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捕捞方式转变的社会学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国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海洋渔业捕捞方式转变的社会学研究试读：

海洋资源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在21世纪日益凸显。通过现代科技，人们认识到浩瀚的海洋中有着比陆地更丰富的资源，因而，21世纪被人们称为“海洋的世纪”。从近海养殖到远洋捕捞，从海洋渔业到海洋石油，从浅海到深海，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深入海洋的步伐。

从环境史的角度看，人类之于自然界的活动，如果不考虑自然特性、自然限度的话，必然会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大量砍伐森林引发的水土流失，过度放牧导致的沙漠化，任意排放污水产生的水体富营养化……同样，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程度的加深，海洋世界也已不再“风平浪静”！

本书试图通过海洋捕捞的历史变迁来反思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现状及成因。从海洋中捕获鱼类是人类利用海洋资源的基本行为。传统渔民以“漏网捕鱼”方式捕捞，一方面获取海洋渔业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漏网”方式使鱼类得以生存、繁衍。随着技术进步，大马力的机动船、坚韧细密的尼龙网、精准的雷达扫描仪，再加上经验丰富的渔船长，已经没有什么海洋生物能够逃脱这张精密而又强大的追捕网。不仅如此，新技术还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征服自然”的信念改变了人与海洋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更加强了渔民对海洋的获取感。“一网打尽”成为普遍的捕捞方式和基本的作业理念。

作者在对海洋生态系统理解的基础上，解析从“漏网捕鱼”到“一网打尽”的社会基础。就生态学而言，作者运用食物链、生存空间、海域承载力等概念展现了过度捕捞如何挤压海洋鱼类的生存空间，而海洋污染、填海造田等人类活动加剧了这种挤压程度。海洋鱼类数量的减少和鱼类个头的变小是鱼类生存空间丧失的最好证明。从社会学的角度，作者从海域分界、渔业政策、资源配置等因素中分析市场和政策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捕鱼人”的行为选择的，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人与海洋的区隔，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传统渔村的解体、信仰传承的断裂、渔民身份的丧失等，使我们看到海洋渔业的困境和海洋生态危机。

反思海洋渔业问题，不是为了证明悲观的未来，而是希望海洋有个美好的明天。尽管海洋渔业资源正在趋向枯竭，但为了人类的食物需求、海洋捕捞业的延续与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作者讨论了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者认为，技术进步仍然是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只有调整政策、制衡社会力量和文化价值，才能避免异化现象的产生。

海洋渔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加以研究，是一项十分有益的探索。作者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海洋捕捞业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客观地、历史地呈现海洋渔业问题。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祝愿唐国建在环境社会学领域做出更多的成绩。

是为序。陈阿江2017年4月19日于南京第一章绪论

海洋就像流淌不息的河，是万物之始与最后的归宿。——Rachel L.Carson

追求永续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整体的共同目标。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能够持续地从大自然中获取足够的食物是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关键所在。依据不同的方式获取食物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也被称为生计活动，这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核心纽带。“适者生存”的自然铁律适用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意识的环境行为，它不仅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选择适人环境（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human living）的行为，更是一个将不适人的自然环境改变为适人的人工环境（artificial environment）的行为。然而，这个过程不仅改变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改变着自然本身，使整体性的自然环境向着越来越不适人的状态转变。这种不适人状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取食物的活动变得越来越艰难。

陆地是人类数万年来获取食物的主要场所，也是被人类改变最大的自然环境。作为最重要的人工环境，由钢筋水泥架构起来的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要体现，高楼大厦是人们拓展生存空间的体现，同样，海洋开发和宇宙探索也是人们拓展生存空间的体现。当今世界正处于陆地被开发殆尽而宇宙探索刚刚起步之际，海洋正逐步成为人们[1]获取食物的主要场所。然而，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带有主观能动意识的行为都会改变自然环境本身。当代环境危机的意识正是对这种改变的反思。在社会学领域，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就是这种反思的体现。本书的主旨是通过分析海洋渔民捕捞方式的历史演变，从社会学的视角阐释这种演变的影响与原因，以寻求可持续的海洋渔业生产模式。1.1研究问题的提出1.1.1 研究背景1.1.1.1 世界海洋捕捞业的现状

在人类食物发展史上，鱼类具有重要的作用。“渔业为原始生业之一，古代渔猎并称，人类在原始时代，陆地则以兽猎为生，沿海湖沼之处，则用木石击鱼，捕而食之，其起源远在农业以前”（李士豪、屈若搴，1937：1）。数千年来，鱼类是最早可用的也是最便宜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

海洋捕捞业是一种主要以获取海洋鱼类资源为目的的生产产业，它是海洋渔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广袤无垠的海洋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鱼类资源，但海洋渔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海洋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也受航海、造船、养殖等技术的影响与制约。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无垠的海洋对人类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尽管人类很早就利用简陋的工具从海洋中获取食物和盐，或者到海滩上捡拾贝壳和被海浪冲上岸的鱼类，但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仍然停留于近海岸，甚至没有越过“海”的界限，更别说进入到“洋”中。

这种状态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了转变。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在海洋渔业中得到广泛普及，这大大提高了获取渔业资源的力度。世界捕捞产量从1947年的2000万吨飞速地增长到1970年的6920万吨（Coull，1993：30）。

