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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逊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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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口发展研究文集试读：

对“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工作的思考

一、“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问题面临的形势

21世纪上半叶，河北省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问题相互交织，人口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形势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艰巨。从人口总量看，河北省总人口已突破7000万，是全国第六人口大省。受人口基数大和人口再生产规律的影响，在未来人口发展中，即使严格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河北省人口还将持续增长，每年净增45万～55万人。形成了“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特有人口再生产现象。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将持续到“十二五”期末，并在2012年前后达到峰值。峰值年份预计出生人口将达110万左右，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省人口将增加250万人左右。预计到2015年，全省总人口将控制在7460万人以内，2024年前后达到峰值人口7600万。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持续增长的趋势，对社会、经济构成巨大的压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制机制亟待突破。2009年，全省跨县域流动1个月以上人口已达500万左右。2010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5%，预计“十二五”时期将达到54%，特别是随着河北省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战略的实施，将有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这将大大增加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难度。据调查，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占全省政策外生育总量的60%以上，已经成为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三）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手段需要创新。基层任务艰巨复杂与工作机制缺失及管理手段弱化矛盾日益突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力度不够。现有的奖励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偏小、门槛偏高、标准偏低，激励效应不明显。长效节育措施落实难、社会抚养费征收难、非婚生育管理难。

另外，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一定差距，社会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各种议论给执行现行生育政策带来了新难度，普惠政策的不断出台给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挑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任务仍然艰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工作仍然比较薄弱。

二、“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工作的目标任务“十二五”时期河北省人口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全省总人口控制在7460万以内；群众基本享有优质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服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群覆盖率达80%；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状况继续得到改善，下降到112以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市民化比例达85%；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诚信服务管理机制基本形成。

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河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加强人口工作，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和调控机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实施“积极、健康、保障、和谐”的人口老龄化战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实现“十二五”人口规划目标的保障措施（一）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把人口发展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政绩考核重要指标。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工作领导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落实党委、政府与人口计生部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职责和任务。坚持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继续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进一步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继续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示范县（市、区）创建活动，力争“十二五”末，大多数县（市、区）达到省级综合改革示范县（市、区）标准。（二）着力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宏观决策机制，把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均衡发展，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推进人口发展的管理体制创新，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任务纳入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各级人口计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完善政府部门间人口信息交换、共享制度和人口统计协商制度。（三）加强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建设。到2015年，基本实现服务设施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服务管理信息化、服务团队职业化，保障育龄群众人人享有优质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四）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工程，加快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将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惠民政策体系。推动制度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机衔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就业培训、集体收入分配、林权制度改革、扶贫开发、征地补偿、社会救助等方面，对计划生育家庭体现优先优惠，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得到更多实惠，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和完善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利益导向政策。整合现有资源，以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为主体，逐步扩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覆盖面。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按照年龄提高奖励标准；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开展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制度，将其纳入“少生快富”工程；将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免费再生育服务制度、节育手术并发症人员扶助制度和生育关怀制度纳入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范围。切实抓好《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奖励政策的落实。（五）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建立稳定增长的投入保障机制，坚持和落实财政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认真落实国家对“十二五”期间人口计生事业投入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发展领域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确保各级人口计生经常性工作、奖励优惠政策、优生促进工程、信息化建设、计生服务站基本建设、服务设施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检查免费服务、计生贫困家庭救助等经费的需求。河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赵新

[河北人口研究]

河北省“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报告

1.人口数量指标“十一五”期间，河北省人口规划顺利实施，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据省统计局公布结果，截至2009年底，全省年末总人口达到7034.4万人。“十一五”前四年，全省共出生人口361.81万人；年均人口出生率为13.02‰；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46‰（见表1）。“十一五”期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66左右，出生政策符合率在90%左右。截至2010年9月底，全省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为90.82%。

数据来源：实际执行结果和总和生育率为省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结果。

2.出生缺陷发生率

监测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河北省出生缺陷发生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2），2009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97.22人/万人。其中城市发生率120.33人/万人，农村为88.41人/万人。全省每年发生出生缺陷大致在4万～5万人。

数据来源：河北省卫生厅。

3.出生人口性别比

根据公安、卫生、统计、教育和人口计生五部门2005～2009年出生数据综合分析判断：河北省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2005为114左右，2006年为111～113，2007年为112左右，2008年为113左右，2009年与上年持平，这一判断与几部门数据的几何均数基本一致（见图1），全省出生性别比快速升高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图1　河北省2000～2009年五部门出生性别比变动情况

4.城镇化率

2009年，河北省的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37.69%上升到43.74%，比2008年提高1.8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人口由2005年的2582.08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3076.85万人。2010年全省城镇化率45%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1.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1）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和工作机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始终把人口计生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民生工作来抓。坚持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大事项督查范围，实行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落实重点管理、一票否决、追踪奖惩等制度。（2）下大力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一是开展“四清三落实”活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以2001年至2006年出生、现孕、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清理整顿，全省共落实避孕节育措施65.56万例，清理党员违纪超生2211人。二是坚持开展后进转化活动。每年对后进县、乡、村直接调查解剖，否决了一批长期落后的地方和单位。三是开展了创建“无政策外多胎生育乡镇、无政策外生育村”活动，推动了管理服务制度的落实。四是积极探索基层管理服务新途径。推动各地探索建立落实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制度，孕前型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低生育水平的稳定。（3）建立和完善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十一五”期间，河北省以国家三项制度为基础，构建了以“少生奖励、政策优惠、特困救助、贫困扶持、服务免费、养老扶助”为主要内容的六位一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十一五”以来，全省共投入计生惠民资金16.3亿元，其中，省以下财政投入8.7亿元，惠及计生群众6000多万人（户）次，实行计划生育得实惠的局面初步形成。（4）全面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强化机构标准化建设。出台了《河北省县、乡技术服务站标准》，对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近9亿元，80%的县、乡服务站达到优质服务型。二是强化机构规范化管理。注重保持计划生育特色，依法拓宽服务领域。截至2009年，全省166个县级技术服务站全部取得了计划生育执业许可证。三是强化队伍能力建设。开展专题培训、实施“三千人才工程”、组织全省技术人员考试和岗位技能竞赛等，提高了队伍业务水平。（5）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十一五”期间，全省共有45个“双居”工程示范点通过了评估验收，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流动人口基层服务管理机构网络初步建立。2010年省人口计生委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处，11个设区市和大部分县（市、区）级人口计生部门成立了专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基层社区流动人口协管员、公益岗位工作人员得到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作用得到较好发挥。积极推进均等化服务和便民维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6）积极推动村（居）民组织计划生育自治。“十一五”期间，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进一步深化。探索了“两委领导负总责，依法建章立规矩，协会承做当骨干，群众参与做主人”的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新机制。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初见成效。

2.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着力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1）出生缺陷三级预防体系稳步推进。省政府成立了出生缺陷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各级政府层层成立了相应组织；出台了《河北省人口计生系统“十一五”时期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实施意见》和《关于全面启动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方案》。2009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并完成了河北省0～6岁出生缺陷儿童筛查汇总分析工作。普遍开展出生缺陷一级干预工作，确定了20个县作为全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与一级预防模式的研究试点，规范了孕前咨询模式、服务流程和考核评估标准。7个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县（市）开展免费孕前检查32395人，确定高风险人群5732人，均给予了相应指导。（2）探索推动婴幼儿基础教育及独生子女行为教育工作。2007年初，省人口计生委拨专项资金40万元、邢台市政府投资160万元，在原市计划生育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改建成了“邢台市人口早教中心”。中心拥有3000平方米的教学、培训场地，是国内首家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市级早教机构。现已成为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范区”项目实施基地、国家教育部“科学教育”课题组育婴科学科研成果应用单位。（3）出生性别比升高势头初步得到遏制。一是建立健全出生性别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省、市、县三级均成立了工作领导机构和办公室，建立了政府主导、人口计生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建立了13个跨区域协作区。统计、人口计生、卫生、公安等部门在本系统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年度统计监测制度，定期通报和发布县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信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胎儿性别鉴定、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和住院分娩的管理，实行实名登记。二是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和“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三是加大打击“两非”案件力度，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四是建立综合监管体系，在全省实行“三级两全包保责任制”，狠抓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管理。2009年按照“治理靠县，责在政府”的要求，确定了25个性别比偏高重点治理县。（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河北省大力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构建起多层次养老服务网。2010年6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启动养老机构激励机制，按照建设规模对新建社会办养老机构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对正在运营的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按照一定的实际入住老人数给予运营补贴。截至2009年底，全省投入使用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977所，新建、改扩建360所，目前，全省各类养老床位达到1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占有养老床位数达到了18张。（三）保障措施建设情况

1.人口发展工作的领导体制建设情况“十一五”以来，河北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充分发挥人口计生领导小组的作用，加强政策协调，注重统筹兼顾，出台了一系列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经过几年来不断探索和实践，初步建立了统筹协调、科学管理、优质服务、利益导向、群众自治、人财保障“六个机制”，促进了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

2.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支持系统建设情况（1）重大人口问题研究。围绕人口发展现状、趋势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重大关系，进一步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应用，开展专题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2008年开展的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提出了全省划分人口聚集区、人口稳定区、人口疏散区、人口限制区的依据和实施人口“蓝色聚集”战略的政策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和好评。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为全省重大人口问题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2）人口信息库和流动人口信息化建设。“十一五”期间，全省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人口发展综合决策支持系统和监测评估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2006年河北省被列为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系统）建设试点省，圆满完成PADIS一期建设任务。与河北师范大学合作开发了基于B/S结构的全员人口管理信息系统（PIS系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信息交换平台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平台，建成了全员人口数据库；与河北师大联合共建了河北省人口发展数据联合实验室，探索开发了河北省人口多维辅助决策系统和领导查询系统；与国家人发中心合作，研发了PADIS决策支持模型省级应用版本，开展了“十二五”及未来人口预测；围绕省政府中心工作，努力拓展人口信息资源应用，积极为全省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2008年11月28日，河北省人口发展功能区研究成果汇报会召开。副省长孙士彬（中）主持会议。2010年河北省人口计生委与河北师大成立人口发展数据联合实验室。

3.人口发展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情况（1）人口发展领域法制建设。“十一五”以来，全省不断完善立法，制定了《河北省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试行办法》《河北省再生育审批管理办法》《河北省人口计生委行政许可配套制度》《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程序》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2008年我省颁布了第一部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省政府规章——《河北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规定》（省政府令[2008]第1号）。基本形成了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基础，以《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为核心的较为完备的人口计生法律法规政策体系。（2）人口发展领域依法行政进程。“十一五”期间，省人口计生委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依法行政的政策措施，深入开展依法行政便民维权活动，全省人口计生工作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水平显著提高。普遍成立了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把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作为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实行重大违法案件“一票否决”制度。加强队伍建设，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创新服务管理模式。2007年在全省推广了邢台、保定建立计划生育行政服务大厅的做法，把建设乡（镇）计划生育一站式服务大厅作为便民维权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制定出台了《简化办证程序便民利民十一项措施》，方便了广大育龄群众。（3）人口服务管理机构队伍建设。“十一五”以来，全省高度重视人口服务管理机构建设，强化服务机构内部管理，加强服务质量控制。截至2009年，全省创建国家级优质服务先进单位30个，省级优质服务先进单位121个，2010年推荐全国优质服务先进单位11个，有效地提升了全省人口计生服务管理水平。积极协调、落实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待遇。开展队伍职业化教育，全省乡级以上技术服务人员的职称、学历构成趋于合理，村级普遍推行了“县管、乡聘、村用”、“月报、月训、月发”、“星级管理”和绩效考评制度，努力打造一支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特征的高素质、职业化、专业化的人口计生队伍。

4.公共财政投入体制建设情况

全省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省委、省政府将人口计生经费投入列入对党委政府的重要考核内容和重大事项督查范围，省人口计生委与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关于认真落实“十一五”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投入规划的通知》，明确了各级财政投入标准，基本建立了稳定增长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统计显示，2009年全省投入计划生育事业费人均为36.23元，提前完成了“十一五”规划提出的“2010年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要达到人均30元以上”的目标任务。

5.人口发展规划监测与评估机制建设情况“十一五”时期，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继续坚持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不断改革和完善考核评估办法，把各级党政领导落实人口发展目标情况纳入政绩考核，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度，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2008年8月和2010年11月，在全省组织实施了“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期和期末评估工作，国家督查组在对我省两次评估工作进行全面督查后，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在创新中发展（一）“十一五”人口计生工作的创新

1.建立健全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开展计生惠民行动取得扎实成效“十一五”以来，河北省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和举措，着力构建“六位一体”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推动人口计生工作由“处罚多生为主”向“奖励少生为主”转变，使广大计生群众在多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优先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一是依法落实《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各项奖励政策；二是认真实施计划生育“三项制度”；三是不断加大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救助力度；四是实现了普惠政策与人口计生优先优惠政策的有效衔接。

2.实施“民心工程”，积极探索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新途径

2005年以来，河北省依托计划生育服务网络，结合计划生育季服务制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检查免费服务“民心工程”。将开展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检查免费服务纳入省委、省政府“十项民心工程”。服务项目包括生殖保健咨询、常见乳腺疾病和妇科疾病普查等项目。组织1.1万名技术人员，组建服务小组1899支，进村入户，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保健服务。“十一五”期间累计为农村妇女提供各类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免费服务达4953万人次，实现惠农价值近25亿元，年均服务率始终保持在83%以上，覆盖了全省70%以上农民家庭。这项工作开展以来，农村妇女妇科疾病和乳腺疾病的总体发病率由2005年的47.71%下降到目前的24.76%，生殖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3.加快信息化建设，强化人口基础信息资源应用“十一五”以来，河北省信息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作为国家人口计生委PADIS项目首批6个试点省之一，在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省级累计投入1400万元完成PADIS一期工程省级配套建设的试点任务。一是建设了全员人口数据库；二是建立开发了河北省人口多维辅助决策系统和领导查询系统以及PADIS决策支持模型省级应用版本；三是加强了人口战略研究专家队伍建设；四是开展了全员人口数据研究应用。2010年10月18日，省人口计生委成功举办了河北省PADIS一期成果汇报会，省政府副省长孙士彬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对此给与了充分肯定。2010年11月4日，全国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一期成果应用现场会在河北省召开，会上推广了河北省的经验与做法。

4.创立“信息联通、管理联接、服务联动”的军民共建计划生育“三联”机制上图：2010年11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左三）出席在河北召开的全国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一期成果应用现场会。

河北省结合实际，创立了“信息联通、管理联接、服务联动”的军民共建计划生育“三联”机制，实现了军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受益、协调发展。实现了全省军地计生工作“组织领导网络化、宣传教育一体化、婚育管理属地化、技术服务基地化、生育关怀人本化、参建帮扶规模化”的“六化”工作格局。2008年11月6日，北京军区在河北省召开了军民共建计划生育“三联”机制经验交流会，在华北地区推广河北省经验。下图：2008年11月6日，河北省军民共建计划生育“三联”机制经验交流会期间，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王谦、北京军区政委符廷贵参观河北省鹿泉市军人家属服务基地。（二）“十一五”人口计生工作创新的典型经验

1.承德市开展以“文明生育村”和“文明幸福家庭”为主题的“双文明”创建活动

2004年起，承德市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文明生态村”建设，开展了以“文明生育村”和“文明幸福家庭”为主题的人口计生“双文明”创建活动。2009年9月18日，中国人口学会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双文明”创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2.张家口市强化基层，推动城市社区计生队伍网络建设创新

张家口市人口计生委充分认识到加强社区计生干部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紧紧抓住劳动部门为社区安置下岗失业职工的机遇，将计生协管员队伍建设纳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重要议事日程，先后为5个主城区配备了计生协管员。部分县在县城所在地也配备了社区计生协管员。此举既拓宽了就业渠道，又解决了社区工作队伍薄弱的问题。

3.邢台市建立新型生育文化宣传“点线园区”工程

邢台市积极拓宽思路、创新形式，本着“大宣传、大联合、创精品”的指导原则，打造了东连山东，西接山西，横贯河北南部的计划生育宣传带——“点线园区”宣传工程。“点”就是让婚育新风宣传工作进旅游景点。“线”就是让婚育新风宣传进交通干线。“园”就是让新型生育文化进城镇公园。“区”就是让新型生育文化进生活小区。

