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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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知识一本通试读：
前 言
中国书法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是我们中华文明宝贵的文化遗产。全世界，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中华儿女们都为有这样的文化精粹而骄傲。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具有很深的玄妙。在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到东汉、魏、晋时期，草书、楷书、行书、诸体基本定型，书法时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为中华儿女们所喜爱和推崇。
因此，对于这宝贵的文化遗产——书法我们肯定不会陌生，通俗地说书法是靠毛笔在洁白的纸上灵活多变的运动，再加上丰富的水墨在纸上留下有意味的黑白迹相，所以，书法被称为构成艺术；书家可以利用书法发泄自己的情感、情绪，笔就是书家宣泄的最好工具，我们可以把笔视为书家手指的延伸，笔的疾厉、徐缓、飞动、顿挫，都受大脑的驱使，所以，书法也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书法能够把书家个人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等悄悄地通过作品折射出来，所以，通常有“字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说法；书法是一种实用性的艺术，如可以用于题辞、书写牌匾。概括地说，书法是具有更强的综合性艺术，是更倾向于表现主观精神的艺术。
书法与传统中国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我们常说：“书画同源”“琴棋书画”“能书会画”等等。从这些词汇上不难看出书法和绘画常常联系在一起，但书法为什么总会摆在绘画的前面呢？
从文字产生起，中国书法就产生了，最早发现文字的是50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那时的文字是一些简单的刻画彩陶，与象形文字一脉相承。因此，当时的书法也是绘画，但绘画却不是文字，如花纹图案。宋元文人画出现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更加密切，如绘画用笔的讲究从书法中来；绘画中的水墨写意与书法的行草意趣相通；中国古代雕塑的纹理即线的组合、造型的装饰性和书法中的篆隶存在着内在联系；中国古代建筑从布局到主体的梁柱结构，都遵循对称、均衡、主从关系等法则；园林建筑中的含蓄、借景，以及亭、台、楼、榭追求的空灵、飞动等都与书法的结体、章法和节奏、气韵密切相关。还有其他的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书法的影响。可以说，书法集中地展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是中国美术之魂。
中国书法虽然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但她的艺术青春常在。每个时代，社会环境不同、人们的审美欣赏角度也会不同，同时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吸收，书法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艺术特点，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加以完善。有句非常精辟的话可以总结历代书法的特征：“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通过阅读本书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练习书法的最佳方法，再加上十足的信心和热情，一定会在书法上有所造诣。千万不要轻信一些垄断者的玄学，比如把书法说的很玄妙，传授抽象，舍本求未。这将都会贻误后学。我们要坚信书法的神韵可征，形象可表，技法可取，章法可达，没有那么深不可测。它跟学习其他艺术一样，登堂入室，望而可及。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身处21世纪的我们一定要将这无与伦比的高级艺术传承下去，让书法一代一代的大放光彩。
中国书史略
书法的起源
书法的概述
书法，又称“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只要我们对书法有了“狭义”的理解，那么对领会“广义的书法”也会大有裨益。
从狭义讲，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例如，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看款识字，字大款小，宁高勿低等。
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法已不仅仅限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其内涵已大大增加。例如，从使用工具上讲，仅笔这一项就种类繁多，毛笔、硬笔、电脑仪器、喷枪烙具等。颜料也不单是使用黑墨块，墨汁、粘合剂、化学剂、喷漆釉彩等五彩缤纷，无奇不有。过去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其涵义也大有扩展，品种之多，不胜枚举；从执笔方式上看，有的用手执笔，有的用脚执笔，就是用其他器官执笔的也不乏其人，甚至有的人写字根本就不用笔，如“指书”“挤漏书”等；从书写文种上说，并非汉字一种，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也登上了书法艺坛，蒙文就是一例；从书体和章法上看，除了正宗的传统书派以外，在我国又出现了曲直（线）相同、动静结合的“意向”派，即所谓现代书法。它是在传统书法基础上，加以创新，突出“变"字，融诗书画为一体，力求形式和内容统一，使作品成为“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佳作。在日本不少书家摒弃文字的语言性，树立文字的“形象性”，出现了“墨象”派，以用笔的轻重和徐疾、笔锋的开合及落笔位置的变化等，写出各种形象的文字。这一书派，虽突出“意象”，其字赏之也新颖，但汉字并非都是“形象”字，因此步履艰难，发展受到限制。以上可以看出书法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
文字的产生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经处理的大汶口陶器上刻划符号