目前世界海洋渔业总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但海洋渔业资源总体呈现衰减趋势，尤其是许多上品物种已经或者正在趋于衰竭。有研究者依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FAO）提供的历史数据进行估计，传统海洋渔业种类的开发潜力大约为每年1亿吨（Gulland，et al.，1971：255；Caddy and Gulland，1983：267-278）。但根据FAO的统计，海洋渔业总产量的最高值在2000年达到1亿吨左右，其中捕捞量最高值停留在8600万吨左右（见表1-1）。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洋渔业总产量因为养殖产量的增加而保持基本稳定，但捕捞产量明显在逐年下降。处于低度和适度开发的种群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40%下降到2008年的15%。而过度开发、衰退或恢复中的种群从1974年的10%增加到2008年的32%。占世界海洋渔业产量30%的排名前十名的多数种群被完全开发，没有增加产量的潜力（FAO，2010：35）。表1-1 世界海洋渔业产量表1-1 世界海洋渔业产量-续表

渔业资源的衰退必然会引发世界捕捞量的变化。

首先，尽管渔业就业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许多发达国家的捕捞业就业人员则在减少（参见表1-2）。渔业领域的就业增长速度快于世界人口增长以及传统的农业领域的就业人口增长速度。2008年的捕捞业就业人员占经济上参与广泛农业领域的13亿人的3.5%，1980年这一比例为1.8%。但在资本密集型经济体中，捕捞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特别是在多数欧洲国家、北美和日本。这是产量下降、捕捞计划减少以及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导致的。例如在挪威，1990年海洋捕捞业雇用约27500人，但2008年这一数字下降了53%，为12900人（FAO，2010：26-28）。

其次，尽管世界船队和渔船的数量在总体上与1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国家间的海洋捕捞管理规则很难真正地得到实施。世界船队的扩充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停止了，带甲板渔船的数量基本保持在120万艘左右（FAO，2002：18）。从全球来看，船舶数量下降或维持不变的国家比例（35%）高于船舶数量增加的国家比例（29%）（FAO，2010：30-33）。渔船数量没有增加，却并不表示渔业管理变得更加轻松。FAO在2002年的报告中指出：“在发达国家集中降低过剩捕捞能力的同时，日益增加的复杂技术和社会问题正使渔业管理者的努力复杂化。”（FAO，2002：45-47）在面对区域差异、生存与发展之间的选择等问题，FAO关于渔业管理的一系列规定就变成了摆设。表1-2 捕捞渔民和养殖渔民1.1.1.2 中国海洋捕捞业的现状

早在1995年，中国海洋鱼类和贝类的产量就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统治地位，1350万吨的产量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1/4（Iudicello，Weber，and Wieland，1999：12）。之后，依据FAO的统计，尽管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上，中国的海洋渔业产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08年全球海洋渔业总产量[2]9920万吨，其中中国的产量为256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1/4多。

尽管海水养殖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发展迅速，但传统的海洋捕捞业仍然在中国海洋渔业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1950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为53.6万吨，但2000年达到了1700万吨（黄良民，2007：192）。2008年中国的产量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球的领导者（FAO，2010：5）。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海洋捕捞业有以下几个特征。（1）海洋渔场几乎完全得到开发，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状况明显。中国沿海重要的渔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得到完全的开发利用。本书实地调查的山东渔区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海洋渔业产区。该区域渔业资源丰富，各种鱼类的渔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基本开发完了（黄公勉、杨金森，1985：49～51；黄良民，2007：191～192）。主要表现在各个渔区的渔业资源过度利用明显。如从捕捞产品的结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捕捞渔获量中优质鱼类，如大小黄花鱼、带鱼、鳕鱼、枪乌贼等占总渔获量的40%左右。进入80年代，鳀鱼、黄鲫等小型中上层鱼类占到总量的60%以上，1991年优质鱼类仅占总渔获量的18.4%（黄良民，2007：192）。（2）在渔民数量总量上升的同时，捕捞渔民数量实质在下降（见表1-2）。渔民数量总量上升的原因是养殖渔民在持续增长。而捕捞渔民数量下降的原因与三个因素相关：①中国制订的削减渔船计划，“2002，中国开始了到2007年减少和销毁30000艘渔船（或其商业船队的7%）的五年计划”（FAO，2006：25）；②兼职渔民数量增加，而这部分渔民实际并未被统计进去，2008年全球约600万名偶尔工作的渔民和养殖渔民中有120万人在中国（FAO，2010：29）；③传统渔民家庭中从事捕鱼工作的年轻人在减少。这一点也使得兼职的渔民数量增加。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在渔船上工作的工资和生活质量[3]与岸上的产业相比没有优越性。（3）捕捞渔船数量有所减少，但捕捞强度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中国的2003～2010年海洋渔船减船计划的目标是海洋捕捞船队192390艘渔船，合计功率1140万千瓦。2007年的报告显示共有288779艘海洋渔船，总功率1470万千瓦（FAO，2010：34）。实际上，中国从1999年开始，就首次提出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的目标，之后又提出“负增长”的目标，以对海洋捕捞强度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黄良民，2007：192）。但是，捕捞产量和渔业资源状况的事实表明，捕捞力度并没有下降。正如FAO在2008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无论取得了什么成就，明显的是中国的商业渔船规模在继续扩大。官方数据记录2002～2006年船数年增长约为3.5%。”（FAO，2008：29）（4）远洋渔业发展迅速，但只有进一步加强相关装备和技术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2004年经农业部批准，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及公海从事渔业生产的远洋渔船共1780艘，产量为123.3万吨，占中国海洋捕捞产量的8.5%，实现产值98.4亿元。但是，中国远洋渔业装备水平较低，渔船设备老化，有的渔船船龄已达20余年。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发生涉外渔业事件约200起，渔业海难事故超过400起（黄良民，2007：193）。

