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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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名相试读：
内容提要
富弼，字彦国，北宋名相，洛阳人。其少年时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范仲淹见到他，说他有“王佐之才”，向朝廷举荐他；晏殊看到他，说他才质俱佳，把女儿嫁给他。他是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边境的图谋。他为相7年，老成持重，高寿作古，享年80岁。
第一章 春秋战国名相名相
北宋名相富弼：积贫积弱王朝培养的优秀外交家
富弼，字彦国，北宋名相，洛阳人。其少年时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范仲淹见到他，说他有“王佐之才”，向朝廷举荐他；晏殊看到他，说他才质俱佳，把女儿嫁给他。他是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边境的图谋。他为相7年，老成持重，高寿作古，享年80岁。
在北宋的宰相中，富弼和文彦博是老寿星：文彦博活到92岁，富弼活到80岁。八十载悠悠岁月，六十年官宦生涯，富弼的人生长河可谓波澜壮阔，这里只撷取几朵浪花，来观照他的一生。
一
富弼年少时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善于消释痛苦者，向来不“放大痛苦”，这使人想起青年学者于丹，她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曾谈到“放大痛苦”和“淡化痛苦”这个话题。当时她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时看到桌上有半瓶酒，悲观主义者很沮丧地说：“唉！只剩下半瓶酒了！”于是喝起了闷酒；乐观主义者却很兴奋，说：“好！还有半瓶酒呢！”于是高兴地喝起来。第二个例子，说的便是富弼洛阳街头“不认骂”的故事。
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古往今来的高人和凡人，也就在这里分野了。而富弼所处的时代，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宋王朝井喷似的涌现出许多人才：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东坡、王安石等，都轻轻松松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取得了功名。富弼的科举之路却不很顺利，最初他是以茂才（秀才）的身份登上文坛的，但他不气馁，从容地和“大腕们”交往。当时的文人们经常搞文艺沙龙，在酒楼聚会，吟诗作赋。大家看到一个青年，面目清秀，稳重大方，但20岁出头了，还是一个茂才，都替他感到惋惜。这个年轻人却不卑不亢，来了，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安静地听别人诵诗，末了，才稳稳地站起来，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大家听。他的文章真是好，每每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最后总结评判，都说这个洛阳小伙子的文章不错。
这个小伙子就是富弼，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当时晏殊尚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托知贡举陈祥帮忙选婿。陈祥对晏殊说：我观富弼之文章气度，有宰相之才。范仲淹见晏殊喜欢富弼，就和陈祥从中撮合，富弼终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富弼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27岁了，属于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出工作组下来严查。
范仲淹坐镇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
可是，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二
当时的宋仁宗赵祯，看到了大宋政策的弊端，要做一些改革。在大臣递交的方案中，他看中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方案，于是在全国推行他俩提出的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访，筛选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监司（监察官）。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监司名单时，发现其中有贪赃枉法的官员，就提起笔来，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另选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里有些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让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范仲淹严肃地说：“彦国啊，我若不让这些官员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这一次，富弼不再和范仲淹争执了，他觉得范仲淹说得对，此后办事就更加实事求是了。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皇帝辽兴宗，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辽兴宗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辽兴宗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一人任意支配吗？”
辽兴宗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辽兴宗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辽兴宗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辽兴宗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辽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三
富弼一心为国家，受到宋仁宗嘉奖，欲提拔他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疏仁宗：“现在（大宋）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都以为太平无事了，万一契丹毁约，又来进犯，我岂不是死有余辜！陛下啊，您只要卧薪尝胆，不忘边患，多虑国政，就不用考虑我的职位高低了。”过了一段时间，仁宗欲再次提拔他，并派宰相去劝说：“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非因你出使契丹有功，请受之。”他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位。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出兵10万西征，并遣使至宋，要求大宋与西夏断交。范仲淹怀疑契丹是声东击西，可能与西夏联合攻宋，建议朝廷马上增兵，驰援西部边陲。富弼冷静观察后，认为契丹不会与西夏联合、杀个回马枪再来攻大宋。当时朝廷上下非常担心，议论纷纷：如果大宋受到攻击，你富弼是否以头颅谢罪呢？富弼很平静地说：“放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如富弼所料，契丹并没进犯大宋边境。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富弼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两年后的一天，仁宗上朝时突然昏厥，被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慌，议论纷纷。庙堂之上的富弼却很冷静，他和文彦博一起留宿宫中以防不测，并随时询问仁宗病情，使宫中秩序很快恢复。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以安定人心。
宋神宗继位后，为了富国强兵，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进京，变法改制。神宗想问问富弼对变法的看法，因为富弼是三朝元老，许其肩舆至殿门，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结果富弼一见神宗就说：“我反对变法。”神宗又问边防事宜，富弼说：“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惠，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革去其相位。
富弼见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能与之相争，于是称病退休，想返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临行前，他又上疏神宗说，现在王安石变法，起用许多小人，加上地震、旱灾，国事堪忧。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他为相，他推荐文彦博。神宗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沉默不答。
由此，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恨死了富弼，私下说：“枭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富弼于是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中置酒，赋诗吟和，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他死前给神宗上疏：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宇。宋哲宗上台后，又亲篆碑额“显忠尚德”4个字，请大学士苏东坡撰文刻之，对这位名相和外交家的一生给予肯定。
中国古代名相狄仁杰
中国封建社会的盛唐早期，出现了一位睿智机敏，刚正不阿，政绩卓著，极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就是显赫于世，海内外闻名遐尔的千古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大原南郊区）人。至今，其故里狄村尚有一株古槐，枝叶繁茂，世代相传为狄母手植。而古槐旁仍有石碑一通，上刻“狄梁公故里”。
狄仁杰出生于庶族官僚家庭。祖父狄孝绪，任太宗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官至州长史。仁杰自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一俟长成便以明经举第，出任汴州参军。初步仕途不久，即被污吏诬诉羁管，由黜陟使阎立本受理传讯。召讯期间，仁杰直言据理，申诉冤情。阎立本亦发现事属诬告，仁杰确实才学出众，实为“沧海遗珠”，遂举荐他为并州法曹参军。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途经并州太原。并州长吏李冲玄，因去汾阳官路经境内妒女祠，深恐皇后遭妒女之嫉，发生不测，使征发吏民数万新筑御道，取悦皇帝与皇后。狄仁杰却竭力反对，不以为然地说：“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避邪？”俱令作罢，免去了一场劳民伤财的繁重劳役。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赞仁杰“真丈夫矣”。
