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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17 00: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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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家齐,盛巽昌编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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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华学人与读书

20世纪中华学人与读书试读:

序言

世界上的图书文献迄今为止已经有了6000年的发展历史,从公元前4000年波斯与地中海地区的泥板图书,到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纸草图书,从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期的缣帛图书和筒牍图书到公元前200年小亚西亚帕加马的羊皮书,从公元200年开始出现的纸质图书到公元400年前地中海地区流行的蜡板图书,人类用文字的形式通过各种载体将知识、文化和各种信息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是人类文明的记录和结晶,而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读书也成为人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流方式。

读书被认为是人生一大雅事。因为读书是求知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宋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张元济把读书看作是人生第一件好事,梁启超把读书作为与良师益友的交往,顾颉刚更是期望将天下之书读尽。学者如此,而那些日理万机的政治家也常常把读书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不论是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还是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或是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都把读书作为终身的爱好,看作是自己一辈子的事情,“除革命而外,唯有读书而已”(孙中山语),倡导并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的读书精神。生有涯而知无涯,所以许多学人都把读书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邓拓认为有书要赶快读,季羡林认为读书要争分夺秒,丰子恺认为只要有空余时间便可阅读。读书是人生的第一需求,也是人生在世的崇高境界。梁实秋认为,人不读书,则为何事;张大千认为,人生在世,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书籍是人生的最好伴侣。英国培根在论人生时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当你孤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潢。当你处世行事时,求知可以促成才干。”

读书既然是人生第一件大好事,则读书的方法也是人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书籍中的知识固然重要,但同时读书的精神、读书的方法、读书的技巧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必然会事倍功半,甚至陷入书堆中不能自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读书要跟着自己走,并坚持自己的信念。郁达夫也认为读书要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曹聚仁认为读书要勇于怀疑,勇于背叛,善于组织;王元化认为读书在于慎思明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学习的方法很多,各不相同,因人而异,不必强求一致,只要方法适合于自己就行。例如,陈寅恪的读书先识字法,吴健雄的科学家多读文史书,老舍的读第一流著作法,黄侃的勤于读书吝于著述法。又如,卢梭的储存比较批判法,恩格斯的重视读原著法,列宁的批注笔录法,爱因斯坦的抓住书的骨肉法等等。这些众多的读书精神、方法和技巧,是人类多少年来无数个读书人所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礼记·儒行》中说:“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些精辟之论都讲出了知行的关系,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海粟认为:读书要走路,才能读好书,走路要读书,才能走好路。读书重在实践,贵在经世致用。在茫茫的书海中,要入得去,还要出得来。如果整年累月地埋首于书堆中而跳不出来,所用非其所知,所知非为所用,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就会成为当年德国诗人歌德笔下的瓦格纳,停留在“从此书飞到彼书,此章飞到彼章。”所以要真正把知行结合起来,就要像傅雷所主张的那样,把读书本和读社会、读艺术结合起来。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世纪,其中数以百计的中华学人的读书生活、读书精神、读书方法、读书格言、读书技巧给我们今天的读书以有益的启示。尽管21世纪已经进入了网络的时代,电子书已经或将要大量涌现。但人类数千年来所形成的读书精神、读书理念和读书方法将是永恒的。让读书成为人类社会每位公民的生活方式,让书籍始终伴随我们度过人生的旅途。上海图书馆王世伟

第一卷

第一章

马相伯(1840~1939年)宗教学者,江苏丹阳人。早年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近代中国学者,很少有像马相伯那样有一个曲折漫长的读书历程。他幼年熟读传统经籍,青少年长期攻读神学和自然科学,20世纪初又接触新文化。马相伯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读书很有成就。他对数学饶有兴趣,写了一百二十多卷笔记

马相伯五岁时入故乡的私塾读书。那时的私塾老师只教识字句读的方法,只教字音,不讲字义,一般儿童只是像唱山歌般跟着老师莫名其妙地哇哇诵读。这是中国旧教育的传统方法,很难启发学童的心智。从小好动且富有好奇心的马相伯,看到新奇的事情便要问长问短,非要弄个明白。有一次,他跑到外面拼命地追赶月亮,终是徒劳。又有一次,他登楼开窗,拿了一根竹竿想去敲月亮。他曾向师长提出了许多关于月亮的疑问,如月亮是活的吗?月亮生在哪里?到了每月的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日,又要问为什么月亮只剩了半个?还有半个哪里去了?然而,他的这些问题十有八九都遭到师长的训斥,或者是被胡乱敷衍过去。

他入学先读天主教经典,到了九岁,开始读儒家书籍。老师是一个经学家,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一次,老师讲一篇八股文时,说这篇八股文曾为嘉庆皇帝所赏识,要以此文为楷模。他好奇地问:“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吗?”老师大骂:“胡说!皇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何况八股!”他却不服气,因为当时还年轻,并不把一般士大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圣明”的天子视为特别,只觉得他也是一个平常的人。童言无忌,所以才敢提出那样的问题。

他在自己的家乡找不到一个可以满足求知欲望的良师,便想到别的地方去访求。一个冬天的晚上,十二岁的马相伯瞒着父母,仅带了几十个制钱,独自乘一只小船航行了十天,从镇江来到了上海,去新式学堂——徐汇公学报名读书。

当时的新式学堂都是外国教会开办的,充斥着浓郁的宗教气氛,但也注重学习科学知识。在那里,他接触到若干自然科学、法文、拉丁文,其中对于数学尤感兴趣。在初学代数、几何、三角时颇觉艰苦,便在课余常到土山湾(徐家汇)藏书楼的线装书中去翻寻中国古代的数学,用于参考对比,深化自己的理解。最初,他看见外国书上的开方、勾股等不甚明了,查考了中国古算术中的开方,看到有什么“赤方”、“王方”等算法,始恍然大悟。在研究数学时,他偶有心得或新的发现,常记之于册,后来竟积至一百二十多卷,他把这些笔记拟了一个书名《度数大全》,可惜后来都散佚了。马相伯回忆当年读书的情形说:“我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实为笃学之士的甘苦之言!”