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5000~6000年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的。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类似文字的的刻划符号以及半坡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与后来的象形文字是一脉相承的。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半坡仰韶文化中这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象形文字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从象形文字可以看出，它们虽然以文字符号的面目出现，却是以客观物象作为造型基础，因此，本身就是一幅幅简单的单线条画。它说明中国早期的书、画同出一辙，即所谓“书画同源”。这种线条艺术为后来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中国画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绘画有别于西洋绘画，成为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画种。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象形文字比中国早期绘画更富有形象性和生动性，具有很大的写意成分。
这种文字的象形性，决定了它大多是通过曲直线条来表现形象的。图象的布局是在不规则中表现出对称、均衡、协调，在变化中求得统一和稳定。甲骨文和金文已经注意到行款排列的整齐疏密，笔画的严谨和草率，已经讲究书法的形式美了。由于这种象形文字是表现实物的，又非一人所作，因此，各人在表现时，就出现有的复杂有趣，有的简单易懂。一个字往往有许多画法，笔画有繁简，形象位置也各异，有横向，有竖向，有左向，有右向，丰富多变。例如“月”字就有8种写法；“鹿”字有5种写法。在甲骨文、殷周时期的金文中的象形文字，多种写法的字很多，这既表明是群众性的创造，也是早期文字尚未定型的象征。但是，象形文字毕竟不是以绘画和书法艺术的形式出现的，它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以实用为其主要目的。因此，这种无一定规律的象形文字，刻写起来极为缓慢复杂，与实际使用相矛盾，不能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于是一方面文字不断增加，繁衍出新的文字；另一方面它的图画性不断减少，符号的因素不断增加，如“虎”、“围”等字，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直到隶书、楷书定型。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书法艺术，使书法由象形符号进入到抽象的造型艺术，由以实用为主的文字符号转化为以观赏抒情为主的独立的观赏艺术。通过总结和实践，形成关于书法艺术美、书法技法、书法欣赏等等一整套书法艺术学的理论。
汉字与书法艺术
现代各国的文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音素音节文字体系。文字由若干符号组成，符号本身只具有表音的作用，没有具体的意义和内容，如欧美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虽然也有自己的书写方法，但由于结构简单重复，笔画单调呆板，极少变化，所以缺乏形成一门独立造型艺术的深厚宽广的基础。另一类是以中国汉字为主的表意表音文字体系。它除极少部分如语气词等属表音字母外，绝大多数的个体字都有自己的意义和内容，可以独立存在。从甲骨文起，它就以字数繁多，结构各异而不同于别的文字体系。虽然这“给使用带来了不便，但恰恰为书法作为一门造型艺术的存在创造了丰厚的土壤。”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壤中不断耕耘，终于使汉字书写形成世界文化中的独一无二的艺术门类，成为艺术领域中的一朵奇葩。更为有趣的是，古埃及、巴比仑和中国古代都是使用象形文字，后来埃及、巴比仑的象形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泯灭，而汉字却能存在、发展并永葆青春，其中除了民族不同等纷杂因素外，本质的是汉字本身具备了书法艺术的诸要素，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这样，汉字不光可以使用，也为人们欣赏、创作提供了条件。
商、周、秦书法——逐步定型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秦代书法
一、秦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26年，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代。奏始皇为了巩固已经统一了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变诸侯割据所形成的“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音，文字异形”的局面，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这在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自殷商甲骨文以来，字体的笔画线条和部位并无严格的规定，只是以形象为依据，结体和线条的处理，都是约定俗成，比较自由。在周平王东迁以后的春秋战国500余年当中，由于战乱频繁，诸侯割据，地方区域性的字体显著多起来，有的字竟有100~200种写法。据《金文编》著录说，“宝”字就有194种形态，“眉”字有104种，“寿”字也在100种以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18件青铜器铭文中的“永”字就有13种写法。如此繁杂的书体给文字的交流造成困难，对那些趋向简便化的民间俗体，也得不到广泛的交流。秦始皇根据丞相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订统一的标准字，由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在西周以来秦系文字基础上，省繁就简，使之规整统一，线条匀净，强行推广，后来就把这种字体称为小篆或秦篆。秦篆图
从殷商开始，文字在不断的发展、普及。郭沫若同志在《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说：“两周所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大有区域性的差别。”秦始皇时，一方面以沿袭商周以来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为主的秦系官方文字为基础，删改各地区域性的异体字，成为秦篆；又删改齐、鲁、楚等地的民间书体为秦隶，以适应当时社会生活急速变化特别是军务方面的迫切需要。所以秦的统一文字是双轨进行，官方的正字篆书是一个系统；另外又以齐、鲁、楚、菖等地民间的简便体为一个系统，两个系统又相互渗透。
二、秦书八体
