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孟潮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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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眼观影：浮华时代的众生心理相(上)试读：
在反思中更加理解屠杀和一见钟情
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吕碧城《浣溪沙》
这首词是吕碧城用来纪念一段爱情的。
一见钟情的爱情。
她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美少年，双方相互注盼，最终未通姓名。
车辆到站，就此别离。“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
吕碧城是一位女词人、女记者、女编辑、女自由撰稿人、女权主义者，创立北洋女子公学，后来成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她终身未婚。死于1943年。
吕碧城死前6年，南京发生大屠杀。
那时，她在香港，逃过一劫。
不幸，她错过了“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恋情；
有幸，她避开了“十室遭殃九室空，秦淮呜咽绝人踪”的南京。
南京大屠杀72年后，朋友请我们一家看电影《南京！南京！》。
一片黑暗中，很多人正在被屠杀，很多人正在被强奸。
一年轻女人正诅咒着，在黑暗的后排，用肮脏的话语。
然后，影片到了日军祭祀那段。
那女子，由诅咒变困惑。
她自言自语，又好像昂首问天——“这么看起来日本人也不是那么坏嘛？”
对于这个问题，白求恩医生早就给出过标准的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回答——
日本军人也不过是拿枪的农民，中国军人也不过是拿枪的农民。
为什么一群农民要远渡重洋来杀另一群农民？
白求恩医生的答案是——因为万恶的资产阶级的操纵。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从宏观上消灭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体制，就天下太平了，就不会产生大屠杀了。
但是，无论是过去百年的历史还是如今日常的生活，以及对齐泽克和我们来说无比真实的好莱坞影像世界都在向人们证明：如果人类的邪恶只是起源于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那该有多好！
虐待他人并以此为乐有着深刻的个人根源。
如电影《南京！南京！》中，一日本士兵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啼哭的婴儿扔下窗台，这时候并没有一支手枪指在他后脑勺上强迫他这么做。
这种残忍的行为来自个人，来自一个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人，来自个人的无意识深处。
我们都以为杀戮、虐待的欲望只存在于他人身上，我们甚至会假设具有这些欲望的人不具备人性，是恶魔或者畜生。
但是，这种毫无必要的攻击和施虐恰恰是人类的特征，而且是现代人类的特征。这既是“他们”的特征，也是“我们”的特征。
如果让你有能力回到大屠杀时期的南京，你会杀日本人吗？
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你会发起一场东京大屠杀吗？
当我们对杀人恶魔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之时，我们正变得和他们一模一样。《甘地传》（Gandhi）中，甘地被人殴打、辱骂之时，仍然神色镇定，不失尊严。
那是另外一种震撼。
一个战斗的英雄，表情是极其愤怒的，就像他的敌人一样愤怒，龇牙咧嘴。
而一个打不还手的英雄，表情是沉静的，甚至是悲哀的，和攻击他的人迥然不同。
这沉静的、悲悯的表情，造成了暴力的投射—认同的一个中断。
这个中断最终会引发反思。
如果我们像儒家学者一样承认人人皆有良心的话，那么这个反思的姿态最终会导致人类做出决定。
甘地给了虐待他的人一个反思的机会，最终赢得了虐待者的转变。
历史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南京大屠杀是由一个个日本士兵和日本军官完成的，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忏悔远比一个政府的道歉重要。
即便是在独裁和权威的体制下，也仍然有“人情”存在。
比如说，日本人角川杀死了一个中国美女，让她免遭侮辱。
比如说，《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中东德特工给对方通风报信。
比如说，历史上很多士兵多次拒绝开枪、拒绝战斗,或者即便开枪，也是朝着天空或者地面开枪。
一个人要具有这样的品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
第一，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有自己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权力符号系统的一个零件、一个工具。
就像《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纳粹看守汉娜，一开始她只知道恪守职责，完成任务。那时的她只是作为一个零件在工作。直到那“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爱情出现于她的生命中，她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第二，这个人必须能够反观自己的行为，具有反思的力量和机会。
所以当一个人盲目地工作赚钱，从来没有机会休息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时，那么他和一个盲目杀人的日本士兵是差不多的。
这个“赚钱法西斯”需要的是一个甘地式的沉静表情的陪伴，或者一个如《朗读者》中迈克尔那样的轻声细语的陪伴。
表面上看，《朗读者》是让汉娜学习知识进而反思自己的错误。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残忍不是因为他是文盲。姜文主演的《鬼子来了》中，那群中国农民全部是文盲，也许是比汉娜还要严重的文盲。可是，他们并不残忍。
汉娜真正的问题在于孤独。
在孤独中她得不到别人的欣赏，得不到别人的肯定。
她也体会不到自己的生命。
所以她宁肯坐牢，也不愿意承受羞耻感。
美丽的汉娜在公车上不知道邂逅过多少帅哥，可是她产生不了吕校长那样的爱情；即便那痴情的小迈克尔来公车上找她的时候，她也没有产生过多感动和欣喜。
而女诗人吕碧城只在冬日的一个黄昏，和一个男人擦肩而过，就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
很难想象一个心中充满这般爱情的人会肆意屠杀他人。
日本人角川心中有爱情，他爱上了百合子，所以他没办法杀人。
在汉娜和迈克尔的爱情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朗读——陪伴。
迈克尔出声朗读，汉娜侧耳倾听。
这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个体，分开了，但是通过阅读，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这种既分开又联系的关系的一个原型就是：孩子在那边一个人玩，母亲在旁边沉默陪伴，提供他需要的各种工具。
这种既分开又联系的关系在生命中需要重复千万次后，才可能产生一个反思的主体。
