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彤旭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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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传媒史试读：
前言 比较的阐释与比较的叙事
比较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比较的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之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是比较研究的成果。比较方法最简单的逻辑线索就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比较政治学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分析框架。比较政治研究遵守价值中立等经验研究的最基本原则，同时又注意并克服在跨国研究中，由于文化背景或政治生活的差异而造成的各种问题。《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是一流的比较政治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代表国外最前沿的学术发展趋势。《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倡导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涵盖的学科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比较出学问。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比较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分析》中，对三位重要学者做了全面的比较，是了解社会学的重要入门书籍。
传媒史为什么需要比较？西方学者说：“在我们对传播历程的理解中总是带有一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如何补偿这样的偏差？我们恰好正在不断认识到东方的语言和媒介历程的起源，这令一直把欧洲和北美的有记载的历史作为传播编年史主线的我们多有不安。”Hallin & Mancini（2004）在《比较媒介制度：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中提出了三种媒介制度模式：北大西洋自由主义模式，北欧、中欧或民主统合主义模式，地中海或极化多元模式。Robert Mckenzie（2007）在《全球比较媒介》（Comparing Media From Around The World）一书中也比较了多国媒介制度。这两个研究都未将中国作为考察的重点。
本书缘起于《中外传媒史研究》课程的教学。在授课中，经常不可避免地面对中外传媒史的关联与差别，笔者由此开始了比较研究的历程。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层面，也表现在传媒的领域。不同的时代，受众需求不同，传媒也就不同。不同的社会类型，受众需求不同，传媒也就不同。
本书的体系是历史性的、历时性的研究，包含了从文献到个案研究的丰富内容，比较的视角始终贯穿其中。对于传媒史来说，最严谨、可靠的研究态度就是以文献为基础、以文本为准则，在实证材料的比较中得出研究结论。
美国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阐述了比较与错误比较之别。他指出，被比较的两个事物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异性。他用四个概念来概括比较研究中常犯的错误：①地方偏见（parochialism）；②错误分类（misclassification）；③程度主义（degreeism）；④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其中，地方偏见是指处于真空中的一国研究，其忽视常规理论或比较分析所认可的通常类型，或者在一时冲动之下就发明某个特别的、自我裁剪的专业术语。这些提示是非常重要的。比较要慎重，使用比较框架（比较地理区域或学科角度）可能产生一些特别的问题。
比较的目的是阐释。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目前存在一种共识，即比较研究的特征并不是比较而是解释。跨国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理解政治现象。”由于所有的知识都在寻求一种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把比较研究之目的归结为解释是合理的。法国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中也指出：“说到底，我们只能通过阐释工作来认识或理解过去”，“文献学是阐释学的一种表现或技术手段，因为全部历史就在于阐释”。
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指出，比较方法的主要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变量多，案例少。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前者实际上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问题，无论采用了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后者是比较方法所特有的，它使多变量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比较分析作为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仔细地阐明假说；把统计分析作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用尽可能大的样本来检验这些假说。
他也指出，若不考虑案例研究方法，对比较方法的讨论就是不完全的。案例研究的最大优势是，集中于单个案例可以使案例得到深入的考察，即使在研究者可支配的研究资源相当有限的条件下也能做到这一点。比较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工具。在本书中，报刊名称研究主要采用了统计的方法，而报人世家研究主要采用了案例的方法。
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传媒史都是十分必要的。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指出，历史比较研究要勇于超越、勇于创新。比较性的研究需有明确特定的聚焦点，而不是一般性的泛泛的比较。比较研究包括：共时性的比较，即不同国家、民族等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历时性的比较，即一个国家、民族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这样的比较研究，既需要以专门性的研究为基础，又需要比专门性研究更高、更广阔。
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在本书的写作中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是科学，也是修辞。叙事是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21世纪以来，从叙事史学向问题导向的分析性的历史研究转型，是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路径之一。不过，叙事史学并没有因此衰微，不断有叙事性的历史著作被生产出来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历史解释离不开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引述文化史名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话说，“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而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则是欠缺的”，并用康德式的语言将这句话改写为“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要避免琐碎和盲目，需将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融合在一起，对于比较传媒史来说，关键是将问题阐释以及统计分析与传媒史的叙事相结合。
比较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学者称之为“学贯中外、沟通古今、融合史哲”。《比较传媒史》在打通中外文献、提炼问题意识、跨学科分析、长时段的定量统计、图像史学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努力。本书是一项开拓性、探索性的研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创新，包括对报刊名称的长时段数据统计，对报人世家社会阶层流动的分析，对报刊漫画的图像史学分析等。本书对国外传媒史文献、传媒史研究方法、传媒史教育的梳理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的研究方法相关，本书对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也富有新意。
第一章 比较视野中的印刷文献
印刷文献是传媒史研究的基础。本章主要记述和评析海外图书馆有特色的中国报刊及相关文献收藏、电子报纸数据库、中国新闻史研究参考书资源等，目的在于寻觅他山的宝藏，分析海外文献资源的特点，指出其中对国内学者有价值的部分。这些文献不但海外访学时可以使用，其中有些也可在国内通过互联网在线使用，对于国内的传媒史、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教学有非常实际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史学者对海外中文文献的运用是引人注目的。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的唐代“进奏院状报”研究使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价值得以发挥，是古代新闻史的一项重大成果。复旦大学黄瑚教授根据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飞龙华报》所做的研究改写了近代欧洲华人报纸的历史。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教授在大英图书馆的发现对中国近代报业开端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尽管如此，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传媒史文献的利用迄今还是有限的。关于海外文献在各大洲的分布情况，目前没有系统的文章介绍；至于如何利用这些文献，也还认识不足。
为更多地了解有价值的海外文献，笔者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查询，获得关于文献的丰富信息。本章与同行共享文献查询的路径，并且在诸多文献中凸显与传媒史有关的研究线索。本章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对传媒史有直接研究价值的报刊，还包括相关的文献，如传教士文件等，这些材料也有研究价值。近年来，传媒史的研究范式趋向丰富，材料的范围也相应地需要扩展。
海外中文文献，从这个词语的界定来说，外延是很广阔的，除报纸、杂志、档案外，还包括古籍、文书、简帛、现代书籍等类别。但从传媒史研究的角度来讲，有价值的主要是前面几种。收藏较丰的机构主要是国外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有公共大型图书馆。一些国外大学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收藏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章介绍海外特色文献的分布，是一个“文献地图”，也提供一些研究线索和思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传媒的历史所做的许多研究，是建立在文献资源之上的。
第一节 古代文献：甲骨、敦煌、木版书、奏折
海外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19世纪以来从国内收购的文物和书籍，有些是国内稀缺的。这类文献主要保存在西方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和图书馆中，因为它们正是汉学研究起步较早的机构。
欧洲收藏中国文献起步最早。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亚洲部最出色的收藏包括中国古代的绘画、瓷器、漆器、玉器以及敦煌的佛教艺术品等。博物馆所擅长的并非印刷品，而是器物，因此对于传媒史的意义主要是从器物的图像和符号角度进行研究。
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是敦煌经卷在西方的主要收藏地点。我国古代新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沙洲“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就是来自这里。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的非常多，而且收藏分散。为了方便学术界的工作，近年在敦煌研究领域提倡国际合作，一是影印敦煌文献出版，二是建立了“国际敦煌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DP）是一个开创性的国际性协作项目，旨在整合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目标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本、绘画、纺织品以及艺术品的信息与图像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地获取，并通过教育与研究项目鼓励用户利用这些资源。“进奏院状报”写在《季布骂阵词》的背面，笔者在“国际敦煌项目”的主页上查到了好几种“季布歌”，看到了这首古代长篇叙事诗手写卷的生动模样，但看不到写在它背面的进奏院状报。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东方收藏（Oriental Collections）包括五个主要部分，依次为：中国，日本和韩国，近东和中东，印度和东南亚以及“泰勒特藏”。由此顺序，可见“中国收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收藏”始自1632年，那年该馆入藏了第一本中文书。第一笔大批收藏是在1886年，剑桥大学第一位中国研究教授韦德爵士捐献了4 304册书籍，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中国的收藏开始系统化，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该馆目前的主要收藏包括甲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3世纪），超过10万册的图书（最早到公元12世纪，包括木版书和拓片），以及古代文献的缩微胶卷。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缩写为RAS）收藏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古代文献。该馆不是公共图书馆，主要为会员服务，包括个人和图书馆会员。其他读者需提前预约，方能获得阅读准许，阅读时间也有限制。该图书馆收藏的地理范围包括亚洲全境，从最西的土耳其到最东的日本，从最北的西伯利亚到最南的印尼，还包括一部分北非伊斯兰的文献收藏。它的收藏文献年代覆盖几千年，但最近50年的不在内，古代中东也排除在外。中国和印度的文献，关系着文明的起源和古代的历史，因此都包括在内。文献涉及的学科范围广阔，包括人文学科，如历史、政治、宗教、哲学、语言、逻辑、文学、艺术和地理，也包括自然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其中，中文图书有5 000册，这些书相当有历史，1889年已编辑了详细的目录。
此外，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brarians，缩写为EASL）的主页上有一个“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资源索引”（Internet guide for Chinese studies），从这里可链接到一些古籍资源库，如在线《四库全书》等，可用于中国传媒史研究，比如我们想知道《四库全书》中出现了多少次“传”字，可以在电子数据库中查询。
美国传教士和探险家虽然比欧洲人起步晚，但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频繁往来中国，100多年中也建立起了丰富的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的中国文献收藏丰富。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有清朝的奏折，以及雍正、康熙、乾隆等皇帝的手批，并把它们命名为“宫廷记忆系统”（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967年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博士生吴秋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内阁大库档案”电子数据库，使用者可在线浏览。
文物学家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任馆长多年，他以这里收藏的关于甲骨、纸、笔等的大量文献为基础，完成了他的名著——《书于竹帛》。这可以被我们视为一部古代中国传播媒介史，因为里面讲述的是中国人使用各类媒介传播文字的历史。他详细地分析了竹简、木牍、纸、墨、笔等的由来，以及古人使用的方法，非常完备全面，富有科学精神。《书于竹帛》也是对文献再加工的出色个案，作者使用了文物期刊和考古报告。
第二节 近代文献：早期中文报纸、东印度公司档案、传教士文件
海外收藏的近代文献，对于研究中国新闻业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有些文献稀有而宝贵，如早期中文报纸、东印度公司档案、传教士文件等。这一时期的许多海外文献，是国内没有的。一、早期中文报纸
近代中文报纸主要收藏于国内图书馆。但是由于战乱等原因，一些近代报纸的原件在国内难觅踪迹，因此有些西方图书馆的收藏是值得重视的，某种程度上可弥补国内收藏的不足。下面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国外图书馆近代中文报纸的收藏情况。
美国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在他的学术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了在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经历，他强调原始资料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何教授提到，美国东部三大汉学图书馆分别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笔者以为最佳的汉学图书馆未必是最佳的报刊收藏地，因为各图书馆有自己的收藏侧重。报刊年代偏近，可能不被某些图书馆重视。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宏富，该馆关于中国的收藏主要放在“亚洲类”的“中国部”，关于中国法律的文献则放在法律图书馆的“远东类”中。该馆的中国收藏开始于1869年，当时偶然从中国获得一批文献，有900多册；1912年收藏进一步增加；1928年建立了中国文学分类；1945年又从重庆获得一大批文献。经过多次多渠道的扩充，到1975年已经扩展到411 963册的规模。1972年以后，由于重建了与中国图书馆的联系，资料又进一步丰富了。
该图书馆的中国收藏，现有65万册书籍、手稿和印刷品，12 000多种期刊，从1870年至今的超过1 200种报纸（包括在世界各地出版的主要中文报纸）。其中有400种期刊［如《东方杂志》（1904—1948）］和150种报纸制作成了缩微胶卷。这里有数量众多的报纸期刊原件，我们如果到那里耐心搜寻，一定会有可喜的收获。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收藏已经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程。该图书馆自称有西半球最丰富的中国研究方面的收藏，又号称是中国以外最大最好用的中国收藏。它的确有过人之处，表现为除中文外，还有英、德、法、俄、日和其他语言的有助于中国研究的文献。该馆在“地理和地图类”收藏有旧的中国地图；在“照片和印刷类”收藏有许多罕见的中国照片和精美的印刷品；在“手稿类”收藏有传教士文件、贸易公司文件和私人外交、军事文件等。这些收藏有可能对中国传媒史研究做出贡献。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是丰富的报刊收藏库，有大量中文报纸、期刊和书籍。单就中文报纸来说，哈佛大学的其他分馆，如法律系图书馆和东亚中心也有一些收藏。而就数量、质量来讲，还是燕京分馆最为丰富。燕京分馆的中文报纸按出版年份排列目录，方便使用；报名多数用拼音标注，同时也有文字；年代越近的越排在前列。根据该目录，笔者检索了该馆历史久远的报纸，发现的确是有罕见的报纸。年代较早的报纸有《华字日报》（香港）、《汇报》（上海）、《日知报》（北京）、《神州日报》（上海）、《泰晤士报》（中文版）（天津）、《同文沪报》（上海）、《字林沪报》（上海）、《画图新报》（上海）、《申报》（上海）、《香港中外新报》（香港）、《上海新报》（上海）、《飞龙报篇》（伦敦）、《游戏报》（上海）、《闽报》（福建）、《湘报》（长沙）、《京报》（北京）、《民国日报》（上海）、《亚细亚日报》（北京）、《译报》（上海）等。该图书馆收藏中文报刊文献丰富，有些很有价值，可仔细搜寻目录以及实地访问。这些稀有报刊文献不都是原件，有些是胶卷，在报刊目录上有相关说明。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477种中文报纸中，包括当代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报纸，有全国性的报纸，如《大公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等，也有各省的地方报纸。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有“香港特藏”（Hong Kong Collection），包括香港出版的800多种西文书籍与期刊，以及228 000页报纸（包括早期香港报纸）的胶片，系1997年由香港政府赠送。
要查阅香港早期报纸，还是香港本地最为丰富。香港公共图书馆2004年3月编制了一个馆藏报纸目录，名称叫“香港报刊及文献缩微资料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Microform Collection of Hong Kong Newspapers，Periodicals & Documents），可供参考。二、东印度公司档案“东印度公司记录”是大英图书馆的独到收藏。“东印度公司记录”是1947年以前伦敦行政部门的文献档案，是对东印度公司在早期（1600—1858）以及后来如何控制印度、缅甸和其他英属海外机构的记录，作为英国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对公众开放。“东印度公司记录”对于了解早期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在华的活动有重要价值。这个记录不仅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广州的工厂记录（1623—1841）等，对于了解广州的商业性报纸也有意义。广州最早出现的英文报纸是商人办的，现在虽然已知其名称和大致内容，但对其背景还需要更多的认识，“东印度公司记录”在这方面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早期来华传教士与东印度公司有关联，这个档案对于研究传教士办报活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三、传教士文件
传教士是最早在中国办报的主力，最早来中国的一批新教传教士是英国的，因此英国传教士文献对于了解中国新闻业的发端非常有价值。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唯一一所关于亚非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该学院的中国收藏覆盖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包括12万册印刷品和许多缩微胶卷，还有大约5 000种杂志和报纸，以及1 100种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600种丛书。这些收藏主要是用汉语写的，有些是用英语，还有些用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另外也有蒙古语、藏语、满语等，不仅语言丰富，年代跨度大，数量也很多。亚非学院的特殊收藏中有个专门的“马礼逊特藏”，最早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莫里森博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马礼逊）收集了800多种中文书，主要是17—18世纪的木版书。