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擢升为大理丞，掌管国家刑法之权。到任第一年，便亲躬审案，处理前任积案无数，牵涉人命17000多。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拆诉冤狱，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就是这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两位将军，因误砍大宗昭陵柏树，引得高宗大怒，立命将他们处死。仁杰接到高宗斩杀两将的诏命，据理奏道：“国家法度已明，二人罪不当死。”’高宗闻奏满脸不高兴地说：“诏命已出。”狄仁杰犯额直谏：“今误伐一拍，便杀两将，若盗一扑，何以处之？不当杀而杀，是法不信于人。我不能奉诏陷陛下于不道，恐后世议论陛下何为人主乎？”高宗闻言顿觉有理，遂收回成命，改处流刑。至是，仁杰之名，初震京师。
后来，仁杰卸任大理丞之职，放任地方官，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地处陇右之西，为汉戎杂居之地。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抚如戎落，内外相安，甚得当地吏民欢心，郡人纷纷赞颂他的德政，并勒碑铭记。直至狄仁杰离任宁州重人朝为冬官（工部）待郎之后，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百姓仍“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将仁杰的政绩奏上朝廷，还竭力推荐他升为文昌（尚书台）左丞。
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武则天特派狄仁杰为江南巡抚大使，巡视吴、楚之地。仁杰到江南后，看到当地史民选情异常，祀祭神祠之风嚣上，实为伤财害民之举。遂奏诸武则天准予废毁。武氏闻奏当即核准，于是，狄仁杰断然焚毁“YIN调”1700多处，只留下值得纪念和歌颂的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子胥等4种神词，以享供祀。
垂拱四年（688年），是武氏则天废中宗李显之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第五个年头。五年来，武则天为打击世族官僚地主的特权，扶植庶族官僚地主的力量，发动频繁的政治攻击。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贵族世家，同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官僚集团之间，矛盾日趋激化。是年七月，唐朝贵族、博州刺史越王李贞，豫州刺史琅玡王李冲等，起兵发难，讨伐武氏，图谋匡复中宗。然而，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李冲起兵不过八天，便作鸟兽散。李贞在博州狼狈响应，不数日也兵败自杀。豫州吏民听说由宰相张光辅为统帅的唐军将要到达，纷纷出城降迎。而张光辅所率的三十万唐军，却不论青红皂白，贪功抢掠，无辜百姓。之后，又以查寻李贞党徒为名，四出抄家掠物抓捕人众，连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余口。一时间冤狱甚起，受害者无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狄仁杰巡视江南归朝，卸去江南道巡抚大使的职务，授命于则天武后，赴豫州任刺史之职。到了豫州，他看到哀鸿遍野，无辜受累者甚众，内心非常不安。于是，一面命令部下给那些死囚开释刑具，一面秘密上书武则天，奏明原案的“诖误”，请求武氏“仁恤”。武后深知仁杰刚正，相信所奏属实，遂下诏改杀为流，全部流放丰州。当这批囚徒流往丰州，途经狄仁杰曾经治理过的宁州时，宁州父老热情迎接安慰他们，并感慨地说：“我狄使君活汝辈矣！”当时豫州囚徒和宁州父老，相携同往，痛哭于为狄仁杰所树的德政碑下，以示感激之情。
对狄仁杰密奏豫州冤案，得准武后宽赦的磊落行为，奉命讨伐李贞的三军统帅、当朝宰相张光辅，大为不满。他指责仁杰以州将轻视元帅，恶言中伤，无所不有。仁杰不畏强权，辩解说：“乱汝南者本越王李贞，今李贞死，而万贞生。”张光辅不解何意？仁杰说：“你总兵三十万，讨伐目标是李贞。豫州民闻唐军至，踰城出降者四面而至，可你却纵兵杀掠，血流遍野，岂非万贞乎！我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你的脖子上。”作为一个新到任的州刺史，竟敢为民申冤、怒斥宰相，这是何等不畏强梁，敢于抗上的品德。张光辅虽然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但心中却怀恨仁杰不已。他还朝之后，连连奏本，妄告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抗上。武氏轻信于张光辅一面之词，先贬仁杰为复州刺史，又谪降为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终于发现，自己偏信张光辅妄告，使仁杰蒙含不白之冤。遂知错立纠，把仁杰调回京师，委以重任，擢升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宰相）。长寿元年（692年）春季，武则天的宠臣、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和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谋反”。此时，正值武则天改后称周亲登帝位的第三年，她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利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对唐朝元老勋贵及李氏宗室，横加诬陷，大开杀戒。仁杰等既以“谋反”之名获罪，遂立即遭到逮捕。仁杰被捕下狱后，武氏仍对仁杰谋反之事心存疑惑。她亲命给事中李峤、大理寺少卿张德裕等调查落实，详察仁杰是否确实谋反。岂知张德裕、李峤之流，惧怕得罪酷吏，日后不得安宁，明知仁杰等清白无罪，被诬含冤，却仍附和来俊臣的诬陷不实之词。依据当时所定法条，讯问即承认反者，得免刑死；如不承认，即遭毒刑。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仁杰一问即招：“大周建国，万物维新，我是唐室旧臣，谋反是实。”仁杰一刑未受，即承认谋反之罪，于是狱卒不再对他严加防备，等待的只是“报有司徒刑”。那知仁杰机敏过人，一待看守松懈，立即乘机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绸布，写好申冤之状，密藏于冬穿的棉衣之中。然后把棉衣交给狱吏说：“时天方热，请转告家人去其棉。”仁杰的儿子狄光远，为父拆洗棉衣时，发现了申诉状，遂持状上告。武氏闻告立即召见仁杰并问：“既无反事，何故又招反是实？”仁杰回答：“不承认，则吃于鞭笞拷掠。”于是，武氏下令释放与仁杰一案牵涉之人，免于死罪，或贬为地方官，或流放充边。狄仁杰虽免于身死，却从一朝宰相之尊，贬为彭泽县令。
武氏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兵陷冀州，河北震动，朝野皆惊。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戍守北边，抵御契丹。仁杰到任后，收拾民心，悉放被迫进城守备的农民归返家园。一反前任驱民入城，缮修守备，僵蚕自缚的挨打战略。很短时间内军民振奋，百姓欢悦。契丹引兵来攻，发现情况不妙，遂引兵北退，使魏州不战自守。武则天闻仁杰兵不血刃，契丹自退，遂擢升仁杰为幽州都督，亲赐紫袍、龟带，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第二年十月，调仁杰回朝，初为鸾台侍郎，旋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恢复了宰相之职。
立废太子是中国每个封建王朝的举国大事。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武承嗣，数次使人游说武氏，争立已为太子。仁杰素知“二武”之心，遂以国家前途为重，从中阻止，对武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直谏：“你为元首，我为宰相，立太子是国家之本，岂能不预知乎？”他还以传统的人伦之情劝武则天说：“姑侄与那个亲？陛下若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常享宗庙；而要立侄，没听说过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狄仁杰语重心长的劝告，终于使武氏省悟，召庐陵工李显回宫，立为太子。粉碎了“二武”妄想争当太子的美梦，防止了一次。
武则天晚年，日趋昏愦，奢侈无度，但信任狄仁杰愈重。久视元年（700年），擢升仁杰为内史。是年夏，动资巨万，求佛僧为其制不老之药；秋，欲奉佛教为国教，并准备修筑大佛像并巨寺。狄仁杰以国家兴亡为重，不惜跪于马前谏奏：“佛看，夷狄之神，不足以屈下之主”，“如来设教，本以慈悲为主，兴工必役于人。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何以救之？”武氏一一从奏，悉数罢免。武则天常称仁杰为“国老”，“仁杰好而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仁杰也曾多次以年老告退，则天从不允许。仁杰每人见，则天“常止其拜”，并说：“每见公拜，朕也身痛。”这年秋九月，狄仁杰病故，享年71岁。武氏则天悲恸异常，失声叹道：“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逮至唐睿宗时，又追封仁杰为梁国公。
狄仁杰，青年入仕，耄耋而逝，效命唐室数十载。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竭心尽命，鞠躬尽瘁；他勤于吏职，重视人民，走一处治一处，政绩颇为卓著；他刚正不阿，敢于抗颜直陈己见，受到世人的拥戴；他有胆有识，不向势力曲从，昭彰后世；他具有远见卓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佐助武氏则天立下垂青历史之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必昭彰后世。
齐国名相
——晏婴晏婴，字平仲，东莱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约生于公元前585年，前556年袭父位任齐卿，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执政达48年之久。晏婴以廉俭、直谏名于世，身为辅相，仍“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乘敝车，驾驽马”，甘居闹市与民为邻。对待国君，“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为匡君误而遭逐，他仍坚持到底，直到君主纳谏始止。他维护义礼，临危不惧。崔杼拭庄公后，遏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立盟，不从者立斩。曼婴面对屠刀，明以义、礼，使崔予无言可对。不敢再滥杀无辜。他又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在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他机智善辩，从不辱君命。出使楚国时，楚王欲辱他而不开正门。曼婴将计就计，说出使狗国才入狗门，使楚王当场难堪，不得不以礼相待。他先后出使吴、晋、鲁、卫等国，无不载誉而归。他重社稷而恤民苦，施政坚持了四顶主张：1、任人唯贤，不私于亲；诛不避贵，赏不避贱；2、赋敛权有无，均贫富，耕者十取一，减轻百姓负担；3、“君商渔盐”，国家努力发挥地利优势，搞活流通，增强国力；4、弛严刑苛法，尚仁治并辅以法。由于他卓越的治国才能，躬身力行的作风，虽遇庸君，但却维持了齐国的一代盛世，史家把他所处的时代与桓公时代并称桓景盛世。宋人苏辙在《吴子传论》中说：“管子以桓公霸，然不能身蹈礼、义，晏子之为人勇于义，努于礼，管子盖有愧焉。然晏子事灵、庄皆庸君，功业不足道，使晏子得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当于郑子产比耳。”是恰如其分的。后人收录晏婴言行，辑成《晏子春秋》一书，凡8篇215章，司马迁说：“《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晏婴的全貌。
