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藤井省三著 贺昌盛译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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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系列 华语圈文学史试读：
前言
绪论 关于华语圈现代文学的研习 1．文学、市场经济及其与国家的关系2．东亚民众的共同经验
第一章 清末民初（19世纪末期—1910年代中期）——租界城市上海的诞生与“帝都”东京的体验 1．从上海县到租界城市、高杉晋作眼中的上海2．报刊业的出现与近代学校体制3．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夏目漱石所看到的上海4．“新小说”的出现与日本留学热5．革命派的抬头与留学生鲁迅的内心审视
第二章 五四时期（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后期）——“文化之城”北京与文学革命 1．北京的复兴与北京大学2．胡适的纽约之恋3．文学革命、芥川龙之介所见之北京4．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5．沙龙与媒体6．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新兴“智识阶级”批判
第三章 狂热的1930年代（1928—1937）——国民革命后的老上海 1．北伐战争后共和国的统一、金子光晴眼中的上海2．娱乐巨著《啼笑因缘》和上海新感觉派及左翼农村小说3．地方色彩的文学与“京派”周作人的谱系4．左翼作家联盟与国防文学论战5．文人的丑闻——鲁迅的《两地书》与女演员阮玲玉的遗
书
第四章 成熟与革新的1940年代（1937—1949）——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 1．沦陷区的女性作家们——张爱玲与梅娘2．大后方的新兴“文化城”——重庆、桂林和昆明3．解放区的人民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白
毛女》4．室伏克拉拉所见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时期
第五章 毛泽东时代（1949—1979）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2．“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文学之死——郑义的“两种文
革”论3．记者大宅壮一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第六章 邓小平时代及以后（1980年代至今）——“北京风波”与经济高速发展 1．抗诉的伤痕文学与巴金的《随想录》2．现代主义与红卫兵一代的复出——高行健和《今天》派
诗人3．大江健三郎与郑义、莫言的共鸣4．“北京风波”与移民文学5．改革开放的加速与上海的重新崛起6．后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和文学
第七章 香港文学史概说 1．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边缘文化”的时代2．从“文化大革命”到香港回归——香港身份认同的萌芽
与诗人也斯3．从《香港短篇小说选》追溯战后香港文学史4．李碧华的《胭脂扣》——无轨电车与妓女的幽灵5．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后6．粤语与香港电影及武侠小说
第八章 台湾文学史概说 1．荷兰统治时期与郑氏统治时期2．清朝统治时期的科举文化体制3．落后的媒体境况与“台湾民主国”的失败4．日据时期的日语“国语”体制5．旧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北京话”国语体制6．“美丽岛事件”的冲击与“台湾意识”的勃兴7．百花争妍的现代文学8．作为“混融文化”的台湾文学
第九章 日本人对现代中国的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阅读史 1．战前对鲁迅的接受2．东京外语小组对同时代文学的接受3．东京大学中文系与中国文学研究会4．战后现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5．香港文学6．台湾文学
第十章 村上春树与华语圈——日本文学跨越国界之时 1．东亚的“村上之子”2．顺时针回转传播的“村上现象”3．现代都市成熟的标志（Merkmal）4．现代日本文学对于华语圈的深切关注5．镜像映射中的海峡两岸暨香港——版本研究的可能性
附录 村上春树的汉语翻译——日本文化本土化与中国本土文化
的变革华语圈文学史年表
译后记前言
20世纪以来的华语圈文学史堪称越境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欧美与日本的工厂、学校连同印刷技术与报纸杂志等产业化体系跨越国境一并进驻了既成租界城市的上海。加之清朝及中华民国政府对异质文化的积极吸取，最终完成了现代化也即欧化的过程。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借用的是明治时期日本译介“Literature”时所创造出来的译语，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所谓“文学”是清政府借鉴东京帝国大学等日本的大学制度而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接受这一概念的。
进入20世纪以后，众多的中国青年前往日本和欧美学习医学、工学、农学，他们中间有些人了解了国语与文学之于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制建构中的重要性，转而成为作家。鲁迅（1881—1936）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为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中途退学后返回东京，从夏目漱石那里感受到强烈的共鸣，开始撰写《摩罗诗力说》。胡适（1891—1962）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专业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一面热恋着纽约达达派的女画家，一面在意象主义的影响下开始构想文学革命与大学人文学的问题。鲁迅和胡适可说是跨越到日本与欧美的国界而构筑起现代中国文学基础的两位巨人。
这类越境的作家谱系，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日趋繁荣，包括诗人徐志摩（1897—1931）在剑桥大学的留学，无政府主义者巴金（1904—2005）在法国的留学及在日本的访学，小品文作家林语堂（1895—1976）作为英语作家在美国的活跃，等等。到1980年代，特别是1989年“北京风波”后，移民文学在欧美和日本逐渐成形。
所谓越境，就华语圈的情形而言，并不仅限于跨越国界到国外去。拥有比整个欧洲还要广大的人口和面积的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是以新旧对照的北京和上海南北这两个都市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所以，越境同样有着围绕双城故事来展开的意味。
