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尧尧,张晓飞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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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美学论稿试读：
题记（代序）
世界上有无数电影学派，并且谁也不否认，电影专家是需要掌握电影理论的。为了研究电影“科学”，巴黎、伦敦和其他各地，都已成立了电影学会和研究性质的电影协会。但眼下急需的不是专门的学问，而是一般的知识。一个根本不懂文学和音乐的人，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从来没听过贝多芬或米开朗琪罗名字的人也不能厕身于有着良好文化教养的人的行列。可是，一个人就算对电影艺术的基本概念都一窍不通，并且连阿斯泰、尼尔荪或大卫·格里菲斯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他却仍然可以算是个有修养、有文化、甚至水平很高的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艺术竟然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可懂可不懂的东西。
[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我们所需要的是启发性、鼓舞性和创造性的鉴赏而不是消极的鉴赏（即只欣赏已经发现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从理论上来理解影片和这样一种美学：它并不是从已有的艺术作品中去得出结论，而是在推理的基础上要求或期望某种艺术作品。在现代美学家中间，很少有人在原则上否认电影的艺术可能性。但是，大多数美学家却认为这门新艺术还很幼稚。这种批评家想等待电影界出现某个莎士比亚式的人物，然后从不朽的经典影片中归纳出结论。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不从理论上和美学上来理解电影，那么他们怎么能认出这种作品呢？他们到哪里去找寻评价的标准和批判的原则来论证和说明影片质量的好坏呢？对于美学家来说，现在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记下并阐述那些没有经过他们帮助而创造出来的美学价值，而且还可以参与创造这种价值，帮助建立为创造美学价值所需要的精神条件。
[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第一章影视艺术建构的审美国度
世界经典文论家大都认为美育对于人类的审美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美育，不仅可以使人们摆脱生存困境，解除烦恼，转换心境，而且能够从整体上提升人的审美品位，形塑人格魅力，在美好的境界中诗意地栖居。
席勒的《美育书简》不仅在德国美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具有极高的地位。它被美学界视为“第一部美育的宣言书”，首倡美育思想，并主张美的艺术是使人的性格高尚的工具，人性可以通过审美教育获得改造和提升。《美育书简》也是一本对美的本质进行探索的重要著述。他的“游戏冲动论”对于人性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审美生存”的意义极为深刻。他不但对康德哲学做出了辨析和继承，也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合理因素。对于这样一部经典，我们十分有必要重读、重解，并把它视为理直气壮地进行美育教育的一种理论基石。
席勒的美育思想从康德哲学出发，但他对康德哲学还是存有很多异议的。比如，他认为人的心理功能是一个有机整体，反对康德对美的概念的主观化倾向，而要为美的概念建立一个更为客观的基础。他试图从真善美统一的关系中提出美的概念。他指出，美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是使我们能见出自由的表现方式，即美是自由的形式。在《美育书简》中，席勒不仅批判地吸纳了康德的哲学思想，还吸收了费希特关于主体与对象（自我与非我）相互作用的思想，提出了两种基本冲动的理论。由费希特的“纯粹自我”和“经验自我”生发了“人格”与“状态”（自我及其规定性）两个概念，并由此导出了人是具有实在性和形式性的两种基本要求的观点。人的实在性即人的自在性，可以理解为天性、本性，而人的形式性则可以理解为理性、人的内在精神的外化。这就为他阐发用审美、美育完善人性提供了理论根据。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首先对人性分裂进行了分析批判。众所周知，后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二律背反：美与非美的悖论。这里的所谓美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裕、文明与舒适；所谓非美则是指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低俗、焦虑。席勒认为，一方面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了所谓现代性所导致的人性分裂和艺术低俗的弊端，指出艺术是人的“性格高尚化”的工具。
席勒把人性置于社会状况中去加以分析。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异化现象，但他没能从经济基础上去寻找原因，而是从精神领域去寻找异化的根源。在《美育书简·第六封信》中他认为“正是教养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更明晰的思维使科学更明确地划分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国家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地区分成为必然，那么人的本性的内在纽带也就断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割开来。直观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现在敌对地占据着各自不同的领地，互相猜忌地守卫着各自的领域。人们的活动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这样人们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支配者，他往往把人的剩余的素质压制了下去。不是这一边旺盛的想象力毁坏了知性辛勤得来的果实，就是那一边抽象精神熄灭了那种温暖过我们心灵并点燃过想象力的火焰。”席勒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分裂”。他把人置于社会严密的分工和国家机器的掌控中对人性的“支配”，分析知性的直观性与思辨性是对人性的割裂。人性的分裂自然呼吁拟合、修补、谐和的途径和手段。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对美的本质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游戏冲动”论。席勒认为人有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一种是形式冲动。前者产生于人的自然存在或感性本质；后者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质。两种冲动集结在人的身上形成一种相反的力量，推动人们把内在的东西外化，把现实的东西规律化。他认为美育可以培养完美的人性和全面发展的人。他明确指出，美可以成为一种手段，使人由素材达到形式，由感觉达到规律，由有限存在达到无限存在。他把人对于外观的喜悦、对装饰与游戏的爱好看作是人摆脱动物状态而达到人性的一种标志。席勒把美的规律看成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的精神的自由，并把“美的国度”视为最高境界。这对于后来的马克思影响很大。