第二章 中国历代名相
齐国名相
——管仲管仲（公元前725年一645年）名夷吾、字仲，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人。早年家贫，曾经商于南阳，与鲍叔牙为挚友，被小白委以相职后，举荐隰朋为大司行、宁戚为大司田、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宾胥无为大司理、东郭牙为大谏。推行改革政策，政治上“叁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在都城内编工商为六乡，士为十五乡。城郊按邑卒、乡、县属编制，设官控制。军事上，“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于民。经济上，改井田之弊，“相地而衰征”，发展农业。增加田赋收入，又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设“轻重”“九府”以通财货。迅速收到富国强兵之功。管仲辅小白在外交上实行睦邻伐逆政策，退还了所占鲁、燕的土地，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讨伐不驯，一战服莱、莒等31国。南征到召陵、北伐山戎、西伐大夏，远涉沙漠，诸侯无不服命。公元前679年，小白会宋、陈、卫等国君会于鄄（今山东郸城北），共推小白为霸主，成齐国一代霸业，孔子曾对其弟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唐初著名的宰相
——房玄龄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一位著名宰相。古人素有“房谋杜断”之称，房谋，是说房玄龄善于谋画、杜断，是说杜如晦决于判断。他们二人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杖策谒于军门
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卒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名乔，原为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彦廉的为人，经常与他“辞翰往来”，每当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经彦谦处“留连数日，屑泪而别”。房彦谦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虽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但对魏、齐、周、隋之间的长期政治动乱，十分厌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后，曾想“优游乡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后，也决不阿谀权贵，对看不顺眼的事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颖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间接地也对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浪费民力提出谏劝。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指炀帝）性多忌刻，不听意见，唯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
房玄龄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颇传其父遗风。他自小爱好文学，广闻博览，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书，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位全才。房玄龄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质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国运长久），而青年的房玄龄却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国家覆亡的征兆。一天，他对父亲说：隋朝本无功德，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之争），贵族们“竞相淫侈”。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相诛夷”，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房彦谦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有这样一番超人的见识，不禁大为惊奇。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他的父亲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绵延一百天），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他对继母也颇能尽孝，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门，“必迎拜垂泣”。继母病死，伤心到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当时人的十分赞赏，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也是相当辛苦的。这当然也由于唐军大得民心的缘故。《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房玄龄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时，著名 文学家 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 军事 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引为谋主。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
秦府十余年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 军事 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 王世充 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代隋称帝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 军事 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不少文书要他亲自起草。他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就是说，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 唐高祖 李渊的表章，是在马上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唐高祖 的大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也给予特殊礼遇，加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双方势力的同时增大，必然会由此引起政治上的斗争。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疑虑；而李世民不断树立私党，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事情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而归，发现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这引起了秦王府的极大惊慌，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谋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 王世充 时，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访过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诉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至少从此时起，房玄龄就已萌发了辅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 长孙无忌 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李渊四子）的势力，这样才可以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长孙无忌 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了房玄龄，和他进一步谋划进行宫廷政变的事宜。后来，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也都参加了密谋，形成为秦王府策划政变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谋，对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特别忌恨，于是在 唐高祖 面前说了房、杜二人许多坏话，唐高祖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形势越来越紧张，房玄龄和 长孙无忌 等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他们对李世民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便会坐受屠戮。”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在政变前夕，命令尉迟敬德将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他列举了许多事实，使李神通无话可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648年病故。
提任总百司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诚）恭（谨）夙夜（日日夜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 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受到房玄龄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贱为限。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
