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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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谈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毛泽东秘闻
名帅彭德怀不堪迫害 临终前执意要见毛主席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自从景希珍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就再也不知道彭德怀的一点消息，他与三线建委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从肉体到精神都备受摧残的彭德怀躺在牢房的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回想与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冒着风雪讨饭度日的苦难童年，回想自己自平江暴动以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回想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披肝沥胆为民直言的行动，回想忍辱负重再次复出参加三线建设以及现在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而那些逢迎拍马、浮夸骗人、贪污受贿、坑害百姓的不法官吏，却平步青云，加官进爵，如此下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岂不要断送在这些人的手里吗？迫害忠良，重用小人，吏制的腐败这是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开始。想到这些，这位浴血沙场的元帅不觉流下了泪水。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1年8月18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德怀）就流泪。
1972年11月22日（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旧社会地主的皮鞭抽打时他没有流过眼泪，战场上面对刀光剑影他没有后退，眼看着战友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他抹一把泪水又指挥千军万马冲锋，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意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并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对自己进行过迫害，就随便地进行“揭发”，而是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在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我们排开林彪本身的行为不讲，单就彭德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时仍坚持实事求是，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人民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听后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许多年，彭德怀大都被囚禁，与外界基本上隔断了联系，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但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这期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里，每天接受批判和批斗。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
铁汉一般的彭德怀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整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终日伴随着他。
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说：“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还不如将我押回去住监狱。”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以作肥料。”彭德怀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你生病了，我们想给你看病，但你必须交待清楚你的问题。”
答：“还有什么问题，都问了十多年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几条，一条也不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一个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人，在那个人妖颠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他不屈的抗争和勇敢的呐喊，不仅如同凤毛麟角般的珍贵，同时也为一个民族举起了一支不灭的火炬。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的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元帅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颤的天空中回旋……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
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他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专案组的人冷笑着说：“你已经这个样子了，能活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想出去工作？”
彭德怀说：“我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不能剥夺。不答应我就不动手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术台上。”
彭德怀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道：“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之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是不让他随便走动的。
彭德怀气愤地一挥手，不屈地大声喊着：“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他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平凡、伟大而又充满苦难的一生，回忆着那些战斗的年月和远去的战友，回忆着在大三线建设中短暂而又难忘的岁月。朦胧中他看到了在攀枝花钢铁基地所见到的那种树，一种令他难忘的树——英雄树。她是那样的不屈，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火红，用自己的生命烧红了祖国大三线的山山岭岭……
整整八年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奋战，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军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曾“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泣下”。而彭德怀却依然不屈，高举真理之旗，信念之旗，人民之旗，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敢怒敢骂，敢言敢争，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人格的力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至死也未能得到平反昭雪的彭德怀元帅，悲惨地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中国的天空上，一颗帅星悄然陨落。“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
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人们很难想象，在近半个世纪金戈铁马的岁月中，敌人疯狂的子弹都没有伤着彭德怀的一根毫毛，而在“自己人”无情的打击下，他却轰然地倒下了。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
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〇〇一二六九〇”。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在他死后，将他所有的遗物都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如此清白的开国元勋！“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的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一代名帅，怀着冤屈，怀着愤怒，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忠诚和爱恋，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一团烈火……
毛岸英牺牲的真相
在大榆洞，于1950年10月25日正式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这是志愿军进入朝鲜抗美援朝，志愿军司令部的第1次指挥位置。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在大榆洞指挥了第1、第2次战役。
第1次战役后，敌人的空中活动更加猖狂了，野马式轰炸机，沿公路。穿山沟低空飞行侦察，发现可疑目标就轰炸扫射。
对志司所在的大榆洞沟这条山沟也注意了，不断地飞来飞去。
11月中旬，我们加强了防空措施：
一是要求机关各部门一定要提高对加强防空的认识，不能存在一点麻痹大意的思想；
二是没有挖猫耳洞的，一定都要迅速挖好；
三是都要在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不准冒烟；
四是白天人员都离开住的房屋到猫耳洞去工作；
五是将车辆隐蔽好，白天不准开车进出沟里，在山沟口加设岗哨检查车辆进行拦阻。
11月23日，敌人的侦察机对大榆洞这条山沟低空飞行好几次。
我即向解方参谋长报告：“参谋长，情况不妙呀！敌人大概发现了我们这条山沟驻部队了，今日敌机的侦察飞机很异常，建议研究布置一下明日的防空，彭总住的那间独立房子目标大，必须特别注意防敌飞机的轰炸。”
解方参谋长即召开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开会，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进入防空洞。
他随即去与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杜平等首长研究如何去说服彭总能在拂晓前进入猫耳洞去防空。
不久解参谋长来到作战室，我向他汇报了机关布置防空落实的情况后，即问他：“彭总同意进猫耳洞去防空吗？”
解参谋长说：彭总不愿意去猫耳洞内防空，还说：‘谁怕死，就去躲飞机。’我们几个人研究、商量好了，不管彭总愿不愿意躲飞机，也不管彭总骂人，明早必须要动员彭总甚至拉着他去防空。
我们几个人都推举洪学智副司令去劝说彭总，因为他们两人休息时爱下象棋，谁也不服输，就要他拉彭总去防空洞下棋。
第二天（即11月24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实情况，我自己也准备到重点地方去检查，这时，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并说：“老总，我和您下三盘，今天非赢你不可。”因为彭总唯一的爱好就是休息时下象棋，平时休息总是和洪学智对弈。
洪副司令棋下得好，有时连赢彭总两盘，彭总就急了，说：“洪麻子，你搞什么鬼名堂？”洪学智说：“老总，我敢在您面前搞鬼名堂吗？”再下就下，可不要悔棋。结果总是洪学智在彭总不觉得是让棋的情况下，让彭总赢一盘棋，形成平局。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
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10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长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随后，我迅速跑到彭总和洪副司令的防空洞，看到他们很安全就放心了。我急喘喘地向洪学智副司令报告：“洪副司令，不好了，彭总办公室被炸毁了。”
洪学智副司令急着问：“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说：“只有成普跳窗户出来了，还有两位同志没有出来。”
彭总和洪副司令一听那两位同志没有出来，就急了，洪学智喊着赶快派人抢救。我说：“已调部队和医务人员抢救。”
洪学智副司令很快向着火的房子跑去，我也跟着跑去。
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牺牲在里面了。
洪学智副司令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洪学智副司令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副司令，他去报告彭总。
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也很着急很悲痛地说：“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彭总和其他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
由此，我突然想起在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年轻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
邓华副司令对我说：“杨迪，快迅速找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彭总的指挥室。”
我说：“山下有个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有2公尺高，约有200公尺长的夏天下雨的流水洞，上面有土覆盖还有枯黄的小树和草，不易被敌机发现。我看这条流水洞，可以作暂时的隐蔽部，我即派部队很快去清理，并很快在洞里隔出若干个木板房间，彭总和首长们及作战室、机要部长都可进去。”