汉娜之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反思，不在于她学习了文化，有了知识——很多纳粹都是学富五车的，而在于她的生命中有了足够多的“陪伴”，来自迈克尔的爱的陪伴。
迈克尔在监狱外声情并茂地为汉娜录音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对这个女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让她反思自己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他只是发自本能地关爱这个女人，希望用自己的声音陪伴这个女人度过她的牢狱生涯。
正是这种关爱，让这个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个“有人爱的人”；也意识到了他人也是“可爱的人”；也意识到了让这些别人眼中“可爱的人”活下去，远远比遵守规则重要。
如果这种爱在生命中没有出现，或者出现了却被禁止，一个“杀人机器”就产生了，他可以对婴儿开枪，可以对妇女开枪，可以对学生开枪，可以对老人开枪。
即便没有人命令他开枪，他也会乱开枪，因为他需要兴奋，需要看到恐惧，需要体验到对他人的控制感，但是他不需要爱情。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纷乱年代，允许自己感受到爱情，这是异常危险的。
有可能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写出“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人，不仅仅是浪漫的，也是英勇的。同时，这也可能是不适应时代精神的——如果时代精神是“仇恨他人”或者“利用他人赚钱”的话。
而这个爱情的英雄对人的信念是——“他人是可爱的，不管他有没有钱或者地位”“他人是可以一见钟情的，不管他有没有钱或者地位”。
如果心理治疗界把这样一个“不适应社会”“不够现实”、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判定为“病态”的话，心理治疗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
尤利西斯和父亲的长成
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对夫妻去做家庭治疗，因丈夫长期在外不顾家，妻子坐等空屋难忍耐。
家庭治疗师了解情况后，给夫妻布置了一项作业：两个人每周阅读名著《奥德赛》（Odyssey），然后到治疗室交流心得。一年后，夫妻矛盾得到解决。《奥德赛》何以会起到疗愈作用？
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因为此书中蕴含着整个欧美文明的力量源泉——对“父亲”这一角色的鼎力支持。《奥德赛》一步步地讲述了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尤利西斯——是如何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回归家庭的故事。
而家庭治疗故事中的丈夫，遇到的困难、遭到的抱怨也就是：他的心是一个流浪于五湖四海的尤利西斯，他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那么，尤利西斯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父亲”的呢？
首先，他克服了自己的英雄情结，当他被英雄情结控制的时候，他为了家族荣誉毅然抛妻弃子，转战沙场。
如果尤利西斯继续被英雄情结操纵，那么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他会想着要继续征服其他地方，成为更大更强的英雄，从而戎马一生，老婆孩子就变成英雄故事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和配角。
可是这个男人决定退出英雄故事第二季的演出，迈上了回家之旅。
男人如觉得做“好丈夫”“好爸爸”不是一桩具英雄气概的事，他是很难安心下班回家、待在家里的。
其次，尤利西斯克服了死亡情结，以他和某仙女在小岛上的恋爱为象征。
仙女爱上了他，承诺他不死。而他居然又哭又闹，拒绝了此种诱惑，要回到他那必死的凡俗生活中。
一个男人要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必死，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必死，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投入家庭之爱中。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人都是要死的》（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中隐喻的：当一个人活在不死的境界中，那么爱情和家庭对他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你能想象长生不老的孙悟空或莲花生大士会犯思乡病，哭着喊着要见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吗？
准确来说，尤利西斯主动地选择了有死亡的凡俗生活，挥别了那个不死的岛屿。
这个不死之岛，落实到日常生活，就是指一个男人主动选择了放弃可能带来“不死”之结果或后果的修行，不去深山老林、世外桃源闭关练习，不把自己变成彩虹或者鹤发童颜、能空中飞行的世外高人；而是走向自己那日渐衰老的老婆，走向那一天天长大，必定要离开自己的孩子。“露胸跣足入尘来，抹土涂灰笑满腮。不用神仙真秘诀，直教枯木放花开。”
随着对死亡情结的克服，尤利西斯也放弃了青春情结，也就是放弃纵情声色、自由自在的幻想。一个父亲是不可能随便出去呼朋唤友、遨游四海的。父亲主动放弃了自由，甘愿被妻儿牢牢地控制和束缚。
被青春情结占据的男人，在《奥德赛》中以那群成天饮酒作乐的求婚者为代表，尤利西斯回到家的第一步，就是把他们从家庭中彻底清除。
放弃了青春的自由后，成为父亲之路也才走到一半。
他必须还要学会放弃“灵魂伴侣”这一幻想，这个幻想的内容就是期望“我什么都不用说，你就知道我想什么”，并且能够满足我的所想：对方一张嘴，就立即拨动我的心弦。灵魂伴侣的象征在《奥德赛》中，是以塞壬女妖的歌声来体现的。
对共鸣的渴求，既是伴侣关系中所有快乐的来源，也是所有争执和不满的根源。要是不能修通这个幻想，那么一个放弃了自由、克服了死亡恐惧、放弃了英雄之梦的男人，就会把自己所有的幻想重新投射到老婆身上，要求老婆忠贞不渝如磐石；要求她永远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完美的英雄，见到自己如士兵见到了统帅；要求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如神仙姐姐般千变万化。一旦老婆满足不了这些幻想，他就会再次离家回到神仙梦、英雄梦和少年梦的路上。
那么一个整合了上述所有幻想的男人，必然不会发出“唯女子与小孩难养也”的感慨了吧？
非也，正如《奥德赛》所启示人们的，在父亲的回归问题上，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其一，儿子对父亲的爱。我们看到，《奥德赛》的故事起源于儿子思念父亲，寻找父亲，固执地呼唤这个缺席的父亲回来。
其二，妻子忠贞的等待。据说《奥德赛》某个版本中的妻子是个不忠的淫妇，但荷马版本中的妻子却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这大概更符合此故事的心理逻辑。要是没有妻子的鼎力支持，父权终究是一张虚张声势的虎皮，如《红楼梦》中的贾政；要是没有母亲对儿子的不懈灌输，这个儿子也不会如此执着地寻求父亲和认同父亲，父亲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钞票提供者。
