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文化的多元传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甦,李新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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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文化的多元传播试读：

此次出版的文章包括了福建的华侨文化、移民问题、史学、哲学、文学、书院文化、方言及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既有对传统文献的进一步挖掘研究，也有对福建名人及其著作的深入探析，并进一步延伸至福建文化的对外交流及现代文化产业的建设，涉及了福建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关于华侨文化的研究，有赵麟斌教授的《略述福州华人华侨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陈琮渊先生的《海外福州人的社会资本与创业发展——马来西亚个案探析》等文章，重点阐述福州华人华侨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移民问题的研究方面，何绵山教授的《试探福建移民对台湾的拓垦和开发》及王付兵教授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问题初探》关注了福建移民在台湾地区、国外的发展状况。此类文章的刊发，说明本栏目的研究方向已经有所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献的考究上。哲学和文学研究，一直是该栏目发文的重点方向。本次论文集所收录的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对朱子后学的研究文章，如王志阳博士的《论黄榦礼学典籍的编撰思想》、连凡博士的《论〈宋元学案〉对朱熹弟子的评价——以黄榦、辅广、陈淳、真德秀、魏了翁为例》；有易学研究，如刘建萍教授的《论蔡清对河图洛书的阐释》、肖满省博士的《曹学佺易学思想研究》等；此外还有关于佛学著作的研究。文学研究方面，有蔡德贵教授的《通儒无声品自高——近现代诗文名家何振岱之我见》、张胜璋教授的《论林纾评点〈庄子〉》、吴可文教授的《福州荔水庄的文学印记》、胡小梅博士的《建阳刊刻小说插图的批评功能探析——以明刊〈三国志演义〉为个案》，既有对福建诗文名家的考察，也有对文人遗迹、建阳刻本小说的探析。另有考证辑佚类的文章，如陈炜和陈庆元教授的《金门许獬年谱》、朱则杰教授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李瑞和等八位福建籍作家为中心》、陈开林博士的《林则徐、林昌彝佚文摭拾》等，亦是闽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资料。此外，还有关于闽南方言和闽都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文章。

作为《闽江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该栏目自设置以来，依托优势学科与科研院所，在研究的深化与细化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实绩。栏目所刊发的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推介。《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通讯》《北京大学学报》《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研究会会讯》《中华读书报》《福建日报》《福州晚报》都及时报道了“闽文化研究”栏目的成绩及专家学者对栏目的点评。栏目创办以来，成果突出，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2010年底，“闽文化研究”栏目被载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史册《共和国期刊60年》，得到了全国期刊界的高度赞誉和普遍认可。2011年，栏目入选第二批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2016年的首届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评奖中，栏目再次荣获佳绩，获得了名栏建设优秀奖、名栏优秀责任编辑奖、名栏研究优秀论著奖3项荣誉。2007～2019年，栏目多次获得“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全国地方高校学报名栏”“福建省期刊优秀栏目”等奖项。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更得力于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指导。在此，我们要向赐予我们稿件的学者，向替我们严把质量关的审稿专家，向学报界前辈和同仁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历任理事长——杨焕章教授、潘国琪教授、龙协涛教授、武京闽编审、蒋重跃教授，他们不仅对栏目建设给予大力的支持、肯定和鼓励，也一直关心着栏目的发展。同时，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原会长练知轩先生和现任会长徐启源先生，一直对栏目的发展极为关心，并曾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要再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为了栏目的质量，编辑部的同志们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在稿件的选用和编校过程中，卢翠琬、陈小诗、金甦、武文茹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正是有了编辑部这支老中青三代人结合的队伍，我们才能拥有巨大的能量，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同时，我们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王绯分社长和黄金平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献。当然，我们还得感谢所有读者对本栏目的支持与厚爱。

闽文化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诸多研究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深化。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闽江学院学报》亦将逐步尝试刊发更加多元化的学术论文，也希望广大专家学者继续支持“闽文化研究”栏目的发展，不吝赐稿！李新贤2020年2月于福州略述福州华人华侨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1][2]赵麟斌

摘要：福州人迁居马来西亚的历史悠久，在马来西亚的福建华人中，福州籍华人所占的比例虽不高，但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诗巫港主黄乃裳和“无冕之王”郭鹤年为例，可见福州商人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同样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福州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如能从双方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中发现智慧，寻找启迪，无疑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历史课题。

关键词：福州 华人华侨 马来西亚 黄乃裳 郭鹤年 “一带一路”一 福州华人迁居马来西亚的历史追溯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往来，最早始于秦汉时期，但有明确记载的迁居人数很少。及至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与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多，唐人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声名迅速远播。到了宋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海上贸易空前繁荣，随船去东南亚各国贸易经商的人数不断增多，其中很多人就来自沿海城市福州，他们不仅从事国际贸易往来，而且有不少人留居南洋一带。元灭宋以后，继续发展海外贸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员的往来也在继续发展，其中有一部分人因政治原因而逃亡东南亚，并定居当地。在明初郑和下西洋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众多的华人，其中就包括福州人。

福州人较大规模迁居东南亚出现在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当时的大航海时代。长乐作为郑和七下西洋的起点之一，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商业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重要港口，跟随郑和下西洋到马六甲经商、定居的福州人也不断增多。福州的长乐是福建人往马来西亚运送布匹、瓷器、铁器、药材的重要港口。郑和去世以后，明代中国的航海事业、对外贸易业日益萎缩。明清更迭之际，中国的海外贸易进入了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实行了海禁政策，更把海外华侨当作“叛臣弃民”，不仅严禁出国，而且出了国以后便不予保护。此时福州与马来西亚的贸易严重萎缩，但也有一部分人因政治原因而前往马来西亚避难。