房玄龄任相期间，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重要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也正由于此，房玄龄堪称为 贞观之治 时期的良相。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虽略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自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连唐太宗自己也深为后悔，曾说过假如魏征还活着，一定不让进行这次战争。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君臣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贞观时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圭，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为：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早在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在他周围就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从贞观三年（629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唐太宗和他见了一面，“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
一代名相
——姚崇姚崇（公元605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则天朝以字行，时突厥叱利元崇发动叛乱，武则天不喜姚崇与叱利同名“元崇”，乃改名元之。玄宗朝为了避讳“开元”的“元”字，复改为单名姚崇。他在武周、睿宗、玄宗三朝为相，皆兼兵部。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姚崇在武则天朝以门荫出身为仕。任孝敬挽郎职时，应“下笔成章”科举，授为濮州（今河南范县南之濮城东）司仓。曾先后五次担任则天朝的夏官（兵部）郎中。当时契丹侵扰河北，战务繁忙，军书积压特多，原夏官处理文书极慢。姚崇上任后，“剖析若流”，以极快的速度处理得井然有序，武则天甚为惊奇，越级提升为兵部侍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义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酷吏周兴与来俊臣伏法之后，武则天在一次廷议中提出：“周、来二人勘案时期，朝中反逆特多；二人死后朝中无反逆之事。以前定的反逆案应无枉屈，不然为什么无人申冤辩屈呢？”对这一敏感问题，朝臣无人敢说实话，怕惹祸上身，身家难保。唯姚崇挺身而出，抗颜争辩说：“从垂拱（公元685年）以后，被定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严刑逼供下诬谄致死的。告密的人为了邀功请赏，编造谎言，天下之人称为‘罗织’，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残暴行径，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严重得多。陛下也曾派近臣了解狱囚的真实情况，所派近臣本人身家难保，他怎敢据实上报推翻周兴、来俊臣的判决呢？受害人自己只能含冤负屈，稍有异词即遭毒手，将军张虔勗、李安静二人翻供被杀不就是例证么？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任朝臣之中没有一个犯叛逆之罪的。”姚崇这一义正辞严的抗辩，不仅满朝文武对他感激涕零，连武则天也深为叹服。她说：“以前的宰相，怕负责任，遇事敷衍，不报实情，使我陷入严刑峻法的残暴境地，只有姚卿敢说实话，甚合我的心意。”即刻遣中使赐银一千两，以资鼓励。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桓彦范谋诛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恰好姚崇视察军情返回长安，遂参预其谋。这次行动的结果是二张被杀，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出。正在朝堂庆贺之时，百官无不欢欣雀跃，共庆李唐国运重开，皇统有继，而姚崇一人却潜然泪卜，极为伤感。张柬之、桓彦范对他说：“今天岂是哭泣的日子，恐怕你祸将临头。”姚崇说：“我事奉则天多年，一朝离去，感情一下子难于割舍。昨天我参预你们诛二张之谋，是臣子应尽之责；今天辞别旧主而哭泣，也是一个臣子应有的节操。若因这次的哭泣而遭惩罚，我也心甘情愿。”行为磊落，委实感人。不久贬为毫州刺史，转常州刺史。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即位，又召姚崇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不久又升为中书令即宰相之职。其时李隆基为东宫太子，而操纵朝廷大权除李隆基姑母太平公主之外，尚有李隆基兄弟宋王李成器、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等人。他们身居要职，掌握兵权，朝廷大臣均认为宗室干政对朝廷政局不利。姚崇与宋璟等人密奏睿宗应把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东都洛阳居住，而宋王、岐王、薛王三人则均迁为外州刺史。这本是为李唐王朝长治久安的安邦妙策，不料睿崇昏庸极盛，竟将此语面告太平公主，于是搅得天翻地覆，东宫太子亦涉与谋之嫌。李隆基为了平息风波，乃上表责称姚崇宋璟离间他姑侄、兄弟之情，请睿宗贬逐二人为外州刺史。此举名为贬逐，实是李隆基保护二人，怕他们在朝中遭太平公主的暗算。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南）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再迁淮南按察使。在这些地方任上，他为政简肃清廉，百姓及地方官吏为他立碑纪德，甚得好评。
姚崇施展抱负，风虎云龙，还是玄宗登基后的开元为相时期。玄宗贬逐兵部尚书郭元振之后，即召令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为紫微令。姚崇在执政之先曾与玄宗约定十件大事，如以仁义治天下，数十年内不求边功让百姓休养生息，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官职，废止破格滥用官吏，以法制抑压佞倖之徒，公卿、方镇、戚里不得贡献求媚，全国不得再增建寺庙宫殿，广开言路接受臣下谏诤，严格杜绝外戚干政。这十大建议基本被玄宗所接受，陆续施行。姚崇在开元时期为相处理的第一件事是勒令僧徒还俗。中宗朝佛教泛滥，公主及外戚度人为僧为尼者甚多。开始还基于佛教信仰，无可厚非，后来有些富户强丁以寺庙做为逃赋逃役的避风港，成为国家之害。姚崇表奏玄宗说：“一个人只要做到内心慈悲善良，使苍生百姓得到安乐，即是皈依佛法。用不着妄度奸人，破坏朝廷正法。”玄宗接受他的意见，令枉度的伪滥僧徒还俗者12000多人，堵塞了国家赋税漏洞，增加了社会劳力，于国于民，均称益举。
玄宗即位以后，以为政清明为目标，姚崇独当重任，对一切政务处置得当，且雷厉风行，深得玄宗信任。但是他儿子姚彝、姚异，喜与宾客往来，接受宾客馈赠，招致朝臣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影响姚崇的声誉。他的同僚中书赵诲，深得姚的信赖，在一次接待中私受“蕃人”珍贵礼品，遭到玄宗究问，下狱处死。姚崇一方面承认赵诲有罪，一面又设法营救，玄宗对此十分恼怒。姚崇自此忧惧不安，多次向玄宗提出解职归田的请求，并推荐宋璟以自代。玄宗因之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以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让他归养。
姚崇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病逝，年72岁。逝世前，他立下遗嘱，阐明信佛之害，不许子孙为他延请僧道，追荐冥福。临终时，叮嘱诸子：“我任宰相多年，所言所行，多可传诵后世。死后的碑文，不是著名文家不写。当今文坛巨匠，首推张说（音yuè），我和他素不相睦，若去特地求他为我撰写碑文，他必然不从其请。我留下一计，在我灵座之前，陈设珍贵玩物，俟张说来吊奠，细察其情。他若见到这些珍玩，不屑一顾而去，是他记挂前仇，防他报复，汝等速离此地回归乡里。倘他逐件玩弄，有爱慕之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赠。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刻于石碑，并将原稿进呈皇帝御览。我料张说性贪珍宝，使其利令智昏必然就范。切记照此办理，以快为妙。他必事后追悔索回文稿。果能如我所料想的那样，碑文中一定赞誉我的平生功业，后想寻隙报复，难免自陷矛盾之境，没法寻衅了。”姚崇之子彝、异等人谨记父命，遍讣丧文，设灵接受百官吊唁。张说入朝奏事闻姚已殁，顺道往吊。姚崇诸子依父命早已摆列珍玩，张说入吊后，双手扶摩诸物，极表爱慕之意。姚彝等人当即叩请说：“先父曾有遗命，谓同僚密友肯为撰写碑文者，当以遗珍相赠。大人乃当代文坛耆宿，倘若不吝赐文，以记先父之履历，当以诸物相赠。”张说欣然允诺，彝等促其从速撰写。张说兴致极佳，当即撰文，为姚崇写了一篇淋漓尽致的颂德文章。文一落笔，姚家就送来珍玩，取走碑文，连夜雇请石工，刻之于石，并即日将原文进呈御览。玄宗看了铭文，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似此贤相，不可无此贤文。”张说一天以后，省悟过来，暗想自己与姚崇有隙，多年不睦，如何反去颂扬其德呢？连忙派人索还原稿，托言文字草率，须加工润色。不料使者回报已刻成碑文，并呈御览。张说连连顿足叹息说：“这是姚崇的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计，真觉羞愧啊！”
姚崇死后，谥太子太保。他三次入相，皆兼兵部尚书，对于唐朝国力之强盛，开元政治之清明贡献巨大。他为政注意选人才、罢冗职、立制度、择百官、汰僧道、抑权贵、奖农桑、设屯戍等等政绩，无不为世称道。他与宋璟并称“姚宋”，同为后世称誉的良相。“开元之治”有他规划、经营之力，功不可没。
诸葛亮为什么难以入围千古名相之列
诸葛亮是千古名相似乎是历史定论。其实，诸葛亮只能算是一个千古忠臣，并非千古名相；而史书中说诸葛亮是一个千古名相，这就有待于商讨了。因为诸葛亮就是不能识大体、弃细务，凡事必亲躬，说明身边人才贫乏；有良才而不用，以庸才而误事，没有识人之明；统兵无功导致几次伐魏失败，这乃是为官为相之忌。但诸葛亮对蜀汉忠心不二，真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说诸葛亮只能说是忠臣，而非千古名相。
诸葛亮是英雄，他自称才比管仲一点儿也不过分，但是他也有很多问题，有些是个人性格造成的。然而一个高大的英雄的背影也是高大的，尽管是背影。后来，诸葛亮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诸葛亮在刘备打下的江山中功不可没，而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最后因为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才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推崇。
但是作为一个名相，诸葛亮并没有领导才能，事必躬亲就是说诸葛亮不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要自己亲自去做，而这并非一个好的领导者所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会知人善任，并不会像诸葛亮那样。在唐代赵蕤的《长短经》上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的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这是教导人们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不要事无巨细都要一个人去完成。所以说，会办事的人只是办事的人，而会使用人的人，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此外，西汉著名丞相陈平说过：“……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隆中对策，能够显示出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但是作为丞相，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证明他个人能力比较强。因为作为丞相还要学会正确授权、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还要适当地有一些野心，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更加强大，繁荣昌盛。诸葛亮是否将这几条规则做到位了呢？
