。前记中说：“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感哀。城郭人民，慨怆今昔。”其悲愤之情可见。
李叔同旅居沪上的前一年（1897），官僚买办盛宣怀在徐家汇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其取名与天津北洋西学堂相对应）。先设师范院、附属中小学和铁路班。1901年，又增设一特班，聘请蔡元培为中文总教习。特班学员多招江浙籍人士，且应擅长古文。入学后授以外国语和经世之学，以备拟设的经济特科之选。所谓经济特科，其生员既由内外大臣保荐，又需经过策论考试时事，实际上是清末改良了的科举之一种，目标在培养通晓洋务者。5月间，李叔同应特班第一期招考。与其同时录取的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王世、胡仁源、殷祖同、项骧、洪允祥、贝寿同等十余人，均为一时之彦俊，日后之闻人，被公认为蔡元培的高足。
除了英文、算学，特班中文课程多至三十余门。蔡先生按照学生各自所选门类，开列相应阅读书目，强调自学为主，教员讲解为辅。他的方法是，学生每月完成命题作文一篇，每天写出一篇阅读札记，交他批阅。他则每天晚上，召集二三学生去他住室中谈话，或是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谈时事感想。每位学生，隔个十天半月，都有机会聆听其当面教诲。蔡先生虽身为中文总教习，对学生外语学习亦很关注，以为“当今学人唯有具备世界新知识，才能不落人后，这就需要多学外语”。他不会说日语，就用他的看书法教授学生学习笔译。1901年李叔同词作之一《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墨迹1901年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时之试卷分数单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辗转流佚，现在还留有李叔同当年受业于蔡元培的一篇命题作文，题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在他看来，时下之世界公法云云，只对强国有意义，它们在享受权利之余，还可侵略弱小国家，做出恃势违情之事。因此，弱小国家断不能依恃所谓公法侥幸图存，唯有自强自立之一途耳。李此时这样立论，显然包含着他从刚刚过去的庚子事变及其后订立的《辛丑条约》中得来的沉痛教训。南洋特班期间，李似对法律一门兴趣甚浓。他在蔡先生的指导下，译出了日人所著的《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部法学著作，并于1903年出版。这是我国近代法学界最初介绍国际公权与私权的译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01年，李叔同22岁，且为人父，但未有过任何功名。这种际遇，此时的李叔同还是很看重的。因此，即在进了南洋公学特班第二年（1902）秋，遇上各省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他仍以祖籍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前一年在湖北赈捐局案内捐得）前去应试。
乡试不第，李叔同回南洋公学继续学业。不久，学校因“墨水瓶事件”爆发“退学风潮”。有学生误将墨水瓶误置一教员座位，教员认定对他不尊而故意为之，要挟校方开除该生。学生们不服，要求收回成命，校方却一意孤行，接连开除一批声援者。结局是：在蔡元培等教员带领下，包括特班在内的一百多名学生，愤然集体退学。“事件”之生纯属偶然，“风潮”之起却系必然，是蔡元培到校执教以来，新思想在学生中不断生长，校方却一贯予以压制的结果。
南洋公学散学，打破了李叔同进入经济特科的幻想。有一段时间，他曾在圣约翰书院教授国文，但仍想在科举途上作一尝试。1903年秋，他长途跋涉前往开封，仍以平湖县监生资格应癸卯科顺天府乡试，结果依然落第。第二年（1904），科举制度废除，这就断绝了他的仕进之心、官宦之途。
李叔同牢记着南洋散学时蔡元培先生的嘱咐，要将自己已有的知识，去帮助那些有志求学而不得的青少年。1904年，著名教育家马相伯（1840—1939，名良，以字行世，江苏丹徒人，今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创办人）和后为著名实业家的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以字行世，江苏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发起成立沪学会，李叔同与黄炎培等参与其事。
沪学会设有文化补习班，招收失学青年。还举办演讲会，编演文明戏，提倡女权民权。素来酷爱戏剧的李叔同来上海后，票演过《黄天霸》、《白水滩》等剧目。沪学会以戏剧形式作移风易俗之宣传，正合李的兴致。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册》，并系诗四首，既鼓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对生命之意义，又隐含种族革命之愿望。
直至20世纪初，中国乐曲还是传统的工尺谱，没有现代科学作曲法，是游学日本的沈心工（1870—1947，原名庆鸿，号叔逵，笔名心工，上海人），最早在中国采用现代方法编写乐歌。李叔同邀沈到沪学会开设乐歌课，他亦一起听讲，接受西洋音乐的启蒙。其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抵制日货”、“抵制美货”运动初起，李叔同以新学到的现代作曲法，将民间乐调略加变化后，与自作歌词相配，成《祖国歌》一首。词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祖国歌》开创了国人用民族曲调配制乐歌的新风。由于其词曲和谐，主题鲜明，富有民族特色，歌颂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华夏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经教唱，即由沪学会传遍沪上，并传遍大江南北。李亦以此而成为全国闻名的音乐家。首创成功，增加了李叔同对音乐的兴致，他打算从中国古典诗词中选择若干首，配以民族的或外国的曲调，编谱一本《国学唱歌集》。李叔同在沪票演京剧《黄天霸》剧照
才情横溢、风流倜傥的李叔同，在旅居沪上期间，亦有出入北里、走马章台的行为。这既是他难免一般公子哥儿和时髦文人的习气之表现，也是欲借此排泄其胸中的郁结，舒散其由学业不顺等原因造成的个人苦闷的反映；但这一情形之发生，更与他对“乐籍”（古代对妓院的称谓）的观念有关。其时，章士钊先生撰作《李香》一书，请李叔同写序。李香，即李叔同时相交往的沪上名妓之一。清末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中说，“乐籍”乃泯灭仁人志士的才情斗志，使其不再“论议军国臧否政事”和写作以此为内容的文章之地。李叔同在序中的见解，与龚说恰相反对，截然两歧，且针对龚说而驳论。他将“乐籍”视为能使“精神豁爽，体力活泼”，从而“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乃至促进一国“文明发达”之所在。李叔同之为何要与李香等频繁往来、诗词唱和，从其为章著所作序言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解释。
李叔同曾说，他母亲在世时，是他“最幸福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很快就结束了。
1905年3月10日，王太夫人重病不治，在城南草堂去世，年仅46岁。7月下旬，李叔同扶灵携眷，返回天津。8月初，为母亲办了丧仪。向以革故鼎新、追求新潮而闻名的李叔同，即在丧仪一事上，也不愿循规蹈矩，沿袭旧俗。他采用了一系列完全新颖而简朴的做法，以致被时人称之为“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著名的《大公报》则对此事作了追踪报道，显示出这家报纸站在时代前沿的良好倾向。
李叔同又说，母亲一死，他在人生路上，“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了。从那时起，他易名李哀，字哀公。
三 东渡扶桑
1905年秋天，李叔同抱着为个人为国家探求新路的愿望，由上海东渡扶桑。他是到日本留学的，主攻方向是美术与音乐。
临行有《金缕曲》一阕，“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词中说，这些年来，他“披发佯狂”奔走南北，为的是希望找到一条拯救祖国和民族命运之路。然而，有众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大都无济于事，没有结果。听到看到的，还是“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山河”，“零落西风”。自己虽以“二十文章惊海内”自满自得，受人赞扬而愉悦，现在看来，那“毕竟空谈何有”，只是纸上谈兵和书生意气而已。有了这种反思与省悟，他的情绪振奋多了，决心亦更加坚定了。——“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为了度脱群生于水火，拯救祖国于危难，自当不惜肝脑涂地，心剖胆裂，摩挲着匣底长剑，苍龙怒吼般向前冲去。这是李叔同东渡扶桑时立下的誓言，也是他的心迹表露。
初到日本，李一边补习日语，一边则广泛涉猎美术音乐书籍，为报考东京美术学校作准备。他也努力要将学到的知识介绍给国人，以推动中国艺术的发展。先是与留日友人商定，编印一份美术杂志。正筹备之际，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当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严加限制，引起中国学生的强烈愤慨，纷纷罢课归国。筹办中的美术杂志，胎死腹中，李将所作《国画修得法》和《水彩画法说略》两篇论文交由留日学生高天梅（1877—1925，名旭，以字行世，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区人，曾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南社创办人之一）主编的《醒狮》发表。前一篇文章论述了图画之功用，比之现在经常列出的几条，还要全面和丰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美术杂志不能出版，李叔同决定独自筹办一份《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于1906年2月8日在东京印就，五天后寄回国内，20日即在上海发行。这本杂志确实很小，64开，30页，但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第一期，除几位日本著名音乐家的作品，其余音乐、美术作品和有关文章，都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李以“息霜”署名的《音乐小杂志序》，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音乐的美学功能和社会功能，表达了创办这份杂志的因由与抱负。文章由自然界不同声响（以春秋季节的虫鸣作比）或同一音响（如山鸣涛吼、海鸟天风之声）在人们感官——心理情绪上引起的反应说：“声音之道，感人深矣”，然“唯彼声音，佥出天然”，毕竟还是一种自然美，如能以此启发进入创作，将自然美转化为艺术美，其作用更为大矣。在叙述了中外音乐发展过程后结论说，其“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1905年秋李叔同将之日本时所作之词《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1905年李叔同摄于日本东京李叔同为《音乐小杂志》所作之木炭画贝多芬像