福州人前往马来西亚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开放后，福州与马来西亚的贸易往来又迅速发展起来。除了从事国际贸易外，还有很多的福州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前往马来西亚从事种植、垦荒等生产劳作。大量契约劳工的到来，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与发展。1900年，福州闽清人黄乃裳[3]到达马来西亚的诗巫，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白色拉者”二世查理士·布鲁克签订开垦诗巫条约十七款，此垦场命名为“新福州垦场”。从1901年到1902年，黄乃裳先后从福州的闽清、侯官等地带去1000多名福州人到诗巫垦荒，为诗巫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加坡美以美教会牧师柳依美、林德美、方鲍参与吡叻州英殖民政府订约，在福州地区招募移民479名（实际到达366人），到实兆远港口的甘文阁等地开垦，以后陆续招募大批移民。在西马福州人，主要集中在吡叻州的实兆远区（曼绒县）、雪兰莪与森美兰交界的雪邦区、柔佛州的永平区及彭享州的斯里再也区。在东马，主要是沙捞越的诗巫市、泗里街、明那丹、加拿逸、加帛、芦兜、木胶、明都鲁、峇南、林梦、成邦江、古晋、拉叻等地。此外，沙巴州的斗湖、山打根也都有福州乡亲。据马来亚联邦人口调查材料统计，民国10年，在马来西亚的福州籍华人华侨已达2万多人。民国18年世界经济危机，英殖民政府于翌年8月颁布移民法案，限制中国人向马来西亚移民，并着手将“医生认为不适宜劳动”的华人遣返回国。民国20～22年，共有69.61万人离开马来西亚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福州沿[4]海居民大批移居马来西亚。《福建省志·华侨志》的资料显示，按方言划分人口统计，福州华人占马来西亚华人的4.16%，广东华人占34.8%，闽南华人占31.58%，客家华人占24.24%，其他占5.14%。据马来西亚政府1983年6月公布的华族人口数据，按祖籍（方言）划分其人数的百分比，福建华人占[5]39.02%，其中福州华人占4.52%。虽然在马来西亚的福建华人中，福州华人所占的比例不高，但福州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二 福州华人华侨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中，从事商业的占了一大部分，他们活跃于马来西亚的进出口贸易、运输等行业，为马来西亚融入国际贸易的大潮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华人华侨在马来西亚从事橡胶业、矿业、制糖业、锡业、种植业、林业等方面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黄乃裳带领福州乡亲到诗巫垦荒，新加坡美以美教会牧师柳依美等招募福州人到甘文阁，这几批到达马来西亚的福州人，在马来西亚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促进了当地橡胶业的极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福州华人在东马大规模发展林业，在西马发展现代农业、渔业、畜牧业等。20世纪60年代，祖籍福州闽清县的刘祥源在诗巫的卢仙创办了苗木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之后他陆续在沙巴、美里、苏布里、麦都尼亚等地创办了6个分场，种植橡胶树、可可、胡椒等数百种经济苗木和几百种花卉苗木，这些经济苗木畅销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刘祥源为当地的农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沙巴州元首曾授予他“BBC”勋章，对他所做的贡献给予表彰。20世纪7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企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不少跨行业、跨国界的大企业，这其中有祖籍福州的郭鹤年、马振全、张晓卿、朱祥庚、林华开等。郭鹤年有“亚洲糖王”和“酒店大王”双王之称，郭氏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种植业、工业、矿业、商业、船务、酒店、地产业等，企业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澳大利亚、斐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马振全创办的马宝昌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种植业、房地产业、塑胶业、电器业、保险业等，企业涉足面广，财力雄厚。1982年，马振全获得太平局绅勋衔，并任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会长。著名企业家张晓卿创设了常青有限公司，该公司后来发展成为马来西亚著名的跨国企业。张晓卿集团以木材加工出口为主，并逐步扩展到金融业、报业、通信业、矿业、农牧业、保险业、旅游业、轮胎复制业等领域，在东南亚一带有“报业掌门人”之称。祖籍福州长乐的林华开，1960年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亚庇社创立了建新（沙巴）有限公司，1987年获沙巴州元首封赐“ADK”勋衔，还曾经担任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会长、亚庇福州公会永久名誉会长等职务。

一代代的福州籍华人扎根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他们的商业头脑，他们的进取精神，他们创造的商业帝国，都成了福州人民的骄傲。新当选的砂拉越福州社团联合总会会长张建卿曾说：福州人精神就是不屈不挠。福州族群的吃苦耐劳众所周知，又具商业头脑，百多年来，他们背井离乡，远下南洋，适应力强，善拼经济，进取创业。福州人扎根诗巫，放眼世界，不时在胡同里发现另一条新巷子，于是，诗巫人没有停下垦场脚步，下一代的足迹[6]将遍布世界每一角落。

在马来西亚的福州华人华侨，从马来西亚走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他们胸怀世界，进取不息，又不忘回馈祖（籍）国，造福桑梓，真正地反映了福州人自强不息、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三 从诗巫港主到“无冕之王”——黄乃裳与郭鹤年（一）诗巫港主黄乃裳

马来西亚的诗巫又称“新福州”，现为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第三大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中，华人占80%，而华人中福州人又占80%；诗巫市区内的华人中，商人占90%，商人中又以福州人为主。福州人大批迁居诗巫，源于福州闽清人黄乃裳。

