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6-202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世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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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6-2025）试读：

本书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研究的第四辑。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而“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冲刺期，从长期经济发展阶段看，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转型的关键期。转型进程如何，关系2020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重大。

本书研究内容聚焦于“十三五”时期。依照惯例，我们将对宏观经济和各重要领域今后十年的增长前景做出展望，重点分析“十三五”时期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何时、以何种方式“触底”，“触底”后是何种走势，是“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议题。在长期增长框架中，这一阶段如何定位，应该起到什么样的历史作用，也是理论上面临的挑战。我们提出“由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概念，就是一个有关的理论描述。质量追赶大体上处在“后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增长”之间，其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进一步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与质量追赶相适应的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将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为供给侧改革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在供给侧改革受到重视且有所泛化的情况下，明确目标、突出重点至关重要。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依次展开讨论。转型再平衡的条件与进程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是“十三五”直接面对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从需求角度看，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正是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高投资触底，有一个通俗说法，即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触到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快速回落，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房地产投资增长触底，也意味着全部投资乃至从需求侧看的整个经济增速探明底部。

第二，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

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最大降幅达5.9%；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负增长。分析表明，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在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然而，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难”也超出预期。其原因，首先是有关地区大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等减产能到位后坐收渔利，从而陷入“囚徒困境”。其次，去产能后的职工安置、债务处理、资产重组等都是难啃的骨头，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采取了等、熬、拖的办法。但这种局面显然不可持续。企业长期亏损，财政减收、债务违约、就业困难等问题不可避免，相关地区可能守不住底线，经济全局也可能出现更为困难的局面。

事实上，近些年供给侧大调整，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行业。增速由20%~30%降到负增长，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重化工业。出口行业也经历着艰苦调整，企业订单减少、负担加重，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有些移至外地，还有的企业老板“跑路”，如此等等。但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体上似乎“声音”不大，也没有获得多少政策资源支持，堪称“静悄悄的变革”。重要的区别在于，出口行业主要以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则聚集了众多国有企业，其中的大企业以国有为主。民营和外资企业调整较快，方式多样，不会久拖不决，因为它们拖不起。有的人实在经营不下去，解不开困局，可以“一跑了之”，而不会在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下继续经营。用工制度灵活，调整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较易解决。而人、债、资产重组等问题，对国有企业而言均为难题。“大而不倒”“国企出问题，政府总要管”的明显或隐形政府承诺，使国企调整难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国企去产能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企、国资深化改革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被逼出来的难得改革契机。出口行业和重化工业在调整中的表现对比，提供了不同体制机制在结构调整差异的典型案例。

第三，新动力形成。通常意义上的新动力，是指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亦可称之为“新经济”。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如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相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

这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例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但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新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老经济”加新机制，这方面的潜力往往会被忽视。美国研究竞争战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等人（2002）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中，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后存在着“二元经济”，一个是高度对外开放、竞争力很强的领域，另一个则是面对国内市场、封闭性强、竞争力差的领域，包括物流、电信等基础设施，加大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他提出，日本经济要提高竞争力，必须解决后一个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纠正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大有文章可做。

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忽视这种非对称性，容易对新动力的规模扩张产生过高期望。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新产业在规模上远不能对冲老产业减少的规模。例如，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尚不足10%，其中有的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如光伏发电行业。新经济的替代性增长，呈现“降成本、提效率，但对GDP增长贡献不大”的特点。加上新机制的老经济，也属于“后历史需求峰值期”的增长范围。概括地说，新动力能够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明显滞后于“需求底”，不难想象，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特殊困难期：增长速度相当低了，PPI依然低迷，企业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的金融财政风险加大，甚至酿成某种形式的危机，从而落入一种可称之为“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短期内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上有实质性进展，促使PPI和工业企业利润止跌回升，“效益底”与“需求底”的时滞缩短。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性。

经济触底的过程不大可能一帆风顺，抑或将经历一个复杂、很可能波动较大的过程。受某些短期因素影响，相关指标可能转好，但需要观察其可持续性。底部形成将是一个过程，需要多次验证确认。触底成功后，增长态势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现V型或U型反转，而很有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质量追赶：追赶的新阶段