西谚有云：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而一个父亲的长成，需要的是举国之力。
向张三丰学习
《太极张三丰》这部影片展现了伟大的道教心理分析师张三丰如何克服意识—无意识的两极分裂，走向自性圆融的光辉历程。号召全国各地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心理保健师、精神分析师、精神科医师广泛开展、发动、掀起一场讨论张三丰、学习张三丰的活动。让我们继承张三丰的精神，把张三丰精神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
在李连杰主演的多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从一介武夫转化为武学大师的历程中，必然要经历一段沉闷的、黑暗的、抑郁的“孵化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太极张三丰》和《霍元甲》。《霍元甲》更多展现的是在儒家语境下的自恋性变形转化；而《太极张三丰》表达的则是在道教语境下的虚空性变形转化。“内向性”是变形转化的孵化期的典型特点，这时一个人的注意力从外界完全退入内心，开始探讨生命的本质和终极意义。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无论其依存的超越背景是儒释道的哪一家，都会注重定期保持生活形态的一定程度的“内向性”，儒释道的修行者们每天都有定期静坐、默想、内观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全然“闭关”，这样，当生命中变形转化的时刻来临之时，就可以顺利地度过。
因为变形转化不是快餐店的汉堡，不是你可以随时订购或者退货的东西。它是生命必然经历的过程，不以人类的幻想而改变，就像大陆板块运动造成的地震，它不会因为地震带生活着几千万鲜活美丽的生命，就不会降临一样。
定期内向性修行的生活就像怀孕的女人要休息一样，是对生命规律的尊重和顺应。
如果这种模式消失，变形转化仍然会继续发生，但是这一次它就不是以超越性变形转化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精神病/神经症的形式宣告它的来临，它的来临往往跟随在生命一次次丧失体验之后。
这也是为什么随着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摧毁，心理障碍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民群众最热门的流行病的原因。
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人千年来建立的自信和自尊土崩瓦解，自卑达到了五千年来的顶点。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而认同了列强的强大，期望通过科学和强权来重建自信。这种全民族上下一心对攻击认同的机制的作用就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传承基本上被彻底抛弃或者变成掩盖自卑的自恋认同的客体，一方面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得以兴起填补空缺。
所以在《太极张三丰》中，“张君宝”变形转化为“张三丰”的过程也是以一种创伤性转化的隐喻表现出来的。
张君宝面临一系列的丧失体验——被身份认同的归宿地（少林寺）驱逐，被理想化客体（师兄董天宝）出卖，被另我自体客体（江湖朋友）误解。这些丧失体验和与之伴随的内疚感（幸存者内疚）促发了张君宝一次创伤后精神病的发作。
正是这次创伤后的精神病，启动了张君宝生命中早就预设好的超越性程序，让张君宝走上了内向性超越的道路。
整部《太极张三丰》最值得玩味和深思的也就是张君宝养伤悟道的那一段。
张君宝的师兄——董天宝，似乎是作为张君宝的人格面具的象征而存在的。
在道教心理学的话语中，人类癫狂和短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自我（识神）沉溺于神经生物学的存在（七情六欲），这个过程叫作“外化”。“外化”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会让人心理不平衡，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命，“昔夫子与颜子登泰山顶，望吴门白马，颜子见为疋练，夫子急掩其目，恐其太用眼力，神光走落，回光可不勉哉”！
董天宝，就是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外界的代表。
以今天的眼光看，董天宝其实可以做一名职场人士，很适合做销售代表或经理。
他为了业绩可以六亲不认，抛弃尊严，拼命向上。
但是在道教心理学立场上，这种拼命工作的生活方式对身心是非常有害的。当前职场人士广泛存在的免疫内分泌系统的紊乱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死亡，似乎对此是一个佐证。
在道教心理学的学说中，一个人如果想要真正的心理健康，就需要回光内照，使用不同流派的身心锻炼方法达到生命超越。
这些方法总括起来包括“炼己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五个阶段。
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克服身心的分裂、意识—无意识的分裂，正如张三丰自己写的诗所言：
天地悠悠一片云，何心重与结声闻。
迷离红翠花三树，町疃高低鹿一群。
自是清空通沆瀣，不将摇落叹河汾。
虚无枉把灵台凿，混沌由来总不分。
弥合意识—无意识、身体—心灵的分裂，达到对宇宙人生的辩证性体悟是东西方所有修道者的一致认知。
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还是古代中国的老子，都如此认为。
这种辩证性体悟（辩证法）的修行最近几百年在西方变化为纯粹的逻辑思考，并且以此能量外化，变生出科学、武器和侵略战争。
心理分析学鼻祖荣格也经历了类似电影中张君宝从精神病性变形转化过渡到超越性变形转化的历程。其间，他阅读了道教的书籍《太乙金华宗旨》，不由得叹为观止，发现自己刚刚开始思考的如何让意识—无意识合而为一的问题，其实上千年前在道教那里就已经有一揽子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案了。
而当代学者们看到张三丰的名字，大概出现的思维就是“封建迷信”，虽然学者们可能连道教的“百日筑基”是什么都还不清楚，更不用说秉承科学精神去试验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这100多年来积攒的自卑实在是需要无数古圣先哲前赴后继地承担一下。
何以弥合意识—无意识、身体—心灵的分裂会在3000年前就被提出，而直到今天这个任务仍然没有被完成呢？
科学家、神学家、玄学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证提出，这大概是因为“意识—自我”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结果。
大约在12000年前，人类基本上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大象、候鸟、美洲豹的精神活动是长在一起的一大块，被称为集体无意识。
然后不知道是外星人出现，还是基因突变，还是沉没的大西洋洲的先进文明移民的原因，人类社会和个体发生了几个激烈的变化，它们分别是：
第一，新大脑形成，并且功能突飞猛进，尤其是额叶功能的发展；
第二，社会分工精细化，开始出现越来越多需要“个体”完成的分工环节；
第三，在语言系统中，对宇宙系统的统摄性倾向进行了符号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人称代词的出现。
这三个因素，尤其是第三个，被认为是“自我”（我执）出现的一个根本因素。
所有的宇宙系统都具有统摄性倾向和离散性倾向，而这两种倾向在以往是没有得到符号化的。