1，正确授权
一个高级领导人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大问题上，而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一个领导者要懂得正确授权，而诸葛亮却偏偏不懂这个。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且多才多艺，工作勤勤恳恳，每日早起晚睡，处事过于谨慎，凡事不假他人之手、亲力亲为，“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致积劳成疾。每次出征，诸葛亮也都是亲自领兵，有些事情要经过自己再三考虑才做出决定，对于军中、朝中一切大小事务都亲自打理。虽然这是鞠躬尽瘁的典型，但他却将至关重要的一点给忘记了，那就是没有使下属的才能得到发挥，进一步导致整体的力量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诸葛亮一生最大的无心之过！
由于诸葛亮太聪明了，整个蜀国众人都习惯听命于诸葛亮，总以为他神机妙算，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以至于后来整个蜀国逐渐忘记了自己也有大脑，造就了一大批奴臣（也要怪诸葛亮的行事习惯，很少与大家商量，不是给锦囊，就是秘授，就算手下人想发表意见也没有机会）。由此，导致整个国家对他依赖性过大，等诸葛亮死后蜀国也迅速败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诸葛亮能重视教育和授权，能够把自己的所学教给手下军臣，估计历史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发展。
最经典的一次就是“七擒孟获”。当时诸葛亮是想攻其心，让孟获心甘情愿地投降。捉住孟获一次，就问他服不服，只要孟获说不服，不管自己再怎么不高兴都会放了他。这简直是固执，不能随机应变。哪一个名相能做出这等事情？从古至今，除了诸葛亮以外没有第二个了。
当时，第一次与南国打的时候，孟获派他的两位将军出战，两位将军被擒之后就因为被诸葛亮放了而感激他，愿意当内幕。当第四次擒孟获时，他的手下也不愿意随他打了，只不过碍于他是南王不得不服从。
按理来说，最后一次诸葛亮抓住孟获时就应该把孟获给杀了，因为他的有些手下都服了，他只是被逼无奈而已。可是，诸葛亮却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又一次地损兵折将，死了不少人。从这一点看来，诸葛亮与他的丞相身份是不符的，有点名不副实的味道。
2，会用人才
诸葛亮不善于识别人才。有人以为，人才厉害；其实不然，真正厉害的是善于使用人才的人。这就是刘备为什么能得到地盘的真正原因。刘备没有什么其他的大本事，但是非常善于用人，刘备的祖宗刘邦在这点上做得最好。他是一个流氓，但他知人善用，韩信、萧何、张良都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作用。反观诸葛亮，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实际统帅，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他是事必躬亲，整天累个半死。
领导即便再厉害，也没有三头六臂，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全理清楚、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非常恰当；即便是这样，他也终有老去的一天。而诸葛亮经常亲自审阅簿书。公元223年，主簿杨颙直接劝谏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体序，上下不可互相侵犯权力。如今先生掌理朝政，亲自阅审簿书，流汗终日，难道不觉得辛苦吗？”诸葛亮感谢他的提醒，后来杨颙死了，诸葛亮哭了三天。
其实，诸葛亮应该大胆使用人才，让他们充分发挥能力，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充分的磨练，才是实施战略的关键性问题。用什么样的机构去实施、配备？哪些人员去完成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确保战略？可持续进行的措施有哪些？这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丞相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是母亲，把下属当成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不让他们冒险，怕他们什么事情都干不好，只让他们走自己铺过的路，不让他们自己去磨练、去为自己铺路走，从此埋没了他们的才能。再者自己看好的，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职位，因此在择优的时候，要懂得去掉不适合的人选；而身为一国之相的诸葛亮在这方面更是失误连连。
连捧诸葛亮不遗余力的《三国演义》都会露出一句“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话来。何也？诸葛亮一生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不注重培养人才，结果造成了蜀国后期处于人才严重不足的境地，这一点确是诸葛亮的一大失误。虽然他本人是雄才大略，但是并没有为蜀国培养几个有用的人才，“五虎上将”也只不过是历史罢了。自此后，没有可用之人了。
诸葛亮不明白，其实栽培人才是领袖最重要的工作。此外，诸葛亮还不善栽培人才。诸葛亮掌权二十七年，特别是在公元223年刘备死后，不管朝中政事大小都交由诸葛亮判决。然而二十多年中，诸葛亮并不能栽培出蜀国的人才来。蜀国人才凋零是很明显的，诸葛亮六出祁山，主将仍然是老将赵云、黄忠等。
后来，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军中探问，司马懿只是回问诸葛亮饮食、睡眠的琐事。使者回答：“诸葛亮每天都早起晚睡；并且处分在二十鞭以上，就要他亲自批示；所吃的饭菜还不到几升呢！”就在月底，诸葛亮死于军中。正是由于诸葛亮的亲力亲为，才导致这种局面的发生。倘若诸葛亮懂得授权的方法，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这一点上，诸葛亮又一次犯了错误。诸葛亮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只看到和自己相同人的长处，对于那些不甚完美的人，觉得把自己的所学传于他们全部是浪费。诸葛亮忽略了一点，人再完美，也有不如他人之处；人再无用，也有过于他人之处。诸葛亮的这种授权方法只会导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比较明显的一次就是马谡“失街亭”。刘备在世的时候，看出马谡不大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考察一下。”刘备善于识人，马谡作为一个高级参谋是很合适的，但是作为一个将领不合适；而诸葛亮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这一回，他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终于大败在街亭。
3，具有一定的野心
诸葛亮之所以没有成为“千古名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太忠心了，一点野心都不具备。眼看天子那么懦弱也不取而代之，这就是陷国家于不仁不义之中。作为一个丞相，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兴亡，而不是自己的名誉，况且刘备临死托孤时就告诉诸葛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的话是真是假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作为一个皇帝，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这样一来，诸葛亮若执政的话也是光明正大的，也不算是篡权夺位，其实诸葛亮完全可以像司马懿一样，也可先不谋反，但是把朝中大权先揽在自己的手里，以国家为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作为一个丞相应当做的事情，可诸葛亮却一直都没有这么做。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刘备死之后蜀国竟然没有乱？原因很简单，蜀国只要有诸葛亮在就不会有篡权夺位之说。毫不客气地说，上自全朝文武百官、甚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他们都知道，诸葛亮才是蜀国昌盛的关键，而不是刘备；只要诸葛亮不死，蜀国就肯定不会灭亡，由此可见诸葛亮在蜀国地位之高。可是，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礼遇还历历在目，孔子先师的教诲还萦绕心中，这让诸葛亮怎样也狠不下心将“扶不起”的阿斗废掉而自立为王。尤其是刘备死前还叮嘱他可以取代阿斗，面对先王的大仁大义，诸葛亮更是没有了篡位之心。
和人家司马懿相比较起来，诸葛亮算是“傻”的多了。司马懿知道天子软弱无能，怕魏国会在曹睿的手中毁于一旦，为了忠于曹操和曹丕，他就起了叛逆之心。虽然在有生之年没有封王，却早已建立根基，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将朝政大权独揽于手，让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兵遣将，让魏国能够强盛起来。而更绝的是，他没让自己留下一个篡位的骂名。虽然司马懿在和诸葛亮正面交锋时从来没有赢过，但在其他事情的处理方面却远胜于诸葛亮。而诸葛亮自己也说过司马懿是一个在战场上不可多得的对手。可以肯定的是司马懿这种“野心”还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司马懿先说到此，我们言归正传，接着来谈诸葛亮。也正是由于诸葛亮没有取而代之，才使蜀国彻底灭亡。刘禅的被俘、蜀国的灭亡，虽然是在诸葛亮死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但生前常以相父自居的诸葛亮是难辞其咎的，应负有相当责任。
当初，诸葛亮拟定三足鼎立后，再一统天下的远大恢宏的战略理想最终成为一场空梦。非但没有统一中原，反而是连他亲自辅佐创立的蜀国也顷刻间灰飞烟灭，这是蜀国的悲剧，也是诸葛亮的最大人生悲剧！同时，诸葛亮也有负刘备的托孤之重。
看来，诸葛亮在这三个方面的确存在着严重问题。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甚至发明家，但这些只能体现出他只是一个千古忠臣而已，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千古名相。在诸葛亮生命的晚期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不力，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学传授于姜维，只可惜诸葛亮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已经为时过晚，加之后主刘禅昏聩无能，蜀国气数已尽，仅凭姜维一人苦撑危局已是于事无补，最终蜀国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曹魏大军攻陷成都时，诸葛亮之子、之孙挺枪力战曹军，父子二人双双战死疆场。可叹诸葛武侯祖孙三代、一门忠烈全部为国捐躯。悲哉诸葛亮！壮哉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三章 寻找另一位“肚里能撑船”的名相
寻找另一位“肚里能撑船”的名相“顾氏三贤”之一
