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席北斗、侯立安、李鸣晓、姜玉 等 编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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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场地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修复试读：
前言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环境承载力已接近上限，科学、准确地认识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要求，到2020年，全国地下水质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15%左右。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要优先种植需肥需药量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水质检测，定期调查评估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等区域环境状况。石化生产存贮销售企业和工业园区、矿山开采区、垃圾填埋场等区域应进行必要的防渗处理。公布京津冀等区域内环境风险大、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开展修复试点。《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指出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2017年中央1号文件将“土十条”中农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内容进一步提升，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基础上，深入实施“土十条”工作内容，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试点。同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坚持源头防治，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
村镇土壤污染防治切实关系到村镇饮用水水源以及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问题，是保护生态红线、保障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条件，更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保障。本书从“源头防、过程控、重点治、分类管”的角度出发，从村镇场地污染监控与快速识别、场地污染风险防控管理、污染场地阻控与修复技术、污染场地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技术及装备，为我国村镇场地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本书以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导向，对我国村镇场地污染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梳理了村镇场地污染的问题成因及危害，阐明了我国村镇场地污染防治的需求，介绍了当前国内外村镇场地污染防治技术研究进展。在参阅了当前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应用文献资料的同时，结合编著者及其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体会和实践经验，整合了村镇污染场地修复与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原理、工艺方法及工程应用实例，旨在为相关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提供一本丰富的村镇污染场地防治技术及其应用实践资料，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本书由席北斗、侯立安、李鸣晓、姜玉等编著，具体编著分工如下：第1章主要由侯立安、席北斗、李鸣晓、李瑞编著；第2章主要由李瑞、姜玉、宋赛虎、王勇编著；第3章、第4章主要由安达、李娟、李鸣晓、李瑞、姜玉、雷抗编著；第5章主要由姜永海、赵颖、何小松、侯佳奇、李瑞、姜玉编著；第6章、第7章主要由王雷、戴昕、张晓慧编著。全书最后由席北斗、李瑞、姜玉统稿与定稿。此外，霍守亮、苏婧、孟繁华、刘军、张颖、郝艳、叶美瀛、陆青、杨昱、崔东宇、孙源媛、余红、李翔、喻颖、黄彩红、郇环、吕宁罄、张列宇、邓阳、党秋玲、唐军、王丽君、李国文、夏训峰、朱建超、龚斌、许铮、杨予宁、高绍博等在本书编著过程中给予了诸多帮助，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也参考了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每章后面附有参考文献目录，在此向这些作者致以真挚的谢意。
限于编著时间及编著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编著者 2018年12月第1章 村镇场地污染概况
在我国国土面积分配中，大约90%面积为村镇区域，村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约7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镇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随之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村镇场地污染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重大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着村镇人居环境安全、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据国家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的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农村目前仍有3亿多人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每年上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上亿亩农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呈现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的复杂情况。土壤质量退化、农产品歉收、有毒物质超标的情况屡有发生；食品安全和水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村镇场地污染事件频发成为我国环境保护［1］工作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1 村镇场地污染的定义
