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立国论——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孝德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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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立国论——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试读：

《文明启蒙与中国复兴》丛书总序

近代以来，引领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潮流和新方向的历次技术和经济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中国总是作为看客与跟随者的角色而存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经济革命，正在历史性地改变着中国长期以来作为看客和跟随者的角色。中国不仅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步加入到新经济革命的浪潮中，而且，更需要我们意识到的是，中国还将成为引领新文明时代的主角加入到新经济革命中来。

从跟随者转向引领时代的开创者，面对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角色转换，最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是，我们需要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启蒙。《文明启蒙与中国复兴》这套丛书，正是基于唤醒、激活中华民族成为新时代原创者的主体意识应运而生。

如何认识开启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是确立中华民族走向新时代主体意识的时代前提。当代中国从跟随向引领创新角色的转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而赋予中国这个新角色的时代，不是已经延续了200多年的工业文明，而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无论今天的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速度如何快，对跨越发展有怎样的期望，甚至有的学者把中国在什么时间能够赶上美国的时间表也列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理性地认识到，工业文明不是属于中国时代的文明。无论我们如何追赶也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的引领者。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当新时代的太阳开始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面朝西方追赶那西下的太阳，而不转向东方去迎接那正在升起的、孕育着新希望的、新文明的太阳呢？

中国的未来属于生态文明，这是由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决定的。人类文明演化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是在四季循环中的曲线运动。农业文明是东方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太阳在西方升起，使西方成为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领先者。15世纪后，随着时代太阳的西移，必然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从原来引领向学习和跟从角色的转变。正如500年前时代太阳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东方一样，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时代太阳也不可能一直滞留在西方。当新时代的太阳开始从东方的地平线冉冉升起时，我们需要从匆匆追赶西下的太阳回过头来，转向去迎接东升的太阳，从跟从向引领转变。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需要中华民族的顿悟。如何从长周期、大时空的高度，鸟瞰已经开启的生态文明新时代，解读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唤醒中华民族走向新时代创新的主体意识，成为本丛书最重要的使命。《文明的轮回》一书是从人类文明史大循环规律中揭示为什么工业文明起始于西方，而不是东方的这个“李约瑟之谜”，同时又从时代的高度回答了生态文明时代是东方复兴时代的历史必然。《生态文明立国论》一书则是从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的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立国与文明模式创新，是中国走向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如果说《工业文明的终结》一书系统阐述了工业文明的太阳在西方徐徐落下的原因，那么《解密新能源革命》则以全新的能源基因理论，回答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如何在新能源革命的推动下正在东方悄然升起。

在新一轮文明轮回中升起的时代太阳，不仅携带着工业文明时代积累下的能量，还会使蕴藏在东方大地中古老文明的能量复苏与激活。从古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极时空交合中，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新模式，是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要肩负这个时代使命，需要一种全新的时空观。而《两极时空观》一书正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生态文明时代新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建立与“两极时空观”对应的两极思维观、两极科技创新范式，那么《全脑科技时代》一书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在生态文明打开的两极时空中，我们不仅需要基于东方智慧的“全脑科技范式”，而且需要解决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乡村文明与工业文明时代城市文明的两元文明的结合问题。在单一工业文明的时空中，城市与乡村关系是一种对立关系，是城市替代乡村，最终走向单一城市的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打开的两极时空中，我们找到了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结合的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模式。《东方乡村文明的复兴》一书就是对这个难题的诠释与解答。

在生态文明时代打开的两极时空中，我们不仅要面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契合、城市与乡村契合的问题，还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和平契合问题。生态文明时代的天下太平与大同，不仅需要工业文明遗留下的使地球成为地球村的信息技术，更需要一种使人类走向共识的“类”文化和“类”的胸怀，由此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太平发展双赢，乃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实现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需要有一种新世界观、新财富观、新社会观。对这些文明的探索与研究形成了本丛书《世界是相对的》《生态资本论》《生态社会主义论》三本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句。这几句话可借用来表达本丛书的使命。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天地时空，是一个更大尺度、负载着新内容的时空，所以我们为天地立的心也不同。同理，时空变化了，生活在时空中的“生民”也不同。但是，无论由天、地、生民构成的天、地、人的三维时空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中国古圣贤的这种立足天地的大时空观、为民立命的使命感、继绝学的大志向、求天下太平的理想不会变。张孝德2012年9月25日于国家行政学院

序言

近代以来，引领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潮流和新方向的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中国总是作为看客和跟随者的角色而存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经济革命，正在历史性地改变着中国长期以来作为看客和跟随者的角色。2008年发生的世界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中国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步加入到新经济革命中，而且，更需要我们意识到的是，中国将成为引领未来新经济革命的主角之一加入到新经济革命之中。

面对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角色转换，最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是如何确立参与、并引领新经济革命的主体战略意识。这种主体战略意识确立的前提是，必须建立在对新时代、新经济革命认识的理论自觉与创新自觉的基础上。如果说，确立主体战略意识的首要主体是中国政府官员，那么，确立理论自觉的创新，则是中国学者必须承担的责任。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从属地位，也决定了中国学者在近代以来经济理论创新中处于跟从、学习与引进者的角色。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给当代中国带来新角色转换的同时，也给中国学者的角色转型提出新挑战。站在历史已经给予的时代高度，以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思维来鸟瞰正在发生的新经济革命，是当代中国学者的新使命。

此书是我对过去几年发表的50多篇文章基础上整理形成的。是我多年来关注时代与中国变化，尝试以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思维，对正在兴起的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之一。

2009年7月，我对已经拉开帷幕的新时代的初步感受，写了一篇《金融危机背后酝酿的新经济革命》文章，寄给长期以来我钟爱的《中国经济时报》时，该报副总编辑柏晶伟以其专业的敏感眼光，发现了这篇文章背后包含着更多的东西，经协商，《中国经济时报》为我开辟了《生态经济笔谈录》的专栏。从2009年7月开始到2010年底，该专栏发表了40多篇专栏文章，为我对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平台。

与此同时，从2009年开始，我又将专栏文章中的理论，尝试着不断开发为一系列新课程在国家行政学院讲授。令我得到莫大鼓励的是，围绕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的一系列新课程，得到了学员极大的肯定，成为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之一。所以，此书的出版，在此既要感谢《中国经济时报》提供的理论研究平台，更要感谢国家行政学院为我提供的与官员直接交流对话的机会。围绕如何唤醒中国走向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主体意识，启动走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建设之路，本书阐述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以主体思维看新经济革命，为中国成为引领新经济革命的主角地位确立理论自觉

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本书第一章的内容。这一章围绕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新经济革命，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从时代的高度，明确提出金融危机背后酝酿、发生的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范围的革命，是将当代人类从工业经济形态转向生态经济形态的革命。近代发生的三次技术革命，都属于在工业经济形态范围内、将工业经济从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的革命；而这次以应对全球能源和环境危机而兴起的新经济革命，则是触动了传统工业经济形态本身的革命。所以本书将世界金融危机背后酝酿着的新经济革命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带动经济形态整体变化的新能源革命；从工业化农业向生态化农业转型的农业革命；以文化创意为动力的新产业革命；以追求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总之，正在兴起的这四个方面的革命，是一次继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之后，又一次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科技范式的将人类推向更加文明的经济革命。

二是从理论上，分析了生态经济兴起的深层原因。这个分析集中在“新能源革命：携带着新经济基因的经济形态革命”的观点中。笔者在不同能源形态决定不同经济形态的逻辑分析框架中，从学理上阐述了不同能源形态是决定不同经济时代的技术、知识体系、不同主导产业、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价值观的逻辑起点，用生物学的语言讲，不同能源形态携带着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

三是提出推动生态经济兴起的内生驱动机制已经出现的判断。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孕育，目前的生态经济已经不是一个只存在于学者视野中的经济，而是一个已经纳入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家积极参与的经济，这说明推动生态经济的内生驱动机制已经形成，特别是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的兴起，也昭示着引进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已经出现。

四是从主体性思维的角度，分析了被西方发达国家热炒的低碳经济的局限性。无论是作者提出的谨防陷入低碳经济陷阱的警示，还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放大低碳经济功能的质疑，都在提醒中国政府和企业家，在应对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中，一定要从长期以来形成的跟从者的角色定位中走出来。从历史已经给予中国的时代高度，来全面认识被西方发达国家热炒的低碳经济，目前对待新能源革命的战略思路有两种：一种是把新能源革命，看成挽救危机、走出困境的新机会；一种是看成走向新文明和新经济的新起点。可以说，目前西方国家为了急于走出危机，所推行的低碳经济战略，属于第一种思路。而当代中国则要从生态经济新时代的高度，从走向生态文明的高度制定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文明形态的高度看能源与环境危机的本质，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

既然正在兴起的新经济革命属于从工业经济形态向生态经济形态的转变的革命，那么，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必然要带来文明形态的转型。如何从文明形态转型的高度，评价即将成为历史的工业文明，认识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形成本书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集中阐述了三个问题：

一是对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给当代人类留下的四大遗产进行了深刻反思。

二是从经济增长方式、生活方式、科技范式、文化形态、全球化、工业化历史等多视角，对工业文明存在的弊端进行较系统的阐述。尽管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已经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尽管生态文明也成为国内学者热用的一个概念，但是如何真正唤醒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主体意识，在理论上，最难的不是立，而是破。因为当代中国正在雄心勃勃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恰恰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参照系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在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是属于现代的概念，而我把它作为“遗产”来对待，这显然是有悖流行的观念。但是只要我们换一个视角看工业文明，就可以发现，当代人类面临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在本质上是属于工业文明形态的危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形成了对工业文明模式反思的一组文章。概括起来，工业文明模式面临六个方面的困境：（1）基于不可再生能源形成的“成本外化”的增长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失衡的困境；（2）满足资本无限增值的经济增长机制，形成了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工业文明消费病；（3）缺乏多元文化制衡的西方文化的世界化，导致人类文化生态失衡；（4）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好的工业科技范式，使人类陷入科技副作用大于科技进步的困境之中；（5）经济全球化导致赢者通吃，导致工业化是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6）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工业化，正在陷入金融资本增值失灵的困境之中。

三是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对正在浮出水面的生态文明进行宏观描述。如何认识正在浮出水面的生态文明，我认为，首先实现的是时空观的超越，这就是要从两极统一的时空中来看生态文明。因为从时空结构上看，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都属于单一时空的文明。而生态文明同以往文明的根本区别，则是属于两极时空统一中的文明。

■基于主体意识的自主创新，在内求中建设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生态经济新模式

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推进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线。但是，处在十字路口的当代中国，在如何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推动中国转型发展上，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把中国转型目标定位为继续追赶西方工业化的创新；一种是把中国转型目标定位为走向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的创新。如果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们选择第一个目标定位的转型创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起的新经济革命开始把世界的发展从工业文明推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背景下，倘若我们仍然以跟从、追赶的角色，走传统的转型之路，显然是一种滞后于时代的选择。

从创新原理看，一个民族自主创新的启动，首先来自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而一个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又内生于目标定位。如果创新目标是继续走别人走过的路，那么这种自主创新就会大打折扣。原始自主创新的动力源于新目标。在十二五期间，与启动中国自主创新相匹配的转型目标，只能是以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建设为导航的目标。

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定位中国转型目标，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之路，成为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在这一部分，围绕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模式的建设，探索了使生态经济建设落地的若干战略问题：一是调整目前GDP主义导向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启动以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国民经济发展新战略；二是要走出目前供给端导向的传统能源开发模式的误区，启动以消费端革命为导向的新能源科技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战略；三是要走出经济增长目标的误区，启动以满足低碳、健康、智慧、幸福生活为目标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战略；四是要启动基于东方智慧的全脑科技创新的生态科技新战略。

■基于中国文化传承的主体意识，探索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传统农业复兴的涅槃之路