秦代以篆书为主，同时又以用途划分为“秦书八体”。许慎《说文·叙》云：“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后，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趍（同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大篆是小篆的长辈，大、小篆都是秦时的官书，也是正书。由于政务需要，把原来视为徒隶之书的民间的简便俗体隶书也列为官方正书。《汉书·艺文志》云：“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也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又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其实，篆字的简便化早已在进行，如前所述如楚简、帛书等。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郊睡虎地发掘出了一座古墓葬，考古学家鉴定为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时物，共得秦律简1100余根，其书体虽然还保留有篆书的结体遗意，但已经隶化，笔画中已出现波捺的笔意，是典型的古隶书。传说程邈创造隶书，这当然是错误的说法。任何文字都是群众的创造，只是由某些人加以整理和统一而已。这在秦代陶文中也可得到印证，如秦陶文“宫、疆、咸、阳”等字，虽有篆书意，但笔划已简便化了，已向隶书转化。关于秦隶究竟是怎么样的，郭沫若在写《古代文字的辨证的发展》时，因没有看到出土的秦简等资料，把秦诏版等这种草篆体，看成是秦代的隶书。现在不仅有秦简，而且有1979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秦刑徒墓瓦志刻文18件。这些刻文，明显的也是秦隶。结体方整而处纵势，除少数尚留有篆书结构外，其他都属隶楷结体，笔画方折，平入平出，如“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博昌居比用里不更余”等等。这批刑徒墓砖刻文和前面所引的陶文，都出于下层吏属或平民之手，又比秦律简更加简便和隶化，其中如“便、里”等字几乎已接近后来的楷书，是研究秦代隶书的重要资料。
秦书八体，除大篆、小篆、隶书以外，尚有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刻符是符节上的文字，因直接刻在青铜铸的符节上，故笔画方直，体势纵长，风格浑厚。如《阳陵虎符》《新郭虎符》。虫书是指幡信上的字体。所谓幡信，是以旗帜作信号，传递命令指挥军队用的，犹如符节。摹印是指玺印中的字体。由于在玺印小范围内布局，故字体的笔画和结体略有变化。署书是指一切题字的书体，现无实物可见。殳（音书）书是武器上的铭文。
三、李斯和秦刻石
李斯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书法家。同时代的还有赵高、胡母敬等。在秦以前，虽有仓颉造书，史籀造籀之说，但都十分不可靠。李斯（公元？~前208年），字古通，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年少时为郡少吏，后从苟子学帝王之术，学成西入秦，先为客卿，官至丞相，始皇死后被二世所杀。他作为秦丞相，是“书同文”的倡议者，并写了《仓颉篇》7篇，是一个对文字学和书法都很有研究的人物。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唐张怀瓘《书断》称他的书法“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斯虽草创（秦篆），遂造其极矣。”又说：“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张怀璀还说，秦始皇以和氏壁造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秦望》等碑都是李斯的遗迹。秦代的重要刻石、包括秦始皇出巡的刻石与青铜器铭文也都出于李斯的手笔。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秦诸山石刻，虽史称相斯所作，亦不著书名。盍风气浑厚，末艺偏长，不以自夸也。”秦刻石
秦始皇出巡5次，刻石7块，即：《峄山刻石》《琅砑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和《泰山刻石》。这些刻石大都早已不存。《泰山刻石》在宋代尚完整，后火焚裂成石片，现有9个字，存放在山东泰安岱庙内。拓本以明安国题签宋拓165个字本为最佳。现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拓29字本，为国内最早拓本。《琅砑台刻石》有13行86个字，除6字外，余为后刻上的秦二世的诏书，并大多已残缺，模糊不清，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方若等传说此石已沉入大海。《峄山刻石》在唐开元前原石已毁，故杜甫有“峄山之石火已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唐代的这种肥翻刻本也未能留下来，现传世的是宋郑文宝摹南唐徐铉临本，除字体稍瘦外，尚有古意。翻刻的《峄山刻石》存陕西省碑林博物馆。这些刻石的文字都是标准的秦篆，结体成纵势，端严稳重，笔画简洁，线条匀称，转折时运笔圆中带方，起笔时圆笔略粗，有逆笔回锋的笔意，收笔时如露结垂珠。笔画安排以简就繁，以繁就简，左右对称，相互协调，上下呼应，疏密有致。章法布局茂密而规整，左右上下均成行列，是一种非常严谨、规整而富有姿态的书体，风格典雅古朴，浑厚而有姿致。蔡邕《篆势》云：“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撇，鹰踌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纵者如悬，衡者如编，杳妙斜趋，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跂跂翱翱。”阳陵虎符阳陵虎符2
除刻石文字外，保存最完好的是虎符文字。虎符是我国古代帝王调兵用的凭证。现在虎符有3件：战国秦的《新郝虎符》，秦统一后的《阳陵虎符》，1973年在西安郊区北沉村出土的传为战国秦的《杜阳虎符》（罗敷颐先生认为是假物，从书法看确实不如阳陵虎符）。虎符是铜器嵌金，故能保留字体原样，历来受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们重视。王国维在《秦阳陵虎符跋》中说：“文字谨严宽博，骨劲肉丰，与《泰山》《琅玡台刻石》大小虽异而体势正同。”又说：“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谨严浑厚。经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秦诏版
秦诏版、诏量、诏权、陶量、瓦量等的书法，虽都是秦篆，但大多比较草率，不属于那种标准的秦篆。是一种草篆体。
秦代在书法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是篆书发展到总结阶段，隶书由民间隶化开始，演变为秦隶，正式走上书法艺术的历史舞台，这是文字和书法艺术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对书法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两汉至南北朝书法——求度追韵
汉代书法