国内学术界以往对美国传教士文献注意不够，一是因为美国人来中国较晚，二是因为国内缺乏这方面的记录。其实美国人虽然比英国人迟些来到中国，但是采取的是对中国城市和上层社会渗透的政策，所以对中国传媒史的影响不可低估。这里介绍几种海外的美国传教士文献，有助于拓展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有早期中文传教士作品汇集《中国和新教徒使命》专题，包括数百份在中国传教的19世纪美国新教传教士的作品。这是一套微缩胶卷，来自许多传教士经长期而细致的语言学习后用中文写成的出版物，其范围从宗教课本到世俗知识短文皆有涉猎。传教士们对中文的应用虽欠典雅，却也颇具吸引力。该汇集还包括许多中文期刊，还有《圣经》的早期译本和神学作品，基督教会的历史书籍，旧的字典和罗马方言的书籍，以及有关西方的早期历史、地理和科技中文书等。这是研究美国新教徒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同西方关系的珍贵资料。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伯兹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记录》（The Chinese Recorder，1868—1932）对研究在中国的传教士活动来说是一份珍贵的资料。《中国记录》是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间发行的一种英语月刊。它在中国传教活动活跃、西方努力将远东基督化的全盛时期起着连接东西方的作用。收藏提供了有关传教士个人情况和传教活动的信息，详述了他们在传播福音、教育、医疗和各项社会活动中的情况。
第三节 现代文献：电台纪录、失落的拷贝、西文报纸
海外收藏的现代中文文献虽然距今年代较近，有些也是弥足珍贵的：①有些文献记录的作者是来华外国人，其视角与国人不同；②近代以来中国多战乱，有些珍贵的文献流落到了海外。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报业总汇和相关出版物”（Chinese Press Summaries and Related Publications，1944—1950）专题，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杂志《中国新闻评论》，以及延安广播电台的纪录稿、新华社发布新闻的纪录稿。因为当时的广播不能录音，这些文字纪录稿就显得格外珍贵。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原始记录，可以作为国内研究资料的补充。
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南京交通史”（1930—1937）专题（缩微胶卷），包括1865—1925年的大量有关现代中国交通和通讯史的政府文件，是由中国通信部在1930—1937年出版的。专题分为六部分：邮政管理、航空、航海、道路管理、通信管理和公共事务。这些资料对于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都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也可用于对中国传播技术变迁的考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收藏有10万册书、6 000册报纸、10 000册《文史资料》、1 800部电影、300种年鉴、300种期刊，并且正在努力增加电子收藏。该校以大量的中文文献作基础，成为世界闻名的“上海学”研究重镇。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2001年开始努力发展中国收藏，包括稀有书籍、报纸、政府档案，以及信件、日记、杂志、私人和公共合约、商业账目，还有照片、地图、海报等。时间范围是从1911年至今。他们的原则是尽量收藏原始版本，或者世界上唯一的藏品，蒋介石日记是目前该所的重要藏品。
胡佛研究所有一个“近代中国档案特藏史料中心”。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原件已由蒋家后代交该所存放，时间期限是50年。此前宋子文的历史文件档案已经交给该所，2004年开始对研究者完全开放。蒋介石的日记经开箱整理，部分不公开，未涉及隐私的可供外界查阅（这是蒋家捐献时提出的条件），2006年开放。蒋氏父子二人的日记数量庞大，蒋介石日记时间是1915—1972年，蒋经国日记时间是1937—1979年。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在胡佛研究所对蒋介石日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已经出版。我国新闻史学家对国民党报刊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暨南大学蔡铭泽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想在这方面继续开拓的学者可以充分利用胡佛研究所的蒋家日记，借此了解蒋介石父子对报界的看法，以及新闻宣传政策背后的内幕，比如台湾20世纪50年代实行报禁政策的背景。总之，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不仅对于历史学家有价值，对新闻史学家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
另一位国民党高官，1949年起任台湾省主席、后曾任“副总统”等职的陈诚，他对档案的处理方式与蒋家、宋家不同。陈诚有收集文献资料的爱好，设立“石叟资料室”（陈诚号石叟）整理治军从政资料。“石叟资料室”的重要藏品，其数量约为1 500种，包括苏区时期共产党的各种指示、政府行政工作报告、经济计划、军事战役报告等，从油印单张到正式的出版品，形态各异，是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资料。这批资料被移运至台湾收藏。196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征得陈诚允许，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帮助下，将这批资料拍摄成缩微胶卷。这些胶卷的复制品被美国、西欧及日本的一些研究性图书馆购得，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这套胶卷，习惯上称作“陈诚档案”。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收藏的“陈诚档案”共有21卷缩微胶卷，同时还配有书本目录《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陈诚资料室部分资料提要》（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 ）。该目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刊物目录，收藏了江西苏区出版的刊物75种，其中《红色中华》203期基本完整。第二部分按内容分19类共670件文献，分别为苏维埃政府、党务、共产青年团、共产国际路线、苏区内部的冲突与分歧、红军、政治委员制度、教育、司法、苏区经济、劳工、农民、群众运动、对日战争、福建事变与白区工作、肃反、国民党围剿、留俄学生出身的领导集团、杂件。其中“苏维埃政府”、“红军”、“农民”、“国民党围剿”四个专题收藏的文献内容较多。第三部分是全部21卷胶卷的目次，按档案在胶卷中的位置排序。使用者可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查阅。
第四节 当代文献：“文革”报刊及档案
海外图书馆的当代文献，来源主要是订阅。罕见的当代文献，主要是“文革”报刊等由于政治、社会原因在中国内地较少收藏的个别文献。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当代收藏，包括中国历史、地理、传记、文学、科学技术、哲学、宗教、语言、法律、艺术等领域的1 000多种当代中文期刊。
美国杜克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当代中国收藏，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期刊和报纸、年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收藏有1966—1976年中国“文革”期间的首长讲话、笔记、政治漫画、明码电报、书信等。这里选取其中几种对中国传媒史研究有价值的文献作简要介绍：南京某国营工厂的《12·10画刊》刊载了当时被批判的30名高官的人物漫画，包括刘少奇、彭德怀、陈荒煤等，虽然是丑化，但人物面貌刻画非常生动传神。《战鼓》创刊号（天津，1967）有评论、漫画，印刷比较考究。《江青同志对广播事业局群众的讲话》（1967年1月17日），是“首长讲话”纪录的油印本。还有武汉某工厂黑板报（1974）的照片等。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也收藏有中国“文革”（1966—1977）专题，其中有“文革”时期的508种报纸，35种单页报纸和传单，美术和漫画6种，专论和杂志227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年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资源》，是研究中国“文革”很好的资源。“文革”时期的小报、语录、海报，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以往我们对其的研究比较简单，对“文革”文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海外图书馆重视“文革”文献的收藏，海外一些学术机构关于“文革”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对于中国国内的相关收藏和研究是一种启发和激励。
第五节 海外华文报刊文献：新加坡、美国
中国有图书馆专擅海外华文报刊收藏，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海外中文报刊信息中心，入藏海外核心中文报刊逾200种，是华南地区较大的国际华文资料库，但是因建设时间短，收藏以20世纪80年代后的海外华文报刊为主。
东南亚华文报刊文献的最佳收藏地是新加坡，包括报纸及档案都很丰富，大量的原始文献可以弥补国内之不足。北美的海外华文报刊文献在美国多家图书馆都有收藏。以下分别记述和分析。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海外华人特藏”，其特色在于年代全，收藏丰富，并且重视在线数据库的建设，方便全球读者使用。《叻报》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创刊于1881年，至1932年年底停刊，历时51载。创刊号已经失传，现存于该馆的《叻报》是从1887年8月19日至1932年3月31日（中间有少量缺失），史料价值很高。该馆已将所藏《叻报》全文数据化，并计划在21世纪将其他馆藏且不再受版权法约束的早期海外华文报刊全部数据化，现在已完成的有《新国民日报》（1914—1940）。《槟城新报》（1895—1941）和《益群报》（1919—1936）这两种曾经行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老报纸也正在数据化进程当中。
以往国内学者和学生对《叻报》这个新加坡的著名华文报纸只闻其名，未见其踪，认识只能是抽象模糊的。而现在，我们登录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主页后，无须密码、无须付费，就可以下载全部的《叻报》文本，一窥19世纪南洋报纸的真容。在线《叻报》从报头到新闻报道、广告都非常清晰完整，国内学者大可以将其作为论文题目开展研究。《新国民日报》同样可供下载。与《叻报》不同，它不是土生华人因为对中华文化心生向往而创办的报纸，而是政治性强的国民党党报，所以它在研究海外政党报纸方面有独到的价值。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来源不只限于新加坡，还包括周边的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诸国，因此其收藏之全可独步东南亚。现有的海外华文资料可分为以下几种：中文报刊、族谱、人物志、方志、华人社团特刊、华校特刊、海外华人文艺资料、海外华人史专题资料。
就本章的核心议题——报刊文献来说，该馆收藏的中文报的原件及缩微胶卷，种类居东南亚第一，共168种。笔者检索了目录，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海外第一份中文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22年重印本）、新加坡最早的中文报《叻报》（1887—1932），还有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星报》（1890—1898）、《天南新报》（1898—1905）、《日新报》（1899—1901）、《广时务报》（1897）、《爱国报》（1902—1905）、《警东新报》（1905—1914）、《四州日报》（1910）、《星洲晨报》（1909—1910）、《中兴报》（1907—1910）、《总汇新报》（1908—1946）等，以及早期澳洲的《广益华报》（1895—1923）、美国的《中西日报》（1900—1905）、马来西亚的《槟城新报》（1895—1941）、泰国历史最久的中文报《星暹日报》等。这些历史悠久的海外华文报纸对于传媒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该馆收藏的168种中文报纸，据估计，只占东南亚华文报纸总出版量的1/10左右。虽然不是全部，但也可以反映19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文报刊丰富而多样的特点：其中有日报（如《南侨日报》）、有小报（如《马来小报》）、有商报（如《南洋商报》）、有画报（如《南洋画报》）、有月刊（如《新报月刊》）、有周刊（如《知光周刊》）等。
除了品类丰富，该馆收藏的中文报纸年代跨度也相当大，最早到19世纪20年代，直至当代，几乎未有间断，每个年代的华文报纸都有收藏。
中文期刊方面，该馆馆藏逾100种，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南洋研究》（1928—1941）、《中国与南洋》（1918—1920）、《崇福园地》（1915—1988）、《养正学生月刊》（1923）等，还有东南亚华人社团刊物约1 000种。
该馆除中文文献外，还收藏有英文与马来文文献，见于“新马特藏库”（Singapore Malaysia Collection），现存超过61 000种，以新加坡、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地区的文献最为丰富。其中包括大量官方档案、政府文件、罕见期刊、报纸文章，以及手稿的缩微胶卷，例如，海峡殖民部档案系列，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的原始文献。此外，“新马特藏库”藏有超过36 000种学位论文，其中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的也不少，可供参考。
新加坡国立大学收藏的海外华人文献，包括19世纪以及更早的资料，有用英文撰述的官方档案、文件、未刊手稿、报章、期刊和私人著述；20世纪以后的资料，更有大量中文旧报纸、期刊、社团与华校刊物，与华人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报告、备忘录、口述历史、学位论文、个人著作和专题论述、论文集等，加上英文和马来文、印尼文等为主的官方资料，可谓相当完备。不过荷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泰文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也有独特的收藏。它创立于1968 年，主要任务是保存新加坡具有历史价值的公私档案文献。由于新加坡曾经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行政中心，在马来亚独立以前，它也是由英国政府统辖的马来联邦的行政中枢，因而国家档案馆也藏有许多与早期马来亚华人活动有关的各种档案。现存的“东印度公司海峡殖民地档案”（1786—1867）、“直辖海峡殖民地时期档案”（1867—1959）、“新加坡自治与建国档案”（1959— ）、“马来属邦档案”（1873—1942）、“马来亚联合邦档案”（1945—1959），内容宏富，蕴藏极为丰富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史料。这些档案都已制成缩微胶卷。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还藏有一系列新加坡先驱人物与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口述历史访谈，这系列的访谈由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制作，除录音记录外亦以英文誊写成文献记录，方便阅读。三、新加坡报业控股资料中心
这是一个报业集团的资料中心，2002年2月开始启用，对外有限度地开放。该中心藏有大量中英文旧报、新闻剪报（1959— ）和珍贵历史照片，是研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以及其他地区华文报刊的宝贵文献。该资料中心所藏报纸，不限于与新加坡报业控股有关的报纸，也包括其他本地报馆出版的旧报纸，包括一些稀有的中英文报纸，如Singapore Free Press（1845—1962）、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1883—1893）、《星洲日报》（1929—1983）、南洋副刊（1945—1971）等25种，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其中有至今尚在刊行的Straits Times（1845— ）、Berita Harian（1957— ）、Business Times（1976— ）、《联合早报》（1983— ）、《联合晚报》（1983— ）等8种。另有约20 000册专题剪报资料，以及数以万计的照片。此外，1995年起，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的《海峡时报》、《商业时报》和《每日新闻》都先后数据化，如我们想研究当代新加坡报纸，可以通过资讯网站检索。四、新加坡国立参考图书馆
该馆珍藏逾2 500种东南亚报刊，以及19世纪、20世纪的未刊文件、官方和私人出版物，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馆现存英文报纸有《新加坡纪事报》（1827—1837）、《新自由西报》（1835—1962）、《海峡时报》（1845— ）、《新加坡日报》（1865—1882）、《威尔斯王子岛公报》（1838—1934）、《海峡华人先驱报》（1894— ）、《亦果西报》（1903—1931）等；中文报纸有《南洋商报》（1923—1953）、《星洲日报》（1951— ）、《新报》（1953—1957）、《昭南日报》（1942—1943）等；共130余种新加坡、马来亚与海峡殖民地出版报纸之缩微胶卷。
馆藏19世纪官方未刊文献如《海峡殖民地档案》 （1800—1867）、殖民政府文件，以及出版物如《印度支那拾穗者》（1820）、《威尔斯王子岛年鉴》（1822）、《新加坡义学报告书》（1836）、《海峡时报年鉴》（1845— ）、《新加坡年鉴》、《新加坡贸易统计月刊》（1849— ）、《海峡殖民地政府公报》等罕见的英文官方文件。
综观新加坡的报刊研究资源，以19世纪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出版的中英文报纸和官方档案文件最为珍贵。为什么新加坡如此重视华文报刊收藏呢？因为当地出版的各语种报纸，包括中文和英文日报，经常报道华人社会的活动，可以用作研究华人历史的资料。1923年宋旺相编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就大量引用了图书馆珍藏的《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和《新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开创了利用报纸资料研究华人史的先河。在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报纸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历史。对于传媒史研究者来说，这些报纸本身就是上好的研究对象。国内学者对华文报刊已有一些研究，新加坡的收藏情况启示我们——（1）中文报可与英文报比较研究。同处一个时间与空间，它们彼此有什么关联？如何对受众发挥影响？这些是值得深入探讨的。（2）官方档案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可在其中寻找华文报刊生存的背景以及与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笔者曾在2005年春造访马来西亚，看到在首都吉隆坡的街头，尤其是在华人聚居区售卖各种华文报纸，从《南洋商报》、《光明报》到《中国报》都有。但是在这个华人众多、华文报纸丰富的国家里，想追寻华文报纸的历史并不容易。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两层楼里居然找不到一个汉字的踪迹，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历史被完全忽略了。笔者参观后还有一个发现，在英国人来这个国家之前，马来西亚是由荷兰人统治的，因此博物馆内展出了一些珍贵的荷兰文文献，这说明要研究马来西亚的历史仅用英文文献是不够的。
世界上最早的中文报刊之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发源地马六甲，由于附近海盗猖獗，旅行社一般不安排游客到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去。所以要想参观那里古老的中国寺庙，独特的唐人街景观，乃至寻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旧址，都是件困难的事。正是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排华历史和文化传统，使新加坡成为最重视保存海外中文报刊文献的国家，而且新加坡有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因此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利用东南亚的华人报刊历史文献。五、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有一个“海外华侨华人剪报数据库”，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报刊剪报。来源是17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230种华文报纸和40种期刊。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内地及中国台湾政府的海外华人政策，海外华人的社区、投资、教育等。剪报虽然不是研究传媒史的理想材料（因为剪过的报纸失去了原始的版面感），但对于研究传媒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也有一定价值。六、美国的华文报刊文献
说到美国的华文报刊文献，不能不提到俄亥俄大学的邵友保博士海外中国文献研究中心，这里专擅海外华人文献收藏。该中心的网页有着许多相关学术机构的链接，呈现了海外华人研究的繁荣景象。
如果要研究在美国创办的华文报刊，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目录是需要查询的，美国一些州的图书馆收藏有多语种的报纸，华文报纸也在其中。
在19世纪及20世纪前期，华人是美国的弱势族群。华文报纸是记录华人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但其中一些有可能被主流图书馆忽略。因此在官方收藏之外，民间收藏也是重要的资源途径。美国的一些华人社团，如美国华人历史学会、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美国亚裔研究中心，这些机构都收藏有一些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刊以及关于海外华人生活的藏书，而且至今还在征集民间收藏的早期华文报纸。因为美国的“正史”中没有记载修铁路、留辫子的华人，只有在华文报纸上才能找到早期移民的真实纪录。
美国犹他州族谱学会收藏有许多海外华人家谱的缩微胶卷，是对19世纪华人如何到达美国以及扩散到各地的详实纪录，包括人口统计数据。
对美国的华文报刊，国内学者和美国学者都有过一些研究，但还很有拓展的空间，而文献收藏是使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基础。
总之，就传媒史的研究领域来说，国外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文献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这样几方面：早期传教士或外国人办的报刊以及相关的多语种文献，由于某些原因流失海外的中国现代文献，某些“文革”文献，以及海外华人文献。
掌握国外图书馆研究资源的分布规律及使用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接近预想的目标——文献，可以令研究更有效率。需要注意的一些规律是：
1. 特藏
有中国收藏的大学图书馆基本上是这样的逻辑次序：国际收藏——东亚收藏——中国收藏。而且经常采用专题收藏，即“特藏”的形式，熟悉这些专题对于查询文献非常重要。特藏一般有专名，叫做“某某特藏”，是有主题的某一个方面的图书或档案。有些以捐献者的名字命名，有些依照主题命名，如俄亥俄大学的“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特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马礼逊特藏”等。
2. 分馆
大学图书馆一般有许多分馆，使用者要找对路径。美国多所大学都有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和报纸一般都在这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有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个东亚图书馆，两个分馆都有中文收藏。有的大学的学院图书馆收藏很丰富，如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图书馆。还有的研究所图书馆收藏丰富，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
3. 电子目录
许多大学图书馆以及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的主页上都有电子的报纸目录，输入关键词搜索即可。这当然需要有备而来，带着线索去查，否则只好用“CHINA”试试了。如果事先有明确的目标，开展检索工作就比较容易了。不过，看似盲目的大面积搜索也可能有收获。
4. 参考书
用图书馆的在线目录检索工具，可以找出许多书目来，这很有用。因为国内图书馆购买的外文书毕竟有限。我们可将国外图书馆的书目作为线索，通过互联网查询感兴趣的书的内容摘要及书评，了解书的研究方向及创新之处，可在国外访学期间阅读一些重要的参考书。
5. 国外图书馆的报纸编目是查询的线索，但也不能完全依赖