村镇场地污染，是指农村地区的土壤和地下水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使由自然产生和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一系列污染物质进入土壤和地下水之中，这些污染物质的数量和性质都超过了村镇场地容纳和净化的速度与能力，使这些土壤和地下水的自然动态被破坏，相关功能失调、土质恶化，使得植物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下降，而且还促使一部分污染物质通过土壤进入水体或大气，使水体和大气环境受到污染，并最终使人类和动物受到伤害。村镇土壤污染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农业生产力下降。对于村镇场地污染问题，英国的环境污染皇家委员会将场地污染视为一种具有现实危害性的社会现象，并将这种现象以国家法律进行严格限制和规范。
村镇场地污染往往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污染发生在特定的村镇区域，区域内往往包括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大气等各种污染介质；二是特定的村镇区域已被有害物质污染，并已对村镇居民或自然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存在潜在负面影响。1.2 村镇场地污染的特征
我国村镇生活污水的主要污染特征是污染面广，难收集，来源多，成分复杂，悬浮物浓度较高，有机物浓度较低，水质一般呈弱碱性，污水中含有较高的人畜粪尿成分，特别是氮、磷含量较高，故处理时不仅要消减有机物，还要进行脱氮除磷。
我国村镇生活垃圾的主要污染特征是产生量大、成分复杂、资源［2］化再利用率不高。生活垃圾组成以有机物成分（厨余、果皮等）为主，玻璃、塑料、金属等可回收物质的比例相对不大。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为主，垃圾的收集方式为混合收集，一些有害物质如干电池、废油等未经分类直接进入垃圾，无疑增加了无害化处理难度。
农业面源污染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氮素和磷素等营养物质、农药及其他污染物质通过农田的地表径流和农田渗漏而形成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难以监测、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农业/农产品生产中广泛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工业产品，以及农作物秸秆、畜禽尿粪、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农业或农村废弃物。
矿业开采在我国村镇经济建设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在矿产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矿山生态环境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链状环境问题。矿山环境问题主要指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对周围环境要素的破坏和污染，包括因不合理的勘查或采矿活动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不同的矿业活动和村镇加工行业生产过程会产生不同的毒害污染物，包括无机类、有机类或有机-无机类污染物，并且常常出现与化学品生产或使用、矿山开采尾矿相关的特征污染物。乡镇工矿企业废弃物侵占大量土地，废水严重污染地下水源。乡镇工矿企业生产污染的主要特征是生态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集中收集处理困难、治理成本高。
以上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村镇环境质量的下降，村镇场地环境污［3］染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隐蔽性和滞后性
通常情况下，村镇场地污染监测的时效性较差，致使村镇场地污染出现隐蔽性和滞后性。污染物一旦进入农用地，经过物理吸附、生物吸收和化学沉淀等过程，就会在村镇场地中不断累积，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会使村镇场地环境由量变向质变退化。（2）不可逆性和长期性
在村镇场地污染中，重金属及难降解有机物污染土壤、地下水往往具有不可逆转性。村镇场地污染的长期性主要是指村镇场地在受到污染之后，污染物质的降解需要较长时间，有时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自然衰减。（3）地区差异性
在我国村镇场地污染情况的调研分析发现，村镇场地的污染呈现地区差异性。我国北方、南方、西部、东部地区村镇场地的污染程度、污染物质种类、污染来源都不一样，这些都与区域的工业情况、矿产资源、主要的农作物类型与耕作方式、农民施用化肥农药的习惯等密切相关。1.3 村镇场地污染的类型1.3.1 以污染成因划分（1）突发事故产生的污染场地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剧烈增长与城市快速扩张，我国已经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特别是爆炸、泄漏、偷排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产生的高强度场地污染，由于具有发生突然、危害性大、后果严重等特点，已经严重危及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初步统计，1992～2006年平均每年发生1905起环境污染事故，严重环境污染事故频频发生，给区域环境、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村镇场地污染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污染，发生时间和地点不确定，没有固定的排放方式和排放途径，污染事故往往发生突然、来势凶猛、扩散迅速，因此，此类污染场地具有污染物种类复杂、污染强度高、危害程度大、环境破坏能力强等特点。（2）累积产生的污染场地
污染累积主要指人为活动产生的污染物，通过特定的污染途径，逐渐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进而造成农作物中某些指标超过国家标准的现象。
污染物进入土壤的途径主要有以下3种。
①废气中含有的污染物质，特别是颗粒物，在重力作用下沉降到地面进入土壤。
②废水中携带大量污染物进入土壤。
③固体废物中的污染物直接进入土壤或其渗滤液进入土壤。其中最主要的是污水灌溉带来的土壤污染。
此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也是土壤污染的来源之一。
由于污染物在土壤中比在大气和水体中更难迁移，使得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容易扩散和稀释，从而不断积累而超标。因此，此类污染场地具有地域性强、主要污染物较为单一等特点。1.3.2 以污染物类型划分（1）重金属污染场地3