在美育思想上，席勒突破了英国美学界资产阶级文化范围内提出的个人教育问题的狭小天地，从历史的高度上提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性的理论。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审美国度”的理想境界。在他看来，比起“力的国度”和“伦理的国度”, “审美的国度”是最美妙、最和谐、最高尚的理想王国。如何才能抵达这一王国，那就是要进行审美教育，以此改造有缺陷的、分裂的人性，人必须通过审美状态才能从单纯的感性状态上升到理性和道德的状态。席勒认为教育有多种形式的分别：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成功的感性和精神力量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审美是人抵达精神解放和实现完美人性的先决条件。他指出：“这不仅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而且更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实际需要。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尽管在今天看来席勒把美育的功能提得过高，但是在席勒的时代这种高度重视美育功能，甚至于相信政治问题也可以通过美育途径来解决的思想乃是一种偏激的深刻。
当然，席勒虽然意识到美育对于人类全面发展的意义，但他并没有提出更为成熟的答案。相比照而言，我们在阅读马克思《手稿》时则能够获取更为清晰的深刻的思想启迪，因为马克思更进一步地阐发了劳动异化以及克服异化的途径，构建了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不仅是时代的影响，也是哲学家、思想家个人的个体差异性使然。
经典之所以不失为经典，除了经典内蕴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那超越时空对现实问题的烛照力。立足本民族的思想发展历程，观照当下的社会文化、艺术状况，重读《美育书简》，使我们深切地意识到美育不仅是一种理论构建，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和可能。
首先，回顾历史，中国的美育思想古已有之。所谓“先王之乐”“六艺之教”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据考证，在我国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是汉末魏初的“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他在其《中论》一书的《艺论》中就有“美育群才，其犹人之于艺乎？”徐干在该文中发挥了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古训，强调德性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礼乐之本”，同时礼乐也是修行德性的枝叶，是“事成德也”。这就是说，不仅西方美学思想体系中有美育思想和思想家，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宝库中也存有渊源深厚的美育思想资源。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美育思想和美育教育已自成体系。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把美育作为问题加以阐述的思想家；而蔡元培则被誉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并开展学科建设的“第一人”，他的《哲学总论》（1901），最早传播西方美学思想中的“美育”概念，并把美育与德育、智育并列为一个学科。此后，梁启超、鲁迅，以及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都为美育思想传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贡献。因此，我们说美育思想不仅是西方美学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美育的重要地位、意义已成人类的共识。
从实践层面来看，美育不仅是古希腊人、中国的先王所看重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在倡导和实践美育思想，并成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仅就当下而言，全民大唱红歌、发送红色短信、观赏红色影视剧等都属于先进文化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也是提升国民素质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至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思潮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导致物质与精神价值失衡，人性堕落，人心浮躁，道德缺陷。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艺术观念的多样化也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艺术仅仅是一种赚钱的工具，拒斥艺术的美育功能，一味地强调感官刺激，制造种种俗物、“快餐”，这与经典美学家的思想、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和人性境界的提升都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审美教育不仅是理论意义上的，更是实践意义上的需要。所有这些都为审美教育提供了非常充分的现实依据。
席勒的美育思想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旨在克服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分裂，实现人性的完整，造就人性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实践也一再告诉我们，美育不仅是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只要你确立和确信美育观念及其功能，“一切皆有可能”。目前，高等院校实施的“通识教育”“审美教育”课程，都属于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必修课，德育、智育、美育共行并举，已经初见成效。可见文化普及、审美教育在青少年心理、性格、人生成长历程中的重要益处。