图书馆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报史专家，出错误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一般来说，图书馆卡片上的信息来自报刊自身的信息，如果报刊的情况比较复杂，不明确，卡片就有可能出错。所以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亲往图书馆看文献原件，所获得的发现会比自己预期的要多。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先生曾在国外图书馆发现目录上没有的报纸。这并不是说编目没有用，恰恰相反，编目是通向文献资源的线索，从目录中可以看出哪些图书馆可能有想要的文献，所以在亲赴图书馆之前先在网上查询电子目录是有必要的。访问学者如先在国内查询电子目录，再确定出国查资料的具体目标，能起事半功倍之效。
第六节 电子报纸数据库
传统纸质文献有不易保管、不易使用的缺陷，因此，当代的图书馆创造性地开发了电子报纸数据库，使研究者可以跨越地域的界限，使用更广范围的文献。
电子报纸数据库有几种情况：一、报纸的全文格式
把报纸制作成全文影像供读者在线浏览，长处是清晰、完整、使用方便，缺点是成本较高。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制作的《叻报》、《新国民日报》电子数据库，读者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看报纸全文。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的网站有许多国家的报纸全文。文物、档案也可制作成影像。如“内阁大库档案”、“国际敦煌项目”、陈诚“石叟档案”，都提供影像的在线浏览。二、只能浏览文章标题
上海某公司制作的《中央日报》数据库，德国海德堡大学制作的《申报》数据库，读者可以根据主题词在线查到相关标题，有助于更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但看全文还是要到图书馆。三、只能浏览报纸名称
报纸联合目录建立在电子报纸数据库的基础上。读者使用它的好处是，只查这一个目录就可以知道某个报纸在哪里，不需要逐个图书馆搜索。下面介绍两个联合目录。（一）英国图书馆“瞭望亚洲”联合目录
英国的图书馆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把分布在英国各地的中文报纸目录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总目录的数据库。研究者可以免于逐个搜索英国图书馆的报纸目录，而轻松掌握英国全国的中文报纸收藏情况。
这个目录叫“瞭望亚洲”（Mapping Asia），是一个旨在帮助亚洲（以及中东、北非）研究的项目，它的范围不只包括中文报纸，也包括其他语言在亚洲出版的报纸，意义在于提高英国大学、公共机构以及专门图书馆中亚洲研究资源的可用性。作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瞭望亚洲”的报纸数据库（Newspapers database）包括大多数英国图书馆的亚洲语言报纸收藏，但不包括在欧洲和美国出版的亚洲语言报纸，也不包括在亚洲和北非出版的西方语言报纸（西语报纸在另一个“英国图书馆报纸目录”里可以查到）。“瞭望亚洲”作为可供搜索的数据库，包含两种类型的信息：（1）各图书馆的“收藏描述”，提供各个图书馆有关亚洲收藏的历史和发展沿革、主题、语言以及文献相关国家的信息，收藏材料和范围，目录以及管理情况等。通过这种“收藏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哪个图书馆有特别的中国收藏。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特藏”介绍，简述了该校中国收藏的起源及发展，对该学院的“马礼逊特藏”也介绍得很详细。（2）储存大量英国的图书馆收藏的亚洲出版的报纸的信息。报纸数据库中存录了报纸目录以及国家、城市和语言等信息，供使用者检索用。比如我们输入“中国”、“上海”、“飞影阁画报”这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查到在哪个英国图书馆有这个画报。“瞭望亚洲”项目从2000年开始启动，2002年初步完成，此后它的网页一直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管理着。既然该项目旨在开启禁锢的资源，它的“收藏描述”和“报纸数据库”项目都需要各图书馆的合作。它的合作图书馆有：大英图书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英国发展研究图书馆、英国政治经济科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达拉莫大学图书馆、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埃克塞特大学图书馆、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赫尔大学布来莫琼斯图书馆、坎特布里肯特大学泰普曼图书馆、利兹大学图书馆、曼彻斯特大学约翰雷兰兹图书馆、牛津大学伯德莱恩图书馆、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等17家图书馆。也就是说，想了解这些合作图书馆的中文报纸收藏，不必单独检索，只需查这个联合目录就行了。
检索“瞭望亚洲”会发现，收藏中国报纸最丰富的英国图书馆是：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图书馆。笔者在“瞭望亚洲”报纸数据库里，尝试查一种中文报纸《华字日报》（香港），检索结果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又查了两种上海的英文报，《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1864—1867）与《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851），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都有。该数据库不仅有中文报纸，也有西语报纸，与其自称的范围不符。这表明，该项目突破了预计的范围，包含多语种的亚洲报纸。
这个数据库告诉我们，有许多中国出版的报纸收藏在英国，也许若干国内已绝迹的报纸就藏在某个英国的图书馆里，等待我们去发现。（二）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外国报纸数据库”
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缩写为CRL）是一个北美学术和独立研究图书馆的联盟。它也建设了一个联合目录，共享全美图书馆的收藏，包括报纸、国外博士论文，以及其他传统文献。读者检索后，可以通过馆际互借使用。
CRL的特殊收藏数据库，可用来查以下类别——（1）“外国报纸数据库”，有超过6 000种在美国以外出版的报纸，来自不同地区，包括中国；（2）“美国种族报纸”，超过2 000种由北美不同种族群体出版的报纸杂志，包括华人报刊；（3）“美国国民护卫队营报”［CCC Camp Newspapers（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缩写为CCC），1934—1942］，是由国民护卫队成员出版的报纸和时事通讯；（4）“外国博士论文”，种类超过17 000种。
在CRL的“外国报纸数据库”（Foreign Newspapers database），可以查全美国图书馆的中国报纸，只要填上国家和地区以及出版时间等关键词即可。笔者用“中国”和“上海”的英文词搜索，检索结果包括一些英文报纸，以及《解放日报》、《青年报》、《新民晚报》等上海的中文报纸。其中，英文周报Celestial empire保存有1874—1927年的报纸（中间有缺），英文日报Shanghai evening courier（后来改名为Evening gazette和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保存有1873—1874年的报纸，英文日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保存有1866—1951年的报纸（中间有缺）。
用“PEKING”和“CHINA”查到的报纸，包括英文报纸以及《北京晚报》等中文报。其中，英文日报Peking gazette保存有1874—1881年的报纸，Chinese public opinion（每周出版三次，后来改名叫Peking daily news）现存有1908年5月5日到1909年4月29日的报纸，德文日报Pekinger deutsche Zeitung现存仅有1901年的1月13日和3月17日两期。对于这些西文报纸，国内尚缺少研究，不妨多利用美国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英国和美国的全国图书馆报纸收藏联合目录，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和报纸研究者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方图书馆都有丰富或稀有的收藏，但是利用不够。如果能建设一个全国性的中国报纸联合目录，将文献资源充分发掘利用起来，那该有多好。
第七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参考书资源
做中国的报刊研究，需要了解学术界的已有成果。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许多新闻史研究著作被海外一些图书馆收藏，可以说，中国内地的新闻史研究不乏被海外同行了解的途径。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了解海外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所编制的中国报刊史研究参考书目录非常全面。因并不限于该校图书馆收藏，所以视野非常广阔，表现为：
1. 收录较全
尤其对现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大量收入，表明我们大陆学者的新闻史成果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报纸的重要参考资料。
2. 语种广泛
包括中、英、德、法、日文的参考书，使我们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关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另外，台湾的文献我们在国内接触有限，这里也提供了不少，如方世铎的《上海报纸产业资料汇辑》（台北，1976）。
3. 体裁全
不仅有专著、论文，还有传记、工具书、资料汇集等。
如《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特刊》（1932），《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1934），《申报二万号纪念册》（1928），《新闻报三十年纪念》（1923）等重要资料，悉录其中。
4. 学科视野开阔
不仅包括报史，还有印刷史、工业史。
如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4）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中国印刷史资料汇编》（1990）等，尽收录之。
5. 年代跨度大，从19世纪的文章一直到2000年以后的近作都有
目录中收入了西方人研究中国报纸的年代非常早的英文文章和著作，计有1870年《中国记录者和传教士杂志》（福州）上登载的《通信：中国报业》，1874年《北华捷报》（上海）上登载的《北京公报》，1875年《中国记录者和传教士杂志》（上海）上登载的《中文印刷活字》，1895年发表的《中国传教士报业：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报业》，1933年出版的《中国期刊业，1800—1912》，1922年发表的《中国新闻业的先锋和代表：新闻报》等。我国学者新近出版的《中国新闻学术史》（李秀云，2004）列举了许多早期的中文新闻学研究论文，但以上几篇并未提及。我们如按图索骥，可更丰富对中国新闻学术史的认识。
该目录中还收入许多海外学者的论文和著作，有博士论文，如陈婉莹的《中国的邮政传播及其现代化，1860—1896》（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0）等，以及瓦格纳团队、季家珍、洗玉仪等当代汉学家和东亚学家的近作。
6. 把日本作为研究中国的参照体
这个参考书目分成几个部分，最后一部分是“日本报业”。包括《新闻史：西方风格报纸在明治早期的改编》（1975）、《日本新闻事业发展》（1924）、《创造公众：明治时期日本人和报业》（1997）、《日本的报业与政治》（1921）、《明治时期报业的政治》（1980）、《日本新闻业》（1918）等著作，作者都是西方人。编目者如此安排，表明是把日本新闻史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照，这种思路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从事某个题目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之前，先来看看参考书目录，大有必要，既可以避免简单的重复工作，也可找到研究的线索。像近年欧洲学者重视对画报进行研究，这个书目里就有《清代报刊图画集成》、《清代报刊图画集成续编》、《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等重要资料。这个书目包含的语种和年代范围十分广阔，对于研究中国新闻学术史是很有价值的。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有相当丰富的关于中国的新闻学书籍收藏，新闻史方面的书籍收藏也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新闻志的收藏非常全。这个中心是冷战时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中转站，得到了许多国际资助。随着中国内地的开放，这个中心获得的资助减少，它的作用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前那么显著了，但是它在中国与外界隔离时代建立起来的广泛收藏，每年都吸引一些中国内地学者到此访问、交流。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是由华人学者钱存训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报刊研究方面，收藏的中文书不少。这个图书馆的页面上设置有中文关键词检索，可以方便地查到中文书。用“中国”和“新闻”两个关键词联合检索，能查到很多书，包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方汉奇）、《美国华文报刊简志》（王士谷）等国内新闻史学者的著作。用“北京”和“报”检索，可查到《北平解放报始末》、《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旧京醒世画报：晚清市井百态》（影印北京《醒世画报》）、《报刊词汇》（北京语言学院编，1981）等。这些资料和参考书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报刊的工具。
用“上海”和“报”做关键词，查到的有《上海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1964）、《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1898—1949）》（上海图书馆编，1985）、《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1983）等。
此外，在芝加哥大学书籍目录中又找到一些东亚学界研究中国报刊的近作，包括《出售快乐：二十世纪早期上海的日历广告和视觉文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为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介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87—1912）》（梅嘉乐，2004），《早期中国革命中的一位美国编辑：约翰·威廉·鲍威尔和中国周刊》（O'Brien，Neil L，2003），《上海古登堡：中国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芮哲菲，2004）等。还发现有两本法文书，《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舆论》（1938）和《上海商业报纸（1897—1949）》（1978）。
为什么关于中国新闻史有这么多的海外著述呢？一方面是国外有许多文献资料支持，另一方面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历史悠久，有丰厚的学术积累。19世纪就有汉学，传教士和探险家开始收集海外文献，成为研究的支持。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学兴起，改变了传统汉学家与当代政治文化隔膜的状况。此外，西方的中国研究有语言的教学作后盾。“在美国3 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的有近800所。”另外，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里都有不少关于如何读中国报纸的工具书，对于研究起到了辅助功能。
以上是对海外图书馆和文献资源进行的综合记述分析，虽不能说已呈现了所有的文献资源，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海外有非常丰富的文献，海外有很多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源。
当代的图书馆是非常开放的。如果一个区域的学者利用中文报纸不够，那不会全是资料分布的问题，一定还有学术氛围和视野的原因。由于在国外华文报纸不是主流报纸，所以西方学者对其研究还很不够，还有拓展的广大空间，国内的学者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国内的学者如何充分利用海外文献呢？如果身在国内，可以使用国外图书馆的在线数据库，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已将两种报纸全文上网，俄亥俄大学邵友保海外文献研究中心也表示将把独家资料陆续上网，对这些信息内地学人可及时了解、充分利用。更好的途径是通过出国访问和留学进修，亲自前往这些图书馆一觅罕见文献的踪迹。
就时间段来说，国外的文献，尤其是近代的文献可以大大填补国内的缺失，包括传教士、殖民地经济社会纪录、报纸原件等。至于现代部分和古代部分，只有少量流失到国外的是国内没有的。而当代部分，仅“文革”期间的文献可能会填补国内的某些缺失。另外，就是海外华人的文献国内缺乏。所以说，大量的宝贵文献还是在国内，在我们身边。
对西方研究者来说，做中国研究不能只使用所在国家的中文文献，那毕竟是很有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学家经常到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查文献，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家们也多次造访北京、上海、香港，因为最丰富的中国文献还是在中国内地。
瞭望国外的文献资源之后，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内地的报刊收藏是非常全面的，与新闻史相关的档案、书籍等更是丰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新闻图书馆、南京第二档案馆等都各有千秋。
对国内的研究者来说，遗憾的是常常身在宝山，懵然无觉。譬如，中国广大的地方报纸收藏丰富，许多地区的新闻史都值得深入研究。然而除了《上海新闻史》等少数佳作外，不少地方新闻史是由新闻志工作者编纂，学术价值较弱。这一方面表明地方报纸资源没有被充分开掘，也表明地方报纸的研究还很有潜力。专门的报刊，尽管收藏丰富，比如近代以来的戏剧报、电影报、医学报、体育报、金融报等，数量都不少，但几乎还都没有好好被研究过。
宝山在眼前，为何不知不觉？往往是因为没有把地方的或专门的报刊，放在一个“框架”里，赋予它大意境，自然就看不到其价值所在。那么，对于身边方便利用的报刊文献，如何能发现它的大意义所在？这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深入的研究探讨。一些西方研究著作长于小中见大、内涵深刻，在这方面能给我们长足的启发。
总之，绝大部分的文献资源还是在国内，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利用。随着我国学术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到国外图书馆查找一些珍稀的文献也会变得越来越方便。
第二章 比较视野中的数字化文献
第一节 数字化报刊文献：资源、发展与利用
新闻史是新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基础中的基础是文献。从国际学术前沿对研究方法的要求看，强调文本是研究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新闻史研究是空中楼阁。没有文献，就没有文本，文献是文本的前提。印刷报刊文献与数字化报刊文献是新闻史文献的两种类型。数字化报刊文献在新闻史教学研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数字化报刊文献可以弥补地域的距离，使研究者在异地也可以使用地方性的报刊
比如新加坡《叻报》，该报创刊于1881年，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纸，非常有研究价值。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将其数字化并上网之后，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可以便利地使用该报的史料，而无须万里迢迢地奔赴新加坡。这无疑降低了研究的成本、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对于促进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叻报》的研究价值在于三个方面：①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首次提出“国民史”的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意识的工具。《叻报》刊载的“谕旨恭录”表明了东南亚华侨的国民认同。这个时期华侨仍保留中国国籍，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一部分。②《叻报》刊载的“本坡”（新闻）表明土生华人和华商阶层的成长。③《叻报》刊载的“去风虎骨膏”、洋酒等广告，是东南亚经济社会史的镜子。关于数字化报刊文献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新加坡《叻报》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使用数字化报刊文献，需要注意问题设置，并将数字化文献与印刷文献相结合。
2. 数字化报刊文献可以弥补印刷报刊文献的不足
独到的文献决定了研究的价值，对于研究报刊的学者来说，一手资料非常重要。但一手资料不容易获得，改变匮乏状况的有效途径是数字化报刊文献。“舍我先生报业数位典藏”就是一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数字化报刊文献资源。《立报》曾是民国时期中国发行量最高的大众化报纸，然而这样一个地位显著的报纸，其文本研究却是匮乏的，目前对《立报》的研究主要是从体制、办报人、社会影响等角度进行分析。究其原因，与该报资料使用不便有关。20世纪80年代，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了《大公报》和《申报》的影印本，受到广泛欢迎，全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多有购置。但是，《立报》没有发行影印本，影响了研究的深入。“舍我先生报业数位典藏”的建设改变了这一状况，《立报》目前已由台湾世新大学数字化并上传至互联网，并有一些很实用的附加功能：①分类检索，把两报的报纸广告分为休闲娱乐、生活用品、医药医疗等几类，方便使用者进行专题研究；②标题检索，可以使用关键词对两报的新闻进行检索。使用者通过这个资源，可以看到《立报》《世界日报》的新闻和广告的原始版面，可以放大局部，还可以下载，对于新闻史和历史学专业的研究与教学都有不可低估的应用价值。
3. 对于新闻史专业的大学教师来说，指导学生使用数字化报刊文献写论文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应用路径
比如学生可以研究国家图书馆的《东方杂志》等在线民国期刊，这样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查史料，于忙碌的毕业季节兼顾实习和写论文。
4. 外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目前依赖二手文献，文本的缺乏是其痼疾，数字化报刊文献可以帮助外国新闻史研究突破缺乏文本的困境
以“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研究为例，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邮轮沉没，对于该事件当时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以往的国内研究都局限于对《纽约时报》一家报纸的分析，视野受束缚主要是文献匮乏的缘故。最新的研究通过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检索相关主题的数字化报纸，发现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美国许多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而且各有特色，这样就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同时，《纽约时报》官方网站在2012年制作了一个百年纪念专辑，把当年的报纸原始版面数字化并上网。我们对此进行文本细读，得到了新的发现。这个研究如果没有数字化报纸的文本资源，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国一些图书馆已购进了“Press Display”报纸数据库。该报纸数据库与纸版报纸同时，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报纸当天的信息，包括1 700余种报纸，92个国家、40余种语言；可以看到原始版面，阅读效果与纸本报纸一致；具有8种语言的语言播放功能、11种语言的翻译功能。该数据库包括《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世界各国的重要报纸，既解决了纸本报纸延迟和过期的烦恼，还可以对同一天世界各地不同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