20世纪初期的上海，作为租界城市在汲取了欧式文明的基础上培育出了独立的媒体，进而诞生了被称为“新小说”的早期近代文学。辛亥革命（1911年）后1910年代的北京，清朝政府的遗产京师大学堂被改组为北京大学，从上海一带聚集起来的教授群体和学生们在这个校园（campus）里推动了文学革命，并且确立了完备的国语体制。不久，上海的出版资本同北京新兴的业余作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进入历经国民革命而初步建立了中华民国的1930年代以后，不只是鲁迅等原有的北京作家，而且怀抱作家梦想的全国青年都聚集起来，讴歌了上海作为文化都市的繁荣。即使在持续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沉重伤害的1937年到1945年间，也有很多作家逃出日占区，到了重庆、桂林和昆明，由此形成了可称之为小上海和小北京的微型“文化之城”。
本书将与中国一起构建起华语圈的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也各分设为一章。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直到1930年代香港还是以广东商人和劳工为主的移民城市。抗日战争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虽然也有从北京和上海过来的被称为“南下文化人”的越境加入，香港却依旧被看作“文化沙漠”。不过，战后出生在香港，或者说在香港成长起来的一代，在1970年代以后，已经萌发了“港人意识”，开始生成出“香港文化”这一概念。并且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日趋现实的1980年代，对香港身份的认同已成为香港文学的核心主题。
台湾自17世纪以来，既接受过荷兰与郑氏家族短期的局部控制，更有着久受清朝政府、日本和国民党三个时期统治的经历。台湾民众在积极接纳越境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延续着抵抗外来文化，以求自立的意愿，其结果，民主化格局直到1980年代末期以后得以正式形成，1996年在经过了台湾民众自主的“地区领导人”直选后才算大体完成。
如此兼具抵抗与接受的历史，尤其是日据时期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学对形成“台湾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考量台湾的身份认同之时，日据时期的日语文学及国民党统治以后的北京话文学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一方面，日本人是怎样阅读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的20世纪文学的，这种阅读体验是文化上的越境吗？本书第九章将讨论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以村上春树在华语圈的越境现象为中心，本书第十章对日本与华语圈文学的交流给予了考察。
所谓华语圈的现代文学，就是讲述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以及日本之间在现代文化交流中相互越境的故事。在这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及东京等东亚都市是主要的舞台，作家、作品及其读者则是故事的主角。本书所谓“华语圈文学”这一术语，即用于通观20世纪以来整个东亚社会与文化的一个概念。
鲁迅曾向中国的文学青年推荐过丹麦的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的欧洲文学史《19世纪文学主流》，这也是鲁迅留学日本之时所珍视的欧洲文学史读本。以法国革命以后民族国家形态已趋成熟的19世纪的法国、英国和德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为参照，勃兰兑斯开始探索其祖国丹麦的现代化问题。尽管比西欧迟了近一个世纪，但现在东亚的各个民族国家已经逐渐成熟，民主化获得了进步，效仿欧盟以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也渐成热门话题。而在另一方面，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等的分歧却也时有发生。
本书旨在清理一个世纪以来华语圈民众的情感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文学是如何对中国人的情感与观念展开集中表现并对其进行再生产的，这里所试图描述的即其大体的流脉。同时还希望能考察一下曾经造访过华语圈各地的高杉晋作和夏目漱石、大宅壮一与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人的所见所感。
本书是在此前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一书的基础上全面修订完成的，所附《华语圈文学史年表》也主要取自前著，敬请参照。2011年8月17日 鲁迅《故乡》发表90周年东京大学赤门楼 藤井省三绪论 关于华语圈现代文学的研习1．文学、市场经济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中国文学＝温泉包子”论“中国文学＝温泉包子”——也许会有人觉得很愤怒，高谈什么“文学包子”论，“不是对三千年中华文明的侮辱吗？”不过，这里不是说其价值等同于“包子”，而是用来比喻堪居世界之冠的中华文明的成果。“包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世纪的晋代，在《三国志》里，我们所熟悉的诸葛孔明为了根绝蛮族的斩首风习，而以麦面为皮包上肉馅儿做成人头的模样来代之，这个似乎有些道理的传说被保留了下来。由留学归国的僧人初次将包子传到日本已经是很久以后14世纪的事情了，像盐濑和虎屋这类老牌儿的点心铺子就曾将从中国归化而来的那些人视为先祖。
即此而言，中国文学中称得上是“包子馅儿”的当属诗文了，包括唐诗和《史记》等文言文的古代典籍。其外侧的面皮则是白话小说。以12世纪以后宋代的“话本”和戏曲剧本发展起来的一种古典形态（genre）为主，包括以与《史记》同属正史的《三国志》为蓝本演化而来的《三国志演义》，描绘宋代真实的绿林故事的《水浒传》，明代以扩充《水浒传》中的一段插曲（episode）而创作的情色小说（pornography）《金瓶梅》，等等。所谓白话即意味着口语。
作为最外侧薄皮部分的是现代文学。其历史，从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1911年）开始算起也只有一个世纪。同先秦以来有2500年历史的那些作为“内馅”的诗文，及宋代以来历经千年的白话小说“厚皮”相比，这些文字只能算是“薄皮”了。但仅用小豆为馅儿和麦面为皮是做不成温泉包子的。只有像印有“热海温泉”或“草津温泉”这类当地文字印记的包子似的将标记有“中国文学”、“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概念的薄皮裹住包子本身，《诗经》或《西游记》这类文本才会真正成为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或者一种市民社会的文学。
尽管在日本文学中，汉诗文也曾是“包子馅”，但自近代以降，特别是在经过了大正时代以后，那种既往的感觉已日渐稀薄了。就好比英、法的民族文学中已排除掉了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温泉包子”的类比（analogy）恐怕已经无法成立了。
●作为实验室的近代中国
作者创造（生产）作品，出版社批量复制这些作品，批评家撰写（生产）评论，报纸杂志又批量复制它们。作品在书店里销售（流通），读者购买作品阅读（消费），这一过程之中，批评又会激发新的作者和作品的诞生（再生产）——围绕文学的从创作到阅读的机制，无外乎也是一种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机制。所有的生产阶段都伴随着消费，就像批评是以所谓阅读的消费为前提一样。而且所有的消费阶段也都与生产相伴随，譬如在作为消费者存在的读者中也会产生出作家和批评家来。