随着新版电视连续剧《三国》的热播，三国历史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说到《三国演义》中有名的丞相，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曹操、诸葛亮，当问起东吴的丞相是谁，相信不少人一定回答不上来。
最近，位于苏州穹窿山景区的小王山，成了不少苏城人关注的焦点，因为相传那里埋葬的“顾氏三贤”，其一就是三国中的吴国丞相顾雍。清道光顾震涛所著《吴门表隐》以及苏州《木渎小志》均记载，顾雍和西汉时的吴侯顾贵、南北朝时期的顾烜，同葬在小王山。
这“顾氏三贤”是何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同葬在一起？在历史长河中，他们分别书写了哪些传奇故事？
东吴大帝孙权曾跪拜顾母祝贺
顾雍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的第二任丞相。自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六月至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他担任丞相长达近19年之久，是吴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丞相。
根据江南顾氏研究学会会员、顾雍第56代后人顾俊荣提供的资料显示：顾雍（公元168-243年），字元叹，吴郡吴县人（即苏州）。顾氏是江南名门望族，顾雍从小聪明机灵，少年时曾师从因避怨而隐居于吴的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原名蔡雍）学琴与书法。蔡邕对顾雍的才华十分赏识，认为将来必定有所成，于是将自己的名字相赠。
弱冠之年，顾雍即由州郡官吏表举推荐，开始步入仕途，屡有建树。后他累迁大理奉常，兼领尚书令，总揽直接对君主负责的一切政令，并被封为阳遂乡侯。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五月，当时的东吴丞相孙邵病逝后，谁来继任一时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当时，呼声最高的是东吴开国元勋张昭，但是，孙权经过一番反复权衡，却任命顾雍为丞相。
顾俊荣称，根据史料记载，隋朝开考科举以前，朝廷官员都由世族豪门子弟担任。顾雍的六世祖顾琮，汉代时做过尚书。四世祖顾奉，做到颖川太守，顾家在吴地很有影响，因此让顾雍出来当丞相，就有了宗族的威望。而且顾雍任地方官时，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显现出政治才能。此外，顾雍温文儒雅，处世为人低调。就拿顾雍升官封侯那次来说吧，碰上这事，一般人都会喜形于色，急于告诉他人，而顾雍不声不响，家人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就冲这些，孙权也要让顾雍来当这个丞相。
顾雍当丞相后不久，孙权带领朝中大臣亲自前往祝贺，并当众在大庭中跪拜顾母：“恭祝老人的儿子荣升丞相！”几天后，孙权又叫太子到顾宅去庆贺。
在顾雍的精心辅助下，吴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全面兴盛和繁荣，人称他为“东吴名相”。
顾雍的丞相风格和诸葛亮截然不同
当上丞相后，即使与孙权单独相处时，顾雍也十分注意君臣之礼。他经常察访民间疾苦，提出了不少适当而有效的办法，功绩不小，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他常将了解到的情况及自己的建议主张，暗中报告孙权，如果被采纳，功劳则归于孙权；如果不被采纳，始终不泄露，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因此赢得了孙权的器重和信任。
但顾雍并不是一味迎合，在有关国家大事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他虽然讲话时表情仍很顺和，态度则明朗，从不妥协。
顾雍善于思考，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许多政见主张，孙权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连两朝元老、辅国将军张昭“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减免）”的陈奏，孙权也要询问顾雍，得到证实后才实施。平时，孙权常派中书郎到顾雍处咨询国事举措，顾雍认为可行的，便会立即与来访者相互商量，反复研究推敲，并设宴接待；如果不合意，顾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来访者见此即告退回去。孙权对此则毫不介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他？
赤乌初年，吴国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政治大案。当时有两个担任朝廷中书官职的人，分别叫吕壹、秦博，负责典校各官府及州郡文书，掌管传宣诏命权力。他们的职级并不太高，但正巧当时孙权试图以经济问题为突破口进行吏治整顿，所用之人正是这二位。而吕壹、秦博小人得志，居然作威作福起来，一点儿小事就上纲上线，常常夸大案情，诬陷诋毁大臣。
太子孙登带头反对吕壹、秦博，丞相顾雍等人都向孙权检举揭露，被压抑的朝廷重臣也纷纷出来说话，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用剑去刺死吕壹，以除国患。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孙权迫于压力，只得拿吕壹开刀。吕壹被罢官免职，“收系廷尉”。
顾雍亲自前往提审，吕壹也曾诋毁过顾雍，但在审问罪状时，顾雍仍和颜悦色，临走时，他还问吕壹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吕壹叩头无言，自知罪孽，心服口服。与顾雍一起去的尚书郎怀叙恨透了吕壹，当面痛骂并污辱，顾雍马上制止，责怪道：“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此事过后，顾雍也被后人颂称“宰相肚里能撑船”。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孙子醉酒被罚“背向壁卧”思过《世说新语》记载，顾雍教育子孙十分严格，他的儿子、孙子都为官一方，颇有政绩。爱子顾邵被派到豫章做太守，由于操劳过度染病而死。消息传来时，顾雍正在和手下的人下棋，他双手紧握，指甲都把手掌刺破了，血滴在棋盘上，但神色不变落子依旧，还是坚持把棋下完。等客人都走后，他才忍不住用毛巾捂住脸号啕大哭。哭完，愁容散去，神色自若，像没有事一样。
顾俊荣说，顾雍身居高官，除了自身清廉公正外，对家人也能严加管教。有一次，孙权侄女出嫁，女婿是顾雍的外甥。顾雍父子及孙子顾谭前往庆贺，参加喜宴。当时，顾谭的官职是负责选拔官吏的选曹尚书。那天孙权也非常高兴，所以众人都十分尽兴。顾谭喝了很多的酒，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曾多次起身跳舞，而且跳个不停。
顾雍见顾谭喝醉了，虽气怒，但因考虑场合与情面，当场不便发作。第二天一早，他就将顾谭叫去，严厉责斥，警告顾谭下不为例，并罚“背向壁卧”，足足一个时辰，才允许他离开。
根据记载，公元242年，顾雍染病，第二年十一月病故。孙权着素装亲自吊丧，谥曰肃侯。孙权死后十多年，景帝孙休下诏称“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并封顾雍次子承袭爵位为醴陵侯。吴国末年，陆凯称“汉有萧（何）、曹（参）之佐，先帝有顾、步（骘）之相。”可见，顾雍在东吴历史上的影响。“顾氏三贤”之顾贵
他是所有顾氏的祖先
史料上对于西汉时吴侯顾贵的介绍并不多。在《吴门表隐》中，针对顾贵有这样的记载，“汉元鼎五年，从路博德击南越，功封吴侯，始居于吴郡横山。山东范县有顾城，贵所筑也。”
顾俊荣说，顾贵是顾氏的迁吴始祖，说到顾贵的身世，则不得不提越王勾践。越王勾践的第13世孙摇被封东瓯王位，国号东瓯（号东海王），封地乌程（今温州一带）。王位传到14世孙安朱这代，封其为顾余侯，自此顾姓诞生。东瓯王位实行世袭制度，安朱之后又传了四代，传到了顾建手里。顾建生有三子，长子顾省，史籍无考，且无后嗣。次子顾贵继承父兄之职。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王位传到了安朱第四代后人时，其部族开始受到闽越的进攻，于是向汉求援。汉政府派兵支援，闽越闻讯即退兵。迫于闽越的压力，东瓯这支越人向中央要求内迁，汉武帝就封其为驰义侯，迁其部众于江淮地区。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协助征伐其他叛汉越人部族有功，顾贵受封为吴侯，居处于姑苏。自此，江南顾氏便在此生根，顾雍就是顾贵的十四世孙。
顾俊荣说，在研究顾氏源流时，他们统计出全球90%以上顾姓人士的祖先均在苏州，顾贵便是这所有顾氏的祖先。“顾氏三贤”之顾烜
他是中国“钱币学鼻祖”
南北朝时期，著有我国第一部钱币学著作《顾烜钱谱》的顾烜，被尊为“钱币学鼻祖”。他便是顾雍第十二世孙。
顾烜，字信威，南朝萧梁吴郡人，先后任临贺王正德记室兼吴郡五官椽、建安令等职，赠侯爵。记者查阅相关史料记载，顾烜在世时为萧梁治国出过不少有益的主意，在道德观念上崇尚儒家学说。虽未见史书为顾烜专门立传，但在史书经籍、艺文志中录有他的著作。
顾烜在学术上的贡献莫过于他编著的《顾烜钱谱》，原书钱谱一卷、钱图一卷。《顾烜钱谱》（下文简称“顾谱”）虽已佚于明末清初，今未见有辑、刊本或钞本传下，但由于“顾谱”历来为众多的钱著引用，特别是南宋洪遵《泉志》，书中引“顾谱”论钱多达四十二处，使今人还能读到许多顾烜论钱的原话。汇合这些“顾谱”钱论，“顾谱”辑佚本已编入《中国钱币文献丛书》，虽不能见“顾谱”全貌，尚可知其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使今人可体察到中国钱币学创立时的概貌。“三贤”相隔数百年
为何葬在一起？
然而，顾贵、顾雍、顾烜这三贤隔了这么多代，前后相差数百年，为何会葬于同一山头呢？“小王山名字的由来，与顾家有着不解的渊源。”当地一位八旬老教师金云良介绍，顾贵葬于此地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王侯，便给此处土丘取名“小王山”，又称“小黄山”。此山远看似金牛卧睡，腹地平坦，风水很好，于是小王山也就成了顾氏家族墓地。后来，顾雍也葬于此山，因为顾雍曾在山顶坪石上抚琴长弹，祭拜先祖，被后人传为美谈，因此小王山又叫“琴台山”。到了南北朝，顾烜也葬于小王山。
曾当选苏州市政协委员的邹志谅则认为，由于最早落葬的顾贵是王侯，奠定了小王山作为王侯墓地的基础。此后，顾氏后人中位及王侯者才可安葬于此。“也有可能当初山上远不止这三位先贤的墓葬，但是在历代的战火硝烟中，顾墓地面被大肆破坏，后人只为最有影响的三位顾氏祖先立碑，才形成了现在的三贤墓。”
如今的小王山，已成苏州颇有名气的名人公墓，“顾氏三贤墓”被豪华公墓包围着仅剩近百平方米面积，墓前的三块墓碑深藏于荒草之间，显得异常凄凉。
二十多年来，顾雍后人和有关学者到处奔走，希望顾雍墓能够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以得到妥善的保护。然而在今年7月初当地文物部门组织的座谈会上，一位“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几乎让所有“申保”工作归零，现立有墓碑的顾墓被指“假古董”。
难道史书记载有误？著名教育家、江泽民恩师顾毓秀两次前来祭拜的祖先墓是假的？专家为什么不对墓地进行考古？一连串的谜团接连摆到了众人面前。
谁也无法想象，在千年之后，一代名相顾雍墓居然也和曹丞相墓一样陷入了真假迷局。
探访杂草丛生的“三贤墓”已被公墓包围
小王山位于苏州西南郊区，为孙子写兵法练兵法所在穹窿山向东延伸的余脉。
日前，在顾雍第57代后人顾建新的带领下，记者前去探访“顾氏三贤墓”。乘车在穹窿山景区转了多道弯，记者好不容易来到一山涧，顾建新停车指着路边山林说，“小王山到了，那就是小王山。这地方不好找，外地人来很容易迷路的。”
顾建新所指的小王山，难以称为“山”，而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土坡。顾建新也坦言，小王山只能称为“丘陵”。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王山海拔只有53米，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山顶呈浑圆状，坡度很缓。“小王山南北走向，背靠穹窿山，可遥望木渎灵岩和胥口太湖湖湾。”