一、两汉书法概述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战胜了项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汉帝国。汉朝前后经历426年，历史上称前段时期为前汉或西汉，汉光武帝以后称后汉或东汉。
汉代是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定型时期。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马王堆出土帛书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二、汉初对隶书的推行与隶书的独立和定型
汉初崇尚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故“汉承秦制”，书体上继承秦书八体，但隶书是官方的正书。近年来出土的汉代文字资料证明，隶书经过汉初整理推广以后很快定型，在实用过程中出现许多优美的书法作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分变第五》中认为西汉“绝无后汉之隶也”的结论已经过时了，根据新出土的简书看，西汉文景以后已有成熟的隶书。
1974年发掘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约10万字的帛书，简牍610支。帛书内容有《老子》甲乙本及《易经》《战国策》等文献，简牍则有遗册、医简。从书法看，虽然有些字的结构上还留存篆书的遗意，但已是比较成熟了的隶书，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的扁方形，转折已显出棱角，笔法已经有波磔笔势，其中《老子》乙本，结构严谨，字体端整秀丽，取势自然，章法整洁疏朗，有很浓厚的书卷气，显然非一般书家的作品。《老子》甲本、《战国策》及部分遗册的书法，比较潦草随意，结体笔法中篆书遗意多一些。1976年安徽阜阳出土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时汉墓竹简，用笔波磔显明，已经出现蚕头燕尾笔意，笔画俯仰分明，笔锋藏露俱备，结体纵长，风格古拙中带有典雅。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汉武帝前期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将近5000枚，也是带有篆书意义的隶书，字体有端正和潦草2种。端正的相当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的书体，秀丽典雅。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土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一批竹简，有《论语》等8种古籍，其书体已经完全脱离篆书笔意，是定型了的隶书体。结体端整严密，波磔明显，已开东汉标准隶书的先河。同时期青海大通县汉墓出土木简，写得雄强粗犷，自然生动，显示了西北地区书风。
西汉的刻石。数量较少。其书体有的处在篆隶过渡阶段，尚留有篆意，有的是已成熟的隶书，笔画也比较自由。《鲁孝王刻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是汉代最古老的一通碑，书体还有篆意，结体质朴，古拙有趣。刻石中两个“年”字竖脚特长，受汉简书法影响，但无明显波磔笔。《莱子侯刻石》刻于新王莽天凤三年（公元前16年），是现存汉隶中较早期脱去篆书遗意的刻石之一，历来受到金石学家们重视，结体简洁质朴，线条刚劲朴拙，风格姿纵，有自然天趣。从以上刻石和同期简牍书体看，隶化程度是一致的，只是因为镌刻和笔墨的效果不同。简牍书法显得生动秀逸，而刻石则多于朴质古拙。
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在《隶书体》文中说：“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随便适宜，亦有弛张，操笔假墨，抵押毫芒。”故能在当时大行于世。“隶变”的意义十分深远。它使中国的象形文字进入由点画组成的方块字抽象符号化，篆书最后一点象形的痕迹被泯灭了，把象形符号需要的曲弧线条统统变成规整的点画波磔，字形变成横势的扁方形。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中说：“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假如，变圆形为方形，变弧线为直线，这就是最大的区别。”石门颂（局部）和武荣碑（局部）“此外，当然还有些不同的因素，如省繁就简，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画，变多画为数点，笔画可以有粗细，部首可以有混同……这样，写字的速度便自然加快了。”成公绥盛赞隶书体势文彩参嵯，抑扬有态，如花葩之密布，行间排列之整齐，明朗如天上布列的星星，密集如同锦秀的花纹，有轻拂流畅，有徐运振笔，有缓缓地按下去，有急急地挑出来，有挽住横而引出竖画，有左牵右绕之呼应，有浓郁的长波拂笔，其笔势变化轻微而缥缈。黑白分明，如星罗棋布。态势如翘首举尾，有的直刺有的斜击。有的结体密集，有疏朗如裁下的无节的长衫。或如虬龙在盘游，或如鸾凤在翱翔，或如雄鹰将猎物，收缩着身体仰制着愤怒，又若良马将腾跃，正要奔向路途。把它放在远处仰望去，如朝雾潦绕上升，如果俯而察之，则又像清风吹起涟漪的波纹。隶书的结体布白，笔势笔意，可以表达事物的各种神态形势。石门颂（局部）和武荣碑（局部）
三、汉代主要书法家评介
史游，汉元帝（公元前48~前32年）时人，官至黄门令，传说是章草的创造者。陈思《书小史》引王情的话说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即后人称为章草。其实草书是隶书长期草化的结果，可能史游将民间实用过程中隶草加以规范化。
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章帝建初（公元76~88年）中任秘书郎，工篆、隶，有名天下，尝见李斯的篆势，悲叹不已。作《笔论》一卷。所作垂露篆，垂枝浓直若韭叶，书写章表向朝廷奏事，称其点缀如轻露，善悬针法。袁昂《古今书评》说：“曹喜书如经论道人，言不可绝。”说明其书风清逸而绵延，传邯郸淳篆，蔡邕书取法于李斯和他。
崔瑗（公元77~140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幼年立志好学，18岁游京师学业，与天文学家张衡和马融友好。后任郡吏、汲县县令，官至济北相。善文，著有碑铭箴赋50余篇。《唐书·艺文志》称：“崔瑷撰《飞龙篇》及《篆草势》三卷”，卫恒《四体书势》转载其《草势》一篇。善章草，师杜度。卫恒在同书中称：“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南粱袁昂《古今书评》说：“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可见其书风疏朗瘦硬险劲。庾肩吾《书品》说：“崔子玉擅名北中，迹罕南渡，世有得其摹书者，王子敬（献之）见其称美，以为功类伯英。”可见其对北朝初期书法有影响。其子崔实，字子夏，官至尚书，也工书，章草颇得父风，故父子并称于世。