这种“咬尾蛇（Ouroboros或Uroboros）”式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支撑其循环的正是以国语教育为首的教育体制，从造纸文具，到印刷诸产业，出版、报纸、杂志等媒介，与营销、书店等交错运作的流通机制。把这一切归拢到一起的就是“国语”，就是市场经济。
17世纪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各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市场的成熟促成了国语（National Language）及出版业的出现，口语文学也使得社会的工业化进一步加速并使民族市场得以确立，到19世纪，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国家诞生。对此，后发的日本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明治时期，伴随着先行的国家建设及工业化社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成熟，紧随其后的即文学的诞生。文学已成为工业化社会与民族国家的言说形态，文学体制指的就是生产、流通、消费这种言说形态并促使其再生产的机制。
就国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华语圈与西欧或日本所显示的情形略有些异样。在华语圈范围内，旧式的中华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民族国家建设极为迟缓，社会的工业化与国语的诞生也处于停顿状态。与此相对，从欧美，特别是日本借鉴过来的“文学”却先行一步，开始构思起了“想象的共同体”，以创造“国语”和“国民”来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说起来，在“儒教文化圈”里，“文学”一词本来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博学”之意，明治时代日本在引进西欧新式制度之际，采用古语的“文学”来作为以自由诗、小说和戏剧为中心的“Literature”一语的翻译词，由此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在接受“Literature”这一新的概念之时，也逆向输入了“文学”这一日制新词。
语言与市场经济制度支撑着诸种产业与民族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又支撑着文学的体制。虽然文学自起源之时就与政治经济制度密不可分，但在日本和欧美，伴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成熟，有关文学是与政治经济无关的神圣领域的说法已经开始盛行起来，比如“政治与文学的对抗”、“纯文学”等“文学即净土”之类的表述。但是，如果对华语圈的现代文学细加品味的话，反倒很容易看出国家与文学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在欧美及日本已经被近代史的阴影遮蔽起来的那种文学体制形态会赤裸裸地呈现出来。2．东亚民众的共同经验
●六个分期
中国现代文学大体可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末到1910年代中期为清末民初时期。17世纪中叶推翻世界上曾盛极一时的汉族大明王朝的清王朝，在19世纪末期也由于人口激增等内政问题及西方的侵略而开始呈现出没落的景象，改良及革命活动蓬勃发展，人们开始探索国语及言文一致的文学。这个时期，以鲁迅为首的数万中国人留学日本。清王朝因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崩溃，翌年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民初即民国初期的意思。
第二个时期从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到1920年代后期的国民革命为五四时期。所谓文学革命是指清末民初由西式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20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知识分子所展开的白话文学运动。仅以1918年这一年为例，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胡适翻译了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周作人（1885—1967）撰写了散文《人的文学》。人性、内心、恋爱、家庭、货币经济制度等起源于西欧的重要概念在这个时期全都出现了。
第三个时期为狂热的1930年代。辛亥革命后尽管接连出现了袁世凯（1859—1916）复辟帝制及持续的军阀割据的局面，但在192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趁着国民革命热潮的高涨发动了北伐战争并成功统一了中国。作为领导者的蒋介石（1887—1975）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大力推进经济建设，上海成为新的中国的经济中心而达至其繁荣的鼎盛时期。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剧增，爱好文艺的知识阶层与市民阶层壮大起来，职业作家和职业批评家陆续登场，上海成了远超于北京之上的文化出版中心。而在另一边的古都北京，言情小说《啼笑因缘》等大众文学在广泛流行的同时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学开始出现。
但是，繁荣之梦很快破碎，历史迎来了第四个时期，成熟与革新的1940年代。由于担心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会导致其既得利益的丧失，日本继九一八事变（1931年）以后，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对华侵略。由此，中国被分割成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日本占领下的“沦陷区”三个部分。即使在战时，大后方和沦陷区也由于受到1930年代的繁荣的影响，文学逐步走向了成熟。在沦陷区的上海如彗星划过一般出现了女性作家张爱玲。
在经历了日本战败（1945年）和国共内战以后，共产党在1949年统一了大陆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30年的第五个时期开始了。毛泽东接连发动了从反右斗争（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campaign），文学艺术创作受到很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0年代末邓小平体制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走向正轨，作为新生与飞跃时代的第六个时期开始了。最初出现的是《今天》派的年轻诗人们，1980年代中期，莫言（1955— ）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年轻作家们又开始共同倡导“寻根文学”。随后，由于北京风波（1989年），世界各地出现了中国移民文学。此外，1992年，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加速，上海以经济高速增长之领跑者的姿态迅速崛起，都市里的“上海宝贝”卫慧（1973— ）等受到村上春树的影响而被称作“村上之子”的作家开始出现。
