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曦,骈宇骞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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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试读：

前言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吴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吴王求情，也难逃斩杀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显示了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阖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子、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会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

计篇

作战篇

谋攻篇

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

形篇

势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变篇

九地篇

用间篇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

行军篇

地形篇

本书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杨丙安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条目分合因体例要求略有变化，个别文字与银雀山汉简本等有所不同而影响到文本内容把握的（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汉简本作“合”），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孙子兵法》的浅见之外，也尽量充分地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引用的书籍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5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苏桂亮主编的《新编十一家注辑本》（《孙子兵学大典》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九如主编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义》（海潮出版社，1990年版）；杨善群的《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克的《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钮先钟的《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零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黄朴民的《〈孙子兵法〉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于泽民的《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典战略今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的《名家讲解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星选编的《孙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的“题解”部分，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先生的审阅，感激之情，必当久久留存。

陈曦2015年10月计篇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曹操解释“计”的内涵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可知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

本篇一开头便有摄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俞樾《诸子平议补录》认为孙子先言“道”，后言“天”、“地”，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符合前人“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研究，《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而《孙子》此处的“道”，其内涵则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当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后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法说清《孙》、《老》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孙子兵法》此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1］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2］也。【注释】

［1］兵者，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管子·霸言》曰：“明王……所重者，政与军。”兵，本指兵器，此处指军事、军事学。李零说：“我统计过，《孙子》有71个‘兵’字，‘兵’当‘武器’讲，一条没有，绝大多数都应翻成‘军队’或‘军力’，只有少数几条，比如下文的‘兵者，诡道也’，还有后面的‘兵闻拙速’、‘兵以诈立’，‘兵’字应指‘军事’或‘军事学’。”

［2］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谓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皆系于军事学领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赵本学曰：“宗庙社稷所系，故为大事。此首篇以计为始，孙子开卷辄致丁宁者，盖欲其为君与将者不可不臧其谋也。”地，地区，地域，此处指思想领域。或将“死生之地”解释为死地与生地，或将“地”解释为“处所”、“空间”等。道，主张，思想，此处与“地”互文见义，亦指思想领域。或解释为“途径”、“政治”等。察，细看，考察，研究。【译文】

孙子说：军事学研究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关乎百姓死活、国家存亡的一个思想领域，不能不深入考察。［1］［2］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3］［4］［5］［6］，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7］［8］，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9］［10］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11］［12］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13］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14］［15］［16］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17］［18］［19］［20］？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1］。【注释】

［1］故经之以五事，校(jiào)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故，连词，用在句首，表示转入下一层论题，不译。经，度量，衡量，研究。五事，指下文提到的“道”、“天”、“地”、“将”、“法”等五大要素。校，比较。汉简本作“效”，效验核对。计，计算。一说指下面提到的“主孰有道”等“七计”。索，求索。

［2］一曰道：指军事战略的政治基础。郭化若说：“《孙子》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这与和他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虽不明确，但已初步提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拼死作战而不敢违抗。”吴九龙说：“孙子与老子各言其‘道’，含义似不尽相同。从下文看，此处孙子所言‘道’与《商君书·战法》‘战法必本于政胜’意近。”钮先钟说：“这个‘道’字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议，甚至于有人认为孙子在思想上曾受道家的影响。事实上，‘道’字在此处的意义，孙子已作明确的界定。‘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正是孔子论政时所说的‘民信之矣’。政府（上）能令其人民对其政策或行动表示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道。用现代术语来说，‘道’就是战略的国内基础（domestic foundation），意即为其政治基础。”

［3］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天，天时。

［4］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地，地利。

［5］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将，将领。

［6］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顺逆，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法，指军法。

［7］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赵本学曰：“言使其民体君之意，从君之命，与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则为有道之君也。或曰圣贤用兵之所持，亦不外此，孙子之言盖与之吻合。愚谓道有王、霸之异，其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其曰：省刑罚，薄税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此王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亲上，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与之生死，何畏之有？其曰：仁言以入民心，私惠以悦民意，厚战士之家，急有功之赏，哀死而问伤，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欢虞喜悦，趋事敌忾。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亦与之同生死而不畏危也。孙子诡谲之学，其所谓道，盖兼王、霸而已矣。”上，指国君。意，意愿，意志。

［8］而不畏危：汉简本作“民弗诡也”，意谓百姓不违反君主的旨意。畏，当为衍文。危，通“诡”，意即违反，曹操训为“疑”。俞樾《诸子平议》卷三曰：“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