就电影艺术这一艺术形式而言，在实施审美教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效力。它的直观性、时效性、蒙太奇语言独特性等特征，能够直达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等，都形象生动地演绎了美育（在影片中主要是音乐教育）对于“问题孩子”的巨大影响力和创造力。《音乐之声》中的女主人公玛利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以第十二任家教的身份来到特拉普上校家。面对上校家那极难调教的七个孩子，玛利亚发挥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长，很快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一曲《哆来咪》让孩子们找回了生活的乐趣；木偶剧《孤独的牧羊人》使孩子们沉浸在欢乐中。歌舞音乐是沟通心灵的和声、最美的语言。玛利亚最终不仅成为孩子们喜欢的家教，并且成为他们亲爱的继母。据统计，《音乐之声》中大约有二十多首乐曲，而且这些乐曲大多是首创。其中，有修女合唱的《赞颂我主》《晨祷》《玛利亚》，修道院院长唱的《攀越群山》等；丽莎和劳夫唱的《即将十七岁》；玛丽亚和孩子们唱的《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玛丽亚和上校唱的《有些好事》；孩子们和上校唱的《音乐之声》；上校和丽莎唱的《雪绒花》；孩子们唱的《晚安，再见》，以及《婚礼进行曲》；等等。其中，《攀越群山》竟在多种场合反复唱起。《哆来咪》 《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歌曲已经成为全球金曲，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同样，《放牛班的春天》不仅让观众确信美育可以改变“问题青少年”的性格缺陷，而且还能够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转变他们的人生态度，调整他们与父母、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培养他们应对人生更大考验的心理素质。在这部影片中，有一群被动接受“教养”的青少年，有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教养院里的孩子无疑都被定性化了，他们似乎是一群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坏孩子。而且，他们或者是孤儿，或者是被强行送来的家庭包袱，或者是因为有劣迹而来接受管教的。总之，他们都需要按照公众能够接受和认可的道德标准重新驯化，以成为“新人”。但是，以什么心态对待他们，以何种方法和途径重塑他们，在这个教养院里却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的斗争，最终效果也可想而知。院长坚信并一直实施的是“暴力教育”，因为他认定这些孩子缺少的是严管，暴力可以使他们驯服。他就是按照这样的观念和方式，怀疑新来的孩子偷了他的钱，并且亲自动手打了那个孩子。最终，那个孩子不但没有被改造好，后来还一把火烧掉了教养院。新来的老师却不接受院长的“暴力”管教理念，他以一种关爱的、平等的心态对待孩子们，像父亲一样关爱年龄最小的孤儿。他不怕孩子们对他的种种挑衅和恶作剧，坚持用音乐教育来打动孩子们的心灵，发掘每个孩子的天赋，让他们喜欢音乐，并能因材施教，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如是，把孩子们都自然地聚集在乐神的周围，使他们对生活、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由“问题孩子”变成了好孩子、乖孩子。上述电影真实地反映了美育在人的成长特别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意义。“音乐之声”“放牛班的春天”等完全可以看作是“审美王国”的代名词。这样的实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当然，在多媒体时代，商业利益驱动，媒体大战，各种媒体上充斥着色情与暴力，低俗、庸俗、媚俗的现象从负面给了青少年以性灵的伤害、性格的扭曲、人性的沦丧。这些现象必须引起影视创编人员和媒体人的关注与警惕。如何以积极的思想导向、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为青少年提供有益和有趣的精神食粮，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良知。严峻的现实使我们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育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和审美教育接受主体、与外在的影响和冲击相关联。药家鑫，一个被誉为“钢琴王子”的高雅艺术殿堂的学子，竟然为了免除个人事后可能遭遇的麻烦，而断然蔑视他人的生命——撞伤了人已经犯下错误，还决然地把伤者置于死地。这种艺术教育与人性的残酷相悖的例子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究竟是美育出了问题，还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在个体生命中负面影响的总爆发？
席勒认为，“只要审美的趣味占主导地位、美的王国在扩大，任何优先和独占权都不被容忍。”“个人的欲望必须放弃它的自私自利，只吸引感官的那种愉快的魅力之网撒向精神领域。”审美卸下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身体的强制或是道德的强制，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够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把和谐建立在个人的心中。一切其他形式的观念都使人分裂，因为它们或者单独地以人的存在的感性部分为基础，或者单独地以人的精神部分为基础，只有美的观念才使人成为一个整体。只有纯洁的心才相信纯洁的意志，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在席勒的时代，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构想，可是今天我们确实应该充分认识美育的重要性，重估美育在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品格中的积极意义，从而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倡导并实施美育，为和谐社会建设和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努力。一、歌舞片《音乐之声》的美育艺术
世界电影史上，美国的类型片占据重要地位。歌舞音乐片、西部片、犯罪片、科幻片，等等，不一而足。据统计，好莱坞的类型片多达七十多种，充分印证了好莱坞是“梦幻工厂”的美誉。既然是“梦幻工厂”，那就是要通过生产的方式制造各种诱人的梦境。美国电影的梦幻性极力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期待，以各种手段制造虚幻的世界，以赢得观众的快乐和满足。类型片的特点就是雷同的情节、相似的人物形象、司空见惯的场景、像流水线一样的制式生产。这在西部片中最为明显。而在科幻片中奇异的想象借助现代高科技，制造了更加令人惊叹的幻境，满足了人们求新求奇的心理。美国诸多类型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较早出现的歌舞音乐片。这一片种不仅让制片商赚足了腰包，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明星，传播了许多世界级流行音乐，制造了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名片佳作，诸如《音乐之声》 《雨中曲》等。
顾名思义，歌舞音乐片就是载歌载舞的影片，具有较强的娱乐性、观赏性和商业性特征。但是，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不是外在的、硬贴标签似的，歌舞、音乐既是影片直观的视觉图像，更是构成影片思想内容的基本元素、一种生动活泼的电影语言。1．《音乐之声》：世界经典歌舞片