对身心系统的统摄性倾向的符号化命名的结果就是“我”的出现，而由于符号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以及能指—所指的分裂特性，会让人们进一步形成“我”是不变的错觉。
在“我”出现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意识，本来浑然一体的集体无意识中有一块被分割出来，这一块“意识”具有观察、反省、主动调控身心系统的功能，这种观察—反省—主动调控的功能产生的基础在于对人类社会彼此审视关系的内化以及新大脑的功能。
对于如何使用意识，如何面对意识—无意识的分裂，自古以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这两种方法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
一种方法是对意识的功能进行“外化”。
外化会造成人类创造很多物质文明的成果，同时也会造成意识—无意识的进一步分裂。
为了保证这种外化过程的持续进行，人类社会建立起了欲望的植入系统、身份认同内化系统、道德系统和经济—家庭系统，从而保证“意识”能够持续投注到外在的现实中，转化为生产力。
现在任何一个经济发达或者经济正在腾飞的国家，无一不具有广泛存在于社会层面的、运作良好的各种外化系统。
另一种方法是各种各样被佛陀称为“古仙人道”的修行体系。
这些修行体系从何而来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这些体系不可能产生于人类社会，必然来自外星人或者来自曾经存在的另外一个文明，如大西洋洲。
这些修行体系的共同特点就是转向身心内部，试图通过调控意识来调整身心，所以它们可以造成人类个体身体—心灵的激烈而神奇的变化，如飞行、变幻等，其过程就是通过主动的、可调控的步骤（道次第），进行一次次的意识—无意识的分裂—融合的运动，创造出一些新的身心状态。
这些状态既不同于以前一片混沌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也不同于后来的意识—无意识两极分裂的状态。
由于这些状态复杂、多样，而人类语言具有相对有限性，所以就造成了各种修行体系的很多矛盾、纷争和误会，许多一致的修行体验被用不同的语言描述，成了对立的派别，而许多不一致的修行体验却被相同的语言描述，被划为同一派别。
外化社会和修行社会的相互利用、相互渗入、相互破坏贯穿近10000年的文明史。
一开始，修行社会的心灵化倾向占据了人类社会的主流，直到如今，人类学家们考察某些原始社会时，仍然会发现它们整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心灵化倾向。
比如澳洲有些土著不用手机，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心灵感应传递信息。在西藏的佛学修行村落中，这种心灵感应也是普遍存在的。而心灵感应的存在，需要整个群体的长期“定学”练习。
心灵化倾向统治了人类文明的绝大部分时间，直到工业革命后的最近几百年，才真正让位于外化社会。
外化社会在今天之所以会全面胜利，是因为其萌芽已经在3000年前就出现了。对于“意图共识—无意识的分裂”的观察，以及看到了其进一步外化可能产生的危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促发了印度的佛陀、中国的老子及西方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共同思索及探索解脱之道。
这是心理治疗和心理分析最古老的起源。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其研究者，都认为精神分析的思想起源可上溯至柏拉图，而佛学尤其是原始佛学一直被临床心理学家们认为是最古老的身心治疗模式，更不用说现在心理治疗界正在大规模地运用原始佛教的内观（正念训练）。
而中国从《易经》、河图洛书传到儒家、道家、黄老道家，以及下传的心学、禅宗、道教内丹修行这些古代心理治疗术，至今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
虽然太极拳已经被西方心理学家列为压力管理的主流方法之一，但是基本上整个中国的心理治疗传统几乎已经处于完全被消灭的境地。
虽然有些学人试图通过阅读传统典籍或者通过个体修行的方式来稍微恢复一点儿文化自信，但这也是于事无补的。
丧失了修行环境和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修行生活方式的道教和佛教，并不可能再真正起到心灵疗愈的作用——就像它们在古代的地位一样。
张三丰太极拳的精髓就在于和你的对立面合为一体，“舍己从人”，舍弃“敌人”和“我”的二元对立的分别，让自己和敌人合为一体，使自己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合为一体。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太极张三丰》中张三丰武功前后的变化。一开始，他和董天宝一样以力对力，结果惨败。开悟后，他开始顺应对方的力量，“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
而修道者也正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让意识进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海，然后发挥意识的观察—反省—主动调控的功能，从而创造出各种超个人的过程和体验，对这些过程和体验进行反省，可体验宇宙人生的真理，从而能够“还虚”。
所以，《太极拳论》开篇就提出意识—无意识的分裂—融合的辩证运动的原理——“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
而练习太极的最终目的在于“……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妙手一看一太极，空空迎化归乌有”。
心理分析者之所以要向张三丰学习，就是要学这种太极的精神，“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
这个世界没有“我”
真正的恐惧，恐惧到很多人都不愿意看懂。
人类最大的恐惧不是你知道你会死，而是你发现原来你的死根本毫无意义。
这世界没有一个称之为“我”的东西存在，更无所谓这个本质上幻觉的“我”有可供执着攀附的生命的意义。
从思想的角度来看，《黑客帝国》（The Matrix）便是这种印度哲学式的科普宣传片。
佛学、精神分析是最惹人生厌的两个东西，因为它们最终会让你发现，其实你和你生存的世界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黑客帝国》显然比它们更加乖巧、聪明一些，它学会了使用打打杀杀、电脑特技和情欲镜头来掩盖其挫伤人类自恋的思想内核。
片中分别两次宣言“我”的虚妄特性，这对应着主体的双重醒悟。
第一次醒悟是由墨菲斯造成的，程序员安德森看到原来他生活的世界只不过是一堆符号的堆砌而已。
我们都和安德森一样在这个符号世界里打拼和享乐。
电视、金钱、汽车、名望、洗发水、可口可乐、电脑游戏及你正在看的花里胡哨的杂志，都不过是一条条奔腾不息的话语之流。
它们把你整个身心束缚，幻化成你所谓的“生命的意义”。
你以为你需要每天躺在沙发上看韩剧，你以为你需要法拉利或奥迪A8，你以为你需要年薪100万元，你以为你需要上新闻头条，你以为你需要黑色毛衣上面没有头皮屑，你以为你需要QQ、需要手机、需要电子邮件、需要博士学位、需要游戏装备、需要卡拉OK……
其实这些东西和生命毫不相关。生命甚至不需要电灯和自来水。
这些东西统统是符号，它们也许象征着自我价值或者生命的意义，也许什么都不象征。
可是你却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下奋力追求这些符号，而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者，不知道是否真正有个你，有个真正的需要。