在《昨非录》一文中，李叔同说，学习音乐，“当先练习音阶与音程”，当“以唱曲为主”。并说，当今连日本幼稚园唱歌，都已采用五线音谱，而我国近出之唱歌集与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自己编辑的《国学唱歌集》，依然用的是简谱，实在不合时宜。因此，他在通知国内停售《国学唱歌集》，“并毁版以谢吾过”的同时，在《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中，刊出了用五线谱谱成的《隋堤柳》、《我的国》、《春郊赛跑》等三首乐歌，为在国内推行现代作曲法树立一个榜样。《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乐史》一栏，刊有李叔同依据日本石原小三郎《西洋音乐史》改撰的《乐圣比独芬传》（比独芬，后通译为贝多芬），简要介绍了比独芬的生平、性格和成就，特别强调了这位音乐家谦逊而严谨的创作态度；与之相配合，《图画》栏又刊登了李作木炭画《乐圣比独芬像》。《音乐小杂志》上的这些文章和音乐美术作品，是我国书刊中最早介绍西方近代艺术的一批文献，弥足珍贵。
但李叔同又发现，日本人所唱的歌，“其词意皆袭用我国古诗者，约十之九五”，汉学在日本的影响，既广且深。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反有些轻视：“昔有日本人，举史汉事迹，置诸吾国留学生，而留学生，茫然不解所谓，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致使日本人传为笑柄。”有感于此，李在《音乐小杂志》第一期发表《呜呼！词章！》一文，提醒国人：先进的西学必须学习，但不该忘却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也不应该在西学面前妄自菲薄。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李叔同即能采取如此辩证的态度，其睿见卓识，令人钦佩！
在国内时，李叔同已是撰作诗词的名手，到东京后，与日本汉诗界一批名人，即有诗艺上的交往。1906年6月，李加入由森槐南、大久保湘南等领导的诗歌社团“随鸥吟社”。或以李哀，或以李息霜之名，多次出席“随鸥吟社”的月会和年会，与日本名诗人们饮酒和韵，联句高吟。《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朝游不忍池》、《昨夜》、《春风》、《凤兮》等诗，即为参与社集之作，并发表于社刊《随鸥集》。每次刊登，主编大久保湘南在其诗作后面，加上三言两语的评判之词，赞扬推重之意溢于言表。天理大学教授中村忠行，称李此时的诗风，“在娇艳里仿佛呈现出浓郁悲壮的面影”。可谓知者之言。
1906年7月间，李叔同考取正木直彦主持的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9月底，以李岸之名入学就读，成为中国第一批美术留学生中的一名。同学中有曾延年（字孝谷，号存我，四川成都人）、谈宜孙（第二年即退学）等。同时，李叔同还到附近音乐学校听课，兼学钢琴与作曲。
东京《国民新闻》社听说有位原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入了美术学校，还是西画科，这在清国留学生中是少见的，值得宣传报道。前往采访的记者，十分赞赏李哀其人风神之清奇超脱、其作品之潇洒粹雅，写出《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登于10月4日《国民新闻》，并配上李叔同的肖影与画稿。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师从黑田清辉、中村胜治郎、长源孝太郎等名教授学习油画和水彩画。先在木炭画室画人面模型，以为绘画之基础。现存木炭画《少女像》的照片，原件大约就是他当时的习作。有行家认为，李叔同当时的素描技巧已很娴熟，用笔生动，手法概括，又不失于空泛；人物长发垂肩，眼帘微启，若有所思，表情丰富，画面上洋溢着作者的艺术才能。为了画好人体，除了在校随众学习，李还雇了一女模特儿作写生。《半裸女像》一作，是他留存后世的唯一人体作品。画一出浴半裸少女，坐在椅子上，袒胸露乳，双手扶把，两眼微闭。这幅人体画，李归国时带了回来，并在“意园”洋书房中张挂，一时被亲友们传为“李三爷的又一奇事”。在20世纪初叶中国人画裸体，并公开张挂供人观瞻，确是破天荒的奇事。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李与所雇模特儿产生感情，终于结为夫妇。据说，《半裸女像》一作所画，即为李之日籍夫人。
日本有外光派油画团体白马会，主导者正是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主任教授黑田清辉。白马会每年举办一届画展。李叔同参加过1909和1910年第十二、十三两届画展，分别展出《停琴》和《朝》、《静物》、《昼》四件作品。作为一名在校的外国留学生，能与名教授们一起参加这一高规格的画展，既是难得的荣誉，也说明李叔同的绘画艺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中《朝》一作，还被收入《庚戌白马会画集》出版。
李叔同对戏剧艺术的兴趣依然不减。到东京后，他结识了藤泽浅二郎、川上音二郎夫妇等著名戏剧家，时常向他们请教新派和浪人戏的表演艺术。在这过程中，李叔同萌生了改革中国戏剧的念头。
日本的“新派剧”，完全用普通说话的形式上演，与称为“旧剧”的歌舞伎不同，更能逼近现实生活，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李叔同觉得，中国传统戏剧固有其优长处，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离现实生活和观众趣味较远。如能把日本“新派剧”和西方话剧等新颖艺术形式借鉴过来，正可用来反映时代题材，表达时代主题。自画像（布面油彩）半裸女像（布面油彩）李叔同在“春柳社”扮演茶花女之剧照
恰好，美校同学曾孝谷，有相同的兴趣和愿望。一次，俩人观看川上音二郎夫妇演出的“新派剧”，为剧情和演技所鼓动，爱好戏剧的热情、从事戏剧活动的欲望陡然增长。俩人随即拜晤藤泽浅二郎先生，谈了创建戏剧团体的设想。藤泽浅二郎支持他们。这样，一个由李叔同、曾孝谷发起，以唐肯、孙宗文、陆镜若、庄云若、李涛痕、黄二难（又名二南）等为主要成员的戏剧团体，于1906年底，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中宣告成立，名为“春柳社”。并决定首次上演剧目采用法国小仲马名剧《茶花女》。
1907年2月13日，中国农历春节，中国青年会在东京神田区举办大型游艺会，既欢庆节日，也为国内徐淮水灾赈灾义演。最后一个节目，由新成立的春柳社上演《茶花女》一剧第三幕第四、五两场和第五幕第八场，即阿芒之父逼迫马格丽特放弃对阿芒的爱情，和马格丽特临终前的场次。剧中角色，一律由男生扮演，主人公马格丽特，由以李息霜为艺名的李叔同出演。一位男士，真能把女人演得惟妙惟肖吗？这一悬念勾起了观众急切的期待心理。
帷幕拉开，只见在特定的布景下面，扮演马格丽特的李息霜，高身细腰，发式新颖，粉红色西装与白色拖地长裙相配，给人以轻盈优雅之感。观众们叹服了：无论其服饰容貌，言谈举止，这位李息霜先生的舞台形象，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位巴黎风尘女子的模样。
春柳社的成立及其首次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运动创始期从此发端，李叔同则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演艺和对中国话剧运动的贡献，也引起了日本戏剧界的关注。戏剧家松居松翁，不只在看过演出之后到后台向他表示祝贺，隔了十多年，还在《芝居（戏剧）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对中国戏的怀疑》一文中，对李叔同的表演再次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东座上演《椿姬》（《茶花女》日文译名），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演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虽则这个剧团后来消失了，但也有许多受他默化的留学生立刻抛弃了学业，而回国从事新剧运动的。可知李叔同君，确是在中国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倘使自《椿姬》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么岂让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剧界……”其倾倒有如此者。《茶花女》的演出成功，扩大了春柳社的影响。入社的人不断增多，其中有几位是日本和印度的学生。后为中国著名话剧艺术家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茶花女》演出时，受了“最深的刺激”，立即要求入社的。
1907年7月间，春柳社在东京本乡座游艺厅举行“丁未演艺会”，上演由曾孝谷根据美国斯陀夫人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原著系一部呼吁黑奴解放的小说，林肯称其作者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春柳社在当时改编和演出这部作品，不单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话剧艺术，亦有其切实而直接的行为内涵。——是想借助戏剧的形式，宣传和鼓吹当时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的种族革命活动。李叔同在剧中依然男扮女装，出演爱美柳夫人一角，体态窈窕，台步柔美，性格鲜明，酷似西洋贵妇。他还兼演破醉客一角。时在东京的鲁迅，特意前去看了李息霜的演出，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戏剧界对这次演出，同样给了热情的反应，赞扬春柳社的演技，“远远超过日本新派剧名流的表演水平”；还认为他们的演出象征着中华民族将来的前途。至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戏剧博物馆里，还保存着李叔同等演出该剧的说明书。
四 投石问路
1911年3月，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归国。先抵达上海，将日籍夫人安置妥当后，于初夏时北上回到天津，探望离别已久的亲属。并应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之聘，担任图画教员，开始了他人生三大时期（才子、艺术教育家、高僧）的第二期——艺术教育家的生涯。
这个时候，辛亥革命已到关键时刻。及至武昌城的一声炮响，长江以南迅即为革命党人所控制，而北方，仍处于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之中。时局不稳，人心浮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桐达李家”百余万资财，倏忽间所剩无几。时在天津从业的“天涯五友”之一袁希濂，目睹了这一情景。他说，李家的资财，“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再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几至破产”。面对这种无法料及的局面，李叔同即使真心地欢呼着革命的到来，也不能不去考虑个人和家庭今后的生计问题。况且，他今后需要维持的，还是一南一北两个家庭的生计。