而在另一边，还有处于日本语和北京语这两大近代东亚“国语”圈的边缘位置的香港和台湾的文学，唯其边缘反而取得了独立于世界的丰硕成果。当代甚为活跃的女权主义（Feminism）作家李昂（1952— ）可说已站在了百年台湾文学的顶峰。此外，自19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以构建香港身份意识为内核的香港文学也同样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何以要研习文学史
尽管如此，当我们鸟瞰华语圈现代文学的总体面貌之时，为什么要从所谓“文学史”的视角来研习现代文学呢？这里以鲁迅（1881—1936）1921年发表的短篇精品《故乡》为例加以说明。《故乡》讲述了如下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要永远告别故乡，叙述者“我”乘船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准备处理完没落家族的房产，带着母亲和侄儿去“我”存身的异乡讨生活。先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幼时的伙伴闰土由于贫困如今已变成了木偶般的农民，年轻时贤惠美貌的“豆腐西施”也成了厚颜刁滑的中年妇女杨二嫂。“我”跟母亲商量把那些没有用的物品送给闰土，他还惦望着炉膛里的秸秆灰作田里的肥料。然而，在离乡途中的船上从老母亲那里得知，杨二嫂看见灰堆里藏着茶碗器皿，认定闰土是小偷。“我”暗自感慨：“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在创作《故乡》的同一时期，还重新翻译了在日本刊行的俄国文学文库本译作《契里珂夫选集》（关口弥作译，新潮社）中的短篇小说《田舍町》（鲁迅译作《省会》）。契里珂夫（Evgenii Nikolaevich Chirikov，1864—1932）是活跃在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时期的左翼作家，其作品在大正时代的日本也颇为流行。《田舍町》的梗概是，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回到了离别20年的故土，站在面目全非的市镇前，他回想起了少年时代和青春时光，并且见到了正在羁押肇事民众的已是精干的警察署新任副署长的学生时代的好友，心里感到极度的失望。《田舍町》与《故乡》的主要梗概有很多地方都非常相似，考虑到翻译和创作是在同一年展开的，可以认为鲁迅是在契里珂夫的《田舍町》的影响下创作了《故乡》的。但《故乡》并非一种单纯的翻版，它已经将契里珂夫式的对于青春时代的甜美怀旧予以了创造性的模仿和升华，使之成了探究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哲理化的作品。《故乡》后来也获得了文艺批评界的高度评价，收录该作品的刊行于1923年的鲁迅的第一部作品集《呐喊》成了民国时期的顶级畅销书，《故乡》还被各种中学国语教科书所选用。1920年代日本以之为蓝本而编选的汉语教科书也曾作为教材被采用。经1927年的初译，再为岩波文库《鲁迅选集》（1935）所收录，《故乡》在日本已经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品。1920年代初期，中国以言文一致为目标而创制的“国语”，借以现代文学为教材的国语课程而得以普及，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及武者小路实笃等著名作家对于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开始介绍作为同时代中国文学旗手的鲁迅。《契里珂夫选集》是在日本翻译出版的，鲁迅是向东京的书店订购而流传到北京的，并且鲁迅基于对《田舍町》的重译而创作了《故乡》，这篇《故乡》发表在杂志上，再被单行本和国语教科书收录而在中国流传，得悉其好评的日本作家及汉语教师们将其翻译并收录入语言学教科书而使之在日本流传开了，如此等等。鲁迅的那篇叫《故乡》的作品能得以出现在我们现代日本人的面前，其间正经历了一个连环相扣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程序。《故乡》在日本最早被收录入中学国语教科书中，是日本战败后恢复独立主权的1952年的翌年（教育出版，三年级用教科书）的事情。此后收录《故乡》的教科书持续增加，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以后，几乎所有教科书中都有所收录并一直沿用至今。它是既被当作外国文学，同时又被视为国民文学而被接纳的。
不过，在日本的国语课堂上，多数人都将闰土解释为是把茶碗和器皿藏匿在灰中的小偷，但在中国，极“左”时期灌输给学生的则是“罪犯不是闰土”的结论。随着日中关系的日益密切，基于两国民众对于《故乡》的广泛爱好，由时代和社会而生发出来的彼此有着微妙差异的解释很值得玩味。顺带说一句，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无论是文艺评论还是国语教科书，所显示的主要是对于“我”的心境的关注，也确实没有见到探究罪犯问题的言论。
阅读作品而受到感动之际，与作品和作者间的距离会被那种感动所消弭，以此来验证从过去到现在日本与中国、港台地区的读者们的感想和评判的异同——当自身的这种感动从东亚整体的时空中释放出来的时候，现代华语圈文学史也就被生成出来了。
倘回到《故乡》的例子上来，则可综览自《契里珂夫选集》日语译本在东京的刊行到后邓小平时代的国语教育法的整个境况。从鲁迅受到俄罗斯小说《田舍町》的启发而执笔创作《故乡》的1921年开始，到我们比如在中学国语教科书中读到《故乡》乃至后来的反复阅读，当我们围绕着日本和华语圈来考量有关《故乡》的阅读史的时候，所谓“阅读”行为就已经从个人独自的体验扩展成为东亚民众共享东亚现代经典的公共行为了。因此，研习现代华语圈文学史，可说是共同感受所谓“东亚”的第一步。第一章 清末民初（19世纪末期—1910年代中期）——租界城市上海的诞生与“帝都”东京的体验1．从上海县到租界城市、高杉晋作眼中的上海
●上海县的历史
上海的近代，是作为19世纪中叶由英国、美国、法国等建设起来的租界城市而开启的。自那时起，上海既成了从市场、工商业、出版、教育，到恋爱、家庭等方面接纳欧美资本主义诸种制度的欧化窗口，同时也成了中国建构其民族国家的中心城市。
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天下被归置为郡和县上下两级的行政区划，由皇帝直接支配，郡县制初步成形。汉武帝时虽曾设州以监察诸郡，但至6世纪的隋代，州郡整合而被改成州县两级的行政区划，至此，州县制才得以确立。
以行政机构为州县中心的州府、县衙所在的都市城郭，即是州城、县城。州、县的数量在明代各有约200和1400个，到中华民国时期，州虽被废止，县却保留了下来，现存的县及县级行政区域约有2000个。州府、县城“以作为都市的政治特性为第一要义”（爱宕元，1991），而处于州县这种政治化都市群落顶点的，则是皇帝所在的国都。
作为与中国东南沿海展开贸易的基地的上海，出现于唐代，元代初年的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独立为县，明代时为防止倭寇的入侵而构筑起城墙和壕沟，作为县城的格局也趋于完备。现在位于南市区被称为中华路和人民路的环形路，即是在1912年拆去城墙以后修造起来的。进入清代以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在设立宁波的浙海关等三所海关的同时，上海也设置了江海关，随着在国内交通运输方面地位的提升，上海成了江南的中心商业城市之一。
●鸦片战争与上海开埠