总体来说，中国的海洋渔业与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趋势是一样的，但在近海渔业中的状况可能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差得多。在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时，刚刚起步的远洋渔业也受发达国家高水平捕捞能力挤压而发展艰难。1.1.1.3 现状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是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公认的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源于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并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将全世界30%多的海洋（约1.094亿平方公里）划为沿岸国家的管辖海域，这些国家在不同的区域划分中分别享有不同层次的主权权利、专有权、管辖权和管理权（杨国桢，2004：290）。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个沿海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无序争端和开发，但也为世界各个沿海国家加大海洋开发力度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随之而来的是世[4]界各个沿海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海洋开发战略，这些战略的设计与实施成为“海洋世纪”的导火索。人类社会从此开始全面进入开发海洋的时代。

然而，海洋能否像看上去那样为人类提供巨大的生存空间呢？至少从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海洋捕捞业现状来看，人类能够从海洋中获取的渔业资源正在减少。另外，海洋环境也正遭受人类行为的重大破坏。或许科林·伍达德的《海洋的末日》所提出的观点在很多政治[5]家看来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海洋石油污染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无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污染事故都[6]被利益既得者掩盖了，但他们掩盖不了被石油覆盖的成片海域，以及在海面上漂荡着的死鱼和死鸟。而海洋石油开发仅仅是现代人类开发海洋的一种方式而已，人类不仅沿袭着无数种开发陆地的方式去开发海洋，也在科学发展的指引下创造了或者创造着无数新的海洋开发方式。

然而，所有的海洋开发都是基于人类某种欲望的需求，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人的主观意愿而不是以海洋自然生态的规律为依据的。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海洋地理环境，也损害着海洋生态系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海洋中的生物资源在逐渐枯竭，很多海洋生物就像陆地上的大熊猫、金丝猴一样面临着灭绝的危机，或者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生物已经灭绝了。就主要的海洋食物来源——鱼类和贝类来说，很多以前常见的食用鱼种类和贝类在个头上变小或在数量上减少。21世纪人类将紧缺的食物来源寄希望于海洋，但海洋渔业资源却在走向枯竭。1.1.2 研究缘起

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笔者最初也不相信无以计数的海洋鱼类资源正在枯竭。首先，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到目前为止并[7]没有确切的定论，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进行估计的。3.61亿平方公里的海洋中生长着无数的生物，对于深海中的生物资源状况，依据目前的科学技术，人类还不能对其进行明确的探究，如深海中的巨嘴鲨[8]鱼（一种长4.5米、重750千克的鲨鱼）和六鳃鳐。其次，世界海洋渔业捕捞产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尽管近十年来逐年有所变化（见表1-1）。但是这些变化更多的是统计数据上的变化，并不能让人确信海洋鱼类资源正在趋向枯竭。

然而，关于海洋渔村和海洋环境的实地调查却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了海洋渔业的衰落。2008年，笔者参与了一个题为“环渤海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整合研究”的基金项目，主要负责“渤海环境变迁下海洋渔村的发展状况”的研究。笔者着重选取了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海岛渔村南庄、海滨渔村牛庄与城边渔村东庄，村庄状况见附录1“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这三个海洋渔村进行数次调研之后，笔者感觉震惊的信息是：海洋中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

海岛的年夜饭：从猪肉、海参到黄花鱼

以南庄所在的海岛县为例。该岛由于位于渤海海峡处，是鱼群洄游的必经之地，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新中国成立前岛民过年时，岛上的地主以吃猪肉为荣，而贫苦的渔民在没有猪肉吃的情况下“只能”以海参、鲍鱼为年夜饭的主菜。至于各种海鱼则属于附属菜之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岛上的富人与穷人的年夜饭仍然是这种状况。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海参、鲍鱼已经成了珍稀物种，原来不能上饭桌的1公斤左右的黄花鱼，现在却代替猪肉成了年夜饭的珍贵主菜。在南庄，20世纪90年代末期，海洋捕捞业是该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全村有两个捕捞大队十几条大型捕捞船，但笔者在2010年到该村进行实地调查时，被告知全村目前只有一户村民在从事近海捕捞业，而且是用小动力渔船进行近海作业。村民告诉笔者，之所以不再捕捞，是因为海里没有鱼了。出海捕捞一天的收获远远低于包括油耗、工钱和渔船损耗在内的成本。（2008～2010年长岛实地调查和访谈资料）