马相伯不但沉醉于西方学术,对国文也颇有研究。他说:“中国人太不讲求解释,不但意图囫囵吞,字句也是囫囵吞。中国的伦理学实在太不讲究了,只偏重行为一方面,往往有了很好的意思,不求甚解,不想发挥。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什么道,竟值得一死?又如‘无我’二字,‘我’字做什么解释?像这样囫囵吞枣的说法,还能阐明学问么?外国人不厌其解,外国人最好的是‘界说’,时人译做‘定义’,凡界内的必须解释清楚,界外的也要加以说明,此之谓界说。中国人不讲求界说,更不讲求逻辑;因此中国的伦理学也就太混统,说不出究竟。”因为马相伯国文基础好,学校便聘他为助教,教授其他低班的国文及经学。他一面当学生,一面做教员,学业比以前更有进步了。在徐汇公学,他一共读了八年书,获得文学科及宗教科的奖赏。

马相伯入徐汇公学学习普通科学十年,二十岁起进高等专科学习,二十五岁在耶稣会初学院研究中国文学及拉丁文学,至三十一岁得神学博士学位,才正式告别学校的读书生涯。到了书中关节无法转变时,也要请神仙前来救急。

因为书读得多了,马相伯对于所读的书,就能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古文,《左氏春秋》是第一本好书。它的好处在于什么样的体格都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有时候大气磅礴,真似长江大河;有时候细针密线,犹如天衣无缝;有时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时同人辩驳又妙语连珠。此种文章,不但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被视为宗匠,即使现在做白话文也应当奉为圭臬,至少要把它的不朽处继承下来。太史公的文字实在是得左氏的薪传,不过左氏之文,只是所谓“记言”、“记事”之文,而太史公则进了一步,他的《史记》不独记言记事,并且常常出以己见。左氏与司马迁之文与李杜之诗,真是百读不厌。李太白天马行空般的天才,是学不来的。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但他的性格却与李不同,他常怀拯物济世之志,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推敲句句锤炼,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马相伯在读古书时还谈到,杜诗虽是千古不朽之作,而杜赋却是一无可取!这也是因熟读杜甫,对杜甫有一个完整认识,才能获得如此真知灼见。杜甫诗因为源自生活,有广阔的素材源泉;而他的文赋,几乎都是与达官贵人的应酬之作。中国的应用文,实在有许多缺点,而篇章的结构,更是不好。比如苏东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数的杰作,但它们都是有头无尾,论而不断,弄得一篇煌煌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数行颂圣的文字草草了事!马相伯认为这不是中国文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的环境限制了它。中国的小说有一种共同的毛病,就是它们不知道小说的叙述,只是截取人生之历程或社会某部之一段加以描写,使读者于这一精彩的断面可以窥得人生社会的缩影或轮廓。还有一种大毛病,就是小说家到了书中的关节无法转变时,就如同打了结解不开时,便用神仙来救一下急,好的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西厢记》等都不能免。

马相伯曾想在传统经学上用一番功夫,但翻了翻经学的旧注解,发现极为繁琐,如《诗经》上的“采采卷耳”四个字,就足足地写了三卷书,然而这些注疏只是在书本上兜圈子,在字眼上打滚,不看还可以,看了反而把人弄得头昏眼花。经学完全是空虚的形式,他毅然决然地断了研究经学注疏的念头。

他认为中国人受经学的毒害实在很深:一是冬烘头脑,一是欺饰心理。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清道光皇帝是很简朴的。有一次,皇帝的套裤膝头处破了,他不愿做新的,把两只破套裤送给内务府织造局,叫他们把破的地方织补一下。织造局遵命把两只套裤破处织补了两个形似月亮的团块,并以补月亮名之,这一织补报销用银五十两。道光皇帝虽然节俭,但生在深官,不知民间的生活费用,自然对于这种报销也就信之不疑。后来皇帝看到一个大学士的套裤上也打了两个月亮团案,问花了多少银子。这个大学士很觉狼狈,怕说少了令内务府的人难堪,便尽量夸大了数目答。当皇帝得知仅花了二十两银钱时很是惊讶,问:为什么这样便宜?马相伯讲完了故事后说:“道光皇帝的故事,原来只是专制皇帝身处深宫内的必然结果,还不能算是什么冬烘头脑,而那个大学士的回答则表示中国的经学所造就的士大夫之说谎的习惯。”