4.定州市倡导男到女家落户婚育新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平衡

定州市始终把倡导男到女家落户作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强化宣传、培树典型、出台政策、优化环境、促进发展，探索了一条通过转变婚育观念解决选择性别生育问题的有效途径。截至目前，全市男到女家落户已达到4.35万个，约占总户数的10%，并呈现出健康持续发展态势。近年来，该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正常范围。

5.清河县建立完善“一大三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模式上图：河北省定州市表彰男到女家婚育新风暨新农家示范户。下图：2009年4月11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左2）视察河北省清河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

清河县坚持围绕大人口理念，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努力实现服务内容全方位、服务人群全覆盖、服务生命全过程。依托县服务站先后成立了人口早期教育中心、育龄妇女健康体检中心、优生优育服务中心、不孕不育诊疗服务中心、孕产妇抢救中心等多个技术服务中心，形成了围绕“新婚指导、优生优育、早期教育、避孕节育、家庭保健、全民健康、老年服务”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体系。

6.磁县创新管理，打造星级诚信计生

磁县以加强计划生育协会建设为载体，打造计划生育“星级诚信村”。通过宣传教育，利益引导，使广大育龄群众转变观念，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管理，逐步实现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变“要我计划生育”为“我要计划生育”，从而达到高质量完成人口目标的目的。

7.魏县在流出人口中成立计划生育协会

魏县是我省流出人口大县，已婚育龄妇女流出人员一度成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盲点和难点。该县大胆创新，在流出人口中建立计划生育协会，充分发挥群众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积极作用，实现了流出人口计生工作双向、无缝隙服务管理。目前该县已建立流出人口计生协会11个，吸收会员1.5万人。

8.元氏县率先成立计划生育家庭关怀扶助中心

元氏县创新工作运行模式，率先建立了计划生育家庭关怀扶助中心，为2300个符合条件的计生家庭颁发了《元氏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优惠一证通》，让计生家庭在享受优先优惠政策过程中，实现一站式优质服务。该中心集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奖励扶助、困难帮扶、紧急救助、项目扶持、志愿者服务、生育关怀于一体，形成便民快捷的绿色通道。在顺应民意，助民惠民，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三、“十一五”期间人口计生工作的体会和基本经验（一）“十一五”时期的人口计生工作的主要体会

必须坚持把人口问题作为基础性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组织动员相关部门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推动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必须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和工作创新。必须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二）“十一五”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基本经验

用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贯彻落实“三为主”工作方针；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坚持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完善人口计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工作机构和队伍；保障经费投入。

四、“十二五”时期及未来人口计生事业展望“十二五”时期，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做好人口工作。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十二五”人口发展趋势特点

人口总量继续惯性增长。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十二五”时期正值我省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峰值期，出生人口总量将多于“十一五”时期，预计“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人口总量将增加250万人左右。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人口负担系数出现新变化。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在“十二五”初期达到峰值后转为缓慢下行，劳动力将逐步转变为有限剩余。人口负担系数在达到最低点后开始趋于上升。

城乡人口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预计“十二五”期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以上，每年将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镇。

人口老龄化进入增长高峰期。预计到201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省总人口的11%左右。

人口流动出现新的特征。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将成为人口流动和迁移的主体人群。（二）“十二五”期间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人口发展趋势表明，“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与控制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也面临许多新问题。

1.人口发展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一是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动与人口管理制度不协调问题；二是人口政策调整的理论研究与人口政策实际调整部门之间在认识上的分歧问题；三是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方式、养老机构与社会养老服务照顾体系建设及能力问题；四是人口统筹发展与人口管理机构不相适应的问题；五是人口素质对人的发展制约问题；六是人口功能区划分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衔接与协调问题；七是独生子女特殊成长环境所引发的一代人的心理问题与社会适应困境问题。

2.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

一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艰巨。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差距依然存在。社会上放开二胎生育的呼声越来越大，加之有的地方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管理手段弱化，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

二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力度不够。现有的奖励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偏小、门槛偏高、标准偏低，激励效应不明显。有些部门出台的惠民政策与人口计生国策衔接不够，一些按人头补贴的政策使超生家庭获益更多，削弱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

三是对人口计生事业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财政支出负担重、压力大，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较慢。（三）“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和任务

主要思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和创新能力。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实施“积极、健康、保障、和谐”人口老龄化战略。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任务有：

——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十二五”时期，全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稳定在1.75左右，年均出生人口在100万人左右，年均净增人口50万左右。

——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8岁左右。

——人口结构初步改善。在“十二五”时期末，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稳步下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分布得到优化。积极稳妥地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到“十二五”时期末，人口城镇化率达54%左右；初步建立人口功能区发展政策和评估指标体系，人口疏散区和稳定区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人口聚集区、特别是沿海人口蓝色聚集带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人口分布更加合理。

——家庭发展得到增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家庭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四）做好“十二五”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主要举措

1.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制度。对党政领导、责任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分别进行考核，继续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建立健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投入力度。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继续加强人口信息化建设及其应用。完善全员人口信息系统，实施“金人工程”，深化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建设。

2.加快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体系

推动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机衔接。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福利工程，加快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体系，并将其纳入国家惠民政策体系。切实抓好《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奖励政策的落实。

3.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

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创新工程，加强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二期建设工程，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及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服务体系功能。积极推进人口计生服务体系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开展优质服务示范站创建活动。规范以长效措施为主的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指导群众及时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4.继续加强依法行政与行风建设

全面推进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文明执法工程，规范行政执法环节和行为。建立健全主体合法、权责明确、程序严密、制度健全、监督有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执法体制。推进“阳光计生”和便民维权活动，杜绝恶性案件发生。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5.推进诚信计生服务管理机制建设

深入推进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全面推进诚信计生工作，建立政府诚信、群众守信、村民互信的基层服务管理。

6.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进一步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强化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研究河北省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关系，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河北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步完善政策。按照“总体稳定、城乡统筹、逐步完善、平稳过渡”的基本原则，从独生子女家庭着手，稳妥完善生育政策。

7.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把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摆到突出位置。提高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能力。探索建立出生缺陷预防有效工作机制。

8.完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措施，建立标本兼治工作格局

进一步加大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力度。强化区域协作和重点区域的治理。制定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政策。推进关爱女孩行动。

9.加快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新体制机制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机制。大力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支撑体系建设。

河北省人口形势、未来发展及对策

河北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执笔：王金营课题组成员：王金营　戈艳霞（河北大学）周伟文　车同侠　严晓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刘劲松（河北师范大学）张武保尹晨茹刘相如杨秋野（河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口问题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民生问题，人口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的、全局的作用。《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四个一”战略重点带动并活跃发展全局，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积极调整工业结构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拓展新领域全面加快服务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市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等战略部署。而这些战略规划与部署无一不涉及人口发展的方方面面。完成这一规划和这些战略任务，就必须不断解决好人口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的矛盾。如何统筹解决人口发展中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便成为一个需要有外部力量发挥作用来完成的公共问题。在我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必须下决心做好的事情。本文将对河北省人口的形势、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现阶段河北人口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一）人口总量增长趋缓，但是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河北省是人口大省，2010年11月1日为7185万人，人口总量位居全国第六位。从人口总量变化看，自1949年的3086万，到1970年增加到4550万人，再增大到2010年的7185万。自1970年代初开始经过40年来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河北省人口总规模增长势头得到控制，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5.70%下降为5.36%。图1　未来人口规模变动趋势[1]

根据人口预测显示，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河北未来人口还将从2010年的7185万（年底7200万左右）增长到“十二五”末的7460万左右，此后再缓慢增加到2025年前后的7730万人口高峰。换言之，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还将增加550万左右。随后人口规模将逐步减少：如果生育水平保持现有水平，到2050年人口将减少到7000万左右，到2100年减少到4000万～4600万之间；当然，若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TFR）略有提升达到1.8～1.9之间，2025年之后人口会缓慢减少，人口规模将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如图1所示。2050年之前人口规模依然巨大，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依然巨大。

河北省的人口增长经历了由快到缓的变化过程（见图2和图3所示），即1950～1971年年平均增长1.87%。1972年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逐年放缓，1972～2010年年平均增长1.12%，特别是1992年后年平均增长为0.78%。根据预测结果，2010～202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0.29%，人口处于低速增长。到2020～2024年期间，人口几乎处于0增长。2025年之后，如果生育水平保持较低水平（TFR介于1.6～1.7），则人口将快速减少，2030～2040年期间平均每年减少24万，2040～2050年期间平均每年减少42万，此后平均每年减少56万左右。当然，如果生育水平在2020年恢复1.8～1.9，其减少的速度将会缓慢，人口规模将稳定缓慢减少，如图2所示。图2　1949～2100年河北省人口变化

注：增量1表示TFR在2020年后保持在1.8～1.9，增量2表示在2020年后保持在1.7以下。图3　1949～2010年全国（河北省）人口增长速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0》《河北经济年鉴2010》以及全国及河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2]查主要数据公报（二）生育率处于稳定的低水平，人口自然变动实现了类型转变图4　1949～2010年全国（河北省）总和生育率（TFR）变化趋势[3]

从河北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看，1971年之前（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总和生育率均在5.0以上（个别年份达到7以上），伴随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妇女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2.29左右。之后经过80年代的徘徊期和90年代稳定降低，1992年之后，总和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7～1.5之间。这表明河北省人口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已有20年。当然，毋庸置疑，这一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是在几十年有效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上实现的。图5　1949～2010年全国及河北省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变化趋势图6　1949～2010年全国及河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

从河北人口自然变动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12.7‰，降低到1970年6.5‰，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下；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从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快速下降到稳定低水平的过程（见图5），由1949～1970年基本保持的26‰以上（多数年份在30‰左右），从1972年开始快速下降，到1980年降至20%左右。经过80年代徘徊，90年代稳定下降，到2000年降到13‰。自此人口出生率稳定在11‰～14‰之间。[4]

整体来看，河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的18.57‰下降到上世纪末的6‰～7‰，当前稳定在6‰～6.5‰左右。这表明，河北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有10余年时间的稳定，从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看，河北省人口增长已经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

未来河北省人口的出生率变化不大，2020年之后基本上还将维持10‰左右，而死亡率波动相对较大，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人口死亡率从本世纪初开始便持续地增长，到2025年前后死亡率大于出生率，到2060年达到15‰左右，每年死亡人口高达100多万。图7　河北省未来人口的自然变动和实际变动（‰）（三）人口已经转向老年型，未来老龄化将日趋严重

1.21世纪之初河北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向老年型

自1972年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省人口中少儿人口比重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儿人口比重由1972年的38.02%下降至2010年的16.83%；劳动年龄人口由58.81%上升至2010年的74.9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3.17%上升到2010年的8.24%（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13%），如图8所示。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年轻型经过成年型转向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远远快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国内大多数省份。图8　1972～2007年人口年龄结构蛛网图

从人口金字塔来看，过去40年我省人口金字塔塔底逐年收缩，而塔顶增高、增宽，呈现出由年轻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这标志着我省的人口类型由增长型转变为缩减型，人口的增长将是由于寿命增长带来金字塔顶部扩张而形成。图9　1980～2010年人口金字塔

2.未来40年河北人口年龄结构将趋向高度老龄化，老少比将倒置

根据人口预测结果，未来40年河北省的年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少儿人口比重还将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将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如果生育水平保持适中，在未来整整一个世纪中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河北省人口少年儿童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15%～17%之间。

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来看，未来40年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全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规模由2010年的74%下降为2050年的61%。河北省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今后的30年里有非常快的增长，由2010年的8.24%增长到2025年的14%以上，再到2055年23%以上，在2055～2100年期间基本稳定在22%左右。当然，如果生育水平过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更加严重。

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紧而顶部逐渐变宽，人口类型进入深度老年型。（四）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是治理性别失衡的任务依然艰巨

根据“六普”的出生性别比数据来看，当前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左右（0岁人口性别比114.86），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118.06）。“十一五”以来，全省出生性别比基本保持在111～115之间，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仍明显高于正常范围（103～107）。我省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生育“男孩偏好”的观念比较严重，未来20年该观念虽可能会弱化，但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若在无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还将保持在高水平。图10　2020～2100年人口金字塔

尽管目前20～30岁的男女性别比为99.27，18～60岁的男女性别比为101.37，均在正常范围内，在人口流动和迁移的作用下我省婚姻、就业市场尚未出现性别失衡。但是，受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影响，未来10年15～19岁和20～24岁的人口中男性人口将明显多于女性人口，婚姻市场中将出现挤压现象。全省20～40岁适婚年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20万左右，15～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0万左右。图11　出生性别比与特殊年龄段性别比

另外，河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表现为平原高，高原山地低；农村高，市区低的特点。冀东南平原和燕山山区是河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区域，邢台、沧州、邯郸、衡水长期偏高，唐山、秦皇岛近来有走高趋势，值得关注（图12）。（五）未来劳动力总量供给丰富但结构性短缺在所难免，劳动负担加重，人口红利期终将结束

1.劳动力总量供给仍巨大但结构趋向相对高龄化，结构性短缺必将出现

利用“六普”最新数据，我们对2010～2050年的劳动人口进行了重新测算。测算结果显示：我省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出现拐点，达到最高，为5384万左右，劳动力人口总量仍然很大，但由此开始缓慢下降，到2050年劳动力人口下降到4445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939万人。考虑到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如果劳动参与率由目前的70%下降到发达国家的60%左右，则从业人员的规模将由现在的3807万，减少到2050年的2667万左右，劳动供给的真实规模恐怕要减少1100万。图12　河北省近十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布图图13　未来年份河北省劳动力人数（万人）

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趋势明显。未来劳动人口中4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超过40%，劳动力相对高龄化趋势比较明显。20～29岁青年劳动力必将出现短缺。这是一个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变化。

2.劳动负担加重、人口红利期终将结束

自2000年以来，河北省进入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从未来2011～2050年我省劳动力负担系数的变化趋势来看，这一优势将持续到2017年。2017～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略有升高，但整体上低于50%，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负担水平。2030年后“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一路增长，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到2050年劳动力负担系数将达到60%。劳动力负担的加重，特别是劳动力老年负担的加重必将导致劳动成本上升和人口的生产性降低。图14　河北省劳动力负担系数变动趋势（六）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城市化进程加速，形成人口高度集聚[6]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省人口迁移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规模持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省人口迁移流动开始进入活跃期，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规模迅速增大，逐渐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见图15）。1985年我省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规模仅为12万人，到2010年已经增长至608万人，增长了48倍。而乡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由0.06万人随之增加到113万人。当前，农村外出劳动力中有19%的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全省人口迁移规模也由1985年的0.08万人增长至2010年的231.92万人，其中由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四成以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省也迎来了城镇化的加速，从2010年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

根据人口聚集度水平差异，河北省可分为四个类型区，即人口高聚集度区、人口较高聚集度区、人口中聚集度区和人口低聚集度区。图15　2001～2010年河北省人口迁移规模变化趋势（万人）

人口高聚集度区集中连片分布在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一线的城市走廊地区，点状分布在其他7个设区城市周围地区，占全省面积的17.3%，是当前河北省人口聚集能力最强的地区；人口较高聚集度区主要分布在高聚集度区的外围和沿海地区，占全省面积的11.9%；人口中聚集度区主要分布在较高聚集度区的外围，包括中部低平原、太行山和燕山浅山丘陵、冀西北盆地等，占全省面积的19.1%；人口低聚集度区集中连片分布在坝上高原、冀北及冀西北山地、太行山北段深山区和邯邢东部平原，占全省面积的51.7%，是河北省人口聚集能力最差甚至净减少的地区。

二、河北人口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一）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环境，为未来社会经济战略决策提供可选择空间

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水平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人口出生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根据测算，自1972年算起到2011年全省少出生了3800万人，由此河北7000万人口日推迟了20年，节省社会抚养费1.29万亿元。这为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人口环境，也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创造了可选择空间。（二）劳动供给丰富、负担较轻，对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