对于这种状况，笔者最初的认识是渔业资源的衰减主要是海洋污染所导致的。海水水质的恶化必然影响到鱼群的生存。但是，笔者在东村和牛庄的码头看到装着只有小拇指大小的幼鱼成箱成箱地像垃圾一样随处放置或者倾倒进大卡车里。作为笔者向导的老渔民一手捏着一条掉落的幼鱼一手指着那些装箱的幼鱼，满嘴的“可惜”和满脸的无奈。这时，笔者才意识到，海洋污染只是原因之一，而且可能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背景因素，因为海洋污染直接影响到的是海水养殖业，对海洋捕捞业的影响如何，当前并没有太多的科学研究。就现实中可观察到的事实来看，海洋渔业资源衰减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人类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行为——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发生了转变。

毫无疑问，海洋捕捞是人类开发海洋最早、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海洋渔村和海洋渔民的存在都是以海洋捕捞业为基础的。没有捕捞业，渔村解体与渔民失业就成为必然。笔者在实地调研中深刻认识到：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海洋渔村的变迁和海洋渔民的生存都与海洋捕捞业紧密相关。由此，笔者确定将研究主旨放在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及其选择上。1.1.3 研究问题

人类开发海洋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获得食物，而捕捞是获得海洋食物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几乎所有的海洋鱼类都适合人类食用，并且都含有人必需的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考古学的研究[9]表明，海洋捕捞的各种原始工具很早就出现了。人工水产养殖（aquaculture）是在捕捞业衰退的状况下才出现的，养殖的种类也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偏好而进行选择的。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世[10]界海洋水产养殖产量只是海洋捕捞产量的1/4左右。

在人类全面进军海洋之前，相对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海洋渔业资源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之前，全球各海域内（内海除外）的渔业资源都是共享的。事实上，由于海水和渔业资源的流动性，海洋中的鱼根本无法私有化或被某国私有，它始终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资源（open access resource）。在这两个前提下，人们关于海洋捕捞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改进捕捞手段以获得更多的鱼，而很少去思考海洋渔业资源是否会枯竭。

但是，在20世纪人类关于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人类行为干预自然的反思中发现，任何一种自然资源，尤其是地球上的生物资源，都有一个临界值，一旦某种资源利用超过了该种资源的临界值，这种资源就会面临枯竭的危机（朱迪·丽丝，2002：24～28）。至今，所有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都表明，人类关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已经或者即将超过其临界值，海洋渔业资源已经或即将陷入枯竭的境地。因此，如果人类将未来食物的重要来源寄托于海洋，那么，就必须反思人类关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方式。而海洋捕捞无疑是人类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最直接、最主要的行为方式。

依据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笔者对海洋捕捞方式的研究是在两个理论预设之上展开的：一是人类与所在环境之所以发生关系，是因为该自然环境能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生存所需的资源，且居住于该环境中的人们有能力获取这种资源；二是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所选择的任何一种环境行为都具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有相应的运行机制，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及行为都受系统制约，个人是无法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因此，不管是先天的本能活动，还是后天的习得活动，人们的活动方式都是依据相应的社会条件所做出的选择。海洋捕捞作为人作用于海洋渔业资源的一种环境行为，同样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资源环境的制约。

基于这两个研究假设，笔者的研究主题是海洋渔民捕捞方式的转变及其原因与影响。对该主题的阐释通过以下三个具体的问题来进行。（1）传统与现代的海洋渔民各自选择了何种捕捞方式？这种捕捞方式具有何种特点，以及支持这种捕捞方式的社会条件是什么？（2）海洋渔民捕捞方式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种转变对海洋渔业资源和人类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3）可持续海洋渔业需要什么样的捕捞方式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捕捞方式？1.2研究方法与本书框架1.2.1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作为一种环境行为，对于海洋渔民捕捞方式的研究既需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把握行为产生的环境因素（自然的和社会的）和行为实施后的环境影响（自然的和社会的），也需要站在行为主体的角度去理解行为选择的动机、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应该为研究目的服务，因此，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在本书中都有所体现。笔者将定量研究主要用于分析海洋渔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捕捞业中有关技术性的统计数据；将定性研究主要用于分析捕捞主体的行为及其选择并据此对他们的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

尽管本书不是关于村庄的案例性研究，但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渔民的捕捞方式及其社会条件研究是以渔村为背景的。因此，本书的资料不仅涉及海洋捕捞业的技术性和统计性资料，也涉及渔村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承、渔民的传统习俗和日常礼仪等。由于在分析传统的捕捞方式及其社会条件时需要考察相关的历史性资料，而在了解当前渔民关于海洋渔业和捕捞业相关的信息时，就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1.2.1.1 文献研究“所谓文献，指的是包含我们希望加以研究的现象的任何信息形式”（袁方，1997：392）。依据研究主题，本书所收集的文献分为三类：①个人文献，主要是捕捞渔民的出海记录、村民手写的未发表的村志等；②官方文献，主要包括与传统渔业相关的水产志和地方志、渔业史、渔业统计、与渔业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村庄的官方告示等；③源自大众传播媒介的文献，主要是地方政府网站上公布的各种有关渔业的信息。

在研究分析上，对于个人、渔业史、地方志和地方官方统计数据的文献资料主要采用的是间接分析。因为这些资料都带有文献作者或编纂者的价值倾向，尤其是地方志和地方官方统计数据的资料，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必须对其进行辨析才能准确地使用。对于来自官方的各种法规及文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如禁渔期的规定与“偷鱼”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与捕捞活动相关的科普性文献资料，鉴于专业知识有限，笔者主要依据研究内容需要采取直接引用的方式。