张芝，其生活年代大约在汉灵帝前后（公元168~189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后迁华阴（现陕西华阴市）。少有高操，号张有道。与弟张昶均善草书，隶书行书亦善。早学崔、杜，后加省改，遂成今草体势，一笔而成，血脉相通，隔行不断，称“一笔书”，又善作飞白。学书极用功，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庾肩吾《书品》称其“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李嗣真《书后品》评论说：“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可见其风格茂密纤劲，飘逸洒脱，流畅而具姿态。作《笔心论》五篇，早佚。
蔡邕（公元133或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少年博学，师胡广，好辞章，工书画，善鼓琴，爱好古物。建宁中拜郎中，校书于东观，后迁议郎。喜平4年（公元175年）邕与杨赐奏定五经文字，与马日碑等数10人校刊后摹写上石，立于国子学堂前，共466通，西行为《尚书》《周易》《公羊传》，计28块，南行为《礼记》15块，东行《论语》2块。碑始立时，观看和临写者，日千余辆车，巷陌为之堵塞。传说他路过鸿都门，见役人以垂帚在刷字，心中喜悦，返家后随创飞白书。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写赞词及书，时称画、书、词“三美”。又传说他初入嵩山学书，在石室中得帛书，书呈八角垂芒，学史籀、李斯笔势，三年遂通其理。一日卧室中，恍然有客来，形貌魁梧，传笔法《九势》，书法大进。这是他的女儿蔡琰（文姬）编的故事，以炫耀其父，说：“臣父造八分，其笔法得之神授。”蔡岜的篆书，采李斯、曹喜笔法，又善八分。梁武帝肖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曰：“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张怀瓘《书断》列“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卫恒《四体书势》中引他的《篆势》一篇，其笔迹见《熹平石经》残石。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少即好书，受法于师宜官，善八分书知名，灵帝重之诏在鸿都门，为选部尚书，迁出州刺史，后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任选部尚书。曹操爱其书，常悬其书于帐中玩之，以为胜师宜官。宫殿署书多出鹄笔，善写大字，能尽得其势。袁昂《古今书评》说：“梁鹄书如太祖怂寝，观之丧目”，见其书凤神极足。
刘得升，字君嗣，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善行书。桓、灵之时，名于世。《书品》说：“德升之妙，钟，胡各得其美。”说明钟繇、胡昭都继承刘德升行书各有所长。传说他小变楷法称为行书，兼直称为直行，带草称为草行。《书断》说他“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汉代书家还有后汉杜陵人陈遵，以及左伯、毛弘等，陈善篆隶，每书，一座惊叹，时人称“陈惊叹”。汉代以书取仕制度确立，擅长书法的士人随之增多，而书艺高超者大有人在，至于无名书家更为可观。
魏晋南北朝书法
一、三国、两晋时期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钟繇《宣示表》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二、东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南北朝是继东汉、三国、西晋以来，完成了书法艺术大变革的辉煌时期。草、楷、行书已经独立并日渐成熟，成为通行的书体，书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在风格上，一变汉魏以来古朴之风和雄强之态，使秀逸流便之风占有优势。钟繇、刘德升、崔瑷、卫觊、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影响南北。书家代出，父子相承。王羲之、王献之的秀逸流便之风一直沿袭到宋、齐、梁、陈、隋和唐初。北朝多碑刻题记，初期承汉魏余绪，古朴雄强之风盛行，故清代阮元有所谓南北分派之说。北朝的手札、启牍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从碑刻、写经来说，南北书风大体是一致的。由于中原地区的士族和文士云集，代表了传统文化，故影响大。东晋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声誉很高，特别是经梁武帝肖衍、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南朝的书法声誉盖过北国。其实，北朝的许多碑刻题记和墓志的书法，造诣也极高，至少并不亚于南朝书家，只不过他们不见经传而已。
东晋政权，依靠王导、谢安、庾亮、恒温为代表的北方和南方士族的支持，社会没有出现更大的动乱，经济上有了发展。特别是造纸技术的进步，纸张已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毛笔制造技术也有了改进。在王、谢、庾、桓、郗等名门望族中出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述书赋》有“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之称。据窦蒙注解，所谓四庾即亮、怿、翼、淮；六郗是鉴、惜、昙、超、俭之、恢；三谢是尚、奕、安；八王是导、劭，珉、羲之、献之、廞、濛、述等。羲之的书法尤为精妙，后世称为“书圣”。羲之七子献之继承家学，又有创新，虽工力不若父，然秀媚过之。叔伯兄弟珉、殉、兄弟徽之、凝之、父辈廙、敦，羲之老师卫铄等均以书出名。他们或精于行、草、藁书；或善长楷、隶、八分，流传下来的作品以手札启牍居多。由于当时统治阶级信奉玄学和接受佛学思想，士大夫崇尚清淡，盛行着一种享乐主义。在文艺中，讲究形式美，这种哲学和美学思想，对东晋书法艺术出现飘逸秀媚和讲究形式美的书风有着直接影晌。
宋、齐、梁、陈时期，南方经济文化继续得到发展，帝王当中许多人也很重视书法艺术，如宋文帝和王僧虔赌书，粱武帝肖衍亲自著书评说书艺，有《与陶隐居论书》等三篇著作传世。宋有羊欣、孔琳之、肖思话、薄绍之、虞和，齐有庾黔、王僧虔、谢眺，梁有沈约、庾肩吾、陶弘景、肖子云，陈则江总、顾野王、殷不害等，他们大都以钟、王为师，专长行草、楷书，并对自秦汉以来特别是对二王的书艺、技法进行了总结和评议，发展了书法艺术理论。
北朝书法以魏为主。北魏虽属少数民族统治，但是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能不依靠中原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族士族。公元494年，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实行和汉同化，又提倡佛教，寺庙石窟的佛教艺术成为北朝艺术的特点。太和以后，墓志和题记尤多。北魏的崔宏、崔浩父子，江式、道士寇谦之、郑道昭，北齐的姚元标，北周的赵文渊，南来的王褒，都是著名的书法家。另有《始平公造象题记》的书者朱义章，《孙秋生造象题记》的书者肖显庆，《石门铭》的书者王远等都是不著经传的书法家。王远《石门铭》