马相伯爱读旧体诗,尤推重杜甫,读《杜工部集》,常爱不释手。他说:“杜甫的诗可算无奇不有,而他的描写天才更是独步千古。他的这种技术实在妙不可言!比如他的赞马的诗,把马的状貌神态都一一描写入微,尤在能把一匹千里马的奇特的地方,提要钩玄地烘托出来,并且所描写的马各各不同。”如《重马》、《房兵曹胡马》、《瘦马行》等篇诗句,“杜甫的作品,命意、布局、造句处处都登峰造极,其描写天才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我从前每读他的集子,总是不忍释手。”“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少年马相伯读法国通史,当看到课本中有对中国所下的评语,讥讽我们的民族没有资格生活在世界上、呼吸天地间的空气时,激起了他的愤怒。十八岁时,法国领事署欲聘他做秘书,被他拒绝了:“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法国领事只得作罢。他后来说:“洋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可是我们中国人切不可自卑自辱,对他们奴颜婢膝,要有民族自尊感,要有维持国家民族尊严的反抗精神。应该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压倒他们,才称得起中华儿女。”年轻时马相伯曾认真研究过古罗马大哲学家西塞罗的演说学。他在中国驻东京公使馆任参赞时,因发表一篇外交演说,获得了“中国第一大演说家”的称号。他的演说从不预备底稿,能随机应变,触景取材,靠着平时读书所积累的丰富知识,每次都讲得有声有色,抓住听众的心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留日学生发生学潮,五十七岁的马相伯重渡日本,进行调解。这次演说很是沉痛,他告诫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当时三十三岁的梁启超聆听了马相伯的演说,记录了这次演说词,并将其作为谒见马相伯的礼物。马相伯演说临时自由发挥,听众要做笔记,很不容易。但他看了梁的那篇记录稿,大为赞扬。此后常对人说:“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章

梁启超(1873~1929年)文史学家。广东新会人。晚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有《饮冰室合集》。读书如遇良师益友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大学者。20世纪初,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辛亥革命期间叱咤政坛;“五四”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晚年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梁启超的博学,源自他勤奋读书。他的一生与书本结缘:读书、编书、写书、用书,为中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一生又以“著作报国”,“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他一年到头不肯闲着,除睡觉和活动外便是读书写作。晚年,唯以全力从事著述。

梁启超作为近代文化名人,他有自己独特的读书见解和读书方法。船中五十天,书读一百本

梁启超从小求知欲极强。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一生广泛涉猎了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写出了约一千四百万字的学术论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博学之人。他一生的博学多产与其养成的读书习惯分不开。在《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他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他认为“读书的习惯一般在学校时代已经养成,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梁启超自幼即有“神童”之美誉,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他的知识结构仍是以传统国学为主体,除了训诂辞章,他尚不知道世间还有别的学问。1890年,梁启超第一次赴京会试,落第南归。途经上海,购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书。读了此书后,他顿觉眼界大开,对世界上五大洲有了初步的认识。梁启超回到广州后,拜师康有为,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学子,逐渐成为知识界公认的大师。

1891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在万木草堂,梁启超苦读了四年,他如饥似渴,千方百计摄取新思想、新知识。在学习中,他很注重学习方法,反对读死书,主张在理解书本要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见解。他说:“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他还善于作读书笔记,对于书本所言,仔细推敲,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务必穷其底蕴内涵。此外,还注意到“专精”与“博览”的关系,做到博约结合,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择若干种好书慢嚼细咽,以达于精深。由于学习刻苦勤奋,加之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梁启超的学问长进很快。

梁启超读书甚勤,他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恐怕已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曾经与梁启超有着深交的毛以亨对他读书之多、速度之快深为感佩。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等人乘船前往欧洲游历考察,毛以亨恰好与他同乘一艘轮船,毛以亨惊奇地发现,“在船上五十天,他看完两大箱近百本的日本书”,其中以关于战后建设方面的书为多,另外还包括文学、哲学、经济、政治、社会、生物等各方面书籍。毛以亨说:“依此进度来平均估计,他至少已看过一万册以上日文书了。”“抄录或做笔记是极必要的读书方法”

梁启超博览群书,他的方法之一就是抄录或做笔记。他说:“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梁启超在总结他多年读书经验时说:“读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一类是涉览。”这样读书一面可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可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间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精读的书,每日要指定时间读,读时一字不放过,同时可备些小册子或单纸片,感觉这一段资料有用者,立刻抄下,这样随读随抄。短的抄全文,长的可以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随意涉览的书,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抄录的,读完再抄。这样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自己的眼光来整理分析,便可成为一篇好文章。同时他还觉得:读书首先要眼光敏锐,一般人看来不成问题的,你自己可以发现问题。所有的发明创造,皆由发现问题得来,通过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可以磨练自己眼光快,脑子快的能力。其次要培养善于观察和搜集资料的能力,日积月累,资料就渐渐丰富起来。还要学会甄别的能力,就是指搜集来的资料如何辨别真伪,辨别主要与次要,然后进行归纳整理。就像古人所说:甄别好比绳索,资料好比散钱,用一根绳索把散钱贯穿起来,始可以供我们应用。读书与为学做人