对于传统渔捕文化，除了寻求地方志、水产志等典籍进行分析之外，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来理解。正如曹锦清（2003：31）所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典籍解读，二是实证调查。因为一切传统都是传到现代并统一到人们心理、习惯、风俗与制度中的活着的因素。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方能对‘活传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研究传统的目的是反思现代，而这种对比性的分析只有在实地调查中才能更清晰地呈现。1.2.1.2 实地研究

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去考察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中国，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刚刚起步，而海洋社会学只能说还处于萌芽状态，尽管已有人提出了“海洋社会”“海洋社会学”这些概念（杨国桢，2000；庞玉珍，2004；崔凤，2007）。但是，真正的理论性研究基本没有，相关的经验性研究也很少。因此，笔者只能以实地研究为主来开展研究。“实地研究是不带假设直接到社会生活中去收集资料，然后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经验资料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袁方，1997：140）

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半结构式的观察和访问。这也是笔者把实地调查的地点确定为海洋渔村的原因，因为只有在渔村才能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与访问。笔者曾计划到远洋捕捞船上进行实地观察，但是，[11]由于政策的限制无法上船，最后只能通过访谈来了解远洋捕捞过程的相关信息。对于传统的近海作业方式，笔者是亲自上船出海观察过的。出于竞争的原因，关于渔船捕捞以及渔获物的处理的很多信息，相关人都不太愿意直接透露，因此笔者主要靠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旁敲侧击得到相关信息。

半结构式访谈是本书最主要的实地资料收集方法。笔者依据关于海洋渔业、海洋渔村及海洋渔民的已有认识，制定了初步的访谈提纲。这些访谈提纲的主题因不同类型的渔村而有所差异。例如附录2中所展示的两个访谈提纲是分别依据牛庄和南庄的特点而设定的，当然在具体的访谈中也会涉及许多共同的内容。在三个渔村中选取的渔民基本上涵盖了渔民的各种形态：大型捕捞船船主、大型捕捞船船长、大型捕捞船的各个职位的渔工、近海家庭作业的渔民、退休的老渔民、原集体公司的会计、渔民的家属、年轻的渔村村民、渔港码头的管理者、鱼贩子。访谈有在工作场地进行的，有在渔民家里进行的。对于有价值的信息，在笔者自己无法直接获得资料的情况下，笔者通过相关他人进行了追踪研究。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基本立场是曹锦清所提出的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第二个“视点”，视角就是“从内向外[12]看”与“从下往上看”。笔者认为这种“视点”最适合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转变。因为它既是基于中国村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同时又能与西方的理论和当代社会因素的作用联系起来。这正与本书的研究目的相吻合。1.2.2 本书的框架

笔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与海洋渔业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评述，找出考察海洋捕捞方式的主要变量，并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确定这些变量的视角与路径。其次，运用海洋渔业的已有资料和笔者关于海洋渔村的实地调研资料，对这些变量进行案例式的详细分析，以明晰海洋捕捞方式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最后，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问题进行解答以阐释研究主题。

依此思路，全书结构如下：第一章在阐述海洋捕捞业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明确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第二章在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海洋渔业资源的特征以及研究主题，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章阐述传统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及其社会条件；第四章阐述现代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及其社会条件；第五章分析海洋渔民捕捞方式转变的影响和原因；第六章提出可持续海洋渔业的捕捞方式及其实现途径；第七章对全书进行总结，从环境行为的视角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3研究目的与研究创新

本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式研究，而是一项考察人们环境行为的经验研究。笔者试图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以海洋捕捞方式的演变为核心，通过分析人们选择海洋捕捞方式的社会条件，即个体行为选择与实施行为所需的技术支持、经济动力、政策规范和文化认同，阐释“竭泽而渔”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案例与其他材料（如渔业统计等）都是分析所依据的素材。尽管学识水平有限，研究、论述不够深入，但本书仍然期望能够通过经验性研究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上，尤其是在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上有所突破，即将传统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概念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的环境问题分析上。在实践上，力图全面展现海洋捕捞这一环境行为的全貌，以明晰人、社会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及其问题，襄助人们对自己的环境行为选择进行反思。1.3.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1.3.1.1 理论的目的与意义

环境社会学是以批判传统社会学为起点的。社会学的主流思想一直沿袭着经典社会学如迪尔凯姆、韦伯、马克思等人所开创的传统，将研究对象限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初明确将“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邓拉普等人是以批判传统社会学中的研究范式为基础的，即强调从“人类豁免主义”范式转向“新生态主义”范式（Catton & Dunlap，1978a；1978b）。之后，研究范式的争议成为理[13]论研究的主流之一，当前主要以引进欧美理论为主的中国环境社[14]会学界更是如此。“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尤其是对其研究对象领域的讨论，将直接涉及到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的建构问题。”（吕涛，2004）