我国在报刊数字化方面也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国家图书馆开发了民国期刊数字化资源，可在线免费使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也收录了大量期刊，可购买使用。在报纸方面，目前最成熟的是《人民日报》数据库。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报纸正在数字化工程进行中。重要的民国时期大报，如《申报》、《大公报》等，在发布政府公告、报道时事、反映社会变迁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如果将这些大报数字化，可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如《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对研究中共党史、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有重要的意义，也宜尽快数字化。
数字化报刊是印刷报刊的延伸，但是不等于印刷报刊。印刷报刊的保存与利用依然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阅读新闻史文献应该有四个原则：经典文献与前沿文献相结合；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相结合；著作与期刊文章相结合；印刷文献与数字化文献相结合。
印刷报刊文献和数字化报刊文献的阅读体验有无差异？如何弥补这种差异？笔者在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实践中发现，差异的确存在，可通过多种途径弥补。
1. 浏览报刊的局部版面与浏览报刊的整体版面相结合“窥一斑可见全豹”这句古语不适用于报刊研究。新闻报道及广告的意义不但通过内容表达出来，还通过版面位置和版面面积表达出来。因此，仅浏览报刊版面的局部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了解整体的版面情况，对于印刷报刊文献和数字化报刊文献来说都是如此。
近现代的报纸都是对开或四开的，报纸的版面一般在数版至数十版不等。折叠的报纸版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阅览的是印刷报纸，只要前后翻动，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当天的报纸哪篇报道的位置最显著，哪则广告的面积最大，各版之间有什么关联。而数字化报纸每次只能显示一版，使用者虽然可以清晰地把握这一版的状况，但容易忽略报纸的整体结构。因此，数字化报刊的使用者须有意识地观照报刊的整体。
阅读数字化报刊文献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长时间看电脑的液晶屏幕会使眼睛很疲倦。目前已经用于电子书阅读器、可使阅读舒适的纸墨水技术，尚未应用于普通电脑的液晶屏幕。那么是否可以下载报纸版面到电子书阅读器呢？技术上是可行的。
2. 研究者不宜局限于单一的报刊文本，可注意比较不同的报刊
数字化报刊的容量是巨大的，与印刷报刊相比，使用者可以更快捷地阅读报刊。如果到传统的图书馆过刊阅览室借阅报刊，需要填写索书单，说明想借阅的刊名、刊期等信息，然后等待馆员取刊，或许一个下午只能看一两本。数字化报刊则方便得多，读者可以在一个个版面之间冲浪。但数字化报刊的一个弊端也接踵而至：浏览者容易陷入海量的信息，而忽略了与外部系统的关联。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使用数字化报刊之前，最好是制订一个研究计划，明确问题的设置，并且在使用中注意比较不同的报刊，使用适当的理论工具。总之，使用数字化报刊，须注意比较，努力呈现报刊文本的意义。
以《立报》广告研究为例。《立报》的数字化文献将广告分类，方便了使用者的检索。但是当我们研究该报的广告时，会发现研究的意义很难凸显出来，除非进行比较。如果将同时期的《立报》与《申报》的广告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差异：《立报》的广告版面比《申报》小得多，文案也比较简单。欲探究原因，须追溯两报的源头：《立报》所属的世界报系1924年创始于文教城市北京，在经营上以报纸销售为主要收入来源，广告收入所占比例很小。《立报》1935年在上海创刊后，也延续了这一经营上的传统。《申报》1872年创刊于工商业城市上海，对广告业务极其重视，专设广告科，由留日归国的经理主持业务，广告的版面占全报的一半以上，文案也很考究。如是比较，使我们在城市与报纸之间建立了关联，深化了对报纸文本的认知。
3. 有了数字化的报刊文献，依然需要接触印刷报刊文献
因为要想感受报刊的纸张和印刷的状况，只能靠眼睛的观察和手的触摸，去近距离体味质感。
4. 使用数字化报刊文献需注意鉴别
17世纪的荷兰新闻书是近代报纸出现以前出版周期较长的新闻媒介。一个美国的旧报纸收藏网站上有荷兰新闻书出售，然而价格只有几十美元，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此珍贵的文物，距今已400多年，售价却这么低廉，是真品还是赝品？所以对于网站上的信息一定要注意鉴别。“作为工具和对象，互联网提供了许多研究的空间，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慎之又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式，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并且提出要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在当代高等教育中，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够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数字化报刊文献也必将更好地为新闻教育界所利用。
搞清楚文献的分布、文献的使用，不仅有益于新闻史学科的进步，也有益于我国图书馆的报刊收藏与使用。对于图书馆来说，核心业务有三个部分：收藏、保存、利用。即在收藏的基础上，要保存好，还要利用好，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新闻史文献同时也是历史学的文献，同是报刊，新闻学专业的师生可用，历史学专业的师生同样需要，报刊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在国际史学界，文化史研究成为近年的新兴领域，报刊的历史也因此成为被关注的重点之一。数字化报刊文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便利的资源。
目前，书籍和期刊的数字化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全文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图文数据光盘都已经出版，并有检索功能，方便研究。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已经被广泛使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类型的文献也有待数字化，如图像文献的数字化，海报、日记等图像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可低估。
音频视频资料的数字化。美国在这方面很发达。历史上著名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如《世界之战》、《炉边谈话》、《东京玫瑰》、《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辩论》，从录音到文稿都已数字化，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中国的广播电台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电视台创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节目的音频、视频还未数字化并面向大众。如果能够将其数字化，使研究者和大众可以便捷利用，对于促进研究的进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都是有益的。
数字化文献建设是一项需要巨大投入的事业，其社会影响也必然是巨大的，此项事业任重而道远。国外的数字化文献资源很多是免费共享的，国内的很多是要付费的，这可能会影响我国数字化文献资源的利用，还需要努力去解决。数字化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促进研究的作用，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字资源孤岛和数字资源超载被认为是阻碍数字资源有效获取的两大困境。对于数字化报刊资源来说，也存在这样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理清资源的分布，改善使用的方法，以提高利用效率和研究水平。
在当代高等教育中，数字化学术资源能够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对新闻传播学中的新闻史学科来说，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学习资源以及研究材料等，非常有助于改善教学效果，对于学者来说，可以拓展学科的发展空间。目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新闻史方面的网络资源很多。17—21世纪，各种类型报纸的版面以及杂志的封面，有些还可以看到全文并下载；还能够从这些网址听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广播节目原声，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电视节目录像等。这些网址不但能够成为中外新闻传播史课程的宝贵教学资源，也可以作为宝贵的研究资源。通过这些国内外的数字化学术资源，能够直观地把握新闻史沿革，还可以激励研究兴趣。
第二节 数字化广播文献在研究与教学中的应用
广播史是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播史料的数字化为深入学习研究广播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历史上著名的广播节目，如科幻广播剧《世界之战》、广播记者爱德华·默罗的报道《这里是伦敦》、日本NHK电台的国际广播节目《零点时刻》、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等，从节目录音到文字稿、背景资料都已数字化，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并使用。收听这些广播史上经典节目的录音，并结合文字稿和背景资料对节目进行细致的剖析，可以加深我们对节目的理解、丰富对广播史的认识。一、收听经典节目录音，有助于理解广播的影响力
在电视业兴起之前，广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广播的黄金时代，经典节目之一就是《世界之战》（后人称为《火星人入侵地球》）。1938年10月30日，在万圣节的前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水星剧场”（The Mercury Theatre on the Air）栏目播出了由科幻小说《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编的同名广播剧。《世界之战》1898年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创作，是科幻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小说中，火星人的星球由于过度进化而走向衰亡，火星人也进化得狰狞可怖。火星人企图征服地球，地球上的城市因为他们的威胁而人去城空、几近荒芜。小说本身很有感染力，改编成广播剧后更具震撼力。信以为真的听众们纷纷出逃，火车站里，人山人海。这件事被当时的报纸广泛报道，比如美国新泽西州的《特伦顿晚时报》马上就进行了报道，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报纸档案网站看到当时的版面。这些报道主要有两个内容，10月31日的报道是反映广播剧《世界之战》给民众造成的恐慌；11月1日的报道是关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将研究如何对广播剧《世界之战》加强管理。报道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星期天晚上播出的威尔斯的广播剧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因为听众对广播中的情节信以为真了。这两则报道表明，广播剧《世界之战》给美国民众造成恐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社会影响很大，并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此事件的反应很及时，也抓住了事件的关键，即广播剧不应使听众混淆虚构与真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后来出台的规制措施也是针对这一点，要求电台制作的广播剧中不得穿插拟真的新闻播音。
广播剧《世界之战》之所以社会影响如此之大，还有其他原因：①广播在那个时代是主要媒体，听广播的人多，并且人们很信任广播，广播有权威性；②社会心态脆弱，当时全世界正在纳粹的威胁之下，国际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内的经济萧条更加剧了民众的消极心态；③节目本身制作精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水星剧场”栏目播出的许多广播剧至今保存完好，还可以收听，包括《世界之战》。当我们收听这个节目并感受当时的气氛，会发现：开场是庄重的音乐，然后是严肃的男声新闻播音。随着广播剧的节奏越来越紧张，播音员的语速变得越来越快，中间还穿插着许多采访和音响效果，包括逼真的惨叫声，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场景。到节目的最后，播音转为缓慢低沉，不断重复“寂静，寂静”（silence，silence），恍若地球被外星人毁灭后的荒芜景象。
听完节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的听众为什么恐慌了，剧中确实有不少容易使人混淆虚构与非虚构节目的元素。《世界之战》作为一部广播剧，技巧娴熟、情节生动，很吸引人。但是由于在广播剧虚拟情节中穿插拟真新闻播报和音效，使得该部广播剧产生了事先未曾预计到的负面影响，引起听众的误解和极大恐慌。这一事件启迪后来的新闻人，制作节目时，除了追求惊人的传播效果，还要注意避免负面影响。
外国传媒史领域，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需要使用更多的一手文献。数字化广播节目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文献，不仅可用于教学，还可用于传媒史研究。我国常将广播剧《世界之战》称作《火星人入侵地球》，而我们在收听该节目的录音以及查询相关报纸文献后，会发现在节目当中提到广播剧的名称是《世界之战》，报道由此剧引起的恐慌事件的美国报纸也称该剧是《世界之战》，为什么在我国称其为《火星人入侵地球》？可能是以讹传讹。现在我们收听了该剧的录音，应该将这个错误纠正过来。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考古学分析应该在话语形成出现的同时性中对它们进行比较、对照。并且，话语的考古学力图发现机构的，经济过程的以及话语形成可在此基础上相互连接的社会关系的整个范围。从“世界之战”到“火星人入侵地球”，概念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知识考古学的话题。二、收听经典节目录音，有助于感受广播记者的伟大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播音员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以下简称默罗）在“二战”的危机时刻，在人们渴望了解真相的时候，不畏艰险，站到前线，从欧洲上空传来真实的声音，给美国听众带来信心。默罗不仅本身播报新闻出色，还善于招募、领导广播人才。他组建了一个战地广播记者队伍，在1937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及时地进行报道，他们通过电话直播将报道从欧洲各国发回美国CBS总部。
如今，默罗的战地报道《这里是伦敦》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收听。当我们听到炮弹轰炸声中默罗标志性的庄重而有节奏的播音“这里……是伦敦”（this…is London）时，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位伟大的广播记者的精神风貌，沉稳、坚定而勇敢。
时代造就英勇的战地广播记者，同时，默罗这位了不起的记者也是经过艰苦的磨砺才养成的。收听他的采访录音，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个人物：①默罗的口音悦耳。默罗在大学期间曾加入剧团，学习戏剧表演，因此他在朗读方面是受过训练的。②默罗的播音亲切。做节目应该像在酒吧里与朋友聊天一样，这是他的追求。③报道录音中夹杂着现场的背景炮弹声，烘托出了战争的气氛，也反映了默罗这位战地记者的出生入死、英勇无畏。对于后辈记者来说，默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三、收听经典节目录音，有助于澄清广播史的争议
国际广播是面对另一个国家、为使其他国家听众收听而进行的广播。“二战”是国际广播发展迅速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东京的日本NHK电台对亚洲战场上的美军和英军士兵进行了旨在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的播音。在热带丛林中，征战的大兵们常常收听NHK的广播节目，还将声音甜美的女播音员命名为“东京玫瑰”（Tokyo Rose）。
女播音员中最有名的一位，名字叫户栗爱娃（Iva Toguri，又名户栗郁子）。她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裔移民，生于1916年，1940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动物学专业，1941年因探亲踏上日本的土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被迫滞留在日本，先是在NHK电台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谋生，从1943年起，在《零点时刻》（Zero Hour）节目担任播音员工作，这是一个英语节目，面向亚洲战场上的英美士兵广播。
对于户栗爱娃的历史功过如何评价？目前是有争议的。有一种说法是，NHK播出的节目并不能真正起到瓦解军心的作用，户栗爱娃的声音略带男性化，可以防止盟军士兵产生日军所希望的那种思乡之情。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拨开历史迷雾，需要确凿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时的节目录音。听一听原始的节目录音，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国际广播可以作为战争的武器。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收听日本NHK电台的《零点时刻》节目，至少能确认三点：①户栗爱娃在每期节目的开头自称“孤儿安”（Orphan Ann）；②户栗爱娃的嗓音确实有些沙哑，比实际年龄成熟，但也时常带几分娇嗲；③节目中播出轻松的美国流行音乐。
女播音员自称“孤儿安”，这是一种修辞手法。户栗爱娃从小在美国长大，熟悉美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她以“孤儿安”之名博取听众的怜爱与同情，说着美国士兵熟悉的英语，播放美国年轻人熟悉的音乐，唤起美国士兵的思乡情绪。收听《零点时刻》的播音，是一种愉悦的享受，但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听众的心志涣散。四、收听经典节目录音，有助于学习传播技巧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下简称“罗斯福”）政绩显赫、彪炳史册：①他推行新政，使美国度过了经济大萧条的危机；②他领导全国同法西斯作战，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四次入主白宫的总统。尽管他不利于行，如果其政治生涯开始于电视时代，大概就当不成总统了。但是他有效地利用了广播这个新兴的媒介，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罗斯福当上总统后与新闻界的关系密切、良好，在四届总统任期内，共举行了998次记者招待会。《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这个节目也帮助罗斯福获得了声望。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倾听《炉边谈话》节目的录音，读解节目的文字稿，感受其魅力。《炉边谈话》的修辞手法和传播技巧值得今人学习。
1. 亲切的称呼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法
在谈话的开头，罗斯福总统对听众的称呼经常是“我的朋友们”（my friends），或“我的美国朋友们”（my fellow Americans），亲切的称呼一下子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而且他的发音清晰标准，语速不快，容易听懂。可见他是以广大国民为听众对象的，包括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地域的人民。
2. 及时通报消息
例如1933年3月12日是《炉边谈话》第一次播音，内容是关于当时的金融危机。1941年9月11日的谈话内容是关于美国海军刚刚遭遇的一次严重失利，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不会沉默，不会让纳粹得逞，尽管这次谈话非常沉痛，但是他给公众以信心。虽然《炉边谈话》节目里常常播报的是坏消息，但是坦诚布公地及时通报最新消息使罗斯福总统赢得民心。
3. 谈话的长度适中
节目不冗长也不过分简短，介绍国家形势以及政府的对策，把事件的情况充分传播出来。比如第一期关于金融危机的谈话文字稿不到2 000个词，其他各期节目的文字稿基本都在2 000—4 000词。
从1933年3月12日至1944年6月12日，一共播出27期《炉边谈话》。广播，把罗斯福洪亮、充满自信的声音传遍全国，使他与美国民众的心拉近了。千家万户都听到来自华盛顿的声音，人们觉得不再孤独，心仿佛团结在一起。广播增加了国家的凝聚力，使人们对政府恢复了信心，使新政得以顺利实行。罗斯福因此被称为新闻史上的“广播总统”，即善于利用广播的总统。《世界之战》、《这里是伦敦》、《炉边谈话》，这三个经典广播节目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这不是偶然，而是广播史发展的结果。在广播最为繁荣的时代出现的节目经典，既是新闻业的荣耀，也是新闻业的财富。《零点时刻》作为“二战”期间著名的国际广播节目，也是广播史记忆的一部分。
新闻史能给予学生广阔的知识、专业主义精神的陶冶以及实用的方法论启迪。学习和研究新闻史，应该多接触第一手资料，对新闻史上的伟大记者们多一些直观的感受。对于文字记者，多看其作品文本；对于广播记者，多听其作品录音。当我们聆听、感悟，并读解、分析这些节目时，可以受益良多。展望未来，数字化广播节目在新闻学教育和研究中一定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三节 数字化电视文献在研究与教学中的应用
重思电视史有助于理清传媒变迁的线索。电视史应以当代传媒的变迁和问题为研究的起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目前电视业存在一些弊端和痼疾，因此需要重返电视史，寻找历史的线索，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怎样看待电视业的影响？怎样看待新媒介的变迁？如今，新媒介是指互联网及手机电视等，但是当电视最初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也是以新媒介的面目出现的。一、最早的电视机
回顾早期电视史，电视技术先驱们的贡献令人尊敬。电视机刚发明的时候，有两种技术路径：机械电视机和电子电视机。而且在最初的时候，这两种技术电视台都曾试用过。后来经过实践的检验，选择了电子电视机，淘汰了机械电视机。虽然两种电视机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机械电视机播出的影像还是留下来了。最早的电视影像是机械电视机播出的。
1884年，德国人尼普科用活动圆盘传送活动图像成功，确立了机械电视机的原理。而成功制造机械电视机的是英国人贝尔德（John Baird）。1925年人们在商店里见到了这台机器的展示。次年，他又示范了电视画面的无线传输。机械电视机收看效果比较差（扫描的行数少，每个画面只有200多条线，后来通用的电视一般是600条线），而且很笨重，噪音也很大，不好操作。所以他的技术在英国使用一段时间后，被淘汰了。尽管如此，他仍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电视技术先驱。
电子电视机相对地避免了机械电视机的毛病。这种电视机的原理不是扫描盘，而是电子显像管。1878年，英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射线管。1897年，德国科学家布劳恩发明了简单的电子显像管，确立了电子电视机的基础。而制作成功电子电视机的人是美国工程师兹沃利金（Vladimir Zworykin）。兹沃利金来自俄罗斯，20世纪20年代在西屋公司工作。192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邀请兹沃利金加入，继续从事电视技术研究。随后，他发明了光电显像管。
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需要好奇心、执著和经济的支持。因为好奇，曾有许多人投入了对电视的研究。但是，仅仅有好奇心是不够的，有人没有坚持下去，有人没有得到大公司和大学的资助和支持。兹沃利金从事电视技术的发明长达几十年，后面没有强大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雇佣这位科学家的西屋公司正是美国第一个电台“KDKA电台”的创办者，而美国无线电公司也是广播事业的推动者。同为俄国移民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领导者萨尔诺夫支持电视的研究（其人也是广播的先驱），为此美国无线电公司投入5 000万美元。