化学中一般将密度在4.5g/cm以上的金属称为重金属，是土壤环境中一类极具潜在危害的污染物。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将重金属引入土壤中，致使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原有含量，［4］并造成生态恶化的现象。目前我国土壤受重金属污染的状况不容72乐观。全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5×10hm，每年因土壤污7染而损失的粮食产量达1.2×10t，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人民币。我国常见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有汞、铜、锌、铬、镍、钴、铅、镉等，汽油中添加的防爆剂四乙基铅随废气排出污染土壤，使行车频率高的公路两侧常形成明显的铅污染带；砷被大量用作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和除草剂，硫化矿产的开采、选矿、冶炼也会引起砷对土壤的污染；汞主要来自厂矿排放的含汞废水，土壤组成与汞化合物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积累在土壤中的汞有单质汞、无机汞、有机络合态或离子吸附态汞，所以，汞能在土壤中长期存在；镉、铅污染主要来自冶炼排放和汽车尾气沉降，磷肥中有时也含有镉。重金属污染具有普遍性、隐蔽性与潜伏性、不可逆性与长期性、复杂性、传递危害性等特点。（2）有机污染场地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来源有农药和化肥的施用、污水灌溉和污泥施肥、工业废水废气和废渣的污染、空气中沉降物的污染。其中，农药施用和工业生产中排放的人工合成有机物是土壤有机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而大气沉降、污水灌溉、污泥和固体废弃物的土地处置和利用是工业“三废”中的有机物污染土壤的主要方式。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原生产场址或有毒有害POPs废物的堆放地点，是潜在的POPs污染场地。调查表明，我国的POPs生产企［5］业场地存在着严重的污染隐患，有些企业已经生产数十年，生产场地的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物含量已严重超标，个别区域达到上万毫克每千克。流通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POPs污染场地主要是指杀虫剂类POPs禁用后的存放地点。POPs废物封存点的贮存条件往往较为简陋，基本没有防渗设施，大多数封存点也没有设置防雨设施，封存点土壤中的POPs物质含量超过自然环境土壤中POPs物质含量的20～100倍。（3）有机无机复合污染场地
有机无机复合污染是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在同一环境中同时存在所形成的环境污染现象，目前村镇场地复合污染主要集中在有机螯合剂、农药、芳香类化合物与重金属等污染物的交叉复合。除了化学污染外，有的场地还存在病原性的生物污染和建筑垃圾类的物理污染。村镇场地污染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复合污染，如农业生产中使用含有重金属的有机肥时，为防治病虫害大量使用有机氯类高效高毒农药，从而造成复合污染；又如，由于对垃圾分类没有实施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等管理措施，人们不论废弃物是否可以回收利用，是否容易随水流失，是否容易在空气中挥发，都将其随意丢弃于垃圾站。因此，废弃物堆放地污染往往更为复杂，对人危害更大。有研究指出固体废物堆放不仅侵占农田，使土壤板结、发酸、聚毒、肥力降低，耕种后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甚至使之减产或绝产，也使树木根部变黑枯死，还在腐烂变质时产生臭气毒气，且粉煤灰、干污泥、垃圾中的尘埃等含有大量细菌病毒、有害有毒元素等，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并随风飞扬，成为传播疾病的重要来源。（4）微生物污染场地
病原菌、病毒、原虫和蠕虫类等致病性生物侵入土壤并大量繁殖，可以破坏土壤生态平衡，引起土壤质量下降，对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动植物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污水灌溉和垃圾、污泥、粪便的农用，可将大量细菌、病原体和寄生虫卵带入土壤；大气中携带病原体的悬浮物和生物气溶胶等也可以通过沉降进入土壤引起生物性污染；病畜尸体随意掩埋或处理不当，更易引起土壤生物污染并扩大疾病的传播。病原菌在条件适宜时可以土壤为媒介传播，引起人和动物传染病的发生。土壤中已发现多种可能引起人类致病的病毒和植物病毒。1.4 我国村镇场地污染现状
当前我国村镇土壤环境污染形势严峻，主要表现如下。
①在一些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有毒有害物质已经大量积累，部分农田的重金属（镉、汞、砷等）、农药（滴滴涕等）、多环芳烃、多氯联苯、二英等持久性有机无机复合污染突出，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②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实施退二进三的城市布局改造战略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搬迁引发的村镇场地土壤环境污染事故已经影响到人居环境安全健康。
③在一些矿区、油田及其周边土壤中重金属和有机污染也相当严重，对周边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④一些湿地不仅是生物栖身地和生态敏感区，而且也是污水和废弃物的汇集地，污染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在高强度的资源和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过程中，我国村镇场地污染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村镇场地污染物的种类在增多，出现了复合型、混合型的高风险污染土壤区。村镇场地污染呈现出从污灌型向污灌型与大气沉降型并重的转变，城郊向农村延伸，局部向区域蔓延的趋势；从有毒有害污染发展至有毒有害污染与养分过剩、土壤酸化的交叉，形成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种植养殖业污染和工矿企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次生污染相互复合混合的态势，危及粮食生产与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迫切需要治理和修复。最近20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进入了环境高风险时期，各种场地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近10年，场地污染事件的发展规模日趋扩大，后果更加严重，污染类型愈加复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998～2006年共发生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14700余起，平均每年发生1600多起。