老家的破败下滑，原先任教的学校已经关闭，加上上海还有他牵挂的人，李叔同在天津仅仅住了半年多，终于在1912年春节前夕离开了这块故土。这一走，直到他在泉州圆寂，整整30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李叔同以一阕《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表示热烈的欢呼。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过完春节，李叔同应老友杨白民（1872—1924，沪南枫泾人）之邀，就职城东女学，教授美术与音乐。不久，又应叶楚伧（1886—1946，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柳亚子（1886—1958，原名慰高，以字行世，江苏吴江人）、朱少屏（1881—1941，原名葆廉，以字行世，留学东京时与李叔同相识，上海人）等约请，入盟筹办中的《太平洋报》。
上海光复后，时任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沪军都督）的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很懂得舆论宣传的重要，决定创办《太平洋报》。这份报纸的主要成员，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党人：社长姚雨平（广东梅县人，时任粤军北伐军总司令，由于北伐一时不能进行，滞留沪上）；总主笔叶楚伧（时任姚雨平军中参谋）；总经理朱少屏（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沪军都督府总务科长）。在该报分管某一编辑业务者，均称主编，柳亚子为主编之一（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其他主编还有胡朴安、胡寄尘、姚雏和诗僧苏曼殊等，则是南社中的著名文人。
李叔同在兼职城东女学的同时，还是《太平洋报》主编之一，负责文艺、画报副刊和整个报纸版面的美工、广告设计工作。还与柳亚子等在报馆中设立文美会，编辑同人刊物《文美杂志》，登载诗词书画等作品，以《太平洋报》附属读物赠送爱好者。苏曼殊著名小说《断鸿零雁记》，即由李叔同刊发于副刊《太平洋文艺》。小说连载时，李请陈师曾作插图，陈署名“朽道人”，故被诮为“僧道合作”之品。
陈师曾（1876—1923，名衡恪，以字行世，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系近代著名画家。其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世称散原老人），系清末著名维新派人物，其弟陈寅恪，则为现代国学大师。陈师曾在绘画上振衰去弊，推陈出新，将清代已至末路的山水画予以复兴。陈在东京高级师范学校学习博物学期间（1904—1909）与李叔同相识。李任职《太平洋报》不久（1912年5月间），陈由南通来游上海，李在《太平洋文艺》特意作了报道，并列出陈的大幅半身照片，外框裁为椭圆形，题曰《朽道人像》，还刊登了文美会欢迎陈的消息。在陈留沪的两个月中，李在《太平洋画报》接连发表了他的十多幅作品，每幅都安排于版面中央，占的篇幅又大。李如此有意宣传陈氏及其画作，迅即提高了陈的知名度，使其在绘画上的成就为世人所认知，对推动整个绘画创作之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为李叔同弟子和著名画家的丰子恺回忆说：“我小时候，《太平洋画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影响。”以此，丰尊崇陈为中国近代漫画的鼻祖。也可以说，陈作实为独树一帜的丰子恺漫画风格的渊源之一。这中间，李叔同独具慧眼地推介陈氏之功，不可轻忽。李叔同设计之莎士比亚之墓志
李叔同在东京钻研话剧期间，精读过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他于这位戏剧大师，有如对乐圣贝多芬，一样地情有独系，钦敬有加。到他编辑《太平洋画报》时，则以隶书笔意，写了“莎翁墓志”四字。墓志原文古穆奥衍，难以卒读，李以近代英语译出。有研究者将其转译成中文，大意是：“好朋友！看上帝的面上，请勿来掘这里的骨灰。祝福保护这些墓石的人，咒诅搬移我骨的人。”虽是中英两种文字，但上下左右配合和谐，成一醒目完整的画面结构。这一作品与苏曼殊为叶楚伧所作《汾吊梦图》，同时在《太平洋画报》登出，得到报社内外的赞誉，一时称为“双绝”。
李叔同为《太平洋报》设计的报头、版面、栏花，特别是广告、图案，以其新颖独创的风格，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美工的新气象。不但时人瞩目，也成为日后专家们研究的一个题目。早先中国报纸上的广告仅有文字，以图案相配，始自李叔同主持美工的《太平洋报》。著名报刊史家方汉奇，在其所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中说，这家报纸上“所刊广告有较高的艺术性，很可吸引读者，为其他报纸所不及”。美术家毕克官则称扬李叔同为“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认为李设计的广告，从艺术风格上可以概括为五大特色：（一）简洁明了，更注效果；（二）绘画性出色；（三）注意生动性和趣味性；（四）浓重的书法和石刻韵味；（五）富于民族气息。
李叔同在《太平洋文艺》上，刊发过几首诗词作品。其“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七律《咏菊》），“寄语芳魂莫惆怅，美人香草好相依”（七绝《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图》）等诗句，坦露出作者彼时彼地甘于淡泊寂寞，却又自命清高的心理心态。这是他在时代风云中所特有的某种孤独感的反映。李叔同设计之《太平洋报》题花李叔同设计之《太平洋报》广告李叔同设计之报纸题花李叔同设计之题花《太平洋报》的组成成员，大都为同盟会会员，还都是文学社团南社的社员。
南社（1909—1922）的发起人为柳亚子、高天梅、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巢南、病倩、去病等，江苏吴江人）。柳亚子说：“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廷的标识。”他又说，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被认为是孙中山所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大联盟——中国同盟会的一支文学部队”。1912年时的柳亚子，是以《太平洋报》主编之一和南社负责人而一身二任的。因此说，《太平洋报》既是革命党人的舆论中心，也是南社的大本营。
南社除每年在上海举行春秋两季定期集会，还在北京、杭州等地办过几次临时雅集。其社刊为《南社丛刻》。李叔同到《太平洋报》任职不久，于1912年3月13日加入南社。这天，正是南社在愚园举行第六次雅集。集会顺序是“愚园茶会，民影拍照，杏花楼晚宴而散”。会后，李为《南社通讯录》作装帧设计，并题签，既古色古香，又悦目夺人，一改过去简单呆板的程式。
关于南社，鲁迅两次说过：“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突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宫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对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李叔同刚加入南社，该社即露危机之兆。先是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导致内部纷争；后来是师承系统的不同，带来成员间的隔阂；再后来，则是领导班子分裂，等等。革命的屡遭挫折，更使敏感而脆弱的文人们，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李在这个时候列名南社，作为一般社员，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
1912年10月间，南社举行第七次雅集，李叔同已去了杭州。以后几次——第八至第十二次雅集，他也未能到会。1915年5月间，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二次雅集，李叔同虽没有到会，但参加了随后在杭州举行的临时雅集。这是两次不寻常的集会。
辛亥革命终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而夭折；1913年以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维护共和体制为中心的“二次革命”，又因革命党人的力量薄弱和思想不一、行动迟缓而失败；在革命力量不断遭受打击的情势下，袁世凯加剧了复辟称帝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则以承认其密谋中的帝制为诱饵，胁迫袁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5月9日，袁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这天，正是南社在愚园举行第十二次雅集之日。面对国家外交日非的严峻形势，士子们无不痛心疾首，悲愤难抑，却又深恨书生之百无一用。大概是为了排遣积郁深忧，愚园集会后，柳亚子、高吹万（1879—1966，名燮，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人）等，携带夫人前往杭州游玩散心，故作放达。柳等在杭州玩了二十多天，并召集当地一批社友，在西泠印社举行了一次南社临时雅集，李叔同与会。恰好能演冯小青影事的名伶冯春航，也在那里演出，在西湖孤山与柳、李等邂逅相遇。冯春航亦南社中人，柳对他又一向倾慕推崇，既在西湖巧遇，就为雅集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在孤山冯小青墓畔，为冯春航此来勒石纪念。柳作《明女士广陵冯小青墓散记》一篇，记述此次冯春航在孤山题名冯小青墓碑，并与南社中一批人邂逅之经过。柳记和同游诸子（共二十多人）之名，由李以北魏笔法分别书写勒成二碑，矗立于冯小青墓两侧。这可视为南社中一班文人，在辛亥革命遭到挫折后，排遣郁愤的一种扭曲的方式，也可视作李为优伶捧场的一缕余波。南社盟主柳亚子在辛亥革命时之留影
1916年9月24日，南社在上海举行第十五次雅集，李恰好休假沪上，便与学生吴梦非到会。会后为重新编印社员通讯录所作装帧设计，格式与前三本又自不同。只是人在中年，签条上却署名“黄昏老人”。1917年4月8日，南社在杭州葛荫山庄举行临时雅集。李叔同和由他介绍入社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等25人与会。这是李最后一次参加南社活动。
1912年初，李叔同由津到沪，任职城东女学，又入盟《太平洋报》，一方面是想有个安定的环境和固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想从此能在事业上有所进展。可以说是一次投石问路。但因经费没有保障，到这年8月下旬，创办才半年的《太平洋报》已决定即将关闭。城东女学系一所社会办学性质的学校，经济上也不可能富裕，教员的薪俸不多。这样，李叔同便离沪去了杭州，希望在那里找到一条新的生存之路。
五 育才武林
这是李叔同第二次来杭州。