［9］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方克说：“孙子也讲到‘天’的作用。但是他所说的‘天’，是指天时，‘阴阳、寒暑、时制’（《计篇》），也就是昼夜、阴晴、寒暑和季节的变化，是讲的自然的‘天’，而不是人格神的‘天’。孙子也讲‘神’，但指的是人们依据客观形势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起的神妙作用，‘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根本不是讲的鬼神迷信。”李泽厚说：“我以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社会的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项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观‘谁吃掉谁’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使它不同于希腊的辩证法论辩术，而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泽厚所论先秦兵家，其主要代表即《孙子兵法》。阴阳，指昼夜、阴晴等不断更迭的自然现象。古代兵家有“兵阴阳”一派，《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概括其特征道：“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然而《孙子兵法》秉持实用理性态度，反对迷信鬼神，故而有别于“兵阴阳”理论。寒暑，指气温冷暖变化。时制，指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的自然现象。

［10］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汉简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远近，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险易，指战场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狭，指战场地形的开阔与狭窄。死生，指地形上的死地与活地，活地指有利于攻守进退的地形，死地则与之相反。本书《九地篇》对“死地”明确界定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

［11］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指将领应具备的五方面的素质，即：智慧、威信、仁德、勇敢和严格。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钱基博曰：“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当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生轻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克劳塞维茨）五者（智、勇、果敢、热情、识力）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指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则非参诸他篇不晓。”钮先钟说：“这五个字的意义是众所周知，不必作太多的解释，但这五个字的顺序却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个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的掌控，这样遂自然感到一切都有把握，而没有任何疑虑。如果毫无疑虑则也就自无忧虑之必要。所以，照逻辑来说，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而鲜有不败亡者。韩信对于项羽的评论即为最恰当的例证。”

［12］曲制、官道、主用：梅尧臣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曲制，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官道，指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制度。主用，指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制度。

［13］“凡此五者”四句：张预曰：“已上五事，人人同闻；但深晓变极之理则胜，不然则败。”闻，听说，一般了解。知，深刻认识，深入研究。

［14］主孰有道：杜牧曰：“孰，谁也。言我与敌人之主，谁能远佞亲贤，任人不疑也。”。张预曰：“先校两国之君，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阴料项王仁勇过高祖而不赏有功，为妇人之仁，亦是也。”

［15］将孰有能：张预曰：“察彼我之将，谁有智、信、仁、勇、严之能，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赵本学曰：“智足以料敌，信足以令众，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严足以肃政。五者俱全，是谓有能之将。或偏暗拘碍，动失事机，而短于智；或浅躁无常，号令反复，而短于信；或残刻暴路，不得人心，而短于仁；或柔懦畏怯，进退犹豫，而短于勇；或骄纵怠惰，政事废弛，而短于严。五者有一，皆为无能之将。以有能而当无能，则如孙膑之算庞涓，孔明之取孟获，有胜而无败也。以无能而当有能，则如龙苴之遭韩信，赵括之遇白起，有败而无胜也。然则三军胜败之大机，又岂有不在主将一人之身乎？”

［16］天地孰得：张预曰：“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吴，慕容超不据大岘，则失天时、地利者也。”

［17］法令孰行：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便，人听而从？”

［18］兵众孰强：张预曰：“车坚、马良、士勇、兵利，闻鼓而喜，闻金而怒，谁者为然？”兵众，指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或指军队、士卒。

［19］士卒孰练：杜牧曰：“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也。”练，训练有素。

［20］赏罚孰明：杜佑曰：“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故王子曰：‘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明，严明。

［21］“将听吾计”六句：一般认为这几句话的主语是吴王，如陈皞曰：“孙武以书干阖闾曰：‘听用吾计策，必能胜敌，我当留之不去；不听吾计策，必当负败，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动阖闾，庶必见用。故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其时，阖闾行军用师，多自为将，故不言‘主’而言‘将’也。”张预曰：“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李零却认为主语不应是吴王：“这两句话的主语是谁，值得讨论。前人多以此二句为孙子求用于吴王之辞，谓吴王用其计则留，不用其计则去，主语是吴王。我们则认为主语应是说话人（即定计者）的对象，即执行‘计’的人。不然这两句话就成了要挟之辞。”本书取此义。将，表假设的连词；或解释为吴国君主阖闾；或解释为裨将。计，指前文所谓“五事七计”。用之，用兵。“之”为语气助词，无意义。留，留用。去，离开。【译文】