1920年,梁启超自欧游归来后,潜心于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南开、清华等院校讲学。在1921年底至1923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巡回讲学的足迹贯穿整条京沪线。他授课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旁征博引,分析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中,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启发大家。在他看来:“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梁启超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所以每次授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来晚的只能站着听。有些学生是学自然科学的,也宁可牺牲专业课程来听他的讲授,可见他的吸引力之大。《为学与做人》是他在1922年12月底在苏州学生联合会上的演讲题目。当时他向听讲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诸君为什么进学校?为的是求学问。接着又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为的是学做人。他说:“你在学校里头学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所以他认为教育最要紧的是让学生在学习专门知识的同时,大量吸收课外的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判断力,还要教育学生有“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因此他在清华学校执教时就十分重视学生的能力和修养。

他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的同时,还开设“读书示例”、“古书的真伪和辨别方法”等课程,以帮助学生掌握读书做学问的方法。讲“读书示例”课程时,梁启超把读书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鸟瞰式的”,即要了解原书的大纲;第二步为“解剖式的”,即将原书特别重要的部分提炼出来。第一步贵在总摄其大体,第二步贵在应用精密的眼光、艰苦的工夫,以研究之。然而,这两步皆属于智知一方面,真正的学问尚有修养一方面,这就是第三步,领会学习原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他认为,只有如此由智知而修养,由为学而为人,读书的目的才算全部达到。刘驱艳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第三章

张元济(1867~1959年)出版家、目录学家。浙江海盐人。20世纪初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董事长。建国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创办《教育杂志》等多种刊物。著有《涵芬楼烬余书录》、《校史随笔》。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张元济是20世纪前期的文化人、大出版家,“百日维新”后,在上海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出版业,既是教育界著名人士,又是位企业家。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元济入京会试中进士,后曾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主办通艺学堂。参加过“百日维新”变法运动。受到光绪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参与主持商务印书馆近六十年,并曾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南洋译书院院长。喜读西学,孜孜不倦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十岁的张元济出任总理衙门(相当于外务部)章京,专门处理涉外事务。那个时代普通的读书人,特别是已有功名的朝廷官员,愿意了解西学接受新知的人还不多,张元济在其间可谓突出者。他喜欢新书,常开列书目,交由总理衙门购进。由于新书缺乏,他还向上海的友人了解上海售书的情况,函索书目,尽量订购新书刊及关于政事的英文书,拟自己尝试翻译。

作为倾向维新的人物,他读书注意的是知识意义上的启蒙。他认为“自强之道,以兴学为先”,深知改革绝非易事,一切还得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他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和政治社团,而是积极筹建新学堂,自觉承担起“醒人救人”之责。从那个时代起,他读书精力已由长久埋首于传统经籍,转向时务西学,攻英文,“读公学,兼公法”。后又与诸好友设馆教授英文,甚至自己也迁寓学馆,发愤攻读英文。这所教授西学的学堂,依严复的建议改称通艺学堂。

张元济喜读西学,兴办通艺学堂寄托他“英才教育”的事业和“醒人救人”启迪民智的理想。晚年他在写给商务印书馆同人的一首告别诗中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从中可看出一个读书人对自己毕生尽瘁的事业深深的挚爱和眷恋。博览群书,重视“修身”与“合群”

张元济读书同他从事的编纂、出版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他博览群书的嗜好反映在他所编纂的教科书与翻译的西文图书上。他主持商务印书馆不久,即组织出版了《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代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和《各国国民公私参考》等,还推出了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传记丛书、哲学丛书等。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名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旧中国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尤其以严复所译名著《原富》、《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真理》、《名学浅说》等和林译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影响最大。读书界、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张元济读书之广,对西方名著和先进思想的热忱由此可见。

张元济认为读书人仅拥有新书、新知,而在人格上东倒西歪,这样的读书人仍然是不成功的。他提倡知识与道德并重,并躬自实践。20世纪初,他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一套《最新修身教科书》,说明他把读书与重视修身合群看成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他认为,重视修身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教育传统,《礼记·大学》讲:“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当然修身的内容因人因时而有所不同。他认为修身除了激励自信、自立、自强,坚忍不拔、奋发向上外,还要“戒迷信,勿信鬼神”,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团结友爱,勤俭节约,讲究卫生,热心公益,廉洁奉公,急公好义,公平正直,奉行平等、博爱之道。他指出,人与人之间是有“智愚强弱,贵贱贫富”之别,但同样是人类,自然都有不愿受欺凌之意,不要因为人有贫富贵贱而厚此薄彼,甚至以我之智强富贵凌彼愚弱贫贱。他认为,人有了“博爱之心”,然后才会有慈善之事。

所谓“合群”,是19世纪末传人中国的“群学”(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群是与独相对的,独是寡而无助、弱而无力的,要有力量就只有合群。“人之群,以国为最大”。一个国家如果人人各顾各的事,一盘散沙,“不能合力的为国”是没有力量的。他认为,国家的存亡与否,系于国民爱国心之厚薄。“一国之中,无论为士、为农、为工商,必人之有爱国之心,而后国将亡而可存,国虽亡而可复”。“今诸生皆为中国人,则必对之以爱父母之国,无论此时在校,即一时留学他国,亦必时时以爱父母之国为心,而永久不变”,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国民”,才算得上“爱国之国民”。因此博览群书,吸收西学必须明辨是非,重视修身与具有爱国之心。饱览古书,抢救古籍

张元济退休后,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古籍抢救和版本研究。他为商务主持编校、编印的主要古籍有:《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及三编、《续古逸从书》、《道藏》、《续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初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孤本元明杂剧》等等。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套古籍丛书的整理与校勘就足以不朽了,张元济做成了如此惊人的文化伟业,实属不易。顾廷龙曾由衷地赞叹道:这是现代出版史上绽放异彩的大事。