黄乃裳（1849—1924），字绂丞，又作黻臣，号慕华，福建福州闽清县人，光绪举人，中国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乃裳是个基督徒，早期在基督教的美以美教会服务多年，他曾感慨于教会中缺乏有影响力的上流社会人才，因此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并中举。黄海海战中，黄乃裳的三弟殉国，他深感朝政颓败，政治腐朽，因此弃八股而学新学，后又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渴望为民众找到一块“乐土”，“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槁饿而死；且以远女主之淫威，与夫专制之虐毒”，携几个亲人到南洋寻找适宜垦荒之地。黄乃裳在其《自述垦荒志》中讲述了这次垦荒的历程：庚子年（即公历千九百年）适英属砂捞越。循其南向，行七八日无一可藉手处，嗣北行过拉让江口，见江流汪秽，揣其发源必甚长。乃沿江入，见两岸丛林蔚茂，土著不多。左右望不见有山，知其原野广邈。及二百里曰诗巫埠，英人设官其间。有漳泉潮嘉商人二十余家与土著之拉仔互相交易。其人状虽狰狞，骨格异于马来种族，而略同汉人，不知其如何飘至者，再沿流而上二百里曰甘拿逸，有英之分治所，土著稍多，而平原止此。再上两岸皆山，其发源千八百里，合倍于闽江流域。所经皆丛林，多为开辟以前未经砍伐之木，有大十数围者。予沿江觅地，择其平原四百里之中，于诗巫附近之上下流连有十三天，察其草木，尝其水土，知地质膏沃，无虎豹豺狼，毒蛇恶兽害人之物，乃请越京头目泉州人王君长水为介绍，与越王订约十七款。五月约成，向王家借款三万元为开办费，约六年陆续还，以余婿林文庆与同年邱菽园为担保。约成即由新福州请人盖农屋数十间为初次农人居住，拟招农千名往，八月与力昌归，分往招农，选择有身家妥实强壮者充之，得五百余人，皆侯官、闽清、古田所招集；屏南、尤溪、闽县、永福，不过三十余耳，而筹备一切农种与农具以及铜铁竹木薙发诸工匠，中西医，教师，手续甚烦，至十二月初力昌先以七十余人往为设备。二十余日抵新福州。予率五百余人后二十日（辛丑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历千九百另一年）正月灯节后十二日始达。壬寅正月复摒挡招农，经闽、侯、清、永、古、屏、福七邑复得五百余人，乃专赁美国商舶一艘透港至越之古晋京次，船价八千五百元，饮食自理，并购带药材，铁钢及诸农用品，出发时已需万六千元，五月半始成行。船由马江起锚，经菲律宾群岛之北十余度，横过婆罗洲北端，折而西南，直抵越京古晋，仅历六日有半。计前后三次共得千七十余人，挈眷往者百三十余家。自是主持垦务者，只予一人矣。窃喜壬寅、癸卯、甲辰谷稻收，下种一斤有得四五百斤者，时值胡椒价昂，多趋植之，间有种树胶者。予以垦务既成，志愿已遂，且有美国富教士雅各君可以托总农政，重以多数同盟会会员责予以革命要图，遂与王家商议，除自己亏蚀四万三千余元以外，请以农人所欠四万余元帐目抵还四万之借款。回溯自己从己亥年寻找地方拉让江流域二百里平原，招农开垦，及[7]甲辰五载有余始获成功。

在黄乃裳的运筹帷幄、辛苦奔波、身体力行下，新福州迅速发展。黄乃裳为新福州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诗巫华人华侨尊称为“港主”，他们不仅为黄乃裳建了纪念楼，还立了黄乃裳像，并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黄乃裳路”。现在的诗巫已从当年的蛮荒之地发展为砂拉越州的经济文化中心，黄乃裳当年的垦辟之功不可埋没。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其所著的《南侨回忆录》中曾摘录刘杏林的诗歌一首以作赞许，诗云：“父老争传港主黄，携民去国渡重洋。中原当日成危局，南岛因时辟垦场。衣食住行劳擘画，抚存管教费商量。歌功颂德为公喜，侨史流芳有乃裳。”（二）“无冕之王”郭鹤年

郭鹤年，192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州市盖山郭宅村，乃马来西亚最著名的企业家，有“亚洲糖王”和“酒店大王”之称。在1994年香港《资本》杂志评出的香港华人富豪榜上，郭鹤年家族位列第三；同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华人富豪榜上，郭鹤年家族位列第二。

郭鹤年出生于富商之家，父亲郭钦鉴经营着一家贩卖大米、大豆、糖等农副产品的商号。其父不仅善于经营，而且结交了很多社会名流，人脉很广，眼界开阔，因此郭鹤年兄弟从小都受到了当地最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郭鹤年虽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却因为自家的公司停业而被迫辍学。辍学后他便进入社会，于米粮部门工作。在郭家的东升公司重新开业后，郭鹤年便进入父亲的企业，跟着父亲经商。父亲去世后，郭鹤年将兄弟们的财产集合起来，成立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继承了父辈的传统业务，仍然从事大米、面粉、大豆及糖的进出口生意。然而郭鹤年并不满足于此。1955年，在英国考察学习了几年的郭鹤年回到马来西亚，针对马来西亚制糖业落后、食糖需要进口的现状，大力发展制糖业。他与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合作，建立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家糖厂——马来亚糖厂。同时，郭鹤年着手发展甘蔗种植业，为糖厂的生产提供原材料。1980年，马来西亚全国的甘蔗种植面积将近2万公顷，实现了砂糖的国内自给，郭鹤年也因此获得了“马来亚糖王”的称号。之后他将糖业贸易发展到了国际市场，成为全球同行公认的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郭鹤年意识到豪华酒店将出现新的需求，于是他将眼光放到了酒店行业，创建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以高品质的管理和服务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此为基础，郭鹤年合资组建了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团，在吉隆坡、槟城、曼谷、上海、北京等数十个城市建立了香格里拉大酒店。现在香格里拉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郭鹤年又因此获得了“酒店大王”的美誉。