兹沃利金对电视的贡献卓著，受人尊敬。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兹沃利金的一个朋友是总统的科学顾问，问他：“你见过总统没？”兹沃利金说没见过。于是两人来到白宫去见总统。科学顾问向总统介绍来宾时说：“这就是使你得以当选总统的那个人。”肯尼迪十分惊讶：“为什么这么说呢？”科学顾问解释说：“他就是发明电视的人。”二、早期的电视节目
通过网络，可以了解英国广播公司（BBC）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节目，包括对儿童节目、竞猜节目等早期节目的介绍。三、总统竞选电视节目
美国华裔学者、著名作家董鼎山在接受访问时曾讲述：“（肯尼迪总统）是我们很喜欢的总统，当时年轻人非常喜欢他。他那时候跟尼克松竞选，尼克松当时显得很不像样，几乎根本不像是个合格的对手。今天回想起来，那时候美国刚刚开始普及电视新闻节目，很多人说尼克松败给肯尼迪跟电视有关。那时候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电视上有公开的竞选讲话。这是头一次有两个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进行辩论讲话。肯尼迪年轻、面相好，显得意气风发，很有气势，而尼克松的形象不够好，而且态度显得很拘束，给人的印象非常不好。当时听无线电广播的人就说，尼克松当选的胜算大，因为他会讲；而看电视的民众则认为肯尼迪的气派好，有把握赢。结果肯尼迪当选。”
我们可以应用电视史文献研究电视与政治和竞选的关系。《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1960—2000》网页有历次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录像和照片。我们研究电视史时，如果能直接感受几十年前的电视节目影像会十分有帮助。
肯尼迪与尼克松总统竞选的电视影像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美国1960年的节目《总统竞选辩论：肯尼迪VS尼克松》辩论直播中，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演播室里的表现不同。进入直播后，每人说三分钟。肯尼迪更镇定、精力充沛，而尼克松病容明显，表情也不自然。
人们评价，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是第一个会真正利用电视的总统。1960年的总统竞选，他借电视击败了远比自己有名的尼克松。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曾领先肯尼迪，但二人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尼克松的形象大为受挫，败下阵来。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总统竞选中的第一次电视辩论，观众多达7 000万人，对选举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四、经典美国电视新闻
从“电视博物馆”网页进入“展览”（Exhibition）栏目，然后点击“125个最重要的政治时刻”（top 125 political moments），这里有：①肯尼迪总统1963年被暗杀的CBS电视新闻视频；②肯尼迪与尼克松1960年的总统竞选辩论电视直播视频；③阿姆斯特朗1969年登月的电视新闻视频；④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视频；⑤2001年的“9·11”事件视频；等等。这些都是改变了历史的时刻，留下的影像是珍贵的历史纪录。五、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档案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电视档案，搜集了大量晚间电视新闻和专题新闻报道，并做了摘要。范德比尔特电视新闻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广泛、最完整的归档的电视新闻。起自1968年8月5日，收集从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比尔·克林顿，直到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的电视节目。节目包括自1968年以来的ABC、CBS和NBC，以及1995年以来的CNN和2004年以来的FOX的新闻节目。还包括总统演讲和新闻发布会、水门事件听证会、波斯湾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相关电视报道等。
其他可用于电视史研究的网址还有：
www.aade.com/tubepedia/1collection/tubepedia.htm；
www.televisionheaven.co.uk/history3.htm；
www.televisionheaven.co.uk/history.htm；
www.whirligig-tv.co.uk/tv/history/history.htm。
发表于《电影、广播和电视历史杂志》（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Radio and Television）1997年第3期的《互联网：事实文献的历史媒介研究》（The Internet： historical media research on the virtual archives），作者是戴维·唐纳利（David F. Donnelly）和克里斯蒂娜·罗斯（Kristina Rosss）。论文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被普遍应用，历史学家进入网络时代。通过互联网，传媒史学家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包括新闻影片、广播节目、稀有影像历史文件和档案。文献信息被传输到网上，分至许多网址，网上的历史文献数量庞大，为了容易应用，文中提供了传媒史网络资源资源的索引：（1）互联网电影数据库（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http://us.imdb.com。（2）死亡媒介项目（The Dead Media Project）：纪录著名的已消失的媒介，一些已废弃的技术，打字机，信鸽等。http://griffin.multimedia.edu/~deadmedia。（3）范德比尔特电视档案（Vanderbilt Television Archives）：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电视档案，搜集晚间电视新闻和专题新闻报道，并做摘要（节目摘要可以根据年代和主题词搜索）。http://tvnews.vanderbilt.edu。（4）信息时代展览（Smithsonian Information Age Exhibit）：包括照片和许多媒介的描述，早期电报、电话和计算机设备等。http://photo2.si.edu/infoage.html。（5）广播先驱图书馆（Broadcast Pioneers Library）：提供图书馆收藏的描述，包括电台广告收藏（Radio Advertising Bureau Collection）以及国家公共广播档案（National Public Broadcasting Archives）。这些网址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照片、音响、图像以及剪报，可以帮助我们一瞥历史的时刻，建立直观的感受。http://www.itd.umd.edu/UMS/UMCP/BPL/bplintro.html。
第四节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数字化文献研究的案例
2012年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100周年。1912年4月15日凌晨，这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邮轮在其首航途中，触撞冰山而沉没，死亡1 500多人，生还仅700多人。对于这次重大的灾难，当时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其经验教训对当代新闻人有何启示？本节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纽约时报》官方网站的数字化文献为资料来源，回顾此次报道的得失及其背后的原因。一、一些报道专业而严谨
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中，自始至终表现出色的当属《纽约时报》。“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4月10日从英国出发，目的地是美国纽约。此次首航引起了全世界许多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10日的报道标题为《“泰坦尼克号”今日启航》。然而几天后，传来了噩耗，该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来自沉船的最新新闻》，是《纽约时报》15日的大字标题。正文为：“瑞斯角消息。星期日晚上，4月14日10点25分，白星轮船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向马可尼无线电站发出‘CQD’求救信号，并报道遭遇冰山，需要立即救援。半小时后，另一条信息发来，报告船头正在沉没，妇女们开始上救生艇。”该报道还说，位于瑞斯角的马可尼无线电站通知了其他船，艾伦公司的“弗吉尼亚号”距离“泰坦尼克号”有170英里远，正加速开来，说15日上午10点能到。“弗吉尼亚号”曾和“泰坦尼克号”取得直接联系，最后收到信号是在15日0点27分，该船的无线电报员说：“这些信号是模糊的，并骤然停止。”此外，“奥林匹克号”也曾和“泰坦尼克号”取得直接联系。在这则新闻的下方，刊登着“泰坦尼克号”的全景照片，图片说明是：“白星轮船公司‘泰坦尼克号’——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在其首航撞上了冰山”。
15日的另一则消息是《纽约时报》专稿，报道了“泰坦尼克号”附近的许多船只都听到了求救信号，有几艘船速往救援的详情。其中特别提到，艾伦公司的“弗吉尼亚号”只有200名乘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转运“泰坦尼克号”的大量幸存者，但这艘船是邮船，不大可能拖运“泰坦尼克号”；艾伦公司的官员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纽约时报》收到第一条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电讯是在凌晨1点30分左右，截稿时间是凌晨3点30分。在短短两个小时里，就组织了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报道内容，反映了该报的严肃品质和专业能力。《纽约时报》经过精心的筹备，在4月16日发布了更为详尽的报道。该日的报道主要有：（1）《最新报道 幸存866人》：“波士顿4月15日消息。今晚晚些时候收到来自‘奥林匹克号’的电报，‘卡帕西亚号’正载着866名来自‘泰坦尼克号’救生艇的乘客前往纽约，大多是妇女和儿童。”（2）来自“奥林匹克号”的专稿。专稿是通过无线电报发来的：“最大的轮船2点20分沉入海底。营救太迟。救生艇只搭载了几百人。妇女儿童先登救生艇。‘卡帕西亚号’搭载幸存者驶往纽约。”（3）该日头版还刊登了“泰坦尼克号”和船长史密斯的照片，以及部分乘客名单。
除《纽约时报》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报纸的报道也充实可读，值得赞许：（1）芝加哥《日记报》4月16日刊登了“泰坦尼克号”的内部结构透视图。（2）《旧金山号召报》4月18日的版面围绕“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了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国会要求查明灾难责任；②纽约妇女界发起旨在扶助孤寡的慈善基金；③海上安全新规则；④一位船长接受采访说，“泰坦尼克号”撞向冰山的力量相当于30门大炮的火力。（3）《纽约美国人报》着重报道了遇难名人。4月16日头版报道的副标题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随船沉没的乘客中 根据布拉兹特里特昨晚从“奥林匹克号”收到的无线电报 阿斯特夫人得救并由“卡帕西亚号”送往陆地》。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是船上最富有的乘客，美国大商人，他在此次事故中未能幸免于难，其妻生还。新闻详细地注明了收到电报的时间、消息来源、收报地点，以强调信息的可靠性。
以往的研究只强调《纽约时报》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中的出色表现，对于该事件中其他报纸的报道认识不足。由于缺少参照的视角，因而影响了对于此事件报道的理解。《纽约先驱报》1912年4月16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泰坦尼克号”船上1 800人沉没 只有675人生还 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同日《纽约论坛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泰坦尼克号”沉没 1 340人丧生 只有886人获救 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两份纽约的著名报纸报道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基本事实，但细节不够准确。《纽约时报》4月17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卡帕西亚号”只提供了400名“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姓名 无线电在海上搜索进一步的消息》。与其他报纸相比，《纽约时报》确实是更进一步，有更新、更翔实的报道内容。二、为何出现大量“假新闻”“泰坦尼克号”出事后，其他许多美国报纸也收到了电讯，却做出了错误的报道。例如，距离纽约不远的《锡拉丘兹先驱报》4月15日的头版标题是《“泰坦尼克号”乘客全部得救》，显然这是严重的失实。
世界知名的《每日镜报》也报道错了。该报由英国报业大王北岩爵士创办于1903年，为了争取新兴的妇女和大众读者，加强图片报道，重视新闻的可读性、易读性，所以在1909年就达到了100万份的发行量。4月16日该报的版面内容与事实南辕北辙：“‘泰坦尼克号’无线电报 46 000吨轮船 2 300名乘客遇险 所有人平安 随着早晨宽慰消息传来 挂虑终结 乘客逃生 无助的巨轮由艾伦公司的轮船拖向港口”。明明船沉了，却说是被拖向港口；明明多数人丧生，却说是全部逃生。
随后，截稿时间迟一些的美国晚报也报道了灾难的消息。纽约《世界晚报》4月15日的头版大标题为《轮船放下乘客 “泰坦尼克号”据报沉没》。该报的消息还有：许多名人在头等舱；乘客转往“卡帕西亚号”和“珀里吉恩号”；“泰坦尼克号”由艾伦公司的“弗吉尼亚号”拖往哈利法克斯。这些消息仅部分准确。
为什么许多报纸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报道中出现了失误呢？（1）新闻界对“泰坦尼克号”抱有幻想。当新闻界人士收到“泰坦尼克号”遇险的电讯时，普遍的心理是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抱有幻想，冀望“泰坦尼克号”能摆脱困境，乘客幸存，船只也幸存。这是导致报道盲目乐观、偏离事实的重要原因。（2）“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仓促之间向外界发出的求救电报简短而模糊。赶来营救的轮船从遥远的海上发回陆地的电报也是只言片语。这就给报社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比如电报中说“轮船放下乘客”，但是放下了多少乘客，没有说。于是很多报纸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做出了乐观的推断：乘客全部得救了。事实是，船上只有20只救生艇，根本无法搭载所有乘客。“泰坦尼克号”最终只放下了几百名乘客，登上救生艇，其他1 500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都随船沉入大海了。幸存者的数字后来发回，各报才连忙更正。（3）使用无线电报进行新闻报道需要对信息筛选鉴别。因为海上的轮船都有无线电发报设备，都在向陆地发出电报，前后信息不一、各船信息不一。如果报纸有闻必录，必然导致自相矛盾、谬以千里。
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报道中，之所以一些报纸出现错误，与无线电报技术刚刚出现，人们对其不熟悉有关。每个时代，当新的媒介出现时，人们都有过惊惶、迷惑与批判。在对这一事件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到媒介现象背后存在的偏见与谬误。有关“弗吉尼亚号”的报道，许多报纸出现了失误，就与这个原因有关。该船收到求助信号后，曾积极准备营救，还考虑过能否将“泰坦尼克号”拖往港口。但是由于它距离出事地点很远，事态又太严重，最终“弗吉尼亚号”并未起到营救船的作用。那些报道它将“泰坦尼克号”拖向港口的报纸，包括《每日镜报》在内，应是依据较早的电讯，误报了相关消息。《纽约时报》对“泰坦尼克号”首航及其沉没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而相关报道之所以及时准确，与其主编卡尔·范安达（以下简称范安达）非常熟悉海上无线电报技术有关，他有使用无线电报报道新闻的丰富经验。1904年日俄战争时，《纽约时报》花费重金租用世界上第一艘新闻电讯发送船，在旅顺附近的海面上采访战争消息，然后发往美国，成为独家新闻。这一次，又是范安达根据收到的电讯，在日报中第一个做出了“泰坦尼克号”已然沉没的判断。
后续报道过程中，各报都想采访到乘坐“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港的幸存者，尤其想见到船上的工作人员，以了解事故的详情。但是，面对这场巨大的灾难，白星轮船公司封闭了采访的渠道，一概拒绝报社记者。范安达于是派一个行动敏捷的记者来到纽约港，扮作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的随从来到船上，采访到了事故的幸存者，尤其是那个发出求救讯息的发报员。这个非凡的成功采访，不仅反映了《纽约时报》出色的新闻报道组织能力，也源于范安达对电讯技术的深刻理解：当时白星轮船公司已经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只接待无线电技术人员。其他报社也做了很多努力，有的报社还派去了名记者，想方设法突破轮船公司的防线，但无一成功。
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报道中，由于对大工业迷信、收到的信息不完整、报道时间仓促等原因，许多英美报纸都出现了失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已经过去100年了，留给我们很多层面的丰富思考。对于新闻人来说，需鉴往知今，既努力掌握新的传媒技术，也注意筛选鉴别信息，以避免失误的报道。不仅此事件的报道可作为案例，新闻史上发生过的其他失误，也应收集起来进行研究，使教训转化为教材，推动新闻事业不断进步。
第三章 比较视野中的传媒史研究方法
第一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
中国新闻史作为学科出现，是近代学术分工的结果。这样一门交叉学科，除了在新闻学的体系内生长，还受历史学发展的影响。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开始强调史学的科学属性，“在历史研究和撰写上都师法科学”，这种观念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影响深远。梁启超以来的中国新史学，就是在西方史学科学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方汉奇先生提出“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可谓是对兰克和新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一直朝科学的方向努力，以布罗代尔、勒鲁瓦·拉迪里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极其注重档案和数据。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国新史家们则长于“二重证据法”（文物、经籍，或曰地上地下打成一片），以及从古文字学、语言流变入手的历史考察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由于其专门史的性质，新闻学及后来的传播学理论的作用较一般的历史研究更为显著。但从方法上来说，与历史学研究是一致的。新史家们注重史料、注重对照辨析文献，以及从语言的发展考察历史，重视运用统计数据，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中寻找规律等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严谨的中国新闻史学者的研究方法。中国新闻史理应是现代的、科学的。
当代新闻史研究者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①自身能否遵循严谨的学术研究规范；②来自“解构历史”的时代潮流。
新闻史学者既属于一个独立的学术共同体，也笼罩在知识界的整体氛围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知识界告别了激情的启蒙时代，进入职业化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职业化方向因而凸显。职业化意味着明确学术研究规范，以史料为基础，以发现历史变迁的因果关系为目标，即许冠三先生所谓的“重建往事，解释过去”。职业化还意味着廓清业余新闻史爱好者与专业研究者的界限。报社志、回忆录等，在学术工作中的位置只能是提供史料，专业的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必须辨析。不加辨析地堆砌史料和史料匮乏同样危险，不严谨的做法只会削弱新闻史研究的力量。
另一个威胁来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以德里达和福柯为先锋，以解构历史、颠覆历史为时尚，他们否定历史研究方法，否定追寻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将历史的方法看作一种落后的方法。西方学术界的这股风潮试图将历史学从社会科学领域中驱逐出去。“历史的终结”、“反历史”成为流行的学术话语。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界也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之下。兼之中国历史的书写一度缺乏独立和自由，“反历史”的批判色彩对学人颇有吸引力。不过，时至今日，西方历史学界已经能够平和地看待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一部分注重史料的历史学家继续去查他们热爱的档案，爬三百级台阶也在所不惜；而另外一些，如海登·怀特，将历史相对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人们把他称作后现代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哲学家。
身兼教学与研究二职的中国新闻史学家们，面前还有第三重威胁——来自学生的期待。他们不停追问：新闻史有什么用？新闻史课程有意思吗？
新闻史当然有用，它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历史维度。就像计量历史学家“掠夺人口学的资源，但给予了它历史的维度”。新闻史从新闻学和传播学中“掠夺”资源，同时也给予它们历史的维度。可惜许多研究当下传媒问题的学者未必能够充分领略这种回馈。社会学家黄平曾经这样谈社会学与历史的关系：“这些年受北美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我们也有点忽略了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历史的传统。其实社会科学最大的一个学科就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不应该不关注历史，至少不应该没有历史的视野，如果社会学都是只去谈平面，那就很浅薄了。如果不从历史的视野层面，就很难看到为什么是这样的。”
中国自《史记》的时代，便开始了历史学的伟大传统。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和历史学教育都很发达。美国也一直比较注重历史教育，认为治理国家需要有“历史视野、伦理内涵、哲学思辨”，即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的通才教育，这种教育理念深受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影响。2013年6月，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者协会（OAH）现任主席阿兰·克劳特（Alan M. Kraut）来华做学术访问。他谈到，美国历史学者协会的使命是：提高对美国历史研究与教学的质量；鼓励对美国历史问题展开跨学科、多视角的探讨；注重历史经验对现行决策的社会价值，以及广泛吸纳对历史学科感兴趣的不同群体参加协会。
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个应用性的学科，但同样需要历史视野。作为这个学科的一部分，广告学也离不开广告史。广告史研究需要对现实的关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根据现实中广告业的痼疾提出问题是一种很好的研究和教学思路。广告史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有问题意识。广告史的研究领域需要细分和专业化。比如医药广告史研究，需要对疾病史、医药史的背景知识有所了解，并且能用当代的健康素养理论解析历史上的医药广告现象。化妆品广告史研究，需要对女性史、工业史的背景知识有所了解，并且能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解析历史上的化妆品广告现象。总之，广告史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是必要的研究背景。同时，广告史是一种专门史，广告史研究需要具备广告学的理论知识。
第二节 英语语境里的中国传播史研究
尽管海外学者难脱与中国新闻界历史与现实隔膜的嫌疑，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是不争的道理。由于研究视角的独到，研究对象的新颖，海外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以下通过对北美以中国传播史为题的博士论文选题的分析，对北美的中国传播史研究进行综述与分析。
