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起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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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文艺咖啡馆试读：
从《哈利·波特》说起
英国女作家 J. K. 罗琳（J. K. Rowling）写的《哈利·波特》，第一部出版于1997年6月，一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她一共写了七部。到2013年7月为止，这部丛书在全世界被译成73种文字，总发行量达到了4.5亿册，从而成为世界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书籍。大象屋咖啡馆
将之称为“巨著”，应该说不过分吧？然而，巨著是在一家小咖啡馆诞生的，它的名字叫“大象屋”（the elephant house），坐落在英国的爱丁堡市（Edinburgh)。大象屋临街一角
本书介绍的是巴黎的文艺咖啡馆，然而，笔者却想从“大象屋”说开去。这是因为，在欧洲，咖啡馆与文艺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而《哈利·波特》正是一个最新的、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中国历来有酒馆和茶楼，然而，没有听说哪一部文艺作品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这恐怕是因为人文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吧。《水浒传》里孙二娘开的那个店，集酒肆、饭馆和客栈于一身，卖的是人肉包子。这本书里还有那段著名的武松血溅鸳鸯楼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茶馆呀，酒肆呀，都是展示“武艺”的场所，而不是出“文艺”作品的地方。皇朝覆灭，民国建立，西风扑来。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出现了咖啡馆。但是，当时那儿是富人们和弄潮儿的聚会之处，很少听到文人泡咖啡馆的故事。别说胡适、鲁迅、林语堂这些人了，就连那个浪漫无比的徐志摩，也没有见过他光顾咖啡馆的文字记载。
欧洲的咖啡馆就不一样了，那里的人喜欢进咖啡馆。开始我想不明白：喝杯咖啡，在自己家里喝不是更方便吗？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好奇地询问了一位法国朋友。他对我说：“咖啡馆是朋友聚会的地方，在我们这里是不兴串门的，除非亲友请你去他家吃饭，否则，是不可能随便到别人家里的。”
再后来，我学到了 privacy（隐私）这个单词。在中国，隐私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被提升至社会行为规范和法律的层面上。因此，隐私绝对是一个舶来的词汇。民国时的达官贵人住在大门紧闭的四合院或花园洋房里，隐私能够得到保护。小民们哪有隐私可言呢？三伏天，热得跑到街上来睡觉，还隐个啥子私呢？在西方，普通百姓也是能讲隐私的。所以，他们碰个头，见个面，总得有个地方，这就是咖啡馆。大象屋内景
欧洲的咖啡馆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场所，如同一间会议室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有点像一个温馨的家。
我的已故的法国朋友罗朗 （Laurent Ballouhey）曾经告诉我，他上大学的时候，晚上都是在咖啡馆做作业的，因为那里暖和。叫上一杯咖啡，就干起活来。他自己也知道，位子占用得很久是不合适的，所以，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再点一杯。有时候，精神非常集中，忘了点，侍者会走过来问：“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这时，他便连忙说：“好，好，再来一杯咖啡吧！”在咖啡馆里，最便宜的饮料是一杯普通的咖啡。
他的这个经历，简直和《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的经历如出一辙。当年，她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幼儿，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她的廉租房，既无暖气，亦无空调，推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到咖啡馆来正是找到一个暖和舒适的地方。不但舒适，还可以拿出纸笔来书写点什么。进得大象屋，她总是找一个角落坐下，若有所思。其实呢，不是“若有所思”，而是“确有所思”。她是在构思她的《哈利·波特》呢。侍者走过来，问她需要点什么，她便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也有什么都不点的时候，这时，她会有点不安地看着侍者。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侍者也从来没有表现出鄙夷的眼神，而是优雅地退去。此时此刻，身体温暖的她恐怕也会感到内心的温暖吧？于是，“大象屋”成了她写书和照管孩子的第二个家。终于，她写成了《哈利·波特》。