环境保护部与国土资源部于2014年4月17日发布《全国土壤污染［6］状况调查公报》，披露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指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村镇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全国村镇土壤总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南方村镇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村镇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10.4%。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从污染物超标情况看，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3类有机物是主要的污染物。同时耕地村镇土壤污染事关“米袋子”“菜篮子”安全，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要保住“舌尖上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土壤安全。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2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198个地市级行政区共有4929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其中综合评价水质呈较差级的监测点为1999个，占40.6%，水质呈极差级的监测点为826个，占16.8%。主要超标组分为铁、锰、氟化物、“三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氨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等，个别监测点存在重（类）金属超标现象。在这些监测点中，综合评价结果为水质呈优良级的监测点为580个，占全部监测点的11.8%，水质呈良好级的监测点为1348个，占27.3%，水质呈较好级的监测点为176个，占3.6%。据悉，2013年，有连续监测数据的水质监测点总数为4677个，分布在187个城市，其中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有2974个，占63.6%；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有793个，占17.0%；呈变差趋势的监测点有910个，占19.5%。村镇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在保证居民生活用水、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平衡等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近年来由于过度开采、企业恶意偷排，我国村镇地下水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地下水由于有承压层的存在处理难度更大，而且在地下交错相连，与土壤接触更为紧密，污染更隐蔽，处理的成本远大于地表水的处理。因此对村镇地下水进行生态安全评估和污染修复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1.4.1 土壤环境质量
2014年，我国村镇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3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河平原、海河平原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2015年，酸雨区面积约72.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6%，比2010年下降5.1个百分点；其中，较重酸雨区和重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为1.2%和0.1%。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包括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重庆南部等，大幅提升了南方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
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淮北平原村镇场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相对较低，分别为1.35%、0.81%、0.62%；海河平原、辽河平原、黄泛平原点位超标率相对较高，分别为4.28%、3.70%、2.10%。东北及黄淮海平原村镇场地主要超标重金属污染物依次为Cd（1.18%）、Hg（0.40%）、Cu（0.17%）、As（0.11%）。北方主要村镇场地重金属超标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主要位于辽河平原东部、南部，以及海河平原京津冀交汇区。Cd超标点位集中分布在辽河平原的沈阳市和锦州市，海河平原的天津市，黄泛平原的济源市、新乡市、安阳市；Hg超标点位集中分布在海河平原的天津市、北京市；Cu超标点位集中分布在辽河平原的沈阳市、抚顺市，海河平原的赵县；As超标点位集中分布在海河平原的天津市。Cd尚清洁点位连片分布在辽河平原的沈阳市和锦州市、海河平原的天津市和北京市周边；Ni尚清洁点位在辽河平原的沈阳市、辽阳市、海城市、营口市，海河平原的涿州市、保定市、石家庄市、沙河市，淮北平原的洛阳市、舞阳县、信阳市呈带状分布。海河平原天津市以南，赵县以东区域为土壤环境质量清洁区；黄泛平原北部和西南部为土壤环境质量清洁区；松嫩平原西南部为土壤环境质量清洁区；三江平原除富锦市、宝清县，其他区域均为土壤环境质量清洁区。
三江平原村镇场地环境质量相对较好，As、Cr、Cu、Pb、Zn环境质量等级均为清洁。Cd、Ni超标点位零散分布在双鸭山市宝清县，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0%、5.60%。Hg超标点位仅分布在富锦市，点位超标率为0.40%。三江平原是今日的“北大仓”，境内有52个国有农场和8个森工局，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年总产量达1.57×10t，商品率和机械化程度全国第一。为追求产量，农业机械的广［7］泛使用、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很可能引起土壤重金属超标。三江平原境内天然沼泽湿地残存分布，有6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3个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三江平原东北部存在洪河和三江两块国家级重要湿地，环境的保护力度很大，周边农田开垦较晚，农田肥［8］力较高，环境容量的提升与保护应受到重视。