根据中华传播学会公布的数据，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11月，美国、加拿大的大学共有约200篇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是与中国相关的研究。笔者的统计发现，其中有1/4左右是历史跨度的中国传播研究，计51篇。
所谓历史跨度的中国传播研究，就是以历史上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媒介为研究对象，即作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媒介有一定的历史跨度。可以说这样的研究类似于社会史研究，即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是跨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比如《蒙塔尤》。北美的中国传播史研究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理论工具的采用，与国内的传播史（传播史是一个比新闻史更为宽泛的概念）研究都有所不同。
下面就以这51篇北美传播学博士论文的选题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研究领域的年代分布和理论视角，希望读者可借此一窥北美的中国传播史研究面貌。一、北美以中国传播史为题的博士论文概况
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吴秋良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的宫廷记忆系统：清初帝国政府的传播渠道与决策（1693—1735）》。20世纪70年代，先后又有几篇中国传播史领域的博士论文问世。加利福尼亚大学1970年的《19世纪中国的传教士新闻：林乐知和早期〈万国公报〉（1868—1883）》，南伊利诺伊大学1971年的《传播与道教：中国道、佛教思想中蕴含的传播理论》，俄亥俄州立大学1973年的《审视中美传播互动（1969年1月—1972年2月）》。总的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的传播学博士论文还是很少的，逐渐增加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90年代数量增长更加明显，共计有35篇，1992年全美传播学博士论文里有5篇是中国传播史方面的，1995年有7篇。与论文增长同步，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华裔作者增多。共51篇论文中，有35篇的作者是华裔，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中，有25篇的作者是华裔，占同期作者总数的2/3。
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看，也有明显的发展，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从鬼谷子到蒋介石，从内地流行音乐到广告文化，都有人涉足。并且视野延伸到与传播相关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使用的理论工具有修辞学、政治传播、女性主义等。这些北美的博士论文，或者关注中国传播史上的重要现象，或者用传播学理论解释历史上一个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选题常常给人新颖的感觉。
与我国同一领域的博士论文相比，它们有以下特点：①选题范围小，多数限定在数年或者几十年间，时间跨度大的不多；②研究对象以当代的事件为主，占全部论文的3/5；③研究工具多样，不仅有历史学，还有传播学、修辞学、社会学等；④或许由于海外学者远离国内的环境，他们思想上比较没有束缚，所以敢涉足一些国内学者不愿涉足的领域，如“文革”时期传播的研究。表3.1 博士论文数量与完成年代统计表表3.2 博士论文研究领域的年代分布统计表表3.3 北美以中国传播史为题的博士论文总览（以论文完成时间为序）二、中国选题的背后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那么多中国传播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呢？又为什么研究时段以当代为主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1）改革开放后，我国赴美留学生增多，文科留学生和传播学方向的留学生也增多。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及语言相比，他们更熟悉中国的国情和语言，一些学生因而选择以中国的传播史为研究对象。（2）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20年来明显增强。因此，一些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对中国的现象有兴趣，20世纪90年代有10名非华裔的学生以中国传播史为题，可以证明这一点。传播不只是传播，还联系着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领域，从传播现象可以看到文化和社会的变迁，从传媒上的报道，可以分析出两国的外交关系和民众舆论。这也正是传播学的魅力所在。（3）以美国学术界的规则来讲，用美国人认同的方法、关心的话题来写论文是容易发表的，否则只能遭遇冷眼，学者们不能不受西方学术界的“观念市场”影响。不难发现这些论文选题背后的美国视角。好几篇论文关注的是中美外交与传播的关系，这个问题显然是和美国人有关的。之所以当代史方面的论文多，恐怕也是这个原因，美国社会关心更多的是中国的现在，而不是遥远的古代。有两篇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的华文报纸，视角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历史，这种视角是有地域特征的。
了解海外的中国传播史研究状况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话题对国内学术界有多层面的参考价值。这些论文有些已在国外出版，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翻译的版本。
这些博士论文的作者，如今许多已成为海内外高校的知名教授。按出生地，这些学者可分为三种类型：
1.大陆出生，在大陆接受本科或硕士教育，后赴美留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
俞璟璐，曾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89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刘端裕，1991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新媒体学者。
肖小穗，曾毕业于暨南大学，1992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著名修辞学者。
李琨，曾毕业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年获得美国俄勒冈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黄少荣，曾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1994年获得美国鲍林格林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英语及传播交际教授。
魏然，曾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1995年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
赵月枝，曾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96年获得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
2. 出生于台湾或香港，后赴美攻读传播学或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
吴秋良，台湾人，1967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赵雅丽，1985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台湾淡江大学教授。
张赞国，曾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1986年获得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系博士学位。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
曹定人，1985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台北大学应用外语学系教授。
丘静美，1990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著名电影学者。
周慧玲，1997年获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台湾中央大学英美语文学系教授。著名戏剧学者。
3. 出生于欧美，博士论文以中国为选题。现已成为著名中国研究学者
齐慕实（Cheek，Timothy Charles），198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季家珍（Judge，Joan Evangeline），1993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
以上学者并不都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传播学院，有些学者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关于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如吴秋良、齐慕实、季家珍等。许多学者虽然在博士生期间研究中国传播的历史问题，就职于大学传播院系后则主要从事传播学的理论或实务研究，如张赞国、刘端裕、肖小穗、赵月枝、魏然等。这些华人学者近年经常回国，为国内大学开设讲座，积极进行学术交流，有些担任了国内大学传播院系的客座教授。西方学者，如齐慕实，也和中国学术界有很多交流，季家珍的妇女史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
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往有两种批评的声音：①“悬线诊脉”，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隔膜；②研究的功利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海外学者在中国传播史领域的博士论文不乏理论意义，对于促进国内学术建设的价值不可低估。
第三节 英美传媒史研究前沿：文献、选题及路径
传媒史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这个学科的其他部分一样，需要开拓视野，打开通向世界的窗户。尽管近年来我国传媒史学界对国外的了解在逐渐增加，但是从文献到个案研究，再到整体传媒史的过程尚未清晰完整地呈现于我们面前。
传媒史的大框架，建立在一个个小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个案研究的基础是文献。本节目的就是通过文献收藏和个案专论，呈现英美传媒史研究的前沿状况，以期对我国学者有所启示。
本节所呈现的文献收藏，部分研究线索来自海外图书馆的官方主页；个案专论部分，来自美国《新闻史》和英国《传媒史》等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文。一、文献收藏
美国的传媒史文献收藏，同时服务于研究和教学。除了公共图书馆中的报纸收藏，还有专门的新闻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广播电视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档案和节目库。
1997年4月，美国第24届中西部新闻史年会在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会议发出的征集论文通知中，特别说明开会地点是莉莉图书馆，并介绍“这里有该校收藏的稀有书籍和档案，包括新发现的一份由古登堡印制的遗嘱，以及纽约《太阳报》的最早版本”。这表明当代新闻史学家在重视历史哲学的同时，也依然看重原始文献。
英国国家图书馆专门有一个报纸图书馆分馆，该馆的报纸目录（Newspaper catalogues）包括超过52 000种报纸和杂志的标题，收藏所有1801年以来的英国全国性日报和周报，多数英国和爱尔兰的省（地区）报，其中一些是18世纪早期创办的；还有有选择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欧洲语言的报纸，其中一些是17世纪创办的；以及更广范围的英国和爱尔兰通俗期刊。“美国报纸项目”（The United States Newspaper Program）是美国各州间以及和联邦政府合作的结果。该项目提供了保存在缩微胶卷上的从18世纪到现在在美国出版的报纸的信息，包括目录和现存地点。项目的技术支持是由国会图书馆完成的。“美国报纸项目”的主页很特别，它不是采用常见的文字搜索，而是用一张美国地图作为导航，只要点开某个州的链接，就能看到该州详细的收藏情况。这个报纸收藏地图，方便地通向各地收藏的老报纸。
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该国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有专门的印刷品和照片阅读室。比如其中收藏有《纽约客》的大量漫画和封面等。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重视文献收藏。除前面说到印第安那大学图书馆的稀有印刷品，美国布朗大学也收藏有早期的单页印刷品、明信片、照片等。
电子文献的收藏与开放十分重要，广播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印刷媒介之后的又一大文献类型。互联网上的数字化电视文献，包括视频资料，以及对电视节目文献资源的介绍，这些数字化文献有助于我们研究电视史。
电视史文献常常和广播史文献收藏在同样的机构。美国的电视和广播博物馆（The Museum of Television & Radio's）有超过10万种节目的收藏，兼顾节目的艺术价值、社会影响和历史重要性，可以满足公众多方面的兴趣。节目类型包括历史上的新闻广播、纪录片、戏剧表演、多种演出、经典体育比赛，以及值得纪念的商业活动等。
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也有丰富的广播电视档案，广播方面包括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2 700个重要讲话，这是活的档案，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布什的讲话悉收其中。如果说，总统讲话可以用来研究美国新闻界与政治的历史，那么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RFE/RL）档案就是学术界研究媒介在冷战时期表现的绝佳资料。自从冷战初期开始，在50年里，自由欧洲电台扮演了铁幕后国家的代理角色，它用独特的方式收集、分析和传播了大量信息。自由欧洲电台的档案和公司纪录就收藏在胡佛研究所，一共有1 500万页文件和8万盒录音带。
电视节目方面，《火线》（Firing line）栏目收藏引人注目。1966—1999年，这个节目延续了33年，它对重要人物的访谈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宝贵纪录。胡佛研究所收藏的《火线》电视档案包括一共1 504期节目。比如1971年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接受《火线》的采访，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接受访问，这些节目的录像都收藏在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中。
美国有多个广播电视博物馆，宗旨都是收藏电台节目、电视台节目以及相关档案。这些早期电视节目的珍贵纪录，既是研究的保证，也是教学的资源。另外，一些大学的新闻图书馆里也保留着许多广播电视档案，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的图书馆都有丰富的节目文献。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不少都开设了电视史、广播史课程。奠定了教学基础的，正是广播电视节目的丰富收藏、便利使用，以及扎实的研究。
我国的广播电视史研究还只有少数学者涉足，教学更是局限在个别大学中，原因也许正是我国缺乏公共的广播电视博物馆，节目资料仅仅收藏在电台、电视台里，使用不够便利，研究因此也匮乏。如果节目文献的收藏和使用可以改进，那么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和教学一定可以有显著的提高。
除了报纸、书籍、广播电视节目等，海报收藏（Poster Collection）也是美国一种重要的文献类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美国最大的海报收藏地之一。这里拥有包括来自全世界的33 000个编目的政治海报，还有大量尚未编目。几千个海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报的时间覆盖了几乎整个20世纪。海报（布告）可以用来研究的用途广泛，包括印刷史、广告史、摄影史、视觉传播的历史等。海报的收藏与研究在中国也大有可为。
我们看到，传媒史研究所需的各种文献，其实都依赖图书馆的收藏，也靠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和创新智慧，才能更便利研究者的使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在文献收藏方面都有哪些经验？对于如何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有哪些心得？这些问题是值得探讨和了解的。
报纸是图书馆的基本收藏品之一。图书馆在报纸收藏方面，主要是这三种工作：保存、编目及帮助研究者使用。国际图书馆联盟年会把历年提交论文中所有关于报纸的编成一本论文集，让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在保存报纸及帮助研究者使用方面的好的经验。
这些论文探讨的话题包括两个方面：
1.研究图书馆如何收藏报纸
这方面的论文有《俄语和斯拉夫语报纸的收藏发展及管理问题：胡佛研究所图书馆的经验》、《列宁国家图书馆的报纸收藏和开放、使用》、《满足研究者使用报纸的需要：一个老问题有新办法吗？》、《法国保存期刊的地区性经验》、《德国的报纸编目》、《变革时代的报纸收藏和目录的使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报纸收藏、使用和前景》、《通向世界的窗口：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报纸收藏》、《美国的东南亚报纸收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早期报纸收藏的数字化》等。
2. 研究报纸发展本身，即关于报业史的研究论文
这方面的论文有《加泰罗尼亚的报业》、《三十年战争至今的瑞典报业和新闻界发展》、《德国对中国报业的影响》、《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报纸和期刊》、《中欧报纸的先驱》、《新闻信和报纸：17、18世纪英国新闻的流通》、《新闻和现代性：报纸结构和斯堪的纳维亚报业的早期发展》、《过去十年的匈牙利报纸：1987—1997年的观察》、《透过新闻业的巴西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苏格兰报纸和苏格兰国家认同》、《印刷、语言和认同：1804年以来的威尔士报纸》等。
该论文集的编者是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瓦尔拉芬斯（Hartmut Walravens）。书中有他的两篇论文：《德国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德国的报纸编目》。可见他涉足了报纸收藏研究和报纸研究两个方面。前者记述了德国人19—20世纪在中国创办的多种报纸和杂志的历史。后者写道，许多国家有强大的全国性图书馆和集中的图书馆体制，因此允许全国性的图书馆政策以及集中的发展计划，但是德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多中心的图书馆景观。并且“二战”中德国许多报纸在战火中被损毁了，还有许多收藏被掠夺到波兰和苏联的图书馆中。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德国正在致力于打破地域界限，编制方便全国读者使用的报纸目录在线数据库。
这些研究启示我们，将图书馆工作者和新闻史研究者的论文汇于一炉，意义在于哪里？恰恰说明，报纸的收藏与利用是分不开的。收藏就是为了利用，而利用不能没有收藏。报纸的保管者——图书馆心里要想着研究者的需求，传媒史研究者则要关注图书馆收藏以及编目、使用方面的改革。一叠叠老报纸、一盒盒缩微胶卷是图书馆和学术界共同的事业。两个不同的行业，应该有同一个目标——让尘封的老报纸更好地发挥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
以上我们考察了英国、美国的早期印刷品、报纸、广播电视节目以及海报收藏，尽管只是不完全的略览，但是也足以让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近年的进展，进而反思我国的差距。（1）文献的跨图书馆使用十分重要，地方报纸如何充分利用起来是个迫切的话题；（2）电子文献的收藏与开放十分重要，广播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印刷媒介之后的又一大文献类型；（3）海报的收藏与使用很有价值，如果我们把视野从新闻史扩展到传媒的广义历史，就必然不能忽视这种视觉传播的重要形式；（4）图书馆学意义上的报纸研究与传媒史意义上的报纸研究有学术界限，但学者交流可以无界限。彼此多多沟通，了解对方的需求与进展，会促进双方的共同进步。二、论文选题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美国和英国几种专业杂志的征稿要求、论文选题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来考察西方在传媒史方面的前沿进展。
首先我们来看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史领域的学术杂志——《新闻史》（Journalism History），每年出版四期，现由俄亥俄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由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历史分会提供支持。《新闻史》上发表的文章话题不只限于新闻业的历史，它的征稿启事说 ：“（稿件）要求与大众传播史的全部范围有关。可以是讨论个人，机构或事件。稿件提供有新意的研究路径和对其特别寻求的内容的新的有意义的解释。杂志也接受评论文章，如果是特别明确的讨论，并且有文献充分支持。”
把研究范围从单纯的新闻史扩展到传媒的广义历史，看来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了。美国第24届中西部新闻史年会（1997）在通知中也说，与会者提交论文可以是美国或外国大众传媒历史的任何方面，包括印刷媒介、广播电视媒介、记者、广告、公共关系研究等。
英国学术杂志——《传媒史》（Media History）电子杂志体现出来的传媒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和动态，我们也将采用分类的方式进行记述和评析。
这两个杂志上刊登的论文，涉及领域都十分广泛，包括历史上的报纸个案、传媒史与性别、黑人报纸史、印第安报纸史、广播电视史、报业经济史、新闻摄影史、新闻电影史、传媒史与政治等许多类别。（有些论文是双主题的，两个部分都会提到。还要说明的是，这里并非完整的统计，主要是通过选题指出近年的研究脉络。）（一）传媒史与性别
从“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出发的研究是20世纪西方很繁荣的一个学科领域，与新闻传播学结合，衍生了许多学术产品。这个领域在我国也已经开展研究，但是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与西方的繁荣景象有差距。
美国《新闻史》杂志上刊登的这类选题的论文题目有——《女记者自传》（1997）、《妇女版的转变：实施策略》（1998）、《为合法性出价：妇女报业俱乐部运动（1881—1900）》（1997）、《工作中的性别：女记者的早期记事》（1997）、《战前波士顿及周围地区的政治新闻和女性读者》（1996）、《编辑部的慈善事业：报纸的妇女版（1894—1896）》（1996）、《所有新娘都不美：纽约时报夏洛特·柯蒂斯的上升》（1996）、《传媒领导者和个人意识形态：玛格丽特·库辛和女性生活杂志》（1995）、《19世纪的网络：纽约城妇女报业俱乐部的建立》（1995）、《19世纪非裔美国女记者的经济处境：两个个案研究》（1992）。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上刊登的此类论文也很多，包括《制造新闻：妇女投票和主流报纸》（2004年11月）、《爱德华七世时期苏格兰日报的妇女来信》（2004年11月）、《女性传媒和历史：对詹姆斯·库伦的回应》（2004年第10卷第1号）、《谁说这是男人的战争？宣传、广告、演讲和对战争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人阶级妇女》（2004年8月）、《20世纪30年代妇女杂志研究》（1998年12月）等。
2001年6月是“性别与传播历史”方面的论文专辑。发表的论文有《新世界，新女性，新的新闻业：伊丽莎白·班克斯，伦敦大西洋彼岸的替身演员》、《报纸中的新女性小说》、《玛丽·乔蒙德利作为新型女性作家在杂志中扮演的角色》、《女记者上街“狩猎”：瑞典日报中的女记者文章（1900—1910）》、《想想你的奶奶：现代主义，性别和纽约报纸》、《女权运动，雌雄同体和女缪斯之间的爱（1916—1940）》。
2000年12月是女性杂志研究专辑。发表的论文有《阅读妇女杂志》、《妇女投票和公共领域》、《女性家庭杂志：美国如何生活和文化多样性的局限》、《好读比写得好更重要：20世纪50—60年代妇女杂志小说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台湾妇女杂志中女性角色的转变（1970—1994）》。
这一期的论文还有《智慧和购物并存：美国时尚杂志当代幽默专栏中的张力》、《你的命在他们手中：医学传媒论战的内容研究》、《信任：〈纽约时报〉背后的所有者及其强大的家族》等。