在众多的歌舞音乐片当中，《音乐之声》堪称经典之经典，被称为史上最高卖座率的影片。影片以三十多种语言公映，有多种译名：《仙乐飘飘》（中国香港）、《真善美》（中国台湾）、《心灵深处的音乐》（葡萄牙）、《笑与泪》（西班牙）、《富有反抗精神的新人》（阿根廷）、《我的歌，我的梦》（德国）等。不同的译名表达了不同语言对该片的理解和阐释。但是，它给予人们的观感和好评却是一致的。《音乐之声》根据美国百老汇的同名音乐剧改编而成，由美国音乐片大师罗伯特·怀斯执导，欧丽斯特·莱曼编剧，克里斯托弗·普鲁默和朱莉·安德鲁丝倾情主演，著名的音乐剧大师理查德·罗杰斯作曲，伊凡·柯斯堤尔作词。该片自1965年公映即大获成功，1966年荣获第三十八届奥斯卡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音乐、最佳电影剪辑、最佳女主角等五个奖项。自此，该片成为世界电影中颇受观众喜爱的影片，久映不衰。其中的经典乐曲《哆来咪》 《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乐曲一下子造成流行潮，优美动人的歌声跨越了国别、种族、语言的障碍，传遍了五洲四海。时至今日，一些电影文化人还把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电影公司屡遭惨败的原因归咎于《音乐之声》的误导。美国著名的“悬念大师”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曾经声称：“电影这一行里最不幸的事就是拍了《音乐之声》，那部片子刺激所有人去拍高成本的影片。”多媒体时代，歌舞音乐片的传播更为便捷，可以网上看片、网上评论。中国观众中，包括90后在内的年轻观众也对这部影片充满热情，为其中浪漫的爱情、动听的乐曲所深深吸引。事实证明，经典之作的艺术魅力是不以时空为转移的。2．《音乐之声》的故事和故事来源《音乐之声》改编自美国百老汇的同名音乐剧。而音乐剧则源于一部自传体小说，即玛利亚·奥古斯都·特拉普的《特拉普一家》。该片讲述的是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志愿修女玛利亚受修道院院长选派去特拉普上校家做家教，经过摩擦、冲突、交流、协调等种种波折，不仅深为上校的七个孩子所爱戴，同时也为上校所接纳、爱慕，最终成为欢乐的一家人，并在经历了丧国之痛的重大事变后，机智地逃离德军占领区，一同走上新的生活。
玛利亚是一个与圣母同名的年轻修女。她生性活泼好动，能歌善舞，热爱大自然，经常偷偷跑出修道院融于山水之中，忘乎所以。修道院里的一些人怀疑她能否完成必要的修炼，而从志愿修女成为一个真正的修女。但是，院长却并不那么看，她更看重的是玛利亚的长处——活泼可爱、心地善良，并认为她尚处于寻找自己生活目标的青春期。所以，当特拉普上校来请求为他的孩子们派一名家庭教师的时候，院长毫不犹豫地选派了玛利亚，而且相信她经历一年的磨炼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玛利亚接受了院长的安排，怀着惧怕、紧张、好奇等复杂心情准备前去就职。
玛利亚穿着极为老式的、连穷人都不要的衣服，带着一把吉他、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特拉普上校家。古典、豪华的建筑和陈设让玛利亚惊诧不已，仿佛走进神话世界。但这种好奇心却首先受到特拉普上校的打击，她被告诫：有的房间是不能随便进的。上校按照自己多年来的方式——吹哨子呼叫他的七个孩子（三男四女），统一穿着海军装的孩子们立刻从不同的房间快速跑到大厅里集合，并且按照士兵的方式向新来的家教报到。玛利亚再次为之震惊，并拒绝用上校的方式呼叫孩子，认为用哨子叫人是对人的侮辱。但是，孩子们却明确表示不欢迎这位第十二个出场的家教，并且把一只蛤蟆放到她的衣袋里戏弄她。女管家却说，她是幸运的，她的前任口袋里装的是一条蛇。用餐时，孩子们继续恶作剧，表达他们的抗议，在玛利亚的餐椅上放着一个硬硬的松塔，扎得她惊跳起来。
玛利亚很快凭着自己善良的天性、活泼好动的性格、能歌善舞的特长，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方式，赢得孩子们的欢喜和爱戴。她趁着上校去维也纳接男爵夫人来家做客的机会，用旧窗帘布为孩子们做了游戏服，带他们到山上玩耍、吃野餐、唱歌跳舞。孩子们在亲切、新奇、欢乐的气氛中焕发了天性，主动要求玛利亚教授他们唱歌、跳舞。玛利亚用七个孩子做七个音符，用在台阶上跳上跳下做音阶，教会了他们唱第一首歌曲《哆来咪》。玛利亚从孩子们的进步中得到快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上校带回来男爵夫人和好朋友麦伯伯。在为男爵夫人开办的大型宴会上，玛利亚带着孩子们为客人表演了精彩的木偶戏，唱着动人的《孤独的牧羊人》，并且以音乐形式向客人行了见面礼和晚安礼。这使得男爵夫人及高贵的客人们大为惊讶，纷纷称赞上校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节，而且有艺术天才。麦伯伯还要为他们申请出席家庭演唱会。宴会中，客人们跳着高雅的伴舞，孩子们让玛利亚教他们跳舞。上校的眼睛却被玛利亚窈窕的身材、优美欢快的舞姿，特别是对孩子的热情所吸引，并情不自禁地和玛利亚跳起了双人舞。男爵夫人从中看到了玛利亚对上校的吸引，以及上校对玛利亚的好感，不禁心生危机感。这成为玛利亚不辞而别的直接原因。当晚，玛利亚“逃离”了特拉普家，回到了修道院，她的心告诉她，必须离开特拉普，扼止爱之花的开放。
男爵夫人在玛利亚离开之后准备与特拉普上校结婚，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妇。她尝试与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可是孩子们个个怀着失落和抵触情绪敷衍着她，并且偷偷跑到修道院去求见玛利亚。然而玛利亚却深居不出，自我忏悔，向院长表白自己对特拉普的爱意。院长不但没有批评她，还代表神指导她要勇敢地面对这种美好的情感。玛利亚因为想念孩子，也要认真履职，再次回到了特拉普家。男爵夫人再一次印证了特拉普对玛利亚的爱，解除了婚约之后离开了萨尔斯堡，回到了维也纳。优雅的夜色中，特拉普上校与玛利亚互诉衷肠，原来上校从玛利亚被松塔刺激惊起的那一刻就爱上了她。特拉普上校和玛利亚在教堂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婚礼。从此，这个家庭又有了欢乐，有了音乐，有了和谐。
可是，不久，特拉普家的幸福被德军占领萨尔斯堡的悲剧所打破。上校被强召去为纳粹海军效力。一向深怀爱国主义、痛恨纳粹的特拉普上校拒绝应招，决定逃离萨尔斯堡，寻找新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计划被地方官、奥奸所察觉，派纳粹军队严密监视其行动。特拉普上校在麦伯伯的帮助下、在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的掩护下，终于逃出了敌人的罗网。影片结尾，上校背着孩子，玛利亚带着孩子们艰难地行走在山上。他们边走边唱着“翻过每一座山，蹚过每一条小溪，越过每一道彩虹，追逐着幸福的彩云”。曲终，剧终，意犹未尽。3．《音乐之声》的美育艺术
影片《音乐之声》之所以覆盖全球观众，深得观众喜爱，久映不衰，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更因为它那美丽动人的讲故事方式，音乐在影片中不仅成为叙事动力，同时也是揭示人物心灵世界、演绎人物关系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扩大影片传播力度的元素。观众可能记不清故事情节或细节，但是其中的《孤独的牧羊人》 《雪绒花》《哆来咪》等乐曲却深入多少代观众的心，一直在“审美国度”中传唱着。（1）音乐歌舞作为影片的叙述语言
电影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由于科技的局限，初始阶段的电影是无声无色的。初始时期的电影被称为“默片时代”，有“伟大的哑巴”之美誉。早期的一些电影美学家认为只有无声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这种保守主义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电影美学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了电影语言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就曾经排斥声音进入电影创作，在他看来他的形体语言已经足够他再现生活情境，表达任何意向和心理活动，延续叙事长度的了。直到他在拍摄犹太理发师恐惧心理时，他才第一次尝试运用声音来揭示人物心理。当理发师随着蛋糕吃进一枚硬币时，我们听到了硬币在他肚子里的响声。这种意外获得的效果，改变了卓别林的偏见，他从此把声音作为另一种与形体语言相配合的重要的电影语言。《音乐之声》自始至终贯穿着音乐舞蹈，它既是该片的外在语言，也是影片的叙述语言，是建构这一艺术作品的基本语言。其中的舞蹈，有玛利亚在山野上自由自在的独舞、丽莎和劳夫避雨时在小亭子里欢快奔放的双人舞、特拉普上校与玛利亚互诉衷肠时的双人舞和孩子们稚嫩的舞步与贵族们华丽的华尔兹的对比，等等，这一切使得影片呈现出欢快浪漫的风格。据用心的观众统计，在《音乐之声》中大约有二十首乐曲，而且这些乐曲大多是首创。其中，有修女合唱的《赞颂我主》《晨祷》《玛利亚》，修道院院长唱的《攀越群山》等；丽莎和劳夫唱的《即将十七岁》；玛丽亚和孩子们唱的《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玛丽亚和上校唱的《有些好事》；孩子们和上校唱的《音乐之声》；上校和丽莎唱的《雪绒花》；孩子们唱的《晚安，再见》，以及《婚礼进行曲》；等等。其中，《攀越群山》竟在多种场合反复唱起。《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 《雪绒花》等歌曲已经成为全球金曲，传遍了世界各地。