现在，“大象屋”依然故我地运作着，只是临街的橱窗里加了一块牌子：《哈利·波特》诞生地。
咖啡馆的主人和侍者的表现，可以用三个字概括：有教养。要知道，在一个急功近利、锱铢必较的社会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教养的。
这样的教养，经年累月，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2013年记述了她试图在咖啡馆办公的体验。她写道：“我问收款机前的女士：‘你是否介意有人只点一杯咖啡却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她笑道：‘当然不。我喜欢人们这么做。这些人可以和我做伴。’”《哈利·波特》诞生地
以上说的略显枝蔓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咖啡馆是朋友聚会的场所，没错，但是，场所与场所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一般的场所，也有不一般的场所。文艺界中志同道合的人选择某一个咖啡馆聚会，久而久之，接待他们的咖啡馆就出了名，成了文学咖啡馆 （café littéraire）或艺术咖啡馆（café artistique）。前者是作家和学者的地盘，后者是画家和音乐家的园地。他们在这里喝咖啡，吃饭，伏案写作，讨论或辩论，碰撞出美丽的火花，辩到激烈处，跳到桌子上的情况也是有的。巴黎曾是文学和美术之都，文人和画家荟萃于此，可谓群星灿烂，盛极一时。
写到这里，必须加上一句话：在法国，不管是一般的咖啡馆还是文艺咖啡馆，都是顾客议政的地方。在某些店里，不是一般地议，而可能是激烈地议。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曾写道：“咖啡馆的柜台就是民众的议会厅。”很多政治、社会、文化思潮都是从咖啡馆走向社会的。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及，在此就不多说了。
今天，一些著名的文艺咖啡馆依然健在，却物是人非了。物是人非，人去而楼不空。它们仍然是巴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诚然，那里不再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但是，其社会功能是不可或缺的。除了朋友聚会之外，咖啡馆也是个接地气、躲孤单和个人散心休闲的地方。这些咖啡馆或者有巨大的玻璃窗，或者在人行道上支上遮阳棚，摆上桌椅，供顾客观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位谢顶的男士，在一杯咖啡面前，手持一份报纸，细细阅读。估计是来排解孤独的吧？排解孤独是不分中外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晚年时，午休后总是叫护士推他到台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感受生趣。
中国的一位作家，到了巴黎，要体验一下巴黎的市民生活，于是选择了泡咖啡馆。他在一家咖啡馆前的人行道上的椅子上坐定，东张西望，忽然发现了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前的人行道的客座上，有一位漂亮的女郎，安闲地坐在那里晒太阳。女郎看人群，作家看女郎，构成了一幅悠然的画面。
现在，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兴起了一股咖啡热。星巴克（Starbucks）、咖世家（Costa）、半岛、迪欧，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近两年来，洋快餐店如麦当劳和肯德基，也推出了现磨咖啡。中国人的味蕾是开放的，喜欢咖啡尽在情理之中。但是，眼下国内的咖啡馆还说不上是大众咖啡馆。有一篇报道说，现在去喝咖啡的一些人，与其说是喝咖啡，不如说是去喝“范儿”，也就是说，去寻找品位或显示自己的品位。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带上一部笔记本电脑，或者一部智能手机，在点上一杯卡布奇诺时候，顺便就向服务员要到了该店的 Wi-Fi 密码。这不就是尽显了新潮气派吗？至于从这些咖啡馆里能够产出什么，现在尚难预料。若是希望这些咖啡馆也能产出巴黎文艺咖啡馆的成果，恐怕就过于异想天开了。当年巴黎文艺咖啡馆的产物，连现在的巴黎都不可能复制了，遑论中国。但是，有了星巴克等咖啡馆的出现，有大量的青年人进去，哪怕以显示身份为起步，我们总可以怀抱着一个真诚的希望，祝愿它能催生出点什么来。品着咖啡，聚精会神地看书一位顾客专心致志地写作