我们看到，性别与传媒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女记者、女性杂志、报纸妇女版、女读者、妇女报业俱乐部等，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包括与性别有关的传媒史的任何方面。（二）传媒史与新闻多样性
当代美国是一个重视多元化社会的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保护多种族移民的权利。由于这样的风气，人们非常关心“新闻多样性”问题，加之学术界的构成也是多种族的，所以非主流人群与报业（多样性的传媒史）成了被关注的热门领域。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报纸历史研究不同的是，“多样性”包含的范围更广阔，主流媒体以外的许多类型报刊都可归入“多样性”的范畴，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多种族移民等非主流人群报纸的历史研究。
美国《新闻史》杂志发表的相关论文有：
1. 黑人报纸史
这是美国新闻史近年的一个研究热点。发表的论文有《非裔美国人底层的黑人报纸》（1994）、《种族、金钱、政治和战前黑人报纸》（1994）、《领地内的民主：黑人报纸报道白人棒球》（1998）、《构造我们自己的机会：奥克拉荷马黑人报纸拥护者（1891—1915）》（2000）。
2. 印第安人报纸史
这方面的论文有《粗野的记者和文明的印第安人：不同的观点》（1995）、《创造理想的印第安：彭加人个案》（1995）、《土著、报纸和“好战的鲍伯”：萧条时期的威斯康星齐佩瓦人》（1997）。
3. 残疾人报纸史
研究对象作为非主流人群、边缘人传媒的一种，这方面的论文有《小报：19世纪聋人学校的报纸》（1993）。
4. 劳工报纸史
这方面的论文不少，包括《神圣的干涉，上帝，工人，劳工新闻业》（1999）、《美国劳工报纸的起源》（1999）、《为受苦人的报纸：转型中的芝加哥劳工报纸》（1997）、《最具复仇性的报复力量：劳工对抗芝加哥报纸的信任》（1992）。
5. 农民报纸史
论文有《进步时期农场报纸：新闻史被忽视资源的初步研究》（1999）、《为农民而战：和平的西北无党派联盟报纸》（1997）。
以上各种非主流人群的报纸研究，虽然每一类型的论文数量都不多，但是加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说明在新闻史研究领域中，这些以往被忽略的边缘报纸有相当大的价值。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中关于非主流报纸的重新发现（如一些边缘群体的报纸，劳工、工厂报纸等）和报纸中的边缘人物也有一些，但较美国为少。主要有《考察维多利亚殖民时期采金区报业的物质文化》（2004年8月）、《罪犯和牧师在悉尼报业发展初期扮演的角色（1803—1840）》（1998年12月）、《棉花工厂时报的显著上升和长期衰退》（1998年12月）。《传媒史》2001年12月是另类传媒（Alternative Media）专辑，论文有《传媒史中的另类传媒》、《建立英裔美国人另类传媒的理论：朝向连贯历史以及对英美学者的分析》、《想象的抵抗：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士兵地下报纸》、《黑豹报：现代黑人民族主义的一流送信人》和《观察批评：蒙太奇作为另类传媒的实践》。
也许因为英国不像美国那样是典型的多元的移民国家，所以传媒史中的多样性问题不像美国那样凸显。但英国的文化是多元的、包容的，在传媒史研究中也有体现。（三）传媒史研究方法
传媒史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哲学和文献资源，是一个经典的研究领域。
美国《新闻史》杂志在这个领域的论文有《理解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朝向现代美国新闻业诞生的新的综合路径》（2000）、《新闻史的讲话：21世纪的挑战》（1999）、《记者档案：时代的自大狂或礼物》（1999）、《经济和美国报纸：研究建议》（1992）。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相关论文有《航行于迷宫：报业史资源》（2003年4月）、《报纸史，新闻史：一个学科还是两个？》（1999年12月）、《研究传媒史：国家和全球的视角》（1999年6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报纸档案》（1999年6月）。该杂志定期有“报纸和杂志历史研究著作的年度评论”栏目，是学术综述。
2002年12月是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传媒与社会”专辑。发表的论文有《传媒史和传媒研究：英国传媒史研究发展（1945—2000）》、《传媒和英国社会的形成（1700—2000）》等。（四）电子传媒史（包括广播、电视、电台流行音乐等）
美国《新闻史》这方面的论文有《对1927年联邦政府广播许可诞生的意识形态斗争》（2000）、《歌唱及出售种子：中西部田园广播电台的直播音乐时间》（2000）、《创造广播新闻的传统：与戴维·布林克利的对话》（1995）、《电视先驱者》（1994）、《重新思考羞愧的收获：广播里程碑的局限性》（1993）、《倾听听众：教育广播和受众研究》（1993）。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电台和杂志：评估荷兰流行音乐（1955—1965）》（2004年第10卷第1号）、《威尔士的电视还是财神的电视？20世纪60年代威尔士的独立电视台》（2004年8月）、《创造电视遗产》（2003年8月）、《丢掉黑纸条：二战中的BBC和敌方音乐》（2000年6月）、《回到未来：1840—1910年的电信传播与信息服务》（1999年12月）、《英国远征军流行曲和留声机中的牧童与士兵（1914—1918）》（1998年7月）。
美国对广播电台新闻的研究多一些，英国对电台音乐的研究多一些，这两个领域都是广播史研究的重点。
电视史研究集中于较早时期的电视台。作为一种历史还比较短暂的传播媒介，电视史的研究在这两个杂志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五）视觉传播的历史
视觉传播的历史包括新闻摄影、新闻电影、政治时事漫画的历史。
美国《新闻史》杂志这方面的论文有《贝丝弗曼：20世纪20年代的头版女郎》（2000）、《查尔斯·摩尔的〈生活〉杂志人权摄影》（1999）、《安德烈·吉尔及其与法国漫画审查官的斗争（1867—1879）》（1995）、《一场地震的结构主义考察：1906年圣佛兰西斯科的伊迪斯警官照片》（1994）。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相关论文有《19世纪欧洲对政治漫画家的迫害和拘禁（1815—1914）》（2003年4月）、《误传、遗漏和臆测：泰坦尼克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电影的历史书写》（2000年6月）、《19世纪图画新闻中的事实与艺术：殖民地澳大利亚人个案》（1999年12月）、《心跳加速和尖刻对白：20世纪50年代英国对美国电影的接受》（1998年12月）。（六）国际传播史
美国《新闻史》杂志的相关研究论文有《第一个要求新闻版权的国际新闻组织（1894—1898）》（199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报业自由》（1996）、《秩序中的争吵：墨西哥城的对立报纸（1876—1911）》（1996）、《佛朗哥和西班牙政府报纸》（1996）、《那些痛苦的小猎犬：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尔兰的审查机构》（1994）、《报业和达尔文的尾巴：维多利亚时代进化的讽刺文学》（1994）、《加拿大报纸产业的集中与共谋（1895—1920）》（1992）。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2005年4—8月（第11卷）第1—2号合刊是《早期现代英国和欧洲的新闻网络》特刊，采用了欧洲的整体视角。论文有《导论：网络，传播和实践》、《招贴、新闻信和报纸：欧洲传播体系中的英格兰》、《保罗·萨尔皮和17世纪威尼斯的信息应用》、《本杰森和新闻连续出版物》、《早期英国报纸中的口头演说》、《新闻，智力和科隆流放法庭的密探：亨利·曼宁个案》、《约翰·斯塔基和17世纪晚期英国意识形态网络》、《罗伯特·赫本和爱丁堡·塔特勒：早期英国杂志研究》。
2002年6月是国际传播的专辑，有这样一些论文——《填平裂缝：走向澳大利亚本土的传媒历史》、《把新闻带到新西兰：19世纪对海外新闻的提供、控制》、《我们已经敌视对抗：传播，阶级和澳大利亚联邦》、《帝国报纸协会和相反的传播：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联（1909—1950）》、《国家叙事：亚洲的澳大利亚》、《泰国和澳大利亚记忆的政治：国家认同，媒体和军事》、《黄金时代，蓝色铅笔：好莱坞摄影棚时代三个审查个案的研究》等。《传媒史》刊登的国际传播史论文还有《路透社在澳大利亚：新闻的供应与交换（1859—1877）》（2004年8月）、《走向战争的美国新闻业：传媒与帝国的宣言（1898—2001）》（2003年12月）、《PANCO小屋和万宝路男人：观念市场中美国风格的魔力》（2001年12月）、《女记者上街“狩猎”：瑞典日报中的女记者文章（1900—1910）》（2001年6月）、《想想你的奶奶：现代主义，性别和纽约报纸》（2001年6月）、《台湾妇女杂志中女性角色的转变（1970—1994）》（2000年12月）、《报纸小说：趋向国际化的历史》（2000年6月）、《从出版人桌上传来的惊叫：芝加哥送报人的约定》（2000年6月）、《19世纪图画新闻中的事实与艺术：殖民地澳大利亚人个案》（1999年12月）。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际传播史论文，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英国——这个与美国有血缘关系的国度，或者是墨西哥——美国的邻居。而英国最多关注的是欧洲整体视角，在欧洲之外涉及最多的就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的西方国家。
无论英美新闻史学界，他们关注的本国之外的研究对象，都是与自己有亲密血缘关系的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很少关注，对落后国家也极少涉及。（七）报业经济史
美国《新闻史》杂志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斯克里普斯报业链（1878—1908）》（1999）、《作为顾客的读者：柯蒂斯印刷公司及其受众（1910—1930）》（1996）、《镀金时代大众新闻业的经济：1873年和1888年的底特律晚报》（1995）、《报纸作为天然的垄断：一些历史的思考》（1992）、《西雅图报童：掮客民主如何迷失于贫穷的力量》（1992）、《经济和美国报纸 ：研究建议》（1992）。
英国《传媒史》杂志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从出版人桌上传来的惊叫：芝加哥送报人的约定》（2000年6月）。1998年7月有一个“报业经济史”专集，包括《1750年前报纸上的体育运动：板球的表现，伦敦报业中的阶级和商业》、《制作商业新闻：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贸易和新闻贸易期刊》、《19世纪末伦敦的城市编辑和现代投资公众：构建完整的新型财经新闻》。（八）传媒史与政治
美国《新闻史》这方面的论文有《当报纸被控告谋杀总统：五个纽约城报纸如何反抗》（2000）、《肯尼迪、古巴和报业》（1998）、《塞缪尔·莫里森和政府控制分类信息泄露》（1998）、《战前波士顿及周围地区的政治新闻和女性读者》（1996）、《号外！记者使1955年的审查官生存》（1995）、《美国革命的汤姆佩恩计划：民主、政治和报纸谣言的演变》（1994）、《美国人的阴谋：邮报水门事件和CIA》（1993）、《不公开和使总统消失：1909—1910年的辩论》（1993）、《FBI，罗斯福政府和颠覆性的报纸》（1993）。
英国《传媒史》关于新闻与政治的历史研究少于美国，有《英国新闻书和1641年爱尔兰反抗的爆发》（2003年12月）、《18世纪的报业和政治》（2002年12月）、《竞选者、监督者，还是地方的仆人？反思内战时期的省报，地方认同和公民福利》（2002年12月）、《1964年选举中的报纸组织兴趣和政党竞争》（1999年6月）。（九）传媒史上的人物个案（记者、编辑）、报纸个案、通讯社个案研究
美国《新闻史》杂志这方面的论文有《新闻中〈生活〉的性感一面：玛丽·韦尔·丹尼特的色情个案》（1999）、《被遗忘的领导人：罗伯特·S·雅培和芝加哥防卫者（1910—1920）》（1997）、《约翰·斯坦贝克，战争记者：虚构、新闻和事实的类型》（1997）、《无唱的爵士：堪萨斯城报纸怎样错过故事》（1996）、《美国研究性新闻业的再次兴起（1960—1975）》（1995）、《E·W·斯克里普斯和科学通讯社》（1995）、《揭丑记者和他们的读者：专业主义的理解》（1995）、《基督教报刊的警察时间？对〈全国送信者和灵感〉失败的分析》（1994）、《革命前夕的新闻公正：〈波士顿晚报〉（1770—1775）》（1994）、《关于〈纽约客〉的报业批评的参考书》（1993）等。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人物个案（记者、编辑）、报纸个案研究有《约翰·克拉茨：一位英格兰的保皇党记者》（2004年11月）、《传媒王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激进报纸（1837—1901）》（2003年4月）、《特洛普和报纸》（2003年4月）、《“微笑的画面使人们微笑”：诺斯克里夫的新闻业》（2000年6月）、《乔治·W·M·雷诺兹和维多利亚式连载小说的激进》（1998年12月）等。
2003年8月是《每日镜报》研究专辑，发表的论文有《〈每日镜报〉100年》、《破碎镜子的倒影：重新考察激进新闻业的兴起与衰退》、《客观性和另一个奥维尔：〈每日镜报〉的小报作风和新闻真实性》、《〈每日镜报〉，读者和他们的钱袋（1960—2000）》。该杂志很少有报纸个案的专题集，这是唯一的一次。（十）广告史、公共关系史
美国《新闻史》杂志这方面的论文有《隐匿其名：公共关系先驱多丽丝·弗莱施曼》（1997）。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相关论文有《PANCO小屋和万宝路男人：观念市场中美国风格的魔力》（2001年12月）、《20世纪初英国分类广告中的危险与快乐》（2004年第10卷第1号）。（十一）传媒史与体育
美国《新闻史》杂志的相关论文有《神话成为神话制造者：拜特·马斯特森作为纽约体育作家》（2000）。
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相关论文有2004年11月的《早期职业冰球新闻报道：阶级和控制的话题》，1998年7月的《1750年前报纸上的体育运动：板球的表现，伦敦报业中的阶级和商业》。
以上是对美国《新闻史》杂志和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论文选题的分析。我们看到，数量最多的论文分布于传媒史与性别、报业经济史、非主流报纸史等领域；从变化的趋势看，国际性的整体考察在增加，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传媒史的研究也在增加。
这些选题方向也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一些研究盲区或者说相对薄弱的领域。比如对传媒史文本的修辞学研究；比如图画新闻研究，我国的《申报》有图画新闻，还有许多种画报，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还不够；再比如新闻摄影史，中国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时事政治漫画是报纸富有活力的重要部分，我国历史上的综合性时事报纸多数也都有这种栏目，但是相应的研究不足。
对美国《新闻史》与英国《传媒史》这两个杂志的论文选题加以比较，可发现其有许多相似之处，传媒史与性别、国际传播史、报业经济史都是研究很多的热点。不同的是，英国在传媒史与政治、广播史、传媒史与战争、新闻法的历史、公共关系史等几个领域的研究论文少一些。美国的《新闻史》杂志总体来说，发表论文数量更多、研究面更宽，不过在编辑上没有像英国《传媒史》那样经常策划主题明确的专辑，国际传播史方面的论文也不如英国《传媒史》多。可以说，两个杂志各有千秋。
此外，根据美国《新闻史》杂志的书评栏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类别的选题虽然论文少，但是书多，比如人物个案、报纸个案、广播电视史方面的书籍都非常多。这或许是因为某些选题更适合出书，而不一定适合作为论文的选题。三、研究路径
前面我们主要分析了杂志的选题。这些论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何？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下面将进行详细的个案解析，主要通过分析美国《传媒史专论》电子杂志的论文，呈现个案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传媒史专论》（Media History Monographs，缩写为MHM）是一个在线杂志，发表新闻业和大众传播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由美国新闻史学家学会（American Journalism Historians Association）出版。这个电子杂志能够反映美国最新的研究趋势。在该杂志的主页上，可以在线浏览全文，使我们能方便了解到近年美国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论文在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上有独到之处，很多是二者兼备的。（一）在已经被多次涉足的领域，通过考察稀有的档案文献，获得新的研究发现
第七卷（2004—2005）发表的《她们自己的生活：汉瑟·密斯的摄影小品》，作者德洛丽斯·佛拉明诺是詹姆士·麦迪逊大学研究视觉传播的学者，她关注社会纪录摄影和商业摄影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汉瑟·密斯（1909—1998）是一位著名女摄影家、美国摄影记者的先驱，曾就职于《生活》杂志。她用照片纪录了美国的文化和历史。
在论文的开篇，作者就指出艺术史研究者、大众文化研究者、摄影史学家都认为《生活》是理解20世纪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丰富资源，许多研究者已经探讨了汉瑟·密斯在《生活》杂志的职业生涯和她的作品，但是他们还没有充分解释照片的内涵以及摄影家与《生活》杂志的复杂关系。尽管关于汉瑟·密斯的研究已经不少，但是很多问题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那么作者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呢？原来她使用了由摄影研究中心收藏的摄影家档案，包括汉瑟·密斯的采访记录和未发表的手稿。借助档案，可以了解汉瑟·密斯在《生活》杂志的工作条件以及她与编辑的关系。正是因为使用了前人未曾用过的文献，作者才从研究对象的照片中获得独特的视角，有了新的发现。
第四卷（2000—2001）发表的《19世纪中期美国专业新闻教育的摇篮》，提出了新的见解，也是因为使用了稀有档案——19世纪中期的报业协会备忘录。作者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A·班宁。作者通过考察19世纪中期的报业协会备忘录，指出专业新闻教育的概念并非如一些传统研究所说，是起源于19世纪末的报人普利策。新闻教育作为一种职业理想，最早在19世纪中期已经出现，普利策的新闻教育理想或许正源于几十年前的这些声音。文献表明，一些19世纪中期的记者不仅对建立新闻业的职业学校有兴趣，也对建立专业的大学新闻教育有兴趣，那个时代的记者比以前我们所认识的更富有理想。
还有一篇是第一卷（1997—1998）发表的《被扼杀的〈人民之声〉：编辑弗兰克·哈里斯·布莱顿及其导师E·W·斯克里普斯》，作者是犹他州立大学的学者迈克尔·斯温尼。他的研究方法是使用罕见的报纸和编辑通信手稿，并加以传播理论的考察。《人民之声》是1910—1911年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发行的报纸，此前人们认为该报没有保存下来。作者使用了俄亥俄大学收藏的“斯克里普斯手稿特藏”，其中有《人民之声》的编辑布莱顿和他的导师斯克里普斯（著名报业集团的缔造者）的通信。从通信手稿中作者发现，斯克里普斯对《人民之声》的编辑给予了专业指导，还给了布莱顿1 500美元以及免费使用斯克里普斯家族电报服务的许可。作者分析了这些通信以及一些现存的《人民之声》报纸，结论是《人民之声》之所以最后失败，是因为意识形态压力以及编辑们不顾后果的激进做法的结果。作者以休梅克和乔姆斯基提出的媒介内容影响理论为基础，并使用了前人未曾用过的文献，在文献和理论两方面都有可取之处。
发表在第二卷（1998—1999）的《作为进步主义产物的1927年广播法令》，作者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学者马克·古德曼。这个广播史的研究使用了美国政府档案《国会纪录》。1927年，美国国会议员们担忧广播的潜在力量，认为广播可以促进激进的政治或社会改革，扩散下流的语言以及垄断舆论。为了使混乱的广播业有秩序，国会通过了广播法案。（二）文献是常见的，但是采用了独到的方法，以问题贯穿，从而获得新的发现
第一卷（1997—1998）发表的《新闻导语的出现》就是这样一篇论文，作者是南加州大学的学者马库斯·埃里克。他指出，倒金字塔结构和导语的普遍应用不是以往认为的美国内战期间（1861—1865），而是美国历史上的“发展时期”（1880—1910）。并且导语出现不是技术上约束的结果，而是由于科学和教育水平提高，尤其高等教育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果。
导语和倒金字塔结构是内战时期出现的——美国的新闻教科书上一般都这么说，最近的传播学教材也都这样说，几乎被当成了公理。新闻史学家相信，电报机的技术限制使得故事缩短了，写故事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昂贵而不可靠的电报使记者不得不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消息开头。马库斯·埃里克却认为，关于导语诞生的浪漫故事虽是诱人的，听起来几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上，导语也许内战时就发明了，而真正被接受应用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该研究表明，导语的广泛应用是19—20世纪之交才发生的。有些电报技术以外的因素，促进了导语和倒金字塔形式的发展。
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以1860—1910年的美国报纸为样本，每隔5年抽取一份报纸，如1860年、1865年、1870年等，然后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被选择的年份选7份报纸——第4个星期天、第20个星期一、第11个星期二、第35个星期三、第40个星期四、第9个星期五、第1个星期六。作者统计的标准是，判断一个报道是否有导语，要求是首段一定要包含故事的核心，包含新闻五要素。
作者抽取的报纸都是在洛杉矶的图书馆查阅的，但样本的选择力图跨越地域的局限，既有东部，也有中西部的报纸。这是因为，发达程度不同的报纸在应用新技术方面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样本选择的都是落后报纸，则不具有代表性。从作者选择的报纸看，无论地域还是种类都相当广泛。一共有21种报纸，包括《波士顿全球报》（1880—1905）、《亚利桑那每日星报》（1880—1910）、《芝加哥论坛报》（1860—1910）、《洛杉矶纪录报》（1890—1910）、《洛杉矶每日先驱报》（1875—1890）、《梅肯每日电讯报》（1860—1865）、《纽约时报》（1860—1910）、《纽约世界报》（1880—1905）、《萨克拉门托蜜蜂报》（1860—1910）、《萨克拉门托联合报》（1870—1890）、《圣地亚哥联合报》（1875—1910）、《华盛顿晚星报》（1860—1865）等。
他的统计结果表明，1860—1910年，有导语的报道在缓慢增长。一开始是极少的，1860年分析了2 043个报道，有导语的只有2个；1865年分析了2 002个报道，有导语的一个都没有；1870年只有1个；1875年分析了3 467个报道，只有5个有导语；1885年的5 031个报道中也只有19个有导语。总之，直到1900—1910年才有明显的增加，1900年的4 782篇报道中有202个有导语；1910年的4 689个报道中，有517个。1865—1910年的45年，一共46 841篇报道中，有导语的1 163篇，占总量的不到3％。这足以表明，导语成为报纸上成熟的形式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得多。
作者在论文中还比较了不同时期文盲占人口的百分比。他认为，在一般以为是导语兴起的19世纪60年代，实际上导语很少应用。后来导语才开始变得普遍，原因是多方面的：①科学渐趋发达；②人口识字率提高。作者分析了当时记者的教育背景和从事新闻职业的经历，他认为，内战以后，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增加，记者受教育程度提高，科学素养提高，这些社会因素反映在报业写作的改变上，促进了导语的应用。事实上，该因素超过了电报技术的影响。（三）研究领域是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非主流传媒，这有赖于罕见的文献以及作者具有解释力的框架
第三卷（1999—2000）发表的《牛仔和达科他牛仔镇报纸》，作者是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学者罗斯·科林斯。他研究了一种地方报纸的历史，达科他一带的西部边疆报纸。这种报纸的编辑更像是牛仔和农场主，而不是大多数19世纪80年代美国其他地方的记者。他们靠放牧的收入谋生，他们的畜牧产品对读者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在镇上的编辑部。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提问道：“在那个年代，达科他牛仔镇报纸、牛仔和放牧业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什么？”考察了可以找到的这个时期的所有达科他牛仔镇报纸，作者发现这些固执的报纸编辑们有时强烈地批评放牧业，就像镇上那些牛仔一样。然而，牛仔主题文章的叙事语气，清晰地反射了后来美国历史中描绘的牛仔神话的形成。
第二卷（1998—1999）发表的《美国新政时期的先驱：国民警卫队营报》，作者是北科罗拉多大学的学者阿尔佛雷德·埃米尔·考尼白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春天创建国民警卫队，随后超过5 000个营报出版，通常是油印的。这些报纸提供了关于罗斯福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创造——国民警卫队这个团体的许多信息。