1928年,为了抢救和研究古籍版本,张元济东渡日本访书。抵达后访问了日本各公私图书馆,如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及京都东福寺藏书楼等处。一个月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公私图书馆内所藏丰富的中国旧籍。每到一处,都商借摄片,并雇佣日本摄影师用特种相机将书按页摄成小胶片,然后带回上海影印出版。他不仅查清了日本中国古籍收藏的详细情况,而且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搜集、校勘、影印出版古籍善本,目的在于流通古籍,以最完善的形式保存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他还耐心说服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员们,斥巨资建造涵芬楼,并于1926年更名为东方图书馆,正式向社会开放。他在《我走过的路》中回忆说,早年在商务不图名,不图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商务印书馆培养的各方面人才,都受过涵芬楼丰富藏书的滋养,像张明养、沈雁冰这样的受益者,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凝聚着张元济一生的心血和期望,也折射出他与书结下的不解之缘。周荣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第四章

孙中山(1866~1925年)政治学家、近代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中山)人。名文,字逸仙。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书籍伴随了革命的一生

孙中山好读书。他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因此当日本会党领袖犬养毅问他平素嗜好以何者为第一,孙中山就用英语回答说:“Revolution(革命);又问除了革命,第二是什么呢?他说:Books(书籍)”。

确实,书籍和革命伴随了孙中山的一生。特别爱读华盛顿、林肯等的传记

1878年,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孙中山离开故乡赴檀香山,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出洋愿望。他后来自述当时到海外的情形,“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第二年,孙中山在火奴鲁鲁(当时夏威夷首都)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民族学校读书。三年后,又进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继续读书。在这些学校里,教师讲课用英语,孙中山初入学时一点也听不懂。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顽强地学习英语,不长时间就掌握了英语的规律,在读写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很快就成为班上的优等生。孙中山课余时间除自修中文外,特别爱读华盛顿、林肯等的传记,对欧美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们极为推崇。

1883年,孙中山到香港继续读书,学习很努力,深得老师的赞许。他具有勤学好问的精神,曾对人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群书,知识面较广,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

1886年,孙中山经喜嘉理的介绍,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在此期间,除攻读医学外,很重视中文的补习,专门请了一位国文教师陈仲尧传授中国经、史。据他同学忆述当时的学习生活情形:“孙中山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他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他期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孙中山后来曾对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作过这样的概述:“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民生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心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游学之余,兼涉数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找寻有关太平天国书籍精心阅读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积累的学识,为他以后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探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读书又很注重于应用,在学习农学知识时,曾为老农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知识,并进行了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等活动。

孙中山在学医期间,非常关心政治问题,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常对人抒发爱国情怀,阐述革新政治的抱负,用“中国现状至危,我人当起而自救”一类言论来启发人们觉悟。还常常谈起杰出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尊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没有成功表示惋惜,自诩为“洪秀全第二”,以太平天国事业直接继承者自称。他爱听太平天国故事,还寻找有关太平天国书籍精心阅读,在流亡瑞士时,经常出人日内瓦图书馆,仔细阅读英国人吟唎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后来自己搞到一册,在鼓励同盟会员刘成禺写《太平天国战史》时,将此书交与他参考。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一些论文,投送到香港教会报纸和上海《万国公报》等处,阐述他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具体见解。在1891年前后写的一篇关于发展中国农业生产的文章中指出,发展民族农业和工商业是使国家富强的中心课题:“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这在客观上也正是对洋务派思想的批评。

1894年,孙中山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上有一段沉痛的话:“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这段话,说出了知的重要,更道出了不知的危险。知的来源一是靠学问,一是靠经验。而读书则是集聚知识、学问、经验的主要途径,所以不读书之人便谈不上深透的知,更谈不上能鼓动风潮,转移时势,建设国家的革命大业。自早到晚在大英图书馆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囚,脱险之后,留在欧洲有两年时间。这两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图书馆里度过的。他用功之勤,可从英国伦敦警察局暗中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报告中见之:自早至晚都在图书馆阅读,到了用膳的时间也不肯离去,他的粮食是几片面包,在馆内取杯冷水充饥。

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困处永丰舰督师讨贼五十余日,虽极其艰苦,但意志坚定,毫不气馁。当时天气炎热,他每日除手草函电,促各路讨伐军作战外,仍危坐读书一如平时。他之所以喜爱读书,如他自己所说,志在增益革命知识与能力来实现救国的抱负。中国读书人有句自勉的话:“大丈夫应当不负所学与所志。”要做到不负“所志”,必先把“所学”的基础打好。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说不负所学所志,两者都已做到了。“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

孙中山读书著作,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而且十分细致认真。有一次,他在室内挥汗校阅《孙文学说》排印稿,旁人说:“先生何自苦若是,何不令他人校之。”孙中山说:“稿已由人校二度,此为三度,特自校之。然尚时见误排,校书不易,于斯可证。”由此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一书中曾谈到读书的方法,他说“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古人为我书记也。”这种读书的方法与气魄实在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不喜读书不好,死读书而没有魄力与方法,纵然是博览群书耗费一生的精力,也将一无所得,最多不过一个书呆子而已。