这些歌曲在影片故事的叙述上，在人物关系的交代和转换上，在影片的风格基调的确立上，包括对地方文化特色的体现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影片一开始，为了营造修道院的特殊生活气息，院长、修女、玛利亚等就唱着自己的“神曲”，人物之间的对话都是对唱的形式，体现了音乐剧的形态。是音乐打破了上校丧妻后一直沉闷、僵化的空气，为这座比修道院还要冰冷的环境带来了一股清新、欢快的新气息。上校对玛利亚的冷漠，孩子们对玛利亚的取笑，包括男爵夫人对玛利亚的排斥都是依靠音乐来转换的。特别是，当德军占领萨尔斯堡，上校计划逃离纳粹魔掌之时，“特拉普家庭演唱”不仅让上校一家公开表达了对故国的深情，也起到了最重要的掩护作用，使他们成功地逃离了纳粹的严密监视。上校一曲《雪绒花》唤起全场奥地利人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当着纳粹军人的面唱出了丧国之痛。音乐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在情境、场面、气氛的营造上起到了重要的渲染作用；在人物关系由生疏、隔膜、对立转向亲切、沟通、和谐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音乐之声》的故事发生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这里是“乐圣”莫扎特的故乡，在这样的有着悠久深厚的音乐文化传统的地方，拍摄歌舞音乐片刚好体现了文化语境的独特性和对应性。（2）音乐歌舞塑造了玛利亚的艺术形象
银幕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影片类型中、不同的镜头语言风格中、不同的导演理念中都有不同的设计方案和具体方法。音乐歌舞片最基本的手法就是充分调动音乐歌舞的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同样，音乐歌舞成功地塑造了玛利亚的艺术形象。《音乐之声》中玛利亚的成功塑造，就是运用歌舞语言交代人物的出身，展示人物的处境，揭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影片一开始在全面展示阿尔卑斯山壮美风光之后，推出了玛利亚这个人物。她一个人跑到山上，融入自然美景之中，蹦蹦跳跳、载歌载舞出现在观众面前，一下子就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拘无束、活泼可爱的少女。紧接着通过修女和院长的对唱，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玛利亚的身份和性格特点——一个见习修女，一个修道院关不住的姑娘，一个对未来把握不定的年轻人。这时的影片表意是在规范与自由、神性与天性、肃穆与开朗的对比和碰撞中得以展现的，为玛利亚的思考与选择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铺叙。音乐歌舞展示了玛利亚美好的性格。
歌舞音乐成就了玛利亚的家教职位。玛利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来到特拉普上校家。见到了上校的七个孩子，她才知道自己面对的工作有多么艰巨。从女管家口中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庭聘请的第十二位家教，可以想象这群孩子有多么难教育。玛利亚刚就任时就受到孩子们的抵触。上校家的七个孩子，大女儿丽莎当着玛利亚的面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十七岁了，不需要家教；两个大一点儿的男孩则声称自己不可救药；小一点儿的孩子直接说出玛利亚的衣服最丑。他们以顽皮的手段捉弄玛利亚这个新家教。但是，玛利亚发挥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长，很快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一曲《哆来咪》让孩子们找回了生活的乐趣；木偶剧《孤独的牧羊人》使孩子们沉浸在欢乐中。歌舞音乐是沟通心灵的和声，是最美的语言。在特拉普家中，玛利亚的博爱、率真、智慧得以充分展示，使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属于自己的人生。音乐歌舞是她展示个性、适应环境、取得信任、确定人生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手段。玛利亚虽然没有心理准备，没有任何家教经验，但是她的素质、她的心地，特别是她的特长——音乐歌舞已经为她胜任这个家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用歌曲开启孩子们的心智，调整孩子们的懦弱和逆反心理，让孩子们在歌舞中树立自信，端正人与人的关系，使孩子们在一种欢乐、祥和、温馨的氛围中健康成长。最终，玛利亚不仅受到孩子们的欢迎，也被整个家庭所接纳。
音乐舞蹈冲破了玛利亚迷茫的心绪，成为她表达爱情、构筑和谐家庭的金钥匙。玛利亚以一个穿着老旧、没有见过世面、不谙世事的面貌出现在特拉普上校面前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上校那高傲的姿态、绅士的眼神、不客气的指教。但是，玛利亚并不与他计较，并且直言不讳地申明不可以用哨子来呼叫人，大胆地拒绝接受上校调教孩子的方法。但是，歌舞音乐却让上校领教了这个家教非同以往那十一个家教。一曲木偶剧《孤独的牧羊人》不仅为特拉普家族赢得好评，也改变了上校对玛利亚的偏见。在欢迎男爵夫人的宴会上，玛利亚与上校一曲舞蹈彻底赢得了上校的好感，玛利亚也暗恋着英俊成熟的上校。玛利亚在男爵夫人的点拨中确证自己对特拉普上校的异样感觉是一种对异性的爱情，她便处于一种迷茫不安、手足无措的心境。这是她的初恋，又是一种等级悬殊的爱情，需要跨过灰姑娘和贵族的门第，需要请示神的旨意，需要打破自我封闭心理等障碍，这就为玛利亚的性格深化做了重要的铺垫。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音乐搭起了通向爱情的鹊桥。玛利亚终于跨越这一切，都是依靠修道院院长的开导、启迪，通过对主的忏悔、祈祷来获得澄明之光的指引，大胆地确认心底的爱情，勇敢地表白爱情，走上婚姻的殿堂。而这一切，都是运用歌舞来表达和传递的。
利用音乐舞蹈宣泄苦闷、抒发爱国之情。影片的后三分之一的长度叙述了纳粹德国占领萨尔斯堡，特拉普上校一家机智、勇敢地面对恐怖森严的恶劣环境，终于逃离魔掌，奔向新生活。其中，玛利亚以特拉普上校夫人和七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积极配合，巧妙周旋，终于实现了他们的逃离计划。其中，仍然是音乐歌舞掩护他们以合法的方式，公开宣泄了丧国之痛、爱国之意。玛利亚的机智勇敢得到展示，同时很自然地成全了特拉普上校的爱国主义者形象。（3）音乐歌舞营造了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音乐之声》在协调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影片创造了人美、乐美、山水美三者融合的人文景观。