杭州古称武林，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二千二百多年前，秦朝在天目山东部余脉，紧靠钱塘江的这块山清水秀之地建立县治，隋朝在凤凰山麓依山傍水建筑州城，并开凿运河沟通南北水运和海上通道，五代吴越国和南宋赵氏五朝十四个封建帝王，以此为国都，浚湖筑堤，遍植桃柳，广建园林，宫阙殿堂遍布市肆街巷；及至元代，有如《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杭州已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再经明清两代的锦上添花，渐形充实，杭州以其风景秀丽而名闻中外。这一东南形胜之地的引人注目，广招四方来客，还因了其富于浓重的宗教气息和特殊的人文景观。它是我国佛教和道教早期生长地之一。其寺庙之众多，遍及于湖山林涧，香火之旺盛，飘绕于红栏碧瓦。其宋后雕版印刷之发达，又使后代的藏书家们流连忘返。而在20世纪初叶，与瞬息万变、繁杂嚣乱的十里洋场上海滩比较起来，凝定静谧、馨香暗送的杭州，正是那类淡泊处世、专注于艺术的人，倾心向往的理想所在。
李叔同上一次——1902年秋天，是应乡试来杭，终因未果而返。这次则是应经亨颐之邀，来杭担任图画音乐教员。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颐渊，浙江上虞人。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亲家。20世纪初叶，与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经学的是教育，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以下简称“学堂”）教务长；1913年该校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经任校长，兼省教育会会长。沈钧儒、沈尹默、张宗祥、鲁迅、马叙伦、夏尊、姜丹书、朱自清、叶圣陶等名流学者，先后在学堂和浙一师担任过教职。经亨颐雅好金石诗词，擅长丹青书法，有《经颐渊金石诗书画合集》等传世。
民元前，堂堂中国，只有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后改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设有图画科，但其国画课只授临摹，西画课也仅有临摹与静物写生，且教员都由外国传教士充任。至音乐一门，更因没有专门机构培养而无师资来源，大都由日本教席担任。加上图画音乐不算正式课程，不是会考科目，历来受人轻视，教员地位低下。即有几个热心者，也只能倡导于一时而后继乏人。经亨颐从长远的中国艺术教育着想，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既决定在校内设立图画音乐专修科，就需物色一位教员最佳人选。李叔同不仅是中国第一批美术留学生中学习西画的佼佼者，原先又擅长国画和书法；他老早就是一位著名音乐家，在日本又学过钢琴和现代作曲法，由他来主持图画音乐专修科，再合适不过了。夏尊作词，李叔同作曲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歌》
李叔同是一个在事业上认真负责，做一样像一样的人。即从服饰这等生活细节上说，来学堂后，他一改先前做留学生时的西装革履，改为一身布衣布鞋，眼镜也由金丝边的换成了黑色铜丝边的，端洁而雅正，俨然一派为人师表者的形象。
学生们原先以为，像李先生这样一位出身富贵，又留学东洋名噪一时之人，也不过是将教师当做招牌的时髦人物罢了。他能改变图画音乐教育的现状吗？出乎意料的是，在师生第一次见面的课堂上，他竟能一一叫出每个座位上学生的姓名，使大家惊诧不已。课后学生们得知，李先生在上课堂之前，早就把每个座位上学生的姓名默认牢记一遍，才有如此神奇的表现。李先生教授的课程，还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并不增多，但他要求学生们，除了必要的课外活动，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绘画音乐练习上。学生们庆幸了：他们遇上了一位从未有过的严肃认真的老师。
按照李的教学设计，浙一师建造了图画、音乐两个专门教室，其格式之新颖，设备之齐全，在当时国内独一无二。李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素描、油画、水彩、图案、西洋美术史、弹琴、作曲等。为了改变我国美术课历来只授临摹画帖的状况，他开设了室内室外写生课，以训练学生绘画的基本功。其中，采用裸体模特儿写生，在我国尚属首次，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从现存一帧1914年的照片上，人们还能依稀领略到这一开创之举的情景。他所编写的西洋美术史讲义，在国内亦属首创，填补了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个空白，可惜讲义没能留下来。李原是卓有成就的篆刻家，来杭后加入了西泠印社。他在师生中组织成立的“乐石社”，经由金石大家吴昌硕和西泠印社诸多名家的左提右挈，成为杭州一个颇有名气的金石社团。乐石社辑印过八本作品集和一本社友小传，李将其一一寄给了他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乐石社也学木刻。李与学生自刻、自印，编辑过一本《木版画集》。由此可见，李叔同还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最早的创作者和倡导者。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首倡裸体写生之情景民国初年李叔同与夏尊在杭州祭孔仪式上癸丑(1913年)五月十四日李叔同摹写“汉长寿钩钩铭”，以赠夏尊，为之祝嘏。
李叔同于音乐课程，力求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他根据学生现有程度和要求，编出行之有效的讲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自己亦身体力行作曲示范。他留给后世的六十多首歌曲，半数创作于浙一师任教时期。学生们听他讲授作曲法，再听他写的歌，体会自能更进一层。
被誉为中国音乐界“词曲双擅第一人”的李叔同，其歌曲创作的成就，主要在歌词方面。他的歌词，善于借景抒情，句式基本采用中国古典律诗或长短句的结构，有一唱三叹绕梁不绝之韵味。他也作曲，但更擅长选取与歌词契合和谐的已有旋律。由他作词作曲，或由他作词、以他人曲子配谱，影响最为广远的，是《春游》、《送别》、《祖国歌》、《忆儿时》等作品，尤其《送别》一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之作。其词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选配的曲子，原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J.P.奥德威（John P．Ordway，1824—1880）所作，名为《梦见家和母亲》，旋律优美，悠远深切。李将它与《送别》歌词相配，一经问世，风靡国内，近百年来传唱不绝。电影名作《早春二月》、《城南旧事》等，将之选作插曲或主题歌，更扩大了它在国内外的影响。李是富于创造性的。他虽常常采用中国民歌曲调或外国通俗歌曲旋律配谱，但并非完全照搬，能作必要的改动，以期与他所作（或他人所作）之词更加契合无间，也更能适合民众的欣赏习惯。《春游》作为我国第一部用五线谱创作的三部合唱曲，则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李叔同设计之《白阳》杂志封面图案画
为了充实与丰富教学内容，也为了鼓励学生的创作积极性，李叔同在浙一师创办了综合性文艺杂志《白阳》，由他书写石印出版。他的不少作品，就发表在这份杂志上。
李叔同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不能达标，就得重新来过，直到能够得上优良的评语为止。但他对待学生，从不疾言厉色，而是耐心地加以诱导。他更注意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每当有课，李叔同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将课程提要书写在黑板上，然后端坐着等待上课铃响起，同学们坐上了座位，他便深深地一鞠躬，课就正式开始了。讲课中间，他常常看表，精密地依照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也不浪费。学生们习惯了他的作风，谁也不敢在课铃响过一阵之后再进教室。发现学生在课堂上有不规矩行为，比如看别的书籍，把痰吐在地上，等等，他并不立刻责备他们。下课了，他才用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同学等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好站在那里。等到别的同学都出了教室，他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说：“下次不要把痰吐在地上。”说过之后，又微微地一鞠躬，表示“你可以走了”。李这种被浙一师师生们称之为“温而厉”的教育方式，在学生的心灵上产生的震撼，往往使他们当下难以接受，却又长久不忘，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方式逐渐地规范起来，有了过失，也会即刻猛醒。
李叔同教育学生，强调一个“诚”字。一次，学生宿舍中发生了失窃事件，大家猜测系某生所为，一检查，没有证据。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身为舍监，深感惭愧苦恼。他向李请教解决方法。李严肃地对他说：“你肯自杀吗？若出一个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之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深知，这话，在一般人听来，都会被认为是过分之词，十分荒唐，在李说着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丝毫没有虚假造作的成分。如果李处此境遇，必定会那样去实行的。
唯其有诚，在李叔同以温和出之的严厉态度中，包含着对学生们的一片热忱和殷切的期待。1915年，李应江谦（1876—1942，教育家兼佛学家，字易园，号阳复子，安徽婺源人——今属江西，与李叔同南洋公学同学）之邀，兼任由江主校的南高师图画音乐教员。常常需要半个月在杭州，半个月在南京，一个月里在沪杭宁三地间往返多次，且都坐夜车，十分辛苦。为了减少奔波劳顿，在兼任一段时间后，他请浙一师毕业的李鸿梁前去代课。李鸿梁刚毕业，对教学毫无经验，年纪又轻，还人地生疏，骤然间去教同等程度的学生，心里难免忐忑，有些犹豫。李鸿梁又生性戆直，锋芒毕露，缺乏社会经验。李叔同一面告诫他不能事事作“拔剑砍地，投石冲天”状，处世要“圆通”灵活些，否则，难能与世相水乳；一面向他详细介绍南高师的一切和如何适应的方法，连吃饭时用两双筷子、两只调羹，校门离住地远，外出返校，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宿舍等等生活细节，他都一一作了交代。第二天清晨，还前往车站，请李鸿梁吃点心，送他上火车直到开车信号响了之后才离去。在李鸿梁的感觉上，李先生这般细心周到，恰如父母在送儿女远行。