随着郭氏企业的发展，郭鹤年走上了多元化经营的道路，进军木材加工业、房地产业、矿业等，旗下的公司遍布东南亚、中国香港、斐济、智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郭氏企业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企业。

从早期的垦荒到中期的家族企业再到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福州商人扎根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黄乃裳和郭鹤年是马来西亚福州华人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华人华侨的骄傲，是福州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四 马来西亚福州华人华侨的商业经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福州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在这样一个国际贸易极度发达的时代中，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如从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中发现智慧，寻找启迪，无疑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历史课题。（一）具备对外发展的勇气和发现商机的眼光

众所周知，在明清时期，由于内忧外患等各种原因，朝廷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然而这种作茧自缚的办法，非但未能挽救王朝危亡的命运，反而使自己脱离了国际发展的大潮流，最终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局面。与此相反，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往来不仅能够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繁荣，而且在国际上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往来，活跃市场经济，形成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国际贸易往来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贸易，往往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我们要在不断的相互交往中，开阔发现和发展商机的视野。（二）优势互补，将当地的优势资源与国外的先进技术相结合

从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资源整合对于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性。华人华侨在前期发展中，充分利用国内的剩余劳动力，将其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相互结合，或是发展特色贸易，或是发展特色开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到20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技术革新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的马来西亚华人华侨又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纷纷从欧美国家中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三）把握世界发展浪潮，开展跨国贸易，寻求区域合作

随着国际贸易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开展跨国贸易，寻求区域合作，日益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为此，中国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提出，涉及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着高度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相关国家来说，也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机会。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经验中发现智慧，探索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合作方式，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1] 本文原载于《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2] 赵麟斌（1956～ ），男，福建福州人，经济学博士、闽江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3] 拉者或译作拉惹，是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于领袖或酋长的称呼。[4]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八册，方志出版社，2000，第224～225页。[5]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47～50页。[6] 江迅：《背井离乡：从福州到诗巫，从金门到大马》，《亚洲城市微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170页。[7] 闽清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闽清县黄乃裳研究会编《闽清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近代伟人黄乃裳），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337～338页。海外福州人的社会资本与创业发展[1]——马来西亚个案探析[2]陈琮渊

摘要：华侨华人的发展与其移民脉络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福州人移居海外，扎根当地，在东南亚各国尤能精诚团结，依托乡族网络及宗教信仰，积极发扬榕属创业文化。就现实意义而言，了解这一历史进程，将有助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均想及“中国—东南亚”合作关系的推进。本文以马来西亚两大福州社群聚居地诗巫及实兆远为例，结合经济社会学及创业精神的研究视角，较为全面地探讨族群社会资本在海外福州人经济发展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福州人 社会资本 诗巫 实兆远 马来西亚一 前言“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政经局势连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构想更强调海洋精神，以发展与沿线各国的互通互信为核心，依托华侨华人[3]广布的东南亚地区展开，对东西方文化及经济交流意义重大。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网络密布、影响力强，实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互信的最佳桥梁，因此，在“海上丝路”的建设过程中，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情况，积极引入侨资侨力尤显重要。福州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在东南亚各地已形成稳健的社群，且他们心系故里，与闽中侨乡关系紧密，因而深入了解海外福州人社群的发展及文化，对于“海上丝路”构想的开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榕属华侨华人在东南亚虽不具早发及数量优势，但已在许多城市形成聚居地，组成绵密的社群网络，并以其独特的创业精神造就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在马来西亚婆罗洲的诗巫及马来半岛的实兆远，就有着极为相似的基督教移民脉络及垦场生活模式，享有“新福州”与“小福州”的盛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西亚福州人以诗巫和实兆远为根据地，向外开枝散叶，一时间政商发达，名人辈出，其发展历程及精神动力值得探究。

本文结合经济社会学和创业精神的研究的视角，通过分析马来西亚诗巫和实兆远的事例来探讨海外福州社群的社会资本及其创业发展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意见。二 东南亚福州人的创业文化

在东南亚，文化传承及经济力量是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根基。不同的华人方言群之间，存在各自有别的经济发展特色。例如历史上漳泉（闽南）、潮州人移居东南亚较早，在进出口贸易、零售市场行业较有优势，并成为东南亚各港埠城镇的主流群体；相较之下，客家人则在矿业、种植业较有优势；海南人、兴化人等南来较晚，是规模较小的群体，自知在经商、矿业、种植业方面难以与人竞争，转而在饮食业、渔业等行业闯出一片天地；海外福州人除务农外，最知名的就是靠剪刀、菜刀、剃头刀“三把刀”闯天下。但这些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华人方言群的经济特征也会因时因地而出现变化。针对海外福州社群的发展情况，笔者曾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调研，本文的问题意识及分析即基于历年考察的成果之上。

笔者在《砂拉越福州族群发展史》一文中指出，社群紧密聚合、宗教及创业精神、政商通达及勤奋打拼，是砂拉越福州社群发展蒸蒸[4]日上的主因。诗巫福州人共同的垦场生活及卫理公会的宗教背景，使其得以在社区领袖的带领下和衷共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好，更愿意尝试各种营生行业。其谋生方式先是转向胡椒、橡胶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战后则朝着多元化、全球化的企业集团方向发展，冒险精神十足。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发展落后、生存条件不佳对于移民社会并非全然不利，在砂拉越的案例中，反而起到激发生存意识、强化向上动力的作用。