邓华副司令说：“好，你赶快将这个流水洞清理出来，先隔一个木板房间，请彭总先进去。”
随后我指示警卫营及工兵连迅速清理出流水洞，做了指挥室。
洪学智副司令请彭总进住流水洞后，彭总表情很沉重严肃，除了看电报看地图和研究正在进行的作战问题外，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坐着不说话，发闷。其他志司首长也都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了，在一起只是研究作战问题。
就是平常有说有笑的丁甘如处长，也不说笑了。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他，我说：“丁处长，今早牺牲的两位同志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由于他们的死而使彭总等首长们都沉浸在悲痛中？还有你也很沉寂了，不和我们有说有笑了，这是为什么？”
丁甘如同志长叹一声，悄悄对我说：“炸死的那位俄文翻译，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那位参谋是彭总从西北第一野战军刚调来的高瑞欣同志。毛主席的儿子炸死了，这怎么向毛主席交待？老杨，这件事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你是作战处副处长，来问我，我也了解你、信任你，不会乱讲，就告诉你。你一定要遵守纪律，这事在没有正式公开以前，你不准对任何人讲。”
我听后说：“呵，原来如此，请你放心，我绝对遵守保密纪律。”
毛泽东后人现状：主席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
尽管在毛岸青的追悼会上，有人哽咽地称他为“首长”，但他生前最重要的两个头衔却只是“中校”和“研究员”。“叱咤风云”这个词与他并无太多关联，更多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呆在北京西山脚下那个偌大的院落中。
2007年3月23日4时20分，毛岸青在北京逝世，消息迅即传开，有人曾认为，毛岸青的离开会非常平静，但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放缓脚步，陷入沉思、悲伤，毛岸青的去世，使人们想起了毛泽东，并掀开记忆，毛泽东时代，是一段牵动中国人复杂感情，让中国人经历独特命运的年代。
毛岸青的去世惊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和前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毕竟，今天中国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毛泽东的继承者。毛泽东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岸青离世了。至此，人们方才惊觉，对这位伟人的儿子竟有些陌生。陌生到不知他长什么样，不知他生前在做什么事情，不知他经历的是怎样的一生。许多人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去多关注他一些、多留意他一些呢？”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其实，这个家庭中让人们感到陌生的又岂止毛岸青一人。看看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时毛家后人的合影——刘松林—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之妻、毛新宇—毛泽东之孙、邵华—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妻子、毛东东—毛泽东重孙、刘滨—毛新宇之妻、李敏—毛泽东女儿、孔继宁—毛泽东外孙、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李讷—毛泽东女儿、王孝芝—毛泽东外孙、王景清—李讷的丈夫。除了依稀熟悉的一两个名字，除了少数残留的记忆，对于这份名单，人们或许只有茫然。
这种茫然产生的缘由，李敏只一句话概括——“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个家庭里，也许只有江青可以不理会这句话，但毛泽东的子女们却把它牢记在心。
李敏，1963年就与丈夫孔令华一起离开高墙大院、离开父亲。从有自己的工作开始，李敏就再也没有从毛泽东那里拿到补贴，毛泽东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说到做到。
多年独立生活，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会为了“自己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会认出她”而感到欣慰。不过，这种欣慰的代价也充斥了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她记得因为不会生火而熏得自己满眼泪水，也记得最初煮米饭常常会做成夹生饭，面没发起来就蒸馒头，结果蒸成了面疙瘩……
李敏的低调同样影响了一对儿女。儿子孔继宁，发起成立了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女儿孔冬梅则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也算各有所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发掘红色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但当着别人的面，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很少直呼“外公”。
沉默寡言的李讷更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1976年从江西带着幼子返回北京后，这个家庭长期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许多个冬天，他们会和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购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轮车拉回家。李讷患有严重的肾衰竭，不过由于许多治疗费用要自己出，她的病也就一直拖了下来。李讷独子王孝芝初中毕业时，李讷态度强硬地让儿子报考了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李讷认为“社会实践重于读书”。王孝芝第一份工作是在长富宫做门童。然而，即便境况若此，李讷还时常感念父亲对她的教导，假如不是他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恐怕很难过得来”。
相对于毛泽东的儿女，反而是毛泽东的儿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因其“女将军”的身份——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并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成为“第一家庭”后辈之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不要把我挂在你们嘴边唬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可以说，他的儿女做到了。“他从小爱唱《东方红》”
虽然不能与祖父相比，但37岁即已任正师级研究员的毛新宇，也算非常顺利。论学历，毛新宇比他祖父高许多。1992年从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毛新宇先是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获硕士学位，继而于2003年7月在军事科学院获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研究》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如今，毛新宇已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部的研究员。
在许多有关毛新宇大学生活的回忆里，有两点使他颇具特色。
第一，非常节俭。多年以后，有昔日的人大学生撰文提及，在一次午饭期间，毛新宇不慎将汤洒在餐桌上，在别人想帮他再打一碗的时候，他却把碗贴在桌边，用食指将洒在桌面的汤刮到碗里，说：“扔了可惜，这样也能喝。”但这一细节终究无法确证。不过，毛新宇衣着十分简朴经常被提及，曾有新生充满好奇与神秘，追着老生问“谁是毛新宇”，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穿得最破的那个”。
第二，毛新宇对政治历史兴趣颇浓。毛新宇说话速度不快，但每每谈及毛泽东却能滔滔不绝。许多关于毛泽东的书，中国的、外国的，毛新宇多有涉猎，不过他直言“他不喜欢美国人写爷爷的书”，里面有太多“偏见”。
对于毛泽东，毛新宇充满了敬仰。2006年10月，毛新宇曾应邀在广州作了一场题为《爷爷与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专题报告，在这次报告会上，他说“爷爷”是自己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200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的重孙毛东东降生，对这个儿子，毛新宇喜爱有加。在毛岸青去世两周后，有记者请毛新宇介绍一下毛东东的情况。毛新宇说，“他从小爱唱《东方红》，喜欢看跟曾祖父有关的历史片，而且，现在已经会背三到四首毛主席诗词……虽然他没有见过曾祖父，但是他跟曾祖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脉联系。”
确实，毛泽东对中国的意义和影响非同凡响，他已经离开中国人31年之久，他的后人现状如何，或许是理解毛泽东的一个视角。
历尽苦难
五十多年里，作为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儿子，毛岸青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机会并不多。1998年9月，纪念毛泽东逝世22周年的活动，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露面，那时的毛岸青只能坐在轮椅上。之后，毛岸青出现了心脏病及并发症，到毛泽东逝世30周年时，毛家后人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合影已不见了他的身影。“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肩”，遗像里的毛岸青目光平和地看着这个世界，他的那身军装清晰地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部队大院、机关、军校……这些在普通人眼里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串起了毛岸青最重要的时光。
众所周知，他和死在朝鲜战场的哥哥毛岸英都有着非常凄惨的童年，之后，他们被接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得到了苏共中央的照顾，并开始了学业。从苏联回来后，毛岸青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来在中宣部马列文献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他翻译的一些作品被收入中文版的《列宁全集》，他的俄文功底很好，这也是权威部门评价其为“翻译家”的依据。
但这位翻译家，由于幼年颠沛流离，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晚年甚至是在北戴河的军队疗养院里度过的。比起那些在“文革”中饱受冲击、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大显身手的同龄“革命后代”，毛岸青大多是把思绪沉浸在对以往的怀念中。
毛岸青的妻子邵华曾说，毛泽东、杨开慧和毛岸英是丈夫最最思念的人。了解毛岸青成长经历的人，也许很容易了解他内心的痛苦——7岁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母亲，不到而立之年又失去了患难与共的兄长。
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大多会提及毛泽东家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而在所有子女中，毛岸青无疑是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命运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而特别眷顾，相反却给了他很多波折。如今他终于翻过人生最后一页，丈量完所有苦难，走到了生命尽头。
揭秘1976年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
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
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4月7日，毛泽东错误地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4月5日 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
1976年的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之中。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国人民无限悲痛。4月间，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悼念活动，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的悼念活动受到无理压制。
历经10年“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压抑满腔的悲愤和怒火，北京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受到“四人帮”的极端仇视，他们恶毒攻击这种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并决定从4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标语。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遭到镇压并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一次群众运动。它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十年“文革”错误理论和路线的彻底失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个事件彻底平反。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许世友大闹政治局！