1.人口红利窗口开启较早，劳动负担系数已进入低水平周期

由于我省实施计划生育较早，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实现了对人口过快增长的控制和减缓了青少年人口的增加，人口劳动力负担大大减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进入低负担期（≤53%）；而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作用，人口在无控制条件下，一直到2005年劳动负担系数仍然会居高不下，保持60%以上。从这个意义说计划生育使得我省在80年代中期便进入“人口红利”期。而当前一段时间，我省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均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约为33%，劳动力负担较轻，正值“人口红利”的高收益期。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好与人口红利期重合，由于低劳动负担的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据测算全国经济增长的27%左右是由人口红利实现的，河北与全国相当。图16　实际劳动力负担和无计划生育下劳动力负担

2.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劳动力供给丰富

由于我省人口基数较大，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增长，当前已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1980～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由3226万人增加至5384万人，就业人口从2183万人增长到3807万人。与珠三角、东部沿海省份相比，我省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还为外省输送了大批适龄劳动力。图17　1980～2010年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变动情况（三）为全国人口控制作出较大贡献

为全国人口总量控制作出贡献。我国自1972年到2007年少出生4亿人，而河北省少出生0.34亿人，占全国少出生人口的8.5%。而我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5.6%。

为全国人口控制探索了经验和模式。如唐山乐亭模式、承德模式等。在综合治理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中还取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为北京、天津人口承载和发展提供了资源、环境的支持和人力资源。例如几乎每年为北京、天津供水以及承德水源保护、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的经济损失等；如果没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地区人口大幅度增加，那么在目前就已经严重缺水、资源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够保障北京、天津的供给呢？！从这方面看，河北的贡献很大。

当然，取得的成绩这里不一一论说，目的是展望未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三、河北省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一）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矛盾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调整的矛盾

资源的稀缺和环境的承载力约束，致使我国乃至我省的人口总量不允许无限制的增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人口发展的协调，也不能够在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下实现，因此对人口总量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尽管经过30多年的努力，人口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未来全省人口还要持续增长15年，峰值人口达到7700万以上。未来40年人口规模至少保持7000万左右，持续的庞大的总人口规模将加剧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对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依然得不到根本的缓解。因此，要求我省人口继续保持低出生水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依然是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

然而，在人口规模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人口老龄化、性别结构失衡、劳动力老化和青壮年劳力供给不足、家庭结构单一和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增长等这些结构性社会经济矛盾将日益突出。倒置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不利于未来人口的均衡发展；过度老龄化和长期的低生育水平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将是非常复杂，同样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不利。

由于生育水平的变动是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直接作用变量，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控制和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而控制人口总量需要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则需要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这使得使用生育政策工具，控制人口总量和调整人口结构成了一个非常纠结的人口问题。未来在人口总量控制和年龄结构调整工作中，如何使生育政策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是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挑战之一。

这里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人口规模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权衡取舍，解决这一矛盾也不能够仅仅从人口自身出发，这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统筹解决。

2.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方面要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求人口发展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就河北省这样一个人口大省来说，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控制目标，这是降低人口“分母”作用、减轻社会经济发展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因此，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依然存在，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巨大。那么，未来是将人口进一步压缩呢？还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缓解和适应人口巨量规模和结构的转变？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未来我省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2010年的8%上升到2050年的23%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及其购买力的提高必然带来对老年产品、老年消费服务、长期护理、医疗、休闲及相应服务行业需求的增加。由此，必然改变社会的消费结构，而社会经济就必须适应这一消费结构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方式。

与此同时，未来劳动供给的减少是一个总量选择下的必然结果，加之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负担加重，使得劳动力供给丰富、低成本供给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以粗放的简单劳动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不适应。因此，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必须适应人口的这一发展态势。（二）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与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矛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婴儿死亡率与全国一样大幅度持续下降。

由1949年的200‰左右降低到1970年代初的50‰左右，到2010年河北省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7‰左右（经过模型调整的数据）。人口出生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不足40岁，提高至2010年的74.38岁，高于全国73岁的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60年来出生平均预期寿命翻了将近一番。无论从婴儿死亡率水平还是平均预期寿命都表明我省人口的健康素质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反映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的还有教育等其他重要指标。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人口素质高低的重要综合指标。我省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由80年代初的5.4年上升到2010年的8.7年。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明显，但仍低于全国水平（9年），也低于很多发达省份。图18　1990～2010年全国部分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变化情况

2010年河北省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为7296人，比2000年的2698人增加两倍多，但是这一重要指标少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少于较发达省份。

从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变化看，河北省人口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图19　五普、六普全国部分省份大学生比重变化情况（每10万人）

1.近几年来出生缺陷发生率有所上升[7]

2000～2009年河北省出生缺陷发生率有所上升，分别为：84‰、72.76‰、78.82‰、79.91‰、94.11‰、90.44‰、92.03‰、97.76‰、92.22‰、97.22‰。从全国来看，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普遍有所上升，河北省处于中间状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需要引起足够关注。

2.河北省残疾人发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河北省残疾人从1986年的293万人，增加到2006年459.5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23%。有残疾人的家庭户为429万户，占家庭户的比重为20.93%。其中，有两个及以上残疾人的户占14.35%，达到61.56万户。与全国平均状况相比，河北有残疾的家庭户比例比全国高3.13个百分点，有两个以上残疾人的家庭户占残疾人家庭户的比例比全国高1.92个百分点。

从出生缺陷发生率、残疾发生率的提高看，我省人口的健康素质大有提升空间。

3.劳动力老化问题将突出出来

由于人口老龄化作用，人口老化，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以及劳动力的不断老化，这必然对人口的整体素质产生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力资本的提高，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是人口素质的高低，所以人口素质决定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质量和水平，是区域竞争力的体现。尽管河北省人口素质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依然偏低，还难以适应未来经济持续快速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难以适应河北省综合竞争力提高的要求。（三）人口流动、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矛盾

1.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农村空巢老年人和流动儿童均带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

随着城市化加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人口流动迁移呈现家庭化、农村老人空巢化倾向。农村人口流向城镇，首先面临的是与城市的融合，这种融合既有制度层面、又有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在不融合的情况下，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由于流动人口使得农村空巢老人增加，受流动人口影响的儿童越来越多，这些群体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上更加强烈，然而供给却存在严重的不足。例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受流动人口影响的儿童教育、健康成长等都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2.独生子女与家庭发展问题

据省人口计生委分析汇总，自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到2010年的30年间河北省自愿报名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或夫妻）为560万个（对），这就意味着至少有560万个独生子女的父母将陆续进入养老期。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将成为未来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

独生子女家庭作为高风险家庭，其养老风险也大于其他家庭。一是独生子女作为其父母唯一的家庭养老责任主体，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为其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也不能指望从亲属获得较多的养老支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能支配的养老资源少于其他家庭的子女，因而养老责任与心理压力大于其他人。二是独生子女家庭因子女数量的过度收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经济来源，减弱了家庭和自身的养老能力。三是独生子女家庭“空巢”期较多子女家庭来临时间早，使得这类家庭更易陷入困境。（四）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养老保障及其老年问题将形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

从前面的预测结果来看，未来40年我省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增加幅度较大，老龄化与高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养老保障需求增长，社会老年抚养比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

一是基本养老面临危机。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抚养结构发生根本转变。2010年，一个老年人有9个劳动力赡养，到2050年一个老年人将只有不到3个劳动力赡养。其中城镇地区平均每个老人的劳动力抚养数量由10.4降为2.7；乡村地区由8.6降为3.4。

二是医疗保障问题凸显。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医疗保障需求快速增长。老年人医疗费用增速远远高于GDP的增速，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GDP比重将由2005年的0.48%增长到2050年的7.22%。未来河北实现“老有所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是服务保障压力剧增。根据人口的发展规律，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残疾发生率呈指数增长，老年人口的残疾发生率远远高于平均人口的残疾发生率，残疾人口比重上升快速。研究表明，该阶段我省80岁以上老人残疾发生率达到139‰。80岁人口的累计残疾发生概率将达到662.69‰。未来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河北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加。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无自理能力老人规模将达到54万人。照顾好不能自理的老人将是未来政府工作的一大挑战。

四是农村养老问题突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留在农村的人口往往是生活技能较低，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民群众。一方面他们扶养老人的能力较低，另一方面他们步入老年后，自我扶养能力也较低。为此，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压力将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1.面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复杂性，单纯的人口控制已经不适应

未来人口发展中总量问题依然存在，然而老龄化、性别失衡、独生子女、劳动者素质、流动人口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因而，当前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不再是单纯的人口控制，而应该是统筹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来解决，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2.在人口发展的形势下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就要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从控制转向服务、从惩罚征收到福利的提供和管理

这必然面临来自自身队伍建设、群众的参与、财政支付等各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3.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利益导向的力度提升滞后于普惠政策发展实施，减弱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这使得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政策在整个公共政策体系中，特别是普惠的公共政策实施中形单力孤。

4.人口流动和人们追求福利最大化的需求对计划生育工作提出挑战

四、统筹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富民强省、构建和谐河北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必须从我省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以适应人口转变的前提下，立足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建议：（一）深刻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人口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其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始终把握的基本省情，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议建立部门间定期磋商、综合评估的协调机制，制定重大经济社会政策注重吸纳人口部门意见建议。应切实加强对人口计生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强调党委、政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体职责，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建议在换届中各级党委、政府明确一名领导分管人口计生工作，注重发挥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应坚持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建议继续对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计生部门实行分线考核。应加强计划生育机构队伍建设。注重强基固本，通过政府购买公益岗位等形式，加强城区人口计生队伍建设。将村级计生人员报酬纳入县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其待遇。加强“两新”组织中的计生协会建设，发挥好生力军作用。（二）逐步完善生育政策，加快修订《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胡锦涛总书记讲话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现行的《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是2003年修订的。八年来，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人口计生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国家也对人口计生工作提出了许多新任务、新要求，现行《条例》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实际工作需要，亟待修订完善。目前全国有15个省先后取消了生育间隔。为此，建议在认真测算和科学论证基础上，对《条例》进一步修订完善。立足实际，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生育政策取向应是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具体而言，在保持现行政策稳定前提下，近期可以取消二孩间隔、对再婚夫妻生育适当放宽，“十三五”时期可以考虑逐步放开“单独”家庭继而放开二孩生育，同时严格控制三胎生育。（三）加快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福利政策体系

要坚持把人口和计划生育作为重大民生来抓，建立健全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切实增进计划生育福利，实现工作思路和方法由管民治民、处罚多生为主向惠民利民、“以奖代罚”转变。过去以罚款作为控制政策外生育的主要方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计划生育提升为惠及于民的公共福利。为此，一是建议大幅度提高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标准，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由每人每月10元提高到20元；二是建议国策由“国力”保，将原来由企业负担的计划生育奖励经费改为政府财政负担；三是建议推出儿童福利政策，先从政策内出生儿童起步，逐步实行婴幼儿津贴。此外，进一步整合各类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计生政策，确保有机衔接，发挥对计生家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同时，应将人口和计划生育作为惠民的一个重要渠道，确保人口计生财政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扭转人口计生经费主要由县级以下负担，工作越先进的县财力负担越被动的不合理局面。（四）大力发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

当前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需求。必须着眼人民群众在生育质量、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和迫切需要，将加强人口计生公共服务作为发展社会事业的重要内容。建议在继续完善避孕节育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建立健全妇女生殖保健服务制度，全面实施孕前优生检查制度，逐步开展儿童早期发展指导服务，提供青春期健康免费服务，探索发展以计生家庭、计生老人为重点的家庭关怀救助等公共服务，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水平、家庭发展能力和生活幸福指数。建议进一步加强人口计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拓展服务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五）建立人口信息公共平台，加强河北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建立全员人口统筹管理信息系统是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保障。建议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加快推进人口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建立信息动态采集变更机制，健全人口服务管理档案，建设高质量的全员人口信息资源库，构建省、市、县、乡人口计生系统与相关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业务应用平台和决策支持平台。同时，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建立科学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和人口动态监测评估机制，科学预测评估人口发展趋势和发展状况，加强人口安全预警预报，全面提高人口科学决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1]这里预测结果均是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新调整得到的。下同。[2]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涉及的基础数据均出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0》《河北经济年鉴2010》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或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3]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简单说，总和生育率是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它是准确判断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规划以及指导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指标。[4]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之比。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两者之间的相对水平，它是反映人口再生产活动的综合性指标。[5]根据省人口计生委、卫生厅、公安厅、统计局统计数据。[6]有关概念界定：（1）人口迁移。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所定义的口径，改变常住地的时间为半年，空间因素以乡、镇、街道为限，包括户口迁移和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空间移动。（2）户籍迁移。指在户口管理部门办理了户口迁移登记手续的空间移动。（3）人口流动。除非特别注明，一般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非户籍空间移动。[7]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即已存在的身体结构或功能异常。出生缺陷儿童不仅自己生存、就业困难，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也影响了人口整体素质提高，给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可通过普及优生科学知识、提高孕前检查和孕期保健率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加快冀中南城市新区发展的探讨

冀中南地区在我省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这一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8%，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27%，人口占43%。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冀中南绝大部分区域，确定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重点开发区。在我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加快冀中南经济区发展的战略思路，标志着冀中南地区新的发展机遇的到来。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促进冀中南区域跨越赶超的重要途径。城市新区建设是实现这一途径的战略载体。加快建设城市新区，对于促进冀中南地区经济加快振兴，促进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一、国内城市新区建设思路及启示

近几年，我国许多城市都把建设城市新区作为提升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打造区域经济发展龙头的重要举措。城市新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早已在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郑州郑东新区、南京浦口新区、杭州大江东新城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城市产业新区的建设，不仅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已成为所在省（市）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标志，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方式突破和产业升级的龙头。

城市产业新区的建设对我省有重要启示：

一是高起点、大手笔谋划和建设城市新区。新区发展多数突出现代产业聚集区、城乡一体发展的现代复合型城区、综合改革核心实验区、对外开放示范区、环境优美宜居区的功能定位，产业发展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总部经济和现代商贸业为主，发展定位高，产业层次高。

二是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新区建设动力。把新区建设作为实验平台，推行改革设想、改革方案、改革举措，大胆尝试实行新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办法举措。

三是新区建设成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南京浦口新区、郑东新区和杭州大江东新城建设之所以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强的聚集和带动作用，主要是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基础，实现产业的优化配置，聚集新兴产业来增强辐射力和带动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新区内科技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蓬勃发展，服务于全省的经济转型，明显加快了城市和区域的国际化进程。

总之，国内省市城市新区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新区不是对老城区的旧城改造，不是老城区的简单扩张，它是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人口集聚力、经济发展活力的新载体。二、冀中南城市新区建设现状

冀中南的石家庄、邯郸、邢台和衡水四市，在近一两年都提出了城市新区建设的思路，并都被写入了省“十二五”规划之中。

石家庄东部产业新城。现在正在进行新区产业规划的编制。石家庄东部新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石家庄目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经济地位下滑、经济发展战略支撑缺失、东部产业发展散而乱等突出问题。产业新城的范围在石家庄东部约550平方公里，包括正定新区，藁城的医药、化工产业区，栾城的装备制造园区，高新区，裕华区和长安区等区域管辖范围。产业新城的发展思路是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以集聚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主，突出现代产业功能、高端城市功能、一流生态功能，成为产业主导、生态优先、服务完善、品位高的产业新城。

邯郸冀南新区。冀南新区已被省政府批准，是冀中南新区建设中进展最快的。建设冀南新区的目的，是为了发挥其辐射中原、东出西联、通达南北的区位优势，建设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现代物流基地。冀南新区面积150平方公里，加上协调区共计600多平方公里。目前核心区内有马头、商城、林坛和新坡工业园以及农业和凤凰山—溢泉湖风景区等。

邢台新区和衡水滨湖新区的思路刚刚提出，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城市新区的前期工作。三、冀中南城市新区建设的意义