通过个案的比较研究，笔者得以进一步发挥上述命题，除了关注历史发展对华人经济的影响（如殖民经济体系的遗留问题等）之外，更引入社会学族群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视角，对砂拉越福州及客家两个方言群进行比较，解释当地福州人何以在经济上更有成就的背景及成因。在《砂拉越华人资本发展探析：以福州与客家两个族群为中心》一文中，笔者主要讨论海外华人经济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影响，各个华人方言群之间为何有不一样的发展形态，其环境条件带来什么影响等。笔者指出，“族群精神”固然重要，但无法单独构成具[5]有解释力的变项，必须同时考虑制度与环境因素。

笔者的心得是，对海外福州社群发展的探讨，除了通过历史梳理及个案研究加以呈现外，必须纳入不同地方的福州社群互为参照，才[6]能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同时，有鉴于近年来海外福州企业家传记、[7]创业行为的新研究、新材料不断涌现，实有必要针对“创业精神”与“族群特质”关系作更细致的剖析。这些“不足”形塑出本文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以马来西亚两大福州人聚居地——诗巫和实兆远为中心，探讨海外福州社群（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其创业发展。三 族群社会资本与创业活动

在“海上丝路”构想推动的过程中，包括海外福州人在内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社会经济能量被视为沟通中国与周边沿线国家关系的重要环节。值此机遇，作为“社会资本”的华人“关系”如何影响海外福州人的创业活动，别具研究意义。社会资本分为个人、企业、社群等不同层次，所涉议题十分广泛，但既有文献却很少将之与海外华人创业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梳理。就笔者的理解，华人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实践是动员族群网络资源的社会行动。然而华人“关系”既不等同于西方的个人网络，也不像经济资产般可被量化，更无法保存或转让他人，是一种共有互依的概念，离不开华人族群文化的影响。也只有厘清社会资本与创业活动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掌握海外福州社群的发展动态。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就是企业家或族裔群体将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过程。其中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附着于人，社会资本附着于网络，社会资本又源自个人或群体关系的知识、信息、善意、信任等，能起到触媒、连接、以有济无（提供交换机会）等作用，有助于企业运作、交易往来和经济积累。进一步说，海外福州人等华侨华人的关系建构，就是动员、串联蕴藏在同族甚至是跨族社群之间有利于经济行为的人脉、信息及技术等资源，而这种策略能否落实则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结构及价值取向。

创业除了是谋生所需之外，也是一项与价值取向有关的创新创意活动。在社会学领域，其主要的研究传统有二：一是“供给学派”；二是受马克思启发的“需求学派”。要言之，前者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诠释创业（精神），缺点在于粗糙的方法论及套套逻辑；后者则重视机会结构（环境）对创业（精神）的影响，但不曾提出令人信服的行动者理论。晚近的研究认为应同时考虑行为者、企业、市场及环境因[8]素，以多层次分析架构体现脉络的差异性，也就是关心创业活动与社群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之间的关联，社会资本与创业活动也因此产生更多交集。然而社会资本在促进族群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局限性，出现限制个人利益的追求或过度竞争的情况。

那么社会资本究竟是创业精神的触媒、阻碍，还是与创业精神毫无关联？社会学者认为，只有当文化资本支持时，社会资本才能发挥促进创业精神的效用。若特定社群的文化资本不支持创业，则社会资本便难以支持创业。换言之，社群文化传承形塑个人意识，若缺乏创[9]业文化，即使有丰沛的社会资本也无法转化成经济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东南亚华人商业成就的经典论述——“少数中间人理论”也认为被排除或边缘化的族群团体多半是具有创业传统的少数中间人群体。但经济社会学的论述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大多数的族群不具有支持创业的文化资本，或者不愿跨出边界与其他群体互动，于是就出现了创业及商业活动限于亲友集资、招募或排除外人的现象，才让“少数中间人”有发挥的余地。

综上所述，本文参照将创业活动视为动员社会资本过程的多层次[10]分析架构（见图1），并结合个人研究经验及资料收集，以移民脉络、社群生活、创业活动为构架，分析诗巫及实兆远的个案事例。图1 社会资本—创业精神分析框架资料来源：Eric Gedajlovic，Benson Honig，Curt B.Moore，G.Tyge Payne，and Mike Wright，“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A Schema and Research Agenda，”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2013（3），p.460。四 诗巫福州社群的发展（一）移民脉络

历史上漳泉及潮州人最早抵达东南亚并从事商贸，成为诗巫乃至砂拉越开发的主力。19世纪、20世纪之交，统治砂拉越的布鲁克王朝因发展所需，以优惠条件招揽华人来砂拉越发展，开启了福州人集体移民砂拉越的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01年黄乃裳三次招募福州人赴砂拉越，以新珠山为基地开辟垦场，落地生根。诗巫垦场在黄乃裳与继任者富雅各牧师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当发展渐上轨道后，福州人又往加拿逸、泗里奎等地迁移（见表1），在二战后成为[11]砂拉越最主要的华人方言群。表1 诗巫福州人向外迁徙概况（二）社群生活

移民到诗巫的福州人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结社形态。诗巫福州人主要信仰卫理公会（美以美教派）。在早年的开垦岁月中，生活简单、娱乐活动有限，卫理公会等组织成为福州人工作以外的生活重心，礼拜、聚会等活动发挥了信息交换及联络情谊的作用。基于共同的宗教背景及教育熏陶，诗巫福州人养成了储蓄习惯及创业精神，这有利于资本的累积。此外，卫理公会从美国引进的生产知识及工具，让本来就勤奋、节俭、刻苦耐劳的福州人在商业活动中更具竞争优势。（三）创业活动

福州人种植经济作物源于华人牧师黄景和的推广。1911年，第一批树胶收成后获利可观，引起诗巫福州人的争相仿效，当时几乎是“任何人都砍树林从事种植，每个人都有树胶园”。然而虽然橡胶价劲扬使人一夕致富，但市况不佳时也造成许多人的亏损。