当年的大师们走了，新时代到来了。人们投入了新的创造：以电脑、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高端科学技艺。创新的代表人物是微软的盖茨（Gates），是苹果的乔布斯（Jobs），是谷歌的佩奇（Page）和布林（Brin），是 Facebook的扎克伯格（Zuckerberg）。重要的是创新，而不是场地或形式。
看到从前记述的文字，我们不必惋惜逝去的时光，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欣赏的视角来了解咖啡馆如何成了欧洲文艺家玩耍的场地，看看他们在那里是怎么玩的，玩出了一些什么名堂。不是说，没有了咖啡馆，他们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巴尔扎克当然也是喜欢在咖啡馆会友的，但是，他的作品全是在自己家里写成的。巴黎有巴尔扎克故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那张写作的小桌子。桌面的尺寸和中国的樟木箱子差不多，巨著就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的。他出生在卢瓦尔河谷的图尔市。那里有一个巴尔扎克纪念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把咖啡壶。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便要拼命写作挣钱。为了支撑自己的精力，他一天要喝几十杯咖啡。大作绝非必然在咖啡馆诞生，但是，咖啡馆确实也是一个出思想、出作品的地方。
当年的法国咖啡馆之所以能够出思想，出作品，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别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了，就是在革命之前，也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表达空间。改天换地的风暴刮来了崭新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法制 ，人权，宽容……这些思想，如同阳光雨露，滋润着咖啡馆的园地，孕育出花草树木。
写到这里，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形象对比：罗琳所在的英国，到处是碧绿的草坪。大家喜欢草，善养草，历来如此。在皇朝统辖下的旧时中国，草成了遭受嫌弃之物，凡是提到它，不是冠之以“野”，就是名之为“毒”。连故宫的御花园里也是不蓄草的。太和殿前的砖缝里顽强长出来的小草，皆被定期清除。至于十三陵的地宫里，自然就是寸草不生的了。Le Procope—— 重量级文学政治咖啡馆
今天是2015年1月8号。我开始动笔介绍重量级的文学与政治咖啡馆——Le Procope （普罗高普）。
我必须马上做一点说明：今天的 Le Procope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咖啡馆，而是一家高档的饭店了。不过，里面还设有独立的咖啡厅。
但是，撰写一本介绍巴黎文艺咖啡馆的小册子，必须以它开篇。因为，它在与政治、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关联上，分量之重，在全世界的咖啡馆之中，迄今无有出其右者。它是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店门前有一块圆形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如下顾客的名字：拉·封丹（La Fontaine）、伏尔泰（Voltaire）、百科全书派人士、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丹东（Danton）、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巴尔扎克（Balzac）、雨果（Hugo）、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甘必大（Gambetta）、魏尔伦（Verlaine）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牌子不大，无法刻全贵宾的姓名。光是亮出上面的名单，法国至今没有任何一家咖啡馆能够望其项背。伏尔泰（1694—1778）让-雅克·卢梭(1712—1778）身跨战马的拿破仑