清代阮元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干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南北书派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批驳说：“阮元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又说“以余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龙藏寺》（属隋）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极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元达之为是说，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竞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连康有为也不同意南北分派之说。东晋、南北朝的书法发展情况较为复杂，既有东晋以来南朝的笔札启牍，写经墨迹，更有石刻墓志，如近年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二爨和肖梁家族墓碑；北朝也有写经，如敦煌石室发现的大量北朝的写经，龙门等处的大量刻石题记，北魏以来的大量墓碑，这些在书体风格上都有所不同，前后期也有区别。
由于以二王为代表东晋以来的手札启牍大多是几经翻刻的刻帖本，其中如《淳化》《大观》中大量行草书刻帖，不仅真伪杂陈，即使是真迹翻刻的，也已经参杂了唐宋人的笔意。留存下来的墨迹，除王珣《伯远帖》未见疑词以外，其他如《万岁通天帖》、真伪争论极大的《兰亭序》，多是唐宋人古摹本。《万岁通天帖》中的《姨母帖》一类作品和《兰亭序》，一类的作品的书风，有所不同，前者古朴，后者秀逸，但都是有所本的摹本，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原貌。如以被唐张怀瓘《书估》中列为三等的王珣《伯远帖》作为考察的起点，看二王的行草书，尽管格调可能有差异，但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和疏放妍丽的风格是可信的。那种认为东晋就不能出现《兰亭序》那样作品，或者认为东晋的行草书只能是隶意很浓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定论。也不能以东晋写经书体为标准，因为写经的要求和书法家的书风不能相等同。写经多用楷体，而书法家则可任意而书，王珣《伯远帖》和后凉麟嘉五年（公元393年）的《维摩经》，两者都是同一时期的墨迹，可是明显不同，足见同时也有文野之分。王珣《伯远帖》
东晋以后的书风，康有为曾说，“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以后，日渐纤弱。今观宋羊欣《暮春帖》、齐王僧虔《刘伯宠帖》、梁沈约《今年帖》，陈智永《千字文》的书风，此论似可相信。”
东晋、南北朝初期写经书体沿习曹魏、西晋书风，具有横画起笔轻，右按收笔和捺笔重，直笔和撇笔起笔重而方劲，收笔轻等特点，风格高古朴茂，笔法简单清爽。逐步演变到南北朝时，强调点画顿挫变化，结体茂密，点画峻厚，气韵高逸，已进入隋唐楷书体段。如符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写的《譬喻经》，气势浑穆；姚秦时期的《大云无想经》，劲俏绮丽，北凉承平七年（公元446年）的《持西经题记》，豪放骏逸，顿挫笔法鲜明，已启唐楷先声。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的《佛说欢普贤经》，古雅峭宏，是南北朝写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写《金刚经》，劲挺健朴，有北魏龙门石窟题记的书风，西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写《大般涅槃经》、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一》骏逸俏丽，具有《兰亭序》笔法的韵味。北魏正始二年（公元408年）《大般涅槃经》道劲清隽，虽有北魏书意，但已进入唐楷的体段。后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的《大般涅槃经》，已具隋唐楷书的工整秀丽的书风。南北朝写经书体，互相渗透，互有影响，逐步向高度成熟的隋唐楷书过渡。《大般涅槃经》
相比之下，东晋、南北朝早期的碑刻书体，要比写经体发展慢。早期都是楷隶体，即楷书参杂隶意。如太和二年（公元367年）的前秦建元三年的《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碑》《好大王碑》等，虽是楷书结体，笔画平整，但尚缺少楷书的顿挫笔法，有的还出现明显的隶书笔意。这和王氏家族墓志，如《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等的书风大体是一致的。近年出土的晋泰元元年（公元376年）《孟府君墓砖刻志》3块，都已是行楷书结体，其中两块字体秀丽，刀法细腻，具有《兰亭序》笔味，其他3块刀法较随便草率，有的还含有波挑的隶书笔意，与晚50年的《中岳灵庙碑》书体相似。《孟府君墓砖刻志》
由于南朝沿袭魏晋禁碑之律，故南朝墓志多于碑刻。宋有《爨龙颜》《刘怀民墓志》《明昙懵墓志》都属于楷书体段。书风或古朴雄劲，或秀丽多姿。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刘岱墓志》，是精彩的楷书体，雄劲清秀。早年出土的《吕超墓志》，笔画匀整，苍劲秀美。梁代的肖梁贵族墓群多是丰碑巨制，以贝义渊书的《肖憺墓志》《肖秀墓志》和《肖宏神道石柱题额》《肖敷夫妇墓志》，近年出土的《肖融墓志》《王妃慕韶墓志》书法为最佳，都是成熟的楷书体。最著名的《瘗鹤铭》，是倍受书家们潜心学习的一块志铭，风格自然而具天趣。陈朝碑法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只记载一种《赵和造象记》。南朝碑志继承东晋书风，在结体和笔法上已高度成熟，笔法日益丰富，方笔圆笔，异态多姿，风格多样。北朝碑志和造认题记、摩岩刻石数量很大，书体也复杂。仅河南龙门石窟造象题记就有千种左右，罗氏《石交录》曾称：“予家所藏拓本1500余品，予门生关百益近撰《伊阙石刻图表》著录2200余品，魏至隋约三分之一，唐约三之二，恐仍未尽也。”另外山东云峰刻石、岗山、尖山一铁山是摩崖刻石最集中之地，云峰刻石就有40余种。墓志数量更大，还不断有新发现。孝文帝迁都前，属于开拓阶段。迁都以后碑志题铭激剧增多。书法除篆以外，属于篆隶的极少，说明楷书已通行。有人说：“北朝真书仍守中原旧习，大多尚具分意”，情况并不如此。有些属隶楷书，有些属楷隶书，但都存隶意，但这只是一部分。这时期出现了一种隶真混合的书体，如魏《元惊墓志》《司马金龙墓志铭》、西魏《杜照贤造象记》、北齐《韩宝晖墓志》（墨书）《玄极寺碑》等。以此类书体结构说，似楷非楷，似隶非隶，但在用笔上还多少采用隶书笔法，其中最明显的是横画出现的波挑，点画粗细变化少，似乎是汉魏八分书的延续，实际上是书写时有意的变态，模仿隶书写法却写得不纯正。这与下列情况相似，为了适应碑记这种形式的需要，把楷书写得庄重古拙，又适应石刻的方便，采用长条方笔，点画转角处如同斩钉截铁，全用方笔或外方内圆，横画两头出现不明显的向上波势。从东晋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开始，到南朝的《爨宝子》、北朝的《嵩高灵庙碑》《孙秋生题记》《郑长猷题记》《贺兰汗题记》等等，这种书体都是有意地把楷书体写成特殊的变态体。