经济波动引起榕属乡贤对于融资重要性的关注，林子明等人于1952年创设“福华银行”，为福州人提供信贷服务。与此同时，福州人进入艰苦但收益丰厚的伐木业，成绩可观，公泰、利华、慕娘、启德行、砂拉越联合火锯等福州人所拥有的木材公司，都得到福华、公明等同属银行的帮助。黄传宽、刘会干及张晓卿等以木材业起家的福州企业家经营得法，将企业发展成为多元化经营的跨国集团。时至今日，诗巫福州人在马来西亚的建筑、金融、重工、交通、文教等领域，都有一席之地。

诗巫福州社群走过从粮食种植、橡胶树种植、木山垦伐到跨国企业的经营过程，一直以刻苦耐劳、和衷共济的精神从事商业合作著称，其中各大木材集团间的血缘、聘任及姻亲网络，更强化了彼此间的联系及合作。二战后木材采伐权的取得也与政府有密切的关联，因而福州企业集团多热衷于派出或支持相关人士参政议政，以保护福州华人[12]的利益。五 实兆远福州社群的发展（一）移民脉络

1903年，受黄乃裳带领福州乡亲垦殖诗巫案例的启发，新加坡美以美教会委派林称美与柳依美牧师，共同带领闽侯、福清等地的福州人到马来半岛的实兆远地区发展。最初两批移民共366人，抵达时被安排在预先准备的九间亚答屋（茅草屋）中暂住，之后每人分得3[13]英亩土地，开始从事农耕生产。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积极鼓励华人移民前来霹雳州发展农业，垦约中议定，华人移民必须用一半土地种植稻谷。1905年，政府发展树胶种植但成效不佳，后经过教会、侨领胡子春的大力推广及保证收购后才有起色。1910年，第一批树胶开割，垦民始知有利可图，开始争相种植，并引来大量中国移民。当时的宣教报告中记载：起初垦殖民对种植橡胶根本不屑一顾，并坚持要继续栽种番薯和养猪。有一天，华人保护官柯文（W.Cowan）、胡子春老板和我亲自出席在安顺的官方推介礼。我们召集了所有的垦殖民，告诉他们关于种植橡胶树的机会和利润。在聚会后，每个人都涌进苗圃，带走捆捆的橡胶树苗。这些树苗都栽种在垦殖民的园丘里，自此，[14]他们当中大部分开始富裕，过着好日子。

与诗巫福州垦场的建立相似，实兆远福州移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基督教美以美教派的动员及组织，宗教信仰为福州人的海外[15]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信心及支持。（二）社群生活

早期南来实兆远的福州人几乎都是美以美教会的会友，时常在甘文阁宣道堂聚会。实兆远的福州人同样以宗教为生活重心，大小事务都要找牧师商量。作为移民的领袖，牧师身兼牧者、行政官、社团领袖等多种角色，工作繁重，华文学校的建立、水源的开发、社区秩序[16]的监督、政令的宣达与沟通等，都是牧师的业务范围。例如李克成牧师1920年协助创办培民、育德学校，1923年创办新民学校；戴[17]保珍牧师担任国民、南华、育英、陶民等校的董事长等。（三）创业活动

实兆远的经济起于农业，转向树胶种植后始往经济作物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橡胶价格高峰时，许多农民快速富裕起来。实兆远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源于20世纪初怡保富商胡子春在实兆远种植橡胶树3000英亩以及1906年成立的“实兆远教会垦场有限公司”的推动。但1920年橡胶价格大跌，加之移民规模扩大、土地紧张，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部分福州人选择回乡，部分福州人转往泰国南部及新加坡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出现变化，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橡胶树种植业带来的经济发展，一直维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奠定了实兆远今日繁荣的基础。橡胶树种植业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地位，曾一度让位于家禽、家畜养殖业，20世纪八九十年代[18]后，又被油棕种植业所取代。六 展望与讨论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诗巫和实兆远两地福州人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冒险的精神，他们因相似的宗教背景而更能和衷共济，将海外一隅建设成“新福州”“小福州”，并不断地向外迁移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罗吟圃就曾评论道：“基督信仰对福州人带来很多建树。首先，教堂与学校紧密联结，常见的情况是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一个基督教家庭往往不惜缩衣节食也要让子弟受教育。福州人受教育程度较砂拉越其他华人社群为高的情况众所皆知。基督信仰与此有密[19]切的关系。”

总体上，诗巫和实兆远的经济发展有许多相近之处。第一，两地福州人都不是当地最早抵达的华人移民，却都在20世纪初通过集体移民及自然繁衍成为当地最大的华人方言群体，并不断发展；第二，两地都是以教会为中心、以垦场为组织单位从事开发，即使再次迁往外地仍沿用这一模式；第三，两地起初都在殖民政府鼓励下种植粮食作物，未见成效后也都转向种植橡胶树，并在累积一定资本后转向其他行业发展；第四，面对经济波动及政治波折，两地福州人都展现出坚韧的创业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实兆远，诗巫福州人在经济发展上似更为全球化、集团化，其原因可能与二战后婆罗洲局势所带来的政经机遇有关。

近20年来，海外福州社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州族群百年来在海外发展并积极参与东南亚各国建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然而追求发展也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代价及进行若干困难的抉择，这[20]些挑战包括生态永续、社群竞合及世代差异等，这就尤为考验其运用发展经验的智慧。