阿尔卑斯山壮美的自然风光与萨尔斯堡教堂的钟声、修道院的肃穆与修女们的唱诗，玛利亚于山水之间雀跃歌舞，一开始就绘出了一幅魅力无穷的画面，奠定了玛利亚至美至善的性格基础。
玛利亚带着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走出森严的大门，来到大自然中欢歌劲舞，创造了感人至深的人文景观。歌舞音乐，自然风光，女人和孩子，三者融为一体，沐浴在神的目光里。
玛利亚、特拉普上校、孩子们的歌声，打破了上校家僵化、保守的暮气。同样是这个家庭环境，因为有了歌舞音乐而充满了温馨、浪漫、宽松的气息，空旷的豪宅充满了欢歌笑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之声》的摄影，在充分展示了歌舞音乐场面、自然美景的时候，摄影机总是服从对象主体，动感强烈，画面优美自然。但是，在拍摄特拉普上校的豪宅时，机位相对稳定，严格按照黄金分割率的原则构图，上校家那沉重的大门、室内高大的廊柱、讲究的客厅、秩序井然的就餐仪式等场面，都采用传统的画面构图，以昭示这是一个贵族之家、一个军人之家、一个讲究秩序的家庭，使得室内环境与自然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影片暗示：这种格局需要开放、呼唤开放，而玛利亚的到来、歌舞音乐的激荡、孩子们性格的改变等，都成为打破这种僵化格局的重要因素。
片尾，特拉普上校一家弃车徒步走在高山上的时候，影片又一次回应了片头壮美的阿尔卑斯山美景，形成一种精神开放而形式闭锁的结局。反复唱响的《攀越群山》伴随着上校一家人奔向新生活，人、歌、山再度融为一体，美不胜收。二、励志的“愚人哲学”:《阿甘正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现象。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联合亚非拉国家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统遇刺；黑人运动风起云涌；青年中各种新浪潮涌现；“越战”困扰政府，公民反战情绪激烈。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美国兴起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精神，倡导回归传统，积极进取，努力做好人。本时期美国的电影业一方面和电视宣战，一方面去往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开展“逃跑拍片”，试图摆脱困境。这也许就是电影《阿甘正传》问世的大背景。《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由著名大导演、拍过《星球大战》《辛德勒名单》的斯皮尔伯格的学生罗伯特·泽梅基斯（Zemeckis Robert）导演，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Hanks Tom）主演，剧本由美国作家温斯顿·格卢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该片讲述了智商只有七十五的“愚人”阿甘的人生故事：从上小学碰壁到被州立大学录取，从橄榄球明星到战争英雄，从加入国家乒乓球队访华到成立捕虾公司成为富翁。在1995年的第六十七届奥斯卡电影节中，《阿甘正传》一举获得十三项提名，荣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和最佳视觉效果六项大奖，并创当年全美十大票房影片之首，之后跻身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部电影之列。《阿甘正传》在中国电影市场也是久映不衰，那个憨态可掬的阿甘为中国观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和深刻的启迪，也为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个案。1．《阿甘正传》讲述的感人故事《阿甘正传》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是一部为“愚人”作传的影片。影片并没有太曲折的故事情节，但是主人公阿甘的成长史却极为感人。
阿甘是一个腿有残疾、智商较低的男孩，与母亲相依为命，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母亲为了阿甘能像其他正常孩子一样成长，不仅带他到医院装上了辅助腿部运动的支架，还竭尽全力让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教育。
阿甘上学的第一天就遭受了同龄孩子的冷遇，没有人欢迎他。只有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女孩珍妮给他让座，与他交往，成了他的好朋友。一群坏孩子欺负阿甘腿不好，用石头砸他，骑自行车追他。阿甘为了躲避伤害拼命地跑，越跑越快，直到挣脱了腿上的一切附加物，跑到珍妮身边。阿甘战胜了残疾，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
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磨炼，阿甘长大了，上了高中，跟珍妮在一起。还是那群坏孩子，竟然用汽车追赶他、碾压他。但他一直向前跑，躲过了汽车的追赶，跑进了正在比赛的橄榄球场，被教练看好，成了一个优秀的橄榄球手，还得到了总统的接见。用他的话说，总统接见也没什么，就是愿意吃什么、喝什么，就吃、就喝。他在那里一口气喝了十五瓶汽水。
阿甘的智商被认为只有七十五，但是经过再三的努力，他不但读完了高中，还取得了大学文凭。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珍妮读的是女校，所以他们的大学时代没有成为同窗，但每个星期阿甘都会去看望珍妮，给她带巧克力。一个雨夜，阿甘坐在门外等珍妮，发现有人开车送珍妮回来，而且在车里亲吻拥抱珍妮。阿甘上前就暴打了那个男人。珍妮无奈地将阿甘带回自己的住所，并主动示爱，但阿甘却坐怀不乱。
大学毕业后的阿甘应征入伍，来到了越南战场。与他同去的是一个渔民出身的黑人青年巴普。他们在丹中尉的指挥下战斗。因为气候和环境恶劣，阿甘的面部长满了疙瘩。在越军的炮击中，阿甘拿出自己快跑的优势率先冲出炮火圈，但他却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于是他又返回去，发现丹中尉和巴普等人都受了重伤。于是，他一次次地把伤员背出危险区，帮他们包扎伤口。最终，中尉被炸断了双腿，巴普死了。从越战归国的阿甘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见到了珍妮，和珍妮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阿甘主张珍妮回到亚拉巴马州，珍妮却要参加青年运动，还要做一个著名歌手，于是他们再次分手。
阿甘返回美国后，开始打乒乓球，还去了中国，亲身经历了“乒乓外交”的国际事件，并再一次接受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其间，丹中尉因失去双腿而痛苦不堪，向阿甘发泄，埋怨阿甘不应该救他。阿甘任其发泄，默默地给予他照顾和安慰。
阿甘不再打乒乓球，也脱下了军装。退役后的阿甘一心要兑现对巴普的承诺，买了一艘捕虾船，准备下海捕虾。丹中尉为之感动，来为他做大副，二人一起实现巴普的梦想。一场暴风雨几乎摧毁了所有的船只，但阿甘他们幸免于难，并在灾后获得了丰收，扩大了捕虾事业，成了富翁。阿甘不需要钱，他把挣来的钱分给了丹中尉，让他开了“苹果公司”；给巴普的母亲和家人也分了一份，足够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更多的钱赠给了教会和医院。阿甘事业兴旺之时，母亲患癌症去世，他安葬了母亲，为母亲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仍然牢记母亲对他的种种教诲。