松嫩平原村镇农田各土壤监测点位Cu、Hg、Pb环境质量等级均为清洁。Cd、Zn、Ni超标点位主要分布在长春市九台区，点位超标率分别为6.20%、1.00%、0.40%。舒兰市Cd以及龙江县As超标现象也不容忽视，点位超标率分别为2.40%、0.30%。据2002年文献报道，松嫩平原村镇场地污染源主要包括工业“三废”（水、气、渣），沿嫩江分布的化工、制糖、制革等工业污染排放企业约有2800个，每7年排放废水1.2×10t；仅齐齐哈尔江段排入嫩江的废水占整个嫩江纳污总量的70%。与“七五”和“六五”期间松嫩平原土壤背景值比较，［9］灌区中大部分有毒元素有增加趋势，部分也有减少。导致松嫩平原村镇场地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有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残留农膜、［10］畜禽养殖、大气粉尘沉降、固废堆弃等。
辽河平原村镇场地土壤Pb环境质量等级均为清洁。Hg、Zn超标点位仅分布在辽阳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2.50%、1.10%。据2011年文献报道，辽阳市人多地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为东三省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辽阳市化肥年施用量远超过国家设置的安全施用值上限，化肥利用率低、流失量高导致了农田土壤污染。由于环保基础设施缺乏和管理的滞后，辽阳市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11］重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辽阳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与日俱增。辽阳乡镇企业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由于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12］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人口密集集约化畜禽养殖地区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乡镇企业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安排，未避开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且容易直接造成环境污染。
As超标点位仅零散分布在沈阳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0%、0.90%。辽河平原村镇农田土壤Cu超标点位集中分布于平原东南部的沈阳市及抚顺市周边，点位超标率分别为3.60%、11.50%。沈阳市西南区域村镇场地土壤重金属Cu尚清洁点位连片分布。辽河平原村镇场地土壤Cd超标问题尤为突出，超标点位密集分布于锦州市、沈阳市、海城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69.20%、19.90%、1.30%。Cr、Ni超标点位仅分布在抚顺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3.80%、34.60%。沈阳市到海城市之间的区域村镇场地土壤重金属Ni尚清洁点位连片分布。张士灌区位于沈阳西郊，距市区3km。19622年以来，引用卫生明渠污水灌溉稻田，面积为2800hm。1974年首次监测出灌区糙米含Cr量最高达2.6mg/kg。1975年沈阳市Cr污染联合调［13］查组对灌区土壤、稻米、灌溉水、人体健康等进行了全面调查，2发现灌溉水中含Cr量达30～1431μg/L。灌区上游有330hm土地属严重污染区，糙米平均含Cr 1.06mg/kg。造成张士灌区污染的原因主要是水污染。灌溉水源被沈阳市最大的Cr污染源——沈阳冶炼厂所污染。至2007年，张士灌区村镇场地土壤Cr污染仍很严重，样品糙米含Cr量为0.435～0.855mg/kg，均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该浓度与1987年相比有上升的趋势，增加了335%～755%。土壤pH值下降使土壤酸化，导致土壤中的Cr更多地转变为生物有效态Cr，占总量的22.8%～52.0%，易被作物吸收，导致水稻含Cr量超标。重金属污染物随着地表径流、地下水及飘尘等移动方式发生迁移转化，使污染范围逐渐扩大。至2017年，张士灌区下游彰驿站镇土壤Cr含量在0.47～2.49mg/kg，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GB 15618—1995），［14］且超过当地背景值1.47～12.11倍；土壤中Cr形态特征分布为残渣态、弱酸提取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水稻植株各器官Cr含量分布递减趋势为根、茎、叶、糙米；有41.6%的糙米样品超过国家相应的食用标准，目前多以轻度污染为主。由此可见，张士灌区污染事件对沈阳市村镇场地环境造成了长期的、难以逆转的危害。4
锦州市农村每年生活垃圾排放量约60×10t，生活污水约0.5×810t。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污水缺乏有效收集治理措施，生活污水排放分散、水量小，污水收集难度大、建设成本高，致使管网［15］覆盖率低，少数村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率低，处理效果差；农村生活垃圾不能得到有效处理，生活垃圾在沟渠、村头路边随意乱倒堆积，成为新的污染源。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生活垃圾的组成日趋复杂，有毒、有害物质增多，农村有机废弃物还田积极性不高，土地消解比例下降。垃圾处理率低、处理设施建设不完善和管理落后，导致大部分污水随意排放，垃圾排放多为填沟、填坑、沿河排放和露天堆放，严重影响村容村貌，雨季被冲入河流造成环境污染。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的现象仍然存在，清运车将垃圾倾倒在农村，成为农村环境的“潜在污染源”。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锦州市农村养殖专业户越来越多，规模逐渐扩大，但是大多数养殖专业户对畜禽场排放废弃物的处理和贮运能力不足，畜禽产生的固体粪便随意露天堆放，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无害化处理，造成臭气四溢，粪水横流；畜禽场产生的废液污水，多数就近直接排入沟渠，导致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污染加剧。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直接作为肥料，一遇大雨，粪便污水随地表径流扩散。农药、化肥及农膜的大量使用，使农产品的污染居高不下，“白色污染”有增无减。农民盲目追求农产品单产，超量或不科学使用化肥，使农产品质量降低的同时过量的农药化肥随地表径流造成污染扩散；此外，过量使用或滥用农药，使粮食、果蔬等农产品受到污染，同时还影响到有益生物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致使生态失去平衡；大量使用地膜或塑料大棚，可以使农作物早结果、早上市，但不容忽视的是，地膜不进行清理或科学处理，对土壤十分有害，造成了农用地膜污染严重。
2008～2009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结果表明：海城市［16］种植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农药、化肥、农膜的使用，使耕地和地下水资源受到污染，即农药残留、化肥重金属超标、白色垃圾污染。
②农作物秸秆大部分未被有效利用，成为种植业污染的另一来源。
③生产、生活中的垃圾由于缺乏有效的排水和垃圾清运处理系统，直接排放或沉积在田间地面，最终造成污染。