笔者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向日本的学者学习。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最初也主要沿用欧美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但是他们在继承传统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环境问题的案例研究，开创了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如饭岛伸子的“环境问题主义”和鸟越皓之的“生活主义”。其实在理论方面，约翰·汉尼根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论就是与传统社会学理论展开对话的经典之作（约翰·汉尼根，2009）；Redclift 和 Graham（1994：51-56）以实际的研究问题探讨了社会学如何介入环境问题。而以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为主题进行的研究（Dickens，2004；Newton，2007）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展现了环境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对话的可能性。正是鉴于这些研究经验，笔者希望就海洋捕捞这一具体的环境行为进行考察，将本书作为从微观层次上展现中国环境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对话的一项经验研究。

因此，本书在理论层面的目的与意义，主要就是为中国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提供实证研究的素材。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极其缺乏，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都是关于某个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或者是关于环境社会学的基础概念的研究，还没有人提出一个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环境危机的理论框架。本书是就海洋渔业资源衰竭问题所做的实证研究，但本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式研究。笔者认为，环境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建构不能脱离或者超越传统社会学理论所设定的基本框架。任何关于某个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都只有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才会具有为理论建构提供素材的价值。因此，在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书以海洋捕捞为对象，沿袭了传统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传统。而在具体的内容分析上主要以中国海洋捕捞方式为案例，因此，本书的研究应该能够为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提供有用的素材。1.3.1.2 实践目的与意义

研究主题与实证素材是本书研究的依据。本书探讨的海洋捕捞本身就是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而具体分析的大部分材料也来自对海洋渔村和海洋渔民的实地调查。因此，本书的实践目的与意义有三个方面。（1）为建构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提供依据。对于一种公共的开放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即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性最终仍将主要依靠管理来实现。本书综述了当前已有的各种海洋渔业管理模式，并且对这些模式的有效性进行理性辨析。同时，在关于可持续海洋捕捞方式的探讨中，笔者将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供参考。（2）为中国新海洋渔村建设提供参考。新农村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针对“三农问题”所倡导的主要对策。海洋渔业作为“大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渔问题”同样是困扰海洋渔村发展的主要障碍。本书的实证素材取自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它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海洋渔村，它们的发展问题也是当前中国海洋渔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海洋捕捞业是海洋渔村的经济支柱，没有捕捞，就没有渔民，也就没有渔村。因此，关于海洋捕捞业的研究能够在经济发展方面、和谐人际关系构建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3）促使人们对自己的环境行为选择进行反思。笔者认为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行为选择。在全书的描述和分析中，笔者使用了大量笔墨来分析影响渔民做出行为选择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并从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哲学等视角反思了人们行为选择的动机、情境、过程和影响，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案例来促发人们反思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选择，使人们在生态式的生活方式上达成共识。1.3.2 创新之处