经过观察，李叔同认定丰子恺在美术方面，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加以激励和扶持。丰是年级级长，常去李先生那里报告请示。一个夏天的傍晚，丰在李先生房间谈完公事准备回去了，李先生叫他暂时留一下，用那种他惯有的“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的口吻”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的学生。你以后，可……”李叔同没有接着说下去，他是想观察一下丰的反应。此时的丰子恺，不仅为老师的奖赞欢欣鼓舞，更意识到，在老师没有说出的话语中，包含着对他的殷切希冀。于是说：“谢谢，谢谢先生！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丰子恺回忆说：“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几十年来没有变。”也就是从那以后，李叔同精心地关注着丰子恺学业的每一进展。为了开阔丰的视野，他亲自教他学习日语，促使其能够阅读日文书刊。有日本画家来西湖写生，他又安排丰去陪伴，使他既能学了日语，又学了绘画。李叔同入室弟子丰子恺于1962年写影
学校训育主任杨先生，作风简单急躁，学生对他有些意见。一次，丰子恺同杨先生发生口角，还动手打了起来。杨要求校方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处理此事，意思是要开除丰的学籍。会上空气紧张，过了十多分钟没人吭声，谁也不愿带头表示可否。这时，李叔同站起来说：“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又说：“我的意思是：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改错，我带他一道去向杨先生道歉。这个解决办法，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大家都同意李叔同的意见，杨先生也就没话好说了。李在关键时刻的这席话，又一次决定了丰子恺一生的前途走向。从此，丰对李更加尊敬，师生间建立了特殊的亲密关系。丰常对人说：“李先生是我一生最钦佩的人，也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
李叔同是何等地爱惜丰子恺这个人才，但他对丰的教育也是严格的。非唯关心他的学业，也关心他道德人品的修养。或许是前面那场师生冲突，引起了他对学生道德人品修养的思索，不久，他约丰子恺等几名学生到他房间谈话。他拿起一本包书皮上写有“身体力行”四字的《人谱》（明末刘宗周编著），翻到其中一页给大家念道：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念完这段话，李叔同对学生们说：“《人谱》中的这一条，是从《唐书·裴行俭传》中节录出来的，重要的是‘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话。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理解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须先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这也就是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次谈话，对丰子恺等同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丰说：“听了李先生的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那时我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道德和人品修养重视得不够。李先生的那番话，实在是在提醒我和其他同学啊。我时刻牢记着李先生的话，并努力实行之。”
刘质平是又一位李叔同精心培养的学生。刘在浙一师毕业后去日本专攻音乐，因经济上遇到困难，家中无力解决，忧虑重重，心神不定。李叔同一方面告诫他，为了将来“为吾国人吐一口气”，现在务必注意“四宜二勿”：（一）宜重卫生，避免中途辍学；（二）宜慎出场演奏，免受人忌妒；（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四）勿躐等求进，循序而行才是正道；（五）勿心浮气躁；（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还特别嘱咐他，人固不可无志气，然“志气太高”、“好名太甚”，遇到挫折，易生厌烦之心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四处奔走，多方联络，希望能为刘筹措到一笔留学资金。在求援无效之后，决定从自己有限的薪金中省下一部分，按月寄给刘质平，以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是一种不需回报，也不求人知的无私无偿的赠予。这一举动，发生在他即将皈依佛门之前。为了信守资助到刘质平毕业归国的诺言，他推迟了入山的时间。
得到李叔同关切、提携的李鸿梁、丰子恺、刘质平等一批学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后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均有所建树。
李叔同任教浙一师和南高师，对改变江浙两地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状况，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他教育出来的图画音乐专修科学生，分配到江苏、浙江各地中小学校，那里的艺术教育，才有了革新的气象，纳入了正常的轨道。原先没有的写生、图案、五线谱、合唱、复音曲等等，也才开始出现在一般的中小学校中。李在浙一师任教期间，培养出了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吴梦非、曹聚仁等一批日后卓有成就的文艺家。刘质平、丰子恺等在上海等地创办的艺术专科学校，继承和发扬李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方法，又培养了一批艺术教育人才和创作人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江浙一带中小学的艺术老师，很大一部分是李叔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六 入山为僧
1916年秋天，李叔同书题旧藏陈师曾所画荷花小幅：“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并作题记：“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听泉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自劭也。”所谓“余将入山坐禅”，是指他即将实行考虑一年之久的断食一事。
断食一事的直接起因是：自1915年兼任南高师教职以来，李叔同有不胜劳顿之苦，加上对浙一师校方有所不快，曾多次提出辞职，只因夏尊的谆谆恳留而作罢。这年夏秋之交，李从日本洗罢温泉回来，过完暑假，仍继续在浙一师任教，但在夏尊的感觉上，他要走的意愿更明显更坚定了。正在这个时候，夏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一种“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习，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还说，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如耶稣，都曾断食过。文章中列举了种种断食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夏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一次闲谈时，向李叔同提到了它。李听后，向夏要去了那本杂志。以后几天，俩人又多次谈到过断食的事，彼此有“有机会时最好拿断食来试试”一类的话。这在夏尊，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想过以后真要去实行。但在李叔同，却就认真了起来。他想：既然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自己正患有肺病、神经衰弱等顽症，如去实行断食，或许可以痊愈呢。这件事，在他脑海中盘绕了很长时间。到1916年秋天，他终于由坚信而实行了。——这便是“余将入山坐禅”的由来。
191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叔同决定实行断食之后，由西泠印社主持人叶品三介绍，通过该社创始人之一、虎跑寺护法丁辅之联系，商定自本月三十日入寺实行断食。
李由校工闻玉陪伴，住在方丈楼下面一间房子里，楼上住的是后来成为他方内挚友的弘祥法师。断食试验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星期，逐渐减食至完全不食；第二个星期，除饮水外，全不进食；第三个星期，一反第一个星期的顺序而行之。自十一月三十日入寺，至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916年12月24日至翌年1月12日）离去，前后共20天。
李是趁阳历年假的空隙实行断食的。年假只有10天，一放假，夏尊回了老家，总以为李叔同也照例回了上海。夏在假满后返回学校，过了多天没见李叔同的影子，有些纳闷。后来有人告诉他，李先生在虎跑寺实行断食呢。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李才回来。夏问他：“听说你到虎跑寺断食去了，怎么事先没告诉我？”1916年李叔同家人合影。左起第一排:李孟娟（圣章之女）、黄宝琪（伯巽之子）、黄宝松（伯巽之女）；第二排:李端（叔同次子）、卢氏（桐冈侧室）、金氏（晋章夫人）、邹氏（圣章夫人）、李坤（桐冈之女）、李准（叔同长子）；第三排:李谦（桐冈之女）、俞氏（叔同夫人）、郭氏（世珍侧室）、李桐冈堂姊、李伯巽（桐冈之女）；第四排:李晋章（桐冈之子）、李桐冈（叔同之兄）、李圣章（桐冈之子）。（李孟娟供稿）李叔同任教浙一师时期之留影
李笑着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况且，这种事情预先让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容易发生波折。”
夏说：“给我说说断食的具体情形吧！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李在介绍了整个过程之后说：“还算顺利。只是开始完全断食的头一两天，有时想吃些东西，后来也就不想了。最难受的，是要饮大量的泉水。全断食那几天，心地非常清凉，感觉特别轻快灵敏，能听人平常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真有点儿飘飘然的感觉呢。我平日是早晨写字的，这次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
夏问：“写点儿文章吗？”
李说：“倒是颇有文思呢，但恐怕出毛病，没敢多写，只是每天把断食的情形记载下来，算是断食日志罢……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因此用老子‘能婴儿乎’一语的语意，又给自己起了个新的名字，叫李婴。”《断食日志》，于1947年公布于上海《觉有情》杂志。除了李在整个断食期中生理反应的记载，有关他信仰天理教、记诵《御神乐歌》、参与寺中诵经活动、临摹六朝佛教造像及其彼时彼地心理心态的描述，尤为值得注意。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李在实行断食时的信仰系统，也可看出其当时整个思想情绪的走向。