沿海城市共有32个镇区（农场），408个行政村，约有农业人口23万户，近83万人，农业污染问题严重，治理困难。
海河平原村镇场地土壤Cr超标点位仅分布于迁安市，点位超标率为0.90%。Pb、Zn超标点位仅分布于天津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40%、1.40%。海河平原村镇场地Cu超标点位主要分布在赵县，点位超标率为5.70%，其次为昌黎县、天津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5.20%、1.60%。海河平原村镇场地As超标点位在天津市、永清县周边相对较多，且零散分布，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10%、3.30%。海河平原村镇场地Cd超标点位密集分布于平原中部天津市，点位超标率为11.30%。Cd超标点位零散分布于迁西市、北京市、石家庄市栾城区、唐海县，点位超标率分别为33.30%、1.80%、9.10%、2.50%。海河平原村镇场地Hg超标点位在天津市零散分布，在北京市密集分布，点位超标率分别为5.30%、9.80%。海河平原村镇场地Ni超标点位零散分布在天津市、蓟州区、卢龙县，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60%、1.00%、2.40%。土壤Ni超标点位在遵化市密集分布，点位超标率为29.53%。土壤Ni尚清洁点位在平原西南部的涿州市、保定市、石家庄市、沙河市一带连片分布，需要引起重视。
据2000年文献报道，天津村镇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元素多、面积广、程度深。且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水资源的紧缺，污染将进一步加［17］剧。天津菜田耕层土壤中除静海、宝坻、蓟县（现蓟州区）外，其他区县的Cu、Pb、Cd、Hg、As、Ni、Zn 7种重金属的含量均超过土壤背景值，其中Cd和Hg的污染已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东丽区菜田土壤是全市受到重金属污染最重的一个区，其中以Cr污染最严重。该区菜田表土中Cr的平均浓度为0.857mg/kg。高于菜田土壤背景值8倍，相当于国家环境二级标准的1.4倍。底层土壤（60～80cm）Cr平均含量0.28mg/kg，是菜田土壤背景值的2.3倍。东丽区蔬菜中Cr含量超标区域与土壤Cr污染分布是一致的。油菜、大白菜、菠菜、莴笋等7种蔬菜超标，其中油菜中Cr的含量最高值达0.198mg/kg，超过食品卫生标准近4倍，芹菜叶的含量最高达0.417mg/kg，超标8倍多。西青区菜田耕层土壤中Cd的平均含量为0.585mg/kg，是全市园田土壤背景值0.056mg/kg的10倍多。Hg的平均含量为1.81mg/kg，是全市园田土壤背景值0.025mg/kg的72.4倍。西青、津南和北辰3个区的水萝、菠菜、油菜、芹菜和大白菜等7种蔬菜Hg的污染率达38%。而Cd的污染率达76%。菜田和蔬菜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受污水、污泥的影响，如东丽区、武清区受北京排污河污水的影响，致使土壤及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大大超过相关标准；垃圾、磷肥的普遍使用也是农田重金属污染的［18］重要原因。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一方面将对绿色和无公害蔬菜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另一方面也将严重影响天津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天津市作为全国大城市中缺水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5，农业用水极度缺乏，致使部分地区常年引污农灌已达40多年。三大排污河灌区由于常年污水灌溉和使用污泥，造成农业环境逐年变劣。据2006年农业环境质量调查资42料显示，天津市污灌面积达14.7×10hm，在污灌区域内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灌区面积的64.8%，其中轻度污染的占46.7%，中度污染的占9.7%，严重污染的占8.4%，清洁区只占总污灌面积的1/5，超标最重区域分布在南、北排污河灌区。随着农用物资的大量投入和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其他非污灌区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也有42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在27.3×10hm的监测面积中，清洁区的面积占总监测面积的54.46%；污染面积占总监测面积的45.54%，其中超标面积占1.28%。2017年，天津全市土地总面积为119.1688×42424210hm。农用地面积71.5×10hm，其中耕地面积44.4×10hm；建4242设用地总面积38.82×10hm；未利用地面积8.82×10hm。总体来看，天津全市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较好的状态，仅部分污染物在局部地区出现超标现象。根据针对天津市典型近郊农业产地的调查，近郊农田中As、Hg、Zn、Pb、Cu、Cr、Cd等重金属高于天津土壤背景值和全国［19］土壤背景值，Cd、Cu、Hg在个别点位出现超标现象。大部分污染区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与污灌区域吻合，污灌区土壤Cd污染相对较重。有机污染则以六六六、滴滴涕为主，呈现出零星分布。此外，工矿企业周边、工业聚集区以及历史工业企业搬迁场地也出现部分污染超标现象。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迁西县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引发了许多［20］2环境问题。人均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0.11hm下降到现在的220.052hm，平均每年增加3210人，减少耕地50hm。目前，全县水土2流失面积达625km，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43.4%，村镇场地土壤侵蚀26模数达2700t/（km·a），每年土壤侵蚀量达到1.929×10t，也加剧了农业生态环境的退化。工矿企业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成因，例如迁西县洒河桥镇曾出现尾矿向大黑汀水库非法倾倒现象，非法倾倒的尾矿向库内填埋十几米，形成舌状堰塞体，倾倒的尾矿严重侵占河道；据统计，水库周边有旅游设施70多处、旅游船只150多艘、选矿企业20多家、6个入河排污口。2016年，北京各区县中，规模相对较大的中高级别工业开发区有34个，产业涉及石油化工、医药、冶金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航空物流、食品加工、纤维橡塑与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具有类型各异、程度不同的环境污染特征。部分学者对工业区与重金属污染进行了大量研究，证明两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工业区是土壤Cu、Pb、Zn、Cd、Hg重金属元素污染的主要原因。栾城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自20世纪70～80年代起，洨河流域地［21］区曾大面积使用污水灌溉农作物。石家庄市80%以上的污水排83入东明渠和洨河，根据计算2010年石家庄的污水产生量在3.9×10m