所以，你就是程序员安德森先生，和他一样总是晨昏颠倒，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直到和睡神同名的墨菲斯唤醒了他，这个活在梦中的人才开始神采奕奕地探索生命。
他知道了那个程序员安德森原来是个幻觉，是身份认同的话语符码。
于是，他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变成了锡安城的救世主尼奥。
这一段小小的觉悟对所有观众来说基本上并非难事，如今满大街都奔跑着这类嚷嚷着“人生如梦，色即是空”的假虚无主义者。
其典型特征之一便是对着泥塑金雕的观世音菩萨塑像磕头下跪，祈求发财走大运，却全然不顾“观世音菩萨”这个符号表象的程序编码中并没有他们幻想的各种功能。
尼奥在第一次醒悟后发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爱情和成就。
这两个欲望分别通过他和崔妮蒂的花前月下及为锡安城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来实现。
那个人性异化的高科技打工仔安德森死了，他化身为救世主尼奥。
他不再抑郁，不再胆怯，不再自卑，远离空虚和孤独；
他化身为神，无所不能，上天入地，自由自在，生活充实；
在拯救人类的斗争熔炉中练就了钢筋铁骨；
在和崔妮蒂的并肩战斗中品尝到了爱情之果的甜蜜；
还不忘捎带上莫妮卡·贝鲁奇扮演的那个混合了文质彬彬、吐气若兰和性感撩人气质的女人的一抹香吻。
一切都很好。
这种美妙感受基本上属于婴儿时期的自恋幻想，或者躁狂高峰的夸大妄想。
尼奥并没有真正脱离母体（the Matrix）话语霸权的控制，他只是以为自己自由了而已，而没有觉察其实真正限制他获取自由的力量，来自他的欲望。也就是说，对自由、成就和爱情的渴求才是真正束缚尼奥的东西。
而这些欲望，包括承载着这些欲望的“我”，恰恰也是母体编码的程序。《黑客帝国》中真正的恐惧开始于先知指示尼奥要“认识你自己”，而到了第三集，尼奥见到了母体的创造者时，这个恐惧的谜底才揭开。
系统管理员对尼奥说的那段话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其实你尼奥和安德森一样，不过是一段段符号构成的东西而已，虽然先知偷偷给你加上了‘爱情’这段程序，给你的行为增加了一段随机性，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你自我虚无的符号本质。‘爱’这个东西甚至没有改变你的命运，即最终回到母体而消亡”。
这就像打牌的时候，对手突然摊开牌，让你把你必输的命运看得一清二楚。
系统管理员和尼奥对话时的镜头简直就像是精神分析家米切尔的多重自我理论的flash版本。
我们看到，四周的围墙上布满了电视屏幕，上面有无数个尼奥存在，而尼奥必须认同其中一个自我表象才能继续思考和对话。
一旦注意力不集中，他的自我就立即分裂成无数个“小我”在那里自说自话了。
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主宰一切的“我”存在。“我”是由无数的影像、记忆、感情、思维构成的；“我”就像一个洋葱，一层又一层，你可以说每一层洋葱皮都是洋葱，也可以说它们都不是洋葱。“我”是一种错觉，“我”只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
这个故事让人难以承受之处就在于它宣称，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其实和电脑网络一样是虚拟的。
The Matrix， 母体，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从早到晚看到、听到、闻到、品尝到、触摸到、想象到的自体—客体世界。
太阳、音乐、芬芳、美味、柔滑、成功，统统都是我们大脑内的一串串神经冲动，完全可以被转化为一个个符号、一条条数学曲线。
打开电视，你看到现场直播的音乐晚会上一个明星正在对你挤眉弄眼，号召你为他投上一票。
你以为你和这个明星息息相通，身心相应。其实你不过是在看着显示屏上的一串串视频信号而已，只要把面贴上去，你就会发现，你贴到的不是一个温暖的面颊，而是冷冰冰的显示屏，那张或帅气或美丽的面庞不过是由一个个闪烁的光点组合而成的。
只要现场转播、卫星传递、小区供电或电视电路系统出一点点故障，你和这位明星眉来眼去的调情就会寿终正寝。
而“我”，就像那个电视明星一样，同样是一串串数码符号，是神经系统、人类文化、童年教养、人际沟通、社会生活制造出来的一个产品，是认同、执着、攀缘、摄取等造成的幻象。
爱情和成就是“我”这个幻象繁殖出来的最重要也是最甜美的两个幻象。
程序管理员道破了尼奥的成就幻象的本质，而崔妮蒂——她象征着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爱——的死亡最终触发尼奥产生了第二次醒悟。
那就是，无论“我”还是我所爱的东西，其实都是一堆堆不断闪烁燃烧的基本粒子的火焰而已。
它们没有主宰，不受控制，闪现之后即刻消失。
这一次，他亲眼看到了自我和这个世界的本质。
就像一位内观禅修的比丘所见。
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尼奥死了。
或者应该说——“我”死了。
赌片——认知分析版
赌片一向是香港电影工业的拳头产品之一，据粗略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香港就出产了十多部赌片——《赌侠1999》《赌侠Ⅱ之上海滩赌圣》《赌侠大战拉斯维加斯》《赌圣》《赌圣2之街头赌圣》《赌神》《赌神2》《千王之王》《雀圣》《雀圣2》《雀圣3》……
所有赌片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场景便是“高手对决”。
一般来说这个场景有以下要素：（1）双方都是男性；（2）双方誓不两立，分别代表极端的“正”和极端的“邪”；（3）双方的赌博技术神乎其神；（4）除了飙赌术外，他们往往要抢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女人，这个女人往往很性感；（5）代表道德正义的“正方”必然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获胜，这种获胜往往离不开命运女神的青睐；（6）技术比赛最后必然演变成暴力厮杀，而胜利必然属于正义者。
为什么这六个因素必然出现呢？
因为，这六个因素是所有赌徒必有的幻想，正是这些幻想推动他们一次次进入赌场。
这些幻想本质上是不可表述的，就像经期综合征或者戒断反应一样难以言表。
赌徒幻想的核心认知表述就是：“我是伟大的，我能完成他人之所不能，我是被幸运女神所宠爱、关怀的，我必打败所有的敌人。”
如果把赌徒的大脑比作一台电脑的话，上述信念就相当于电脑屏幕保护程序，一进赌场就被自动激活，占据整个屏幕。
所以，精神病学家研究发现：病理性赌博者存在认知歪曲。
赢钱的时候，他们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天哪，我的运气多好，幸运女神是宠爱、关怀我的。”
输钱的时候，他们告诉自己：“哦，这只是一次偶尔的失误，并不能说明幸运女神不宠爱我了。”
另外，当他们走出赌场，回到家里，并不会回想起自己失败的经历，而是会回忆起他们赢的时候，特别是狂输之后偶尔一次的胜利。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虽然幸运女神有些时候不出现，但是到最后她仍然会出现，拯救我于倾家荡产之中”。
如果给赌徒的这个“程序”取个名字，就叫作“幸运女神必永远爱我，不离弃我”。
那么，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把这个“程序”植入赌徒的脑海呢？
根据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原理，这个过程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如果给这个故事取个煽情的名字，就可以叫作“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1）“他”必然在出生之前就被家长寄予了厚望，把“他”想象成家族或者婚姻的救星/未来。