鸦片战争（1840年）后缔结《南京条约》（1842年）的结果，清王朝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上海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一起被确定为开埠港口。即令是在沿海的这五个港口中，上海也由于地处中国关键交通地段长江入海口的咽喉位置上，背靠三角洲冲击地带辽阔富庶生产力发达的江南，加之水陆交错连接的中小型城市群及稠密的居住人口，仅仅数十年里，就从中国的中心城市迅速成长为世界化的大都会。1846年以降，英、美、法三国开始陆续在上海建立租界，1863年，英美两国的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通译公共租界），到1914年为止，租界面积已扩张至32平方公里。
在历经甲午战争（1894年）后日本的入侵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崛起之后，上海成长为东亚首要的国际性都市，人口也从1930年的314万（其中欧美人3万，日本人2万），增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550万（其中租界人口250万，与之面积大体相当的东京杉并区2011年的现有人口约为53万）。顺带说明的是，租界初建之后（1852年）上海县的总人口是54万，20世纪之初的旧城人口只有20万。
中国称设置在海港的税关为海关。清王朝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解除海禁，并设立了广州等海关，负责管理中国人的沿海贸易及外国人的朝贡贸易，关税征收由被称为“公行”的官方特许的贸易商负责承担。鸦片战争以后，开放的五个港口分别设立了洋海关，太平天国起事后，英、美、法三国在上海海关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根据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洋海关开始由外国人负责管理。此种由驻京外国总税务司和各海关外国税务司负责管理的海关税收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作为公共租界行政部门的上海市董事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及其执行机构工部局设置于1854年。公共租界的重大决策事务由高额纳税人组成的纳税人大会决定，董事会的董事由高额纳税人选举产生。可以说，上海就是个大商人支配下的都会小国。工部局沿袭的是传自隋代的“工部”（专司营缮、土木工事的机构）之名，最初主要负责道路等土木建筑之类的事务，但不久即发展成了拥有市政总务局、财政局、警察局等完备机构的最大的市政机关。法国租界还于1862年设立了公共董事会，发挥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职能。
●阔步新兴上海的年轻武士
运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顺着沿黄浦江向南北延伸的英法租界的分界线流淌。从1862年的6月到7月间，这里每天都会出现一位绾发系刀气宇轩昂的年轻日本武士。他就是在洋泾浜的旅店宏记洋行寄宿的高杉晋作（1839—1867）。晋作是拥有200石俸禄的大家族长州藩士高杉家的独生子，五年前进入其修习的藩校明伦馆时，拜入吉田松阴主持的松下村塾门下而崭露头角，松阴曾以“识见气度为常人所不及，必成人所拥戴的高士之辈”相嘉许。20岁入江户昌平坂学问所游学，返回长州后入军舰训练所，随即于次年被提拔为继任藩主毛利元德的侍从。
这位长州藩的青年才俊是最早造访上海的日本人之一，他接受藩命登上了幕府为贸易和收集情报而派出的千岁丸号。千岁丸号在长崎搜罗了干鲍鱼、红鳍之类的商品，于5月27日朝上海驶去，五天后终于跨过东海的波涛抵达了长江河口。晋作在日记中兴奋地记下了6月2日随河道蒸汽船的牵引进入黄浦江西岸上海港时的印象：此“支那”第一繁盛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
碇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
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樯花林森”描画了帆桅林立的景况，“诸邦商馆粉壁千尺”则是说欧美诸国所建办公大厦的白色粉墙绵延无尽。初瞥外域，始步洋街，晋作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
欧美的势力最初在上海所建设的是海运行业，主要从本国及其所属殖民地运进鸦片，并向中国各地运送工业制品。晋作目睹的欧洲各国的商船会馆，均为将鸦片贩至长江上游的中国内陆，又从江南一带购回茶叶绢丝而聚集上海的。那时运送茶叶的快艇称作“tea-clipper”，上海至伦敦最快只需九十多天。
1858年，美国迫使清政府将横贯中国中部的大动脉长江默认为海运，三年后在上海至武汉之间开辟了一千公里的航道，海运行业后来在上海得以迅猛地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造船业的兴起及后续的银行的进驻，等等。19世纪60年代，是依赖外国资本的上海近代产业的诞生期。工业也紧随其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从中法战争（1884—1885）到甲午战争（1894年）的十年间，上海新增了以纺织、缫丝等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各种近代企业六十多种。此外，1888年，由三井物产经营的机械棉纺厂等业已建成，日本企业开始进驻上海。商业的发达也令人瞠目，1908年，上海全市已经拥有了7381户各式商铺。
●民族资本的急起直追
近代工商业在上海的诞生与迅猛发展刺激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清政府大员李鸿章规划设立近代化的兵工厂，1862年，以上海洋炮局的创立为先导的江南制造局（1865年设立）及其附属的火药、钢铁、水雷工厂等陆续开工，到1890年，该局已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需生产基地。
1885年以后，民族资本在造船行业也得以立足，具有相对规模的海运公司“大达水运公司”于1904年成立，到1911年，民族资本在上海设立的海运公司已达十多家，且已拥有了517艘船舶。而中国人自行经营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开业了。2．报刊业的出现与近代学校体制
●访问传教士慕维廉
高杉晋作滞留上海的两个月间行色匆匆，一面结交欧美和中国的各界人士，一面购进书籍、报刊、地图及手枪（pistol）等，他甚至造访了英军的炮台参观了新式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大炮。7月16日，晋作从租界的寄住地出发，朝着上海县城西门外的旧街市走去。
这一天，晋作拜访的对象是活跃在上海旧县城里的基督教传教士慕维廉（Muirhead，慕维廉为其中文名，1822—1900）。慕维廉是1847年从伦敦教会派往上海的英国教会的传教士，在上海持续传教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晋作在长崎候船待航时开始刻苦学习英语，还曾(1)写下“从是学西方字初，誓心读汉禁和书”的诗句。不过，在慕维廉的教会买的不是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而是该社出版的汉语报纸《上海新报》。此报创刊于一年前，是1860年代常见的最宜阅读的汉语报刊。在长州期盼晋作归来勤王的志士们，不必借助汉语辞典的指引也能流利地阅读，无异于本土出版。
●报刊业的诞生