［22］左右，而石家庄市区当时仅有2座污水处理厂，致使其中大量污水未经处理经污水管网直接排入洨河，且洨河无任何防渗措施。长期［23～25］的污水渗漏可能导致土壤化学组分含量普遍偏高。唐海县道路密集，农田、村庄、工业用地交错分布。县内主要企业有造纸厂、化肥厂等重污染工业，县外南临唐山市南堡化学工业区。唐海县农田［26］不仅受农业化工原料污染，而且易受工业、交通等污染。
黄泛平原村镇场地Pb环境质量等级均为清洁。As、Cr、Cu、Zn环境质量等级总体清洁。Hg超标点位分布在高青县、济源市、安阳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5.00%、5.30%、8.30%。Ni超标点位零散分布在平原东南部的高青县、郯城县、新乡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1.10%、21.60%、9.10%。黄泛平原村镇场地Cd超标点位集中分布在平原西部的济源市、新乡市、安阳市、辉县，零散分布在曲阜市、连云港市，点位超标率分别为47.40%、63.60%、50.00%、14.60%、9.40%、44.40%。小清河发源于济南市泉群及南部山区，流经高青县南部边界，是两岸居民灌溉和饮用的主要水源。随着两岸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工业的高速发展，大量工矿企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不断排入小清河，使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小清河河水呈黑色，有悬浮物、白沫、异味，尤其在枯水期，高青县境内河道中几乎全为污［27］水，水质污染严重。小清河污水灌溉的历史已久，从20世纪602年代以后约有50年历史。在区内污水灌溉面积约4533hm，每年灌溉85～6次，灌溉用水量约0.3×10t，其灌溉方式是通过渠道直接漫灌于农田中，灌渠长1000～1500m。污灌区内包气带岩性厚度在4m左右，岩性以砂性土为主，黏性土厚度小。经多年污灌，土壤吸附有害组分的能力已达临界值，土壤纳污自净能力已较弱，致使土壤向环境输出污染物，更促使和加快了污水对浅层地下水的污染。据相关研究报道［28］2，济源市土壤受污染面积达117.19km。济源市位于河南西北部，是全国重要的铅锌深加工基地，已有电解铅（合金铅）企业35家，其中兼粗铅冶炼的大型企业3家，它们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29］给当地的土壤环境及生态安全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安阳市是一个工业、农业并举发展的城市，钢铁行业是安阳市的支柱行业，在为安阳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已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地村镇农田环［30］境质量。铅冶炼企业对安阳村镇农田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企业集中区村镇农田环境质量等级为中度污染，适用于林地及污染物容量较大的农田（蔬菜地除外）。新乡市土壤Cd最低值出现在市区西北部太行山脚下的辉县市峪河乡峪河村，最高值出现在市区主城区东南部的新乡县古固寨乡前辛庄村。新乡市各县市区土壤Cd平均值排序：辉县市<长垣县<原阳县<获嘉县<封丘县<卫辉市<延津县<新乡县。新乡市是我国著名的轻工业城市，电池企业较多，约有200多家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有30多家，企业［31］排放的电池废水造成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较为突出，2005年、2007年、2009年曾有研究报道存在电池废液灌溉农田现象。由于长期采用电池废水灌溉，新乡市寺庄顶污灌区土壤中Cd、Ni和Zn总量严重超标。土壤中Cd主要以Fe-Mn氧化物结合态存在，Ni主要以Fe-Mn氧化物结合态和残余态存在，Zn主要以残余态存在，Cr主要以Fe-［32］Mn氧化物结合态和残余态存在，Cu主要以有机结合态存在。新乡市寺庄顶污灌区小麦籽实中Cd和Ni含量严重超标，长期电池废水［33］灌溉已对小麦的食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新乡市寺庄顶污灌区小麦籽实中重金属与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小麦中Cd、Zn含量与土壤中Cd、Zn的总量、Fe-Mn氧化物结合态及有机结［34，35］合态相关性显著。
淮北平原村镇场地As、Cr、Cu、Pb、Zn环境质量等级均为清洁。Cd超标点位零散分布于洛阳市、信阳市、郑州市周边，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20%、6.00%、1.40%。Hg超标点位零散分布在禹州市、洛阳市、叶县，点位超标率为1.30%、3.80%、1.40%。Ni超标点位分布在渑池县，点位超标率为3.60%。平原东部村镇场地土壤Ni尚清洁点位连片分布。洛阳市是我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之一，工业以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石油化工、新材料和硅光伏及光电为主，城市西部分布大量工厂。洛阳市工业区土壤污染较为严重，工业区、主干道和商业区［36］达到强生态危害，Cd污染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信阳市土壤主要污染源包括工业废水废渣、农业化肥农药、居民生活污水等，目前信阳浅层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信阳市老城区和工业重镇明港，居民和工业用水已过早地结束了几千年来就近取用浅层地下水的习惯。郑州城市生活、工业活动加重周边农地的污染负荷，直接进入土壤的污染物、大气污染、沉降、酸雨使土壤环境压力增大；化肥农药大量使用，肥力下降，使土壤承载力加重，生产功能退化，从而使农业生产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郑州市土壤中Cd在西部已经超［37］出警戒线范围，有向北发展的趋势。Hg在郑州市北郊超出背景值的二级标准，达轻污染，部分甚至达到中度污染，Hg污染最为严重的是惠济区的老鸦陈村，其来源主要有污水灌溉和喷洒农药。
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广西蔗糖产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综合点位超标率分别为34.30%、10.92%、79.49%。四川盆地主要污染物为Cd、Ni和Cu，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与广西蔗糖产区为Cd和Ni，其中洞庭湖平原Cd点位超标率高达65.03%。