在工业化目标导控下，在政府主导的雄心勃勃、运动式的城市化浪潮中，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走向终结的剧烈阵痛中。中国乡村文明何去何从，这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事件。如何认识和决定中国乡村文明命运和前途，取决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中国乡村文明，还是从工业文明角度来认识中国的乡村文明。如果从工业文明发展来看中国的乡村文明，那么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就是终极。因为不论是按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逻辑，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定的参照系，都是如此。如果是从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看中国乡村文明，则恰恰相反，中国的乡村文明不仅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载体，而且，中国乡村文明还具有大城市不具有的走向生态文明的诸多优势。

第二个视角，是从满足GDP增长的功能看中国乡村文明，还是从中国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来看中国乡村文明。从满足GDP增长功能看，乡村除了为城市提供粮食生产的功能，不具备满足GDP快速增长的功能。所以目前出现了让乡村所占的土地通过拆并置换城市用地的做法。但是如果从中国五千年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看，中国的乡村恰恰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终结的不是一个被定义为落后、愚昧的农村，而是正在斩断着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根。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此不得不呼吁：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围绕农业革命与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这个主题形成本书第五章的内容。从生态文明的视角，从中国文化传承的主体意识层面，从新能源革命、新财富观、新生活方式、乡村新兴产业等多方面，阐述了如何复兴中国乡村文明的观点、思路和对策。

■走出西方式城市化的误区，站在生态文明时代制高点上的中国，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化城市之路

在生态文明导航下的中国发展战略，一方面，要遏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以终极中国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强力矫正正在走偏的、开始陷入“城市病”的城市化。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载体，可以说工业文明所具有的困境和弊端，在城市中都有集中表现。要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蔓延，就必须从医治现代的城市病开始。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载体，既需要乡村，更不排斥城市。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形成了本书的第六章：关于新能源革命与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的探讨。在这一部分，着重集中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提出现代城市病的病根，来自于工业文明病。所以，现代城市病的诊断与医治，必须在与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联系中来解决。二是对目前中国存在的以瓦解中国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单极化城市发展思路，以及盲目推进的大城市群战略进行反思与分析。三是对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城市化之路进行了探讨。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要求和中国国情，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应是城乡两元文明共生模式。

■确立生态文明立国主体战略，让中国从生态文明创新中走向伟大的复兴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阐述了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性、现实与历史意义。从时代高度看，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是历史的必然。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当代中国，如果继续工业化之路将遭受多重障碍：一是保护既得利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障碍；二是地球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极限的障碍；三是工业文明病与中国走社会主义要求相矛盾。相反，如果选择走向生态文明之路，不仅会化解走工业化之路遇到的障碍，还会为中国走向伟大复兴提出新机遇。具体讲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文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内容、新空间和新方向；二是生态文明之路，也是中国承诺和平崛起必须走的文明之路；三是生态文明为中国传统复兴、中国民族复兴提供了新契机。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目前中国前沿研究中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按照理论规范，本书中任何一章文章，都不够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每一部分的内容都能够与时代、与中国的现实挂钩。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必须让逻辑和理论说话，所以这是一本需要静下心来读、在读中思考的书。张孝德2014年2月于国家行政学院

第一章 新经济革命：开启生态文明时代的革命

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背后酝酿着四个革命

纵观人类文明的演化史，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危机创造机遇，逆境推动创新。地球生命史演化的30多亿年过程中，发生过五次大的生物灭绝，但同时也是五次新生物的大创新。最后一次生物大灭绝是恐龙灭绝，但恐龙灭绝之后，地球上出现了到今天为止仍然生存着的更加高级的哺乳动物与开花结果的植物。这个原理告诉我们，重大革命性变革的动力来自危机造成的倒逼机制。

大灭绝之后是大创新，生命的演化是这样，经济与社会升级转型的发展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认识2008年的危机，我们不要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仅仅是金融领域的一个危机，从经济发展长周期看，这次金融危机还属于已经存在了200多年的工业经济模式的危机。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正是在IT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力结束后，缺乏新的引擎产业跟进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时期形成巨额剩余的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再加上在美国政府长期实行低利率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条件下，才由金融投资家与房地产商合谋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畸形引擎产业：在金融创新下催发的虚拟经济。

按照危机创造机遇，逆境推动创新的规律，需要我们拓展思路，从更高的视野来认识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当代人类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重大转型期，我们在应对世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不仅要考虑如何挽救那些处在危机中的传统产业，更要关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后，正在浮出水面的又一次新经济革命。需要我们关注与认识的是，目前正在兴起的新经济革命，是一次已经超出工业经济范围的革命，是酝酿着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导致新经济形态诞生的新经济革命。这个新经济革命的内容已经超出新能源革命的本身，从大方面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我们关注。

1.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

关于能源危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经过近40多年的酝酿，新能源革命终于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催发下浮出水面。在世界各国出台应对危机、振兴经济的计划中，大部分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给予高度重视。在新能源开发走向世界前列的德国，再次修改了2000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优先法》，提高了对风能、太阳能开放的政府补贴。最需要关注的是奥巴马上任后已经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再造美国增长动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奥巴马新政剑指新能源领域：宣布未来3年内将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增加一倍，10年内节约石油的总数超过目前从中东和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总和。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占领新能源行业的制高点，话语权的竞争初现端倪。一场人类自有能源使用记载以来最庞大、最深刻的新能源革命序幕正在拉开。因为能源危机是遏制当代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死穴，所以谁能够在新能源中最先突破，谁就会成为新经济最大收益者。

2.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态农业革命

2008年发生的世界危机，不是单一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个危机——粮食危机。可以说，2008年的粮食危机，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金融危机。但由于世界的主流媒体，很少报道关于粮食危机的问题，所有的媒体都大讲特讲关于金融危机的问题，似乎世界粮食危机没有发生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主流媒体永远是属于强势的国家。因为粮食危机发生在弱势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11月世界粮食安全峰会在罗马召开，但在八国集团成员中，只有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出席峰会。为激发全球“饱汉”的“饥饿”意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主动发起了24小时绝食行动，警示人们关注饥贫的同时，此举也是对主要发达国家对世界粮食危机问题冷漠的抗议。联合国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约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边缘。受价格浮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粮食危机呈现为逐步加剧的趋势。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不仅对缺粮国产生消极后果，而且将拖累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2008年4月15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由全球400多位科学家撰写的报告《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提出：世界需要一个更加环保的粮食生产方式，需要从一个严重依赖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品、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农业模式转化成对环境更友好，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民生计的生态农业模式。建立生态农业，是应对气候和粮食安全双重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

以有机农业为内容的农业革命，不仅来自当前世界粮食危机的倒逼动力，同时也来自世界对食品安全需求的市场需求。长期以来，对有机农业需求的最大市场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而目前这个市场已经扩展到人口大国的新型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市场需求与世界粮食危机双重动力下，一次继机械化农业、化学农业之后的生态农业革命势在必行。

3.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兴的产业正在兴起，这就是以文化创意为动力的文化产业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当我们忙着承接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来的制造业的同时，一种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悄然兴起，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已经成为支撑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到GDP的约1／5份额。文化产业成为继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之后，又一种全新的经济产业形态。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IT技术与文化创意结合中催发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业。在英国，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创造就业的第三大部门。在2006年最新发布的《硅谷指数要点》报告中，美国的“创意和创新服务产业”已成为仅次于软件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集群。其实，文化创意产业其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文化创意背后酝酿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我们之所以说文化创意将会引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主要基于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文化创意是未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资源。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经历了从技术创新到知识创新的转变。推进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来自知识创新推动。目前正在升温的文化创意，标志着在未来的生态经济时代，文化创意将成为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单纯依靠技术创新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文化创意的推动力。

第二，文化主导的需求将替代物质主导的需求，成为未来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工业经济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有效率的物质财富生产体系，与此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也是一种物质主导的消费方式。无论是从人类需求的升级趋势看，还是从适应生态经济发展的低碳消费看，文化消费都将成为未来的主导消费模式。文化消费不仅可以矫正目前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失衡的问题，还是一种怡心养性的低碳消费。当代人类在满足物质消费的基础上，如何加大文化消费是适应生态经济发展的主导消费模式。

第三，在文化消费和文化创意的推动下，文化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对文化产业的认识，我们不要局限在电影、动漫等纯文化形态的产业，正在兴起的新产业革命的内涵是，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附加价值将覆盖到所有产品和所有产业上去。从广义的文化产业看，比如天津开发区的摩托罗拉生产手机这个产品，已经不是单纯技术创新的产品，其中已经包含了文化创意。不仅是手机，我们所消费的吃穿住用行的所有产品都有文化创意的价值，而且是越高端的产品、品牌产业，其文化创意的含量越高。表1：历次产业革命推动消费升级

所以，文化创意引发的不仅仅是纯文化产业崛起，文化创意还将会全覆盖到满足人类需求的所有终端产业领域。使传统的产业在文化创意中向具有个性化、文化化升级转型，是未来新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产业文化化的大趋势，不仅会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还会使濒临消失的农业时代手工业和手工艺获得复兴的契机。“十二五”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我们不要单纯地理解为技术创新推动的转型，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目标，不仅仅是高端化、智慧化，还要有文化化。文化创意主导的产业革命，最需要的资源是文化。而中国是世界上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这个问题正在提醒我们，不要认为只有制造业、土地值钱，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很值钱。

4.以低能耗、低投入实现生活幸福最大化的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

长期以来在解决能源与环境的危机中，一直受困于生产与消费失衡的悖论。一方面，我们为资源与环境的危机而担忧；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又在为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GDP增长而努力。在如此充满悖论的病态的经济体系和病态生活方式中，人类生产的目标迷失在追求GDP增长最大化、无限刺激物欲消费的现代工业生产模式中。

如果不对病态的消费模式进行变革，仅仅在生产的一端，降低能耗，搞清洁生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工业文明的能源与环境危机问题。从改变高能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开始，倡导低碳生活，已成为各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内容。在德国、日本和法国都把鼓励使用新能源住宅、低碳生活纳入到发展新能源的法律与规划中。特别是在奥巴马刺激经济计划中，除了新能源外，还有用于基础建设、医疗、教育、卫生、社保等投资项目都与改变原来的高能耗生活有关。中国提出建设集约型社会，出台了“太阳能屋顶计划”。这些举措标志着当代人类在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思路与方向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从单一的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

本着节能减碳、降低污染的原则，在现代技术与新能源的支持下，使人类过上一种低能耗、更智能化、更健康的新生活，将会成为新经济革命重要内容之一。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现有的经济系统面临着另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从GDP最大化的生产经济向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生活经济转变。

二、新能源革命：携带着新经济基因的经济形态革命

我们之所以将酝酿中的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的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的全部基因。

1.不同资源形态，携带着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

工业革命以来的三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属于工业经济范畴内的革命，因为这三次革命都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大规模高效率开发地下固体资源成为可能。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地下液体资源（石油）进入生产与生活成为可能。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同前两次革命相比，带来许多结构性的变革，我们曾认为这是对传统工业具有替代性的新经济形态的革命，事实上信息技术革命仍属于工业范畴的革命。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只是解决了传统资源开发利用系统的智能化与信息化问题。当代工业经济发展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困扰工业经济的能源与环境危机。

而目前正在酝酿的新能源革命，从一开始就触动了构成工业经济逻辑起点的革命。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向下深入，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在生产活动中，人类以什么知识、使用什么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的活动，取决于在当时条件下人类所能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的类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同资源类型，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着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由此也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2.构成古代农业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土地资源、太阳能资源和劳动力

围绕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三种知识和技术：一是满足适时下种与收获的关于农时的古代天文学；二是满足优化种子、利用地力的农学技术；三是满足耕种土地需要的工具制造技术。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多子多福成为古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与理念。由这三种资源决定的农业生产，是一种分工简单，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所以自给自足就成为农业经济时代最基本的生产方式。