顾建新告诉记者，“顾氏三贤墓”在小王山南麓朝阳并立，山的北面则是国民党元老、爱国儒将李根源（朱德老师）及其母亲的墓园，赫赫有名的小王山摩崖石刻群就在此地。站在山脚下一根电线杆的旁边，顾建新踩了踩脚下已经一尺高的乱草说：“顾墓没有专门的通道上去，找到这个电线杆后直往山上走就对了。”
果然，踩着山坡上碎石大约前行数十米左右，穿过一片公墓前的树林，记者看到一处茂密的杂草丛中，隐隐约约有一大两小三块墓碑。
到了这里，杂草更加茂盛，一部分竟疯长2米多高，顾建新拨弄了一番，清晰的碑文方才呈现在眼前。只见，中间一块墓碑上刻有“汉驰义侯顾氏迁吴始祖贵、吴丞相封醴陵侯顾雍、梁建安令赠侯爵顾烜之墓”等字样，落款是“嘉庆丙子岁”，即1816年。右侧墓碑碑文与中碑一致，落款显示书写人为顾毓秀；左侧墓碑是顾彦成、顾禧父子之墓，也是顾毓秀所写。
记者看到，“顾氏三贤墓”墓地东西两侧以及北侧全是公墓，整个公墓规模宏大，几乎覆盖大半个山头，一部分墓地紧靠“顾氏三贤墓”，最近约在四五米。“这是在苏州颇有名气的名人公墓。”顾建新说，安葬于此的名人有画坛巨匠吴湖帆、昆曲曲学大师吴梅、书法家费新我、作家周瘦鹃等。在“顾氏三贤墓”东侧不远处，记者发现10多位民工正在建造多个公墓，忙着安装石栏杆。顾建新告诉记者，小王山公墓最早建于1989年，皆修葺得较为豪华。
与一旁豪华的公墓不同，“顾氏三贤墓”已经在这里寂寞地度过了千年。历史的变迁，一度让顾氏后人都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墓究竟在此山何处。
根据苏州史志记载，顾雍墓的发现，得归功于李根源。
1923年，李根源因为反对曹锟贿选，愤而辞去国务总理的高位，退出北洋政府，隐居苏州十全街。1928年李根源买山葬母，从此开始了在小王山的生活，李根源庐墓守孝十年，留下了一段佳话。
这十年里，社会各界的名流纷纷前来拜谒李根源，其中善书者必留墨宝，善诗者必高吟唱和。于是，李根源专门长年雇了石匠，将题词题诗镌刻到山上的各处岩石上，使小王山成了一座近现代名人书法艺术的露天博物馆，其中章太炎、于右任、章士钊、蔡锷、吴昌硕、张大千等书法摩崖石刻一百多条，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1995年，小王山摩崖石刻、李根源墓已被列入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老教师金云良向记者透露，他曾是李根源的学生，其父与李根源是挚友。1927年10月，李根源到穹窿山买山葬母，查询历史典故时，发现了“汉吴侯顾贵、吴丞相雍、梁建安令烜，三墓并在白马岭小王山”这段史料，想将母亲葬在顾雍墓附近，便萌生了找寻顾雍墓的念头。于是他先后在村里顾姓人家处询问，但大多不知道在哪，多处寻访未果。
李根源始终不死心，第二次再到山里来时，碰到善人桥一位村民来访，提到在附近村庄一位顾氏后人家里有顾氏旧谱抄本。李根源便立即找来看，确认顾雍葬在小王山，但那位顾氏后人还是不知道墓在何方。李根源便携顾氏后人到山中去寻找，在小王山南麓草丛中得碑一方，字已经被风雨剥蚀，清洗后细细查看，“见到上面有三行字，‘汉驰义侯顾氏迁吴始祖贵、吴丞相封醴陵侯顾雍、梁建安令赠侯爵顾之墓’，落款为嘉庆丙子岁，碑后还有三座墓冢，巍然平列。”
1928年，顾氏三贤墓得到了吴县保墓会的保护和修缮，当年李根源作为保墓会会长，亲自登记、寻访并拍照，记录下顾氏三贤墓的详尽方位，还亲手种植松树护墓。在李根源著《松海》中明确写道，“此墓距吾母兆域才五十丈，逾岭即是，且有墓碣可认。”金云良说，是年李根源重修顾墓，并在墓前亲书摩崖石刻，以“刻石纪之，已告来者”，偕顾氏后裔、当地乡亲跪拜古贤。
保护著名教育家顾毓秀重为先祖立碑
顾氏是江南名门望族，著名教育家、江泽民恩师顾毓秀就是顾氏后人之一，曾于1947年和1986年两次来苏祭拜顾雍之墓。
金云良介绍，1986年6月21日，顾毓秀夫妇从美国回来，一踏上祖国大地，就受到邓颖超的亲切接待，邓大姐得知顾老要回苏州故里扫墓，立即派人陪同前往。当时，顾墓墓碑已经在文革时期被毁，于是顾毓秀决定亲自书写两块新碑的碑文。到了1987年立碑之时，当地的老百姓亮出了旧碑，说是为了防止顾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破坏，就偷偷将墓碑藏匿起来。见顾氏后人从海外归来，便放心交出旧碑。喜出望外的顾老将新旧碑一起立于墓前。瞻仰完先祖墓，顾老还深情地捧起墓地泥土带回美国。这些，在顾毓秀所著《行云流水》中均有详细记录。
顾家后人前来寻觅拜祭更是经常的事。2009年6月10日，无锡顾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顾智杰带领无锡、安徽、南通、常州等地的二十余名宗亲到苏州寻谒先祖顾雍墓，但大家看了“顾氏三贤墓”后无不痛心。“顾毓秀重新立碑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顾墓的墓碑始终保持原样，令人遗憾的是，其墓碑周围的荒草一天天长高，周围的新墓还在不断增加，顾墓的将来不容乐观。出于保护顾墓的目的，顾氏后人以及一批保护地方文化的热心人士四处奔走，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将其立为文保单位。”顾建新说。
最早为保护顾墓而奔走的，要数苏州钱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邹志谅老先生，早年他因关注中国“钱币学鼻祖”顾烜而关注顾墓。1987年，邹志谅结识金云良老师，便开始了为顾墓“申保”的征程。然而，这20多年来，他和顾氏后人一直到处奔走，希望顾雍墓能够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以得到妥善的保护。
争议现在“顾墓”是在原址东边新堆的
7月初，随着《三国》的热播，有媒体报道了顾雍墓。吴中区文管办组织了苏州市文物局、苏州博物馆、苏州市考古所、苏州碑刻博物馆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顾氏后人以及特邀的知情人代表，于穹窿山举办了“小王山顾墓座谈、论证会”。但是在会上，有人却说，“顾氏三贤墓”其实是个典型的“假古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这话的人，是1987年参与修墓的原藏书乡兴奋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华。
朱玉华称，上世纪80年代初，由吴县政协统战部牵头，在藏书乡兴奋村小王山修建李根源纪念馆。当时的兴奋村是吴县市的18个贫困村之一，村里没有企业，经济负担相当繁重，为了解决纪念馆日常开支，有人建议能不能借助“名人效应”打造一个名人公墓。大家认为，小王山有山有地，是块风水宝地，同时又有李根源、顾雍等历史名人的文化号召力，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为了振兴当地经济，1986年7月8日，他召集村上80岁以上老人召开座谈会，试图从老人的回忆里寻找顾氏墓园的蛛丝马迹。
从朱玉华提供的当年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与会八位老人印象中的顾墓曾经有墓道、有两脚牌楼等。朱玉华回忆说，老人所指的“遗址”上早就布满了新的墓地。无奈，他们只能在原墓地往东40米的地方，在一片空地上堆了一个土堆，然后请人仿照资料记载刻了一块嘉庆墓碑。随后将这个墓园的照片寄给顾毓秀。第二年，顾毓秀又寄回了亲书碑文，朱玉华按照顾毓秀书写的碑文，制作了两块墓碑加立在墓前，与重立的“清嘉庆原文碑”并立，形成现今顾墓前并列三块墓碑的现状。
顾墓的真实性遭到质疑，这让包括邹志谅、金云良、顾建新在内的所有呼吁保护顾墓的人，都坐不住了。
此后，顾建新一直想要找朱玉华问个究竟，但拨通电话后，朱玉华以不在苏州为由拒绝了与顾建新对话。记者费了一番周折联系上朱玉华，他强调自己在座谈会上所说的都是实情。“我是负责任地出来说那些话的”“我非常讨厌弄虚作假的”“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说完，他以正在陪领导喝酒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再争议当地老人都说“顾墓”就在原位“如果顾雍墓碑是在原址东面40米立的，那也就是说顾雍墓早已被建公墓破坏了？”针对朱玉华的说法，当地不少老人也表示了质疑。
当年李根源在小王山现场考证时。除了发现顾贵、顾雍、顾烜三墓，他还发现了宋秘书正字周公南、顾文节公彦成、顾漫庄先生禧、潘氏南渡始祖、清赠刑部郎中王公元相五人之墓，并将考证结果以摩崖石刻的形式告诉后人。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已得到所有顾裔和相关学者的认定。
已90岁的当地村民潘文男，早年曾经做过风水先生，对周围山川地形相当熟悉。据潘文男说，摩崖石刻上说到的与顾雍墓同葬在小王山的“潘始南渡始祖”，就是他的祖先，潘始祖在小王山落葬之初，小王山南麓还有潘家的一座小房子，是守墓人住在那里的，文革的时候被破坏了。
潘文男清晰地记得，顾氏三贤墓位于小王山南麓半山腰，而潘家的墓位于山顶，两墓均朝南。“顾雍墓的位置一直没有变过，破四旧的时候，顾雍墓的墓碑不见了，我在附近的村庄里找了好久，怎么都找不到。后来又有人重新把碑立起来了，还在老位置。”
李根源夫人的侄女马彩英和老伴王根生两位老人，在小王山生活了五十年。王根生说，顾雍墓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前墓地很大，现在只剩一小块了。”“顾氏三贤墓”的真真假假让人迷惑，那为何不通过考古发掘揭开真相呢？
苏州市文物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顾墓附近新墓林立，不便考古，此外，顾氏后人亦不希望打扰先贤安宁，不愿看到顾墓地下部分再遭破坏。
宰相肚里能撑船，长眠于地下的顾雍是大度的。但是任由一代名相之墓被湮没，实在太遗憾了吧！离开顾雍墓时，顾建新不无担忧地说，“下次来又不知路途了，因为公路旁没有明显的标记。”
一代名相李斯
秦始皇统一中国，有一个人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那就是李斯！有一位朋友在谈到历史上的几位名相时，居然没有提到李斯的名字，我颇感惊讶！
有必要先说一下李斯的身世：他出生于战国末期，原是楚国人，少年时代家境属中下层，但他不甘平庸，总想一鸣惊人施展抱负！大凡成大事者雄心壮志往往是其出人头地的先决条件！卓越才干是其建功立业的必备素质！动荡混乱的局面是其大显身手的最佳舞台！
为求得荣华富贵，李斯前往齐国，拜当时的著名大儒荀子为师，这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斯十分勤奋，又聪明过人。同老师一起研究“帝王术”。荀子告诫李斯“物忌太盛”！他是否完全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呢？或者说他是否真正领会了这四个字的深刻内涵呢？下文自有分晓！
李斯学成之后告别荀子去了秦国，此人具有见风使舵的本领！而且颇为自私。他通过送礼走后门的办法投到了丞相吕不韦的手下充当一名慕僚，也称食客。要想在众多的慕僚中鹤立鸡群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就得厚积而薄发！一方面他确实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善于随机应变，很快就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有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机会。
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战功而显，亦不能靠理政见长。唯一的捷径就是揣摸秦王的意思和心理，毅然决然的给秦王上书。他的投机禀性再次灵验！秦王被他充满诱惑力的言词所打动，很快对他大加赏识。提拔他为长史，从此他在秦国站稳了脚跟！一路官运亨通。他为秦王出谋划策，卓有成效，秦王封他为客卿，李斯在官场真正崛起了！
然而好事多磨！正当李斯官场春风得意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六国外来人的运动，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怀着悲伤失望的复杂心情离开了秦国，但他不死心，这么多年来花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吗？不能！倔强和自傲的性格促使他做出了不寻常的大胆举动，他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在他的人生拐角上又下了一把赌注。他给秦王上了最后一道奏章，这就是名闻千古的＜谏逐客书＞。