牌子上还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馆，是18和19世纪（法国）文化和哲学生活的最著名的中心”。对于这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苟同。咖啡远在传入法国之前，在中东，尤其是在土耳其，已经是很流行的饮料了。别说在世界上，就是在法国，Le Procope 也不是最古老的咖啡馆。不过，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在自传里添加几句自我溢美之词，是常见的事儿，理解一下就行了。1686年开张的Le Procope，是巴黎的第一家咖啡厅。圣日耳曼大道后小巷中的这家咖啡厅，从外表上很难想象它拥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伏尔泰、卢梭和狄更斯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甚至就是在这里写下了那些成为著作的欧洲启蒙运动思想。
这家咖啡馆是一个意大利人创立的。他的全名是 Francesco Procopio dei Coltelli。咖啡馆就是以他的名字 Procopio 命名的。那么，为什么 Procopio 变成了 Procope 了呢？原来，法语和意大利语是两个十分亲密的兄弟，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减音的规矩。当意大利的专有名词转为法语时，往往由强音转化为弱音。例如意文的 Roma，在法文里就变成了 Rome，Milano 变成了Milan，女人的名字 Maria 变成了 Marie，等等。
关于Procopio 其人其事，不同的记载有不同的说法。哪个可靠？哪个失真？无法判断。他1651年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是西西里的港口城市巴勒莫，是佛罗伦萨，还是巴黎？没有定论。他是贵族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前辈曾是贵族，但是，年轻的他在巴黎的时候是贫困的，四处游走，以求生计。有个叫 Pascal 的亚美尼亚人在圣日耳曼大街上开了个咖啡店，他就当了 Pascal 的跑堂。Pascal的店关张后，他和别人合伙租了一个小铺，卖饮料，赚了一些钱。咖啡馆·冷饮店始建于1686年
有一份材料说，来自（波斯）伊斯法罕市的一位名叫 Grégoire 的亚美尼亚人在巴黎的Mazarine 街开了一家咖啡馆，离话剧院不远。当话剧院于1680年搬迁到 Fossés-Saint-Germain 街之后，Grégoire 也跟着过来了，因为观众是他的一大客源。
据维基百科介绍, 1686年，Procopio 收购了 Grégoire 的咖啡馆，改名为 Le Propope 咖啡馆。这就是该店至今标榜“创立于1686年”的原因。其实，它经过了三年的精装修，到了1689年才正式开业。它很快就成了一家有名的“文学咖啡馆”。它的诞生比法国大革命爆发整整早了100年。
笔者曾在1998年4月3日采访了这家咖啡馆，接待我的是它的颇有教授仪态的经理 Gilles Grandjean 先生。他的介绍，极其亲切自然。在谈话的过程中，我边记边想：此人有文气，真是体现了大咖啡馆的大家风度。Le Procope的店面作者与Grandjean合影作者采访 Procope 笔记
采访之后，鉴于不是急稿，便没有立刻动笔，于是把采访笔记放进了一个文件夹里。谁知这几页笔记竟然一口气沉睡了16年9个月，直到今天才苏醒过来。笔记中，有些不成句的潦草字词，现在已经完全回忆不起它们代表着什么意思了。好在最主要的记录内容仍然清晰可辨。
后来，Fossés-Saint-Germain 街的话剧院再次搬了家。又后来，街名也更改了，现在叫作 Rue de l’Ancienne Comédie（老话剧院路）。
Procopio 是个有见识的人。很可能，他自身的素质再加上他艰苦奋斗的经历打造了他非凡的待人接物的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是难以广交名士的。Le Procope 的内景
所谓“名士”，就是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政治家。所以，把 Le Procope 仅仅定位为一家“文艺”咖啡馆，那就亏待了它。它还是个政治咖啡馆，而且是个空前的，但不好说是绝后的政治咖啡馆！
为了吸引作家，咖啡馆一开张就备好了墨水和纸张，供他们使用。要知道，那时的书写用纸有点像中国的宣纸，吸水力强，笔迹很容易透过纸背，因此只能单面使用，价格也相当昂贵。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文人或名士点了两杯咖啡，使用了一摞纸，咖啡钱很可能远远抵不过纸钱呢！可是，人家 Procopio 先生另有诉求：只要您肯前来捧场，我们就深感荣幸啦……