在人与天时、地利构成的农业经济活动中，由于天时与地利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由此决定了如何认识与利用天时和地利则成为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而对作用于土地资源的工具创新则处于次要的地位。即使在工业化农业生产中，机械化农业替代的是人力，也不是对自然力的根本改变。所以满足简单工具制造的手工业与满足分工简单的农业生产相结合，形成了以自给自足为主，简单交换为辅的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只可认识，不能控制的“天时”对于农业生产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所以形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形成的天人统一文化观。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的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也自然在其中。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农业经济时代也是因在农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不断增长的人口矛盾而结束。

3.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

以欧洲开辟的国际贸易为历史起点，大规模纺织品生产形成对机器的需求。蒸汽机的发明与制造形成对铁矿、煤等矿产资源的需求。直到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的对石油能源的需求，使不可再生资源成为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围绕对矿产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知识、科技与生产体系：一是围绕认识矿物质结构与成分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的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二是围绕加工与利用矿物质形成了工业经济的三大基础产业：原材料加工业、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三是适应这样一种大规模、分工链条长的生产，形成了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工厂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生产方式。在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

4.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经济基因的革命

新能源革命正是在现代的工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工业化在全世界普及中遇到的资源与环境的世界性难题而发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从不可再生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不仅仅是能源形态的转换，还包含了导致整个经济形态变革的新逻辑起点和新基因的转换。从传统能源到可再生能源，从非生命物质到生命物质的转换，当代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变革：

一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技术与知识体系的转换。工业经济时代的科学与知识体系是围绕如何解构与认识、控制非生命系统中的微观世界而形成的。由于太阳能、植物能、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是一种具有生命特性的流动性、宏观性、不可控的存在，所以我们利用可再生能源，需要一种宏观学、系统学、生态学、生物学、信息学、智能学等新兴学科与知识体系来支持。

二是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物本经济向生态经济时代的人本经济转换。构成工业经济产业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以物力替代人力体系，可以说工业经济是物本经济。而建立在生态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基础上对新能源利用的现代经济体系，属于人本经济的范畴。如果说工业经济是以人控制的物力来征服自然，而生态经济则是以人的智慧、知识与文化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实现人类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经济属于人本经济。

三是从人与自然对立的文化观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化观转变。当代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决定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中，才能有效利用可再生资源。从非生命能源向生态能源的转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当代人类向农业文明时代的回归，但这种回归，是当代人类已经经过工业文明，认识与驾驭自然的力量大幅提高基础上的螺旋式回归。表2：不同能源形态携带着不同文明形态的基因

如果以新能源为逻辑起点引发的新经济革命能够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也必然形成与新经济需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等一系列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革命自然也就包含了人类文明模式转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三、走向生态经济的内生驱动机制已经形成

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代人类又面临着一次新经济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演，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使生态经济由理论变成现实最重要的标志，是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启动。作为引发经济形态革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从最初的理论到目前成为各国与企业竞相投资的对象，经历了三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属于专家学者关注研究的阶段

最先对工业经济提出质疑与批评的是一位美国的女学者蕾切尔·卡逊。这位瘦弱、当时已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在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此书第一次对工业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揭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那时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和科学讨论的话题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而蕾切尔·卡逊的这本书以惊世骇俗的大量事实提出关于农药对人类环境危害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地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她的疾病与有毒化学品有着必然联系。卡逊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在当时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却第一次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

就在蕾切尔·卡逊第一次提出工业经济造成人类环境危机问题相隔6年之后，在整个西方的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来临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欧洲的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他们首次从系统与整体的高度对现存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名流学者的聚会，后来被称为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经过努力，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小组考察了最终决定和限制我们星球增长的基本因素，并出版了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尽管理论界对此提法争议很大，甚至有人写过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来进行反驳，但这本书仍可以说是人类对今天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系统的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与环境问题进入政府关注领域的时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关注与行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各国政府对环境与能源问题在理念上达成共识的阶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围绕全球性的能源与环境的问题，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必定以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发展必须以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前提，在时间上，当代人的发展要与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相协调。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已不仅仅是全人类的一种共识，而是已经从观念认识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在《21世纪议程》中，各国政府提出了详细的行动蓝图。其行动领域包括保护大气层，阻止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防止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预防渔业资源的枯竭，改进有毒废弃物的安全管理等。

第三个阶段，是以1997年38个主要发达国家联合签署的《京都协议书》为标志，启动了从制度和法制层面推进环境与能源问题的解决阶段。《京都条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限制各国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法案。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3.目前在金融危机中酝酿着的新能源革命，标志着当代人类对环境与能源问题的解决已进入第三个时期

即环境与能源开始进入私人投资的产业化、市场化解决的时期。环境与能源进入产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标志着解决环境与能源问题的内生驱动力已经形成。表3：生态文明演进阶段

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各国政府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如果参与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主体仅仅是单一的政府，那就意味着环境与资源仍属于财富扣除的投资，属于投资与获利不对称的公共产品，而且是世界性的公共产品。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上，一涉及需要发达国家拿出真金白银时，便开始退缩。美国在履行《京都协议书》中的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作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从2001年3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后，《京都协议书》已经被搁浅至今。截止到2003年5月19日，全球已经有109个国家批准了议定书，但其中仅有39个国家是附件中所列的国家，而他们在199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总和为43.9%。这无法满足议定书生效中的一个条件，即《京都协议书》生效至少需55个国家。这些事实说明，当代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的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政府推动只是问题解决的一个阶段，如果尚未发展到进入市场化与产业化的情况下，能源与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40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技术（如风电、太阳能、光伏与光热）的适用性与经济性开始达到与市场接轨的程度。在这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与环境立马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竞相投资的对象，这绝不能理解为是发达国家对保护世界环境的道义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促使发达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第一推动力，永远是利益驱动。就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总统布什对环境问题还是消极的态度，而奥巴马上台后却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开始关心环境，发展新能源经济，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发达国家竞相向能源与环境的投资，其根本的原因是推动解决能源与环保利益机制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这就是对新能源与环保的投资，正在从扣除财富的投资向财富增值的投资转变。对新能源与环境的投资，不再仅仅是一种公益投资，而是开始成为私人获利投资的新机遇。推动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投资动力机制转型，标志着解决当代人类走向生态经济的内生驱动机制开始形成。

为什么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内在驱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突然而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危机造成了对传统产业与原有利益驱动机制重创的背景下，凸现了成长中新产业的优势，才使这种边缘化的经济开始进入政府决策与企业投资的视野。

四、低碳经济无法走出工业文明危机的困境

聚焦低碳经济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于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再到哥本哈根会议首次提出的低碳经济，这确实标志着，在解决能源与环境的问题上，当代人类正在从倡导共识到形成共同约束的统一行动迈进。我们对低碳经济进行积极应对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造成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根源来自于工业经济模式，拯救人类的文明迫切需要一次经济模式的革命。“用产生该问题的相同思考水准，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这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可以说目前的低碳经济就属于这样思维方式的产物。虽然低碳经济已经开始从外部触动着工业经济模式，但低碳经济仍属于在保护既得利益前提下的外生解决方案。我们在积极应对低碳经济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低碳经济的局限性。特别是低碳经济中所包含的三个悖论更需要我们关注与研究。

1.第一个悖论：从经济学原理讲，低碳经济要求基于公共产品框架内来解决，而低碳经济却是由追求本国私利最大化的主体来实施。这将使低碳经济的有效实施大打折扣

世界各国首脑聚在哥本哈根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来推进低碳经济，这件事本身说明低碳经济属于公共经济的范畴。或者说联合国召开这样的气候变化大会，也是希望在一个公共经济的框架内得到解决。那么哥本哈根会议是否存在着满足在公共经济框架内推进低碳经济的条件呢？如果从满足实施低碳经济的原理与机制来看，则会发现，在这样一个良好愿望背后，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悖论。这就是联合国所期望的公共经济解决方案，是由追求私人最大化的主体参与实施。

按照公共经济运行原理，低碳经济在公共经济框架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提是，实施低碳经济的主体也必须是一个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公共产品供给之所以不能交私人组织来承担，就是因为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组织不存在满足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动力机制。那么在联合国召开世界气候会议中，作为参与低碳经济的各个国家能够以公共组织的角色、以公共利益的代表来实施低碳经济吗？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在工业经济决定的世界秩序与文化环境中，各国政府虽然属于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组织范畴，但作为公共组织的代表只在本国范围内才成立。而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却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组织。联合国把这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召集在一起解决关系全人类的公共问题，就会受到极大限制。这正是我们对哥本哈根会议推进低碳经济不能抱有更理想的预期所在。

从哥本哈根大会传出的信息也正是如此。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在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讲，欧盟与美国减排目标让人非常失望。按照排放责任与减排对等原则，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在低碳经济中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然而，无论是从满足《京都议定书》要求减排目标看，还是需要发达国家对全球节能减排进行更多补偿资金看，都与预期相差很远。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发达国家在会议之前也说拿出钱资助发展中国家，如欧盟说2012年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然而在谈判中真正兑现的承诺却成了在2012年前拿出100亿美元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苏伟如是说，10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其实全球人均也就是不到两美元。在丹麦，2美元还不够买咖啡的。

2.第二个悖论：全球温室效应来自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而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是期望在不触动这个模式的前提下，消除外化的成本，这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讲，即使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也不等于低碳经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深层原因来自已经带病运行的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而低碳经济的解决方案，是在不触动这个模式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外部的减排来解决温室效应问题。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就像一个肾病患者，通过外部血液透析来代替肾脏排毒代谢功能一样，在短时间内可以暂时地维持生命，但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一种依靠技术力量的外部解决方案是不能维持下去的。现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温室效应造成的环境与气候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工业经济模式本身带来的诸多危机。而不断生产毒素的工业化模式才是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源。然而，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中，我们只承认存在一个危机，这就是外部的环境危机，为我们提供物质财富的工业化模式是没有问题的，而低碳经济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而形成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关于减排的谈判中，都不愿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都希望别人多减。似乎有病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3.第三个悖论：发达国家是全球温室效应最大责任者，但按照低碳经济延伸出的低碳交易模式，发达国家又会成为低碳贸易的最大获利者，这是不公平的

虽然在公共利益框架内推行低碳经济举步艰难，但在低碳经济之外延伸出的低碳交易模式却正在紧锣密鼓地不推自动地进行着。按照目前设计的低碳经济模式，如果排放指标一旦获得国际公约认可，国际间的碳交易就会随着兴起。从理论上讲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碳排放，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制。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碳交易是在既定碳排放配额前提下交易，这恰恰是许多商家对碳交易感兴趣的地方所在。因为越是供给稀缺产品才越具有进行投机交易价值，所以碳交易的结果不是减少排放的总量，最大获利者不是地球的全人类，而是参与交易的商家。第二，在碳交易中获利的最大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自然是处在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自然是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在这样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面前，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悖论：发达国家是温室效应的最大责任者，他们在低碳经济中应该付出的更多；但在低碳经济的背后，西方商家又会成为低碳交易最大的获益者。那么他们获得的财富，又会变成满足高消费的来源。高消费又会成为高排放根源。我们从减排开始，走了一圈，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样的低碳经济读懂有点难。

在此，我们绝不是简单的反对搞低碳经济，因为对于处在文明危机中的当代人类来说，有个低碳经济，总比没有好。面对低碳经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难道在人类文明灾难的面前，我们的智慧不能做出比低碳经济更好的选择吗？拯救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答案，除了来自基于西方思维的方案外，难道不能有来自东方智慧的方案吗？为什么在面对人类文明危机的目前，我们总是只听到一种声音，而且是既得利益者的声音？但人类文明史演化的事实却告诉我们，人类新文明的创造往往不是既得利益者。