它堪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谏逐客书＞证据确凿，论理得当，情真意切，言辞精湛，秦王被深深感动了！急忙派人将李斯追回，当即封他为廷尉。二十年后，秦国果然一统天下。于是尊秦王为始皇帝！以李斯为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风光无限！但是高处不胜寒！伴君如伴虎！秦二世绝没有秦始皇那样的雄韬伟略！他昏庸无能！花天酒地！重用宦官赵高！赵高不但野心勃勃，而且嫉贤妒能。他若想乾纲独断！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丞相李斯置于死地！糊涂的胡亥听信谗言竟然把国之栋梁李斯给杀了！这样秦二世就等于给自己掘好了坟墓！同样赵高也准备好了两口棺材！
当年李斯学成之后辞别老师时，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四个字，即不要一味的往前走，必要的时候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足见他没能参悟透彻！故此才引来杀身大祸！在此我不得不佩服张良的高明！他知道刘邦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享福！刘邦当皇帝后他曾劝韩信急流勇退，但韩信没有接受，最终刘邦借吕后之手杀了这位功高震主的双齐王！萧何也不得善终！只有张良云游四海方才脱离了险境！
一代天骄毛泽东说得好：自信人生二百年！
春秋名相孙叔敖与“中国第一塘”
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门外，耸立着一尊巨大白色的春秋时楚国名相孙叔敖的塑像。为什么当地人如此崇敬这位历史人物呢？这还得从一则感人的传说说起。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孙叔敖的人在私塾里念书。一天早晨上学，他在路上看见一只红冠大公鸡，正在叨啄一条幼蛇，幼蛇已奄奄一息。心地善良的孙叔敖快步走上前去，赶跑大公鸡，救下这条小蛇，每天放在书包里，用自己最好的食物喂养它。数月以后，这条蛇不但养好了伤，还被喂养得白白胖胖。孙叔敖见书包里已藏不下它了，便对它说：“小蛇啊小蛇，你的家在田野里，快去吧！”小蛇摆了摆长尾，恋恋不舍地走了。
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孙叔敖这时已是楚国的丞相了。为了造福百姓，解决人民种田的用水，孙叔敖费尽全部家产，在当时的楚国都城寿县率领百姓开挖安丰塘。历尽千辛万苦，安丰塘终于建成了。可是，光靠老天下雨积水总不是办法。孙叔敖经过实地勘察，决定在安丰塘上端开挖一条河，引来六安龙穴山之水，以保安丰塘永不干涸。可是，这时的百姓为建安丰塘均已精疲力竭，爱民如子的孙丞相实在不忍心再去惊动他们。怎么办？
这件事被曾受恩于孙叔敖的那条小蛇知道了。这条小蛇如今已得道成了正果，其尾修炼得威力无比。小蛇来到安丰塘上游，将尾巴像把刀子似的深深插入地下，昂着首，缓缓地向南方游去。所过之处，地上现出一条宽宽的、深深的渠道。众兴以北地带都是黄土地，没费多大的劲，小蛇便开通了河道，所以这段塘河至今还是笔直笔直；可一过众兴，先丘陵，后小山，再后高山顽石，小蛇游弋过去，直冒火星，尾巴被磨得撕心裂肺地痛。它也知道，自己的道行都在尾巴上，尾巴如果磨秃了，自己也就是一条普通的小蛇了，但为了报答孙叔敖相救之恩，为了使当地民众免受旱灾，也只好豁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人们起床后惊讶地发现，一条塘河横亘在安丰塘南端，湍急的河水滔滔而来，不一会，安丰塘内便蓄满了水。这时的小蛇已经磨秃了尾巴，疲惫地趴在地上。孙叔敖很感激它，便又将它捧起来带回家里饲养，并称之为“家蛇”。就这样，在人们的保护下，“家蛇”与人们住在一起，一代一代地繁衍至今。
传说毕竟是人们美好愿望化为的虚构故事，但孙叔敖率百姓修建的安丰塘却是中国水利史上最早的大型陂塘灌溉工程。
安丰塘，位于寿县县城南30公里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安丰塘、漳河渠、都江堰、郑国渠）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塘”，它比我国著名的都江堰和郑国渠还早200多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丰塘古为芍陂，因塘中有白芍亭而名。后因在安丰县境，隋唐以后改称安丰塘。
孙叔敖，姓孙，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楚国江陵人。据《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国相）。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江淮地区为楚国领地，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他还开凿“芍陂”（今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记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芍陂上引龙穴山、淠河水源，下控1300多平方公里的淠东平原。据县志记载：芍陂围长百余里，开五门，吐纳川流，灌田万顷，使之周围农田“大雨泄之，大旱灌之，连年丰稔受益也”。
后来，又经过历代多次加固整修，特别是三国时曹操亲临合肥，下“开芍陂屯田”令，魏尚书郎邓艾“东至寿春”，大修芍陂，认为“引水浅灌”，既可“大积军粮”，又可“通运漕之道”，数年修整，使之“十万之众五年食”。六朝以后，如东晋毛修之“复芍陂”，“起田数千顷”。宋朝宋殷肃修芍陂，可灌“良田万余顷”。安丰塘不仅年久利厚，而且景色迷人。清代桑日清在《芍陂杂咏》诗中描绘道：“西风十里藕花香，红蓼滩边鸥鹭凉；一带长堤衰柳外，家家渔网晒斜日；北禽时掠浅滩飞，烟霭苍茫接翠微；好是轻风人放掉，红莲采得满船归。”
今天，安丰塘更是闻名遐迩。1973年秋，联合国大坝委员会名誉主席托兰曾率代表团来此考察，面对烟波浩渺的安丰塘，他由衷地赞美道：“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塘，世界上最大的塘！”
有道是：“饮水思源”。历代华夏子孙曾用各种方式纪念孙叔敖的丰功伟绩。在安丰塘东北，旧有楚相孙叔敖庙，邓公庙（祀邓艾），在安丰塘北堤外侧，今尚存孙叔敖祠，是早在北宋之前就在安丰塘北端建立的，祠宇三间，碑舍三间半，祠内藏有古碑刻二十余方，是研究安丰塘水利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许多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和鉴赏价值。历代文人多有诗文赞誉孙公修塘之益。其中有明万历时所立孙叔敖像，清代书法家梁手书《重修安丰塘记》等。清人周光邻育《芍陂楚相祠》诗云：“楚相祠堂柏荫清，芍陂晴藻碧烟横；欲知遗泽长流处，三十六陂秋水声。”王安石在《安丰张令修芍陂》诗中亦对楚相倍加赞誉：“鲂鱼拨拨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楚相祠堂仍好在，胜游恩为子留篇。”
第四章 名相之死
不得好死的中国权臣名相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国做太傅，当时与他一起当朝为官的费无忌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他为了讨好楚平王，把本来要给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转而献给了楚平王。费无忌做完这事有些后怕，他担心太子建日后继位报复自己，于是便向楚平王诬告太子建谋反。伍奢为人很正直，他对楚平王说：“大王，不是谁的话都能听的，说太子谋反好像不合情理，他可是您定下来的接班人，有谋反的必要吗？”
费无忌却从中调唆说：“大王，您可别听老伍的，他和太子建不是一般的关系，没事儿他们总在一起喝酒，太子肯定是他给教坏了。他们的阴谋要是得逞了，大王您可就惨了。”说完还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楚平王刚得了美女，处处听费无忌的，便把伍奢关进了监牢。
费无忌又说了：“大王您可别忘了，老伍可还有两个儿子呀，那可都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将来他们肯定要找您的麻烦。大王可以拿他们的父亲做人质，召他们回来斩草除根。”楚平王便派人去召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说只要他们回来就放了伍奢。
伍尚得知父亲被抓起来了，想立即赶回去。伍子胥说：“哥呀，楚平王叫我们回去，并不是真的要让父亲活命，只不过是怕我们逃跑了，以后找他的麻烦，因此用父亲做人质骗我们回去。只要我们哥俩一到都城，就会一起被杀，连个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不如一起投奔到别的国家，借助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
伍尚说：“我也知道回去救不了父亲，但我怕今天父亲叫我回去我没有回去，以后也没能为父亲报仇，那会被人笑话的。”他对伍子胥说：“你赶快逃走吧，以后为我和父亲报仇。我现在就回去，陪父亲一起去死，我不能让人家说我们老伍家的儿子不孝。”
伍子胥说：“你回去这是自投罗网，白白地搭上一条性命，何苦呢？”
伍尚说：“兄弟，别劝了，我拿定主意了，别忘了给我们报仇就行！”伍尚说完就走了。当使臣前来逮捕伍子胥时，伍子胥张弓搭剑对准使者说：“不要命的就上来吧！”使者一看这阵势吓得尿了裤子，一个劲儿地说：“别，我不是来抓你的，别误会！”
伍子胥便乘机逃跑了。他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便逃奔到了那里。伍子胥的父亲伍屠听说自己的儿子子胥已逃离了楚国，便叹息道：“楚国的君臣这回可要遭罪了，我这个儿子可不是省油的灯！”不久，楚平王便把伍奢和伍尚给杀了。
伍子胥逃到宋国，正赶上宋国发生，他又和太子建逃到了郑国。太子建受晋顷公指使想在郑国举事，因事情泄露，苦命的太子建被杀死。伍子胥见大事不好，又汗流浃背地跑到了吴国。
在过楚、吴交界的昭关时，守卫昭关的将士想逮捕他，幸亏伍子胥从小就跑得快，要不就被抓住了。他跑到一条大江旁边，再也无路可走。他站在那里哀叹道：“苍天啊，难道今天就让我喂王八了吗？我可是大仇还没报呢！”
这时江面上驶来一只小渔船，这个船夫是个见义勇为的人，他知道站在江边的是受到楚国通缉的要犯伍子胥，就把他渡过江去。伍子胥感动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解下身上的宝剑递给渔夫说：“恩人呀，你看这把宝剑不错吧？能值一百两黄金，您拿去，买个好房子住住，要是不买房子你就买地，当个地主挺不错的。”
渔夫不肯接受伍子胥的宝剑，说：“去去，别恶心我好不好？楚国一直悬赏捉拿你，说谁能抓到伍子胥，赏给他5万石粮食，还封他为爵，不止一百两黄金吧？我救你是因为知道你是冤枉的，虽然我挺穷的，可是咱人穷志不能短呀，是不是？”
伍子胥伸出大拇指说：“你行，要是楚国人都像你这样，我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做人的差距真是太大了。”伍子胥就这样保住了性命，可是他还没有走到吴国都城就病倒了，只好在半路上停下来。为了活命，他端着一只破碗去要饭，有时还要挨小流氓的欺负，那个罪遭得就别提了。后来，伍子胥终于到达了吴国都城，通过公子光见到了吴王僚。
这个时候，正赶上吴国和楚国因为边界问题打了起来。吴王命令公子光率领军队攻打楚国。攻克了两座县城后，公子光收兵回国。伍子胥对吴王说：“大王，先别收兵呀，楚国没什么了不得的，您派公子光继续追击，活捉楚平王。”
公子光却对吴王僚说：“父王，您别听老伍的，他父亲、哥哥都被楚王杀了。他劝您攻打楚国，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们报他的私仇而已。现在进攻楚国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伍子胥是个聪明人，他看出来这个公子光怀有野心，他想杀掉吴王僚自己当老大，在这种情况下再劝吴王对外用兵是不明智的。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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