笔者认为，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创新不在于发现一个新问题，而在于对老问题用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去研究。“老问题”本身就说明已有的认识存在不足，对该问题的认识和应对需要新的理解。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由此，本书的创新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一项新的理论探索。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有中国学者依据海洋环境区别于陆地环境而提出“海洋社会学”，并将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崔凤，2010；2011）。笔者不否认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但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人及其行为选择的影响更多的是源自人们的意识差异：对于生于陆地长于陆地的人来说，海洋环境与陆地环境相比，更像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环境，这就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把海洋当作一个只需对其索取资源而不需对其负责的巨大空间。事实上，人类作用于这两个环境之上的环境行为，尤其是资源开发行为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只有从环境行为及其具有可选择性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才能使各种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经验性研究与其他已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进行对话。在本书的经验研究中，海洋渔民及其捕捞活动就是架构海洋环境、人类社会和人之间的桥梁，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影响都可以通过海洋渔民的捕捞活动及其方式选择来[15]考察。为此，基于“环境、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假设，在社会行动理论框架的指引下，笔者将海洋环境和海洋渔业资源视为捕捞方式选择的环境基础，而将技术工具、经济组织、政策管理和文化规范视为捕捞方式选择的社会条件，这样的分析既突出自然规律和社会力量对海洋渔民在行为选择上的客观制约性，又凸显了渔民在选择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生存需求与环境制约、资源管理与经济发展等现实冲突中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2）一项新的经验性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海洋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去描述和探讨的，并且这些研究多是以种植业的社会研究为参照进行的。笔者基于海洋及渔业资源的特征，从海洋捕捞方式这一角度纵向地、全面地透视了海洋渔民的捕捞活动，从活动方式的选择及社会条件中追溯其选择的社会因素和环境压力以及人的主观意愿变化。（3）一个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新论点，即对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高效管理的制度安排，放在海洋渔业资源上则更多地体现了其反功能的一面。这些制度安排最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提高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为目的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二是以规范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方式为目的的资源管理政策。前者主要是发生在海洋渔村和渔业公司的改制，即按照市场原则将生产资料（主要是渔船、渔网等生产工具）私有化；后者主要是发生在沿海各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公海线等区域划分和一国沿海各海区中的禁渔期等管理政策。这些制度安排在应对耕地、草场的开发利用上发挥了提高效率、避免“公地悲剧”等正功能，但在应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却使个体的“资源的有限所有”程度加深，迫使渔民们不得不选择灭绝式的捕捞方式。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资源与海洋渔业资源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对于某种自然资源管理的制度安排首先应该以该种自然资源的特征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依据，而不是以人之意愿为依据。[1] 1970年，直接食用鱼和贝类的蛋白占世界人口消耗总蛋白数量的5.4%。参见Bell，1978：20-22。2007年，水产品消费占全球居民摄入的动物蛋白的15.7%和所有蛋白的6.1%。自1961年起，食用鱼总供应量增速为3.1%，人均每年水产品消费从20世纪60年代的9.9千克增加到2007年的17千克。参见FAO，2010：64-67，http：//www.fao.org/docrep/013/，i1820c/i1820c00.htm。[2] 在报告中，FAO是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分开来论述的。这里的2560万吨的数据是通过将世界的统计值9920万吨减去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统计值7460万吨而得来的。在文中，FAO认为中国在2008年采用了修改的统计方法，这种统计调整以2006年中国全国农业普查结果为基础，首次询问水产品产量，以及来自各种示范抽样的调查结果，大多数调查是与FAO进行的。这次对2006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下调约13%。FAO随后调整了中国1997～2005年历史统计预计值。参见FAO，2010：3-5。[3] 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在渔村的传统渔民家庭中，尽管出海捕鱼的报酬很高，但不仅年轻人不愿意上船出海工作，而且正在从事渔业工作的父母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海洋渔业，而是极力帮助自己的孩子到城市里生活或者选择岸上的职业。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本书后面的分析中会继续论及。[4] 199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及“海洋行动计划”；2002年，加拿大制定了《加拿大海洋战略》；200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新世纪日本海洋政策基本框架》，目的是实现“海洋科技大国”；2004年美国政府出台了21世纪的新海洋政策《21世纪海洋蓝图》，公布《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参见周世锋、秦诗立，2009：24。[5] 书中指出：“一个星球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充满生命的部分在我们尚未真正开始了解它之前就已经被破坏”（第38页）。作为培育全部生命的海洋世界，人类的蛮力和无知，使得“生命的摇篮正逐步地变成一座水坟”（第35页）。参见〔美〕科林·伍达德，2002。[6]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用专业的研究方法来探究海洋石油开发及其所附带的行为给海洋环境造成了何种影响。对此，人们仅仅是做一些类似于“警示录”的统计，或者是像《海洋的末日》这种由记者进行的描述性告诫。研究这个问题除了专业上的难题外，如实地调查取证的困难，更大的困难可能是这类研究不但得不到基金的支持反而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阻碍。就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2011年6月本书案例中的南庄和东庄所在的渤海湾再次发生漏油事件，导致至少840平方公里的水域受污染，海水降至劣四类。就算如此，中海油和美国康菲公司在多方的压力之下也未能全面而系统地报道漏油的详细缘由和损害状况。而政府、受害者、NGO等除了警告、谋划行动等类似于“宣言”的活动之外，并不能做出任何强有力的实际行动。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zhybhwly/。[7] 一般是依据现有的科学数据做出这些估计的。如1997年世界海洋独立委员会报告《海洋：我们的未来》，全球海洋的生态价值约为每年461220亿美元。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在海洋事务报告中指出，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价值为21万亿美元。具体来说，海洋石油和天然气预测储量有1.4万亿吨。在水深大于300米的大陆边缘海底与永久冻土带沉积物中，有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成藏，估计全球的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的两倍多，够人类使用1000年（参见杨国桢，2004：290）。不过，如果认真地对比一下这些估计，就会发现，这些估计都是依据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乐观主义者会把估计描述成人类发展的期望所在，而悲观主义者则往往用具体的使用年限来告诫人们。[8] http：//www.fao.org/fishery/topic/12356/en。[9] 在原始的狩猎与采集社会，渔业捕捞已经成为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距今7500年前，出现了鱼漂。5000年前，居住在现今中国山东胶县的三里河人，开始大量捕捞海鱼，能捕获长约50厘米、游泳快速的蓝点马鲛。参见黄良民，2007：188～189。[10] 2008年世界海洋水产养殖产量为1970万吨，世界海洋捕捞产量为7950万吨。参见FAO，2010：3。[11] 上远洋捕捞船出海必须有船员证、相关职位的技术资格证等，这些要求主要是为了防止偷渡，同时这个证件也相当于渔民的护照，渔民可以凭船员证到他国上岸。如果没有这些证件，海关稽查队和渔政监察队就有权扣留船只，并进行处罚。[12] 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下往上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从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与行为方式；所谓“上”，是指中央，即传递、贯彻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立的社会领域，尤其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参见曹锦清，2000：1。[13] 大多数的争议受卡顿和邓拉普的影响，都是围绕“研究范式”展开的，但是，争议的源头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详尽内容参见吕涛，2004；崔凤、唐国建，2010a；2010b。[14] 国内目前以“环境社会学”为书名出版的书籍中，中国学者独著或编著的有6部，译著有3部。国内学者的6部著作所表达的观点与他们的学术背景紧密相关，他们分别在公共管理、社会学、环境法学、生态学等领域中做研究。而3部译著中美国学者约翰·汉尼根是环境社会学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日本的饭岛伸子和鸟越皓之两人本身就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环境问题主义”和“生活主义”的代表人物。[15] 详细论述参见后文第二章的阐述，以及唐国建、崔凤，2012。第二章海洋捕捞方式的可选择性：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2.1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本书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反思“海洋捕捞”这一人类作用于海洋的环境行为，研究的主题是海洋捕捞方式的转变及其原因与影响。现实生活中，捕捞方式的外在表现是海洋渔民的生产活动，其内在结构却与渔民所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因此，依据研究主题，笔者将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相关研究中寻求关于探究海洋捕捞方式的分析视角，从关于自然资源的管理理论中找到理论对话的切入点，从关于海洋捕捞的相关研究中找到具体分析的要素，并在这三个综述的基础上借助于社会行动理论建构本书的分析框架。2.1.1 主体性与选择性：社会学关注环境行为的两个基点2.1.1.1 社会学关注的环境行为类型