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中，男孩子特别容易受到这样的理想化期待。这也是男性赌徒居多的原因。（2）在“他”童年的生活经验中，必然有过多的宠爱和无条件满足的体验。
这种体验让“他”感到自己所有的体验都会被“别人”满足，别人总是关照“他”，呵护“他”，帮“他”搞定一切事情。
这些“别人”会形成“他”头脑中所谓的“客体表象”，也就是“他”对世界的感知，这个完全宠爱、庇护“他”的“世界”最终会具体化为成年后的“幸运女神”形象。（3）长期浸泡在这种完全无挫折的体验中，“他”会形成一种错觉，觉得自己是可以指使这个“世界”的（所谓“世界”，其实就是他爸、他妈、他爷爷、他奶奶、他外公外婆等见到“他”哭鼻子就大惊失色的众人），“他”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自己是最可爱的人。（4）这种错觉在情绪上形成暴风骤雨般的愉快感，在躯体感受上形成持续不断的兴奋感，在无意识图像（梦境或幻想）上形成神化的、英雄化的自我表象，在认知上则形成前面说过的核心信念——“我是伟大的，我能完成他人之所不能，我是被幸运女神所宠爱、关怀的，我必打败所有的敌人”。
这四个部分——情绪、躯体感受、无意识图像、认知——彼此联系，构成了此人记忆系统的一个封闭的回路、一个丛集，这个丛集被称作“结”。
也就是弗洛伊德说的“情结”。（5）这个人一生的心理活动就是不断地扩展这个“结”，保护这个“结”不要被解开、被摧毁。
长期“打结”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过程，也是一个生理过程，这些“结”会形成生理上的肽键，记录在大脑里。
前面所说的“程序”，就是这个“结”被激活的表现。（6）随着这个人的长大，“他”会经历很多挫折。
因为其一，社会并不会给“他”提供家人提供的那种无挫折的环境；其二，家人给“他”提供的完全满足性的环境不可能永远存在。
这些挫折一旦发生，就威胁到这些“结”的存活，而“他”必须做一些事情来保护和强化这些“结”。
赌博就是用来维持这些“结”的存在的。通过以下几点来说明：（1）在赌博情境中，最终要证明“我”的伟大和不可战胜，从而巩固“结”的存在。
一旦失败，“他”愿意为此付出生命，所以任何暴力手段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结”，就是我们称之为“我”的东西。
所以，赌博失败不仅仅是输钱那么简单，而是整个自身的丧失和崩溃。（2）在赌片对决情境中必然是一个男人战胜另一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其实是同一个男人的两方面，一个是伟大的、厉害的、被女神宠爱的“我”，一个是愚蠢的、卑下的、被抛弃的“我”（他）。
赌博的目的，就在于证明前者才是“我”，后者是“他”，而“我”必然战胜“他”， “我”必然和“他”完全相反。（3）在对决情境中必然还存在一个或一组女性象征着幸运女神，同时象征着那个形成“结”的无挫折环境。（4）这种对无挫折情境的渴求，在赌博情境中得以强化，形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一种完成倾向。
也就是说，当赌博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后，任何和赌博有关的事件都会激发人去完成整个赌博的行为过程，就像你听到一句熟悉的旋律就会忍不住把整首歌哼唱出来一样。（5）对无条件欲望满足的期望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碰到一些来自“父性秩序代言人”的阻碍和挫折。“父性秩序”代表着对现实和真理的承认，对坚强、果敢、牺牲等特质的追寻。这种特质在电影《斯巴达300勇士》（300）中得到了一种法西斯主义般的强调和宣传，这恰恰说明了在“资本化乳母”文化包围下保存父性特质是何等困难。
这些“父性秩序代言人”往往成为赌博成瘾者心中的一个矛盾的权威表象。一方面，他们需要这种权威把自己从无边的依赖性和自恋幻想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理性和现实的秩序又会让他们感受到冰冷和严厉。
最终，对“父性秩序代言人”的回忆和自恋幻想破灭时产生的狂怒和失望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赌徒心中另外一个“结”，这个结的名字叫作“施虐性超我”，其认知成分体现为在赌徒脑海中不断出现谴责、诅咒自己的声音，甚至奋起斩断自己的手指以戒赌的行动也来自这个“施虐性超我”。
由于“施虐性超我”的形成，赌徒面临着各个“结”此消彼长、轮替占据脑海的处境。（6）这种循环反复的心理过程必然伴随着大脑各种生化物质的紊乱，尤其是目前神经生化学研究已经证明的赌博成瘾者脑内5-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的紊乱；而大脑生化紊乱又强化了各个“结”的存活。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赌博成瘾者的简化普及版的心理分析，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所有的赌片受众，因为赌博成瘾者其实只是赌片受众幻想的实现而已。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成瘾行为，如成就上瘾、减肥上瘾、学习成瘾、看电影成瘾……
一个赌博成瘾者拼命要维护一个完美无缺的“我”的表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他所谓的“我”其实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的：（1）童年无挫折环境形成的完美自我的记忆；（2）对这种记忆的追求所形成的自我幻想；（3）对现实环境的否认形成的施虐性超我；（4）对上述“结”提供外在刺激的赌博环境；（5）在心理和现实之间起到传递和储存作用的大脑白质和灰质。
这五个东西合在一起，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就叫作“我”。
我们所有人的“我”都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你把一些东西合在一起，称之为“我”。
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的时候，分析师对我说：“和我说说你吧？”
我沉默、结巴了半天，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没有发现有一个东西可以称之为“我”、属于“我的”。
于是，诸如“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你能够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等于或者不等于其他不存在的东西吗？
所以，“我”可以“谁”也不是，“我”也可以是任何一个“谁”，或者“谁”的“谁”……
魔力化
那天，我参观完上海科技馆，乘地铁二号线回家。
左边坐一肥胖大学生，全身蜷缩，高度近视，脸几乎插进了手上的PSP（游戏机）中。在游戏中他上下挪移、左右闪躲，在枪林弹雨中，他身手敏捷、呐喊厮杀。
右边是一西装革履的白领，腰板挺直，表情愉悦，手中也拿一PSP， 是一跳舞游戏，“正有乘轩乐，初当学舞时”。
而我，正想着科技馆里那巨幅的弗洛伊德铜雕壁画。
弗洛伊德说过，对于通灵等神奇力量的向往，是对这个世界价值失落的一种表达。
对于魔幻力量的向往和追求，贯穿着整个文明的历史。
魔力的核心在于，对外界的控制力。
人类会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这种控制力：魔力（巫术）、宗教、科学。