寂寞、孤独的阿甘开始环城跑步，他一直没有目的地跑着，一共跑了两年两个月十四天十六小时。珍妮带着他们的儿子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从电视上看到了阿甘的消息，约阿甘见面。阿甘决定娶珍妮为妻，照顾珍妮，一起养育小阿甘。婚礼上，丹中尉带着未婚妻前来参加。珍妮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去世后，阿甘将她安葬在那个见证他们爱情、婚姻的大树下。阿甘学着自己母亲的样子既做母亲又做父亲地精心呵护着小阿甘。故事结束在凄美、遗憾与希望交织的氛围中。2．《阿甘正传》的多重主题意向
影评界称《阿甘正传》为“愚人电影”、“愚人神话”、宣传“愚人哲学”、“当代美国文化的经典”、渗透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影片。可见这是一部具有多重主题意义的影片。
有评论指出：《阿甘正传》的确是一部有足够的元素可以吸引观众的影片。它所讲述的那个残疾和弱智的主人公通过努力奋斗走向成功的故事，它所串联起的当代美国历史上一个个著名人物和事件，它对爱情、友谊的追怀和感伤，以及它那时时出现的诙谐、欢快和妙趣横生的想象……但同时，《阿甘正传》并不仅仅是一个如人们通常所见的赚人眼泪的好莱坞的感伤故事，或是“梦幻工厂”每日成批生产的神话；它是一部包容广博、意味隽永的影片，甚至是一部集历史、神话、传奇和普通人的故事于一体的关于当代美国的寓言。尤其是影片的主人公——那个由汤姆·汉克斯扮演的智商只有七十五，整天挺着个脖子，一副傻乎乎样子的“阿甘”，当他飞跑着穿过那条长达三十多年的当代美国历史的画廊时，他不但渐渐取得了每一个观众的认同，而且最终成为观众心目中一个真正的偶像。
首先，《阿甘正传》是一部励志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身残、弱智的小男孩阿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走出双重困境，成长为一个橄榄球手，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战场上舍己救战友的军人，一个正直、孝顺、勇于追求爱情的优秀青年。这一故事显然对弱者、对青年人的成长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阿甘都能做到这样，正常人还有什么不可企及的？关键在于要自强自立、奋斗不息，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特别是联系美国20世纪中期“垮掉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阿甘在美国更是青年思想教育最具说服力的形象。阿甘可以说是美国运用银幕形象拯救“垮掉的一代”的活教材，一个楷模式的人物。所以，影片不仅塑造了阿甘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刻画了一个像珍妮那样的叛逆者形象。不管珍妮为什么叛逆，但叛逆者的命运就是无家可归、不断遭到性骚扰、做流浪歌手、失去爱情、供人消遣，等等。这显然是一种警示性的教育。
其次，《阿甘正传》宣扬了“愚人哲学”，被称为美国文化的经典文本。阿甘的个人条件、艰难的成长历程、令人羡慕的成果，不仅对青年人具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所有的美国人都具有人生启迪意义。它打破了好莱坞“梦幻工厂”制造的虚假的、仅仅在影院里获得暂时满足的幻觉，让人们脚踏实地回到现实生活中，努力奋斗，积极进取，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生的价值只能靠自己，哪怕你是一个“愚人”“笨人”“残疾人”，只要不放弃努力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现状。影片所宣扬的正是美国在那个年代提倡的一种“保守主义”、回到传统的文化精神。
再次，《阿甘正传》是一部渗透美国历史精神的影片。有人说，该片是“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夹心巧克力”。编导把美国历史穿插在阿甘的个人成长史中，以个人成长日记的形式负载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既塑造了一个愚人自强不息的神话，也若隐若现地宣传了一种美国历史精神。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反战运动、中美乒乓外交、尼克松水门事件以及摇滚乐、嬉皮士运动、黑人运动、3K党、吸毒、艾滋病等，在影片里都以阿甘亲历的方式被真实地记录下来，构成了一部美国断代史。阿甘与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三位总统以及猫王等文化符号式的人物见面，突出了个人与历史风云息息相关的命运。3．感人的银幕形象——“永远的阿甘”《阿甘正传》成功地塑造了阿甘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多重含义的主题。“永远的阿甘”，道出了阿甘这一形象的经典性。的确，阿甘是美国电影中的经典形象，也是全球观众心目中的偶像，“世纪末最后一个好人”。《阿甘正传》“塑造了一个正直、纯洁、天真但是却有着生理和心理残疾的弱智者形象。这一形象使得全世界都被他吸引、征服，影片成为有史以来排名第三的最卖座影片”。由汤姆·汉克斯饰演阿甘，使这一人物角色得到了更为精彩的演绎。汤姆·汉克斯（1956—），美国影帝，业绩卓著，是世界最受欢迎的男明星之一。1994他以《费城的故事》中饰演的年轻律师和《阿甘正传》（1995）中的阿甘形象而蝉联奥斯卡男主角奖，成为奥斯卡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阿甘自强不息，冲破自身的弱点，成为一个强者。阿甘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孩子，母亲带着他去医院，为他装上一双辅助性的金属支架，帮助他行走。用母亲的话说：“有了这双鞋，哪儿都可以去。”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乐观，影片用一个细节揭示了这种艰难。当母亲带着阿甘走过一个障碍物时，他的脚就被紧紧地卡在缝隙中，几经努力才将脚拔了出来。周边的人都用一种异常的眼光看着他们母子。母亲虽然回敬了那些看客，心里一定也是痛苦的。
影片最为感人的一幕就是，几个坏孩子欺负阿甘腿残，不仅用石头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而且骑着自行车追赶他、撞他。但是，在好朋友珍妮的鼓励下，阿甘拖着带支架的残腿，拼命地跑着，越跑越快，一直到跑坏了腿上的支架，而且把整个附加在腿上的东西全部挣脱了，以超常的速度跑到珍妮家门口。即使上了高中，那些长大了的坏孩子开着一辆轿车追赶他，仍然追不上他，而且逼他跑进了橄榄球场，使他有机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橄榄球手。后来又学会了打乒乓球，并且亲自体验了“乒乓外交”战略。
阿甘以自己的憨，克服愚钝、弱智，成为一个智者。阿甘是一个弱智者，他的智商经检测只有七十五，但是，阿甘在母亲的引领下甚至做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有了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上了一所好学校。最终，他不仅完成了高中学业，而且取得了大学文凭。当他接受校长授学位时，母亲在座位上露出欣慰的微笑。阿甘成为一个智者，不仅表现在取得高等教育学位上，还在于他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智慧的选择。比如，那几个坏小子用汽车追赶他，他开始沿着直道拼命地跑，几近追上的时候，他会突然转向，跑进草地，从护栏的缝隙中跑进橄榄球场地。在越战中，他也是为了避险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危险区，利用自己的长处保护了自己。
阿甘的憨在于他从不食言，他曾答应那个一起到越南的黑人朋友战后一定买一条船，帮他完成自己当船长的遗愿。而战争结束，阿甘自知不能再打乒乓球以后，真的买了一条船，和丹上尉一起获得成功。最终，他们由一条船发展到十二条船，阿甘成为百万富翁。他的憨还表现在把挣来的钱大笔大笔地赠给教会、医院和巴普的母亲及其家人。用他的话说：“我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