五、中国特色的低碳之路：“国民福利最大”生态经济模式

自哥本哈根会议推出低碳经济后，随即在中国引发了一股低碳经济热。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形成的开放好学的心态与务实创新的文化，再次在发展低碳经济中显示出来。冠名于低碳的各种新名词频频出现于媒体与地方政府的报告中。但是，当我们以务实的精神开始投入低碳经济时，更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理性地关注、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之路。

1.哥本哈根会议将中国推到了历史性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

哥本哈根会议推出的低碳经济，对中国的最大影响，就是围绕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的概念，也使“中国问题”开始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中国问题世界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与整个世界关联在一起。基于低碳经济的要求，中国不得不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同时还必须应对来自西方主流世界的责难与压力。在这样一种全新的国际环境与中国角色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在应对低碳经济问题上，就必须走出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以一种新思维、新视角与新战略来应对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新变化与新问题。

鉴于哥本哈根推出的低碳经济，是基于排放存量微调基础上的重点控制增量排放解决的方案。依照此方案以及正在酝酿中的低碳经济运行规则，无不包含这样一个潜在“乘车逻辑”：已经登上工业化列车的发达国家，则需要做存量上的微调；按照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增量排放的要求，则面临着被拒绝在工业化门槛之外的压力。在发展中国家遭遇低碳经济最大压力的是目前正踏入工业化快车道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而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国家中，中国又排在首位。在低碳经济的高压下，中国面临三种战略或路线的选择：

一是跟着走战略。所谓跟着走战略，就是中国在接受现有的低碳经济规则下，实施保守的防御战略。因为现有低碳经济包含着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限制，中国为了保护自身的发展权利，一方面应积极按照承诺实施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又必须对限制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种种压力进行防御性保护。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面临的应对这种防御性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已经触动了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利益格局。在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抑制对象的前提下，他们肯定会抓住中国将来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的这个事实说事。由此带来的压力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二是在博弈中走的战略。所谓博弈中走，就是中国通过强力推动对不公平的低碳经济规则的矫正中，实行进攻中防御的战略。如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主张按照历史存量来核定减排目标，控制碳排放转移，或按照人均减排标准来核定等方案，这确实是合理、公平的原则。这些方案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但却触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其实现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在不触动西方式工业化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单纯技术路径的减排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如果让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大幅度的减排，就必须从改变高能耗的西方式生活方式、无限制追求GDP增长的经济模式开始。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照此逻辑推下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带头示范效应下，世界气候问题的解决充满希望。然而，按照文明进化规律，在没有巨大外部压力下，让既得利益者进行自我革命性的变革非常难！

三是走自己路的战略。所谓走自己路的战略，就是要把低碳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压力，变成创新的动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低碳之路。在人类文明史进化中，社会矛盾汇集中心，往往也是新文明的创新中心。低碳经济引发的中国问题国际化，给中国崛起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赋予了中国从模式创新中走出一条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使命与机遇。既然构成现代人类气候与文明危机的根源，在西方式无限追求GDP增长的工业化模式中无解；那么中国就必须在修正原有工业化目标中，找出一条低能耗的、不是满足GDP最大化，而是满足“国民福利最大”的生态经济之路。

2.中国特色的低碳之路：国民福利最大化生态经济构想

西方式工业化是一个无限追求GDP增长的工业化，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对无限追求GDP增长模式进行刹车，无论当代人类拥有怎样的技术，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无论是满足社会主义宗旨的需要，还是探索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需要，中国都应当从GDP最大化导向的工业化，转向以国民福利GNW（gross national welfare）最大化为目标的新型现代化上来。

国民福利最大化，可界定为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与环境福利四个方面。首先，在现有技术条件与社会发展条件的支持下，要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增加GDP并不是唯一途径。由于国民福利最大化满足的是低能耗、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前提下的最大化，由此决定了构成未来GDP中的一部分是满足环境福利最大化GDP，那么这部分GDP不仅不排碳，而且还是汇碳的GDP。其次，国民福利最大化应当是国民福利普惠与共享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国民福利均等化分配机制，由此决定了即使在不增加GDP的情况下，通过均衡化分配与调节机制，也可以实现国民福利的增加。第三，国民福利最大化是保证国民幸福生活的最大化。按照幸福生活最大化要求，在现代社会需要增加的是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GDP，而满足人类精神与文化需求的GDP，又是低能耗与零排放的GDP。最后，现有的技术积累，也为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提供技术前提。特别是目前正在快速发展的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完全可以使当代人类在不增加物耗的前提下，对有限物质进行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利用。

总之，基于上述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GDP，不仅是一个受到诸多约束的GDP，而且是一个绿色化、人本化、公平化、智能化的GDP。按照这个低碳发展模式，未来中国也许人均有1万美元的GDP，就可以得到比美国人均4万美元GDP更高的国民福利享受。或者，即使中国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只要是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的GDP，那么2万美元的碳排放，也许只相当于现在5000美元的碳排放。按照这个目标模式，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国家，而不是碳排放最大的国家。

如果中国选择了走自己路的战略，不仅可以使中国避开因与西方实行同类工业化的竞争中导致的冲突与内耗，还可以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格局中，实现合作与互补的双赢。因为中国基于生态经济模式创新的低碳之路与西方主导的技术创新之路，并不矛盾。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既需要西方的技术，也需要东方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走自己路的战略，不仅是一条适合中国的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战略，也是中国与世界和谐共赢的战略。

六、人类文明的第三种形态：生态文明

为了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与认识生态经济，需要关注与生态经济同时流行的另一个名词——生态文明。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这个概念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各地政府的施政报告与学界研究的范畴之中。如果我们对生态文明，仅仅是从解决环境层面来理解，那么当代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则标志着中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已。但是如果从新文明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生态文明，那么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则是远远超出环境问题的时代的挑战。

生态文明的提出虽然源于生态环境问题，但决不能等同于生态环境保护，而是一个文明模式的创新问题。因为工业化造成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工业文明模式内无解。无论从工业文明显示的诸多弊端来考量，还是从正在浮出水面的新经济革命来分析，都能够明显地感到，历史已经把当代人类推到一个可以鸟瞰未来的高度。正在兴起的新经济革命的背后，同时也酝酿着另一个革命，这就是从工业文明形态向生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正在浮出水面的生态文明已经显示出诸多特征，其中最基本的特征需要我们认识与把握，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时空特征。

1.古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都属于单一时空中的文明，而生态文明则属于两极时空中的新文明

新能源革命所触动的不仅仅是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背后，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时空转换。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最根本的区别，不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区别，而是这两种文明存在的时空不同。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农业文明，决定了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地球上生物圈的关系。正是人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文明时空，才形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特有的生产、生活与思维方式。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工业文明是在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新时空中展开的。以化合物为主要能源的工业文明，决定了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地球化合物圈的关系。在人与化合物圈相互作用的时空中，才形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明时代，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是由人类与自然结构中的特定物质圈相互作用决定的。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之所以把它看成引发人类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就在于新能源革命、有机农业革命，正在将当代人类导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空中。

新能源革命标志着，当代人类正在从化合物时空圈向农业文明时代的生物圈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向生物圈的回归，不是对化合物时空圈遗弃的回归，而是在进入生物圈的过程中，探索生物圈与化合物圈两极时空的和谐与统一。在生物圈与化合物圈构成的两极时空中，建设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这是生态文明的历史使命所在。农业文明属于单一生物圈时空的文明，而进入化合物圈时空的工业文明，是以解构与破坏生物圈为代价，所以从时空结构上看，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都属于单一时空的文明。而生态文明同以往文明的根本区别，则是属于两极时空统一中的文明。

2.生态文明观，是基于两极时空统一的天人平等观

既然生态文明是在两极时空中展开的新文明，要认识与把握生态文明，就需要形成与此相匹配的新文明观。在单一时空中形成的工业文明观，是一种缺乏对生命尊重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观。目前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既然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对立是错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向古代天人统一观回归。其实古代的天人统一观，在本质上属于人绝对服从于天、天控制人的文明观。农业文明时代在单一生物时空中，仅认识到生命物的存在与浩瀚无际的“天”有关系，并没有认识到生命物与非生命化合物的关系。所以当古人把探索生命秘密指向单一天空时，面对的是一个“宏观的太阳模式”的世界。因为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力，来自太阳运行决定的四季变化。当古人面对远离人类的天空，无论在空间尺度、还是在时间尺度上，都形成了对人的巨大强势与神秘的控制力。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定时空中，演化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成为人对自然的极度崇拜与绝对服从的关系。工业文明时代，当人类进入到化合物世界时，面对的是一个微观的“原子模式”的世界。这个蕴含着人类可以利用的能量与信息资源的微观世界，在时间与空间尺度上，是一个可以被人精确认识与控制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一种人为自然立法，人可以征服自然的关系。

和谐来自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当代人类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农业文明时空与工业文明时空中都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不可能在人征服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也不可能在自然控制人的关系中形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能在生态文明所开辟的两极时空互动中形成。

3.在全景式的两极时空中，孕育着生态文明的新经济、新文化，也孕育着一种全新的认识模式与科学模式

如果说人类文明的存在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那么无论是古代的宏观太阳模式，还是近代的微观原子模式，都只代表了钱币的一面。同样，在单一生物世界中形成的东方文化体系，与单一化合物世界中形成的西方文化体系，都是人类文明成果，但都不能代表人类文化的全部，都只是钱币的其中一面。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都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要完整地从一枚钱币的两个方面，全景地认识人类与自然，就必须从单一时空进入到两极统一的时空中来。而生态文明将当代人类导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全景认识模式的两极时空。在这样一个全景式的两极时空中，不仅孕育着新经济、新文化，也孕育着一种全新的认识模式与科学模式。

虽然历史已经将当代人类推到两极时空之中，但受思维惯性的束缚，我们仍停留在狭隘的单一时空观念中来看待生态文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留已经占领的文明时空，他们所期望的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是在保留原时空份额不变的前提下来建设生态文明。而发展中国家，则怀着赶上最后一班车的心态，希望在工业文明时空中获得一席之地。殊不知，当代人类走向新文明的最大困境与障碍，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时空的超越与拓展。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了危机越来越逼近；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浮出海平面的生态文明新时空，却感到畏惧，不敢贸然进入。

从单一的文明时空，进入到一个两极互动的更加广阔的新文明时空，在这个新时空中，按照天人和谐统一的文明观，建设充分利用两极时空资源的新经济，构建基于人与自然平等的新文化、新生活，才是生态文明的内涵所在。生态文明对当代人类的挑战，首先是时空超越的挑战，人类文明走向新时空的隧道已经打开，目前需要人类的顿悟与超越。

第二章 生态文明兴起的时代必然：走向衰微的工业文明

一、工业文明反思：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四大遗产

既然新能源革命是继工业革命之后又一次新经济革命，那么就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与多维的视角来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不仅需要对酝酿中的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进行探索与研究，更需要对即将退出人类历史舞台的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进行反思。

诞生于西方的工业文明，留给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遗产，概括起来有市场经济、科技创新、民主政治与城市文化四个方面。

1.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突破了古代农业经济在物质财富生产中报酬递减的限制

激励科学技术创新制度与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自我维持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生产方式，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突破的受制于物质短缺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比食物增长的速度快，前者以几何级数增加，后者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如果人口数量超过承载这些人口的食物（资源）数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于是人口数量又逐渐回归到那个定值。总之，在当时的环境下，人口数量就会在“马尔萨斯陷阱”里打转，跳不出来。

18世纪的英国首先通过工业革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并不仅仅是英国首先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而是英国首先在市场体制与科技创新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工业生产持续不断地提供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市场经济在15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都发展到很高程度，但是如果市场经济调节所配置的要素资源，不能扩展到技术与知识的要素领域，这种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按照经济增长规律，只有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等智能要素才能遏制收益报酬递减，实现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专利制度的国家。1624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专利法之始。它的基本原则和某些具体规定被许多国家在制定专利法时仿效和借鉴。正是专利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市场化的动力机制，才使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突破了报酬递减的限制。虽然在古代农业经济时代，也有技术进步，但缺乏制度保证的技术进步，具有偶然性、非连续性。所以农业经济不能突破报酬递减的限制。