戴季陶常说孙中山博览群书又有独到的观点:“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本,孙中山是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需要的汲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他是役使着书。”有次,邵元冲问孙中山:“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工程、自然科学的专著,都嗜读不倦,毕竟先生何者为专攻?”孙中山答道:“我无所谓专攻,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凡知道孙中山的人,都晓得读书是他的一大嗜好。他一生最为同志称道的是两件事:一是每遭革命失败时,别人或者沮丧叹气,或者乞灵于诗词小说以作消遣,暂时安顿心灵,而他往往取专门巨著细读之,从容一如平时,一点不沮丧悲观。二是孙中山每遇挫败或拂意之事,为他人所不能忍受者,他皆能处之泰然。胡汉民认为,孙中山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认为革命当然不断进化,在危难逆境之中,他能纵观全局,长远考虑,坚信革命终将成功。他对革命的此种乐观态度是由于他对革命之深切认识而来,而此深切认识则是于学问与读书中来。陈家平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第五章

章太炎(1869~1936年)即章炳麟。浙江分杭人。早年宣传变法,加入同盟会。著有《訄书》、《国故论衡》、《章氏丛书》等。读书,要有自己的创见

章太炎是晚清时代的革命文豪、经学大师。鲁迅称赞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有学者赞誉他为“有革命经历的学问家”。章太炎无论在中国革命史,还是在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占有显著地位。他是20世纪前期难得的文化泰斗,在中国经学、史学、文字学、诸子学、社会学、哲学、佛学,乃至中医学诸领域都有建树。

1935年,章太炎在江苏苏州创设国学讲习班,亲自主讲,同时发行《制言》半月刊杂志,倡导读书救国。这位文化泰斗对于读书治学有着独到的认识和方法。学贵以自得,勿轻易效人

章太炎小时体弱多病,早年治小学,后来涉猎经史,多半是自学。他“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他找到了自己治学的榜样,把荀况、司马迁、刘向视为楷模。在当时许多文人士子都热心科举考试、谋求升官发财时,他却选择与众不同的专心治学的道路,到杭州西湖孤山的诂经精舍,拜晚清经学大师俞樾为师,一学就是八年,从此奠定了终身事业的坚实基础。

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太炎领悟到读书方法的重要性。他强调独立思考,个人自修,他说:“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史,大概自求者为多。”个人自修是增长知识与才干的主要途径。在论及“博学”时他说:“博学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创见,否则就是读尽了天下书,也只是书笥,装了些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独有的东西。”关于向前人学习的问题,他说:“学问是无止境的,后人应比前人更进一步;学习外国的东西,也要独立思考,有新发现,追随抄袭,是没有出路的。”章太炎在求学的道路上,较早地运用了独立思考、自学为主的学习方法,从而使他迅速地增长了才干,在诂经精舍成为出类拔萃的学员。他写了约五十万言的《春秋左传读》,并开始吸收和引用西学,同时写有《膏兰室札记》,“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文字间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在自学中总结了一套严谨务实的治学方法: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隋感,六汰华辞。章太炎成才不仅是因为知识积累丰厚,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方法。正如同样有了砖瓦沙石,有人可以盖起高楼大厦,有人只会垒个鸡窝狗洞,其中能否掌握技巧和方法是个关键。“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这也是章太炎自学的一种方法,他认为:“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他在青年时代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得到多方面的帮助、关心和鼓励。他在诂经精舍向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和朋友请教问题,彼此切磋,互相砥砺。《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章太炎的博学多才,除了个人勤奋努力以外,师友的帮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学贵以自得,勿轻易效人。”这是章太炎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一生在读书、治学、救国中对自己的要求,目的要人们摆脱旧传统、旧势力、旧习俗的束缚。不随波逐流。章太炎在青年时代就追求高尚情操,关心国家的命运,读书、治学、救国成了他历经磨难而不悔的终身追求。

1894年,章太炎二十六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他受到极大震动,奋笔疾书,写了《独居记》,发出了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第一声呼喊。以后他走出了宁静的书斋,告别恩师,凭他的如椽之笔走上了救国之路,成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同时他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推向高峰,与西方新学结合起来,建筑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著述四百多万字,成为中国近代国学研究的巨匠。尽其广博,努力培育人才

章太炎因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苏报案”。三年后出狱,流亡日本,这是章太炎因反清救国第三次流亡日本。在流亡期间他的学问日益精进,硕果累累。他在《自定年谱》中写道:“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东国佛藏易致,购得读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学音韵,遍览清世大师著撰,犹谓未至。久乃专读大徐原本,日翻数页,至十余周。以《说解》正文比较,疑义冰释。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訄书》亦多所修治矣。”多难兴才,章太炎在逆境中不畏艰苦,勇于奋进。“尽其广博,以诒逖近”,章太炎以自己的才学努力培育人才。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许寿裳、钱玄同、黄侃、朱希祖、沈兼士、朱宗莱、龚宝铨、周作人等人,都在这个时候成为章太炎的学生。