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病逝。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通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他通知政治局委员，立刻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毛主席后事及相关事务。这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很快赶到。不过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如许世友身在广东，坐飞机也需要很成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北京，因此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一拖再拖后，便由在京委员先行召开了。
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是在九月九日的凌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毛主席逝世的绝密电报，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第一时间知道毛主席逝世的人员之一。许世友接到通知后，把军区事务安排完后，便坐飞机赶往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并参加政治局相关会议。
许世友赶到北京后，并没有直接去中南海，而是先去见了叶帅等老同志，到当天下午三点时，赶到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最后住所，去向毛主席遗体告别。许世友赶到时，医护人员刚把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正在给遗体穿衣服。许世友向毛深深鞠躬三次。当时毛主席遗体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他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肤后，向周围的医护人员问道：“主席去世前还有多少伽玛？”周围的医护人员和警卫员似乎不懂，都没有吭声。他又说：“人都有二十四伽玛，主席有多少？”又都没有出声。他说着，绕遗体走了两圈，自言自语的说：“碰鬼，身上怎么有蓝斑？”又深深三鞠躬，敬了一个军礼，便走了出去。
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七日，毛主席遗体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供全国民众悼念瞻仰。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下午三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汽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全国人民继之默哀三分钟。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作单位自行哀悼。大会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国致悼，华国锋致悼词。
由于毛泽东去世后发表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通过的，部分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没有赶到。华国锋同部分委员商量后，决定于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召开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参加，由于由医疗组向政治局做报告，汇报毛泽东的医疗状况、治疗过程和死亡原因。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赶到会场。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由于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扰和阻挠，心里忿忿不平，嘴里一直抱怨着：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这时医疗组人员赶到。华国锋便急忙说道：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商量，现在先听毛席的医疗组报告。报告是由时任北京305医院的院长李志绥做报告。由于报告中涉及过多的医学名词，很多的政治局委员不明白，便不断打断报告进行仔细询问。
当报告汇报到六月下旬病危时，这是只见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医疗组人员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世友听完后，满脸不相信的问道：“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见的死人比活人还多，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过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们完全回答不出。”许世友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这时在场的人全都一愣，你看我，我看你，没想到许世友竟说出这样一句话，这分明是怀疑毛泽东是被人害死的，医疗组的人都吓了一跳，这样的罪名是任何一个人都承担不起的。汇报的人员又结结巴巴的解释了一通。
许世友又说道：“肯地是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世友在屋子中间双手插腰，边说话边转头过去看着江青等人。江青仍然穿着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世友，一脸迷惑的样子。华国锋向周围看了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叶剑英和旁边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医疗组的成员：“毛主席遗体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医疗组的成员小声的解释了几句。
这时只见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世友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不要发急，有话慢慢讲。”然后见局势不好控制，便让医疗组的人回去了。江青由于受到许世友的恐吓，气的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汪东兴起身把许世友拉了回去，劝了几句。许世友仍然怒气冲冲看着江青等人。局面僵持着，华国锋见没人说话，便同旁边的叶帅商量了两句，便宣布会议结束。许世友同华国锋和叶剑英打了声招呼便径自离开了。
第二章 开国大将秘闻
彭德怀最后的日子：临终前高喊不用毛泽东的药
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癌症已转移，他周身疼痛难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单；
对疾病，他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却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完全不能说话，布满着血丝的眼睛，却从早到晚一直睁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145号”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战功显赫的元帅？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我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挥千军万马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
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医院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
我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梦中大喊：“冲啊！同志们……”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总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毛泽东诉说，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我们医生、护士爱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只好这般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身体。”
他反倒把声音提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人员及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脚趾从鞋的破洞里露出来
他陷入了极度的激愤和悲伤之中，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昊昊苍穹，默默地承受着痛楚和厄运……
彭德怀依然十分关注政治舞台上的风雨阴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后，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间，他隐隐约约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义愤填膺地说：“林彪居心叵测，他的许多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蹋毛泽东思想！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
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的声音哽咽了，太阳穴边曲张的血管搏动着，眼睛湿润，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两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却说不出一句话。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这种万念俱灰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战士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他纵然千呼万唤，纵然大发雷霆，中南海是绝对听不到的。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他那宽阔微驼的脊背，仿佛又被重荷压驼了许多。他已疲惫不堪，比平时更显得苍老了。
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这时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情绪低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从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时常能听到咕噜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胸腔里发出的撕裂声，从气管套筒里传出。
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扑过来，他不愿意、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间！或者，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遗憾，他有满肚子话要对决定他命运的人诉说，他还想多看一眼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和国的大地和天空！
他顽强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坚持着，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他的元气、精力已经耗费殆尽。他挣扎不起来了。他孑然一身。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此，他把怨恨、痛苦、忧虑、困惑、遗憾和希冀，留给了这个世间，永远地撒手而去。
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遗体。
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大江南北，为民族解放事业纵横捭阖，为人民利益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共和国元帅，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共和国毫无动静。
他的名字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毛泽东为什么决定把新中国定都在北京
整整三十年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当年是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如今重返旧都，再整河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变化万千！毛泽东对北京信心十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了。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他的愿望实现了。四十八年过后，北京雄风依然，稳如磐石！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
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主席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
毛泽东看上江青的N个理由
2008年9月4日，日本电视台摄制组来到叶永烈家，专门对江青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对他进行了访问。访问中，日本媒体的工作人员着重于江青作为一个女人的奋斗历程，着重于从毛泽东与江青的夫妇感情来看江青，很少提到跟江青有关的政治斗争。
江青曾经是贤妻良母
据叶永烈回忆，当时，江青只有二十四岁，年轻而又漂亮，眼睛大而亮，眉毛弯弯的，鼻子挺秀。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皙，而且又擅长打扮，即便在延安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她也会把肥大的军装改一下，显出腰身，凸显自己的好身材。