基于生态文明，我们对现代工业经济不可持续性批判，是指经济增长与支持经济增长的环境与资源的关系而言。但就建立在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基础上的财富增长模式而言，是可持续的。这是工业经济留给当代人类的最大遗产。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惊叹工业化所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我们虽然初步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支持自我维持的、保证效率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制度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目前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与知识要素的供给，主要来自学习与引入。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所面临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准确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如何建立一个依靠知识与技术持续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式问题。走向生态文明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继承西方工业经济的遗产，完成以自主创新制度为核心的财富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建立；二是要迎接新经济革命的挑战，完成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设。

2.建立在公民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与城市文化相结合，不仅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政治与文化的支撑，而且为现代人类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方式

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民主政治与城市文化相结合，形成对人的潜在创造力的解放，使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有扩张力和征服力的文明。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决定哪些企业胜出与淘汰的竞争机制；那么，民主政治则是公民用选票决定谁来管理国家政治与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机制。无论目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主制类型有多少，民主的实现程度有多大差别及还需要怎样完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旨在让公民参与选择与决策的民主政治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对古代社会君权神授的集权制颠覆性变革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仍保持着其特有的生命力。

城市作为工业经济的空间载体，不仅是孕育近代市场经济的温床，更是近代民主政治与西方文化成长的土壤。如果说民主政治为人的平等、公正、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那么城市则以其开放、流动、集聚的空间特性所形成匿名社会，为人的自由、开放、平等交往提供了文化滋养与社会条件。城市所创造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城市与古代农村相比，发生了三个革命性的变革：一是古代农村是一个受血缘关系束缚的熟人社会，而现代城市则是基于人际关系契约化的匿名社会；二是古代农村是等级化的身份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基于人格平等的能力社会；三是古代农村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分的保守社会，而现代城市则是共享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相结合的开放社会，实现了人的社会性和自利性的最大限度释放。尽管我们享受着城市为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同时也承受着工业化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城市污染、城市犯罪与贪欲等，然而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遗产之一，带给我们的收益大于其弊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走向城市化的进程中，仍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我们对城市内涵的认识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功能，城市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功能，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与利用。同样，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尚未实现与城市公民社会的有机结合。正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相结合的产物一样，走向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政治文明，也应当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城市公民社会的有机结合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向成熟，最终依赖于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在不放弃中国传统文明的前提下，借鉴与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遗产的过程仍未完成。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既不是人类最完善的终极文明，更不是人类共享的普世文明。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业文明与古代农业文明相比，是一种高收益的文明，同时也是一种高代价、高风险的文明。如果说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初期，带给人类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代价；那么在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工业文明开始在西方世界之外快速扩张时，却遇到了工业文明规模收益递减的困境。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西方式的工业文明走下去；那么工业文明回馈给人类的将是无法承担的高风险与高代价。

二、导致人与自然失衡的“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

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处在学习与借鉴工业文明的遗产过程中，但同时也开始遭遇到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弊端。这就迫使我们不能等到西方式工业文明走到尽头时，再启动对新文明与生态经济的探索。

1.资源环境的难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

150多年前，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分析出发，曾把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基本矛盾。其实，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困扰当代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最大矛盾与难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从经济学原理看，困扰工业文明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的问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起始于西方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并没有把资源与环境看作工业化需要承担的成本来对待。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有足够自净化能力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竞争决定的成本计算体系与交易机制中，由于无法对具有公产品特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定价，由此形成了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代价无法内生为工业经济必须补偿的成本。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成本补偿的缺失，构成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自然边界。

维系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等价交换，如果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等价交换，那就意味着存在垄断，要保证市场效率与正常运行，就必须通过反垄断不断地消除不等价交换。维系宇宙物质变化的规律是能量守恒定律，要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也必须遵守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模式。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初期，其规模尚小，“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并不构成工业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当工业化发展所消耗的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自然承受的边界时，这种工业化模式则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安全的主要矛盾。

2.目前的环境保护仍未走出污染输出的外部治理模式

从全球范围内看，环境与资源问题在发达国家达到了很好治理，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成为能源与环境问题重灾区。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环境与资源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不可否认，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环保政策的调控下，通过强化对环境监测、增加对环保技术投入等一系列措施，降低了能耗，改善了环境。但是这绝不等于环境与能源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根本解决。因为这种环境的治理模式仍然是在没有根本触动原工业化模式前提下的“外部治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部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未触动工业模式弊端的外部治理。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财富，在工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建立起治理系统，来消化工业化造成的外部成本。这种对污染的治理方式，是在保持原生产流程与生活方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对环保和技术的投入，尽可能实现清洁化生产。这种“外部治理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人均消费能源绝对量的增长。美国的GDP在1990年是5.4万亿，到2007年增加到13.9万亿，增加了2.5倍。人均GDP在1990年是22380美元，到2007年达到46280元，增加2倍多。20世纪80年代出现信息经济，曾被认为是一种走出工业经济困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为信息经济是以知识要素为资源的新经济。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GDP的大部分来自低能耗的知识产业与服务业，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所消费的物质产品并不全是低耗、低碳的知识产品。就人均消耗能源与物质财富而言，不是降低，而是增加。

二是外部输出污染的治理模式。目前发达国家之所以拥有良好的环境，主要是通过产业转移与污染输出解决的。从1990年到2007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2倍多，而同期美国的贸易进出总额从1990年到2006年增加了9倍多。在美国进出口结构中，1992～1999年，全部服务出口年平均增长6.5%，服务贸易至少已占美国出口价值的38%。而在美国进口结构中，主要进口的是能源和高能耗的产品。进口石油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美国经济中每年实际资源消耗约占世界资源总产量的30%。美国最大的前20位石油供给国中，有15位同时列于美国最大的35个贸易逆差国之中。这些数据说明美国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金融服务业形成了财富的快速增值，然后美国再通过国际贸易，将这些GDP变成了满足高能耗消费的物品。如果单纯从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生产看，他们的GDP是绿色的，但是从生活方式看，属于高耗能的高碳消费，这种消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长。

3.环境与能源问题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无解

西方工业文明从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对其不断批评的声音。期间不仅经历了19世纪从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批评，还经历了20世纪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践批判；不仅遭到了西方后现代哲学家对西方工业文明文化层面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保主义者的批评。但是西方工业文明，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成长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的衬托下，使经历了200多年的西方工业文明，似乎变得越来越完美，西方式的工业文明成了全世界认同的能够给未来人类带来福音的普世文明。美国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和标杆，过上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成为尚未实现工业化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频频发生的威胁当代人类文明安全的环境问题与恐怖问题，都是发生在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地区。这些问题的存在，似乎又在佐证与强化着这样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文明安全与生态环境的隐患，其根源就在于西方式文明尚未普及到全世界。其实在这个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无法解决的不公平，这就是西方工业化的成本是由发展中国家为他们买单。

目前需要我们正视的是按照“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演化着另一个逻辑。这就是，在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下，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先入为主的优势与强势，通过外部治理与输出来解决他们的能源与环境问题，那么目前进入工业化快车道的占世界人口40%的中国、巴西、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如法炮制，通过输出工业化成本来保护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那么当代人类文明则会陷入一种击鼓传花的恶性循环中。总有一天会传不下去，到那时承受这种爆炸式外化成本引发的文明灾难，并不是那个接花者，而是整个人类。

这个严酷的现实说明，人类文明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在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无解。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文明模式的创新。

三、导致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工业文明消费病

在农业文明时代，困扰人类文明进化的最大难题，是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满足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市场体制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突破了农业文明发展瓶颈，同时正在把当代人类推向另一个文明的困境之中。这就是当代人类享受着工业化生产方式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遭受着因生产与消费失衡导致的消费文明病困扰。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文明病对当代人类的毒害就像毒品一样，让我们在快乐受害的模式中，迷失在其中难以自拔。

1.生产与消费失衡导致的GDP崇拜，使工业化的生产目标迷失在为生产而生产的迷途中

市场竞争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是一种以最小的投入实现产出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的导控下，以最大限度激发人类的物质消费欲望为动力，通过消费的不断膨胀，来满足生产规模不断扩张，成为工业化的内在驱动力。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这是任何时代人类生产的基本目标，也是最终目标。但在现代工业化系统中，则异化为消费为生产而存在，消费行为被市场所左右。

从表面上看，基于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市场经济，是生产为消费者服务，消费者是上帝的一种经济。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是一种生产处于强势、消费者被生产所左右的关系。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占据现代社会主流的理论、媒体、法律、制度设计、政策均是在生产者控制下，为实现生产最大化服务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解决生产最大化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优的消费是满足生产最大化的消费。至于这种消费是给消费者带来幸福，是正收益还是负收益，根本不在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理论的研究如此，在现实的媒体、法律、制度与政策设计中更是如此。左右现代社会的媒体舆论自然不是由消费者来操纵，而是生产者。我们的法律制度与政策，虽然包含了对生产的诸多制约，但那不是为抑制生产，而是为了更有效率地生产。单纯从人类需要物质财富而言，社会资源、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天平向生产倾斜没有任何错。问题是，现代人类文明在这样一个生产与消费过度失衡的模式中，我们迷失了为什么进行生产的目标坐标。工业化的初期，我们是为了解决物质贫乏而创造了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我们生活幸福最大化。而在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物质财富生产体系中，生产的基本目标已经被替换为不断地实现生产规模与速度的最大化。缺乏消费目标制衡的工业化生产，成为一个无限增长和无限扩张的生产。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现象：在竞争作用下，无限制、无止境地追求GDP增长，追求超出生理需求的物质消费，成为全球性的无法遏制的文明病。

2.按生产需要所塑造的现代物质幸福观，使人类生活目标迷失在物质化毒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被生产强权所左右的媒体与文化的现代社会中，为现代人类塑造出的幸福生活模式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幸福模式。因为只有在这种幸福观指导下才能满足生产与利润的最大化。按照这种高度物质化的幸福生活标准，美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美国人均消费的物质最多；城市人一定比乡村人更幸福；拥有亿万、百万的富翁比一般人更幸福。由于这个原因，当代人类的幸福都与GDP密不可分。只要GDP在增长，我们就感觉到幸福也在增长。按照这种幸福模式，经济学家告诉消费者，为了获得最大的消费，不仅要消费今天的钱，还要消费明天的钱。美国人不能满足于消费自己的钱，还要借外国人的钱来消费。于是就有了获得幸福度最大化的借贷消费模式，借别国的钱为我消费的美国式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单论这种消费模式，使我想起了儿时在小学读过的蚂蚁与蟋蟀的寓言。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要像只知道在夏天唱歌、消费寻乐，不知道为冬天储存食物的蟋蟀；而要向蚂蚁学习，在夏季要考虑为冬天储备食物。然而，工业化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与经济学却告诉我们，不要效仿蚂蚁，要像蟋蟀那样，不仅要今天消费，还要透支明天的消费。

3.在工业文明发展观的支配下，使我们在解决环境与能源问题上，迷失在无解的悖论中

一方面，越来越形成的全球共识是把气候变化看成是对21世纪人类发展挑战的决定因素，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回应这个挑战，我们将遭受灾难性的报应。另一方面，在生产与消费失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病态消费模式中，又使我们像吸毒一样，在暂时获得物质消费刺激的快感中不能自拔。在现代工业文明观、财富观、幸福观的掌控下，我们幻想着，在不改变过度物质化消费模式的前提下，又能够成功地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难题。这样一种思路，无疑像一个吸毒者，期望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伟大发明，生产出一种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毒品一样，是一个无解的悖论。现代人类普遍患有经济增长病。追求无限增长已经成为工业化文明时代的一种文化。在现行的工业化体系下，如果不对病态的消费模式进行变革，仅仅在生产的一端，搞清洁生产、搞降低能耗的生产，都不能从根本上走出现代工业化的困境。