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这个中速增长期如何定位，在长期增长分析框架内，它处在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来说，以往重点放在解释后发经济体的“起飞”问题上，对起飞后的持续增长和到达一定水平后的“降落”问题缺少关注，虽然国际上也有一些文献（Eichengreen，2012；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关注到了“降落”的问题，但尚未形成一个有较强解释力、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对中速增长期的研究，不论对理解这个特定时期，还是构造一个长期分析框架，都有重要意义。

从时间分布来说，中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这里所说的成熟增长期，是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的增长阶段，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置换或维修等支出，构成需求的主要部分。这种更新需求在中国逐步增多，但中国远未达到成熟增长阶段。与成熟增长期相比，中国至少还多出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工业化阶层尚未实现的需求，或者说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实现但中低收入阶层尚未实现的需求，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中产阶级是推动此类需求增长的主力军。这两种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

从供给侧看，在2015年的本项课题研究中（刘世锦，2015），我们区分了初次扩张型增长（P型增长）、追赶标杆型增长（A型增长）和前沿拓展型增长（F型增长），中速增长期将以A型增长为主，加上逐步减少的P型增长和逐步增多的F型增长。A型增长的特征是大多数企业与标杆企业的差距相对缩小，行业增长的质量平均值提升。

因此，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中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美元，美国人均GDP超过50000美元。从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要接近或赶上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数量上说，大部分追赶还是完成于中速增长期。但由于基数已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仍可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低于以往的数量增长。难度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上。这里要谨慎地将质量提升与创新驱动区分开来。质量提升大部分仍然是“追赶型”的，也就是说，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吸收甚至模仿上，只是“标的物”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到“上台阶”。质量追赶过程中当然会有创新，但大多是适应性、扩展性的创新，那些根本性、具有颠覆意义的创新也可能出现，能够形成直接增长推力的比重应该不大。这里要注意的是，不应过于强调创新而忽略追赶，事实上，追赶的空间远大于创新。这不仅涉及对创新驱动的如实评估，也涉及具体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比如，如果把重点放在追赶上，就应当采取更为开放且选择性更强的政策，鼓励支持那些有助于质量提升的“引进来”“走出去”活动。实现某个质量追赶目标，能拿过来还是要先拿过来，以降低成本、缩短周期。

质量追赶与数量追赶相比，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将有很大不同。在现有的情况下，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会在“老经济”中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如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如用机器替代人工；更多地则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转到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水准；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产业升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也要跟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创新必须经历一个试错过程，因而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所以强调市场在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创新要素是流动的，那些能够吸引到更多创新要素的地方，才会拥有更多的创新成功的机会。所以，大量的创新出现在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所谓营造创新环境，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能够吸引到更多创新要素的体制和政策条件。创新的作用日趋重要，但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而紧迫，不能拖，也拖不起。但对为什么要改、改什么、如何改，有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存在着把供给侧改革泛化的倾向。

比如，有的观点将供给侧改革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相联系，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减税。无疑，有些方面企业税收负担偏重，减税是“降成本”的着力点之一。但客观地说，在经济和财税收入减速、财政支出刚性很大的情况下，减税力度不可能很大。而且，减税仍然属于宏观政策，只是间接作用于微观基础。