江青虽说连高小都没有毕业，但是在上海演艺圈里刻苦学习，懂得文学，有文化修养。她跟毛泽东的共同爱好是京剧。她当时在延安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深得毛泽东喜欢。江青的字也写得不错。当年她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要用楷体字在卡片上登录图书，所以她能写一手漂亮的正楷。在空闲的时候，江青会跟毛泽东一起打扑克牌。江青洗牌很快，分牌也很快，出牌也很刁，毛泽东常常玩得哈哈大笑。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嫁给毛泽东，那可以从她的一句话找到答案：“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我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身伴侣。”在江青的眼里，毛泽东就是“英雄人物”。
叶永烈说，江青初嫁毛泽东时，可以用“善解人意”这四个字来形容。她给毛泽东沏茶之后，总是把茶杯的柄朝着毛泽东，便于他一伸手就能拿起茶杯。毛泽东想抽烟，她马上去拿香烟，点燃之后递给毛泽东（江青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会抽烟，只是没有成瘾。她从来不在人前抽烟）。毛泽东要看书，江青会迅速找到毛泽东要看的书，放在他的面前。江青总是把毛泽东的办公室整理得井然有序，干干净净。
那时候，江青很低调。毛泽东的窑洞里客人很多，她给客人沏了茶，就退出了，绝不在旁边插嘴。来了外国记者或者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江青规避不露面。有的时候，毛泽东也要她出来一下，亮个相，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者陕北红枣，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
其实，江青的本性是很张扬的。那时候她格外收敛，是因为她心中明白，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无法跟延安的高干夫人们相比。例如，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是井冈山的女英雄，任弼时夫人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曾经在苏联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她们差不多都经历过长征的艰苦考验。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当时人们这么形容江青：“口还没开就先笑。”意即说话前先是满脸堆笑。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得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地砖，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江青在这时候也就唱起京剧来。
1940年8月，江青分娩，生下女儿李讷。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对于毛泽东来说，虽说这个女儿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但是，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都不在毛泽东身边，所以李讷的降生，使窑洞里充满家庭的温馨。
一个聪明的女人
叶永烈说，应当说，江青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差异。就拿生活习惯来说，毛泽东昼夜颠倒，江青的作息时间则是正常的。毛泽东嗜辣，江青喜欢清淡。不过，当时的毛泽东和江青又有许多共同的兴趣，诸如爱好京剧、喜欢古典文学、喜欢书法，等等。江青也会尽量去适应毛泽东。比如，江青知道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她也就钻研《红楼梦》，到了后来能够对《红楼梦》进行种种评论，甚至自称是“半个红学家”。
江青本来不会骑马。她跟毛泽东谈恋爱的时候，倘若晚上回去很晚，毛泽东会让她骑在马上，叫警卫员牵着马送她回去。最初，她不敢上马。但是，她很快就学会了骑马，再也用不着警卫员为她牵着马。到了后来，她专门挑战烈马，越是“凶”的马，她越喜欢骑，以能够降伏烈马而自豪，这也反映出她的强悍的性格。所以在当时的延安，如果见到一个女人骑着马飞驰而过，人们就知道那一定是江青。
江青的正楷不错。在毛泽东身边，她开始模仿“毛体”。毛泽东写文章、写信，写毕之后总要修改。文章圈圈改改没什么，反正最后是以印刷体印出来。信件则不同，倘若圈圈改改太多，未免有不恭之嫌，毛泽东需要重抄一遍发出。在事务繁忙的时候，毛泽东无暇重抄，便叫江青代劳。江青模仿“毛体”。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毛泽东在1949年4月2日写给傅作义的信，便是江青用“毛体”抄写的。这封信后来被当做“毛泽东手稿”收藏。在“文革”后，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毛泽东事迹展览”时，还曾经把这份江青的抄件误作“毛泽东手稿”公开展出。
江青爱好摄影。1961年9月9日，毛泽东曾经为江青拍摄了庐山仙人洞照片，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李进同志”也就是江青。
江青本来是电影演员。20世纪30年代在水银灯下工作，对摄影有了许多了解。不过，那时她只是被摄对象，自己并不会拍照。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身边有摄影师，也用不着她拍照。在20世纪50年代，她几度生病，到苏联治病，在那里没有人给她拍照，而她又喜欢到处留影，于是买了一架德国生产的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那时的照相机要靠人工对焦点，定光圈和速度，对于初学者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掌握。回国之后，她请教摄影记者，渐渐掌握了摄影的初步技术。到了后来，拍摄了不少好照片，甚至还打算举办个人的摄影作品展览。
从驯马、书法、摄影这三件小事上，都反映了江青的聪明。
毛泽东从未把江青列为接班人
叶永烈说，作为影剧演员的江青在戏剧舞台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但是在政治舞台上就未必如此。江青的政治野心是在毛泽东病故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我曾经采访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她说自己去看望毛泽东的时候就问起江青会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回答说：“不会的，她不行。”毛泽东所说“不会的”的根据是“她不行”。江青为什么不行呢？毛泽东深知，江青缺乏驾驭整个政局的能力。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从来没有把江青列为接班人。
毛泽东还指出，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现在都是敷衍她，我死了就不买她的账。我教育她要团结大多数，她不听。尼克松奉承我，说我改变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由于出身演员的缘故，江青的讲话口齿清楚，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姚文元讲话带有浓重的上海口音，而且老是“这个就……这个就……”她讲话，从来不要秘书代劳写讲话稿，但是讲话有时候很琐碎，不像张春桥讲话那样思路清晰，江青讲话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总是把“比较”说成“较比”。
江青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是在1976年9月18日，北京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产生方式述略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来，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的历程中，产生了一批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亦被称为领袖，并被喻为是党的“旗帜”和“舵手”，在政党和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真探讨党的领导人是怎样产生的、其产生的方式是什么至关重要，这对于今后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和现实的意义。笔者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九十年中，我们党先后出任党的领导人，亦即出任领袖（或实际上作为党的领袖）的产生方式，概而言之有以下八种：
1.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因其有着显赫的业绩和声望而获得推举和选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1920年4月初，在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接受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来到北京、上海，先后见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①]，由于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创办了《新青年》，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1920年5月又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享有极高的声誉，正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在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谁当“小组”的负责人呢？不论是作为俄共（布）代表的维经斯基，还是作为“小组”的成员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等人，都一致认为非陈独秀莫属。而且“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还是叫“主任”？对此，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拍板决定叫“书记”。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陈独秀被推举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首任“书记”。
维经斯基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做出了努力，打下了基础，但他没有完成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的正式委派，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到中国，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出了尼柯尔斯基到了上海，加入此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人问题上，马林的认识和维经斯基一样，他也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②]同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开幕式、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等项议程后，进行了党的领导人选举。其时，陈独秀本人因有事留在广东，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却被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为总书记，这皆因为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个人名声无人能望其项背。
2.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决定。所以，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
陈独秀从党的“二大”到“五大”又连任了总书记后，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换。由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认为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选出新人以替换陈独秀。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由罗明纳兹拟定。共产国际看中的是瞿秋白，这样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三常委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实际上以瞿秋白为新的领袖。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原因有二：一是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二是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反对派的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瞿秋白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去，但广州暴动、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等一次次的惨败，使他威信扫地，陷入困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党的“六大”。斯大林为“六大”定下了基调，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多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因此，选中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经过选举，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向忠发虽贵为党的一把手，但他没有领袖才干，实际领导权握在李立三手中，不过时间并不长，仅三个月而已。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实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并且对共产国际出言不逊。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批判了李立三。12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新的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拟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使没有斗争经验、仅26岁的毛头小伙子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实际的领袖。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遭枪杀后，王明害怕国内斗争环境，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又是共产国际作出指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指定博古负总责。