从当前已有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文献来看，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种：①围绕“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主要关注研究范式问题（Catton & Dunlap，1978a，1978b；Buttel，1978；吕涛，2004；江莹，2005）；②围绕环境问题本身进行的研究，关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饭岛伸子，1999；洪大用，2001；沈殿忠，2004；李友梅、刘春燕，2005），或者是注重人的环境认知、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王民，1999；马戎、郭建如，2000；王俊秀，2004a，2004b；洪大用，2005；约翰·汉尼根，2009；鸟越皓之，2009）；③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即从行为的视角透视环境问题，挖掘问题背后的社会运行逻辑。

相比较而言，笔者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更倾向于与传统社会学进行对话，并继承传统社会学中以“社会行动”为对象的研究视角。“社会行动”被经典社会学家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用“社会行动”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去透视水污染问题，就很容易透过并抛开形形色色的污染现象，直接观察人的问题。事实上，水污染就是人们行动不当的后果。试以频频出现的水污染事件为例，水污染之所以会发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是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各方行动的结果。（陈阿江，2010：6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看到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更关注到了环境问题中人的作用。而在其他两类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人”是从属于“社会”的，是被动的。因而，这些研究往往只注重探究社会因素对自然环境之变化的影响，而忽视了具有能动意识的人的主体性因素。行为视角的研究则不仅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且通过“行为”这一中介将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相互联系起来，凸显了在不同情境下行为类型的可选择性。

国外最早关于环境问题的探讨就起源于对环境行为主体的研究。综观国外关于环境行为的已有研究，有两个重要的起源。（1）源于自然资源管理的经济学研究。由于工业生产和消费对环境影响显著，经济学家集中关注在人类经济领域中影响环境行为的原因。在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英国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美国的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的观点被认为是论及环境问题的代表性理论，即环境经济学中最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和“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尽管社会学界对他们基于“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批判，但税收杠杆和明晰产权是当前世界各国政府调控人们环境行为选择时的主要手段。（2）源于环境意识的拓展研究。最初是心理学研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扩展到社会学界之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社会学家费雷（Firey，1945）关于波士顿地区土地使用的实证研究，指出环境要素既有经济价值，也有象征文化的价值，并且阐释了这种象征性的环境文化价值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土地使用模式，从而影响社区的结构分布和社会构成的。之外，有研究表明：公众自身拥有的价值观（Inglehart，1977）、人们对健康风险的认知（Pierce，Lovrich，Tsurutani Abe，1987）、组织影响、政策倡导和正义感的约束（Blamey，1998）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及心理动机。

与经济学家“经济人”假设不同，社会学家坚持在“社会人”的前提下，考虑广义的社会领域中人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尽管经济手段可能使经济主体之间达到利益的均衡，但在某种市场“合法性”的外衣下纵容了破坏环境的行为，环境恶化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相反这种纵容使破坏环境的行为更加隐蔽，使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风险，也使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吕涛，2004：57）。

与“经济利益”一样，“环境意识”也只是影响人们环境行为选择的一个因素。依据不同标准，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环境行为可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崔凤、唐国建，2010a）。不同的社会因素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选择上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就“经济利益”和“环境意识”而言，前者在生产型环境行为选择上的作用明显，而后者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在生活型环境行为的选择上。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先是从人的生产活动开始的。人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源，之后通过生活消费将资源以各种形式返回到自然界。因此，当前已有的关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大多围绕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进行。

首先，关于生产型环境行为的探究主要是从人们的生产方式入手，探讨各种生产方式与对应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对此，在理论层面上，Schnaiberg等人（2002）的“生产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理论、马克思的“代谢断层”理论（Foster，2001）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中国国内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在某一具体的生产方式选择及其影响上。如麻国庆（2001，2005）关于牧区生产方式与草原生态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荀丽丽、包智明（2007）关于政府应对草场退化问题所采取的生态移民政策研究；陈涛（2010）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中研究了大公圩河蟹养殖的产业转型问题，分析了技术、社会组织、生态资本、生态精英、地方知识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选择不同类型的河蟹养殖方式的。

其次，关于生活型环境行为的研究除了关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外，最主要的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挖掘人们选择不同性质的环境行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如王芳（2007）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探究了城市环境污染事件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问题；陈阿江（2000，2007，2008a，2008b，2008c，2009a，2009b，2010）关于水污染的系列研究，则在描述日常生活情境中水污染事件的基础上，运用“外源污染和内生污染”等概念模型分析了污染事件中人的行动、人行动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围绕利益相关者在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中的行为表现，挖掘人们行动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的运行逻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