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去研究战前形势，一一比较各项战争要素，认真探索敌我双方的胜负概率：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百姓与国君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这样民众就可以与国君同生共死，不违背国君的任何旨意；天，是指昼夜、阴晴、寒暑、四时等气候、季节方面的自然现象。地，是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地形的险阻、平坦、开阔与狭窄，以及作战区域是否有利于攻守进退。将，是指将领应具备的智慧、威信、仁德、勇敢、严格等五种素质。法，分别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以及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军法制度。以上这五个战略要素，没有哪一个将帅没有听说过，然而只有深入研究这些要素才能取胜，不深入研究这些要素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要素，探索彼此胜负的概率，要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哪一方的君主能处理好君、民关系，赢得了民心？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掌握了天时地利？哪一方能贯彻执行军法条规？哪一方装备优越、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比较就能预测孰胜孰负。如果带兵者听从我的分析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取胜，我就可以留用他；如果不听从我的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失败，我就不用他。［1］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2］［3］［4］［5］。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6］［7］［8］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9］［10］［11］［12］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13］［14］［15］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16］不可先传也。【注释】

［1］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意谓有利的战略决策被采纳以后，接下来就要调动部队，造成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作战。《管子·七法》：“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张预曰：“孙子又谓：吾所计之利若已听从，则我当复为兵势，以佐助其事于外。盖兵之常法，即可明言于人，兵之利势，须因敌而为。”朱军说：“凡作战，趋利避害是总原则。根据‘五事’、‘七计’进行了计算、比较，已经做出决心，制定了适当计划，这些都是司令机关内部的事。但实现计划就要调动、部署部队，这就是‘为之势’。这个势就是从外部实现作战计划。”计利以听，所规划的对己方有利的战略决策已经被采纳。以，通“已”，已经。听，从，采纳。势，态势。其内涵参见本书《势篇》。佐，辅助。外，指在国外的用兵。

［2］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谓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这两句并不是对“势”下定义，而是强调如何造“势”。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势，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张预曰：“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朱军说：“假设‘七计’是计算的基本静态情况，那么‘因利而制权’就是在动态中因求有利而机动部署兵力。”制，顺从，顺应。《淮南子·氾论训》：“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或解释为制订、采取。变，权变。

［3］兵者，诡道也：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张预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赵本学曰：“此以下诡道十二事，是举计外之势，因利而行之术也。”黄朴民说：“‘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敌，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对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期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的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唐亦男在《孙子与老子书中‘道’这一概念之意义及运用》一文中说：“《孙子》称‘兵者，诡道也’，即是引申发挥‘微明’的道理，就老子书言，‘微明’是一种微妙深刻的智慧，是老子观察事物所发挥的一种原理，即欲达到某种目的，往往需要采取一种相反的手段，一种间接而迂回的方式，才能生效，即是一种工具手段，本身并无价值判断。而孙子却将其应用在战争上，并且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遂成为一种诡道诈术，但就战争言，反而是被肯定的高招奇术，唯有足智多谋的将领，才能灵活运用而达到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关于这部分，孙子书中发挥最多……战争史上用诈术制胜的例证很多，大多受《孙子》一书的启发。有人认为老子‘主道’实质上便不外一个‘装’字，而孙子兵法可谓独得‘装’字的心传。”诡，欺诈，多变。道，原则。

［4］故能而示之不能：李筌曰：“言己实用师，外示之怯也。汉将陈豨反，连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辈视之，皆言可击。复遣娄敬，报曰：‘匈奴不可击。’上问其故。对曰：‘夫两国相制，宜矜夸其长。今臣往，徒见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为不可击也。’高祖怒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众！’械娄敬于广武，以三十万众至白登。高祖为匈奴所围，七日乏食。此师外示之以怯之义也。”张预曰：“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李牧败匈奴、孙膑斩庞涓之类也。”能，能力。

［5］用而示之不用：意谓打算出兵打仗却装作无作战意图。吴如嵩说：“本来要打，故意装作不打。例如，公元219年，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吕蒙有所戒备，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了麻痹关羽，假称病重，孙权公开把他召回建业（今南京），并以‘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来接任，以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从江陵、公安调兵进攻樊城，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指挥吴军夺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很快攻取了荆州。”用，用兵，出兵。

［6］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朱军说：“远近可以表现在时间与距离两个方面。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前，美国当局已察觉日美难免一战，日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美军没料到日军开战来得那么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为隐藏登陆的真实方向，曾进行了一系列战役伪装，其中有一个伪装行动是，选派陆军中尉杰姆乔装蒙哥马利公开活动，并飞往直布罗陀转阿尔及尔，制造盟军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假象。”

［7］利而诱之：张预曰：“示以小利，诱而克之。若楚人伐绞，莫敖曰：‘绞小而轻，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于是绞人获楚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设伏兵于山下，而大败之是也。”