第四卷（2000—2001）发表的《创造国家的娱乐：棒球大联盟公共关系的先行者》，作者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学者威廉·安德森。公共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并发展到今天，其轨迹并非预先设定好的。深入钻研公共关系的先行者，有助于推进对公共关系及其与商业关系的理解。这篇论文分析了19世纪末棒球大联盟的领导者如何看待宣传和新闻界。棒球大联盟的官员采用了多种手法——诸如贿赂和威胁记者，以及创办他们自己的出版物，此外还在1890年劳资之争中雇佣报业代理以战胜报业的攻击。
第五卷（2001—2002）发表的《全运动广播：一个产业空间的发展》，作者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学者约尔·内森·罗森。这篇论文考察了传媒和体育关系的一个方面——全运动广播节目在20世纪50年代的出现。作者指出，体育专题的节目组合就是为了吸引明确的受众类型，它的影响比许多产业研究者已经预言的可能更为有力。全运动广播在体育和广播两个领域中都已经发展为一种有高度影响力的力量。（四）把传媒研究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联结起来
第三卷（1999—2000）发表的《“有特权的记者”：约翰·巴莱特和菲律宾的建构》，作者是拉特哥斯大学的学者克里斯·沃恩。19世纪末，美国的媒体虽然对亚洲有商业和战略的兴趣，但是准备不足、缺少专家，所以对远东的报道不足。该文研究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记者及外交家约翰·巴雷特如何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专家，以及如何通过他的领土扩张论的修辞进行议程设置。在美国对亚洲的商业和战略企图中，他在菲律宾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七卷（2004—2005）发表的《一个罪行唤起另一个：政治漫画家如何使用“丑闻互文”对抗总统候选人詹姆士·G·布莱恩》，作者是埃伦大学的学者哈伦·麦克姆森。第六卷第一号发表的《政治的“艺术”：维多利亚时代的加拿大政治漫画家看加美关系》，作者是西安大略大学的学者戴维·R·斯宾塞。这两篇论文都着力考察政治漫画家与政治的关系。
上述分析，指出了美国传媒史研究的四种路径。下面再以传媒史与战争议题为例，分析英美的传媒史研究方法对我国学术界的启示。
新闻业如何报道战争，如何动员民众？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以往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地记者的故事、战时报纸的报道等。关于传媒与战争关系的历史话题是十分丰富的，美国和英国近年的有关研究动态启发我国学者从多元的角度来思考。
美国新闻史学家学会年会曾就一些关于战争的议题展开讨论。美国新闻史学家学会（American Journalism Historians Association）创建于1981年，目的是培植新闻史研究和新闻史教育，提供论坛，以及成为一种资源。学会在广泛的意义上界定新闻学，包括大众传播研究的很宽广的范围。美国新闻史学家学会第24届年会于2005年10月5—8日在得克萨斯召开。
这次年会的小组讨论议题之一是“著名战争和美国新闻业”。小组的七名成员，每人选择一个著名的战争个案，包括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内战、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北非战争、1812年战争、得克萨斯战争、墨西哥战争等。
他们关注的问题有：“为什么战争会引起当时传媒的关注？”“新闻业对战争的报道最富于煽动性的是什么？”“新闻业建构这些战争以引导公共舆论的方式是什么？”“今天这些战争有什么被记忆，什么是新闻业造成的‘集体记忆’？”这些提出的问题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的前沿思路。
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史杂志也有相关的论文选题。美国《新闻史》杂志是一个权威的学术期刊，近年来关于传媒史与战争方面的研究论文有《约翰·斯坦贝克，战争记者：虚构、新闻和事实的类型》（1997）等。英国《传媒史》电子杂志的相关论文有《想象的抵抗：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士兵地下报纸》（2001年12月）、《走向战争的美国新闻业：传媒与帝国的宣言（1898—2001）》（2003年12月）、《谁说这是男人的战争？宣传、广告、演讲和对战争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人阶级妇女》（2004年8月）等。
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相关书籍有《布置战争：国内战争发展与法国的广告》、《战争中的传媒：电台对报纸的挑战（1924—1939）》、《等级和专栏：美国战争中的军队报纸》、《战争和电视》、《被审查的战争：二战中的美国视觉体验》、《军事和传媒：报道战争为什么不被信任》、《美国报业和越南战争》、《公共事件：军事和传媒（1968—1973）》、《战争和新闻自由：特权的问题》、《报道越南：战争中的传媒和军事》、《画上线条：内战时的政治漫画》、《在前线：跟随美国的外国通讯员穿越二十世纪》、《战争故事：外国通讯员文化》、《战斗的回声：美国记忆中的越南战争》等。
近年国外召开的一些传媒史学术会议，也涉及传媒史与战争的议题，反映了这个领域的新动态。2005年3月31日—4月1日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召开的“传媒史与传媒中的历史”会议，从国际传播史角度出发的有《图解战争的政治：佛朗哥—普鲁士战争中的报道》，从“描述国家的历史”角度出发的有《从信息到宣传：在荷裔南非人战争中表达南非历史》，从“战争与记忆”角度出发的论文有《德国电视台对战争历史的再现》。2005年6月29日—7月1日在伦敦大学召开的以“二十世纪英国传媒史”为主题的会议有《电视和历史：战争中的世界》等论文。
国外研究传媒史与战争的多元视角对于中国学者能够有所启发，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很有拓展的空间：
1. 文献资源还未被充分利用
按传媒的报道体裁分类，我国关于传媒史与战争的已有研究中，新闻报道的研究相对较多，而与战争有关的新闻摄影、广告、时事漫画等，还极少被纳入视野。从传媒的类别来讲，军事知识报刊以及殖民地军事报刊等，还未被充分注意到。
2. 研究的理论架构
以传媒史与战争的议题为核心，可以开拓出多种研究路径。战争与集体记忆、国家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觉传播、性别理论等研究工具，都可运用在这个领域，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很有潜力。
下面再通过2012—2013年的传媒史专业期刊，对传媒史研究的最前沿学术动态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英国《传媒史》（Media History）电子杂志2013年第3期发表了Peter Putnis和Kerry McCallum撰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路透社，宣传鼓动新闻和澳大利亚报业》。这篇论文考察了以伦敦为基地的国际通讯社路透社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向澳大利亚输送了宣传鼓动的新闻，并且澳大利亚报业采用了这样的新闻。论文揭示了宣传功能是如何被路透社理解的，以及这种功能在战争过程中是如何被改变的。
这一期还发表了Rebecca Scales的《电波上的混合：走向广播文化史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1930—1936）》，此文探讨了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十年，书写广播文化史的可能性和方法论的挑战。在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殖民社会，历史学家和传媒学者如何评价受众的接受？在殖民语境下，广播电台获得了怎样的含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该研究仔细考察了现存的广播史记录，从报纸的记述到档案资源，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广播电台混合了两种文化，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和口头语言都表现了典型的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流动性。广播，作为一种纯粹的声波媒介，挑战法属殖民地的阶级机制和支撑殖民地社会的种族、民族界限。《传媒史》2012年第3—4期是“英国传媒史编纂”专辑。Joad Raymond的《报纸：全国性还是国际性的现象？》指出，传统上，报纸的历史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写的。然而悖论的是，17世纪以来，报纸收集和发布新闻是跨国的。此文通过一个个案研究，表明17世纪英国国际新闻的性质和意义。从欧洲传播网络的视角看，早期报纸的历史需要重写。
上述几篇论文都表明在国际传播史领域，学术界做出了新的探索，令人鼓舞。
美国《传媒史专论》（Media History Monographs）电子杂志第15卷（2012—2013）发表了Ronald Seyb的《当客观性发挥作用：大卫·哈伯斯塔姆的越南报道》。第16卷（2013—2014）发表了Deeptanil Ray的《思索“国家的”：英国统治崩溃中印度英语报业的所有权和转型》。第13卷（2010—2011）发表了Randall Patnode的《前途无量：〈纽约客〉杂志漫画中的流动性，家庭生活和电视的塑造（1945—1959）》。这几篇论文使用了“客观性”（Objectivity）、“国家的”（National）、“象征性的流动性”（Symbolic Mobility）等理论工具，表明将历史文献与理论烛照结合的前沿学术趋势。
综上所述，考察英美传媒史的研究前沿，可以得到如下发现：（1）研究视野从单纯的新闻史扩展到广义的传媒史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英国、美国都是如此，研究对象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广告、公共关系（但书籍和出版史不在内）。（2）研究热点与当代的理论热点有一定关联，但并非完全对应。研究的选题是多样的，可以说有多个热点，包括国际传播史、非主流传媒史、传媒史与性别等。传统的研究领域，像传媒史与政治、人物及报社个案研究等则始终不衰。（3）在研究方法方面，融合了历史学与新闻学、传播学，定性和定量路径都被普遍采用。诸多论文最可取之处，是在充分了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文献开掘和研究路径两个方面都力求突破，以体现学术价值。传媒史文献与理论烛照结合，是学科的前沿趋势。
通过对英美两国传媒史文献收藏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英美传媒史学术杂志论文选题的探讨，可以看到传媒史领域的前沿发展态势。我国学术界可以在比较中发现研究的盲点以及方法的差别。同时，英美两国在传媒史研究领域的多元、活跃局面，也可给予中国的研究者以信心与启迪。21世纪传媒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既保持学术传统，又融汇多元视角。
第四节 海外中国学与传媒史研究
海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曾被称为“汉学家”，称谓的改变源于这个学术群体研究视域的拓宽。许多学者近年的研究话题都涉及中国的传媒史，相关学术成果的增长是印刷文化史近年成为历史学热点的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海内外学术交流频繁的结果。我国熊月之、朱政惠等学者近年来致力于介绍海外中国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学术要走向世界，应对海外中国学有所了解。
欧洲学者专门以中国近代报刊为研究领域，代表性的人物有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东亚学院安克强（Christian，Henriot）教授，他著有《中国新的新闻政治（1895—1911）》（1980）；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瓦格纳（Rudolf.G.Wagner）教授，是该系《申报》研究团队的带头人。
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有许多优点，可以对内地学者有所启发。他们进行研究时，采取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态度，竭尽努力搜集有关文献，经常为了找资料到中国内地来访问。同时，他们重视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应用，每每能使一个小题目得出大结论。
他们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报刊进行研究，对中国近现代报刊的看法有许多地方并没有超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水平，并且不乏知识上的隔膜。但是他们的研究确有深刻、复杂之处。想我们所未想、做我们所未做，工作细致，颇值得我们多多了解，对之保持持续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也表明，传播媒介的历史研究与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的前沿颇多契合之处，这个领域是值得投入力量、下功夫深入开掘的。
本节也涉及香港、台湾学者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尽管朱传誉、李瞻、赖光临等台湾新闻史学者的著作已被介绍到中国内地，但是还有一些大学新闻系以外的台湾、香港学者，属于另外的学术共同体，过去不为我们所了解。他们的论文往往发表在历史学杂志上，或者国际学术刊物上。由于“文革”中内地的学术研究基本停顿，而港台却并未止步不前，并且港台学者与欧美学者不同，虽采用西方研究范式，但对中国的理解较少隔膜，所以他们的著述不乏借鉴价值。
下文将用学术关键词贯穿近年西方学者在中国传媒史方面的研究热点。如何理解这些关键词在学术史中的角色？它们作为理论、方法或研究对象，不是单一的，而是重复或综合出现的。如美国学者季家珍的《时报》研究，既涉及政治，但同时也是新文化史研究；柯文关于王韬的著作，既是重要的报人个案研究，同时以中国沿海的现代性问题贯穿全书；黄少荣的研究集中于“文革”中的传播，采用了修辞方法。上述三位学者的著述都涉及两个学术关键词。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近来的学术走向，有些关键词分解得比较详细，如“现代性”、“民族主义与国家、城市认同”、“公共空间”等都可以归入“传播与社会变迁”的范畴，而“传播与文化”则是一个大的范畴。我们看到，许多研究把传播的历史考察与社会、文化、政治都熔铸到一起了，体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融合趋势。一、林乐知
林乐知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热点人物。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是他1974年的硕士论文，由于十分出色，后来作为单行本出版。这是中文世界中第一部研究近代著名传教士林乐知在华事业的著作。虽然它不是专门讲办报的，但其中有一章专门叙述林乐知的新闻事业。
这本书的长处之一是参考资料相当丰富，有林乐知的航海日记，有广学会的会议记录，还有李提摩太、卫三畏等人的英文传记和回忆录，以及《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东战纪本末》等报刊，还有众多的中外文档案。
长处之二是有新的观点，不人云亦云。梁元生认为，林乐知的新闻事业并不如人们以往所想的由教会指挥，恰恰相反，“林乐知所办的事业常常得不到教会人士的支持，但却引起了市俗社会的反响，这尤其在他所从事的新闻事业中体现出来”。笔者以为，这个观点符合教会的社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内地学者近来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国的教会学校一开始以收穷人子女为主，后来引起教会内部的争议，认为对传教事业帮助甚微，所以19世纪70年代以后转为高学费政策。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由教会派遣，他们的个人风格和一些做法未必全符合教会的指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传教士的认识要多从其个人际遇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出发。
比梁元生更早一些，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德里安·贝内特1970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世纪中国的传教士新闻：林乐知和早期〈万国公报〉（1868—1883）》，专门研究传教士报纸。这位学者198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的传教士记者：艾伦杨和他的杂志（1860—1883）》。二、王韬
王韬是长期的热点，因为他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特殊人物，而且关于他的资料在上海、香港、英国都有。不同地区的学者根据独到的资料，经常能有新的发现。
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中，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角度，研究了王韬这个晚清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其视角具有开拓意义。柯文的王韬研究是一手文献利用的出色个案。作者通过一些别人没有看到过的英文资料，分析王韬与同时代中国人的关系，与外国人的关系。虽然关于王韬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依然有新的见解，而且从一个人看到一代人。
德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V. Yeh）的《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也是讨论王韬等四个文人的，但是她的写法有自己的特点。她注意到，之所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上海，是因为这个城市提供了独特的中西共在的场所，并给他们提供了“活动的余地和机会”。
香港学者洗玉仪（Sinn，Elizabeth）关于王韬的研究，1998年发表于美国的《晚清中国》杂志（Late Imperial China），名为《天堂里的逃亡者：王韬和19世纪末香港的文化转型》。洗玉仪在论文中认为，对王韬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种理解香港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角色的途径。作者说：“王韬以中国报业先锋，现代中国知识界革命先锋，尤其西方观念传输者而闻名。他以一个改革思想家而广为人知。然而，尽管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在香港，尽管几乎每个研究者都意识到他在英国殖民地的逗留，注意到他建立《循环日报》和许多文化交流活动都发生在此地，但还没有人真正检视他的香港生涯的细节。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王韬这么多年在香港的日子，除了编辑报纸以及思考中国的强国之路，其他的时间他在做什么？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思想是其思想中的基础部分，那么他在香港这个商业城市的真实生活究竟怎样影响他的思想？这对研究王韬思想是重要的。香港生活是这些思想的来源，香港环境和他的真实生活经验导致了他的思想道路。”
洗玉仪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副会长。她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包括香港文化和社会史、香港经济史、香港早期报纸历史研究等。她的著作有《香港文化与社会》（1998），研究领域还包括香港金融史、香港疾病史等。
洗玉仪另一篇关于报纸的论文《传媒形成：香港和早期中文报纸的发展》，2002年发表于《现代亚洲研究》。作者写道：“由于香港的独特历史环境，它是中国报纸的摇篮，并接着成为一个中国报纸发展的充满活力的中心。这个研究的目标是重构香港报纸的发展史，分析其对香港区域及中国海外尤其海外广东人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影响。”“报纸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报业史的大量文献，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然而关于报纸发展，我们在认识上还有许多缺口。这里我将讨论的是1871年3月到1872年4月之间出版的一个报纸《中外新闻七日报》，表明报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中国记者群体如何形成，如何从西方人的下属和学徒变成他们自己社会、政治和文化需求的新的媒介。”
台湾学者王尔敏对王韬的研究：①研究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代表作是《王韬早年从教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游》、《王韬在近代中国之思想先驱地位》和《王韬课士及其新思潮之启发》；②对王韬生活的研究，代表作是《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
王尔敏十分重视史料。他整理的一套书信集《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中，包括王韬的书信73通，对于研究王韬是第一次披露的珍贵史料，其中有王韬的日常生活与社交往来等情况。三、梁启超
梁启超是又一个西方世界熟悉的中国报业史人物，关于梁启超的研究非常多。他被称为“中国报业之父”，评价非常之高，与中国内地的说法不同。还有人认为他的《时务报》是“中国报业的真正起点”。四、局外人
1974年，密西根大学的学者墨菲（William R. Murphey）出版了《局外人》。“局外人”（Outsiders）从此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19世纪报业史的局外人：多元视角的考察》涉及在美华人等边缘群体，从移民和多元化社会的角度提出了对海外华人的解释框架。此书还研究了新闻史中被遗忘的社群：早期黑人报业、犹太人新闻业、西班牙语报纸、美国土著人报纸、女权报纸等。该研究表明边缘群体如何发展他们的新闻业以对抗白人报业的偏见和误解，书中讨论了种族和性别领域以及宗教观点的自由表达等重要问题。
该书的编者之一弗兰基·赫顿是《美国早期黑人报业（1827—1860）》的作者，另一位编者芭芭拉·斯特劳斯里德是路透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系教授。
美国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在主流传媒中通常是被忽视的。检视多种边缘群体的出版物，让长时间沉默的群体为他们自己说话，使现代读者对19世纪美国局外人的经历产生更为复杂的认识，该书开掘了美国报业史多元文化混合的一面，这也是考察美国历史多元面貌的必经途径。边缘群体报纸的这些文献是独特的，发出边缘群体的声音。书中讨论了美国人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裂缝，反思了美国文化中的矛盾。
书中有几章提供了多样性报纸的历史叙事，并把报纸和复杂的修辞放在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内容之中，尤其是黑人报业这一章，以及关于华裔美国人报业的两章，有效地连接了报业史和社会史。凯瑟琳·米切尔撰写的一章，不仅分析了女权报纸的来龙去脉，而且反思了现在通行的大众传播史的批评策略；关于女权报纸的历史编纂，她提出，新的批评路径会提供关于女权报纸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于所有美国人的意义的一种更为复杂、综合的理解。
该书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启示——这个领域还可以深入研究下去，让人们注意到失去的声音，对19世纪美国报业史和美国文化产生更为复杂、综合的理解。五、修辞
黄少荣的博士论文《造反有理》（To Rebel is Justified），以修辞作为理论工具，是一个关于“文革”修辞的社会动力学研究。与其他研究中国“文革”的著作不同，此书集中探讨了政党的权力斗争，导致个人崇拜的令人着魔的力量，以及人为的阶级斗争的残酷。此书描述、讨论并评价了由“造反有理”这样一句口号所概括的“文革”运动中的主要修辞主题。这种批判模式来自威廉·布朗的社会干预（social intervention）理论。黄少荣用修辞理论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人们对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回应，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形成于受众的象征性事实修辞策略的出现与发展。这是第一本用传播理论分析“文革”修辞的书。
黄少荣的这部博士论文出版后，被本杰明·克莱因评价为“一个极好的修辞分析著作”，“此书不仅是对汉学和社会运动感兴趣者的必读书，任何修辞学者都应读此书。我从未在其他地方看到比这更透彻的应用威廉·布朗的社会干预修辞理论的著作”。黄少荣的《造反有理》所采用的以修辞学研究传播史的方法，并非他首创，但用在中国研究领域，有其独创性。
吕行是一位用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传播现象的著名华人学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士，美国俄勒冈大学修辞与传播学博士，美国德保尔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她的学术兴趣包括中国修辞学、比较修辞学、跨文化/多元文化沟通、语言和文化、文化认同、亚裔美国人的传播等。著作有《中国古代修辞：与希腊修辞的比较》（1998）、《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修辞》（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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