靠着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近代产业迅速成长的同时，报刊出版业开始崛起。契机则是出于随外国资本一起流入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编辑活动，譬如与慕维廉一同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亚历山大·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即于1857年在上海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六合丛谈》和《中外杂志》（1862年创刊）等对于中国境况、国际形势，及化学、工学等自然科学，包括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之类给予了介绍。这些杂志由王韬（1828—1897）等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笔协助，江户幕府还以古汉语原文加以标点翻印出版的方式将这些杂志输入到了日本。
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等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报社申报馆，接着，由于不满申报馆评论的不公之辞，容闳（1828—1912）于1874年利用民族资本创办了《汇报》。《申报》发行量在创刊之初有600份，到1919年已达3万份。1909年，《申报》由席裕福并购开始归中国人经营。
1870年代，石版画（lithograph，18世纪末由德国人发明并在19世纪将版状大理石广泛应用于绘画的复制和石刻的印刷技术）以“石印”之名登陆上海，申报馆附送的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于1884年正式创刊。
中国江南地区的书籍印制业一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大量书商转移到了上海，出版业的中心也因此移到上海，1880年代，上海的书店多达五六十间。加之石刻印刷所的增加，上海一跃成了中国印刷业的主要基地。而随着纸张需求压力的日渐倍增，造纸工厂也趋于勃兴，伦章造纸局等在1891年开工生产。
作为近代都市的上海的成熟促进了报刊出版业的诞生，而租界都市的报刊所承担的则是对于中国革新的言说。
●洋学堂的出现
外国资本进驻上海之际，负责翻译协作事务的中国人被称为买办。早期的买办多数都是广东人，鸦片战争后上海一成立租界，他们就跟着外国商人从广州来到了上海。1685年，清政府准许海外贸易，在广州设置了粤海关，由于贸易商组成的所谓“工行”组织垄断了外国贸易，买办传统在广州得以培植。开埠之初，买办的另一个来源是旧式商人，其中以经营绢丝茶叶的商人为主。
1860年代以后，买办的数量随产业化一同扩大，出身江西、浙江两省本地的人成为主流。与此同时，买办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及去过欧美的留学生也加入了买办的行列。这些买办中间，有蓄积巨额资本者投资清政府的官营企业而部分拥有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更有投资民族资本企业转而成为民族资本家的人。培养这类新兴买办的则是被称作洋学堂的由外国人经营的西式学校。
洋学堂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以教会主持的小学为中心的第一个时期（1839—1873）和大量创办教会中学的第二个时期（1874—1900）。第一个时期的学生主要是贫穷的中国信徒的子弟及孤儿，出于传教的目的，在免除学费之外，还给予他们膳宿费用的补贴。第二个时期，中学招收学生的对象已转变为新兴买办及资本家的子弟，且收取高额的学费。殖民者在华企业的日趋增加需要大量的专业职员，再加上洋务派企业的创办也需要必备的人才，培养高级技术官僚（technocrat）的格致书院和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1905年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之类的教会大学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在第二个时期，中国的开明绅士和上层资产阶级的一些人也伺机创办了新式学校。1878年，张焕纶创设正蒙书院，开设的科目有国文、地理、经史、时务、物理、数学和诗歌等，1882年更名为梅溪学堂之时又增设了英语科和法语科，同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896年，李鸿章幕下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创办了名为南洋公学的大学，三年后（燮昌）火柴厂的资本家叶澄衷创立了澄衷学堂。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上海的资产阶级开设新式学堂的劲头越发地日趋高涨。
●上海的欧化与近代文学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对租界都市上海的历史有过如下的概括：帝国主义通过暴力和强权在上海设立租界，并在租界内
创办近代企业，开辟远洋和内河航运，建立文化教育机构，
进行市政建设，这一切都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但在这一过
程中确实也发生了另外一些变化：就在这同一块土地上，产
生了应用西方先进技术进行生产的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中
国人自己办的新式的学校和新闻出版事业，造成了中国的民(2)
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新型的知识分子。
欧美殖民主义势力在上海的近代化工商业及文化系统方面的建设，中国人并不只是羡慕。中国方面也会敏锐地应对，将欧美势力携带过来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以此向欧化的道路迈进，并且向欧美势力发起挑战。有了这样的基础，现代文学在上海才开始有了萌芽。3．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夏目漱石所看到的上海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蜂起（1851—1864）为清王朝带来了危机。彼时所崇尚的是冯桂芬（1809—1874）等人的中体西用论，即所谓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体（根本）而以西洋现代学术为用（应用）的思想。大官僚李鸿章等人据此组建了西式海军，开始扶植以军备为先导的各种近代产业，现代化的学校制度得以完备。但随着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相继败北，南洋和北洋海军惨遭重创，借洋务运动重整朝纲已属无望。
危难之时登场的是变法运动。相当于冯桂芬孙子辈的年轻的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人，借鉴彼得大帝（Peter I，1672—1725）的俄罗斯现代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提出大清王朝也需引进西欧的社会体制施行君主立宪制。他们在汉儒显学公羊学派和今文经学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欧的现代思想，特别是进化论和佛教思想，据此建构起了所谓大同论的政治理念。