自实行断食后，李还更名为“欣”，字“欣欣道人”、“黄昏黄人”。回校后，他依然教课，依然写字，与先前相比，表面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但他开始吃起素来，并对道教经典发生了兴趣。他把断食时的写影制成名片，分送友人。名片上印着这样的文字：“丙辰嘉平一日始入大慈山（引者按：虎跑寺位于西湖西南之大慈山下），断食十七日（引者按：应为十八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为学生朱稣典书写“灵化”二字条幅，附注中，除有与名片相同的文字和署名，所钤印章，一方为“不食人间烟火”，另一方为“一息尚存”。在李叔同，他由艺术课教师一变而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欣欣道人”了。但李学道的时间很短，也并非真要做个道人。他的真实想法，是想出家为僧。这是可从他当时的动向看出来的。1916年李欣（李叔同）入山断食后书此赠朱稣典以为纪念
——在虎跑寺断食期满后六天，1917年1月18日，李在写给刘质平的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现已陆续结束一切。”仅仅过了十多天，春节刚过，他又到虎跑寺，习静一月才回校。
——1917年10月间，李去虎跑寺闻听法轮禅师说法，回来后书联奉赠，联语为：“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并在题记中说：“谒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落款自称“婴居士”。
——1917年冬天，李书桌上摆出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典，房间里供起了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佛像，还天天烧起香来。
——年底放假的时候，李又没回上海家中，而是到虎跑寺去过年。适逢佛学家马一浮（1883—1967，名浮，号湛翁，别号蠲戏老人，20世纪初，李旅居沪上时与之相识）介绍他的朋友彭逊之来寺习静（彭原是一名编辑与小说家）。过了几天，彭即发心出家。李目睹了彭剃度为僧的全过程，大受感动，当即拜了悟和尚为师，做他的在家弟子。了悟为他取法名演音，号弘一。从此，李写信或写字，便以“演音”落款，亦自称“当来沙弥”。并经常出入马一浮所居之陋巷，听其细说佛理佛法。1912年到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时之益友马一浮(1942年摄于四川乐山)
——1918年3月10日，系李母王太夫人忌日。此前两天，李在虎跑寺诵念《地藏本愿经》三天，为亡母回向。这之后，他做了一件海青，还学着每天做两堂功课。出家意向更加明显了。
——同年3月间，李致信刘质平说：“……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逾课时至半，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内受疚心之苦。……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这里，已经排出了入山的具体时间表。1918年李叔同致王守恂的便函1918年夏李叔同入山前将旧藏一卷题赠夏尊1918年夏，李叔同入山前将平生所有印章赠予杭州孤山西泠印社，该社特封存于石壁之中，名曰“印藏”。李叔同出家前夕为同事姜丹书先母强太夫人书写的墓志铭
1918年6月间，刘质平即将毕业回国，李叔同觉得，出家的因缘已经成熟，加快了入山的准备，他把各种收藏什物，分别赠送出去：历年所作美术作品，送给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所藏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后由该社封存于石壁，名曰“印藏”）；笔砚碑帖，送给金石书画家周承德；所作和所藏字幅，以及折扇、金表等，送给夏尊，其中有已经裱装成轴、题名《前尘影事》的朱慧百、李香二妓所赠之诗画扇页，有赠歌郎金娃娃的诗词横幅，上面都留有“息霜旧藏，今将入山修行，以赠尊”的跋语。
此时，学校将放暑假，李提前举行了考试，向校方正式提出了辞呈，并确定了具体入山的日期。
入山的头天——1918年6月30日晚上，李将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位学生叫来话别。他说：“我明天入山，相聚今夕，实在难得。希望你们今后各自珍惜。……其他一些收藏物，我已作了处理，房间内剩下的这些音乐、美术书刊等什物，全由你们三位和吴梦非、刘质平、李鸿梁等同学处理，可按各自所学专业挑选。”
李为自己，只留了些粗布衣服和几件日常用品。
虽说已在预料之中，但眼见李先生真要走了，这一事实，丰子恺等还是很难接受，忧郁悲伤得说不出话来。沉默良久，一位同学问道：“老师何所为而出家乎？”
李答：“无所为。”
同学又问：“忍抛骨肉乎？”
李答：“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又是一阵沉默，长久地沉默……谈话难以进行下去。
送走了三位学生，他赶紧点上红烛，握笔伸纸，为同事姜丹书先母强太夫人书写一篇墓志。这是早就应允，也早有构思，一直未及办理的事，入山前必须了结。他很快写完了墓志，落款署的是“大慈演音”。这篇墓志，既是李叔同在家的绝笔，也是他入山的开笔。
第二天，1918年7月1日，在杭州，在全国，只是个极平常的日子，在浙一师，却有些不同寻常了。一清早，校园中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李叔同先生今天要出家当和尚了！”一传十，十传百，全校立即掀起一阵骚动。
不大会儿，只见李叔同在夏尊先生等陪同下，急速地向校门走去，跟在后面的校工闻玉，挑着两件简单的行李。
闻讯而至的师生们，簇拥在校门口，观望着，议论着。在他们，既有为李先生送行的意思，更多的却是疑惑与不解而来看稀罕的……
李叔同由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位学生陪伴，从贡院（浙一师所在地）出涌金门，经净慈寺，一路向虎跑走去。离虎跑还有半里路的地方，李让闻玉等人停了下来，不再前送。旋即，他开启箱子，取出袈裟穿在身上，又换上了草鞋，挑起行李，撇下众人，飞快地走向虎跑定慧寺。任凭丰子恺等在后面不断地哭喊着：“李先生！李先生……”他也没有回过头来。
一月后，夏尊得悉父亲有病，要回老家照料，临走前，去虎跑看望李叔同。叔同知道，尊对他入山习静一事，难以接受。他安慰似地对尊说：“我在这里先做个居士，修行一年后再说。”李叔同落发为僧时之杭州虎跑定慧寺弘一法师受戒时之杭州灵隐寺
夏见他身着海青，留着头发，总觉得以这副模样住在寺庙里面，不僧不俗的，有些不太协调，于是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笑了笑，没说什么，送走了夏尊。
夏尊说他还不如“索性做了和尚”，是愤激的牢骚之言，在一向办事认真、做一样像一样的李叔同，却成了加速其入佛进程的触媒。
七月十三日（公历8月19日），大势至菩萨诞日，李叔同选定这天，由了悟和尚主持，在虎跑寺施行剃度仪式，正式落发为僧，法名和法号依旧。九月十三日（公历10月17日），又在灵隐寺由大和尚慧明法师开堂，禀受具足戒，成为名副其实的佛门一僧。
这一年，李叔同39岁。
李叔同在西湖出家的消息，由杭州传至海内外，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大珍闻。同时也成为人们议论和探索的一个话题：风流倜傥、多才多艺的李叔同，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先驱者之一，时代正需要其在艺术和其他现实领域作出更多贡献之时，为何要隐遁于寂寞孤独的丛林兰若，甘作清贫的佛门一僧呢？
在其《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这篇著名文章中，李叔同把他出家的原因，分为“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所谓“远因”，是指如下一些具体经历。
一是，在他五岁以后，就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他家里来诵经拜忏。他的家庭中弥漫着一股信佛的气息。他在十二三岁时，还曾学过放焰口等一类佛事。这是说，他在幼年时期，就种下了信佛的因子。
二是，西湖佛教氛围的影响。李所任教的浙一师，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家叫景春园的小茶馆。李说，他经常一个人出门，到这家茶馆的楼上去喝茶。楼下有许多茶客，大都是摇船抬轿的苦力。楼上吃茶的，常常就他一个人，很清静。一边慢慢地喝茶品茗，一边凭栏观赏西湖的风景，隐约中能听到从众多寺院传来的钟声梵呗。吃完茶，回校的路上，他常常顺便到附近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里去转转。1918年10月17日弘一法师受戒后之“护戒牒”
1913年夏天，李在西湖广化寺专供在家人借住的豆神祠楼上，住了好几天。有时，他也到出家人住的地方去看看，初步观察出家人的一些生存方式，心里“感觉着很有意思呢”！
丛林密布，僧人如云，香火缭绕，梵呗钟声时有所闻，——西湖特有的这一人文景观，有形无形地活跃、强化了李叔同自幼种下的佛化因子。经亨颐先生所谓李“出家之想”，“一半是此湖”，就是这个意思。
李叔同所说，影响其出家的“近因”，主要指以下三件事：
一件是，断食试验本身在其心理心态上产生的作用，断食期间所见僧人和寺庙生活情景对他的影响。在虎跑寺，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即弘祥法师）从他窗前经过，见他总是十分欢喜自得的样子，便时常找他来交谈。这位出家人也时常拿些佛经来给他看。李说，他幼年虽也见过一些出家人，“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的。我虽然在那边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喜欢吃。及至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供起佛像来，天天烧香了”。
再一件是，佛学家马一浮对他的熏陶，使之“渐有所悟”，以及马的方外友彭逊之出家对他的感动。关于李所受马之熏陶，除了他经常出入其陋巷聆听其谈佛说法，李少年时的友人、时任钱塘道尹的王仁安，在其《惜才》一文中所记，马（一浮）在定慧寺，向李（叔同）、彭（逊之）、陈（一月霞僧弟子）、刘（一曾受菩萨戒的居士）等四人，谈佛说法之情景，亦是一明显的例证。
还有一件，就是1916年底至1917年初李实行断食的起因，和1918年8月间夏尊所说“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等几句牢骚话对他的激发。——后来有一次，李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夏的面就这样说过：“我的出家，大半出于夏尊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李叔同的自述，当然是可信的，也确实涉及了他出家的一些原因。但他之出家，也还有如下一些他自己没有或没能说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不能理解与适应时代风云的莫测变幻。前述辛亥后七八年间，中国时局的动荡多变，在加深李叔同原有的人生无常世事难测之感的同时，促使这位耽于理想、缺乏亦不善于社会实践的艺术家，加快了探索一条旨在拯救诸苦的精神之路的步履。在这个过程中，其潜在的佛化因子渐趋于表面化了。