4.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也具备了得文明病的资格，使我们在兴奋与自豪中开始迷失

进入21世纪以来，三种力量开始推动中国进入物质化的高消费阶段：第一股力量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政府支配财力的成倍增加与缺乏公共财政约束的相互作用下，催发出政府主导型的高消费现象。基于政绩、面子、赶超的诸多理由，失控的高标准、大规模、高能耗、一流化、标志性的公共建筑，以及奢华的公款消费，成为引领21世纪中国消费潮流中一股重要力量而凸现。一流的大剧院、体育场馆、超大广场与机场、豪华办公楼等，使强势政府的观念在成批宏大而奢华的公共建筑上得到最好的诠释。

第二股动力是从2002年以来在新一轮经济高增长中，因获得暴利而崛起的新贵族，仿佛只有用金钱才能显示他们的富有与贵气的挥金如土的消费，在不断刷新社会消费高度的记录中，几乎达到引领世界潮流的水准。

第三股推动力是正在酝酿之中的新消费运动。出于适应增长结构转型，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在一浪高于一浪的刺激需求的呼声中，一个政府推动新消费的运动正在兴起之中。给人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什么都不缺，只缺需求的地步了。2009年的住房信贷消费增长了80%。用透支未来满足今天的消费模式开始在中国蓬勃兴起。

我们并不反对扩大消费，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消费，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是在培育中产生出来的，是调整出来的。人为刺激起来的消费是有风险的。

当代中国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开始进入遭受文明病的时期。然而这种高消费的文明病，使得当下的我们不仅不痛苦，反而很自豪、很兴奋，除了物质消费本身带来的感官快乐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意义，这就是美国人能消费的，我们也消费了，甚至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们。

四、导致人类文化生态失衡的单极化工业文明

目前全世界对显性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已经认识到，而且也容易认识。但我们对隐性的人类文化生态所遭受的破坏却远远认识不够。其实我们为工业化付出的人类文化生态破坏的代价，并不亚于自然环境破坏的代价。提升全社会关注人类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保护生态自然一样，迫在眉睫。

1.在工业文明的发展初期，基于种族主义的野蛮文明观，使人类的远古文明遭到灭顶之灾

人类为工业化付出的文化代价远早于环境污染的代价。早在15到18世纪工业文明发展的早期，当西欧殖民者带着对黄金的渴望通过航海踏上美洲与非洲大陆时，尚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缺乏自我保护的美洲与非洲的古老文明便开始了灭顶之灾的命运。美洲的印第安人利用大自然赋予的财富，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然而，在欧洲殖民者眼中，美洲的价值除了黄金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护与珍惜。在哥伦布到达美洲的第4年，海地印第安人饿死、累死、病死、自杀和遭到屠杀的占全岛人口的1/3。在1520~1820年的300年间，西班牙人从美洲运回黄金250万千克、白银100万千克，总值约60亿美元以上，而惨遭杀害的印第安人则有1000余万。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许多珍贵的玛雅文字写本被当做“魔鬼的作品”焚毁，祭司遭受掳杀，仅有部分作品传之后世。当美洲黄金被掠夺、土著居民被屠杀之后，适应美洲种植业发展的需要，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古老的非洲文明，则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另一种残酷的洗劫。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几百年间，有1.5亿的非洲奴隶被运到美洲。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短短30年间，非洲仅剩下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受到帝国主义约束的国家，其余96%的土地、98%的人口都被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

这就是起始于西欧的工业化在其原始积累时期人类文明为其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的结果是存在于美洲的古老文明遭到绝迹式洗劫后，形成了欧洲工业文明拓展新区域。而古老的非洲文明生态被遭到致命的破坏之后，长期滞留在文明进化断层中进行着痛苦的挣扎。古老的非洲在原有能够满足自我平衡的古老的生态文明被破坏与瓦解后，由于没有经历过农业文明的过渡，在原始文明与输入工业文明之间形成鸿沟，遭受着两种文明冲击的煎熬：一方面因没有农业文明发展阶段进化，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遭受着粮食危机的煎熬；另一方面被工业化边缘形成的脆弱的自我保护能力，又成为工业化带来温室效应的最大受害者。目前文化生态失衡是造成非洲所有痛苦的根源所在。

2.在工业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基于西方强势导致的世界文化单极化，使人类文明在文化生态失衡中酝酿着文明的灾难

如果说在15到19世纪美洲与非洲古老文明遭到西欧殖民者洗劫性破坏，是由于刚走出中世纪的西欧，尚未退却的野蛮性与原始商业的扩张性相结合造成的。那么，19世纪后，当欧洲完成工业化，并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模式之后，欧洲工业化走向世界过程中，人类文化生态遭到的破坏则变成一个由初期的对抗、到放弃、最后变成快乐接受的缓慢中毒的过程。

不可否认，相对于古老的农业文明而言，工业化是一种更能将人类推向高度、推向未来新文明。古老农业文明被解构过程，也必然会伴随着制约文明进化的传统文化的解构。我们不是简单地反对工业化对古代文化的解构，而是在这种解构中演化为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态摧残的过程。西方借助工业文明形成的文化强势，给全世界正在推销着这样一种文明观，要接受西方的工业化，就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西方文明的成功证明西方的文化是人类文明世界中唯一、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相对应另一个结论是，在工业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文化的发展只有一个趋势，这就是其他文化被淘汰的世界文化西方化。

工业化是否只能在单一文化中成长。也许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此很难回答。但当我们回到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的现实中则发现，至少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上，从低级到高级演化了上万年的古代农业文明，并不是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恰恰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古代社会，不同区域几乎平行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世界，是一个多元化文化并存的农业文明世界。在古代世界不同的地域与历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古代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巴比伦文明等在发育出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将农业经济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人类文明回到生态自然系统中，也同样发现生态自然的进化；那么就不是单一物种的进化，而是生物的多样化，这恰恰是保证自然生态平衡的根本规律。以多元民族文化生态的破坏来换取工业化，如同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一样，是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另一种生态的破坏。我们已经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自我平衡、自我保护的重要性，我们也应认识到人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文明生态的平衡的重要性。不可想象按照现代工业文明演化趋势，如果全球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高度雷同的生活方式，那么这将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灾难。当人类文明定格于一种文化时，这意味着人类文明演化的终结。因为无论是生态自然的进化，还是物质的世界发展，都是在多样性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单一意味着死寂。

3.受困于工业化的物质文化观，不仅使当代人类的精神在文化生态失衡中中毒，而且使当代人类在解决环境问题上陷入困境

无论我们付出怎样的文化或精神的代价，但就工业化目标而言，工业文明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占世界少数人口的西方国家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们并不是以文化批评来否定这种成功。当代人类遇到的难题是，我们在获得巨大的成功面前，对于我们所付出的自然生态破坏的代价与文化生态破坏的代价，只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于是就形成了当代人类在解决自然环境问题上，遇到了一个无法走出的悖论。这就是我们希望在原有的工业文化不变的前提下，以导致自然生态破坏的文化与理念，挽救自然生态环境。尽管在一个高度物化的世界中，我们的精神世界已经中毒，但我们仍期望通过生产出另一种物质来解原物质的毒。就像因错误的生活方式导致我们的亚健康一样，我们希望在不改变生活理念与方式前提下，寄希望于医学的进步能够生产出医治这种病态生活方式的灵丹妙药。我们对物质嗜好与对精神排斥，对科学崇拜式与对文化价值的鄙视、对西方式文明的渴望与对民族个性文化的抛弃，就是在这样一种中毒、失衡、污染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的。我们误认为，只要使我们的物质力量更强大、科技更进步，就一定会找回失去的青山绿水，我们就可以在青山绿水中继续我们不变的工业化式的生活方式与文明的发展。

五、工业科技范式反思：工业技术崇拜的三个陷阱

凡是被人们崇拜的东西，都是曾获得巨大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东西。历史演化的规律警示我们：当一个东西开始成为社会崇拜的对象时，也是给社会带来悲剧或副作用的开始。支持工业经济的科技在当今世界中正在扮演着这个角色。

工业经济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根源于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甚至将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模式定义为技术持续创新的模式，他认为技术创新制度确立是古代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分野的标志。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像古代社会所期望的神力一样，创造了今天人类几乎无所不能的文明世界。正因为科学技术如此巨大的神力，也就决定了当代人类对科学技术从最初的尊重到目前的崇拜。今天当我们从工业经济走向生态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不高度警惕工业科技崇拜的三个陷阱。

1.警惕现代工业技术范式的路径依赖，使生态文明陷入新灾难的陷阱

近代以来基于对地下化石与矿石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的西方式科技范式，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基于微观模型解释世界的思维范式；二是基于解构、分解路径改造世界的范式。近代以来物理学通过不断的分解与解构，在深入到越来越微观的世界中不断更新着现代科学对宇宙与物质世界的解释。近代以来的科学家在原子层以下的微观世界中，不仅找到了人类可以利用的能量与信息，也找到了可以按照人类意愿组构的元素。可以说，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所生产出的物品、所使用的能量和信息都根源于这样一种科学范式。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满足我们穿、住、用、行等物质用品，主要来自基于化学工业生产出的化合物产品。我们所使用的电、气产品，是对原子结构中所携带电能量、气能量的有效控制和使用，满足我们通讯要求的信息也是对原子结构中正反电子具有传递信息功能的使用。

无论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给人类做出了多大贡献，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好的科技范式所造成的整体失衡和长期失效的负效应都是不争的事实。现代科技在微观世界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以造成宏观自然系统失衡为代价；在提取了满足人类某种效用的同时，却以造成了对人类另一种效用的破坏为代价；在科技创新满足了某种商业价值的同时，却以损害社会道德与文化为代价等等。如果这种代价，在工业化的初期与中期，相对于工业技术的贡献与收益而言是值得的。那么，在目前，当代人类为这种工业科技范式付出的代价，在某些方面超过其收益。现代人类为这种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有利的科技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已经被科学家测算出的“碳”量给予了最好的说明。

现在我们遇到的困惑与困境，甚至恐怖的是，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造成现代人类文明困境的工业科技范式进行反思与矫正的情况下，现代科技则以救世主的身份，开始从非生命领域进入生命与生态领域；开始从气候危机的制造者，摇身一变，成为现代气候危机的拯救者。

现代科学家以工业科技范式对生命系统的解构，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可以解释与左右生命的微观结构，这就是基因。在基因这个微观生命世界里，现代科技再次找到了人定胜天的支点或通道。现代科学坚信，在这个可以按照人类意愿进行组构的基因世界中，能够找到满足人类需求的新生命物，如转基因食品、克隆动物等。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也可以找到满足人类幸福的基因、满足人类长寿的基因、根除人类疾病与犯罪的基因等。按照现代基因理论逻辑，未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食物、人类所祈求的幸福、精神、宗教信仰及包括人类本身繁衍等，都可以像现代流水线生产的汽车一样，按照人类的意愿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我们绝不否认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意义与功能，但是需要我们对现代科技保持警惕的是，既然工业科技范式在对非生命世界的征服中，并没有给当代人类带来一个完美的世界，而是留下了难以解决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现代科技范式是否在生命领域比在非生命领域做得更好？在非生命领域所具有的负效应与灾难，在生命领域不会出现呢？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生态与生命系统是一个经过上亿万年演化形成的宏观与微观、高度整合与高度分解、封闭与开放的系统，是一个自然与生物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转换的系统。然而现代工业科技范式所要做的，却是企图在基因这个生命的微观世界中，完成对生命与生态系统的征服与控制。一方面我们惊呼给现代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根源于天人对立观；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天人对立的科学范式充满新的希望，这是何等的悖论！

2.警惕对技术万能的崇拜，使当代人类在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中，陷入蛇咬尾巴的恶性循环陷阱