1895年，康有为入京会试，召集起从全国各地聚结到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考生（举人）1200多名，两度联名上书，阐发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实施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所谓公车是指会试的考生而言）。1897年，第五次的上书为光绪皇帝所认可，翌年即戊戌年开始策划以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为先导，并着手筹备设立培养新式人才的京师大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的重大制度改革。但以西太后（光绪为其侄甥）为中心的保守派发动了政变（coup d'état）（戊戌政变），新政百余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直至1911年去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
●革命派的登场
保守派紧接着就遭遇了义和团事件。与义和团联手向列强宣战吃了败仗（1900年），西太后这才沿袭变法派的方案开始施行新政。这个时期，接续变法派登场的，是旨在推翻大清王朝以建立共和的民族国家的更加激进的革命派。清王朝的崩溃已是旦夕之事了。
在动荡的清末，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1867—1916）所搭乘的德国的普鲁士号（Preussen）于1900年9月13日停靠在了上海港。漱石在日记中记下了从吴淞口外港换乘小船登陆上海时的印象：“蒸汽小轮逆浊流两小时抵沪，满目皆中国车夫。家屋宏壮，横滨比之一抔耳……所见南京镇（疑为南京路之误）之繁华，甚为稀有。”
漱石到了伦敦还在惦记着中国的前途，1901年4月，他在给好友正冈子规寄发的所谓“伦敦消息”的留学报告中写道：“余依通例浏览《旗帜》（Standard）报……概自中国事件处读起。”“中国受天子蒙尘之辱，确乎。”内中反复提到了“中国”。从那以后，密切关注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还成了漱石创作中最为重大的主题。
变法运动的突出之处，大抵就在以组织政党为目的的办报活动积极利用了上海近代媒介这一点上。譬如，梁启超于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时务报》旬刊每期都有20页，登载各式评论、国内外消息及国外新闻的译件，到因戊戌政变停刊为止刊行了69期，创刊时的发行量有4000份，一年后即达17000份，创造了国内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而被称为“杂志之王”。4．“新小说”的出现与日本留学热
●“觉世之文”的启蒙话语
保皇派的年轻领袖梁启超经戊戌政变后，于1898年亡命日本期间也并未蛰伏，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1902年更名为《新民丛报》，宣传君主立宪，对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危机发出了警示。年仅17岁即闯过重重科举难关中了举人，且能亲临京试会考的梁启超，是一位有着丰厚古典素养的典型的士大夫。但因为投身变法运动，他的文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代中国学者夏晓虹认为，相对于古典的“传世之文”而言，梁启超选择了“觉世之文”。所谓“觉世之文”，即是指“流畅锐达、条理明晰，标准的”文章。在“近代报刊业兴起”的背景下，“载于报刊功效最著”。换言之，就是立足于市场规律的现代市民社会的语言。在已经迈步走向现代化即欧化道路的梁启超那里，就集中体现在“如何把国家观念灌输到中国人的头脑中”的启蒙话语上（夏晓虹，1991）。
●明治日本的政治小说
重视启蒙效用的梁启超所面对的，是急速走向欧化的明治时代的日本及其报刊出版界。日本在1880年代，随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一同出现的，是政治小说的繁荣，在梁启超眼里，两者的关系无疑是最好的摹本。他自己不仅在1898—1899年翻译了《佳人奇遇》（东海散人作，1885—1897年刊行）、《经国美谈》（矢野龙溪作，1883—1884年刊行）等以倡导政治小说，其后还亲自着手创作。梁氏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连载其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顺带说明的是，他所办杂志的命名直接移用了日本在1889年和1896年两次创刊的同名杂志的名称，他的小说的题名也是《新日本》和《二十三年未来记》等明治政治小说书名的合称。
在中国，“小说”这个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编订的《庄子·外物篇》。但长期以来，小说一直被视为闲暇读物，正统的文章则是指诗、文（文言、雅语）。而到了清末，人们开始从改良和革命这种社会政治的功用的角度来评价小说，甚至到了像梁启超这类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执笔翻译和创作小说的地步。《新民丛报》的发行量直追《时务报》号称达到了14000份，《新小说》的发行量恐怕也接近于这个数值。可以想见，与日本和南洋的华侨一同购读的还有以上海为首的天津、汉口、香港等中国各地的租界城市及殖民地城市的有产阶层。
●小说杂志的创刊热
横滨《新小说》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本土空前的小说热潮。从1902年到1917年的15年间，仅以《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等直接以“小说”名目（title）创刊的杂志即有27种之多。其中，除了6种在横滨、香港、广州和汉口发行外，其他21种都在上海发行。小说热潮中，不只有《新中国未来记》那样的政治小说出现在杂志报纸上，报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同为报人的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实业家刘鹗的《老残游记》，翻译家曾朴的《孽海花》等被称为“谴责小说”的社会小说、暴露小说也很有影响。上述除《文明小史》外的四种小说一般统称“清末四大小说”。这类小说还有单行本出版，备受欢迎的《孽海花》就曾再版6～7次印数达2万册。要说起来，在日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从1905年到1907年分上、中、下三部出版单行本时，其初版印数也不过1000～1500册。
●上海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欧美及日本小说的翻译也盛行起来，从莎士比亚、狄更斯到德富芦花均有引介。林纾就是将通晓外语的助手的口述翻译为汉语古文而成了著名的翻译家的，代表作有小仲马（Alexandre Dumasfils，1824—1895）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侦探小说的翻译也很流行，1894年在伦敦刊行的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回忆》，两年后即被《时务报》译载，中国接受福尔摩斯比日本要早七年。作为现代化的都市，那时的上海比东京、大阪成熟得要早得多。鲁迅在南京游学及东京留学期间也非常爱读福尔摩斯。
据樽本照雄的研究，清末从1840年到1911年在杂志上刊载及单行本发行的小说，相对于1237部创作而言，翻译作品即有1135部。而且仅在1901年到1911年发行的单行本中，翻译就占了64％。此种偏重翻译的势头在民国初年（1912—1920）更是急起直追，占到了77％（樽本，1992）。