3.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
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遭致严重失利。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很显然，如再不解决领导班子和领袖问题，革命将难以为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首先由博古围绕着议题作报告。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报告结束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张闻天开始报告，他完全不同意博古的观点，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指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犯了严重的错误，使会场群情激愤，迸发了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因而，如果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正报告”的话，张闻天的报告被人称之为“反报告”。此时，毛泽东也作了长时间讲话，他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宏论，进行层层剖析，入情入理，真正构成了会议重磅的“主报告”。接着在会上，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参加会议的20名代表经过广泛的议论和决定，有16人完全支持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领导权变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产生了党的新的领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上党的领袖的产生，是通过采取各自作“报告”，形成“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主报告”等，实则是围绕对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发表不同的“政见”而展开竞争的，最后由代表多数做出民主选择的决定。
如上所述，本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更换其领导人，是需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瑞金之间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也因此使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没想到这个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③]的情况下，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使得遵义会议顺乎党心、军心，批判了博古的错误，并削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权。而且，也无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历史在不经意间，走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4.实行领袖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
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毛泽东本人从“七大”开始一直到“十大”，又连续担任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为止，事实上形成了领袖终身制。在晚年，毛泽东不但对自己搞了领袖终身制，对他之后的领导人的产生还采取了由他个人指定接班人的方法。他先是指定了林彪，并写入“九大”的党章，继之又指定了王洪文，结果都出了大问题。对于毛泽东搞的领袖终身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邓小平1980年8月在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曾经批评道，毛泽东晚年犯的政治错误，“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④]又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⑤]
5.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常时期发生的。在毛泽东逝世前，华国锋已于1976年4月7日就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任党的领导人职务按常理和常规讲，都是正常的做法。但是，正如邓小平说的，“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⑥]那么，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件事呢？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⑦]这个“断然措施”就是以武力抓人，来解决问题。当时，“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⑧]熊蕾，革命元老熊向晖之女，曾撰文指出，参与谋划用武力抓获“四人帮”的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外，还有熊向晖、汪东兴、陈锡联、张耀祠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等。“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张耀祠又带着部队去江青住处“把她也抓了起来。”同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熊文还指出，“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⑨]因此，华国锋是通过运用武力手段，并在革命元老和军队的强有力支持下，出任了党的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非常时期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华国锋出任党的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而采取武力逮捕“四人帮”的办法，是因为除此外没有其它的办法了。但这样的办法毕竟不是好的办法，因此，当年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用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讲给陈云听时，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⑩]
6.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他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11]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后，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12]，即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改称为总书记。这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虽然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但已经可以做主了。”“一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二是高层人事变动，也是邓确定的原则。”[13]邓小平本人也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14]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第三章第22条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在“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15]以后，虽然中央顾问委员会不存在了，但仍保留了由党内革命元老发挥着推荐党的领导人的作用。这在胡耀邦当选党的总书记及以后党的几位总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大体都采取了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这样的产生方法。
7.自觉于两届任期年限，以利于推出新的领导人
虽然从党的“十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章程》就作出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个规定也适合于党的领袖职务，但是党章本身并没有明文规定领袖任职的具体届数。江泽民在担任了党的十四届和十五届两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退了下来，不再担任总书记职务了，以实际行动开创了党的领导人任职两届10年的先例，为党的领袖的正常更替做出了贡献。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海内外产生了空前良好的社会反响，说明中国“废除了事实上的领导人终身制，领导人有序更替已成惯例。中国已经没有领导人执政20年、30年、40年的现象。”[16]这样有利于党的新的领袖的稳定有序的出现。
8.实行民主推荐程序，根据党内“民意”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
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举措。在如何产生党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重大问题上，党中央第一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采取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方法。
2007年6月25日下午3时，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这样的推荐票。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为了搞好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民主推荐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认真审议工作方案，研究确定推荐工作原则、推荐人选条件和结构要求以及参加推荐人员的范围。每一位参加推荐的同志都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掌握标准条件，严肃认真进行推荐，投下庄严的一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推荐会。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他指出，党中央决定进行这次民主推荐意义重大。这样做，有利于选准选好优秀人才；有利于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经过投票推荐，一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进入选拔视野，使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具有较好的基础。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同意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10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10月22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的9位同志中，6位是60岁以下的同志，其中4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4位同志中，2位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志。[17]这实际上也在为将来党的18大产生新的领导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之，不难理解，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中或是囿于国内外特定的、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或是受到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或是在改革开放进步的条件下所做出的某种安排，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我们展开比较，从中进行利好选优的话，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认识。显而易见，在以上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中，第一种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往往是政党建立时挑选领导人的常态，虽无可厚非，但这之后却难以仿效。而第二、四、五种产生方式不好，第二种产生方式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也包括俄共（布）和后来的苏共）充当“老子党”，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儿子党”进行指手画脚，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尊奉共产国际的意见为圣旨，给予忠实的贯彻执行，这是任何一个主张党际间应坚持独立、平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不能接受的；第四、五种产生方式则明显违背了党的民主制度，是没有党内民主的表现，也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第六种产生方式虽然应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使我们逐渐失去了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元老，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条件了。比较起来，第三、七、八种为好。特别是第三种产生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写下了历史的辉煌，说明了我们党早就有了运用民主方法竞争党的领导人的传统。概言之，在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上，今后应把第三、七、八种这三种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实施应用。