章太炎的教学态度是极其认真的。那时他经济拮据,每日仅素食两顿,有时还挨饿,但讲起课来,却神采奕奕,精力过人,逐字解释,滔滔不绝。每逢星期日,章太炎寓所的小小陋室里,总是春风满座,师生十来人,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章太炎从早晨八点一直讲到正午,历四小时而不休息。章太炎脾气暴烈是很有名的,但他对待学生却温文尔雅,从不发火。他时常提一些问题要学生回答,自由发言,答错了也不要紧。有一次他问道:“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章太炎听后,略一沉思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接着指出了“不当”之处。讲课之余,章太炎还时常与弟子们一块聊天,诙谐间作,妙语连珠,气氛十分活跃。弟子们也无拘束,争相发言。钱玄同讲话最频繁,而且在席上一会儿从这边爬到那边,一会儿又从那边爬到这边,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日“爬来爬去”。

在因“苏报案”被拘期间,章太炎写过一篇《癸卯狱中自己》,认为自己在倡导革命、创建民族国家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别人也可以作出,而他在创建新型民族文化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则几乎无人可以替代。

孙中山与章太炎正式定交是在日本。孙中山利用会党内部的结盟仪式,邀请兴中会同志一百多人作陪,举行定交盛大宴会。“酒逢知己干杯少”,在宴中,章太炎神采飞扬,谈笑风生,有敬不拒,频频碰杯,连饮七十多杯,竟然没有醉态。章太炎的博闻广识,以及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谙熟,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两人在谈到都城建制时,章太炎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们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问题、赋税问题、典章制度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孙中山敬佩章太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章太炎也被孙中山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所折服。两个人,就像两个磁场一样相互吸引着,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五四”运动的巨匠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出于他的门下,陈独秀、胡适、吴虞等都受到他深刻的影响;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当时《学衡》派的主将们,也或出自他的门下,或与他交往密切。章太炎以他的为人、思想、学业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的人,许多人在他的熏陶下,学术上卓有成就。饭可不吃,书仍要讲

章太炎在最后一次讲学时身体已极度虚弱,不能进食,但仍强打精神,执卷临坛,夫人苦苦劝阻,他却坚定地说:“饭可不吃,书仍要讲”。

章太炎一生奔走革命,颠沛流离,被通缉,人监狱,几无宁静之日,而学术上的成就又那么大,这除了有超凡的天赋外,还有便是他的勤奋。从几件小事可见他除了探究学问,对生活琐事是不予注重的。流亡日本主办《民报》时,由《民报》社到宿舍,天天必走的路竟多次走错,走入邻舍,入门后经主人提醒才恍然大悟;平时吃饭,如桌上有几样菜,他只吃放在面前的菜,其他则视而不见,家里人知道他的这种习惯,就常调换菜的位置,他竟全然不知;一次他宴请亲朋,正在宾客满堂将开宴之际,他却不见了,到处找寻才发现在厕所里独立凝思,把宴客一事已忘得一干二净;半夜他会突然起身,伏案挥笔,常常到天已大亮,还不觉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章太炎讲学也常常能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他藏书并不重视书的版本,有一部《十三经注》,只是普通的石印本,因为翻阅次数太多,已变成活页,有一次,他给学生讲《尚书》,翻着翻着,稍不留神,书竟作蝴蝶飞,散落满地,引得哄堂大笑,而他竟毫不介意,言谈自若。讲得兴奋时烟一根接着一根抽,转身写黑板时,拿手中的纸烟在黑板上猛划,写完,也不看是否写上了,转过身来仍旧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另一只手中的粉笔也就被误认为是香烟,只见他把粉笔伸到口中,狂吸几口。学员们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他自己却全然不知,依旧神情自若地讲……“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他认为国家虽然衰亡,但是学术不绝,为了复兴国家,应该向人民传播国学,用国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民族自尊心。

鲁迅这样评说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曲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朱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第六章

蔡元培(1868-1940年)教育家、哲学家。浙江绍兴人。有《蔡元培全集》。读书,一要专一,二要勤笔

蔡元培被称为20世纪学界楷模。在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业绩卓荦,可谓开中华学界一代风气。蔡元培不仅是个教育家,还是个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涉及许多学科,如文学美学理论、心理学、伦理学和人类学。他虽曾为晚清进士,点上翰林,选任编修,但思想并不迂腐守旧,而是紧跟时代,注重创新,主张废除读经,提倡读白话文,读新书。蔡元培治学严谨,待人谦虚、朴实,文如其人。他的读书方法就是勤学苦练,即人们常说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传统入手,经学奠基;追崇新学,涉猎渐广

浙江古城绍兴,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名贤辈出。蔡元培就诞生于城内的笔飞弄。故宅附近,多处散布着纪念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遗迹,蔡元培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就在这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度过,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蔡家祖上虽非书香门第,但家中注重读书,他的祖父在夏夜读书,为避蚊虫叮咬,置两脚于瓮中,秉烛夜读,勤学可嘉,此法日后为蔡元培仿效。

1874年,蔡元培刚满六岁,就进家塾读书,接受塾师周先生的教育。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无力再续聘塾师,就改投对门李申甫的私塾就读。开始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部“小书”,接着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大书”。四书读毕,再读《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蔡元培在回忆当时学习情景时曾说:“读小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时,先生才讲一点,然后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当时的读书方法,是以诵读为主。先生坐着领读,学生站在旁边跟读,然后回到座位上复诵,直到能背诵为止。而对于课文的意思则不作讲解,一旦背错,就责打手心。这种责罚学生的陋习,是封建专制社会中旧式教育的产物,使少年的蔡元培深恶痛绝,日后他曾在《学堂教科论》一书中对这种“视学塾如囹圄,见先生如狱吏”的教育弊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激烈的批判。