建设城市新区，是提升城市功能地位的战略举措。开发建设城市新区，意在结束城市摊饼式空间发展方式，控制“城市病”的发展，促进产业向新区集中，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新区建设顺应了城市发展的要求，已经成为城市在区域经济中龙头作用的重要载体。由于我省冀中南地区正处于城市扩张期，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期。通过培育和建设城市新区，未来将形成区域的综合性的现代交通枢纽、现代制造产业基地、大型现代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综合服务标志性设施等提升城市功能地位的设施，将极大地增强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吸引辐射能力，展现出城市建设的活力和竞争力。

建设城市新区，是理顺城市空间发展关系的战略举措。长期以来，在冀中南中心城市中一直存在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功能区域结构失调、空间发展主导方向不明、经济功能地位不突出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城市竞争能力的提升。要将中心城市培育成为冀中南地区发展的龙头，必须高起点、高标准谋划建设城市新区，整体性解决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建设新区，有效地扩大城市发展的空间，优化城市空间和功能区域布局，推进城市经济增长极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面貌，在塑造现代化城市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建设城市新区，是打造区域增长极的战略举措。冀中南中心城市发展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业层次低、产业布局散。以省会石家庄为例，目前，市区东部有高新区和良村开发区，东南有丘头化工区，南部有栾城开发区和窦妪工业区，西南有元氏马村工业区和鹿泉绿岛开发区，西部有鹿泉信息产业园区，北部有正定纺织工业基地和轻化工园区。在不到2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布局了多个各自为政的开发区和工业区，在发展和建设中出现了重复建设、盲目竞争等许多不协调问题，且有可能导致新的工业围城现象。冀中南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冀中南城市新区产业发展定位为高端和现代产业，在新区培育和集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总部经济等，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土地和产业资源整合，推动产业、资源、人口等要素集聚，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使之真正成为全省的新兴产业聚集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区域战略增长极。四、冀中南城市新区建设中应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一）准确定位和科学布局是城市新区建设的核心

冀中南城市新区中多数城市产业定位较高，但也存在迁就产业现状布局的问题，产业层次不高，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从城市新区发展的要求和城市发展百年大计的高度考虑，必须下决心迁移那些污染较重、产业发展科技含量不高的企业。关于新区的布局，冀中南城市新区中多数城市布局较为合理，主要考虑了三个因素：一是布局靠近交通干线，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二是将行政中心迁至新区，有利于带动新城的快速崛起；三是遵从河流和风向的规律，充分考虑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要求。（二）考虑未来城市化发展的要求是新区建设的关键

新区建设应从长计议，必须从适应城市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发展要求来谋划。未来20年将是我省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冀中南中心城市人口将会成倍增长。各个城市新区是现在中心城市的再造，将容纳未来发展城市增加的一半人口。因此，城市新区的谋划要充分考虑城市化发展的要求，要为新区发展留足容纳人口的空间。（三）解决好管理体制问题是城市新区建设的基础

冀中南各个城市新区的建设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新的管理体制和原有体制的关系问题。在每个新区，都有若干个县区级行政单位，都有固定的财政税收渠道。因此，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新区发展，在新区建设初期，必须找到既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又不打破现有财税管理体制的结合点。五、冀中南城市新区建设应采取的措施（一）高度重视冀中南城市新区的建设

冀中南城市新区的建设不仅是该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而且城市新区的建设也是一种体制机制创新性探索，需要省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应在新区的组织领导、政策倾斜、财政支持、技术援助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和鼓励。冀中南各个市也应举全市之力加快城市新区的建设，把新区作为全市改革开放、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城乡统筹加快发展的重要阵地。（二）必须充分地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推动新区开发

学习借鉴发达省市新区建设的经验，以管理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推动新区的建设，开创以改革开放引领发展的新局面。在冀中南地区条件成熟地区建立省级综合改革实验区，探索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开发建设体制、项目推进机制、要素配置机制、规划优化机制、资金筹措机制、人才引进机制、健全规划实施机制的路子。把冀中南城市新区建设成为全省软硬环境最优、对外开放程度最高、产业集聚力最强、生态环境最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最快的样板。（三）引进高层次、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要优选特殊人才负责产业新区的建设。特殊区域不仅需要特殊政策支撑，更需要优选具有开拓精神、开放意识强、敬业有责任感、熟识产业发展的特殊人才和精干力量具体负责产业新区的建设，这是确保新区建设成功的关键。要让改革者大胆尝试并给予宽容，创造宽松的条件。创新各级各类人才引进机制，创造产业新区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优越的人文环境。设立高级人才引进奖励基金和高级人才生活安置专项补助资金，建立外来人才服务指导中心，广泛吸引海内外人才创业、就业和提供智力服务，成为我省人才引进和使用的样板。

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对资源环境的扰动强烈。可以说，资源锐减、环境恶化是总的大趋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能否发展，严重影响到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全国第六人口大省，河北省人口众多且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河北省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明显不足。2009年底河北省总人口为703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27%；水资源总量为141.2亿立方米，占全国的0.5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01.3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值的1/10。另一方面河北省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科技含量低，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以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2009年河北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1.64吨标准煤/万元，为第八大耗能省份。这不仅影响了河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导致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日益严峻，严重地制约了整个河北省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全面分析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一、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一）指标体系

对于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的选取，本文充分考虑了普遍性、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操作性原则，选取了21个原始指标来反映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系统的发展状况（见表1）。资料数据全部来源于1999～2010年《河北经济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二）研究方法

1.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确定

确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必须借助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系统的综合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因为在综合评价中，涉及的指标数目众多，各指标之间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而主成分分析法是解决指标综合评价中指标信息重叠的一种有效方法。主成分分析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始指标，同时，新的综合指标保留了原始指标的主要信息。

计算方法具体如下：（1）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设原始数据矩阵为，标准化后的矩阵为，

则：

式中：为第j个指标的平均数：

S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j（2）计算综合发展水平

利用SPSS分析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求出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计算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并按累计贡献率提取主成分，本文以累计贡献率达到85%为原则，提取前k个主成分。将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代入公式中，求得各主成分得分，计算公式为：

F=CX+CX+……+CXkk11k22kpp

其中：C，C……C为第k个主成分的载荷值，X，X……X为k1k2kp12p标准化后的指标值。然后将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系统综合得分。

2.协调发展程度的确定（1）协调系数的确定“协调”是一内涵明确而外延不明确的模糊概念，在评价一个系统的协调状况时，不能仅以“协调”“不协调”来做结论，因为很多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所以有必要利用模糊集合理论对其进行测度。协调系数可以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的概念来表示，采用[0，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C（i/j）为系统i对系统j的协调系数，即系统i的实际观测值与系统j对其所要求的协调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

为系统i综合发展水平的实际值；

U为与系统j实际值相协调的系统i所应达到的综合发展水平的理i/j想值；2

k为系统i的方差；1/s

系统间的协调系数：

两系统间的协调系数：

三系统间的协调系数：（2）协调发展系数的确定

协调系数反映了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将协调系数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表示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用CD表示，并定义t

其中：CD（i,j）表示系统i与系统j在时刻t的协调发展系数；t

C（i,j）表示系统i与系统j在时刻t的协调系数；t

u表示系统i在时刻t的综合发展水平；i,t

u表示系统j在时刻t的综合发展水平；j,t

α，β为权重，且α+β=1。

三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

α、β、γ为权重，且α+β+γ=1。

协调发展系数是反映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它揭示出系统当时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越大越好。

二、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一）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根据前面的方法求得三系统的综合得分（见表2）作为河北省1998～2009年人口、资源环境及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代表。

由表2可以看出：河北省1998～2009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也有个别系统在个别年份综合发展水平出现下滑的趋势。如人口系统的发展水平在2000年由1999年的-1.6719下降为-1.8442；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07年由2006年的2.1596下降为2.1147，2009年由2008年的2.2889下降为0.6909。

此外，在2002年以前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在平均水平零以下，而在2005年以后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平均水平零之上，这说明河北省在1998年至2009年这12年间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二）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

为分析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计算得出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系数（见表3）。

由表3可以得出：

1.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数分析

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数从1998～2002年呈上升状态，然而从2003年开始协调发展系数波动较大，且从总体来说协调发展系数不高，这说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较为突出。

人口与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数虽然在个别年份出现下降，但总体来看是波动中上升，这说明河北省人口与经济的发展能够较好的匹配。

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数波动较大，而且总体来说协调发展系数不高，说明河北省的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矛盾。

2.三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数分析

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系数在1998～2002年呈现上升状态，2002、2003两年出现下降，2007年、2008年这两年又有明显上升，2009年显著下降。这说明2003年以来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系数波动较大，系统间的矛盾增加。

总体来看，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不如三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其中人口与资源环境、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低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这说明资源环境是导致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大主要问题。

三、促进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20世纪末以来，河北省经济发展迅速，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是河北省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的增长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相对于还并不发达的经济水平而言，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成为制约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桎梏。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出，资源环境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侧重从资源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建议：（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目前，河北省的人口规模已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因此应将稳定当前人口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作为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

河北省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不是建立在群众生育意愿基础上的，而主要是政策限制和行政推动的结果，生育率具有较大的反弹可能性。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传播新型生育文化，转变群众生育观念，把计划生育变为生育自觉。此外，还应健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转变群众“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二）大力发展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但人口素质的总体水平比较低，这不仅导致河北经济增长粗放，也是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生产技术进步不快，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率较低，甚至存在着对资源的乱采、乱挖现象，使资源浪费严重，加之人们环保意识普遍不强，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

只有努力提高河北省的人口素质，才能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此，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基础教育是提高文化素质的基础工程，要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要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增强师资力量。发展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但是目前河北省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不多，人才培育能力不足，要动员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使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满足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全省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此外，目前的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必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得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

长期以来，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的大量投入，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外，河北省还应当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建立以节能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产业，完成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转变。（四）综合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强化管理、预防为主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及广大群众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坚持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尽快发展环保产业，引导一部分有条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参与环保产业，利用国有企业现有的人才、技术、管理优势发展壮大环保产业。（五）实行资源环境核算制度，合理计算经济发展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某些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导致市场失灵。对资源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并不包括在企业的私人成本中，使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较少考虑其资源环境后果。因此，建议一些部门试行将资源环境的综合成本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设计和改进。

人口变动与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趋势研究

高等教育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1999年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1998年至2010年，全国高等学校个数由1041所增加到2385所，高考招录数由108.8万人增加到661.8万人，在校生数也由340.9万人增至2232万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大众化的发展阶段。

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阶段：1998年至2010年，普通高等院校数量由46所增加到110所；年招生规模由17.85万人提高到36.92万人，2011年更是高达40.5万人；在校生人数也从14.44万提高到106.21万；普通高考录取率由31.80%迅速提高到83.5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8.23%提高至30.31%。依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划分标准，河北省已经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初级阶段的转变。

然而，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必须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相适应，受人口变动的影响，全省普通高考报考人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57.48万人后出现拐点，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下降的发展趋势。

2011年河北省高考报名人数已降到48.53万人，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8.95万人，降幅达到15.57%。按招生人数和报考人数一升一降的“剪刀式”的趋势发展，在不久的将来，高考学子千军万马拥挤“高考独木桥”的历史即将结束。

二、人口变动对各级教育规模发展产生的影响（一）人口变动对河北省中小学教育规模发展的影响

历史统计资料显示，河北省出生人数在1987年达到峰值167.16万人后，以年均8.57万人的速度急剧减少，到1998年已骤降至72.86万人，且这种低出生规模一直持续到2005年左右才略有回升。出生人口规模的剧烈变动，对全省中小学教育规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学规模的变动趋势与人口出生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只是相应变化时间滞后了7年左右。1995年至2010年，河北全省小学数量由47133所减少为13563所，年招生人数由125.33万减少到87.58万，在校小学生人数由峰值的901.12万减少为488.65万，小学规模严重萎缩。

普通中学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见图1。1995年至2010年，全省初中学校数量由4695所缩减到3264所，年招生人数由2000年峰值的151.01万人下降到73.36万人，在校学生人数在2002年达到峰值433.25万人后，迅速下降为241.86万人。受高考扩招影响，普通高中规模2003～2006年迅速扩大，学校数量由394所迅速上升至1121所，年招生人数由44.93万增加至49.70万，在校生规模更是逐年增大，2006年达到峰值143.81万人；2006～2010年，高中规模出现萎缩，高中学校个数减少到371所，在校生规模以年均4.26万的速度锐减。可以说，人口出生规模的持续下降是造成河北省中小学教育规模发生“天翻地覆”式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图1　1995～2010年河北省各级学校数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二）人口变动对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变动作用必将沿着教育链条向普通高等教育层级蔓延，而且，这种影响作用已在2009年初露端倪。2009年，已有部分专科二批院校征集补录信息，但缺额具体数据不详。2010年全省专科院校招生缺额达29816人。其中，546所文史类专科院校中，323所出现招生缺额，缺额12109人，院校满额率为40.84%；588所理工类专科院校中，380所出现招生缺额，缺额12707人，院校满额率为35.37%。2011年普通专科招生缺额程度进一步加剧，494所文史类专科院校与518所理工类专科院校共计缺额20656人。其中，327所文史类专科院校出现招生缺额，缺额10333个，院校满额率为33.81%；378所理工类院校出现招生缺额，缺额10323人，院校满额率为27.03%。与2010年相比，文史类、理工类院校满额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面对如此紧迫的生源形势，不少院校开始通过降低录取分数线的方式扩大招生数量，有的专科院校录取分数线甚至低至180分（总分750分）。录取分数线快速下降，普通高等教育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质量下降的风险。

三、人口变动对河北省未来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影响

高校生源短缺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必将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用，因此，科学地预测未来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把握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发展趋势显得十分必要。（一）河北省高中、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预测

以河北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1～2005年出生人口数为基础，利用多要素人口预测方法，建立以年龄移算为主的数学模型，对河北省2011～2020年高中适龄人口规模和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进行预测。

1.预测的基础数据

由于2010～2020年高中适龄人口和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主要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因此，在不考虑迁移的前提下，选取河北省1985～2008年出生人口数据作为预测基础数据，具体数据及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1.1985～2000年出生人口数来源于河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河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2.2001～2008年出生人口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2010年。注：1985～1999年为2000年河北省人口普查资料中0～15岁人口数按年龄反向移算得到。

2.预测的主要数学模型

以历年全省出生人数为基础，结合2000年河北省人口普查资料的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将基础数据进行年龄移算，所用主要公式如下。

第一步，将普查数据调整为当年年底数据，移算公式为：

式中：P表示年底x岁人口数，P'为普查x岁人口数，2000，x2000，xP''为普查x岁人口活到年底的人数，l为2000年x岁生存人2000，x2000，x年数，Q表示死亡概率。

第二步，年龄移算。移算公式为：

P=P*（1-Q）（3.2）t,xt-1，x-1x-1

式中：p表示人口，t表示时间，x表示年龄。

3.预测结果及分析

根据出生基础数据，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得到2011～2020年河北省高中适龄人口、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历年统计资料，1998～2011年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各年招生数量及变动趋势见图2。图2　1998～2011年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

资料来源：1998～2007年招生数据源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河北高考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008～2009年数据来源同图1；2010～2011数据源于高考新闻通气会背景资料。

由预测结果可知，未来几年，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呈现快速下降的发展趋势，后期略有回升。2012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将延续前3年的迅速下滑趋势，预计在2017年降至低谷，为357.49万人，与2011年的534.65万人相比，将减少177.16万人。2018年以后，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将开始缓慢增长。作为高教生源主体的高中适龄人口，其规模也将发生波动式增长，并保持在210万～240万人。（二）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预测

近几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1999～2011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所形成的时间序列可用下列统计回归模型进行较好的趋势拟合：0.668

Y=7.094X

式中，Y表示招生人数，X表示时间。

该回归模型对招生规模拟合优度R为0.998，接近1；决定系数R2高达0.992，说明招生规模增长与时间变化关系密切，见图3。

因此，该乘幂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发展趋势，可以利用此模型对2012～2020年的招生规模进行趋势外推，外推结果如表3所示。

由预测结果可知，未来几年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将继续稳步扩大，大致保持在40万～56万人；但增长速度长期保持在3%～5%，较1999～2011年的10%～16%有明显回落，且趋于合理。预计2020年招生人数将达到55.93万人，为2011年的1.42倍，与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锐减形成剧烈反差。图3　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趋势拟合图（三）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报考规模预测