在当代人类应对工业文明危机中，社会学家普遍失语的同时，科学家则成为危机的救世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当代科学家不仅替代经济学家用科学的语言，设计出了“低碳经济”这个概念，而且正在鼓动政府通过投资CCS（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地球工程来解决碳排放问题。目前科学家建议实施这样两类地球工程：第一类通过反射太阳光给地球降温的工程，第二类是在地下封存二氧化碳的工程。我们把拯救人类文明的危机寄托为万能的科学之前，作为非科学家是否也要用我们的思维做另一些思考与反思。

只要把低碳经济与CCS结合起来思考，就会发现：现代科学家所谓的重大发现与创新，仍然玩的是工业科技范式那一套。首先他们按照微观解释宏观认识范式，在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中，找到了“碳”这个小妖。然后再用还原解构、分解改造世界范式来降服这个“碳”小妖。这就是与地球作对，对地球开膛破肚来封存“碳”，与太阳作对，把多余太阳光反射回去。

所以，CCS的解决方案，仍然没有走出不断地把造成问题根源反过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来使用的蛇咬尾巴的恶性循环。在微观世界中，通过不断的解构，形成满足局部最优、短期有效的同时，造成了整体与长期的累积性负效应。对存在的问题，不是以整体与长期的科技范式来矫正，而是继续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长期还原为短期来解决，结果又形成了新的整体与长期负效应。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像一条贪吃的蛇咬住自己的尾巴一样。如此下去的结果是，大自然终究会对人类进行秋后算总账。

3.警惕当代中国在对西方技术优势的崇拜中，陷入主体性与自主创新能力丧失的陷阱

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经济模式与机制转型，更需要科技范式的转型。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迫切需要导入一种能够从宏观整体与长期性上解决工业文明弊端的新科技范式。古代东方的智慧是基于系统整合与长期性思维的一种世界观，然而当时代需要东方智慧时，我们却面临着另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科技的学习与引入中，形成的依赖与崇拜，使我们陷入了主体性与原创性缺失的困境。

在此，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在科技上的开放与学习，必须清醒的是，在过去，我们之所以必须在不断地自我批评与否定中才能启动封闭的大门，那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在对东方智慧的自我崇拜中，曾一度陷入僵化与保守，所以必须先破后立。然而可悲的是，当时代需要东方智慧时，我们却在对西方科技范式的崇拜与依赖中失去自我。因此，时代需要我们必须在自我肯定与强化主体性学习与引入中，创立一种与适应生态文明时代需求的全新的科技范式。

六、工业化是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

20世纪80年代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证明了诞生于西方文化世界的市场经济也完全可以在东亚文化社会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超出意识形态限制在中国成功地嫁接，再次震撼了世界。正当世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雄心勃勃地乘上市场经济之船，驶向工业化目标之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工业化不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是属于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这是由工业文明模式内在机制与特质决定的。

1.缺乏共生机制制衡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只能导致世界发展两极化，而不是工业文明全球化

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内驱动力的工业经济，确实是一个有利于财富总量有效增加的经济模式，但竞争导致的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又成为市场失灵的根源。竞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20世纪初，曾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在经历了1929年起始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抑制垄断、提供公共产品等为内容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使竞争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矫正和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开始向全世界推广与移植。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与存在于以国家为单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属于两种不同模式。在一国之内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满足共生需求的国家调控体系，而在全球化层面上的市场经济却没有这样的调控体系。既然没有这样一个满足共生要求的世界调控体系，那么，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全球化、市场化同时，导致赢者通吃的两极分化也就必然会出现。

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而世界财富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2000年接近75：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也揭示了这种鸿沟的加深。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5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与最贫困的5个国家相比已经相差74倍，比10年前增加了14倍。

然而，使我们担忧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化的这个事实，还有对两极化认识上的理论误导。我们发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同时推销着两种市场模式：一种是在本国的具有竞争与共生相制衡的市场模式，另一种是面向世界与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纯竞争的市场模式。按照他们推销的模式，世界经济只要保证充分竞争、高度开放，就能实现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落后国家都可以分期分批地走向工业文明，最终都能够分享到全球化与工业化好处。这套对外的市场模式，不仅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而且连宗旨是为世界公平发展服务的国际机构也认为是真理，也竭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最好的例证。

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律，市场竞争参与者的文化与能力越是同质化，充分竞争越容易形成。反之越是非同质化，赢者通吃的就越容易形成。即使在已经高度同质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仍需要政府调控，而在一个具有巨大文化差异、发展时代差异的世界中，占世界主流的理论却给当地人类描述了一个世界在市场充分竞争中走向大同的图景。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市场化陷阱吗？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没有陷入这个市场化的陷阱。

2.两极分化与“成本外化”相结合，使最贫穷的国家成为全球温室效应气候灾难的最大受害者

在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必须清楚在一个缺乏共生机制的调节世界中，财富分配不均危及到的已不仅仅是文明分享差异的问题，而是已经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问题。在“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作用下，尽管贫困者在地球上留下的碳足迹很浅，世界上最贫困的10亿人口的碳足迹大约为全球总足迹的3%。但工业化成本外化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却要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目前富裕国家可以利用他们的财富与技术优势，通过调整空调温度，适应时间更长、温度更高的夏季，以及适应季节变迁。而当全球变暖改变非洲之角的天气模式时，则意味着庄稼歉收，人们挨饿，或者妇女和女童要花费更多时间取水。《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04年，每年有大约2.62亿人遭受气候灾难影响，发展中国家占受灾人口的98%以上。

3.高成本的工业化对正在走向工业化的人口大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只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七国的总人口是7.2亿，平均每个国家为1亿人。而目前正在兴起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人口是26亿，是西方七国人口的3.6倍，占世界人口的40.8%，平均每个国家的人口是7亿。金砖四国的工业化是典型的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在占世界人口11%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就已经使世界能源和环境危机处在临界点的情况下，又有40%的人口加入到工业化的行列中，这显然会远远超出地球对能源和环境的支撑力。圣雄甘地曾经思考倘若印度遵循英国的工业化模式，将需要多少颗星球的问题。而科学界估算的结果是，中国要过上像美国那样水准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讲，假若全世界的人按照一些发达国家的速度产生温室气体，那么我们需要九个地球。

在工业文明规则的主导下，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类似恐龙时代的动物之间的竞争。恐龙作为当时动物世界中没有其他动物可以成为竞争对手的动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动物帝国。正因为恐龙生活在一个没有共生机制制衡的世界中，由此也决定了恐龙必定灭绝的命运。现代科学对恐龙的灭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缺乏多样性物种制衡的单一动物的繁殖导致地球可供食物的断绝，是值得思考的原因之一。因为恐龙灭绝之后进入新生代动物世界是一个物种多样化共生与竞争相互制衡的世界。现代工业帝国主导的工业化世界，类似于中生代恐龙生活的时代。如果地球上只有少数恐龙式的工业帝国，也许地球的资源可以维系其存在。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想成为恐龙时，人类文明的末日也就快到了。对目前正在走向工业化国家的最大挑战，就是不能继续成为恐龙吞噬地球仅有的资源，而是要形成“新物种”，这就是文明创新。如，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腾云驾雾的龙，印度为什么不能成为唯我独尊与世无争的象？走出恐龙的困境，不要与恐龙在同一时空中争食，这样就可以避免恐龙被自然淘汰的悲剧。这就是当代人类要探索的新经济与新文明。

我们并不能马上给这个两极化的文明提出有效的医治方案，但我们必须清楚应该按照什么原理来医治这个世界。单一的竞争机制只能使人类文明在少数国家独享中走向危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竞争与共生机制制衡中演化。

七、金融资本增值失灵与西方工业化时代的终结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的兴起，标志着人类文明演进到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昭示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以金融资本增值失灵为标志的这次金融危机，暴露的不仅仅是现代金融体制的问题，还标志着西方主导的工业时代的终结。

1.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工业经济演化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危机

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就是工业经济进入到金融资本发展阶段后发生的危机。2001年美国高科技泡沫的破裂，标志着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知识资本，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功能开始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资本形态开始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这就是21世纪以来快速成长的金融资本。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只有12万亿美元，与当时的GDP规模相当。2007年全球GDP为54.5万亿美元，但全球的金融资产却达到230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421%。2008年年底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和英国的金融资产分别占GDP的1020%和1298%。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核心产业是制造业。到2007年，为美国创造财富的核心产业是金融、房地产业。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房地产服务企业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美国标普500强企业的总利润中也有25%~35%是由金融和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

无论是马克思的论述，还是列宁在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金融资本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走向终结的预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百年中迟迟没有应验，但并不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基本理论有误，而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金融资本垄断的经济发展阶段一直没有到来。近代以来周期性金融危机，都是属于占主导地位的实体产业资本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工业经济演化过程中，只要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形态不是金融资本，而是其他产业资本，那么工业经济的生命力就不会终结。为什么金融资本阶段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因为金融资本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的失灵。

2.金融资本增值失灵，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资本增值是否失灵，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资本增值结果是否形成了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财富总量的增长。而最终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财富形态，不是GDP化的价值，而是具有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无论被当代人类追捧与看好的证券市场在实现财富增值上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如果股票对应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没有真正增加，那么股票市场交易就是零和交易。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演化而来的金融资本，并不承担财富的创造功能，而只承担着财富的实现与分配功能。承担创造财富功能的是实体产业资本。所以，这次人类遇到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目前普遍认为的金融资本在承担交换中介功能中失灵，而是金融资本所承担的财富创造功能的失灵。

资本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后，不仅会出现财富创造上的失灵，还会导致科技创新的失灵。不论是在产业资本形态阶段，还是在知识资本形态阶段，资本的自我增值之所以能够不断合成满足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还在于资本增值中成功地吸收了人类科技创新的成果。但是科技创新在金融资本增值中却出现了失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资本占据统治世界经济的地位形成，出现了一种新的创新，这就是“金融创新”。200多年前蒸汽机技术的革命，为工业文明带来一个机械化时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创新，把工业文明带入到一个电气化时代；硅谷的创新，为现代人类带来处理器、因特网与搜索引擎的信息化时代。进入21世纪，来自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带给人们的是CDO（债务抵押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ABS（资产抵押证券）、自动化交易等等。如果说，硅谷创造出的微处理器，虽然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并不影响人们去使用它。那么，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仅只有华尔街知道，而且也只有华尔街的人才会知道怎样使用这样的创新工具。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资本的价值成倍扩张，虽然它与GDP增长有关系，但它与实体经济的增值、就业却无关。这就是发生在21世纪支持GDP增长的所谓“创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反思与认识，就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而是如何让笼罩在世界经济上空的庞大金融资本回归本位的问题。只有让金融资本从创造财富的主体地位，重新回归到其本来为经济服务的中介位置，使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到实体产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中来，当代世界经济才能最终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泥淖。

3.回不去的西方经济

现在的问题是，代表工业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回去吗？如果已经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回到实体经济上来，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不可能回归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实体产业上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把许多实体产业转移出去，是因为受到本国高成本的约束，失去了在这些产业上的优势之后所做的选择。奥巴马上台后，曾雄心勃勃地表示让美国回到实体经济上来，要实现奥巴马的理想，需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美国必须重新回到封闭的经济体系，才能保护美国的高成本实体产业。这样做等于历史的倒退，不仅美国的消费者不愿意，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受进入工业经济高级阶段形成的高成本约束，尽管急于走出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想向回走，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允许向回走。正如一个进入老年的人，想回到青年一样，只是一种愿望而已。目前已经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工业经济，也必须遵循这个经济成长规律，这不是我们的诅咒，而是历史的必然。