当时的学习,除了不甚了了的诵读外,还有识字、习字和对句,这是他了解文义的开始。经过上述严格的训练之后,十三岁的蔡元培就开始学习作“制艺”,也就是八股。这是迈向科举道路的必备本领。八股文题目皆从《四书》中出,对经义的理解,又必须严循宋朝大儒朱熹的解释。塾师授课要配合科举考试的需要,这种以培养科举仕宦为目的的教育方法,极大地束缚和禁锢了学生的个性和学习积极性。以后,蔡元培对这种危害青年学生的专制教育同样予以猛烈的抨击和彻底的否定。

十四岁时,蔡元培就学于绍兴城中探花桥的本乡老秀才王子庄处。王秀才设塾授教二十多年,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对学生极为严格。出于为学生应考着想,他要求学生除经书外,其他书籍一律禁看。据蔡元培回忆:“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因为怕学生看了此类“闲书”,会影响日后的应考。在王秀才处学了四年,王所推崇的宋明诸儒理学思想和言论,对于蔡元培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十五岁到十七岁,蔡元培参加了三次小考,第三次中了秀才,便在两家私塾任塾师,招收学生。这时的他,再无禁看“杂书”的束缚,也不用再练习八股文,便开始了自由阅读。这时,他的六叔有一些藏书,允许他随意阅读。如《说文通训定声》、《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绝妙好词笺》等,都是他当时最喜爱读的书。在摆脱了八股文的羁绊后,他最初对“词章”颇感兴趣,并时而习做散文、骈文。读了王引之、段玉裁等乾嘉学者的著作后,学习的兴趣又转向了考据和训诂学。若干年后,他回忆往事,说是少年时期努力自学,读书四万卷,而有三部书印象尤深,它就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文史通义》、俞正燮《癸巳类稿》。他在拜读之余,提出了许多自己独特的见解,这说明在读书方面,他已达到不固守前人的观点而刻意创新的境界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对蔡元培读书治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情。由于他的散文与骈文作品得到同乡前辈田春农的嘉赏,认为是可造之才,便介绍他到水澄巷的同乡徐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四年。据他本人回忆:“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多,又喜校书、印书,及以文会友,故也延聘了我。”利用这段大好的读书时机,蔡元培如饥似渴地饱览了大批图书,学识大进。他说:“我到徐家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他一面在徐家看书,一面与朋友切磋学问,思想十分活跃。他已逐步看到了经书科举教育束缚思想的害处,开始从传统文化中跳了出来,并逐渐孕育了后来对封建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思想。这时,他只有二十岁左右。

二十三岁那年,蔡元培参加科试,列第一名。同年秋天,去杭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二十六岁时中了进士,二十八岁在北京通过散馆考试,被授职翰林院编修,成为一个“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社会名士了。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学贯中西

蔡元培在科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后,如果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完全可能跻身于达官贵人的行列。但是,封建的经典教义并没有束缚住这个淡泊功名利禄,一心追求进步的青年。当他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中国却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严峻的现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撞击。具有时代责任感的蔡元培,在这种背景之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开始摆脱旧观念,把注意力从传统的经书转向西方学术,将自己的视野移向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来文化。在翰林院四年中,他明确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这时,他阅读了大量的翻译著作。“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子民始涉猎译本书”。如严复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魏源的《海国图志》、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等。与此同时,在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下,蔡元培决意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为了能读懂读通西方各国及日文著作,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这些国家的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长处,以便为我所用,御敌强国,他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多种语言。从三十二岁起开始学日文,自此终生不缀。三十三岁学英文,三十六岁学拉丁文,三十七岁学德文,四十七岁学法文,五十七岁学意大利文,并提倡学习世界语。他为了向马相伯学拉丁文,每天清晨必从所住南洋公学步行四五里赶到土山湾天主教堂读书,有时五点钟刚过,就敲门把马从睡梦中吵醒。他充分运用这些语言知识去广泛阅读各国的书籍,诸如《日清战史》、《西学探源》、《德意志史》、《伦理学原理》、《生理的心理学》、《西国立志编》、《日本风俗》、《东京游学案内》等,以及《几何源本》、《算草丛存》、《电学源流》、《化学启蒙初阶》、《量光力器图说》、《声学》、《星学辩证图注》、《农学新法》等,甚至连《矿井工程》、《开煤要法》之类的专门技术书籍也广为搜览,边读边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谈及自己的读书经历和学术思想演变过程,讲到他从摆脱八股的束缚,到致力于词章、训诂,一直到接受严复等所著所译的新文化、新科技、新思想,蔡元培感慨地说:“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这是他对自己六岁入塾到三十二岁这二十多年间读书治学生活的小结。他很懂中华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和《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但是“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在倒掉洗涤盆里污水时,切莫把婴儿也一起倒掉。这就是蔡元培读书善于分析、善于比较的佐证。擅长取舍,善于消化;去芜存精,为我所用

在博览群书、全面学习、深入探究东西方文化的同时,一方面,他从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手,把握其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又从中探寻救国的真谛,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他认为,既要学习西洋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又要以科学的精神来对待西方文化,也就是在阅读西方著作时,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守旧和盲从。他明确表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不仅是西方文化,即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抱此取舍的态度,他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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