［8］乱而取之：意谓扰乱敌人，趁乱战胜它；也可解释为制造己方混乱的假象以迷惑、战胜敌人。李筌曰：“敌贪利，必乱也。秦王姚兴征秃发傉檀。(傉檀)悉驱部内牛羊，散放于野，纵秦人虏掠。秦人得利，既无行列，傉檀阴分十将，掩而击之，大败秦人，斩首七千余级，‘乱而取之’之义也。”张预曰：“诈为纷乱，诱而取之，若吴越相攻，吴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诱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争之，为吴所败是也。言敌乱而后取者非也。”

［9］实而备之：意谓敌人军力充实就严加防备它。曹操曰：“敌治实，须备之也。”李筌曰：“备敌之实。蜀将关羽欲围魏之樊城，惧吴将吕蒙袭其后，乃多留备兵守荆州。蒙阴知其旨，遂诈之以疾。羽乃撤去备兵，遂为蒙所取，而荆州没吴，则其义也。”实，军力充实。

［10］强而避之：梅尧臣曰：“彼强，则我当避其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又联系齐、鲁长勺之战说：“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11］怒而挠之：意谓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待他失去理智就乘弊打败他；也可解释成敌人士气旺盛，就要避其锋芒，待其衰懈。吴九龙说：“敌人士气旺盛，我当谨慎屈避其锋锐，待其气衰，再攻击之。曹操注‘待其衰懈也’，可谓深得其旨。《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与孙子语意近。”怒，指敌将偏激易怒；或以为当指敌人士气旺盛。挠，挑逗，激怒；或解释成“曲也”、“屈也”。

［12］卑而骄之：意谓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也可解释成敌人鄙视我方，则应使其更加骄傲。杜佑曰：“彼其举国兴师，怒而欲进，则当外示屈挠，以高其志；俟惰归，要而击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与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张预曰：“或卑辞厚赂，或羸师佯北，皆所以令其骄怠。吴子伐齐，越子率众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后果为越所灭。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乃为二队以伐之，遂灭庸。皆其义也。”

［13］佚而劳之：意谓我军休整充分，使敌人疲劳被动；也可解释为敌人原本休整充分，应想法使其疲惫。李筌曰：“敌佚而我劳之者，善功也。吴伐楚，公子光问计于伍子胥，子胥曰：‘可为三师以肄焉。我一师至，彼必尽众而出；彼出，我归，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然后三师以继之，必大克。’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矣。”佚，安闲，安逸，指军队休整充分。

［14］亲而离之：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杜牧曰：“言敌若上下相亲，则当以厚利啗而离间之。陈平言于汉王曰：‘今项王骨鲠之臣不过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间其君臣，彼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灭楚必矣。’汉王然之，出黄金四万斤与平，使之反间。项王果疑亚父，不急击下荥阳，汉王遁去。”按，从“能而示之不能”至此的十二句话，可称为《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吴如嵩指出：“（诡道十二法）核心是‘示形’二字，示形既包含示形也包含隐形，既包含佯动也包含调动。他虽然只说‘能而示之不能’，但是也隐含了‘不能而示之能’；他虽然只说‘用而示之不用’，但也隐含了‘不用而示之用’，这样的理解才全面。”

［1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戒备松弛、麻痹大意的敌人，是最好打击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是可以能动地制造出来的，方法就是‘诡道十二法’。”

［16］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曹操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胜，奥妙。传，讲明，传授。【译文】

有利的战略决策一经采纳，就要营造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军事行动。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军事领域应以诡诈多变为原则。所以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要出兵却装作不出兵；进攻的时间或距离近的，要表现出远，反之亦然；以小利诱惑敌人；扰乱敌人而趁乱战胜它；敌人实力强大就严加防备它；敌人兵强气锐就避开它；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敌人休整充分，就想法使其疲惫；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进攻敌人毫无准备之处，出击敌人毫无意料之地。这是军事家打败敌人的奥妙，无法事先讲明。［1］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2］［3］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

［4］见矣。【注释】

［1］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意谓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庙算，指国家高层的军事战略筹划。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以及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算，原作“筭”，也称“筹”，是古人的计算工具。古人在战前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以判断胜负。《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于泽民在《战略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兵法》一文中说：“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是《孙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论’的问世和第一个战略概念‘庙算’的提出。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得算多，意谓庙算时得到的胜算多。算，胜算，指取胜的条件多。

［2］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谓敌我双方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推论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

［3］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梅尧臣曰：“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张预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多算，指战略谋划周密，反之则为“少算”。算，此处指战前的战略筹划。况于，何况。

［4］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氏曰：“计有巧拙，成败系焉。”钱基博曰：“《孙子》书以《计篇》挈十三篇之纲，而究其所以为论者，曰计、曰势。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篇》，反复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旨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苟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见，同“现”。【译文】

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战略筹划不周密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呢！我们依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会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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