又如，有人以中国游客到日本抢购马桶盖为例，提出中国产品质量低，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企业产品的档次。产品质量与供给侧当然有关，但影响产品档次和质量的因素相当复杂，既有体制政策问题，也有发展阶段问题。即使与体制政策相关，产品档次和质量也是体制政策改革后的结果。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供给侧改革。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为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创造必需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具体地说，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第一，切实放宽准入，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以电信为例，近期降低资费的呼声甚高，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依然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这些领域，看起来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有活力的新投资进去，可以提高整体效率。这种能够提高行业效率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第二，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三，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由于创新与模仿的实质性差异，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转向遵循创新规律、营造创新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更加“聪明”地发挥作用，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有长远打算；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的聚集和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四，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向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第五，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十八大”以来提出和贯彻八项规定，大力度反对和惩治腐败，成效显然，深得人心，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把当前出现的懒政现象归结于反腐败不符合实际，颠倒了是非关系。从实际情况看，部分干部的不作为原因复杂，既有“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也有新常态下老办法行不通而出现的“不会为”，指标脱离实际、风险过大而“不愿为”等问题。政治生态的变化，要求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要“开前门”，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结构要求的长效机制，重要元素包括选人用人机制的透明度和稳定预期、“政务官”与“事务官”适当分离、职责与监督有机结合、稳定的薪酬增长机制、福利待遇与廉政状况挂钩机制等。同时，要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项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这种试验也是一种试错纠错的过程，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成本。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上源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2010年，在人们把高增长看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要下一个较大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而在目前，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过度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有更高的要求，正确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变量。

本书是一项长期研究项目成果，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一。与以往一样，在基本判断、写作框架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并鼓励作者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适度的自由发挥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位领导、各研究部所领导和其他研究人员，对本项研究给予了多方的指导、帮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力拓集团合作研究基金继续对本项研究提供资助。中信出版社为本书出版继续提供高质量服务。在此对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再次表示诚挚谢意。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读者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使本项研究在质量提升上取得新的进步。参考文献

刘世锦，“攀登效率高地”，《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攀登效率高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迈克尔·波特、竹内广高、榊原鞠子著，《日本还有竞争力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

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成长的阶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2012.“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Asian Economic Papers, 11, 42-87.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Summers.2014.“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20573.综 合第一章十年展望：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经济陈昌盛 何建武要点透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日益明显，呈现一些重大的

转折性变化，同时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我们据此

对短期和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展望做了小幅调整。其中，

2016年经济增长预测由6.7%下调到6.5%，未来十年平均增

速由6.2%下调到6%。展望未来十年，从总需求结构看，消费率将由目前的

50%左右上升到60%以上；投资率将不断下降至30%左右。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占比将快速提高，由目前的50%左右

上升至2025年的60%以上。同时，技术进步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尽管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将有所下滑，

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将由过去平均

30%左右上升至2025年的40%以上。2025年人均GDP将由目前的接近5万元人民币上升到10

万元以上，由目前的8000美元左右上升至1.9万美元左右，

由目前的接近1.1万国际元上升至1.8万国际元左右。名义美

元计价的人均GDP，届时将与目前的非经合组织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相当；购买力平价水平，届时将与目前的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相当。当前我国经济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

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

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

缓，是结构性变化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

业周期波动明显不同。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中的几次小幅

回升波动表明，需求刺激只能让经济增速短暂企稳，并不能

改变潜在增速下行趋势。2016年预计将是199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最低的一

年，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将集中显现，经济运行的困难和

挑战进一步增加。总体上看，出口在激烈调整后趋于平稳，

2016年会略有好转，未来几年维持低速增长。消费增长总

体平稳，受GDP增速持续回落和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后续

将小幅回落，但消费升级步伐不会停滞。投资增速将继续放

缓至8.5%左右，但有望进入阶段性底部，随后几年基本企

稳。预计2016年CPI（消费价格指数）增幅1.8%，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1200万人。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如果能避免系统

性风险，乐观估计本轮经济回调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

年出现，全年增长6.5%左右，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

逐步企稳，但基本不可能出现短周期V型反弹，经济运行总

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大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力度，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全年经济增速6.9%。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处在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时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抓住新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的同时，协调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把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加快在更高水平上重建新的平衡，开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上台阶的新十年。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具有较大影响的新变化

过去一年发生了许多可能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事件和变化。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提升

2015年发生了多项反映中国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的重大事件：一是，由中国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二是，由金砖国家发起设立旨在为金砖国家构筑共同的金融安全网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于2015年7月21日在中国上海正式开业。三是，2015年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占到10.92%的权重，超过日元与英镑，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有利于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未来的发展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大宗商品价格整体持续下跌