阿甘正直善良，冒死救伤员，成为一个勇者。阿甘的勇者形象集中体现在越南战场上。越南战争是美国政府在越南打了十年而一无所获的战争。它唯一的收获就是留给美国政府、美国公民的战后反思。《猎鹿人》 《现代启示录》《野战排》等都是轰动世界影坛的有价值的越战片。当然，《阿甘正传》不是美国的越战片，但是，生长在越南战争背景下的阿甘服兵役以后，顺理成章地到了越南战场。阿甘个人是不可能了解这场战争的官方意图、战略部署，更不会拒绝被派往越南的命令。但是，当战争打响了，他的长官丹中尉，一起参军、一起来到战场上的好友巴普，遭到炮击受了重伤之后，阿甘则表现出他一贯的素质——善良、勇敢，不顾一切地从敌人炮火中连续抢救了四个伤员。
他的勇敢还在于勇于完成朋友的遗愿，分担朋友的痛苦和郁闷。这在他兑现对死去的黑人朋友的承诺、抢救和照顾丹中尉的时候得到充分的体现。
阿甘尊崇母亲、爱珍妮、爱孩子，成为一个高情商者。阿甘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一个爱美、好强、肯于牺牲的女性。整部影片母亲出镜虽然很有限，但是，从阿甘的口中，我们不时听到母亲对阿甘的教诲，看到母亲始终是一个精神的在场者。她那些颇富哲理和人生体悟的精彩语言，一直在让我们和阿甘一起接受母亲的教导。阿甘一生都尊崇母亲的教诲，他牢记母亲的语录：“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滋味。”母亲身患癌症，弥留之际对阿甘说“人必定是要死的”,“死是人生的一部分！”教导阿甘真诚地、勇敢地去生活、成长、成熟。
阿甘虽然自然条件不如别人，但他凭着自己的正直、善良、勇敢赢得了珍妮的好感，为了珍妮，他多次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帮助她解围。珍妮为了追求当一个著名歌手的理想，在街头卖唱，追随那些带着红袖标的人四处奔波。但是，阿甘对爱情坚贞不渝，他向珍妮求婚时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我知道什么是爱。”当珍妮怀了阿甘的孩子，并试图独立将其养大时，发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阿甘不顾一切娶了珍妮，并在她死后承担了小阿甘的抚养使命，担起父母一肩挑的责任，他像自己的母亲照顾自己的成长一样，给小阿甘做饭、讲故事，接送他上下学，努力为他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4．《阿甘正传》独特的叙事艺术
自传、日记体形式。《阿甘正传》表层使用的是一种很传统的文本结构，即“传主”自叙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主人公的故事与叙述人同构。世俗观念中，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阿Q，还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阿甘，似乎都没有进入“正传”的地位和资本。但是，他们却都先后出现在“正传”的艺术文本中。这本身就具有为小人物、为弱者树碑立传的主体意识，而且是一种表明重写历史的意味。这样的叙事带来的是一种反讽效果、戏剧效果。《阿甘正传》如何让观众信服、认可，自传、日记体无疑是最传统、最具真实性和可信性的叙述策略。《阿甘正传》一开始就是阿甘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膝盖上放着一盒巧克力，上边还扎着蝴蝶结，这是他准备送给珍妮的。这时，来了一位黑人女孩儿坐在阿甘旁边，阿甘主动请那个女孩吃巧克力，并说：我妈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滋味”。当他看到那女孩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时，他指着那双鞋说：“你这双鞋真好，要是我有一双就好了。”于是镜头回到了童年时他穿着医生为他穿上的那双金属鞋，展开了对童年的叙述。这样方式的叙事一直贯穿全片。但有所不同的是，导演为了让观众对阿甘的自述更有层次感，将阿甘身边的空位子不断地更换“听众”——黑人女孩、带小孩的妇女、嘲讽阿甘的胖子、眉目慈善的老太太，等等。所以，从这个叙事方式不难看出，其实这就是阿甘自叙的“成长日记”。
社会事件与个人命运双线并进。社会历史与个人成长史同步叙述，形成个人成长史的丰富性与社会历史的具体性的有机结合。《阿甘正传》贯穿了人物成长的几十年历史，这是个人的生命长度。但是，个人的成长史肯定不会是一条纯净的直线，他与身处的历史空间、时代精神必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个人离不开时代和社会，社会时代精神必定投影在个人成长史上。所以，影片又以阿甘生存、生活的轨迹带出了美国这一段历史。如肯尼迪遇刺、越南战争、反战运动、中美乒乓外交、尼克松水门事件以及摇滚乐、嬉皮士运动、黑人运动、3K党、吸毒、艾滋病等，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社会现象都呈现在观众面前。如此，个人成长的社会历史因素得以充分体现，社会历史的记录显得更具现场感和真实感。
故事性与诗性结合，创建电影新风格。《阿甘正传》在总体思想上坚持一种“保守主义”的、传统的美国文化精神，在艺术形式上也与之相辅相成，采取一种传统的叙事风格。无论人物的精神基调，还是人物关系的处理，特别是结局，遵从的是“说话要算数”“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终得好报”以及“大团圆结局”等。但是，该片并不缺少浪漫的诗意。影片开始从空中飘来一根白色的羽毛，飘过了教堂的尖顶，飘过了一座座屋顶，飘过了层叠的树梢，飘过了路人的肩头，最终落在阿甘的脚下，阿甘轻轻拾起它，把它夹在母亲留给他的那本童话书的扉页里。结尾时，那只羽毛从小阿甘带着的同一本书里掉出来，飞上了蓝天，天空一片澄明。这样一种采用特技手法的魅力叙事，为影片创造了精彩的浪漫风格。
现实与环境的交叉出现，增加了影片的浪漫气氛。当阿甘成了百万富翁以后，白天闲不住地工作，晚上心理空落落的，他始终思念漂泊在外的珍妮。这时，影片采用一种幻境来揭示阿甘的心境，迷茫的夜色中、阿甘的视线里出现了珍妮的倩影。很快，珍妮真的回到了他的身边，并且怀着悔恨的心情凭吊了遭受家庭暴力的父亲的旧屋。后来，阿甘把这个像梦魇一样压着珍妮的旧屋彻底推倒，清除了珍妮心中暴力的阴影。
意象、隐喻等手法的运用，使得影片寓意深刻、韵味深长。阿甘和珍妮家门前的那棵大树，是二人青梅竹马的见证。他们经常为了躲避坏孩子的欺侮、躲避家庭暴力来到这棵大树下，一起攀上大树，并肩坐在伸出来的树枝上，享受着童年的快乐。阿甘和珍妮的婚礼，也在这里举行，大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美景。新装了假肢的丹中尉带着他的未婚妻意外地出现在大树下的婚礼上，大树成了患难之交的兄弟情义的见证。影片中多次出现枝叶繁茂、浓荫郁郁的高大的大树形象，仿佛一把撑开的巨伞，荫蔽着树下的人们。
跑，作为主人公形象的一个外在形体动作，自始至终贯穿影片，隐喻着“愚人神话”的现实性、可行性。在影片文本构成中，跑，成为叙事的重要线索，贯通全片。阿甘从小跑到大，从残疾、弱智跑成一个善者、智者、勇者、成功者，经历的就是不停歇的跑。影片在阿甘成功后集中安排了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他一直跑了两年两个月十四天十六小时才终止了这个长跑。在他跑的过程中，先是一个追随者，继而追随者越来越多，长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并且有人不断地从阿甘那里受益，绝处逢生。就是因为电视台报道了此事，被珍妮收看到了，二人重归于好，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个“跑”的动作和事件既符合电影这门活动的视觉艺术的要求，又创造了新的隐喻的电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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