主人大度，高朋满座。现在，为了纪念曾经光顾此店的最著名的人士，Le Procope 开辟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salon，即中文的“厅”。咖啡馆的面积很大，足以规划出许多的厅。进门的右手是拉·封丹厅。拉·封丹是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经后人整理为《拉·封丹寓言》。当时有个人叫作 Nicolas Fouquet，是国王的财务总监，慷慨好施，保护与资助了一批文人，其中包括拉·封丹和著名的戏剧家莫里哀（Molière）。Fouquet 遭贬后，拉·封丹不能继续留驻凡尔赛，于是回到巴黎，这家咖啡馆便成了他消磨时光的地方。经理说，拉·封丹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写作的，而是来看美女的。我想，这应该无可厚非吧：那时他年事已高，恐怕是写不动了，来此看看美女，赏心悦目，有助健康也。他的寓言是世界级的大作，所以，他完全有资格占据一个厅。与之相对的是卢梭厅 （Jean-Jacques Rousseau）。上到二层，迎面就是伏尔泰厅 。那里摆着一个大理石面的桌子，是伏尔泰专用的工作台面，桌边的墙上挂着伏尔泰的画像。经理说，伏尔泰终生节俭，除了在 Ferney 小城有个家，别无寓所。但凡出门，都是住在朋友家里。咖啡馆因此也就成了他的工作地点之一。伏尔泰使用过的大理石面桌子
大师就是大师。水平和名气摆在那里，不服气不行啊！没有办公室，咖啡馆便忙着给你开辟一间办公室，而且还备好了大理石面的写字台！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的先锋中，卢梭和伏尔泰的名气最大，特别是卢梭，是启蒙思想家中的佼佼者。卢梭反对君主专制，讴歌自由与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合理的民主社会。他很激进，曾说：“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说伏尔泰和卢梭名气最大，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一个极其生动的人物——绰号为 Gavroche 的巴黎男孩。Gavroche在法文中是小机灵鬼的意思。他参加了街垒战斗，冒着枪林弹雨，一路唱着歌前行。歌词的前两句是：“我摔倒在地上了，都是伏尔泰惹的祸；鼻子摔进了水沟，都是卢梭闹出的错。”欢快的他是把正话反过来说的：要不是受到了伏尔泰和卢梭你们俩的鼓动，我怎么会来参加战斗呢？歌词里只提到伏尔泰和卢梭两位，这或许是押韵的需要，但是，雨果绝不是一个为了韵脚可以牺牲事实的文字匠。
启蒙运动的大师们经常在此聚会，从政治到学术，什么都讨论，而且欢迎群众来听。就像如何给 harmonie （和谐）这个字眼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他们竟然讨论了70多个小时！在政治上，他们提出的全新观念不胫而走。介绍到这里，经理强调说，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思想胜过国王权威的十倍！
据咖啡馆的资料介绍，狄德罗（Diderot, 1713—1784）在这里为《百科全书》撰写了许多篇章。
思想家是言的形象，革命者是行的化身。Le Procope 也是革命者聚会的场所。在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都死于非命。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后来罗伯斯庇尔当了权，实行恐怖统治，丹东予以抨击，舆论要求丹东当政，罗伯斯庇尔就把他抓起来杀了。罗伯斯庇尔是个大开杀戒的人物。再后来，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实行不下去了，便遭到了国民公会的罢免，并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留下了一篇短短的墓志铭，开头两句最为精彩：“路过这里的人，请不要为我的死亡哭泣；因为，如果我活着，你们必死无疑！”
马拉是一位非凡的活动家和政论家，强烈抨击君主制度。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于1789年9月创建了《人民之友》报，成了当时旗帜最鲜明、最受欢迎的报纸。该报的一些檄文，就是马拉及其战友们在这家咖啡馆的阁楼上写成的。如今，这间阁楼被辟作马拉厅（Salon Marat）。屋顶的檩条一根根裸露在外。厅内仍保留着铅字架子。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手摇的铜铃。文章写好了，马拉摇铃，排字工人便跑进来拼版。1793年7月，他被与雅各宾派对立的吉伦特派的女刺客暗杀了。马拉厅（Salon Marat）肖邦和乔治·桑的油画肖像
大钢琴家肖邦（Chopin, 1810—1849）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然而，知道他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是情人关系的，恐怕不会很多吧。他俩经常来此谈情说爱。因此，咖啡馆开辟了一个肖邦厅，以纪念音乐家和情人的光临，并且还挂上了二人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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