2013年以来全球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2015年这种趋势呈现加重态势。一方面，价格下跌商品的品种越来越多，在世界银行给出的十类商品中无一例外全部价格下跌。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约翰·巴费斯（John Baffes）指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从未出现所有主要商品价格同时下跌的情况，从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这一趋势只在亚洲金融危机和1984~1985年出现过。另一方面，2015年的价格跌幅大幅扩大，最低（化肥）达到5%，最高（能源）达到45%。如果跟2011年的价格峰值相比，许多商品价格已经下跌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参见图1）。且这次价格全面下跌的幅度超过以往。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既与美元的强势周期有关，也反映出市场对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而且从世界银行的预测来看，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内部过剩产能的化解等，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图1.1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orld Bank Commodity Price Data（The Pink Sheet）“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发布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2015年10月26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结构调整方面，《建议》提出要使经济指标平衡协调，优化发展空间格局，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些无疑将对“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

另外，2015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和抓好“五大重点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直面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如果顺利完成，必将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有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人口政策的再次调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根据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6年1月1日起将正式施行全面两孩政策。这将对中国提升人口生育率、减缓人口老龄化等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也将对未来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造成影响。图1.2给出了不同人口政策下中国未来的人口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未来35年的变化趋势。根据该图显示的模拟结果，全面两孩政策将明显推迟中国人口峰值的到来，也将使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从供给侧来看，新的人口政策虽然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但对长期经济增长还是会带来较大影响。研究框架的简单回顾及相关参数的最新调整

2012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2~2022）》已经系[1]统地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细节和具体参数设定。今年本部分将与2015年一样只简单介绍我们使用的长期模型框架。研究模型的基本框架图1.2 中国人口总量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许召元（2014）

本研究的长期经济展望采用的是用于模拟结构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考虑供给侧的影响因素外，还着重考虑需求侧的影响因素，并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供给侧因素主要包括各种生产投入要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具体来讲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需求侧因素既包括国内需求，也包括国际需求，具体来讲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模型通过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直接联系，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然后通过需求侧的设定来分析未来投资的变化。

该模型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以前开发的递推动态中国[2]CGE模型（DRCCGE）的基础上修改更新而成的。模型包括34个生产部门，城镇、农村两组居民家庭，以及四类生产要素：资本、农业劳动力、生产性工人、专业人员。34个生产部门中包含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和9个服务业部门。模型的基年为2010年，数据主要来自基于2012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2012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对模型及相关参数的调整

第一，基础数据的调整。2016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之前的经济展望采用的是依据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通常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内部结构的调整。对比这两年投入产出表可以发现，整体经济的中间投入率由2010年的32%提高至2012年的34%，如果分行业看，这种变化幅度更大。因此今年利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编制了2012年社会核算矩阵，对模型的基础数据进行了更新，并据此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标定。

第二，对2015年数据的比较和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5》对2015年经济展望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并根据最新数据对模型进行调整，以使得2015年模拟结果与统计数据吻合。

第三，对与未来增长展望相关的参数进行了调整。这里的调整涉及人口和就业的数据以及投资增速、TFP增长率等。其中主要是根据住房、汽车以及出口等专题研究的预测，同时结合前面短期预测的分析，对未来十年投资的增速进行重新调整。整体来看，对于模型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近一两年，这主要依据的是本研究短期分析部分对近一两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而对于更长期的经济展望，模型基本维持2015年的设定。2016~2025年的经济展望

基于前面数据和参数的调整，利用模型对2016~2025年的经济进行模拟，同时结合未来汇率和物价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未来十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展望结果（详细的结果参见附表）。“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如前文所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到2020年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模拟，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有条件实现《建议》提出的目标。具体来讲，模拟结果显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6%左右，其中2016~2020年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6.5%。与2015年模拟的结果相比，我们稍微调低了短期的增速。图1.3 GDP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DRCCGE模型模拟结果

随着经济增长，人均GDP将不断提升。到2025年人均GDP将由目前的接近5万元人民币上升到10万元以上，由目前的8000美元左右[3]上升至1.9万美元左右，由目前的接近1.1万国际元上升至1.8万国际元左右。从名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的比较来看，届时中国人均GDP将与今天的非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当；从购买力平价的比较来看，届时中国的发展水平将与目前的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相当。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持续不断的结构转型