2010年全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5%，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202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到90%。结合高中适龄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当年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其中三分之一为当年招生规模。另据历年统计资料显示，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招生规模之比约为3：1，因此，高中招生人数的75%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进而移算得出高考报名人数，见表4。

数据来源：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来源于《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

2.2011～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报考人数来源同图1；

3.其他数据为笔者推算。

根据移算结果可知，2011～2020年期间河北省普通高考报名人数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2012年高考报名人数将延续以往减少的趋势，报考规模约为44.72万人，与2008年峰值57.48万人相比，下降10.76万人；2013～2019年为报考人数波动增长阶段，报考规模保持在46万～48万左右，2020年将突破50万人。（四）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与报考规模对比分析

报考人数与招生人数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年全省招生规模与报考规模将呈现鲜明的“剪刀式”发展趋势，见图4。图4　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与报考规模

其中，2011～2014年，报考规模与招生规模之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由13.38万人降至2.71万人；2015年将首次出现招生人数高于报考人数现象，两者相差0.41万人；随着招生规模的继续扩大，这种差距将逐步增加，预计2020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将比报考人数高出5.78万人。（五）主要结论

通过对河北省未来10年招生规模和报考规模的预测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是河北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将持续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将会稳中有降，由每年增长10%～16%下降为3%～5%，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趋于合理。

二是受人口变动的影响，2011～2020年河北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高中适龄人口将共同减少，造成普通高等教育报考生源短缺。

三是河北省普通高教招生规模与报考规模呈现“剪刀式”发展趋势，使得高中高考录取率继续上升，并将于2015年超过100%。2016～2020年普通高中毕业生规模将不能满足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需求，一些高校可能出现招生困难问题，面临生存危机。

四、河北省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趋势引发的思考及对策

自高教扩招以来，河北省人均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河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五普”的2698人上升为“六普”的7296人，极大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伴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短期内迅速膨胀，产生了诸多社会负面效应，诸如受教育年限延长，推迟了15～22岁的劳动人口的初次就业年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高校生源供给日益紧张，高校面临生存危机。

因此，未来10年是高等教育扩招后一个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最佳时期，教育主管部门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考虑适龄人口变动，稳定招生规模。2009～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最为剧烈，尽管《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从统计局公布的初中毕业数来看，即使普及高中教育，也不能保证高教生源充足。因此，缓解普通高校录取率趋近百分百的空间已经不大，高校招生依然形势很严峻，应稳定招生规模。

第二，提高教育质量，防止宽进宽出。质量是普通高等教育的生存之基，在追求量的同时保质是根本。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河北省应处理好教育规模扩大与提高教育质量、优化结构之间的关系。首先，建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从教育输入—教育过程—教育输出全过程注重学生的发展，做到宽进严出。其次，将培养目标具体化，使抽象的培养目标细化为易于操作的教育教学活动。最后，建立教育的竞争机制，淘汰那些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的高校，创建几所高水平学府，促进河北省高教事业发展。

第三，与就业对接，培养多类型人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中技能型人才缺口变大。高校应以就业为导向，依据服务对象和范围的不同改变特色专业设置，缩小与社会需求的差距，为地区经济建设输送各类专业型、应用型人才。

河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及治理对策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我省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全省共少生了3400多万人，缓解了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受文化、经济、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呈逐年升高的态势。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范围在103～107之间。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我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5.18和104.04，均处于正常范围。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到108.49，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的上限107，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并略高于全国水平。1987年1%抽样调查为113.52，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达到111.92，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达到112.2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高达118.46，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为119.67。近几年，我省加大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力度，出生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下降，但仍严重超出正常范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仍高达114.86，低于全国118.06的水平。一、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河北省各市、县出生人口进行多次实地调研，并结合近些年的数据报表分析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其中一孩出生人口性别基本正常，二孩及以上性别比普遍升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为性别选择。进行人为性别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养老保障不健全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我省是农业大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农村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是否有男劳动力，直接关系到农民家庭的经济收益状况和养老保障水平。因此，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的影响，只能通过性别选择来实现生育男孩的目的。由此看来，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仍不发达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对男性的偏好不仅成为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现实的需求。

第二，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将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这种以“父姓制”为特征的单系偏重习俗，经过千百年来对人们婚育行为的熏陶，已深深根植于人们的社会心理文化中，即使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也难以根本撼动这种文化根基，“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仍然存在于广大群众的思想中。

第三，“B超”机的普及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尽管人们存在对男孩的偏好，然而由于缺少“男性偏好”实现的手段，此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正常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作为检验手段的B超设备得到广泛使用，为胎儿的性别鉴定提供了可能。加之性别选择技术和人工流产管理不规范，人们可以利用鉴定性别的结果轻易获得人流“服务”，直接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

第四，政策体系本身存在缺陷，强化了家庭对男孩的偏好。我省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农村地区第一胎生女孩，间隔4年后可生育第二胎”。政策本身却暗示了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突出了男孩的重要性；另外，男女不同年龄的退休政策，女性在教育、就业、社会参与、资源共享等许多领域不公正的待遇，也助长和强化了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社会的危害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将会对社会发展、家庭稳定特别是对妇女地位的提高造成严重影响。

首先，造成男性婚姻挤压。婚姻挤压是指婚龄男性人口或女性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一种婚配困难现象。如果婚姻挤压问题能在上下若干年龄组内调剂或在不同地区调剂解决，一般不会引发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持续的大范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2010年我省20～40岁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0.72万人，到2020年多59.6万人。届时相当数量的男性找不到配偶，其婚配权、生育权得不到实现。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特别是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家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使贫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男性婚龄人群成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贫困形式——“婚姻贫困”。在当前农村以家庭赡养为主的养老保障体制下，将造成大量终身未婚者面临缺乏家庭子女养老问题，无疑增加了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使农村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男性婚姻挤压还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婚外恋、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可能出现一妻多夫、混居等多种可能性，容易导致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扩散，妇女和儿童的权益遭受更为严重的侵犯，造成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下降，直接影响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第二，妇女的地位下降，生殖健康受损。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使那些没有生男孩的妇女更加感到自己没有本事，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对于育龄妇女来说，多次实施终止妊娠手术，将影响到她们的身心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第三，剥夺女婴的生存权，影响女孩的健康发展。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选择，使女婴生存权遭到剥夺。由于对男孩的偏好，使女孩生存环境和条件较为不利，女婴的死亡率明显高于男婴，不少农村女孩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生活得不到必要的照顾，义务教育得不到充分的保证等。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必然加大女孩和男孩之间的社会差距，影响女孩的健康发展。

三、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已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河北省从2000年开始关注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2003年将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纳入政府重要内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加以改进。（一）加强组织领导，实行部门联动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一件事关人口安全、社会稳定、妇女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真正做到党政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负实责。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配合机制，人口计生、卫生、民政、统计、食药监、公安、妇联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各负其责，加强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对不认真履行职责、未能完成责任目标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建立健全领导责任追究制度，对配合不力、严重影响“两非”查处的单位与部门，追究领导的责任。（二）深化宣传教育，转变生育观念

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拓展宣传渠道，创新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关爱女孩”活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和新型生育文化，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努力营造男女平等、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挖掘典型经验进行推广，如推广保定定州经验。定州市坚持倡导“男到女家落户”，30年持之以恒，不断发展，目前“男到女家落户”家庭达4.35万户，占10%，出生人口性别比多年来保持正常，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多次给予充分肯定。再如，廊坊大城县的“随女迁居”工程。主要做法是农村独女户父母到女儿所在的村街居住，由女儿女婿赡养老人。县政府建立农村独女户父母随女迁居工程廉租住房专项补助资金，补助资金由县财政列支。迁入村街居委会负责租赁房屋或筹建公益住房，解决农村独女家庭父母的住房问题。这些典型经验有效地解决了农村独女家庭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在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三）加强利益导向力度，落实优惠政策

我省各地关爱女孩的利益导向明显不足，现有的对女孩和计划生育女儿户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难以全部落实，政府的政策缺乏可信度。因此，一方面应及时兑现已经出台的奖励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对计划生育女孩户的奖励扶助力度，加强女孩家庭的社会保障。如在分配集体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入学、就业等优惠政策方面，让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女孩家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切实体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使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真正有所提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无儿同样可以养老。在社会形成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风尚。（四）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妇女地位

转变人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既要依靠宣传教育，又要依靠国家实施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政策做保证。因此建议：真正立法追究非医学需要的“两非”行为当事人法律责任，对怀孕14周以上的孕妇不得终止妊娠；实行有利于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土地政策，保证女性在财产继承方面享有与男性同等权利，废除教育、就业、分配、退休年龄等法律法规中男女不平等的条款。制定并落实关爱女孩成长、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五）强化源头管理，防止性别选择

计划生育部门要加强对育龄夫妇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的指导，落实孕产期随访，提高母婴健康水平，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尤其是对领取二胎生育证夫妇实施三级两全包保责任制，全程跟踪服务，协议管理，逐级签订责任书，定岗定责，筑起防止选择性别生育的牢固屏障。另外，根据国家《关于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级人口计生、卫生、教育、公安、民政、统计、食药监、妇联等部门要经常沟通联系，加强分工协作和信息共享，实现齐抓共管、联防联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超声波诊断仪和染色体检查技术使用管理、怀孕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管理、终止妊娠药品管理、孕情监测随访服务、婴儿出生死亡登记、跨区域协作、群众监督、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责任追究等管理服务制度，有效防止“两非”行为的发生。（六）大力发展经济，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

大力发展经济，以坚实的经济基础来促使人们思想转变。加大投入力度，使得各项基础设施、养老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生存条件，完善医疗保障体制，形成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新格局，逐步改变“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七）进一步完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人口形势与当时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1年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稳定在1.6左右，提前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对子女数量的偏好到对提高子女素质的要求。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也应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我省出生性别比偏高与现行的生育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要具有“公平与公正”。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我省出现了大批非自愿的独生子女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小，无论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我国人口发展形势角度看，调整和完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不仅仅是“光棍”问题，更是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女性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也是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尽早纠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为我省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基于全员人口数据库对河北省近十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的初步估算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围绕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五普”之前，主要探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事实偏高逐步成为共识。“五普”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程度逐步成为研究热点，认识到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1‰人口抽样数据普遍存在低龄组人口漏报问题，如不修正，得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有偏估计；为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计算精度，有学者提出，计算某地出生人口性别比，至少要有3000人以上的样本，1万人以上的样本量更为理想。此外，有部分学者曾探讨过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域分异规律。

由于死亡和迁移对0-10岁各年龄组性别比的影响微乎其微，扣除女（婴）漏报因素后，各年龄组性别比水平基本可以反映出生人口性别比，加之难以获得出生人口样本，为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本文以0岁人口组性别比替代了出生人口性别比。

文中基于河北省全员人口数据库，构造了0岁人口组性别比分区域、分孩次的估算方法，计算了2000～2009年分年度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比较2000年0岁人口组和“五普”出生人口性别比，认识到“五普”公布出生人口性别比偏低；通过试验，探讨了“五普”0岁组人口性别比偏低的原因，证明“五普”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和全员人口数据库中的0～4岁人口组均存在政策外瞒报现象；编制了2003年河北省0岁人口组性别比分布图，探讨了河北省0岁人口组性别比的地域分布规律。二、数据与方法（一）数据源

文中数据来源于河北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时点为2009年12月31日24时，涉及管理地编码、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母亲身份证号、孩次信息等12个字段信息。（二）计算方法

1.选取合理样本数据集

全员人口数据库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人口个案数据库。由于采取了“宁重勿漏”的人口信息采集原则，人口个案信息存在重复录入问题。全员人口库包括：A、本人有身份证；B、本人无身份证，但母亲有身份证；C、本人和母亲均无身份证；D、重复元组等四类人口个案信息。A、B、C三类均为唯一元组，重复元组均归入D类。

在四类人口个案信息中，本人和母亲均无身份证的个案数据不符合“实体一致性”和“管理到位”两个原则，实际上属于脱管对象。C和D两类人口个案信息会干扰年龄别人口性别比的计算结果，所以剔除C和D两类元组。

全员人口库中，低龄组人口身份证号缺失严重，但为了开展年龄别人口性别比计算工作，必须保留这些元组。为此，当个案信息中身份证号缺失，则判断其母亲身份证，如果母亲身份证存在，则认为该元组应参与统计，否则，不予统计。因此，在计算年龄别人口性别比时，应以A∪B作为统计年龄别人口性别比的抽样集合。即假设：A∪B的年龄别人口性别比可以代表同一年龄别的人口性别比。按照这一原则，筛选后的全员人口库有效元组个数为6967万条，为2009年河北统计局公布7034万人口的99.05%。筛选后的人口集合具有足够多样本，可以用来计算对应人口的性别比结构。

2.数据合法性检验

玛叶指数（Mayer’s index）是检验年龄堆积的常用方法之一，一般来说，玛叶指数小于5，说明人口样本质量较好；玛叶指数介于5～10时，人口样本质量可以接受。分别计算了筛选出来的省级人口样本集和11个市级人口样本集的玛叶指数。结果发现，12个人口样本集中，秦皇岛市的玛叶指数最高，为4.05，说明筛选出来的12个人口样本集不存在明显的年龄堆积现象，可用来计算人口性别比。

3.回推2000～2009年各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

以12个人口样本集为基础，统计2009年各地0～9岁分年龄、分性别存活人数。利用河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0～9岁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数据，开展回推计算，得到2000～2009年各年度0岁人口组分性别人数，进而算出各地历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河北省2000～2009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见表1。

4.统计0岁人口组分孩次性别比

在全员人口数据库中，孩次信息包含在育龄妇女记录当中，涉及一孩性别、一孩出生时间、二孩性别、二孩出生时间、三孩及以上性别和出生时间等6个字段。根据不同孩次出生时间，即可算出各年0岁人口组分孩次性别比。河北省2000～2009年各年度0岁人口组分孩次性别比见表1。三、讨论（一）全员人口库回推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与“五普”公布数据的对比分析

将河北省“五普”0岁人口组性别比，与全员人口数据库回推计算得到的2000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除唐山、秦皇岛和张家口以外，回推得到的河北省及各市2000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普遍高于“五普”公布数据（见表2）。

假设“五普”0岁人口组中，漏报瞒报人群主要为3孩及以上孩次人口，且全员人口数据库2009年9岁人口组无瞒报现象。用两个试验模拟3孩及以上孩次漏报瞒报所造成的结果。试验中所用3孩及以上孩次信息均来源于全员人口数据库。

试验一：利用全员人口数据库模拟政策外出生人口瞒报情形。用全员人口数据库回推所得的2000年0岁人口组分性别人数，减去全员人口数据库所记录的2000年出生的3孩及以上孩次分性别人数。以河北省为例，考虑瞒报3孩及以上孩次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为115.57，低于2000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116.84，但高于“五普”公布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114.07。

试验二：利用“五普”数据模拟政策外出生人口瞒报情形。把全员人口数据库所记录的2000年出生的3孩及以上孩次分性别人数加入到“五普”0岁人口组中，修正后的河北省“五普”0岁人口组性别比由114.07提高到了115.33，但仍低于回推的2000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

上述模拟试验表明：政策外生育瞒报是导致“五普”0岁人口组性别比偏低的主要原因。（二）归一化的全员人口数据库时点汇总数据与人口预测数据的对比分析

基于河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按照1.6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模型，推算出河北省2009年人口总量为7035万，与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7034万人口数量基本吻合。以河北省分年龄别人口预测数据为蓝本，对筛选出来的全员人口数据库的分年龄别人口数据做归一化处理，再用归一化的分年龄别人口数据减去分要素人口预测的分年龄别人口数据，得到图1。可以看出，全员人口库0～3岁人口数量明显少于人口预测得到的同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其中，0岁人口组人口漏报约为35万人，说明全员人口库在低龄组存在人口漏报现象，基于全员人口数据库回推的2006～2009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应为有偏估计。图1 2009年全员人口分年龄别数据与预测的分年龄别人口数据差值图图2多部门0岁人口组性别比的对比图