二是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尽管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实体产业提供了契机，但受到既得利益的束缚，也使这种上升困难重重。由于工业经济对生态环境与能源的过度透支，导致的能源与环境危机，所以在应对能源与环境危机中，一个新的资本形态正在浮出水面，这就是生态资本。但是，要使生态资本能够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生态资本的增值就必须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中进行，而不是目前的工业经济模式。所以，如果不对工业经济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生态资本的增值就会偏离其使命，继续在工业经济模式的轨道上滑行。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到生态资本领域，但已经身陷金融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不能够以新的经济模式来迎接生态资本增值，而且正在死灰复燃地希望能够把生态资本还原为金融资本来经营。这就是目前正在兴起的低碳交易、低碳美元化。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模式走下去，我们不仅不能通过低碳经济使人类走出危机，反而会陷入到另一个低碳交易的危机中而难以自拔。

八、金融危机标志着工业经济开始进入衰退期

2008年爆发的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文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从被危机催化出的新经济革命看，还是从危机暴露出的诸多弊端看，都促使我们必须从人类经济形态与文明形态转换的高度来反思这次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与近代以来历次危机相比，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这次金融危机所显示的诸多弊端，在告示当代人类：工业经济模式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已无力继续担当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重任。

1.决定工业经济兴盛衰微的秘密存在于资本形态演化中

现代生物学解密了决定生命兴盛衰微周期的秘密是细胞中的基因，而决定工业经济兴盛衰微的基因就存在于资本形态的演化中。近代以来工业经济沿着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形态、从技术资本到金融资本形态的演化过程，就是工业经济从兴盛走向衰微的过程。商业资本形态，是工业经济成长的少年期，商业资本扩张是市场经济形成的时期，也是工业经济原始积累的时期；产业资本形态的时期，就像青年长力气、长身体的时期一样，是资本快速增值、经济总量扩张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技术资本、知识资本是经济成长的中年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低速转型，是从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阶段。金融资本是经济成长的老年期。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发展，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虽然他拥有终身积累的大量财富，但创造财富的能力却开始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资本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工业经济走向衰退阶段。

关于为什么金融资本是经济演化的衰退期，这需要从资本本身的增值规律与社会财富增值规律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资本具有的不断追求自我增值的内驱动力，决定了资本的演化不可能停留在某一种形态上。当某种形态的资本不能满足资本增值要求时，必然上升到另一个更高形态的资本。这正是决定近代以来工业经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充满贪婪与自利的资本逐利行为，又受到社会财富增值规律的约束。近百年来，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按照经典马克思的预期走向灭亡，就是因为资本自我增值始终保持了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功能。只要资本的这个功能不丧失，资本主义就会有它存在的必要。由于资本追求的是价值本身，而满足社会福利增长的财富是使用价值本身。如果资本价值增值与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增长发生偏离时，那么就意味着资本增值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的失灵。

资本价值增值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的失灵，主要发生在金融资本。这正是工业经济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都最终表现为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金融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化或货币化的资本形态，就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承担着储存营养与输送营养的功能。血液的快速循环可以提高营养的利用率，但他本身不能创造营养。金融资本的功能也是如此，金融资本高效率运行可以提高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但金融资本本身不能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形态的社会财富。如果金融资本脱离社会实体经济，进入到自我增值的循环中，那么这种增值就会变成脱离使用价值增值的纯价值增值。这样一种违背社会财富增值规律的增值结果，自然就是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

2.金融危机是资本增值失灵的危机

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每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但这次金融危机与过去的金融危机相比，有两个根本的不同。

首先，在此之前的历次金融危机，均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延伸，金融危机一旦修复，可以很快回归到实体经济中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偏离的矫正。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本身危机。就像一个病人，以前得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扩展到血液感染。而这次金融危机，则是血液本身中毒。2008年金融危机是因次贷危机这个小病毒的快速繁殖导致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典型的全球经济血液中毒的危机，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相比，要严重得多。

其次，这次血液中毒的金融危机，是工业经济进入老年阶段的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金融危机完全不同。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从产业资本阶段向技术资本阶段转型期的危机。1929年仍然处在经济高速成长期的美国，经历了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依托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进入技术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2001年以高科技泡沫经济的破裂为标志，标志着技术资本作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功能结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高科技时代获得的大量剩余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从而使美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金融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时期。

目前对美国经济，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来自金融危机本身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的伤害，而是开始步入老年的西方经济，很难回到青年时期继续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时代太阳已经偏西，长期的低迷与衰微将成为西方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不是来自偏见的诅咒，而是经济演化的规律所致。

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先后崛起的经济大国，都是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后走向衰落。15到16世纪首先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完成商业资本阶段之后，就走不下去了。这是因为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经济，尚未创造出产业资本这种形态，所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未能进入青年期就未老先衰了。但他们通过商业资本开启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新时代。17世纪的荷兰，也是依靠商业资本崛起，但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比，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他们把通过商业资本挣到的钱，并没有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用在奢侈消费上，而是把这些财富变成了金融资本，从而延长了其经济成长的生命。当然荷兰最后只能在金融资本的扩张中寿终正寝。18世纪崛起的英国不仅完成了从商业资本成长到产业资本的演化，而且通过蒸汽机革命创造了更新型的资本形态的技术资本。但英国也很难逃脱经济成长周期规律的约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同样在进入金融资本后走向了衰落。继英国之后崛起的美国，通过第二次技术革命，不仅在更高层次上完成了从产业资本向技术资本的转型，而且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创造了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资本形态——知识资本。作为西方文明后起之秀的美国，也不能逃脱历史演化规律的约束，这次金融危机同样也会让美国告别辉煌，开始步入老年期。

纵观历史，所有先后崛起的经济大国，都先后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后走向衰微，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金融资本的魔咒，而是经济演化的规律。因为金融资本不具备创造财富的功能，在工业文明中崛起的经济大国，如果奢望把获得的巨额财富剩余转化为金融资本来获利，其结果必然陷入衰退之中。

按照工业经济的演化逻辑，美国衰微的同时，必然会出现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大国的崛起，这也正是目前人们正在讨论的关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思路所在。但由于现代西方工业经济遇到的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的困扰，还同时遇到了能源与环境危机的困扰。在双重危机的冲击下，历史不能再按工业化经济的逻辑演化下去，人类的文明需要拐点的选择，这就是正在兴起的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更预示着：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

第三章 新能源革命：中国从“跟从”走向原创

一、新能源是引领生态经济的先导产业

从工业化革命以来的历次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都是以某项通用技术支持的先导产业发展为突破口，然后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的诞生和经济全局的变革。衡量某类产业是否属于先导产业，应具有三大特性：一是支持该产业发展的技术属于通用技术。通用技术一旦突破，会使整个经济发生革命性变革。二是属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的崛起，在对传统基础产业替代的同时，将引发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式与利益格局的颠覆性调整。三是属于牵动全局的龙头产业。该产业的发展将会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正在发展中的新能源产业正是引领生态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

1.长期以来制约新能源发展的瓶颈技术，正处在最后的攻坚阶段。瓶颈技术一旦突破，将会导致生态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目前制约新能源发展的有三大类技术正处在攻坚之中：

一是太阳能利用技术。在风电、水电、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中，最具有潜力的是太阳能。太阳能利用分为太阳能热利用和太阳能光伏两大产业，两者中最重要的是光伏产业。光伏产业是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在新能源技术中，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是最成熟的技术。薄膜电池已经成为太阳能行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产量连年翻番。部分用薄膜电池建造的太阳能电站其发电成本已经逼近甚至低于当地火电成本，发展空间非常广阔。

二是高效综合利用新能源的智能电网技术。智能电网技术是基于配电网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集成基础上，形成集电信、电网、电视网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技术。智能电网将为新能源的节约、高效和综合利用提供可靠、自愈、经济、兼容、集成和安全等多重保证。智能电网技术革新为全球电力、电信产业、通信产业、电视媒体等改革提供了独特机遇。能源战略知名学者，被业界誉为“中国互动电网学说奠基人”的武建东认为：“不推进智能电网技术就不可能全面推广可再生能源发展，任何一个大国发展能源、推进能源转型都必须对信息化电网有所战略投入，有所长期安排。谁掌握了信息化电网，谁也就主导了下一代全球能源的战略能力。”

在奥巴马发展新能源计划中，以电网大规模改造为代表的能源产业革命是美国下一步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心之一，并将成为美国大规模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前提。美国现已开始对其价值3万亿美元的电网系统实施智能电网技术和超导材料集成的升级改造，这将导致全球能源领域的重大变革。欧洲也在积极推进超级智能电力网的改造。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唯独中国还没有推行国家级的智能互动网升级计划，国内智能电网的技术发展基本上还属于国际上的较低水平。

三是高效利用新能源动力的技术。目前新能源动力使用集中在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上。新能源车可以简单地分为代用燃料车、混合动力车、纯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目前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有许多关键技术，特别是动力电池、燃料电池技术、混合动力的多能源的管理系统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都是技术难点，短期突破难度很大。专家认为，技术、成本的瓶颈以及扶持政策是决定新能源车批量生产的关键。在新能源技术体系中，虽然新能源动力利用技术遇到的难题最大，但其市场潜力也巨大。一旦突破，将会引发革命性的变化。这正是吸引世界各国与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全力竞争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导致金融危机的游戏规则是“击鼓传花”，即最后接花者，是承担危机风险的最后买单者；那么导致产业革命技术攻坚的游戏规则则是“接力赛跑”，即最后一棒又是最先跑到终点者，是赢者通吃者。占领新能源产业制高点的竞争，首先是技术创新的竞争，谁能够首先在这次接力赛中脱颖而出，谁就会成为生态经济的最大赢家。

2.新能源作为龙头产业，将会引领一系列新兴产业群崛起

从目前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会带动以下三大产业群落的发展。

一是围绕新能源开发的产业群落。围绕新能源开发将会形成新能源制造业、新能源材料业、新能源网络业等一系列产业群。以新能源设备为核心的新能源制造业，是一个涵盖风能、太阳能、核能等发电设备制造、零配件制造、精密仪器制造的庞大产业群。新能源材料是一个满足新能源开发的新兴产业。满足智能电网的新能源网络业，将会带动集通信、IT、能源、新材料、传感器等产业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群。

二是围绕新能源利用形成的产业群落。这个产业群落包括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交通、新能源住宅、新能源农业等一系列满足人类吃、穿、住、行的新兴产业。随着新能源技术突破，成本降低，新能源将会像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一样，覆盖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三是为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形成的新能源服务业群落。现有的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工业经济。随着生态经济的发展，现有的服务业面临着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的转型。围绕新能源发展将会形成更加智能化、生态化、人本化的服务体系。

3.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对构成传统工业经济体系的大厦根基的颠覆性重建。在这个新根基之上，整个经济体系与利益格局面临重新调整与再造

新能源革命之所以是继工业革命之后，又一次导致人类经济形态的革命，就在于新能源革命是对支撑工业经济基础的颠覆性替代。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高新技术革命，无论其意义多大，信息技术并没有形成对化石能源产业的颠覆性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技术革命仍然属于工业经济范畴的革命。所以，对目前的新能源革命的认识，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能源方式转换的层面上，还要认识到新能源将对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竞争方式、世界贸易方式等一系列规则的改变：

一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护他们倡导的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低碳经济，会启动旨在保护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规则与新标准。通过规则与标准控制低碳经济的制高点，将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新内容。

二是围绕低碳经济发展将会引发低碳贸易的新规则与低碳贸易摩擦。通过提高低碳关税来加大传统能源以及与传统能源相关联的产品的成本，以此来促进与保护低碳产业的发展。

三是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将会出现新型国际分工与新一轮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围绕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将会围绕低碳经济进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新的产业结构重组与调整将会引发新一轮世界范围内利益格局的重组。

四是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低碳金融市场、低碳交易市场将会成为未来世界贸易交易的新内容。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以最快速度大规模推出震惊世界的新能源新政，这是美国正在为导演并主演未来世界新经济而进行的一系列策划与准备。这预示着，在美国完成自身的经济转型之后，将会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获得对未来新经济的控制权。

二、中国应走需求端导向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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