魔力的特征在于，这种控制力来自个人自身。在宗教中，这种对自身的夸大幻想得到了中和，人们开始把这种控制力投射到一个宗教形象中，通过对神灵的祈求和祈祷从而期望获得这种力量。
在科学中，人类开始承认这种控制力仅仅来自了解自然规律并且顺从于自然规律。
进入现代，科学被不断地魔幻化，这似乎是科学不可避免的命运，就像《黑客帝国》《蜘蛛侠》（Spider-Man）等诸多科幻电影所展示的。
如今，全国大学生、中学生们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网络成瘾”运动，便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层面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要表达的是青少年们对“科学”的失望和对抗。
所以，精神病学家与其去研究青少年为什么会“网络成瘾”，还不如去研究一下学校里的“科学教育”何以会变成对青少年的一种迫害而不是乐趣。
我认识一位外国英文老师，他听说中国的中学生每天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完成家庭作业时，大惊失色，说：“这不是教育，这是控制！”
即便对青少年上网和PSP实行专制，他们依然会对玄幻小说上瘾，对武侠电影上瘾，对《哈利·波特》上瘾，对动漫、跳舞上瘾，对蹦极上瘾。
对魔力的渴求浸透到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不是几个权威主义的老师和独裁主义的父母可以更改和对抗的。
魔力化思维（magic thinking）是人类最原始的认知模式之一。这种认知模式是婴儿生活的一种残留记忆。
在婴儿一岁前，他基本生活在一个二维世界中，当他有饥饿感时就会哭泣和呼唤，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及时地哺乳和喂养。
但是，由于婴儿运动神经系统的限制，他无法抬头看到喂养他的人其实是自己的母亲，而只会感觉到随着自己发出声音，突然就出现了乳房和各种外力，满足了自己的一切需求。
这种全能的魔力化思维一直延续到儿童开始学步时，他才逐渐认识到原来自己的需求要依赖外界，这时的魔力化思维就开始发生生命中的第一轮衰减。
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出现第二次魔力化思维高峰，用来否认自己对父母的依赖。
如果在他发展的过程中，父母能够提供两种经验——适当的满足和恰当的挫折，那么他就会逐渐摆脱魔力化思维的认知模式。
而这种魔力化思维之所以在当代文化中愈演愈烈，和当代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革有关。
精神分析师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1970年就在咨询中发现，家庭的解体、父亲的缺席、母亲的焦虑感在临床上已经不能说是“常见的现象”，而是一条固定的规律。
而这个时候，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正在奋笔疾书，其武侠小说疯狂热销。
这些武侠小说的读者，大多数都是那些“缺席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的青少年子女，而当年那些读着武侠小说长大的孩子们，现在成了新一代的“缺席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
他们的孩子今天正沉醉于魔力化思维中，一丝不苟地继承着父辈们的“精神遗产”。“缺席的父亲”产生于金钱主义对男性的奴役和“父亲”角色的商品化，而“焦虑的母亲”则是与“父亲的缺席”相对应产生的。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面对后现代的荒原，都感到无法抗拒和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犹如襁褓中哭泣的婴儿，他期待着一个温暖的乳头能因为哭声的召唤而从天而降。最好的朋友离他而去，很久以前天使与魔鬼并肩飞翔，歌声在墓碑间盘旋。
朋友死于心碎，城市也丧失了记忆。
破碎了幽香，窒息的苏珊啊，别再沉睡。
没有什么永恒，我们咬紧牙关相信，总有一盏灯在前。
面对这无能为力的后现代母体，人们会采用两种策略：（1）寻找依赖客体；（2）逼迫自己感觉到“无所不能”。
前者形成了成瘾和依赖，后者形成了自恋和偏执。而魔力化思维则是贯穿两者的认知模式。“缺席的父亲”会通过工作成瘾、酒精成瘾或者婚外恋成瘾来不断寻找依赖客体，同时参加成功学培训、参加MBA培训、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并且通过认同神灵来加强自己的“无所不能”感。
而“焦虑的母亲”则有两种选择：
一是认同“缺席的父亲”，这样她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女强人”，也就是过着男人的生活却没有男人性特征的女人。
另一种选择就是，她必然在儿童身上寻找依赖客体和“无所不能”感。
这个“焦虑的母亲”活在莫名其妙的恐惧和焦虑中。
她会时常担心失去自己的孩子，所以她要不断检查孩子的身体，并且紧紧把他抱住，就像《静静的顿河》 （ Тихий Дон）结尾处的格里高利，紧紧地抱住这荒凉的生命中唯一属于他的东西。
另外，她会非常溺爱孩子。溺爱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她害怕失去孩子的爱；其二，她害怕孩子发现母亲不爱自己，而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工具。
一个溺爱者要把自己所有的攻击性隐藏起来，要把孩子和生活挫折完全隔离。
正是因为远离了所有的必要挫折，正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和母亲融为一体，所以儿童在溺爱中丧失了检验现实的能力和面对现实挫折的可能性。
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只要我对着空中呼喊哭泣，自然就会有人把我需要的一切送上门来。”
溺爱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监狱，直到从灰尘中觉醒。
体制化
《越狱》（Prison Break）这样的电视剧注定会吸引众人的眼光，和任何讨论囚禁与权力、奴役和希望、自由及恐惧的作品一样。我比较同情这部电视剧的编剧，看起来他们正在绞尽脑汁，拼命创造出一座座监狱让那群帅哥去“越”。
根据媒体生产的规律，不久之后，“越狱”本身将成为所有人的“狱”。
就像说唱或摇滚歌手必须不断寻找出“愤怒”以便继续出专辑一样。
自由变成了自由者的监狱。
这就是体制化机制的妙用。
体制化是既在个体心理层面也在社会心理层面运作的机制，体制化是符号认同体制中最重要的运作方式。
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于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学习的时候，你痛恨学校和老师；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于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工作的时候，你痛恨公司和同事；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于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刚结婚的时候，你痛恨婚姻和家人；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于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这个句式来自《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那个老黑人。