图2为2000年至2008年统计、公安、计生报表、全员人口数据库等4种途径获得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数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得到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数据波动较大；人口计生系统统计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数据呈持续下降趋势，但数值偏低；全员人口数据库回推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与公安数据的趋势较为吻合，其中，基于全员人口数据库获得的2000～2003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变化较为平稳，2004～2009各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年际间起伏较大，且均低于基于2000～2003年建立的线性拟合趋势线，说明全员人口数据库在0-5周岁的低龄组存在不同程度的瞒报漏报现象。基于全员人口数据库回推的2000～2003年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数据相对可信。（三）河北省0岁人口组性别比的地域分异规律

以县为单位，绘制了2003年河北省0岁人口组性别比专题图（见图3）。河北省0岁人口组性别比存在平原高，高原山地低；县域高，市区低的地域分异特点。按照县域排名：黄骅市（150.60）、大城县（146.70）、柏乡县（143.43）、南皮县（141.05）、盐山县（139.86）名列前5位。冀东南和燕山山区是河北省出生人口性别的重点治理区域，邢台市和沧州市是河北省2003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的2个高值区（图3）。图3.河北省2003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分布图图4.河北省近10年0岁人口组分孩次性别比分布图（四）河北省0岁人口组分孩次性别比区域分异规律

图4为河北省近10年0岁人口组分孩次性别比分布图。可以看出，10年来河北省0岁人口组一孩性别比始终保持在104左右，处于正常水平；二孩性别比偏高，介于120～140之间，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下降缓慢；0岁人口组三孩及以上孩次性别比仍然畸高，且逐年攀升，近年已突破200。

河北省各地0岁人口组二孩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张家口始终处于正常区间，唐山基本保持在114左右，邯郸、沧州、廊坊虽然持续下降，但仍高于120。

河北省各地0岁人口组三孩性别比差异明显。除张家口外，其余各市始终处于畸高水平（大于160），其中，承德、沧州、廊坊、衡水始终在200左右大幅度起伏，幅度约为±50。唐山、秦皇岛近年迅速上升，2007年之后上升到250以上。人为外部干预是高孩次性别比畸高主要原因，应引起高度关注。四、结论

利用2009年12月31日24时河北省全员人口数据库时点数据，统计2009年0～9岁分年龄别、分性别人数；依据河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0～9岁分年龄别、分性别死亡率，对2009年0～9岁分年龄别、分性别人口数据展开回推计算，得到了河北省2000～2009年各年度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数据。比较回推得到的2000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与“五普”公布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发现河北省2000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为116.84，高于河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14.07。模拟出生瞒报的试验表明，政策外出生人口瞒报是导致河北省“五普”公布的0岁人口组性别比偏低的主要原因。

基于河北省“五普”人口数据，采用队列组元法，假设总和生育率为1.6，不考虑人口流动，预测得到2009年分年龄别人口数据。以预测数据为基础，对2009年全员人口数据库筛选出的分年龄别人口数据做归一化处理，得到另外一套总人口数相当的人口序列数据。比较两套人口序列数据，发现全员人口数据库的人口序列在低龄组存在明显漏报现象，这也是造成全员人口数据库估算的2004～2009年各年度间0岁人口组性别比起伏较大的主要原因；2000～2003年各年度0岁人口组性别比变化平稳，说明随着孩子入学，大于5周岁的瞒报人口逐步浮出，人口瞒报漏报的影响基本消失。利用全员人口数据库，回推得到的2000～2003年0岁人口组性别比较为可信。

河北省0岁人口组性别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呈现出平原高，高原山地低；县域高，市区低的特点。冀东南平原和燕山山区是河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重点治理区域。

河北各地区0岁人口组一孩性别比基本处于正常水平；除张家口市外，各地0岁人口组二孩性别比偏高，并呈现逐年缓慢下降趋势；各地0岁人口组多孩性别比畸高，且呈现持续走高态势。邢台、邯郸、沧州、廊坊等地的0岁人口组多孩性别比尤其值得关注。

全员人口数据库是开展人口性别比研究的理想数据支撑平台。随着全员人口数据库数据质量的不断改善，0岁人口组性别比可一年测算一次，从而实现分区域、分孩次0岁人口组性别比的动态监测。

建立和完善人口发展功能区的政府投资政策

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适度聚居，扩大人口生存和发展空间，增进人口发展的机会公平，努力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机制，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公共财政投入和使用由以经济增长为主转变到以人的发展为主上来，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社会关系协调、良性循环的基本措施，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而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关注人的发展，以人口发展需求作为政府投资政策的基准。为此，需要逐步建立有利于人口发展功能区形成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公共投入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

一、现行政策对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影响及问题（一）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人口发展功能区形成的主要影响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基于各级政府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不一致，通过政府间财政资金的转移，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目标而实行的一种财政平衡制度。目前，我省只有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这样一种渠道。这种上对下的转移支付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目标是促进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激励性转移支付、县乡奖补资金等。二是专项转移支付，是指有附加条件的，旨在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拨款接受者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专款专用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如国债项目配套资金、支持地方道路、水利设施建设资金，对地方环境治理项目投资等。三是税收返还及体制性补助。

从我省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实施过程来看，长期以来我省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出发点，是支持和鼓励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追求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虽然在近几年贯彻以人为本方针，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中，这种思路和政策有所改变，开始逐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加大对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增加财政在扩大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环境治理等涉及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大相关方面的转移支付支持力度。但总的来说，传统转移支付的思路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渠道、基本依据和基本框架是不同级别的行政区，虽然在专项转移支付中，目前开始对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功能区开始有所考虑，但人口的流动、迁移、异地集居，人口发展功能区建设等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财政视野、给予考虑，甚至可以说，在财政政策制定中，至今根本就没有人口发展功能区这个概念。二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般转移支付，在实际执行中是以本地已有人口或户籍人口为基本依据的，对于不适宜居住地区的人口流动和搬迁，对于适宜人口居住地区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大量城市农民工和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并未给予实质性的考虑，没有制定建立有利于人口发展功能分区、人口合理流动和人口集居的鼓励性、补贴性和服务性财政政策。

在现行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诱导下，各地把主要精力和财力都用于直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财政收入提高上，而对于人的发展这个关系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基础性战略问题，这个关系社会稳定和协调的问题，这个科学发展的本质问题，多体现在文件和口号上，实际落实很不得力。从而导致基本民生、人口合理布局和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投入增长缓慢，导致人口集聚区对外来人口定居问题始终抱消极态度，重使用、轻服务、轻保障、轻培养，使外来人口难以有定居之地和社会安全感，而成为打工赚钱的流浪者。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大量流动人口存在并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而人口限制区和人口疏散区生态环境补偿、产业迁移、再就业培训投入不足，不能使超载人口顺利迁出，则是生态超载、大自然自我恢复能力日趋削弱的重要原因。由此判断，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不但对我省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划分与形成缺乏明确的导向和支持效应，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我省现行公共投入政策对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影响

1.我省公共财政定位不明确，不能满足人口发展功能区的人本需求

到2006年河北完成全部财政收入1223.5亿元，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180.4亿元。其中约50%左右的公共投资分布于竞争性、营利性领域，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甚至涉及了餐饮、娱乐服务这样的高竞争产业。除此之外，更新改造投资大多数集中于营利性的国有企业，为非营利性的公共企业提供的却相对较少，且对于农业基础设施、教育、环保等属于公共投资范围内的公共事业部门，投资严重不足。2007年我省用于教育的公共投入为GDP的2.01%，医疗卫生、文体广播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优抚支出等公共投入比例分别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4%、2%、7%和3%，不能满足人的发展需求。

2.公共财政投入行政区域化倾向，不符合人口功能区的区域基本服务均等化要求

推进形成人口发展功能区的目的在于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我省的公共投入政策偏离了这一目标。我省的公共投入不仅用于经济领域偏多，而且现有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公共投入行政区域化的特征。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公共投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财力。经济发达的地区财力充足，公共事业投入相对较多；而张家口、承德地区，由于自身财力有限，公共事业投入偏少；广大农村区域和贫困地区公共事业投入严重不足。这种“越富越投”、“越缺越没能力投”的公共投入政策，造成发达区域享有中高层次公共设施服务，而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还远远得不到满足。这与人口发展功能区所确立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存在很大的错位。所以，必须打破现有的按照行政区公共投入的财政体制，实行人口功能区公共投入政策。按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根据集聚区和稳定区、疏散区和限制区域的人口规模，确立合理的公共投入规模和支出结构。

以上可以看出，我省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不符合以人的发展为主线的原则，并没有按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实施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与人口发展功能区的要求存在很大偏差。人口发展功能区建设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公共投入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

二、建立有利于形成人口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为了扩大人口生存与发展空间，增进人口发展的机会公平，促进我省不同地区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现行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地方财政增收”为主线的省对下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建立起有利于“人口发展和迁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实现以下政策目标：第一，增强各人口集聚区的市、县（市、区）和乡镇三级财政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城乡建设等基本公共事业的经费供给能力，为流动、迁移、异地定居人口提供与迁入地原居民相衔接的教育、卫生、居住和社会保障等条件。第二，提高人口限制区和疏散区县（乡）政府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农民培训等政策的能力。第三，促使人口集聚区县（市、乡）不断增加本地民生投入，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

创新原则：一是引导限制区、疏散区人口向区内外各级城镇和平原地区迁移；二是激励集聚区接纳和吸引外来人口迁入和定居。

其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为：

1.有利于人口全面发展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要综合平衡人口集聚区承接人口转移的成本以及限制区、疏散区生态保护和人口重新就业的需要，完善省对下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各人口发展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按照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考虑人口功能区可能打破行政界限，省对下一般转移支付要测算到县（乡），凡标准财政收入大于标准财政支出或等于标准财政支出的县（乡），不纳入一般转移支付范围。

标准财政支出要根据我省现阶段一般转移支付保障目标，考虑各人口功能区的具体因素进行调整：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功能区因素，重新确定公用经费档次、标准，测算支出水平。

——根据各人口发展功能区实际需要，重新确立必保支出项目范围，测算支出水平。

2.有利于集聚区承接人口转移的激励性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对符合人口发展功能区发展方向的地方政府行为予以奖励，激励人口集聚区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续增大教育、社会保障、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等公共投入，提高公共投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为本地居民和迁入人口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人口的吸纳力。

对因迁入人口而增加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投入的县（市）给予奖励，调动地方增加房屋供应的积极性；对因迁入人口而增加社会保障投入的县（市）给予奖励，促进地方政府完善本地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对因迁入人口而增加教育、卫生等投入的县（市）给予奖励；对因迁入人口而增加财政就业性支出的县（市）给予奖励，调动地方降低失业率的积极性，安置迁入劳动力就业。

3.限制区、疏散区的补偿性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对迁移人口的生产、生活和搬迁增加转移支付规模，提高补偿水平，引导人口向适宜地区迁移和流动。人口限制区和疏散区属于生态脆弱和环境敏感地区，向全社会或广大区域提供大量生态服务，为此应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资源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以及在特定区域内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横向转移支付，使生态受益者和提供者在成本和收益的分担与享受上趋于合理，从而激励贫困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形成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坝上地区、太行山和燕山深山生态脆弱区，应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对限制区、疏散区县（乡）因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造成的增支减收按照一定的系数予以补偿，降低功能区划分对地方财力造成的影响，实现平稳过渡。对于蓄滞洪及水源保护性疏散区，应建立相应制度，提高补偿标准，促进过剩人口有序迁移。应在争取中央和京津支持的基础上，增加蓄滞洪及水源保护性疏散区移民搬迁的资金支持，尽快解决这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

对增加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投入、提高农民转移率的县（乡）给予支持和补贴，促进农民向区内外第二、三产业转移。

4.新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与保障

财政厅应根据我省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及财力情况具体制定人口限制区、疏散区补贴方案及人口集聚区奖励方案，上报省政府批准后，向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省级相关部门发布，并积极组织财力予以落实。

三、建立有利于形成我省人口功能区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

作为服务型政府，公共投资应当不断增加教育、保健等福利性质公共产品提供量，而非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因此，政府应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按照人口功能区的要求，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的支出，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尽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变，确立以人口流向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公共投入政策。今后要按照人口发展功能区的要求，财政支出必须进一步向教育事业倾斜，逐步向“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目标迈进。

由于人口功能区的划分与建设，将使人口管理与计划生育工作出现实质性的变革并大量增加新的职能，从而增加相关公共投入。要从大人口角度改变人口管理观念，改革人口管理体制，建立包括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生育和流动在内的人口管理体系，建立与人口流动、迁移、异地集居相适应的，有利于人口发展功能区形成的人口管理制度和模式，制定积极的、有调节力的人口管理政策，并据此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政策。

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应本着先考虑基本的民生问题，再考虑发展的原则进行安排。公共投入的目的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果实，使社会和谐的程度及社会整体发展的质量不断得以提升。必须大幅度压缩“豪华的”、大规模的公共投入，还公共投入本应具有的“公共”意义。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建设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必须放在公共投入的实际优先序列。在此基础上，不同人口功能区实施差异化、符合人本的公共财政政策。

1.人口集聚区的公共财政政策

人口集聚区是资源环境承载条件和经济社会基础最好的地区，承担着大规模接纳人口限制区和疏散区超载人口的功能。在生产性基础设施方面，人口集聚区应增加交通、通讯、能源、水利投入，加强道路、桥梁、水利、电力及城市公共工程设施（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生活性基础设施方面，必须增加人口集聚区的科学文教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划为人口优先集聚区的渤海新区和迁安、定州、任丘、沙河等重点县（市），应大规模地实施人口城镇化战略，积极建设中等城市，新建和扩建科教文卫设施，尤其是文化馆、科技馆，以满足人口集聚规模扩大的需要。教育支出中重点是加大人口集聚区的基础教育的支出比例，巩固完善人口集聚县（市）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加大对如永年及黑龙港流域属于一般人口集聚区的平原县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促进其就业。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人口集聚区要建立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提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投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

在基础设施和环境投入方面，人口集聚区要重点支持城市污水处理、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与二氧化硫脱硫工程、工业污染治理及城市垃圾处理。在一般集聚区，对于沿线产业带和永年、枣强、辛集、宁晋、安平等经济实力较强、经济特色明显的县市，要重点支持土地资源开发治理和整理、地质勘察，保障耕地跨区域、跨城乡耕地占补总量动态平衡，改善土地生态环境。对于青县、大城和泊头等一般集聚区，要全力改善地质与水资源环境，利用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增加地表水供应量，以降低由于地下水漏斗造成的约束，提高其承载人口增长能力。

2.人口稳定区的公共财政政策

人口稳定区要以内涵发展为主，优化人与资源环境关系，适度吸纳人口疏散区和限制区的人口。人口稳定区要合理规划和科学设计生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满足人口发展需求。人口稳定区要在进一步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投入的基础上，提高社保支出比例，多渠道筹集并管好用好社会保障资金，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就业和再就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增强社会保障能力。

在太行山、燕山的山前过度带人口稳定区，应加快植被恢复，整治改善优化环境，增强人口支撑力。对于大面积的平原稳定区，要借南水北调增加水资源供应量，加强水质保护，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地下水资源。

3.人口疏散区的公共财政政策

人口疏散区，要以人口需求为导向，合理安排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保证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对于环京津贫困带等人口疏散区、限制区，重点在于保障公共卫生经费，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完善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区域内人口享有基本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方面，则应着力构建以少生奖励、特困救助、服务免费、政策优惠、贫困扶持、养老扶助为内容的“六位一体”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要支持张家口、承德地区发展生态型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建设实现大疏散小聚集，以有效减低农牧民人口生产生活活动对本地生态的压力，同时也可降低疏散区人口远地迁移的压力。

对太行山区和燕山山区及张承农牧交错带等人口疏散区，除了中央投入和国际援助之外，要重点支持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天然林保护、风沙荒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草）工程，搞好防灾体系建设等。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土壤污染防治、饮用水安全等环境保护薄弱环节和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领域的投入。

4.人口限制区的公共财政政策

人口限制区主要包括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由于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公共投资政策需求的重点集中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防治以及居民迁出后的生态恢复等方面的投资。