还有极少数的碑记，采用篆隶楷杂揉一起的混合体，如赵文渊的《华岳庙碑》等。但是，大量碑志的书体，都是楷书的佳品。如《晖福寺碑》《郑道昭上下碑》《石门铭》《始平公》《杨大眼》《张猛龙》《李超墓志》《张黑女墓志》《元详墓志》《刁遵墓志》等等。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见美。”这种品评，并不过誉。过去所谓“魏碑体”的概念，往往理解为似乎是隶楷过渡体，即具有隶意的楷书，或说“大多具有分意”的真书。有的称为“隶楷”，其实并不确切。商承祚先生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曾说：“隶书笔意，必须具有隶书的形态为前题，因隶书笔意是由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北朝碑志（主要是魏碑），除了上述几类情况以外，多数都是楷书规则范围内，只是结体、笔法的不同处理所造成的不同风格，有的是因用途不同，有的因刀刻而造成的。所谓“魏碑体”，应该更多的是指这类高度成熟了的秀美雄强的楷书体。康有为曾称誉南北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酗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集中概括了南北朝书法艺术的高度成就。
三、魏晋南北朝主要书法家评介（一）三国、西晋主要书法家评介
邯郸淳，三国曹魏时人，生卒年月不详，一名竺，字子叔，一作子淑、又作子礼，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一作陈留（今河南陈留）人。为人志行高洁，博学有文才，精于文字学。汉献帝初平中客居荆州刘表处，表死降曹，文帝黄初年间任博士给事中。传他八体悉工，师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分隶。自杜林、卫密以来，古文失传，由淳复著。尝以书教诸皇子，又于正始中，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即《正始石经》。卫恒《四体书势》说：“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可见其书法结构严密，笔画规整，超过蔡邕。又善隶书，梁鹄说韦诞师淳而不及也。袁昂评他的书法说：“应规入矩，方圆乃成”。
卫觊，三国曹魏时人，字伯儒，河东安色（今山西夏县）人。工古文、篆隶。传《受禅表》为卫觊书。
韦诞（公元176~253年），字仲将，京兆（今西安）人，擅长草书，又善楷书，并作剪刀篆，飞白书入妙，尤精题榜，魏时宝器题铭，皆由诞书。
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汉献帝时任阳陵县令，曹操时拜御史中丞，文帝立，任廷尉、太尉，官至太傅，故有钟太傅之称。工隶、草、楷、行，尤长楷书。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传曾入抱犊山学书三年。据《宣和书谱》载，钟向诞求蔡邕笔法，诞秘而不传，至使钟繇缒胸呕血晕倒，曹操以五灵丹救活。诞死，钟掘诞墓得钟笔法，书法遂大进。常对其子会说：“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人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学书极为刻苦，故书艺功力深厚，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
对于钟繇书法，历来有许多评论。卫恒《四体书势》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二子俱学刘德升、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铭石书即指《上尊号碑》等八分书，章程书乃是表启字体，如《宣示表》等。庾肩吾《书品》说：“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评为上上品。袁昂《古今书评》说：“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向茂密，实亦难过”。虞世南《书旨述》称钟繇“真楷独得钻研”。李嗣真《书后品》说：“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又比塞涧阁豁，秋山嵯峨。”“钟、张筋骨有余，肤肉未赡”。张怀瓘《书断》说钟“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钟能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为楷书摆脱隶书影响作出了贡献。
钟繇的真迹在唐世已很稀少，现在看到的大多是刻帖本，其中《宣示表》是代表作，传说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王导将真迹隐在袖中带过江东，后归王修，修殁，其母将真迹随棺陪葬。后世流传的《宣示表》，据传是王羲之的临本，宋《淳化》《大观》，明代的《东书堂》《宣贤堂》《停云阁》《墨池堂》《玉烟堂》《秀餐轩帖》，以及清《三希堂帖》《孔子搬雪楼》、旧藏晋唐小楷9种均有收刻。翻刻本的行数、字体均有所不同。《宣示表》虽几经翻刻，但结体高古，笔法古朴，布局自然，大体可以看出那个时期楷书的面目。《荐季直表》有唐宋人的印章和题款，“民”字缺笔，疑避李世民的讳，故其原底本可能是唐人摹本。《宣和书谱》曾载正书一件，即《贺克捷表》，书体与前二表不同，没有前者古朴，有些字结体与笔法和《兰亭序》有相似之处，这是几经摹刻的结果。另有《墓田丙舍帖》《力命表》等。
其子钟会，也善书，字士季，官至司徒。有父风，筋骨俱备，兼美行草，尤工楷书，风格飘逸，有凌去之态。钟繇画像
皇象，三国吴人，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吴国侍中，知青州刺史。以章草著名于世、师杜度。先有张子并，时有陈良甫，都称能书，然陈书恨瘦，张书过峻，象斟掌其间，甚得其妙。晋葛洪《抱朴子》称其为书圣，是吴国一代绝手。张怀璀评其书说，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妙。文而不华，质而不野，沈著痛快。论者认为其书如龙蠖蛰启，伸盘腹行，言其蟠屈腾踔，有纵横自然之趣，或谓其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其遗音余韵，得之于笔墨之外。他的八分书，也写得雄逸自然，可与蔡邕相先后。其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淳化》《大观》有其《文武帖》，《玉烟堂》有其《急就章》等。
卫瓘（公元220~291年）字伯玉，卫觊之子，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初为魏尚书郎，至镇东将军，封菑阳侯，入晋为尚书令，引索靖为尚书令，俱善草书出名，故有“一台二妙”之号。泰始初进爵为公，领太子少傅。学问深博，明习文艺，工诸书，尤精章草。他采张芝笔法，又参入其父觊的书法，遂达神妙。璀天姿特秀，张怀瓘称其“若鸿雁奋六翮，飘飖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常与人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其子卫恒）得其骨，靖得其肉。”时人评论，瓘书放手流便处超过索靖，而法度则不如靖。