模拟和分析的结果显示，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将需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十年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5年的40%以上。二是消费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十年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5年的60%以上，相应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25年将下滑至30%左右。三是服务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快速提高，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5年的60%以上，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图1.4 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DRCCGE模型模拟结果

[1]参见：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2~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2]关于模型本身更多的描述参见有关文献，李善同、翟凡（1997），“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翟凡（1997），“结构变化与污染排放——前景与政策影响分析”。

[3]这里的人民币和美元都指的是现价。我国经济运行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和突出问题经济运行已出现重大转折性变化

近两年，经济运行中的转型分化特征更趋明显，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对于判断经济中长期运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密切关注。产业分化的阶段特征突显

不同产业发展分化态势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加快，但新兴部门尚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下降。一是服务业第一大产业地位确立，工业和农业占比持续下降。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为50.47%，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3%。产业内部分化特征也很突出，二产当中重化工业部门比重降幅较大，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最明显的则是金融业。二是传统和新兴产业效益分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效益都比较稳定。比如，通信设备制造业收入和利润分别累积同比增长15%和24%。信息服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也比较快。2015年，煤炭、铁矿石、油气开采、建材、钢铁、有色六大行业利润总额累积同比下降超过40%，比2014年同期减少约4000亿元，拖累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约7个百分点。三是同行业竞争愈发激烈，产业组织正在深度重构。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中，随着我国主要工业产品需求临近或达到峰值，产能新增步伐明显放缓，行业竞争格局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兼并重组案例层出不穷，据牛牛金融研究中心统计，2015年上市公司公告了1444项并购重组事件，而2014年全年公告了475项重组事件。一些重大转折性变化集中出现或得到确认

2015年，城镇住宅和主要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劳动力供给高峰已过的特征，被进一步确认，这对于判断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进程，展望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住宅行业重要指标均出现历史峰值。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超过一套，住宅新竣工面积2013年出现峰值，住宅施工面积在2015年出现负增长（-0.7%）。尽管2016年住宅需求回暖，但销售规模也很难超过2013年。二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或需求临近历史峰值。其中，钢铁消费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水泥产量同比下降4.9%，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发电量同比下降0.2%，为1978年以来增速最低的年份，1998年为2.8%，2009年为6.3%。千人汽车保有量超过110辆，汽车发展进入相对低增长期。三是劳动力供给峰值确认。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2~2014年期间年均降幅超过300万人。而更宽口径劳动力指标15~64岁年龄段人口也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高点，2014年继续下降200万。即便综合考虑劳动参与率指标，2015年我国劳动人口峰值也被确认。要素空间聚集形态正在发生较大调整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城市群协同程度的提升，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形态加速调整，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塑步伐逐步加快。一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明显分化。部分转型较早或较快的地区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加强，经济增长保持较好势头，经济增长质量也相对较高。例如广东和浙江2015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幅均超过16%。转型迟滞和严重依赖资源与重化工业的地区，经济增速下滑明显，产业升级步伐缓慢，地方财政困难，隐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例如辽宁和山西经济增速仅为3%左右，辽宁前11个月财政收入下降33.6%，山西全年财政收入下降9.8%。二是互联网、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了产业重构步伐。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则为各地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了便利。三是创新区域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向能够提供优质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区域加速聚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异已经显著超过人均收入差距。四是城市群从孤岛型向网络型演化，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资源优化再配置，有利于各个城市提升专业化水平，最终实现协同发展。去杠杆未实质启动并伴随明显的杠杆转移