海外福州社群发展虽面临许多挑战，也欣逢“海上丝路”建设的百年机遇，他们可凭借自身与原乡的密切关系，在中国与其迁居国双方的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及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福建侨乡各级政府正积极邀请榕侨企业来闽投资，海外福州人的经济角色将更为突出。例如2015年的“欧洲侨商福建自贸区行”活动，就组织海外侨商赴平潭、福州展开商务考察，推介福建自贸园区的政策规划和重点项目。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除了前述诗巫和实兆远福州企业家积极参与“海上丝路”的相关建设、创造自身发展机会外，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也正规划在福州建立企业总部，这些都能让海外福州人在祖籍地大展身手，贡献所长。[1] 本文原载于《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本文为2015年华侨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15SKB213）的阶段性成果。[2] 陈琮渊（1979～ ），男，台湾基隆人，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师。[3] 张诗雨、张勇：《海上新丝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思路与构想》，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第207～222页。[4] 陈琮渊：《砂拉越福州族群发展史》，《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005年第37期。[5] 陈琮渊：《砂拉越华人资本发展探析：以福州与客家两个族群为中心》，《淡江史学》2006年第17期。[6] 詹冠群：《刘会干与启德行：一个华人企业家的奋斗历程》，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第147～154页。[7] 朱峰：《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2009。[8] Thornton，Patricia，“The Sociology of Entrepreneurship，”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9，pp.19-46.[9] Light Ivan and Dana Leo-Paul，“Boundaries of Social Capital i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2013（3），pp.608-610.[10] Eric Gedajlovic，Benson Honig，Curt B.Moore，G.Tyge Payne，and Mike Wright，“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A Schema and Research Agenda，” Entrepreneurship：Theory and Practice，2013（3），pp.455-478.[11] Kuok，KiuMee，The Diffusion of Foochow Settlement in Sibu-Binatang Area Central Sarawak 1901-1970，Sibu：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1997.[12] 林宜慧：《砂拉越诗巫福州人领导层之研究》，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9，第163页。[13] ［马来西亚］施敦祥：《实兆远的福州人：从历史角度探讨》，曼绒古田会馆，2003，第66～68页。[14] ［马来西亚］廖克民：《因为有你：再寻实兆远华人基督徒垦荒足迹》，曼绒华人基督文化协会，2009，第19页。[15] ［马来西亚］廖克民：《宣教与历史：第二届实兆远历史研讨会论文集》，曼绒古田会馆，2007，第1～3页。[16] ［马来西亚］黄孟礼：《福州人·拓荒路》，诗巫福州公会，2005，第110～111页。[17] ［马来西亚］廖克民：《因为有你：再寻实兆远华人基督徒垦荒足迹》，曼绒华人基督文化协会，2009，第11～13页。[18] ［马来西亚］钱进逸：《从山区到橡胶园：古田移民拓土路》，曼绒古田会馆，2005，第110～112页。[19] Law Yan-pao，Report on the Foochow Chinese of Sarawak，Hong Kong：Regional Information Office，1962，pp.1-22.[20] 陈琮渊：《文学、历史与经济：砂拉越华族社会发展探思》，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10，第138～140页。三十年来中马民间个体交往之演变[1]——以对侨乡闽清的考察为例[2]陈日升

摘要：自197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以来，两国经贸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深入，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两国民间个体的交往，并最终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与侨乡之间跨国交往的重建与发展。闽清是重要侨乡之一，结合田野调查以及笔者的亲身经历，本文呈现30年来侨乡闽清与马来西亚两地的民间个体往来演变的历程，同时探讨其演变的因素。

关键词：中马关系 民间交往 侨乡研究 闽清

在东南亚11个国家中，马来西亚是与中国有着较好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自1974年5月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教等领域的官方及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和发展。

作为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马两国的民间交往也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马两国的民间交往也逐渐发展。笔者生长在拥有众多马来西亚[3]华侨华人的侨乡闽清，从小目睹了家乡亲人与祖籍闽清的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往来变迁，对两国民间个体交往过程中的演变深有感触。目前，学界对中马两国经贸、外交、文教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民间个体交往角度进行的研究还不多，因此，本文以侨乡闽清为考察对象，利用笔者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以及2015年6～7月在闽清的田野调查所得为主，对中马两国民间个体30年来的交往演变做探讨，对引起变迁的因素试做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大家。一 侨乡闽清旅马华侨华人概况

闽清县位于福州市西面，是福州市的重点侨乡，也是福建省的重点侨乡。闽清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并不悠久，根据《闽清县志》记载，境内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出国者是清同治末年的黄钺，他“因本姓族人[4]与刘姓乡人争占坟山诉讼，受讼累十多年不能了结”而前往缅甸行医。自黄钺之后，闽清陆续有人出国。1899年，闽清人黄乃裳“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槁饿而死。且以远女主之淫[5]威，与夫专制之虐毒”而被迫携眷南渡新加坡。在新加坡期间，黄乃裳在女婿林文庆的推荐下担任了新加坡《日新报》的主笔，同时“利用办报之便，遍行南洋英、荷各属殖民地考察，选择适宜于移民[6]垦殖的地点”。当时位于婆罗洲西北部的砂拉越森林密集，有大片土地亟待开发，负责管辖砂拉越的第二代拉者——英国人查理士·布鲁克正积极寻求合适的劳动力来开垦这片土地。1900年6月，黄乃裳在考察了位于砂拉越的拉让江流域之后，与查理士·布鲁克签署了开垦诗巫垦场的十七条条约，其中包括“给予垦农耕地，每一成人3英[7]亩，以20年为期，期内免税”等内容。从1900年到1902年，黄乃裳先后在闽清、侯官（今闽侯）、古田、屏南、永福（今永泰）、福清、长乐等县招募垦农1118人，分三批前往砂拉越的诗巫“新福州”[8]垦场，其中来自闽清的垦农约800人。这些来自闽清的垦农为日后闽清人移民马来西亚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为躲避战乱、国民党抓壮丁、匪患以及其他天灾人祸，不少闽清人通过海外亲友的联系和帮助开始了牵亲引戚向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迁移的历程。根据《闽清县华侨志》的记载，从1916年到1941年，闽清全县共有1149户6000多人移[9]民海外，其中95%都是去砂拉越。到2004年，闽清县海外华侨华人总数为259655人，其中在马来西亚的为209755人，约占总数的[10]81%，马来西亚成为闽清人在海外的最主要侨居地。二 三十年来闽清与马来西亚民间个体交往之演变