林彪集团主犯后人今何在
40年前9月13日的深夜，一度被确定为中共副统帅、毛的接班人林彪的座机向北飞往苏联方向，最终却在蒙古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坠机，机上八男一女当场身亡。
林彪出逃并身亡的消息，震惊世界。5天后，中共中央正式通报“9·13事件”详情，称林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在军中的下属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悉数失势，被捕入狱。1973年，中共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及黄、吴、李、邱等人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40年来，由于相关的核心档案加密封存，当年的历史细节仍是研究者们挖掘不止的学术话题。而包括林家及“四大金刚”在内的五个家庭的成员，几乎消失在公开报道和官方场合，沉寂多年。
北上祭父
1971年9月12日林家出走的那个晚上，正是张云林（原名张清霖）和林彪之女林豆豆（林立衡）的订婚日。叶群让人张罗了糖果、瓜子，放了两场电影。那晚，准女婿张云林与岳母叶群一起看了电影《甜甜蜜蜜》。电影没放完，叶群、林立果携林彪及随从在沉沉夜色中仓皇遁去。
40年来，平民子弟出身的张云林并没有因娶到“副统帅之女”享受荣华，却与林豆豆一样尝尽辛酸。此次赴蒙，被他称为“40年了，我天天都想”的一件事。
据此行组织者黄永胜之子黄春光透露，十多年前，一个和蒙古有关系的朋友就提出过请他们去现场。“当时，因为除了我父亲黄永胜去世，我母亲和其他几个老人都在世，这件事太敏感了，我就没有认真考虑。结果，今年春节前后，这个朋友又跟我提这件事。现在除了邱会作的夫人在世，老人们都不在了，如果有政治上的问题也不至于牵涉太大，所以我就开始考虑了。”“这次跟我们去的有姓李的两个人，一个叫李建军，一个叫李建国，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老干部的后代、空军子弟。李建国是中国滤清器协会会长，今年5月份约请我到他那里去玩，我就跟他们提了这个话头，他们就鼓励我们去，他们来赞助。之后，我就开始跟其他人联系。我们本来希望林豆豆能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去不了。我又考虑让林晓霖（林豆豆同父异母姐姐）的两个儿子去，他们也由于工作安排等原因去不了。然后，我问张清霖能否去，他答应得很痛快。”
张清霖当时还没有护照，他迅速办完护照。黄春光又通过蒙古朋友的关系，拿到大家的商务签证（因为中蒙之间尚无旅游签证，只能以商务签证出入境）。
北上蒙古拜祭，黄、吴、李、邱四家各出一人，黄家是长子黄春光，吴家是长子吴新潮，李家是长子李冰天，邱家是长子邱路光，张清霖则代表林豆豆出行。
失事现场仍是焦土
因为蒙古戈壁气候变幻无常，9月10日动身前，大家备了御寒的衣服。11日，分两批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在乌兰巴托，一位蒙古朋友的儿子自愿充当司机，当地私人电视台的一个编导也愿做他们的录像师。
驱车奔驰在乌兰巴托以东300多公里的荒原上，远山近前，枯草连天，少有人烟，偶见骑手身着天蓝色斗篷，蒙古族的橘黄色带子在寒风中飘舞。最终到了温都尔汗—这个城市名字因为“9·13”事件而被许多中国人熟悉，但它只是一个2000多人、基本生活设施还很落后（甚至因电力维修全城无法在白天供电）的城市。
向导告诉他们，飞机失事点还在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贝尔赫矿区的苏布拉嘎盆地。中国前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曾回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的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现场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十分凄凉悲惨。”
空难现场的飞机残骸，除苏联人取走一台发动机外，其余散放在现场，任人随意取走。1990年代中期，当地牧民向前去探访的美国人汉纳姆吹嘘，他们用那架坠毁的“三叉戟”飞机机身的铝片做了一些盆盆罐罐。汉纳姆那时看到，剩下的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条条块块，最长的大约只有两英尺。
9月12日上午，当张云林一行8人到坠机现场时，仍看到大小不一的飞机残骸。虽时过40年，仍一望便知这里是事发地，“那块地面到现在依然是黑的，四周都长着高高的草，这里不是，因为土地都碳化了。”在现场，有成块的飞机残骸，也有一些瓷器碎片、烧焦的铝片，在草丛下仔细翻找，随处可见。“这些瓷片一看就知道产自景德镇，有一片上面烧着兰花等图案，这是那个时代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庐山会所常用茶具的花色、做工。”自小在大院长大的黄春光说。
当天，他们将散落现场的飞机把手、铝片、瓷片、玻璃碎片等捡了不少，装进一个在现场捡到的玻璃瓶里，以为纪念。
墓葬现场已难辨
当初，蒙古以“死难者不能在殉难地安葬”的本地风俗，将遗骨下葬到1公里外的另一个地点。众人最终决定：将祭拜地点定在安葬处，而将花圈在安葬处摆过后，再挪至坠机处留下。要找到安葬地点并不容易。
按照当年大使馆的安葬纪要：蒙方提供9口白木棺材，中方对9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墓旁当年树了一块碑“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9同胞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安葬纪要还记载：按照蒙古的习俗，在墓上放了一件失事飞机残骸。
几十年过去，所有的标记物均不复存在。既无碑，也无飞机残骸。“没有人带着来，你肯定找不到这里。”黄春光说，当天，他们手持一份旧报纸—上面有当年美国人对这一带的卫星航拍图，“图上注明了坠机地点和埋葬地点，我们一开始就按航拍图看，认为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在一个叫贾哈（音）的蒙古向导的带领下，大家最终认定一片地上有石头的地方应该就是下葬地点。“蒙古草原上是没有石头的”，石头被推测是当年蒙古工兵从远处运来的。
墓地8、9米的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乱石。“这里和别处不一样，下锹会发现下面全是石头，铲不动。”
看到现场，张云林伏地恸哭。之后众人扫了墓，清理了杂草，着手做第二天的拜祭准备。
9月13日，正式祭奠之日。此次蒙古凭吊，几人已事先商议好了拜祭程序。安放好带来的花圈和供盘等祭物，张云林读祭文。然后其余七人鞠躬，再由黄春光念祭文，代表大家向林家先辈表示敬意，每个人在悼文最后一一报上自己的姓名，集体行军礼，每个人再分别“给林伯伯、叶妈妈送上自己想说的一句话”。最后，张云林打开一瓶茅台，绕坟一周，洒入土地。
坠机地点的神秘墓碑
惦记着林彪夫妇的，不只是他们。据来自蒙古的朋友及当地的蒙古私人领主称，常常会有中国人到这里参观和拜祭，不过他们都只知道那个坠机地点。
当天在坠机地点，还能看到一些被风刮倒的祭瓶和花朵已干枯的花篮，张云林还捡到一条被风刮断的挽带，上写“林彪元帅”。最令众人意外的是，坠机现场立着一块花岗岩做的青色石碑，高一米，宽半米，正面刻“九一三遇难者之墓——2008年9月13日缅怀者敬立”，背面刻“历史不会忘记”。立碑者显然并不知道此处并非墓地，只是坠机所在地。
林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的地方，墓地是当年中国使馆人员选择的，是一座九人合葬的椭圆形坟包，宽三米，长五米，用拳头大的石块垒成。墓旁立着一块高一米，宽半米的青色石碑，上刻“九一三遇难者之墓——二00八年九月十三日缅怀者敬立”。这个称谓不犯忌，因为从人对大自然的角度看，他们就是遇难，也不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
到达乌兰巴托时，一行人曾到卖墓碑的地方看过，“来的时候我也有立碑的打算，所以到了以后就去找刻墓碑的人打听过。结果人家说不会刻中国字。就是照着我们写的中国字描也不成。”黄春光猜想，这块没有署名的石碑应该是有人专程从中国运来，“因为那个中国字刻得很漂亮，蒙古石匠刻不出来。”“但会是谁立的碑，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片蒙古土地的私人领主也不清楚，因为他不常来。有人说是某人的女儿立的碑，我去确认过，对方说不是。”黄春光说。
据他们所知，前来看望林彪的应该多是原四野的林彪部下及子弟，或红军时期林的下属及子弟，或是对其抱有同情的人士。“9·13”事件后，中国大陆隐匿了一度对林的狂热宣传，印刷的十大元帅宣传画去掉了他的肖像。但近年来，林彪的名字开始走出禁区，其肖像被重新挂进军事博物馆。在林的故乡—湖北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林家大湾，这个绿树掩映、背山面水的所在，每年林的忌日，据说车来车往，前来参观缅怀的人群络绎不绝。
希冀运回遗骨为尽孝
40年前的“9·13”事件发生后，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负责与蒙古方面斡旋。9月23日，许大使奉国内指示约见蒙古副外长，北京当时的指示称，应死难者家属的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给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方面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中方。
后不知何故，林彪等9人的遗骸仍在蒙古下葬。但下葬前，中国官员画好了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40年来，遗骨一直无人问津，后患渐渐显现。
此次海外媒体有报道称，林彪墓葬之地有可能开矿，遗骨可能被移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黄春光介绍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原来，来蒙古前，林豆豆曾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带给黄春光一份传真。传真上说，一个蒙古公司声称林彪夫妇的墓地附近有萤石矿，日后会开发，提出要帮林家和其他遇难者移走遗骨。
黄春光抵达蒙古后，即托蒙古的朋友调查，结果发现“蒙古的这个公司应该只是想借这事忽悠”。不过，为让林豆豆放心，黄春光和张云林在9月15日临走前，起草了一份给当地政府的函件，称：“如果未来有人要在此地开发并要移动遗骨，请务必知会我们在蒙古的朋友，由其通知我们，再来洽商。”
回国后，张云林对媒体表示：明年要把林彪、叶群夫妇等人的遗骨带回家，而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仓库里的林氏夫妇头骨，他也希望通过政府援手协商，归还林家。
虽然黄春光在祭文中也表示“林伯伯，叶妈妈……渴望有一天能把你们的骨殖迎回祖国”，但当他听张云林说“想在明年迎回林彪的遗骨”时，还是颇感意外。“这是一个多大的系统工程啊，说在明年实现，我觉得有欠深思熟虑。”“如果他真的做相关准备工作的话，你们会参与或支持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黄春光很肯定表示会。“如果大家齐心想做成这件事的话，您觉得有可能实现吗？”黄回答：“可能性肯定有。”
林豆豆三次自杀“9·13”事件后，毛家湾的林办工作人员、林立果的女友张宁等人被押送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而反叛者林豆豆（林立衡），作为林家投奔革命阵营的功臣，一度受到组织宽待。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林豆豆受到冲击，几度自杀未遂。
八十年代的林豆豆左起：林豆豆、王淑媛、官伟勋。王淑媛老太太在林家多年，照看豆豆和老虎，至今林豆豆把王淑媛老太太作为亲人赡养，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官伟勋曾在毛家湾给林彪叶群讲课。
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收到林豆豆的求助信，做了亲笔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未婚夫张云林往来，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结婚，则豆豆去开封，张云林去嫩江，二人永远不准见面。林张结婚，双双来到空军开封某农场，一年后，空军又让林豆豆转业到郑州。
在郑州煎熬数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妥善安排林立衡的工作，林豆豆夫妇被调回北京。林豆豆被分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军医出身的张云林干回老本行，到北京卫生部门工作。这位昔日的副统帅之女重新回到了她所熟悉的京都生活。“豆豆的交际很广，跟她来往的都是一些老将军和元帅的孩子。”空军政治部原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1970年代曾在毛家湾给叶群授课，与林豆豆有过几面之缘。林豆豆早年到北京活动调动事宜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距官伟勋家很近，林豆豆特地到官家看望受父亲牵累的旧部，两家自此成为好友。
官伟勋今年已80多岁，官的老伴说，林豆豆以前每年来看望几次，林豆豆住在北京东边，官伟勋家在西北角，跨大半个北京城。林豆豆与官伟勋聊的都是过去空军的一些情况，譬如哪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的情况如何，却很少谈个人私事，官家人也不便问。