2015年，受金融深化步伐加快、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社会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升，杠杆总水平持续增加。不过，各方面加杠杆幅度并不一致，而且杠杆转移和接力的特征较为明显。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较弱。2015年，受制于现金流状况恶化和外部融资条件收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至56.2%。而国企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主要是维系现有产能被动举债所致。二是政府和居民部门加杠杆步伐较快。2015年，消费类贷款增幅超过20%，超过同期企业部门贷款增速约7个百分点；2016年全年家庭负债占GDP比重预计上升至39%左右，较2015年增加约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总债务占GDP比重则接近60%。在企业盈利没有实质性好转之前，杠杆从企业部门向政府和居民部门转移的趋势还将继续。三是金融体系内杠杆“接力”特征明显。在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2013年以来受逐利动机驱动杠杆资金先后涌入影子银行、股市和债市。尤其是2015年上半年，两融等杠杆资金入市推动股价快速上涨，并形成了自我反馈放大机制，为股市后续大幅调整留下隐患。股市7月大幅震荡之后，避险动机驱动大量资金进入债市，并出现了所谓的“资产荒”。为了追求较高回报，不少投资机构提高了杠杆倍数，债券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迹象。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不断增强

过去我国是国际经济波动和政策变化的被动接受者，而现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表现会通过贸易、金融、预期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比如，2015年6月底和7月初的股市波动，以及8月份的汇率形成机制调整，都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对全球经济发挥了“稳定锚”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深，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也符合中国利益。目前我国每年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存量超过6万亿美元，每年出境人数超过1亿人次。因此，我国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充分考虑和积极利用我国正在增大的外溢效应，也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反馈效应。短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动力弱化，新的动力尚在孕育之中。由于传统部门比重较大，成长较快的新兴部门支撑力总体不足，还不能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债务真实负担加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加上严重过剩产能清理还没有实质性启动，经济增速仍未阶段性触底，企业效益过快下滑、债务风险显露和隐性失业显性化等风险依然突出。通缩风险并未解除

2015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去库存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年物价涨幅持续低位运行，通缩压力仍然存在。CPI同比增幅年末有所回升，但全年平均增长1.44%，显著低于年初预期目标。截至2015年12月，PPI连续46个月负增长，主要工业品实际价格已经跌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用GDP平减指数测度的全社会物价水平，2015年增幅也为负值。物价涨幅长期偏低，特别是PPI连续为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抑制了企业增加库存投资和扩大产能投资的积极性。2015年，工业库存同比增长-0.1%，仅工业库存投资下降就拖累GDP增速近1个百分点。另外，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增幅持续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部分企业因此出现大幅亏损，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新增投资积极性明显不足。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影响财政稳健

2015年以来，企业效益下滑幅度进一步扩大，财政收支稳步增长的难度增加。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仅0.8%，而同期利润同比下降2.3%。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降幅超过了40%。由于企业效益下滑，财政增收面临较大挑战。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加8.4%，增幅较去年下降0.2个百分点，大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增速均低于201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更为突出，2015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1.4%。与此同时，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5.8%，较2014年上升7.6个百分点，刚性特征明显，维持财政稳健性的难度也因此增加。另外，尽管目前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稳定，但随着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开工不足，加上财政支出规模受限，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过剩产能出清步伐迟缓拖累结构调整

严重过剩产能清理进程缓慢，不但拖累了企业部门的盈利增长，而且还需要不断增加新的信贷和财政资源来维系亏损企业的日常经营，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和金融风险。目前制约产能出清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出于保GDP、保税收和保就业的考虑，存在侥幸心理，都希望别的地方先清理过剩产能。二是银行不愿意不良贷款过快暴露。当前，国有银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迫于责任追究和控制不良率的压力，不希望企业破产导致隐性坏账显性化。三是破产诉讼的受理和审理进程缓慢。受制司法诉讼费偏低、破产管理人不愿意配合、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等因素，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过剩产能需要较长时间。四是员工安置问题不能妥善解决。部分需要破产清理的企业承担了一些医疗、养老等社会职能，地方政府不愿意接这个包袱。在资金筹集困难的前提下，也只有少数地方尝试将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划拨社保。五是部分产能过剩清理过程涉及土地、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问题，牵扯到多方利益的博弈。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