根据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测算，东北及黄淮海平原村镇耕地土壤重金属Hg和Cd污染风险问题突出，如表1-1所列，Hg高等污染风险的市县共计55个，其中，黄泛平原19个、海河平原10个、辽河平原9个、松嫩平原9个、淮北平原7个、三江平原1个；Cd高等污染风险的市县共计14个，其中黄泛平原8个、海河平原2个、辽河平原2个、松嫩平原的1个、淮北平原1个；Hg中等污染风险的市县共计183个，Cd中等污染风险的市县共计123个；Hg低等污染风险的市县共计133个，Cd低等污染风险的市县共计234个。黄淮海平原村镇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及点位超标率高于东北平原。南方村镇场地重金属Cd污染风险问题相对集中，14191个县市（区）中，高等污染风险的县市（区）共计29个，其中四川盆地15个、长江中下游地区8个、广西蔗糖产区6个；中等污染风险的县市（区）共计46个，其中四川盆地26个、长江中下游地区16个、广西蔗糖产区4个。表1-1 村镇农田主产区Hg、Cd污染风险等级区划一览表
北方主要村镇场地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高风险较为突出的是Cd、Hg。区划结果显示，东北和黄淮海平原8种重金属（As、Cd、Cr、Cu、Hg、Ni、Pb、Zn）污染风险较高的为Cd、Hg。土壤重金属Cd高等污染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于辽河平原东部的沈阳市，以及平原南部的锦州市、葫芦岛市。其次，三江平原双鸭山市、海河平原天津市及黄泛平原西南部的新乡市为土壤Cd高风险区域。Cd中等风险区域连片分布在辽河平原东部沈阳市、辽阳市、营口市，南部盘锦市和黄泛平原东部青岛市、中部济宁市、西部济源市以及海河平原的北部天津市、北京市，零散分布在三江平原双鸭山市、松嫩平原哈尔滨市和长春市、海河平原石家庄市、黄泛平原鹤壁市、淮北平原郑州市和洛阳市及三门峡市周边。
经ArcGIS统计污染风险栅格数据结果表明，Cd高等污染风险区域面积在辽河平原、黄泛平原、海河平原、三江平原占比分别为4.26%、0.18%、0.16%、0.25%，中等污染风险区域面积在辽河平原、黄泛平原、海河平原、三江平原、淮北平原、松嫩平原占比分别为11.40%、9.44%、9.26%、1.75%、3.30%、2.73%。沈阳市2009年农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结果中发现，重金属总Cd超标率为3.8%；三江平原黑土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结果表明，双鸭山市土壤重金属Cd含量平均值为0.10mg/kg，无明显超标现象。天津市郊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研究结果表明，7.6%的土壤监测点位Cd生态风险达到极强水平。新乡市农田土壤重金属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Cd平均潜在生态风险系数平均值属于极强生态污染级别。双鸭山市土壤Cd污染风险呈上升趋势，沈阳市、锦州市、天津市、新乡市土壤Cd污染风险不容忽视。
土壤重金属Hg高等污染风险区域主要分布于海河平原北京市、天津市，辽河平原的沈阳市周边。Hg中等污染风险区域主要分布于辽河平原东南部锦州市、辽阳市、沈阳市，海河平原天津市、唐山市、安阳市，淮北平原北部洛阳市、济源市、平顶山市周边。经计算，Hg高等污染风险区域面积在海河平原、辽河平原占比分别为1.93%、1.42%，中等污染风险区域面积在海河、辽河、淮北、黄泛平原占比分别为4.99%、9.92%、3.11%、1.32%。相比于2006年，2009年北京顺义区土壤中Hg元素含量明显升高，并且在2009年的调查结果中Hg［38］生态风险系数高区域与污灌范围明显关联。2005年天津市西青区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的研究结果发现，重金属Hg在该区域仅存在一个点位处于中等生态风险水平，其他均处于轻微生态风险水平。2005～2008年沈阳市农田土壤与污灌区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结果显示，土壤总汞含量均值超过背景值80%，重金属汞点位超标率为2.5%。北京市土壤Hg元素污染风险呈上升趋势，天津市、沈阳市Hg污染风险不容忽视。1.4.2 水环境质量1.4.2.1 地表水环境质量
2015年，全国972个地表水国控断面（点位）中，Ⅰ类水质断面（点位）占2.8%，比2014年下降0.6个百分点。Ⅱ类、Ⅲ类水质断面（点位）比2014年分别上升1.0%。Ⅴ类、劣Ⅴ类水质比2014年分别下降1.2%、0.4%。2015年，松花江流域水质相对较好，其次为黄河流域，海河和辽河流域水质较差，除黄河流域外其他流域水质均整体有所改善。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流域Ⅰ～Ⅲ类水质国控断面个数所占比例分别为65.1%、40.0%、42.2%、61.2%。淮河流域94个国控断面中，无Ⅰ类水质断面，Ⅱ类和Ⅲ类水质比2014年均下降1.0%；Ⅳ类、Ⅴ类水质比2014年分别上升1.0%、6.4%。淮河支流沱河、新滩河、包河、涡河、颍河、洪河、洳河等水系Ⅴ类、劣Ⅴ类水占38.1%。长江流域水质较好，主要支流污染重于干流。长江主要支流118个国控断面中，Ⅴ类水质占0.8%，比2014年下降1.7%，劣Ⅴ类水质占4.2%，与2014年持平。
2008年、2015年松花江水环境质量Ⅰ～Ⅲ类水所占比例分别为33.3%、65.1%；而Ⅴ类、劣Ⅴ类水所占比例分别由7.2%下降到2.3%、14.3%下降到5.8%，分别下降了4.9和8.5个百分比。
2008年、2015年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Ⅰ～Ⅲ类水所占比例分别为35.1%、40.0%；而Ⅴ类、劣Ⅴ类水所占比例分别由18.9%下降到5.5%、32.5%下降到14.5%。流域水质情况有大幅改善。
2008年、2015年海河流域水环境质量Ⅰ～Ⅲ类水所占比例由28.6%上升至42.2%，同比上升13.6个百分比；而Ⅴ类、劣Ⅴ类水所占比例分别由12.5%下降到6.3%、50.8%下降到39.1%，分别下降了6.2和11.7个百分比。流域水质有大幅改善。2008年、2015年黄河流域水环境质量Ⅰ～Ⅲ类水所占比例分别为68.2%、61.2%，而Ⅴ类、劣Ⅴ类水所占比例分别由6.8%下降到4.8%、20.5%下降到12.9%；Ⅳ类水所占比重上升。流域水质有大幅改善。
2008年、2015年淮河流域水环境质量Ⅰ～Ⅲ类水所占比例分别为38.4%、54.3%；而Ⅴ类水所占比例由5.8%上升到13.8%，劣Ⅴ类水所占比例由22.1%下降到9.6%。淮河支流沱河、新滩河、包河、涡河、颍河、洪河、洳河等水系Ⅴ类、劣Ⅴ类水占38.1%。
辽河平原村镇场地重金属Cd、Cu超标点位主要集中于沈阳市和锦州市周边。辽河流域支流浑河流经沈阳市，据2008年和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8年浑河（沈阳段）水质为劣Ⅴ类，2014年该段河流水质提升为Ⅳ类。而大凌河支流西细河流经锦州市，2008年水质为Ⅴ类，2014年提升至Ⅳ类。辽河沈阳段存在沿岸企业污水随意排放，居民垃圾随意堆放，季节性河流水体自身调节、净化能力差，水土流失加剧，凹岸生态恶化等问题。由其导致的洪涝灾害、水质恶化、生态环境退化等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辽河平原土壤重金属Cd、Cu超标点位密集分布区域，其周边河流水质相对其他区域较差，地表流域水质与土壤重金属环境质量具有一定相关性。
海河平原村镇场地重金属Cd、Hg、As、Cu超标点位主要集中在天津、北京市周边。潮白新河、永定新河、北运河流经北京市及天津市，据2008年、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潮白新河（天津段）水质在2008年为Ⅴ类，2014年水质下降为劣Ⅴ类；2008年潮白新河（北京段）水质为Ⅲ～Ⅳ类，2014年水质为Ⅱ～劣Ⅴ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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