他对监狱体制的福柯式领悟，让他成了一个坚强的人，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救赎自己。
但是，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不能拯救他人。
这部影片中的另外一个人——安迪，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人，像一只关不住的鸟儿，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然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飞鸟的囚笼就是天空，游鱼的罟网就是大海。
在庄子那齐物的眼睛中，忙着去活和赶着去死没有什么不同。
最近的一个体制化的样本大概就是“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事件。
人们很快就分化成两派，赞成的一派大多是有医学背景的；不赞成的一派大多是有心理学背景或者什么背景都没有的。
反对者的原因是：“我们爱孩子，说孩子们有精神病，是迫害。”
赞成者的原因也是：“我们爱孩子，让一个有病的孩子装成没病去高考，这合适吗？”
其实这场辩论进行下去，肯定是医生们全面获胜。
医生们可以拿出网络成瘾者的各种科学证据，比如，他们的脑部某某区域活动异常，他们脑内这个胺、那个酶数值和正常人不一样。在医生们看来，依据国际、国内专业期刊上几百篇英文、中文文献，这个疾病的确存在。
这些专业文献，别说那一群速成型的心理学家看不懂，不爱学英文的精神科医生看了也晕。
当然，医生中也有反对这个标准的，不过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一个精神医学诊断标准怎么变成由一个部队医院的成瘾医学科说了算？
报批卫健委，通过官方批准疾病诊断标准更是滑稽。
应该根据国际惯例，做足够的流行病学统计调查，然后由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这才是合理的。
对于反对的理由，用两个字就概括了——权力。
这场纷争的解决是这两个字；这场纷争的起源也是这两个字。
这场纷争的特征在于，真正有可能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的那些青少年，他们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们不能跳出来说：“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要不然我们大家来投票，一人一票来决定？”
成人们没想过让青少年对此具有话语权。成人们自然也不会想到，也许网络成瘾的病因之一就在于青少年的话语权被成人世界彻底剥夺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宣布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同时，宣布另外一项规定—为了表彰和鼓励这些网络成瘾的小“病人”们继续学习，凡是有此诊断者，高考加分50分，并且免除大学一切学杂费。
此外，在全社会树立多个“抗网瘾英雄”形象，组织他们全国演讲，号召所有人向他们学习。
这样，纷争的声音大概就会少很多。
从务实的角度来说，给不给青少年们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其实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这个标签用来干什么。
如果精神疾病这个标签带来的是荣誉、关爱、福利呢？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精神疾病” 这个标签会带来恐惧和歧视？
为什么“癌症”这个标签不会被人歧视？
为什么“心理健康”这个标签会带来尊敬、欣赏和关爱，而不是耻辱和罪恶？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让我们真正进入医疗话语权的核心。
临床医疗话语权具有三重结构和四个维度，如果把这个临床医学的话语空间比喻为一个房间的话，这个房间将由以下成分组成：
第一，正常人—异常人模型。这相当于房间的大梁。正常和异常的二元对立接着带来了如何处置、控制“异常”的权力，这种权力最终会变成一种社会权力。
第二，有四根柱子维护和支持这个大梁，它们分别是：（1）生物学归因和相似性归因。
也就是告诉你网络成瘾的脑影像学研究证据，告诉你看起来“好像”是网络成瘾的表现——“最好……否则……”如果你不信，就告诉你，“这就是你的病啊”。（2）统计学霸权。
通过使用频率感知优先性原则，把数学话语等同于确定性原则。
你要是不相信网络成瘾是病，“我”就可以拿出这个世界上各国科学家的报告给你看，里面充满了统计学数据和图表，你是根本无法辩驳的，除非你学过统计学或者你知道统计学永远只是统计学而已。（3）道德化原则。
就是——“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医生的话语霸权，你就是愚昧落后的，你既害了你自己，也是对你父母、对你老师、对这个社会不负责任。”（4）普世化原则。
就是——“这个东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一致公认的。你看着办吧，是要和全世界作对，还是和我这个全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人类、先进真理的代言人合作。”
这种建构，让医学从一种纯粹的医疗活动，从对疾病的实质进行真假判断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空间分割的体制。
衣服与母爱
《时尚女魔头》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那些光彩耀目、大名鼎鼎的服装及隐藏其后的物欲根源。结尾处，铅华尽洗的女孩安迪问男友，自己为何离开了他，男友说因为鞋子、衣服、提包……他们一起笑了。
笑是因为他们都很紧张。
他们必须用笑来掩盖和忽略一个事实——物欲战胜了爱情！他们那看起来纯真而坚定的爱情，在高档服装面前溃不成军。
安迪背叛爱情的历史开始于她遭到了时尚界的嘲笑和蔑视，而她也嘲笑和蔑视了对方。
然后，在主编的服饰文化史的训导下和艺术总监的棒喝式点拨下，这个灰姑娘突然认同时尚界了。
她由一个穿着手织毛衣的“土包子”摇身一变成为时尚女郎，她离开了那个实习面包师男友和拿到一个名牌皮包就莫名兴奋的女友，离开了代表着纯真、淳朴、善良的穷人们。
在安迪叛变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她放弃已经拥有的爱情和友情，为的只是加入那些嘲笑和讥讽她的人的行列，以及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为什么对这个女人来说，敌人居然如此重要，让她甘愿放弃千古讴歌的纯真爱情和友谊？
这是因为，敌人那里有美丽耀眼的名牌衣帽。
但是，这些名牌衣帽又何以会具有超乎爱情和友情的巨大威力呢？
如果你闭上眼睛，聚焦于自己对衣服的热爱和欲望，一段段地回忆人生，寻找你对衣服迷恋的最早起源，你脑海中就会逐渐浮现出各种画面，最感人动情的那几幅必然和你的母亲有关——你的母亲怎么给你换衣服，怎么送你新衣服，怎么对你笑，怎么亲吻你……正是衣服加上母亲的关爱，让你感到自己是被人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是你成人后自尊感的来源。
女人成年后，自尊心一旦受损就会开始疯狂购物，而购物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衣服，这是因为她们在无意识中回归到了童年母亲的角色，对自己进行抚慰。
时尚界的巨大威力就来自我们把笼罩自己一生的对母爱的渴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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