毋庸置疑，在近代出版业勃兴的背景下，清末小说不仅在出版形式、发行数量、作者及作品的社会地位上与传统白话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两者在表达上也存在巨大的断裂。当代中国学者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一书中认为，从戊戌政变到1920年代，小说的叙事模式或者说语言风格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上实现了重大的转换。据此而论，传统小说的叙事时间是依自然时间的流动而顺延叙述的，叙事角度为全知全能的视角，叙事结构以情节为中心来加以构建。相对来说，20世纪之初的20年间，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之下，顺叙之中已加入了倒叙（时间顺序的颠倒）、插叙（不同时空的交错）等多重叙事方式，全知视角中也增加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及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的趋向也加入了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和以环境背景为主等的因素而形成了多元形态的叙事结构。唯有像清末小说这样的变化才可称得是言论史上的天翻地覆般的变革的开端。
●日本留学热
近代中国的海外留学始于1847年容闳等人的留美。根据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的建议，清政府在1872年到1876年间派遣了120名留美幼童，同时还向欧洲派遣了学习陆军海军的留学生。但在1880年代，所有的一切全都被停了下来，之后的近20年，派遣留学的事务再未得到重视。
为培养现代化的人才而重新提倡海外留学已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了，而且优先派遣地也从欧美转向了日本。其主要倡导者是变法派和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1896年有13名官费留学生被送出。在历经戊戌政变的政治倒退以后，自1901年以降，清政府比之以往更加积极地开始推行留学日本的政策。留日学生在1902年有400～500人，1904年有1300多人，日俄战争及中国废除科举（1905年）之后则猛增到8000人。虽然在辛亥革命之际留学生人数锐减至1400名，但此后每年都在2000～3000人的层次上浮动。即使在九一八事变（1931年）及上海事变（1932年）后再次减少到1400人，却仍在1935年（昭和十年）迎来了8000人的第二次高峰。
●嘉纳治五郎的弘文学院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之时，其教育主要依赖于日本政府。在日本，嘉纳治五郎（1860—1938）担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即曾借用民宅开办塾学，教授日语及数学、理科、体操等科目。不久，随着留学生的急增，该塾学于1902年发展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专门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同年留学的鲁迅即在弘文学院学习过两年。法政大学的速成班及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部等都培养过大量的人才，下田歌子（1854—1936）也曾以开办女子留学生教育的实习女校而闻名。
上海是清末日本留学运动的“最大集散地”，严安生曾评价说，为了留学，“来自内地的农村秀才们”“拼命地挤进上海”，虽然被上海的外国人旺盛的活动能量所压制，但在“各种政治言论及政治活动集散地”的上海，他们也变身为改良派或革命派。从逼迫而来的欧美及日本等现代国家那里贪婪地攫取现代化的产业制度和精神气质，这就是中国的欧化——所谓日本留学运动，即是中国本土的士大夫阶层走上了自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买办势力所开辟的现代化之路。上海不单是留学日本的出发港，更是留学制度的起源地。
严安生还考察了士大夫阶层热心留学的根由，“末世封建社会的没落，或者说滑坡”引发了“天下国家亡国灭种的极度危机感和关乎多数出身封建旧式家庭的留学生们之生存根基的大问题”。这就是清末社会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所造成的士大夫阶层的所谓身份认同的危机吧？
●年轻“帝都”生发出来的文学新体制
横滨至新桥间由铁路连接起来是明治维新不久后的1872年的事情，1889年新桥至神户间的600公里铁路开通。以往徒步从东京到大阪需要两周的时间，开通铁路以后预计到达的时间缩短到了22个小时。鲁迅抵达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铁路运营的总里程已达到约8000公里。同年中国的铁路运营总里程还不过 4530公里，到1910年才达到了8000公里的水平。也是在1903年，已由铁路与日本全国连接起来了的东京市内开始运营电车了。
1872年，全国各县府所在地之间是靠邮政线路来维系的，伴随着铁路网的发展，邮政运输实现了高速化。1873年，东京至长崎的电信线路开通以后，上海和长崎间也有了海底电缆的连接，东京与伦敦间也有了直接的电信往来。1890年，东京和横滨市内以及两市之间开始有了电话交换业务。作为欧洲产业革命最后成果的通讯革新，却成了日本产业革命开始的先导。
1909年，东京的《报知》和《万朝报》两种报纸一天的发行量就分别达到了30万份和20份，全国小学的入学率已达98％。随媒体和教育制度的发展一同兴起的新的读者群促进了书籍店面代销业务的完备，全国规模的读书市场业已形成。明治时期的日本，基于交通、电信、教育制度及铅字媒体的革命性发展，时间和空间上已明显趋于一体化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即可往复于全国的读书市场。而在另一边的中国，据1914年的调查，北京的报纸发行量仅有数千，即使上海的《新闻报》也不过2万，其入学率在1919年更是低迷到了11％。
20世纪初期的日本，依靠着交通及电信的革命性进步，时空明显被同一化，信息转瞬即可传遍全国。而且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也依托教育制度及铅字媒体的急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盛况。处在新兴“帝国”中心位置上的东京因此成了年轻的“帝都”。
●职业作家的诞生
根据永嶺嶺重敏的研究，全国范围内拥有“新的阅读观念”和“新的读书习惯”的读者群的出现，以及自明治二十年（1887年）前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全国性书籍代购点及邮政制度的发达，促成了全国规模的读书市场的形成。顺应市场而出版新作的作者和出版商，与已经不再“无条件地尊崇著作”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出版物以消费”的读者一起，共同组成了显示为“作家—出版者—读者”关系的读书市场。
此等铅字媒体的活跃景况，在甲午战争（1894年）后的东京，激发了那种“在户籍调查的职业栏被称为‘著作人’、‘小说家’”的职业作家的诞生。“这里的作家是以‘社会的新兴分子’而被认可的”。190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夏目漱石毅然辞去教授职位进入朝日新闻社选择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即可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像鲁迅在1927年辞去了教育部高官及大学教授的职位成为职业作家那样，新文学的作家成为独立的职业，在中国已是192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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