北京接近林豆豆的一位知情人士说，1981年林豆豆夫妇刚调回北京时，深居简出，很多亲友都不敢见她，怕再受牵连。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旧友亲朋开始常来常往，有的人还托林豆豆给他们办事。
林豆豆曾告诉他，“我有个伯父‘9·13’后一家受牵连，都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了。我的一个侄子也在那里。中组部很帮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张清霖有个弟弟，也受到牵连，后来想回原单位，找林豆豆。林给一位中央老同志写了封信，虽然“9·13”后一次也没见过这位老同志，但他收到林的信两天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谙熟林豆豆的人士称之为豆豆的“弱势外交”，“她身世艰辛，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父亲林彪当年的部下和林彪战友的孩子中部分人身居高位，他们也乐于伸手帮助她做点事。在京城圈内，林的“弱势外交”很管用，她托人办事打招呼很多人愿意帮忙。但她谨言慎行，一般不接触外人，尤其怕媒体记者。
林豆豆从近代史所退休后，开始致力于各类社会活动。她是湖北革命老区扶贫会会员，还是北京一个弱智儿童学校的名誉校长，受家乡黄冈人所托，她经常为家乡的一些公益事业奔走。
受尽叶群责难、迫害的林彪与张梅所生长女林晓霖
林彪后人存世的还有林与前妻所生的长女林晓霖。大陆出版的《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曾采访过林晓霖，林晓霖回忆与父亲林彪和继母的关系，说当年在哈军工读书时，叶群找借口不让她回家，千方百计阻挠她接触父亲林彪。
见林晓霖仍然参加群众组织，叶群以林彪名义发了个断绝与林晓霖父女关系的声明，林晓霖也给林彪写了不愿再姓林的信，后来被送到云南大理改造。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领导找林晓霖夫妻谈话，并要她交代问题，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当时还有人在她儿子脸上写字——“林贼之孙”。
林晓霖和母亲张梅（林彪第二任妻子），张梅被誉为陕北一枝花。有关林晓霖的详细情况，这些让林晓霖愤怒不已。受父亲牵连，她被整整审查4年，直至“文革”结束。此时的林晓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一家人又回到了北京，她被安排到国防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
2007年，在广东“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纪念活动和其他的一些场合，林晓霖接受媒体采访时，她称“向受父亲迫害者谢罪”，当场引起轰动。
了解林晓霖的人说，这些年她都在谢罪，她向刘少奇、罗瑞卿、彭德怀等老红军的子女谢罪，甚至是向受林彪案牵连的部属子女后代致歉。
林晓霖的一些谢罪行为受到大陆网友的好评，但在一些人看来是不能被容忍的、“做事没有原则”的“怪人”。
甚至在1980年代前关系还亲密的林氏姐妹，后来也因为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有分歧，关系逐渐闹僵，这对同父异母姐妹都在北京，但平素并不走动。
40年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已陆续过世，他们的夫人现在存世的只有邱会作夫人胡敏。采访中，记者看到了2011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经胡敏签名的上、下册。签名字迹清秀疏朗，略有颤抖。
1970年在长城。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鵬，陈绥圻，叶群，胡敏。
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已大多退休，最小的也是1959年生人。第三代中很多人成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有人全家已移民出国。与城市的普通民众家庭比较，林彪集团的后人们基本衣食无虞，只是作为曾经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后人，许多人心里都会背负沉重的壳。
黄永胜长子黄春光对记者介绍了四个家庭的大致现状。其中，黄永胜生有四子，黄春光是老大，还有黄春明、黄春耀、黄春义三兄弟。老大、老三按干部转业，老二和小弟都是复员，后来政策调整，改回转业待遇——复员是工人身份，转业才有干部身份。黄家第二代四子都陆续下海经商。但“四大金刚”和他们的夫人，唯有黄永胜的老婆项辉方享受离休待遇，2003年3月6日在解放军北京总医院逝世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上和悼词中称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革期间她坚决反对江青一伙煽动的打砸抢、反军乱军、冲击部队活动。在处境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能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将一些受迫害干部的情况向上反映，为保护干部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黄永胜和夫人项辉方
2003年3月6日14时30分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享年85岁。项辉方遗体告别仪式和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项辉方生前曾任原军政大学（即今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后离休。
老二和老四之子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老三黄春耀后改名黄正，亦即2010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军人永胜》一书的作者。黄家第三代多为公司白领或高级经理人。
吴法宪生有四女一男，吴新潮为长子，剩下都是女儿。吴新潮从山东一所大学退休。吴家老三定居美国，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吴家几个女儿大都是国企技术员或医生，四女儿下海经商。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女儿吴仲秋因受到吴法宪的影响，被迫转业双双安排到农场，胡耀邦得知立即批示，得到妥善安排，回了北京。
李作鹏亦有五个子女，一律在国企工作，吃体制饭。其中，老大李冰天当过沈阳一个医院的院长，其女婿是学美术出身，“很有经营头脑，生意做得很成功”。李作鹏的子女也受到不公正待遇，转业到内蒙古一玻璃厂，胡耀邦批示后，李冰天调回北京，安排在交通部。
邱会作有四子一女。长子邱路光，次子邱承光，三子邱光光，四子邱小光。邱路光原来在一个商学院做老师，后来也下海了。老三下海，老四从石家庄一个国营汽车制造厂退休。小女邱小京嫁给父辈一个老战友、某开国少将之子。
邱家次子邱承光在香港出了一本书《心灵的对话》，说是他和父亲的对话。但这本书引发黄家极大不满，“据我所知，胡阿姨（邱会作夫人胡敏，编者注）早就声明没有这个对话，许多是他自己杜撰的。书中多处诬蔑我父亲，我们兄弟都极为愤怒。”
长征别妻的领导人为何建国后无一人与老婆团聚
之一：郭香玉与谢觉哉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对于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来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自从结婚以后的日子里，郭香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丈夫亲切诚挚的关爱。她小时候裹过脚，跟别的女人相比，走路走不快，跑步跑不动，一双“三寸金莲”忸怩作步，让她觉得羞愧死了。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的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再给打好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泪盈眼眶，地说：“哪有老公打水给老婆的？”谢觉哉却乐呵呵地笑了：“你这是老皇历，可以改变嘛。我讲过的，夫妻之间谁的‘能耐’大，就照顾哪个。”让郭香玉无比感动的是，谢觉哉竟然教会了妻子骑马。在这之前，这个出身乡村的小脚女人，不用说敢于骑在马背上，就是走到马的跟前也感到害怕。谢觉哉对她说：“香玉，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下，你无论如何要学会骑马！不然，以后行动起来就太困难了！”“像我这个样子，骑得了马吗？”郭香玉难过得快要哭了。“有什么骑不得？事在人为。”丈夫安慰着妻子，又针对性地指出：“首先是你的思想上信心不足，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树立我一定能行的信心！”
感于丈夫的一片热忱，妻子含泪答应了。谢觉哉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的确费了一番心机和精力。先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头驴子，让郭香玉从骑驴开始，然后又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看到丈夫如此的热心与真情，郭香玉怀着“跌死算了”的信念，一次次地骑练着。半个多月过去，郭香玉的胆子练得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郭香玉骑上一匹马到了距离十华里的瑞金县城一次。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她进到房间，一头倒在谢觉哉怀里，激动得哭出了声音：“我现在可以骑马了！”“这就好！这就好，以后行动方便多了。”丈夫也为妻子学会了骑马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高兴。
作为中央局秘书处的机要工作人员，郭香玉对于苏区的军事大局还是有所了解的。她心里一直积压着的那种沉甸甸的预感，终于在事实面前得到了证实：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
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着女同志随军出征是有条件的。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因此只能感到无可奈何，接连几天晚上，谢觉哉睡不安宁，只有一次次地劝慰着妻子。战争的无情像刀子一样切划着他的心，使他半夜里常常坐起来，心情痛苦地长吁短叹……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一个多月。随着敌军划分区域对红军游击队的频频抄剿，郭香玉所在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开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沉不住气，改以对她用刑，以皮带和荆条抽打得郭香玉浑身是血，又捆起来丢进牛栏里。任凭敌人怎样的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洞里，威逼她招供一条红军机密就放人。这个身体孱弱却革命意志无比刚强的女战士，硬是坚意如铁，不为所惧。敌人威逼了一番不起作用，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只露出一双小脚给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万千的艰险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难于汀州，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之二：唐义贞与陆定一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对女性的伤害是最直接的。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地痛苦，并后悔不该在这种时候让爱妻怀上了小孩。对于陆定一来说，唐义贞是他政治生命中一块奇遇的沙漠绿洲，没有这个结缘于莫斯科的妻子，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关心，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就不久前团中央机关在上海被敌人破坏过一次的事件，作出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三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审查……”两个月后已经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的陆定一，进入汀州就被当成坏分子受到监视和苦工改造。唐义贞在得悉这一情况后，在瑞金请了一个农村妇女作伴，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走了三天，到汀州又费了不少周折，总算在劳工营见到陆定一。之后，在胜利县“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的唐义贞，又多次以妻子的身份，来到汀州劳工营，给丈夫带来了心情上的劝慰，用妻子的柔情温暖着丈夫饱受痛楚的心……1933年5月，三名赴上海向团中央报告工作的苏区代表，经过半年的辗转，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回到党的怀抱，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无比感激妻子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给予的鼓励的关心，也正是这种忠贞的爱情，才使他树立了信心，走过了痛苦的沼泽地。
不管陆定一的心情是如何的痛楚不舍，但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挺着大肚子的唐义贞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别时的商议，取名为陆小定。