2015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城镇登记失业和调查失业率变化都比较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深化，部分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是上游原材料行业盈利大幅下滑导致待岗或者裁员。在重化工业部门和资源型产业集中的地区，一些重点企业经营十分困难，部分甚至依靠贷款维系日常营运，员工轮岗、待岗和工资被拖欠的现象非常突出。2016年若加快过剩产能清理步伐，就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二是加工贸易对就业吸纳能力显著下降。随着我国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相对强势，部分加工贸易环节或者订单加快向海外转移。三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就业岗位可能减少，从而对农民工群体造成较大冲击。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2500多位企业家的调查，2016年企业用工更趋谨慎，预计用工人数减少的企业家占27.8%，较“增加”的比例高出6个百分点。另外，大数据监测的结果也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7万多栋写字楼、13万多个商场以及部分工业园区的就业数量，与2014年同期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债务违约风险陆续暴露影响金融稳定

2015年，伴随经济增速回落和结构性调整的深化，债务违约事件增多，银行贷款不良比例显著增加。2015年，保定天威集团未能兑付到期利息，成为国企债券违约第一例，也是首单违约的银行间市场债券。中钢股份公告称将延期支付“10中钢债”本期利息，构成事实上的“违约”。泛亚交易所“日金宝”的兑付危机逐步显现。“e租宝”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涉嫌违法经营活动被查。当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20%，这很大程度与2008年危机以后的产能扩张相关。2013年，企业资金链条紧绷导致的债务违约压力已有所显现，但由于有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债务化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再不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钢铁、煤炭、房地产等产能严重过剩或者库存高企的行业有可能成为重灾区，银行不良率也将随之快速上升。银行资本被侵蚀，放贷更加谨慎，再叠加上企业资产负债和现金流状况恶化，可能诱发内生性紧缩，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短期资本流动加快增大宏观管理难度

2015年，受美联储加息、国内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升温的影响，人民币短期内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资本账户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减少，短期资本加速流出。2015年我国结售汇逆差累计46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减少5126亿美元。尽管我国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现象并不突出，但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够灵活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够的情况下，资本短期内过快流出，增加了国内流动性管理和保持中性金融条件的难度，同时也可能影响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加大国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的风险。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一些潜在风险和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2015年中央加大了稳增长力度，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全年经济增长6.9%，预期目标如期完成。不过，由于中高速增长中枢并未确定，核心经济变量之间尚未建立新的平衡，增速下行态势仍在延续。2016年的经济走势分析和总体判断

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将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但主要发达国家复苏步伐不一，宏观政策出现明显分化。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进程启动，而欧元区和日本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全球资本配置可能出现较大调整，新兴经济体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暴露，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动荡。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将出现更多积极变化，过剩产能清理力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消费增长平稳，出口增长有所改善，经济增速有望在中高速平台上阶段性企稳。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2016年，全球经济预计仍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平庸态势。美国受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温和扩张、消费信心持续改善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好转等因素支撑，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日本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私人消费和投资可能继续小幅改善。欧元区通缩压力缓解，但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巨大，限制了银行信贷的扩张，投资和消费改善有限，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量化宽松力度。新兴市场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中国需求放缓等外部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部分国家自身结构性缺陷显露，增长可能继续陷入停滞。

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取向分化。美联储启动加息的冲击和国际资本再配置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大。欧元区通缩压力虽有短暂缓解，但复苏步伐并不稳固，欧央行2016年将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负利率政策力度。日本央行可能继续观望。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分化，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和投资配置调整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总体低迷，企业投资实体经济意愿不强，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助长了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上涨，不排除货币政策正常化启动之后，会有较大波动。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货币显著贬值，债务高企、资产负债表期限和货币错配的风险会进一步显露，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管理面临较大挑战。近年来我国在海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资产规模已经突破6万亿美元，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

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低迷。目前石油、铜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已接近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调空间进一步收窄。但另一方面，从2012年开始，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在全球产能过剩和能源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坚挺的美元将继续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且，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高峰，而印度、非洲等十亿人级的经济体尚未进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对大宗商品需求边际上的贡献并不显著。因此，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的可能性较大，低通胀仍是2016年的全球性挑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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