二是，时代思潮的潜移默化。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面临着存在与意义的双重迷失，需要一种契应时代之需的思想观念，以解决社会和人心的种种问题。当此之际，佛教文化受到了部分正在寻找出路的先进中国人的青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将佛教当做宣扬其新社会大同理想的思想工具和精神依托。他们以为，佛教所具有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等特征，正可用来救国救民救心（实际上，他们以此构筑的社会政治理想，很为当时一般民众所接受），其张扬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众生不得渡者，我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有助于培养人们无私无畏、为国为家自我牺牲的品质与意志。出身于富有佛教气息之家，并称“南海康君是吾师”的李叔同，处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中，不只受其影响，且有过之。康梁等人之假借佛教，旨在变革社会现实和进行现实社会实践，而不是按图索骥式地去实现佛教本身的理念，他们也没有真正成为佛门中人。做一样像一样的李叔同，在时代思潮的熏陶下，其于佛教之向往，自不会仅仅停留在假借的层面，他是要直接地去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的各种理念的。以此，他就步步逼近并最终迈入佛门了。
三是，个人气质及其艺术实践的影响。李是十足艺术家型的人。作为才子，他的幻想多于实际；作为艺术家，他是在幻想中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诗词骚赋，金石书艺，音乐美术，是其所学与钟情之所在。这些门类的文学艺术，其境界空灵虚幻，无可把捉，诚如李之得意门生丰子恺在谈到乃师何以皈依佛门时所说，“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李长期浸淫于这些门类的艺术，并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当其将这种爱好推向了极端，又感到不能满足时，就很容易与佛法接轨了。
此外，在探究李叔同的出家之因时，还必须看到其当时生理、心理和生态的情景。李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和由上一代传下来的肺结核病。患有这两种烦症的人，需要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尘嚣的山谷丛林，则是最理想的去处。还有，艺术上才华出众而“决想不到自己会做一个艺术教师”；同情生母的遭际，自己却又在正室之外娶有外室；万贯家财荡然无存，又需供养南北两个家庭；越接触内典，越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生活有所反思，反思中不无后怕（其所说“余无始以来罪业至深”，决非泛泛之言），等等，李当时的心态，对导致其最后入山为僧，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概而言之，李叔同之出家，是种种主客观因素综合的结果，每一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决非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李叔同出家之初与在家好友合影，右一为马一浮。
七 掩关永嘉
由艺术教育家变为佛教徒，从现实的此岸（“世间”），开始向非现实的彼岸（“出世间”）走去，这是李叔同整个人生路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转折。自此，往生西方，超生脱死，成了他言念举止的唯一旨归。李既已成了佛教徒，我们当以弘一法师、弘一大师称谓之，简称则以弘一、弘公或法师、大师名之。
灵隐受戒后，弘一法师应嘉兴佛学会会长范古农（1881—1951，字寄东，浙江嘉兴人，后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之邀，前往该地精严寺挂单。听完马一浮先生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讲学，他一边阅藏，一边整理寺内经籍，为之著录标签。两月后，又应马一浮之招返回杭州，参与海潮寺“打七”佛事，驻锡玉泉寺。翌年初夏，回到虎跑寺，第一次过结夏期。从华德禅师学唱赞颂，在他僧手录的基础上，整理成《赞颂辑要》一册，并作弁言。结夏期满，移锡灵隐寺。冬初，又挂单玉泉寺，与同住程中和、玉泉居士吴建东共燃臂香，依天亲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决心修行净业，往生安养。（净业者，即佛教净土宗之修业，旨在往生西方净琉璃世界，即所谓极乐世界、安养国也。）
其人虽已进入佛门，却常有旧雨新知前来拜访。此时之弘一，每见友人，已非佛语不语，非佛书不书。每以自身之觉悟，提醒友人们佛理之不可违，佛法之不能不信。他以黄檗禅师之语手书《训言》，告诫老友杨白民：“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也。”以《楞严经》四节书赠夏尊，启示他回归清净寂然、灵妙光明、没有生灭的心性本体，以免被声名利养等欲念所累；提醒“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清朝人周梦颜的《安士全书》讲佛理十分彻底，不可不读”；还为结识不久的范古农所率领的佛学会会员开示念佛，与他们商讨如何收集和整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注疏》等佛事。
及至1920年初夏，弘一法师出家将近两年。本来，在他的意念中，避开人际的纠葛，世事的纷扰，即为其出家的愿望之一。然而，一年多来的实际情形，时与愿望相违。弘一在俗时的生活，毕竟太引人注目了。加上众多老友的关怀，出家之举造成的神秘色彩，追踪来访的人总是不断，弘一有不胜应酬之苦。他需要觅得一处没人干扰的僻静之地，以掩关静修。适逢家住浙江新登（今并入富阳）的浙一师门生楼秋宾来信，邀请老师前去该县贝山习静休养，并说可以辟出一块山地，供老师“筑室掩关”。贝山高两千余尺，八月至四月，积雪盈尺，久不能解。法师觉得那正是一处静修终老往生西方的理想之地，便于六月下旬，告别在杭知交门生，由弘伞法师（即俗名程中和者，辛亥革命中当过团长，此次为陪伴弘一去贝山，行前亦皈依了佛门，辈分上系弘一之师弟）相伴，登轮前往。
但此行颇不顺利。到贝山后，弘一等暂住楼秋宾家中。他反复讽诵着来前为资亡母（诞辰五十九周年）冥福而敬书的《佛说无常经》，并写下长篇跋语，详述经常讽诵是经能得之七大利益。其利之五，关涉伐木营作之事，曰：“斩伐草木，大师所诃。筑室之需，是不获已。依律所载，宜诵是经，并说十善。不废营作，毋伤仁慈。”弘一此来贝山，既“将筑室掩关，鸠工伐木”，他反复讽诵《佛说无常经》，原因之一，就在排除伐木筑室中可能出现的“异相”、“别相”等障缘。但障缘终于未能排除。不久，贝山山洪暴发，泥石翻滚，计划中用作掩关静修的居室没能筑成。入山时，弘一带着《弘律藏》三帙，和由日本请来的南山律“三疏”（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故其所创律学称“南山律”；“三疏”即其所著之《四分律删繁补阙行1920年夏弘一法师写给西泠印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社社长叶为铭的信随机羯磨疏》，律界亦称之为“南山三大部”）、“三记”（即宋元照律师注释“三疏”之著作《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准备在山中穷研精究。此愿终因筑室不成未能实现。
缘障贝山，愿望受阻，弘一等由楼家移住附近的灵济寺。在这一寺院中，他写了很多佛经，如为弘伞师丧母书写《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菩萨戒》一卷，“惟愿福资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圣诞，弘一剃度两周年，敬书《佛说大乘戒经》一卷，“惟愿四恩三有，法界众生，戒香熏修，往生极乐”；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萨圣诞，又敬书《十善业道经》一卷，惟愿法界众生，“以此净业正因，决定往生极乐”。1920年夏弘一法师将赴浙江新城掩关时书赠夏尊之字帕
一进八月，贝山即积雪凝寒，气温骤降，不宜居住。弘一与弘伞，沿富春江下移衢州，驻锡北门外之莲华寺。寺临莲华溪（今为该地村名）而建，故得名。溪上“架石梁三虹，空谷幽涧，名胜甲浙东”。莲华一寺则宏敞雄伟，为三衢之冠。在贝山时，弘一因写经过多，目力受损。来衢后，遵照时在普陀山的印光法师之劝告，以息心念佛为主。空暇时间，不是到寺园莲华池数鱼消遣，便去莲华溪畔漫步徜徉，捡拾滩头奇石赏玩。
地方上各界人士，得知弘一这位昔日之风流才子、今日之空门一僧在此驻锡，纷纷前来拜谒参礼。弘一最乐于会见的，是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和纯粹的知识分子，对天真未泯的儿童，尤为喜爱；最不乐意接见的，是官僚士绅和军界人士。
有位老居士，带他幼小的孩子来访。弘一一见，抚爱欣悦，溢于言表。小朋友当场写了一幅二尺小楹联，弘一为他题写跋语，并说小朋友的书法，他还不如。医生冯明之其人，通晓医典，博学穷研，但能蔑视荣利，无闻于世，蔬食长斋，栖贫自澹，弘一视其为同道中人。冯氏与弘一交往，更觉相契无间，相见恨晚。有位团长亦慕名来访，却被弘一三访三拒，不免气愤，说他瞧不起武人。关心弘一的人觉得，不能得罪武人，劝他一见为好。弘一则说：“这位团长，无非想要我一张字，送他一张佛号就是了。烦你转交吧。”
爱好书法的南社旧友尤墨君（1895—1976，江苏吴江人），时来讨教如何写字之法。尤问：“习字先临碑，是要得其古趣，后写帖，是要得其媚态。是不是这样？”弘一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不再多说。尤有意将弘一出家前的诗词文章编成一辑，以其有过“息霜”的署名，取书名为《霜影集》。弘一并不反对，但他说：“若录我的旧作流布，诗词悉可删去。我三十岁前所作诗词，多涉绮语，格调又很单一，实在不值一看。……我的意思是，传布著作，宁少勿滥；再有，绮语之类尤宜屏斥，……非善业之故。”如此一删，其旧作也就所剩无几，尤拟议中的《霜影集》是无法编印了。
弘一法师在衢州莲华寺住了三个多月，于辛酉年（1921）正月，又归卧钱塘，卓锡玉泉寺。他还是觉得，“杭地多故旧酬酢”，干扰太多，不能“息心办道”。因此，他在玉泉寺披阅四分律、阅读本土诸师有关注疏的同时，寻觅着一处适宜久住静心修持的所在。
弘一法师南洋公学同学、浙江瑞安人林同庄来玉泉寺说，永嘉（温州古称永嘉，又称瓯）山水清华，气候温适，又安静少打扰，可去那里专心修治佛典。法师闻之欣然，有意前去驻锡，他请林设法联系。不久，法师接受当地吴璧华、周孟由两位居士邀请，于1921年3月下旬，由小和尚宽愿（弘一在佛门收纳的两位弟子之一）陪侍，绕道上海前往永嘉。最初几天，曾息影江心寺，后住进位处城南的庆福寺（俗称城下寮），开始了永嘉十二年的修行生涯。
弘一称永嘉是他的第二故乡，庆福寺是第二常住。十年间，他曾多次短期或较长时间外出云游，包括两次远涉南闽，但永嘉庆福寺，始终是他僧籍所隶的常住地。每次外出，通常是从永嘉起程，云游一段时间，又回到永嘉。
1921年年初在杭州时，弘一即开始精心研讨四分律（又名《昙无德律》，主要说明僧尼五众别解脱戒的内容与受持方法，因其由四分构成，故名），和唐宋以来的有关注疏。他在后来编竣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中说，先前，他就曾“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四月来永嘉住进庆福寺后，为了集中精力穷研律学，编制这一“表记”，立即宣布闭关，并自约三章。约文说：余初始出家，未有所解，急宜息诸缘务，先办己躬下事。为约三章，敬告同人:一、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二、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三、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过了一个多月，他又以印刷品《掩关谢客简》，分寄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佛教书籍出版家）等师友。“简”文说：“不慧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自今以后，掩关念佛，谢绝人事。仅致短简，以展诀别。他年道业有成，或可启关相见。”写给夏尊和杨白民的信中则说，他这次掩关，“如无障缘，期以二载，圆满其业（至后年春初止）”。