圭田山区只有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了。而且，两百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比群众人数还要多的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在这样的情形下喂养一个婴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唐义贞自己吃的是稀粥，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汤煮上红薯，熬得稠稠的喂给婴儿吃。比奶水不足更为揪心的是，唐义贞心里想到：部队过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带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够跟上一日几移的游击行动吗？在经过不知道多少次考虑之后，唐义贞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在圭田党支部负责人的动员下，贫苦农民范其标夫妇从唐义贞手上接过了尚未满月的婴孩。唐义贞噙着热泪向范其标夫妇躬身鞠礼。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仅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来到长汀的下赖村。他们进村不到1个钟头，村庄就被敌军围住，搜查中唐义贞被敌人抓获。敌兵们一看唐义贞的穿着和相貌特征，就知道她是红军人员，欲对她上绑。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想到敌人如果按照地点前去围捕，又有一些同志将落入敌手。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一个敌兵发觉，立刻叫喊起来。敌军连长不知道唐义贞吞下了什么红军机密，大叫着要她招供出来。任凭敌兵们怎样用柴棍、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况报告到刚刚赶来的敌团长那里，团长传下命令：赶紧实行剖腹强取！
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以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之三：范乐春与林伯渠
丈夫征战已远去，妻子留守仍战斗。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虽然也很难过，还得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妻子明白那是丈夫对自己的安慰，夫妻间的分离将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现在一旦互相离别，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然而，这个意志坚强的中年女性，投身革命斗争已有八年之久，历经了许多的风雨，懂得在人生和革命过程中，存在着一道道需要勇敢跨越的坎坷，必须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想到这些，她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从省军区军械所要了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建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小队，离开四都赴往上杭。
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性。虽然她的职务曾经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中央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但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主动地担负一些不属于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长陈潭秋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部队到达永定仙师乡，在大阜村遭到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与反动民团的围击，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警卫班14个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从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战斗结束的当天上半夜，范乐春听说陈潭秋跳崖殉命，带上十余人打着火把赶到战斗地点，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昏迷不醒的陈潭秋，用担架抬到严坑，请草药医生救醒过来。随即又转到西溪赤寨村治疗，使陈潭秋转危为安。
同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可以说是人熟地熟，因而许多工作确实够得上这位妇女部长忙碌了。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群众见范乐春回来打游击了，都很高兴，只要一号召，群众群起响应，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困难。范乐春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带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一起研究对付敌军搜剿的策略，还有如何打破敌军“计口购盐、购粮”的封锁政策。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之四：贺怡与毛泽覃
在得知丈夫业已牺牲，再也见不到牵挂在心的亲人之后，将对丈夫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融进全部的感情当中，更加刻苦扎实地工作，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又一鲜明特征。
贺怡与丈夫毛泽覃同时被留在中央苏区，有着不说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是一向被“左”倾领导者看不惯的“毛派人物，”掌握着谁走谁留的当权者，从宗派主义出发，留下了一些不想带走或难以带走的人。毛泽覃夫妻就是属于前者的人物。
留下来的毛泽覃担任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3月，敌毛炳文第二十四师开入闽西展开“清剿”，红军独立师被打散过几次。毛泽覃率领两百余人转移到瑞金南面的黄鳝口山区，有个熬不住艰苦与危难的叛徒出山向敌人告密，第二十四军一个团前往抄剿。毛泽覃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英勇捐躯于山林当中。
毛泽覃壮烈战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后两个多月，贺怡才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顿时被巨大的噩耗震惊得晕眩过去。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把贺怡击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隐身敌穴坚持斗争的问题上，只是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绪难平地缅怀再也不能相见的丈夫，还有远在川黔随军征战的姐姐贺子珍、姐夫毛泽东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友。近几个月来，贺怡偕同母亲温吐秀、父亲贺焕文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乘船进入赣州城在水西的石人前村安顿下来。地下党的同志考虑到：赣州是赣南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就让贺怡父女三人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数月过去，贺怡一家在石人前村开始习惯了，正要着手在附近村庄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之际，发生了与贺怡有联系的地下党员何三苟被敌人捕去的变故。为慎重起见，地下党负责人，中华全国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决定贺怡父女搬到距赣州城30里的赣县陈坑。他告诉贺怡：“那儿只有十几户人家，我有个堂嫂的娘家在那里。”
一天深夜，贺怡父女由地下党员何光桂、黄耀亮、胡由先三人护送，离开陈坑来到三保经堂。地下党已通过关系与住堂的罗斋公联系安妥。罗斋公见了贺怡，看到对方举止不凡，礼数周全，言谈中对经卷功课甚为谙熟，连称“善哉，善哉！”
贺怡同父母当上了尼姑、道士。她心里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将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选择。但贺怡没有忘记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他与王贤选、何三苟等人以很大精力放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半年中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王贤选的母舅、担任联保主任的胡叙伦，经过考察、培养、被吸收收到党内。常在三保经堂门口摆茶摊的李声洪，经贺怡的启发教育，成为了党员，担任秘密交通员。到1937年5月，贺怡与王贤选等人在岗边排、佛岭背、刘家坊、龙庄上等地，建立了九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胡叔伦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
1937年8月，陈毅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赴赣州与第四专署和国民党驻军四十六师，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贺怡得知消息，由王贤选陪同走进了陈毅的住处。当人们知道这个吃斋的道姑竟是当局通缉多年的共产党员、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无不大为惊讶。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珩保、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等人，听说贺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隐身三年，不能不感到脸上隐隐发烧。贺怡结束了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赴吉安出任新四军通讯处统战部长。
之五：陈碧英与董必武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互为依倚，感情笃深。知道陈的文化水平很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每晚认三五个生字，认熟再写。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7月，中央的部门机关开始从瑞金的叶坪、沙洲坝等地，迁往西边的山区，董必武夫妻随机关搬到了云石山的梅坑村。
到了9月下旬，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坏，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都瑞金。军民们目睹种种迹象，意识到红军恐怕有撤走的大行动。
没过几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董必武赶紧去打听，原来中央局组织部有规定，确需随队伍转移的女同志，必须经过体检，由医院出具证明。
希望妻子能够同自己一起走的董必武，带着陈碧英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她不但体重相差了一两斤，健康方面也有问题，医院的证明如实写上了这两条。
陈碧英顿时如同掉进冰窖里，身上一片冰凉。禁不住泪水长流。董必武的心情也非常沉重，组织上是这样规定的，碧英的身体又不符合条件，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痛苦，耐心地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
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成为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二十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四十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
陈碧英自从1934年10月中旬，与董必武分别后，从原路返回到瑞金。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着重摧毁共产党的党政组织，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的坝口，找到了年迈的母亲。在母亲身边起初的一段日子，老人赞同女儿去湖南找共产党的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四周的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母亲害怕会有人把陈碧英给认出来，那是非杀头不可的。老人的担心与日俱增，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二十五六岁年纪，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听了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着，碧英仍是死活不依。老人依旧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几个月后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三年过去，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
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十五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之六：周月林与梁柏台
还有人因为随丈夫留下来，其后遭受到艰难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党组织派在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第三年，周月林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梁柏台结为伉俪。1931年9月，夫妻俩奉命回国，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所在地瑞金。年底，梁柏台委任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长。中央苏区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也把周月林锻炼得更加成熟了。1932年，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台这对“夫妻部长”，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还与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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