尽管中马两国于1974年就正式建交，但在建交之初，中马双方都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对中国来说，马来西亚是中国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示范，因此，在对马来西亚方面，中方采取的是小步稳走[11]的策略，“尽量照顾对方的愿望和接受程度”。而马来西亚政府方面也顾虑重重，担心马来西亚的华人回到中国后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进而对马来西亚的国民团结和民族塑造产生不利影响等，用前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达图·阿卜杜勒·马吉德的话说：“马来西亚当时出于对涉及自身安全利益的种族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考虑，主要持一种谨慎与怀疑的态度，侧重首先发展国家间的关系，而将两国的民间关系[12]放在稍后的阶段。”正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在中马建交后的前10年，马来西亚政府严格限制其国民来华探亲或旅游，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一态度也影响了祖籍闽清的马来西亚华人与祖乡之间的交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尤其是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取消其公民赴华的诸多限制，两国民间个体的交往才逐渐频繁。

在笔者看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迄今，闽清与马来西亚民间个体的交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侨乡闽清与马来西亚两地间的亲人努力恢复或加强彼此的联系。如前所述，自20世纪初起，迫于生计和国内局势的闽清人就开始了牵亲引戚移民马来西亚的过程，当他们在异域安定下来并且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之后，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留在家乡的亲人：或牵亲引戚，将更多亲人带往马来西亚谋生；或汇寄钱款与物资，为家乡亲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资助。尽管受时局和当时通信条件的限制，但侨居马来西亚的闽清人与家乡亲人之间仍保持着相应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的影响，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开始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与此同时，新生的中国政府也需要动员全国民众的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种背景下，闽清出国的人数迅速减少。“文革”期间，由于与海外亲友的联系被认为是“里通外国”等，闽清人与海外亲人之间的联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除了部分仍保持时断时续的联系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海外的联系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马来西亚华人陆续返乡，这些一度中断的或时断时续的联系才得以恢复或加强。这从笔者的访问调查及亲身经历中可以得到更切实的体会。

受访者A有一个亲戚在马来西亚，他告诉笔者：我的爷爷有多个兄弟，后来家中遭遇了一场大的变故，兄弟中只剩下我爷爷一人。我爷爷的一个弟媳在那场变故后就带着她年幼[13]的儿子去了南洋。［是什么时候去的？］听说是（20世纪）30年代吧，我们闽清当时有很多人去南洋。我爷爷的那个弟媳后来就没有再和家里联系过。（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里有个人从南洋回来，盖侨联会、建小学。我们听说那个人在南洋挺有本事的，就去找他，把我爷爷那个弟媳的情况告诉他，让他帮我们去问一下。每次南洋有人回来，我们都去问，后来还真联系上了。

受访者B的情况与受访者A有些不同，他的两个叔叔于20世纪30年代末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去了马来西亚，B的父亲与祖父留在家中。此后B在马来西亚的两个叔叔始终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即便在“文革”时期，这一联系也不曾中断。B说：我的两个叔叔出去后，和家里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三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叔叔还经常寄东西回来，什么墨鱼干啦、麦片啦，多亏了他们。“文化大革命”时，写信出去检查得很严，我们还有写信互相问候，只是相对少了些。（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两个叔叔虽然过世了，但是我还在（世）的那个婶婶带着我那些堂兄弟们回来，后来我们和南洋那边的兄弟们联系就更多了。

笔者的叔公也在马来西亚，长期与家乡失去联系。在笔者的童年时期，每逢村中有人从马来西亚返乡探亲，笔者的父母就前去拜访，希望通过他们能与在马来西亚的叔公恢复联系，笔者也常常跟随父母前往。在笔者的印象里，当时那些有亲人从南洋回来的人家里，前来询问的村民常常挤满了房间。正当我们想方设法希望联系叔公一家时，在马来西亚的叔公也通过返乡探亲的马来西亚华人四处打听我们的消息。1988年，多年没有联系的两家人终于恢复了联系。类似这样的联系过程和结果在当时的闽清十分常见。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随着中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侨乡闽清与马来西亚亲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马来西亚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85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首次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马关系和国际问题举行会晤并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两国高层间的互访开始频繁。1989年，在许多国家谴责中国的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表示理解并毅然派团访华。不仅如此，马哈蒂尔还多次在国际场合驳斥“中国威胁论”，[14]中马两国关系不断改善，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取消了马来西亚公民赴华的诸多限制，对中国公民访马限制也有所松动，两国民间个体的交往因为两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而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在侨乡闽清，从20世纪90年代起，返乡的马来西亚华人逐渐增多。1990年，笔者的叔公终于在离开祖乡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返乡了。20世纪90年代，闽清的一般家庭物质生活并不宽裕，居住的条件也远不如今天，尽管如此，笔者的母亲仍倾家中所有热情招待叔公夫妇俩，带着其已故母亲遗愿的叔公也丝毫不介意笔者家当时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放弃了前往县侨联招待所居住的邀请而居住在笔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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