四、建立有利于形成人口功能区的经济发展财税政策

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功能区建设的目的，经济发展功能区建设是人口发展功能区形成的基础。为有效形成人口发展功能区，必须调整财政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扶持政策，以产业促进就业、以就业引导人口集聚与疏散。（一）人口集聚区、稳定区产业优化升级的支持性财政政策

调整财政投入结构，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从直接投资为主的方式，转变为以提供担保、财政贴息等间接投资为主的方式。针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税收分成、财政收缴、财政包干上做适当调整，充分运用政府采购、税收等手段促进各人口功能区间的产业开发、产业迁移、产业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

1.工业投资补贴性支出

在人口集聚区、稳定区，要特别注重对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就业容量。筛选和确定重点扶持产品和重点财源建设项目，对有市场、利税含量高、管理基础好的重点扶持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继续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启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可考虑从挖潜改造支出总额中单列部分资金，或在财源建设项目奖励资金中集中一部分资金，设立工业技改引导贴息基金，支持重点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改造，使工业产品的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要增加对人口集聚区、稳定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的财政投入，推动产业优化与升级。财政资金可运用中小企业担保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补助资金等形式，实现产业升级改造。加大对人口集聚区、稳定区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支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财政适当投入，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造局部优良环境，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二是集中财政科技资金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高新技术项目；三是通过适度的财政资金引导，提高民间风险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采取财政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的方式为科技企业寻找银行贷款提供支持。

人口集聚区、稳定区的工业扶持和优化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内容和重点不同。在重化工业区域如唐山、邯郸、沧州地区，重点在改造提升、节能减排，提高环境质量，延伸产业链条；在黑龙港流域，要加强产业集聚，在提高新型工业和现代工业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保护生活环境，保护地下水资源。

2.农业发展扶持性支出

人口集聚区、稳定区的农业发展问题依然是人口发展功能区形成的基础性问题，公共产品的投入和供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以工支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城乡协调基础上形成人口发展功能区的重要途径。政府必须改变目前财政支出重工轻农的偏好，在财政再分配中向“三农”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扎扎实实地打好农业发展基础。

增加对农业生产性支出，推进农业现代化。继续实行粮食直接补贴，确保粮食安全。财政投入中增加对农业生产性支出，不但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且能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

加大对农机设备的补贴范围和力度，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把对购买农机进行补贴作为一项普惠制的财政政策来实施，以调动农民购买农机的积极性，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黑龙港流域等平原稳定区，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基础上，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对发展节水农业给予资助和奖励。

3.服务业发展促进性支出

服务业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的重点，是我省各区域，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集聚区和稳定区大力发展的产业。服务业因具有大量吸纳就业人口，可有效促进人口素质提高的特点而成为人口发展功能区形成的重要产业基础。

改革税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规范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优先需要政策扶持的公益、福利等类型的服务业给予减免税优惠。适当加大对农村服务业的税收优惠，对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或劳务所取得的收入应暂免征所得税；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从事服务业应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对具备条件的科技中介企业可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财税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现代服务业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保障。各项减免税措施都应该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并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通过以上的政策调整，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促进服务业持续发展。

4.支持性政府采购政策

政府采购政策不仅对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高具有推动作用，而且对产业、资源、人口的合理区域分布具有推动和调整作用。要在政府采购政策中加入区域因素，公布鼓励或不鼓励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发展的政府采购意向，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推动产业的合理迁移和布局，从而带动人口的合理迁移和布局。

5.刺激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发展民营经济，促进民间创业，拓展就业领域，既是我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形成人口发展功能区的重要基础。应制定有区域区别的民营经济发展鼓励政策，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由限制区和疏散区向集聚区和稳定区迁移，鼓励民营资本合理流动，以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人口发展功能区建设。

政府应当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使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获得财政资金扶持。每年可以从民营经济上缴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满足企业资金的急需。扶持有规模、有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做强做大，扶持高科技民营企业提高科技竞争力、占领技术制高点。采取补助前期费用或后期奖励等形式对申报国家名牌产品、出口创汇、筹划上市的企业进行积极扶持。

要加大全民创业鼓励和支持力度，特别是鼓励和支持限制区、疏散区向集聚区、稳定区迁移人口的创业活动。（二）人口限制区、疏散区产业转型与迁移的支持性财政政策

经济转型是一个漫长并带来社会阵痛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不少人口往往需要转换工作或转换行业。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支持建立起社会扶持和社会安全网来保护这部分弱势群体。要使产业转型能够依照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的要求进行，支持性财政政策作用重大。加大财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转移就业人员提供社会援助，实施就业安置政策和再培训项目，降低就业制度改革的社会成本。

人口限制区、疏散区的大多产业呈现技术水平不高、企业实力薄弱的状况，产业转型、升级与迁移，需要政府的更大力度的支持，往往超过政府的承担能力，需要政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改革投融资体制、实行优惠政策、开拓融资渠道，以多元化的社会资本、技术、资源，推动人口限制区、疏散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与迁移。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区政府，要在搬迁企业改造升级上给予支持。

武安市生态人口承载力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前提。自然环境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和能量基础对人类的生存有着本质的制约，最主要的表现是为人类生存提供生存空间，但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环境供给的有限性从客观上要求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必须适度。然而，随着人类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能否支撑人类的继续发展，是经济学、人口学和生态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内关于县级市生态环境人口承载力的研究还比较少，也比较零散，并且多停留在静态研究上。因此，对武安市进行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分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二、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1.研究区概况

武安市地处河北省邯郸市西北部的太行山区，太行山东麓，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带，为邯郸市辖区中唯一的县级市。它东西宽55.5公里，南北长60.5公里，全市总面积1818平方公里，辖22个乡镇、502个行政村，是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市），是河北省首批扩权县（市）、重点培育的新型中等城市和区域次中心城市，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著名的古代冶炼之乡、地方戏曲之乡、中国小米之乡，素有“冀南宝地”、“太行明珠”之称。武安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全市地形可分为山区、低山丘陵和盆地区三大类型。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武安市2000～2010年的生态承载力进行实证研究。生态足迹模型是指维系人类自身消费的各种资源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总和，即在一定研究区域内人口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和水域的面积，以及吸纳这些人口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面积之和。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基础为：一是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物质量；二是这些物质量能折算成生物生产性面积或生态生产性面积。

生态足迹模型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生态足迹，二是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为维持某一物质消费水平下的人口或某一区域持续生存所必需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生态承载力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及资源环境的供容能力，它强调生态系统的承载功能，同时突出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用来计算一个区域所能提供给人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总和。基本计算步骤为，根据计算出的区域生态足迹除以当年的人口数量，确定人均生态足迹；用区域生态承载力除以人均生态足迹，即可得到可承载人口数量。三、生态承载人口计算与分析

1.生态足迹计算

生态足迹也称“生态占用”，是指特定数量人群按照某一种生活方式所消费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功能，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环境（生态系统）吸纳，并以生物生产性土地（或水域）面积来表示的一种可操作的定量方法。

武安市的生态足迹计算，将消费项目分为生物资源、水资源、能源和建成地四个部分。这些项目占用可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和化石能源用地，可建立生物资源和能源两个消费项目账户体系。将可耕地面积用粮食、油料、甜菜、棉花、蔬菜的消耗量换算成土地面积代换；林地面积用水果、木材产量换算成土地面积代换；草地面积用猪肉、牛羊肉、牛羊奶、山绵羊毛、禽蛋产量换算成土地面积代换，武安市可利用草地很少，故将动物产品中的猪肉、家禽肉、禽蛋划归为可耕地；水域面积可用水产品换算成土地面积代换；化石能源用地用原煤、原油换算成土地面积代换；建筑用地面积用电力换算成土地面积代换。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武安市生态足迹，其中生物资源生产面积的折算，采用历年全国有关生物资源的平均产量；均衡因子取自世界各国生态足迹报告。

其中，i为消费项目，j为生产性土地类型，EPi为资源i土地生态生产力（全国平均），Ci表示产品i消费量，Pi为资源生产量，Ei为资源出口量，Li为资源进口量，EQj为均衡因子，N为总人口数。

生物资源消费

计算所在地区的生产力数据，将各项资源或产品的消费折算为实际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设生产第i项消费项目人均占用的实际生2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为Ai（hm/人），计算公式为：Ai=Ci/Pi

其中，Ci为第i项消费项目的人均年消费量（kg/人）；Pi为第i类型消费项目对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历年全国平均生产力（kg/2hm）。

能源消费，包括原煤、汽油、天然气和电力等，而能源生态足迹的计算，则以世界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

将武安市2000～2010年生物资源消费转化为提供这种消费的生物生产面积进行计算，并考虑到不同资源和能源消费类型的生产力不同，将计算到的各类土地面积乘以一个均衡因子，得到可以比较的各类土地面积。某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均衡因子等于某国家该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除以该国家所有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见表2。武安市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见表3。

2.生态承载力计算

生态承载力也即生态供给，是指“特定区域内各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的总供给”，代表该区域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或者资源对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土地类型不同，其平均生物生产力也不同，因此，对各类土地进行均衡化处理，将其转变为标准的平均生物生产力土地，以便于进行总生态承载力的汇总。用产量因子将区域生态承载力转化为世界平均产量下的生态承载力，便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可供给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越大，说明生态环境承载力越大。

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建议，扣除了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利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结果见表4。

其中，Oa为区域生态总承载力；j为土地类型；AA为不同类型的j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EQ为研究区域j类土地与世界j类土地平均生产j力，即为均衡因子；YF为不同类型生态生产性土地产量调整系数，j即产量因子。

3.武安市生态人口承载力测算

利用区域生态系统承载力除以该区人均生态足迹，即为生态可承载人口。计算结果见表5。

4.武安市生态承载状态分析（1）生态足迹分析

从武安市2002～2010年生态足迹的构成比例看（图1），各生态足迹中可耕地和能源足迹所占比例最大，二者合占总足迹的80%左右，其次是建筑用地、草地、林地和水域。可耕地比重下降明显，由2002年的61.94%下降到2010年的38.74%，而草地和水域比重相对提高。可耕地、草地和水域面积所占比重的相对变化，反映了武安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居民对肉类产品、奶产品和水产品的需求稳定上升，相对降低了对粮食类作物的依赖；化石燃料用地的比重在2002～2007年显著增加，反映了武安市以钢铁、煤炭、炼焦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对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2007年之后，武安市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对能源的消耗逐渐降低。

2002～2010年武安市生态可承载人口呈现波动变化的状态，生态可承载人口数量在69.7953万～107.0436万人之间变化。图1　武安市生态足迹成分比重（2）生态承载力分析

在武安市生态承载力结构中，主要以可耕地和林地为主，占到总供给面积的79.93%，其次是建筑用地，反映了武安市供给的生态空间类型相对单一。建筑用地面积的比重明显增大，城乡建设、工矿企业、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快速向外扩张，大量占用土地，导致土地资源供给日趋紧张，人地矛盾日渐突出。（3）生态可持续状态分析

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计算了武安市2002～2010年的生态承载状况。由表4可知，武安市人均生态足迹在研究时段内持续增长，特别是在2007年出现陡增现象；在此期间，生态承载力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比较缓和，生态承载力的增长速度小于生态足迹的速度，两者之间矛盾不断扩大。2007年后武安市加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步缓和，开始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影响武安市生态人口承载力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0年武安市生态承载人口的变化，我们利用SPSS软件对武安市可承载人口数量与各种类型土地生态足迹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化石燃料用地与可承载人口相关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77，两者呈现很高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武安市人均化石燃料足迹在2002～2007年增长迅速，导致了这期间生态承载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以后人均化石燃料足迹开始缓慢下降，则生态承载人口数量趋于上升。由此可以预测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节能减排强势推进的前提下，武安市未来一个时期内人均化石燃料足迹逐渐下降，生态承载人口数量将呈上升趋势。五、结论

本文利用生态足迹模型，依据武安市2000～2010年统计资料，对武安市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并进一步定量分析了生态足迹变化对生态承载人口变化的影响。结论为：一是2000～2007年武安市人均生态足迹逐年增大，生态承载力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比较缓和，生态承载力的增长速度小于生态足迹的速度，两者之间矛盾不断扩大。2007年后武安市加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步缓和，开始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二是通过对可承载人口数量与各种类型土地生态足迹变化的定量分析，发现人均化石燃料足迹强烈影响着可承载人口数量。鉴于此，武安市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强势推进节能减排，处理好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关系，达到两者动态平衡。

[人口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应对策略

人口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维持人口发展平衡，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新的人口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使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已经变得不符合人口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树立正确的人口观，以促进人口科学发展。一、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继续得到有效遏制，过去十年我国处于人口低增长阶段，家庭规模继续缩小，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与此同时，出生性别比失调、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一）人口增长呈“三低”态势，需警惕“低生育率陷阱”

2000年到2010年的11年间，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1990年到2000年的11年间，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1.07%。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从过去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模式，很快过渡到目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出生率低，缘于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出生率大约是12‰多一点，死亡率是7‰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稍微多一点，在这样“低、低、低”的模式下，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的比重在缩小。

人口学界衡量一国人口增减的情况一般采用的是总和生育率指标，即育龄期内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总和生育率在2.1被公认是一国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正常人口更替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好。实行计划生育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高于2.1，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尽管学界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更替水平判断不一，但一般预计1.5以下。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已经步入“低生育陷阱”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人口正常更替水平的先例。（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男女比例失衡问题突出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急剧升高，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20.56。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18.06。虽然已略有下降，但仍高于性别比的正常范围105～106，可见已高出正常值域10多个点。性别比偏高，将导致2020年时20岁～45岁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人，也即届时将出现3000多万光棍。这一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将导致对男性的“婚姻挤压”。也就是说，在适婚人群中，由于男性人口过剩，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伴侣。性别比失衡的这种累积效应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仅是婚姻市场的挤压，同时还会引发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男孩偏多的背后，是一种阴冷的、可怕的、扭曲的性别文化。多数学者认为，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大幅度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过低的总和生育率刺激了部分家庭要生男孩的心理，这也是导致畸高性别比的因素。（三）老龄化进程加速，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社会现实

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1.77亿，中国每百人中60岁以上老人已达到13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叫老龄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到2050年左右，预计我国老年人数量将达到顶峰，约4亿人左右，届时每四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做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按照国际惯例，每个国家在人口机制转换过程中，都有一个人口年龄的黄金阶段，即“人口红利”期。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发展的目标开始聚焦于人自身的发展；而我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可能会成为中国“十二五”期间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二、实现人口科学发展的策略思考（一）树立正确的人口观，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

政府要发挥在维护人口安全方面的最大效应，在战略、改革、投入和管理上作好统筹。长远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人口的结构性协调和持续性发展。政府在政策目标的制定过程中要坚持以群众利益需求为核心，寓服务于管理之中，以服务为宗旨，以管理为手段，将教育、信息、技术和社会保障等服务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和保障等管理机制的始终。从“控制人口的数量”转向“控制人口发展的生态失衡危机”，这是科学发展观对政府人口管理职能提出的新要求。因而，通过各项法律法规促进性别平等和保障公民“老有所养”，而每个公民要在政府的协调下积极参与各项行动，实现政府推动和公民有序参与的和谐发展。（二）增强人口风险意识，调整生育政策

面对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新问题，必须树立人口风险意识，尤其是人口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更不容忽视。深刻认识我国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人口观，对人口发展形成一种多维、立体的认识。

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各种各样的风险也不期而至。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以来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因此，为了增强家庭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抗风险能力，放开二胎政策不仅是构建“健康家庭”的关键，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目前，各省市对二胎政策的调整只是“微调”，因为涉及的对象都是一些特殊的群体（例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等）。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考虑用二胎政策来代替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二胎政策逐渐放宽至所有育龄人员。据调查显示，如果放开生育限制，人们选择最多的是生育两个子女。而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更重要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愿望，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三）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公共卫生服务事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幸福，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因此，政府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药卫生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和法制建设，保障医药卫生服务体系的有效规范运转。还要坚持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效益最大化原则，整合各种公共卫生资源，进一步完善疾病防控体系，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四）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的人口管理机制