其子卫恒（公元？~291年），字巨山，少辟齐王府递转黄门郎。善古文，得汲冢古文，恒常玩其中最妙的论楚事者的书法。写有《四体书势》，论及古文、篆、隶、草特点等。善长草、隶，并创散隶书法。这是一种开张的隶体，微露其白，拘束于飞自，潇洒于隶书，是隶书和飞白并用一种书体。传说又作云书，笔动如飞，字张如云，然传世皆是草书。袁昂评其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风格秀娟姿媚有余，而刚健则非其所长。弟卫宣、卫庭也善篆、草书，家学相传，时称“四代不坠”。
索靖（公元239~303年），字幼安，敦煌人。汉张芝的外甥。少有奇才，与乡人汜衷、张甝（音含）、索台、索永，日游太学，时称敦煌五能。后举贤良方正，对策及第，张勃推荐说：索靖才艺绝人，宜置台阁。官至尚书令，封安乐亭侯，赠太常司空，谥日庄。善耄草，名动一时，为学者所宗。东晋王虞尝得靖书，每宝玩之。后遭永嘉之乱，把索靖书作四叠，缝缀衣中渡江。论者认为，论精熟靖不及芝，以妙有余姿，张不及靖。或论其八分书，亚于诞和繇，而楷法则胜过璀。肖衍评论其书说：“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言其笔画便转流畅，势如飘云飞鸟。张怀瓘《书断》说其章草“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时有《毋丘兴碑》传世，章草入神，八分、草入妙。写有《草书势》一篇。刻帖本有《月仪帖》传世。
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祖父陆逊为东吴丞相。机善章草，有真迹《平复帖》和刻帖中的《望想帖》等传世。潘伯英说“这一帖（指《平复帖》）是充分地表现了古拙又兼灵秀的书法特色的”。（二）东晋时期主要书法家评介
王珣（公元350~401年），字法护，导孙，洽子，与弟珉同有书名。官至尚书令，有真迹《伯远帖》传世，书凤洒脱飘逸，古朴自然。
王珉（公元351~388年），字季琰，小字僧弥。王殉的弟弟。因代献之为中书令，献之为长称大令，珉称小令。少有才艺，工隶与行草，尤以草书为世人重，名出殉右。
王羲之（公元307~365年，又作321~379年或303~379年），字逸少，琅玡人，后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父旷，也工书。初从卫夫人学书，后自创一格，被后人称为“书圣”。书法世家出身，年幼即好学，传十二岁窃父枕下蔡邕笔法论，旷知授以大纲。卫夫人观其书有老练之态曰：“此子必蔽我书名矣”，甚得伯父王导、王敦器重，称为“吾家优秀子弟”。朝廷公卿也爱其才学，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不受。据《右军年谱》称：“四十五岁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后辞官不就，闲居会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与志同道合者41人，会于山阴之兰亭，饮洒赋诗，并挥笔写序，称为《兰亭序》，凡28行，334字，重字皆作别体，秀媚劲逸，被称绝代所无。今传世之《兰亭序帖》，均是唐以后的摹本。
羲之初学卫夫人书，传说后渡江北，见李斯、曹喜书，又在许州见钟繇、梁鹄书，在洛阳见蔡邕石经，又从王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遍阅前人笔迹，始觉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改学众碑，书法大进。时即书名甚重，有以《道德经》换白鹅的故事，又有给蕺山老妪书扇以增其值的传说，成为书家美谈。
王羲之的书法，历代评论极多。最早为晋后宋、齐人的评论。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他“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可见东晋以后王书评价就极高。但是羲之早年书法并不超众。虞和《论书表》说：“少年临川时迹，既不键观，亦无取焉”。庾翼在荆州时，见庾家子辈遍学右军，颇不平说：“小儿辈乃溅家鸡而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后见到羲之给其兄庚亮书，乃大服，写信给右军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因丧乱遗失，尝谓人曰：妙迹永绝，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似可佐证虞和所言非妄语。王羲之的贡献在于创新，改变了钟繇等人的古朴书风，创造出适应当时社会审美需要的秀媚飘逸风格。王僧虔《论书》说：“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芝）”。所谓“古形”，即是楷、草发展成独立以后初期阶段的质朴书风。羲之自言：“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成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孙过庭《书谱》说：“元常专工隶书，伯英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少劣，而博涉多优，摁其终始，匪无乖互。”认为羲之虽然专工方面稍差，但从草真全面讲，钟、张都比不及。孙过庭又认为羲献继承了钟、张，“古质而今妍”。王书“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既能继承质朴的传统，又符合时代妍丽的书风，而不流于庸俗。王羲之所处的时代、草楷行书都已完成了过渡阶段，书法已经成为独立的观赏艺术，所以王书的创新正是符合时代的要求。唐代张怀瑾《书断》说：“备精诸体，自成一家，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又说：“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之草书不壮不瘦，浓纤得体，楷体虽运用增华然而不失古雅。王羲之正是在剖析了钟、张等前代优秀书法基础上损益而创出新的风格。梁武帝肖衍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更是倍加称誉：“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菲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是李世民为王羲之作《传》中所评论的。王羲之书法，一方面确实脱去了隶法影响下的古形古法的巢臼，开创一代崭新的书风；另一方面他又把脱离了古形古法的草、楷、行书高度艺术化，融合进了东晋士大夫阶层追求秀丽雅逸、流美随便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这就符合了历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崇尚，也符合一般人喜欢秀美的心理，故王书影响深远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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