弘一闭关后，除初期遇上亡母王太夫人六旬冥诞，书写过《赞地藏菩萨忏愿仪》二卷、《佛三身赞颂》三种，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披阅四分律上，读律之余，又“时缀毫露”。庆福寺住持寂山上人（1877—1962，俗名陈星楠，浙江乐清人，1894年出家），以弘一原为富家子弟和艺术界名人，竟能如此严格戒律，苦读精进，故将其如同活菩萨一般钦敬供奉。有了寂山长老的悉心关照，加上自己严守约法，闭关三月后，他就草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作初稿，为以后不断充实完备，细琢细磨打下了基础。
编完“表记”，写经两种：《佛说无常经》、《佛说略教戒经》，作为亡父三十七周年讳日的纪念。又手书《阿含经》、辑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毗奈耶”，梵文“律”之音译）等经籍多种。
这年（1921）8月间，弘一曾致信夏尊说：“义海渊微，未易穷讨，念佛一法，最契时机。”到了年底，夏来信说，他已信佛素食，但还“信得不够虔诚”。并说：“每次看到你那种赤诚、牺牲的宗教家风，献身于佛道的不休息的精神，再回想你往日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及青年时代的生活，如挥鞭断流，便使人汗颜不已。因此，我现在开始实践佛家的修持生活，每天早晚持‘阿弥陀佛’圣号，愿师在光中加被。”在弘一看来，尊终于迈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真该为之高兴。于是挥毫书赠益大师（1599—1655，俗姓钟，名智旭，字振之，别号八不道人，江苏吴县人，明末高僧，晚居浙江孝丰灵峰寺）、天如禅师、二林居士（1739—1796，原名彭绍升，江苏苏州人，清代佛教学者）等高僧大德法语数则，以督励之。为夏尊写过字幅，弘一又想起另一位远在上海的老友杨白民，至今仍沉溺于尘俗世网中，有必要再次点拨一下。法常首座有辞世词曰：1922年弘一法师书赠老友杨白民《法常首座辞世词》弘一法师与弟子因弘法师合影弘一法师刻赠夏尊之五方印章及其题记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珽珽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弘一手书此词寄赠白民老哥。
篆刻一艺，系弘一在俗世的三绝之一（另两绝是诗词、书画）。他虽与夏尊交谊深久，却从未向这位老友出示过自己的篆刻作品。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于1922年二三月间，以“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等别署，刻印五方赠予，以供夏尊山房清赏。从佛家观念看，篆刻与书法等俗事，有玩物丧志之嫌，出家人应予摒弃。以此，弘一为刻印五方写一题跋，除说明缘起，还专门说：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引者按:此为“私”字之篆文书体）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志庆喜。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毋笑其结习未忘耶？
这是弘一入佛后难得操刀的成果，十分珍贵。
居瓯近一年，弘一既深感寂山上人的慈悲护念，悉心关切，依律又需奉寺主为依止师（即教授弟子之规范师），就多次向寂公表示其拜师之意。寂公再三辞却不允。弘一邀来吴璧华、周孟由二居士从旁恳劝，并把拜仪的毡子铺上了椅子，寂公还是谦让不坐。过了几天，弘一则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了拜师声明。此后，寂山上人虽又多次谦请弘一勿以弟子自称，但弘一无论在寺内，还是外出云游，始终尊称寂公“师父大人”。其尊师之情，衷矣诚矣！1922年弘一法师与因弘法师、周孟由居士摄于温州1922年弘一法师与道友摄于温州庆福寺
1922年夏天，弘一在庆福寺身患严重痢疾，药物治疗不见效果。他疑惑将从此不起。当寂山上人前来存问，问到如何才好时，弘一说：“大病从死，小病从医。今是大病，从死就是了。”
寂山赶紧说：“上人不必多疑，不会那么严重。”
弘一说：“不是弟子多虑，我有感觉。弟子来寺一年多，恩师关照之恩难报。现在还有一个唯一的要求，请恩师照准……”
寂山安慰着说：“有何要求尽管提，小僧当尽力而为。”
弘一说：“待我临终之时，将门窗之类紧紧关闭，再请几位法师助念佛号。气断六小时之后，用这床榻上的被褥将我缠裹，送投瓯江江内，以结水族之缘。”
终于出现了奇迹。就在“从死”等待中，弘一的病，慢慢痊愈了。他又拿起早已开始摭写的《警世篇》。这是根据益大师代表作《灵峰宗论》摘编的格言录。年底竣稿，又改名为《寒笳集》。无论对方内还是方外之人，就提高道德情操言，这一编著，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八 启关游方
时间到了1923年3月底4月初，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期以二载”的掩关静修“圆满其业”。以后是他一段行脚游方的生涯。
法师由永嘉起程，先在杭州商定好结夏期的安排，又前往沪上，挂单沪北太平寺。他这次来沪，是要和佛教居士林的尤惜阴居士（1872—1957，名秉彝，号雪行，20世纪20年代末去南洋，后出家，法名演本，号弘如）合作撰写一篇《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文章由法师详细提示纲要，尤居士具体演绎撰写。
在沪期间，有些老友来访。法师与穆藕初在沪学会时期，曾为抵制外国货物侵占中国市场，一起振臂高呼过，慷慨激昂过，往后二十年，俩人逐渐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穆在留美回国后，经过数年努力，成了沪上颇有成就的实业家；李则成了空门一僧。但穆在实业救国的过程中，也经常因遇到各种障碍与挫折，有难于应对的窘境。就在这次法师来沪之际，穆正为棉纺厂人事纠葛，愤然辞去总经理职务，“心绪甚恶劣”。因此，当他听说曾是同志的“世外高人”在沪的消息，顿感“仿佛一轮皓月临幽室”，立即放下一切，专程赶到法师挂单的寺庙礼谒参拜。他把多年来在老友出家问题上心存的疑点，一一提了出来，法师给了他圆满的答案。末后，谈到佛教与时局与文化的关系，穆说：“我最近正在阅读有关西方文化和哲学的书。见到有些书上对佛教颇有诋毁，断言说：‘假使佛教大化，中国之乱更无已时。’……”穆对这类过甚之辞，虽不以为然，但信向佛化之心，却又非常浅薄。他又接着说：“我仅仅知道佛教是出世的，而我国衰败至此，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所以恕我直言，我不甚赞成出世的佛教。不知弘公将何以教之？”
弘一说：“居士之所见，属于自利的小乘一派佛教。出家人并非属于消极一派，其实积极到万分。这，试看菩萨四宏愿就可知道。何谓四宏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渡；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切新学菩萨，息息以此自励，念念利济众生。救时要道，此为急务。推行佛化，首在感移人心，以祈慈愿咸修，杀机永息，并非希望人尽出家。出家须有因缘，而出家人亦讲孝悌忠信，亦主张尽力建设，造福苍生。至于某些谈论中西文化的人，以为佛教大兴，中国之乱更无已时云云，其实作者并未真正知晓佛教之精义，只是在那里徒逞私议，浪造口业而已。口唱邪说，障人道心，罪过非轻，殊堪悯恻。……阿弥陀佛！”穆藕初（1876—1943）弘一法师所书之横披
少顷，弘一又竭力勖勉穆今后勤看佛经，清净心地。他说：“凡现在地位甚高之人，夙生地位亦甚高。万勿被眼前的富贵地位所迷惑，以致堕落。”
穆在回忆这次和弘一会见对其深远影响时说：余经此一番开示后，觉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意，做许多好事于世间。故余深信佛教于人生有大益。但余喜在家自修，不愿向热闹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
他还用以下的韵语，道出了撰写《五十自述》一书的宗旨：世界原无事，吾人自扰之。痛心由失者，追悔已嫌迟。一切凭谁造，贪瞋更带痴。咸疑生恐怖，性海浪翻时。好事成残局，艰难只手支。机缘来莫喜，世味耐寻思。寄语当途客，咸宜慎设施。前车应借鉴，补益有毫丝。
在穆藕初这位实业家的韵语中，不也透出了一点佛心佛意么？而这，是弘一法师的影响所致吧。
原南高师校长江谦，在弘一法师出家的第二年（1919）亦辞去校长职务，念佛研佛，精进不懈，所著佛学著作多至十七种。江由教育家而信佛研佛，其间，亦不无弘一法师的影响。他有一首《寿弘一大师六十周甲》诗云：“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未忘。宁社恣尝蔬笋味，当年已接佛陀光。”这是说，李叔同在南高师任教时即有导儒归佛之倾向，这种倾向及李最终出家之一举，对江谦之向佛信佛，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现在，当他得知弘一法师正游方沪上，也来太平寺拜谒了。谈话间，法师建议江读一读明代高僧智旭（即益大师）的著作《灵峰宗论》。并向江详细叙述了他师承系统的导师之一智旭的生平事迹和佛学思想。江在回忆与弘一这次会见时说：“癸亥遇师沪上，教读《灵峰宗论》，受益无穷。”在《寿弘一法师六十周甲》诗中又写道：“细读灵峰宗论教，别来旦夕未能忘。千年入佛相攻案，至是铿锵会一堂。”此亦可视作弘一法师影响士人之一端。
约半个月后，《普劝印造经像文》撰作完毕。文分印造经像之功德、机会、方法及发愿文之程式、写法、写画之注意和结论等六大部分。在第一部分“功德”中说，“佛力无边，善拔诸苦；众生无量，闻法为难”，故“作此印造功德者，开通法桥，宏扬大化，遍施宝筏，普济有缘”，“其心量之广大，实不可思议，故其功德之广大，亦复不可思议也”。文章从十个方面，一一列举了印造经像之具体功德和利益，如：“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失，重者亦得转轻”；“常得吉神拥护”，“夙生怨怼，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之苦”；“心得安慰，日无险事，夜无恶梦”；“至心奉法，虽无希求，自然衣食丰足，家庭和睦，福寿绵长”；“所言所行，人天欢喜”；“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等等。这篇文章，第二年（1924）附刊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印光法师文钞·增广本》第四卷，是弘一法师最早问世的一篇略具规模的佛学著作。
写完《普劝印造经像文》，时已初夏，弘一法师返回杭州，安居虎跑寺，过结夏期。期间，为西泠印社写《阿弥陀经》一卷。后由善人舍资监造，在西湖边建造弥陀经塔一幢，特请名匠操刀，将法师所书经卷镌刻于石幢，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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