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渠道的人口计生经费投入机制，确保免费向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的避孕节育技术服务以及有关奖励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有序的人口流动和转移同时也应该是有效和稳定的。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人口管理机制，尤其要加强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化、服务型管理，将流动人口纳入正常的社会管理体系，保障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同时，要积极构建人口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对人口安全进行评估，掌握人口安全存在的隐患，对由于人口政策、人口管理等因素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社会公共政策加以调控，以化解可能出现的人口风险，实现人口发展的最优化管理。

中国人口红利浅析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人口红利”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有利的机会，能带来经济的增长，但也会转变为“人口负债”。如何未雨绸缪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我国已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人口红利”就是通过家庭计划生育，在收入比较低的条件下，加速人口转变，形成较高比例的劳动或工作人口。这意味着相对比例较高的工作者与储蓄者，相对比例较少的非工作者和非储蓄者，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储蓄积累。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人口红利表现为：一是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二是抚养系数比例迅速下降；三是家庭人口规模减少，家庭户数大幅度增加；四是总人口就业率和家庭就业面提高，促进了人均收入增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指出，从1980年起到2003年是中国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整个社会有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投资率、较低的经济负担，这支撑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加速了人口转型，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使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成为可能。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只要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就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

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人口红利”的消极方面——“人口负债”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有所为，有所不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比2000年“五普”提高了1.2个百分点。从1980年我国出生[1]人口性别比（该年为107.04）越过其正常值域以后的30年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呈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且始终在高位上运行。在此过程中，党和各级政府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一直都非常重视，制定了种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并制定了不同时期治理出生性别比所要达到的目标和任务；但是我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取得的成效甚微。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走入了边治理边升高的怪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对30年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方式、路径进行梳理和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期为将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综合治理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我国30年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工作的反思

为了规范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秩序，遏制非法选择胎儿性别行为，国家及相关部门在不同时期所制定的行政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各级政府行政规章制度都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早在1986年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就制定了《关于不得任意进行胎儿性别预测的通知》。《通知》规定：凡为了优生，需对伴性遗传病进行性别选择者，必须到指定医院诊断；凡私自对胎儿性别[2]预测引起不良后果者，要追究检查单位及当事人的责任。同年9月19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转发了这个通知，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强调：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对胎儿性别进行非法鉴定；凡[3]引起不良后果者，严肃追究检查单位及当事人的责任。之后，以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等名义下发了为数不少的有关“决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公安部、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国家有关部门更是下发为数不少的通知、规定、条例。这些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都包含了严格胎儿性别鉴定以及性别选择的禁止性规定。

总结我国30年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的方式、路径，我们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法律法规层面上的禁止性规定的制定，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政策方面的规章制度比较缺乏。虽然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公安部、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委下发的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都包含了严格胎儿性别鉴定以及性别选择的禁止性规定，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政策方面的规章制度甚少。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走入了边治理边升高的怪圈”的重要原因之一（汤兆云，2006）。

第二，重视对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但为了达到该目标任务所必需的手段措施比较缺乏。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3月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要求：要高度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开展必要的专项治理活动；并提出要“加强责任制，把人口数量指标和性别比的指标统一起来考核，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遏制”。根据这些要求，国家人口计生委对治理性别比问题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步，到2005年末，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第二步，到2010年，出生性别比趋向正常；第三步，到2020年，基本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张维庆，2003）。由于没有相应的、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这一目标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2005年、201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8.80、118.06，相比制定该目标2004年的出生性别比（该年为121.20），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离“趋向正常”这个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不切实改变目前只重任务轻手段、重目标轻实施的现状，要实现“到2020年基本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这个目标，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认为，我们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是在进行“综合治理”，但综观所有的关于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的决定、通知、条例、规定和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各有关部门着眼于本部门目标、任务的专项性规定，严格意义上的各有关部门协同于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的综合性规章制度比较缺乏。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的规章制度，国家卫生部门、人口计生部门一般从医疗技术和计划生育方面入手，比如，1986年、1989年、1993年、2002年，国家卫生、计生部门分别颁布了《关于严禁用医疗技术鉴定胎儿性别和滥用人工授精技术的紧急通知》《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妇幼保健部门从保护妇女儿童身心健康方面以及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人员的职业操守性方面进行约束，如，1994年、2001年由全国人大、国务院颁布的《母婴保健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公安部门则较多地从惩罚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方面入手，属于事后处理性质，如，1979年、1993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刑法》及修订的《刑法》。虽然2002年11月中宣部、国家计生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10个部门颁布《关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意见》，但《意见》只是规定了各个部门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过程中的任务以及职责，条块分割非常明显，并没有将11个部门的职责放进一盘棋中进行综合考虑，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我国目前有为数不少的禁止性规章制度，但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成效不高。

第四，综观30年来我国关于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治理的决定、通知、条例、规定和法律法规，可以发现“虚”多“实”少、“易”多“难”少。我国现有的关于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禁止性规定，较多从宏观上着手，“面”上东西多，但由于操作性不强，往往会出现“有法难依”、“执法难严”、“违法难究”等窘况。如，为遏制非法选择胎儿性别行为，现行国家行政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各级政府行政规章中作了大量的禁止性规定，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以下简称“两非”行为）责任者的行政、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着缺位。虽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6条规定，“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要么过于宽泛，要么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且其中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却因为《刑法》中没有相应条款变得空洞，难以实施。因此，从一段时间以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两非”行为的处罚主要还是停留在行政处罚的范围内，难以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二是对“两非”行为主体的认定存在着缺位。自“B超”出现以来，全国各地区（特别是出生性别比高的地方）的“两非”案件，绝大多数是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所为，而《刑法》第336条规定的犯罪主体却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因而对于一些“两非”案件中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执业医生，在《刑法》适用上却是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况；有关部门只能按照《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规定对其予以经济处罚、行政处分，而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三是对“两非”行为主体的定罪、量刑的规定存在缺位。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执业医生的“两非”行为无法以犯罪进行处罚。主要因为：对于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他们既不具备构成非法行医罪的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也不符合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犯罪主体要件，更不具备医疗事故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民事或者刑事成立条件。因而，这种行为都不能以这三种罪名进行处罚，在法律上成为真空地带。因此，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的“两非”行为无论情节多么严重、影响多么恶劣都无法以犯罪论处，只能按照相关规定对其予以经济处罚、行政处分或者吊销执业证书。但是由于处罚过轻（轻微的罚款1万至3万，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即使立案查处并判决了犯罪嫌疑人，但由于犯罪成本太低（依照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他们出来后又会“重操旧业”。

总结我国30年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方式、路径和特点，我们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的思路应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综合治理过程中，“实”的、容易做到的方面多做一些，有所为；而“虚”的、不容易做的方面少做一些，有所不为。这样踏踏实实朝着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去努力，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综合治理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二、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可有所为

出生性别比值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属性的指标。因此，我国长达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问题，一定有着自然力作用之外的因素。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有人口结构、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口生育政策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低的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是我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高凌，1995）。二是我国传统的“早、多、男”生育文化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性别价值观和生育观念影响出生性别比，它们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间接因素。如，传统的家法观念，溺弃女婴和偏高的女婴死亡率等都会对性别偏好产生制约作用，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顾宝昌，2007）。三是控制子女生育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使中国低生育水平提前到来，加速人口转变的实现，造成了强烈的男孩性别偏好与过于狭小的生育数量选择空间的相互冲突和挤压，间接地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原新、石海龙，2005）。四是非法运用“B超”等外在技术性手段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而引起的性别选择性流产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陈卫、翟振武，2007）。

基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产生的原因，在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模式以及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简称“两非”行为）等方面有所作为。（一）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研究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之间表现出三次函数关系，其函数关系可用Y=128.26-0.001X23+（4.913E-8）X-（5.117E-13）X来表示。即：以人均GDP为10000元（1500美元）左右为拐点，低于该数值时，出生性别比逐渐高于其正常值域，两者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接近该数值时，出生性别比达到峰值；高于该数值时出生性别比逐渐降低，两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然后趋向其正常值域（汤兆云，2011）。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生性别比上升到下降的过程也能够说明这一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出生性别比上升的态势，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最大值后又逐渐下降，目前基本上处于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之内（尹豪，2007）。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出生性别比偏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二）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制度

目前，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以男孩为主要载体的家庭养老是主要形式。这成为影响我们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主要原因。对此，2011年4月26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的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切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体系，培育壮大老龄事业和产业，加强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扬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已初具建立“普惠性”社会保障制度条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力的增长，我国目前已经逐渐具备了建立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能力。如果从历史纵向比较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模式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甚至不及中国目前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如，1948年英国宣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时面临的经济状况，比目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状况和财政收入要困难得多。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西欧12个国家1957年时的水平；但在1957年之前，西欧12国中的多数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另外，世界上一些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抑或不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甚至比中国走得更远（陈友华，2011）。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中国、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儒家传统文化较浓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同样，出生性别比偏高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4]展、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而逐渐下降，并回归到正常值域。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有所作为。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也应该有所作为。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目前，尽管有众多的法律法规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作了非常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对“两非”行为缺乏足够的打击力度，致使“两非”行为在全国不少地区屡屡发生，愈演愈烈。因此，可以通过制定并完善打击“两非”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刑事责任、犯罪主体和定罪量刑，加大处罚和打击力度，有所作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修改《刑法》第336条，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以及虽然已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但擅自变更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非法开展其他执业活动的责任主体都纳入到这类法律主体的范围，以解决现阶段对“两非”行为中一些情节严重的“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窘况。二是在《刑法》第336条“非法行医罪”的法律条文中，增加“非法为孕妇进行胎儿性别鉴定”、“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规定，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三是在《刑法》相关内容中增加打击“两非”行为的条款，可以按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或者妨害公共安全罪的要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四是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两非”行为中收受或者索要钱财、物品的，可以依照贪污罪或者贿赂罪的要件从重从严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五是在《刑法》中考虑增加相应的罪名（如，妨害计划生育管理秩序罪、“两非”行为罪等）对“两非”行为进行打击，以防止有人钻法律的空子。（四）加大对“两非”行为的打击力度

30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流产、引产技术正变得越来越便捷。研究显示，在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多因素中，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且胎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越严重。因此，在较短时间内要达到出生性别比平衡的目标，就必须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制的手段。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实施可能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医疗产品（如“B超”等）以及终止妊娠药物（如米非司酮片、米索前列醇等）的使用登记、报告的管理制度。可由地市一级卫生或者人口计生部门统一组织，县级相关部门审查并备案；对因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实施严格的审批、审查手续。二是定期或者不定期对“两非”医疗产品以及终止妊娠药物进行清查、清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三是严格实施孕产妇定点分娩制度和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定点制度。已领取《一胎生育服务证》或者《第二个子女生育证》的孕产妇必须到具有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医院住院分娩，实施手术的医务人员也应具有相应的资质，并接受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的监管。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必须及时进行调查，弄清原因，找出对策，堵塞漏洞。四是严格实施终止妊娠报告审查制度。凡符合人口生育政策规定并领取《一孩生育服务证》或《第二个子女生育证》的育龄妇女，实施中期以上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需经县级以上人口计生部门批准，并到指定医疗机构落实终止妊娠手术，其他任何医疗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实施终止妊娠手术。五是严格实施婴儿死亡报告制度。新生婴儿在医疗保健机构死亡的，由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婴儿父（母）户籍所在地人口计生部门通报；新生儿父母持医疗保健机构或所在村街出具的死亡证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当地乡镇计生办报告，经核实后，每月上报县人口计生部门备案（汤兆云，2007）。

相对于“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来说，“加大对‘两非’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出生性别比的平衡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三、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有所不为（一）传统文化的“滞后性”

文化滞后也叫文化堕距或文化落后。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往往是适应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变迁的，但非物质文化的变迁往往要慢于物质文化，两者不同步，于是就产生差距，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滞后”（Culture Lags）现象。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育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但生育文化却有着自身的文化惰性，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同步的发展，而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表现出一种相对滞后的特点。文化因素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性别价值观和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并成为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期望通过改变传统生育文化从而实现出生性别比的平衡，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二）生育意愿的改变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间隔等方面的期望。生育意愿直接支配人们的生育行为。宏观上，生育意愿反映了社会的生育文化；微观上，生育意愿体现着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各种理论及实证研究都表明，目前人们的生育意愿较传统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目前城乡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范围和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19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3人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则以3孩及以上为主；19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2孩为主（风笑天等，2002）。由于传统生育文化的作用以及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将维持在这一水平。

生育意愿的改变并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多管齐下，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在社会文化、国家政策等各方面进行统筹兼顾。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育意愿向现代型的改变。（三）生育政策的调整

研究显示，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个家庭如果生育两个子女可以实现出生性别比的自然平衡。但是，我国现阶段人口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的规定破坏了人口生育自然选择的平衡。在[5]数千年的传统男孩性别偏好的强化下，催生了“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以及“终止妊娠”等非正常现象。因此，要切实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平衡，政府实施适度宽松的可持续的生育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也是必须的。研究显示，控制子女生育数量的人口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会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农村普遍推行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孩的政策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客观上使得带有男孩偏好的性别选择在政策规定的允许范围内发生。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2005年，我国各地区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1.77，而实行一孩政策地区、三孩及以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15.66、112.79；而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二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却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29.66、129.90；实行不同生育政策地区的0～4岁人口性别比、5～9岁出生性别比也表现出相同的情况（杨菊华，2009）。从定量关系上分析，我[6]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政策生育率（郭志刚等，2003）之间呈现出三次曲线关系（其函数关系式可用y=109.898+13.464X 2-5.705X 3来表示）。即以政策生育率为1.5～2.0作为分界线，政策生育率等于该值时，出生性别比呈现出升高的态势；高于或者低于该值时，出生性别比逐渐趋于正常值域，（汤兆云，201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多亿。与“五普”相比，十年增长了5.84%，年平均增长0.57%。虽然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由于总人口基数较大，每年增长的绝对人口数也较大（200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2.13‰、5.05‰；该年出生人口、净增长人口分别为1471.3万人、612.5万人）。因此，在目前及将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会继续坚持和完善现行人口生育政策[7]，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也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点。基于这一原因，就生育政策这一方面而言，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和完善现行人口生育政策。这也是由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使然。四、小结

30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走过了艰辛、曲折的道路。综合治理工作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仍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去做，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新世纪，新情况，新任务，新的征程。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又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它对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出生性别比能否“趋向正常”或者“基本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结30年来我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将来一段时期的综合治理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设立专门性的日常办事机构，保证人员、经费、编制及办公场所的落实，切实改变目前治理工作貌似有多部门而实质上只由人口计生部门负责的局面（由于人口计生部门没有执法权，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其地位是非常尴尬的，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二是目前，日益频繁流动的人口利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工作上的不协调，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因此，要切实改变各相关部门、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实施有效的协同治理。

三是对“B超”等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技术性手段，要从源头抓起，从生产环节抓起；管理关口前置，改变以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四是要从立法方面加强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工作，使治理工作从行政变为执法。比如，对于打击“两非”行为的定罪问题，社会上已经热议了不短时间，可以从这一方面作为突破口，从而使立法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1950～1979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是正常的。1950、1979年分别为104.8、105.8；这一时期，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均值为106.2，中位数为106.6，描述数据变化大小的标准差（Std.Deviation）为2.08。[2]《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关于不得任意进行胎儿性别预测的通知》，[1986]京计生委字第20号（1986年2月20日）。[3]《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关于转发〈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关于不得任意进行胎儿性别预测的通知〉的通知》，[1986]国计生委（厅）字第209号（1986年9月19日）。[4]儒家文化中的性别偏好较为明显。爱米尔·涂尔干认为，性别偏好是个社会事实，那它只能用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之所以存在男孩偏好与性别选择，根本原因在于男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比如养老功能），由此，国家就应该建立某一种功能替代男孩所具有的养老等功能（比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就可以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5]印度的经验数据证明，男孩偏好对家庭出生孩子的性别有两个明确、可预测的影响：（1）小家庭比大家庭有更高的男孩比例；（2）在家庭规模受到控制的情况下，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或来自印度北方的夫妇不仅主观上更想要男孩，而且达到了其目的（Shelley Clark，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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