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俊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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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试读：
前言
今年恰逢中东路动工修筑101周年，中东路事件发生80周年，中东路最终收回57周年。从中东路修筑到中东路事件发生，再到中东路最终收回，历经半个多世纪，这期间正是国际局势变化莫测，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侵略步伐，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巨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围绕着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引发了诸多相关的国际、国内问题。近年来，关于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问题的研究已引起很多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因此，我们希望以纪念中东路事件发生80周年为契机，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研究论文集的形式，全面推进对该问题的研究。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用来侵华的重要工具。1896年，俄国以帮助中国防御日本为诱饵，采取恐吓、收买等手段，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和经理中东铁路的特权。中东路干线全长1480多公里，支线全长940多公里，干支线相连，横贯东北交通动脉，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沙俄通过中东铁路驻军设警，大肆破坏中国主权，疯狂掠夺土地和资源，攫取了开采矿藏以及组织工商业等特权，一步步将中东铁路附属地变成为俄国的殖民地。
俄国修筑中东铁路后使其在远东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肢解了中国的边疆地区。其势力在东北的迅速扩张，加剧了中俄之间的民族矛盾，改变了俄、英、美、日之间在东北亚地区的均衡政治格局，掀起了世界列强对东北的瓜分狂潮，并由此引发了日俄战争。战后两国无视中国的主权，竟以密约的形式达成妥协，分别通过控制中东路和南满路划分了各自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使东北人民饱受殖民侵略的痛苦。
中东路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侵略性，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俄国十月革命后，为维护中国在中东路上的权益，中方与苏联展开积极交涉，先后签署了《中俄协议》和《奉俄协议》，通过这两个协议，表面上奉方控制了中东路理事会的大权，而实际上，铁路的管理权仍由苏方控制。此后，尽管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又与苏方展开进一步交涉，同时还在行政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但最终无果而终，导致中东路仍旧维持原来的局面。无论是奉俄还是中俄会议交涉的本质都是由中东路带来的不平等权益问题所引发的，奉方虽然在收回路区主权方面有所收获，但奉方争取中东路权益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这也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张学良执政后，面对亟待解决的铁路问题，继续执行张作霖时期关于中东路交涉政策。由于苏方在谈判中“总是借故推诿，以致毫无解决希望”，遂发生了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以及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权的一系列事件，并由此爆发了中苏边境战争，显示出张学良决心收回中东路的强硬立场。
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执政后发生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该事件的研究还只限于结果论的状态之中，缺少具体、微观的深入研究。从当前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是出于爱国主义的一次行动，应当说无论从中东路交涉史来看，还是从当时国民政府外交政策来看，这种选择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在收回权益的方式和手段上，选择强力的手段是不恰当的。此前有关学者对于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是“无端挑衅”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从“无端投降”的批评中，也必须指出的是：张学良对国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是导致中东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东路事件是中苏之间关于铁路交涉问题的延续和必然结果。关于中东路的研究不只涉及中俄（苏）关系，还涉及中日、日俄（苏）关系史，更兼及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共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的政策和主张。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与蒋介石既有分歧又有统一，而且正是由于蒋介石坚持了强硬的立场，才使中东路事件失去了和平解决的机会，最终导致东北军的损兵折将。中东路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让日本看清了东北军的真实实力，助长了其嚣张气焰，为其发动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和隐患。
在中东路存在的历史中，其利益不断地被出卖，先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铁路，接着是苏联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洲国。这些均是无视中国主权的表现。从中东路修筑后引发的一系列交涉到中东路被出卖，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中东路交涉史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东北地方当局对外交涉史和东北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中东路和中东路事件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对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东北地方史研究的深入。
从收录到本论文集的30多篇论文来看，均紧密围绕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展开，具有主题鲜明、立论严谨、研究深广等诸多特点，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挖掘了很多新史料，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从加强张氏父子研究的角度出发，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贡献给维护中东路主权的先人，以此推进史学的繁荣。郭俊胜2009年12月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上）中东路与中东路事件俄国护路军与俄国入侵中国郭俊胜
1896年，俄国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西伯利亚铁路东段穿过中国东北的特权。接着，俄国又通过单方面制定《东省铁路公司章程》，擅自规定：“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俄护路军进入东北境内后，以“征服者”自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导致了东北地区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和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促使东三省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军队的失控。这为俄军大规模侵入中国东北提供了借口，在俄军入侵过程中，护路军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一、俄国护路军的组建与进入东北
俄国组建护路军对中东铁路实行护卫，是通过采取歪曲条约和移花接木的手段实现的。1896年9月8日，两国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明确规定，中东铁路的护卫权属于中国。“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由便雇觅。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为履行《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在中东铁路开工之际，负责守备铁路勘测地区的军队除俄国边防军外，主要是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进入铁路勘测和建筑线，具有防备的双重使命。可是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俄国于1898年1月间，将护路军5个骑兵连开入东北铁路工地。
俄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战略目的是，除加强俄国在远东的经贸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地位，肢解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出于这样的目的，俄国在单方面规定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中，擅自对中东铁路的防护问题做移花接木的规定。《章程》第八款载：“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东省铁路合同成案要览》，《东省铁路文件集》，1922年哈尔滨俄文版，第18页。对这关涉国家主权的重大条款，沙皇政府以《章程》为公司管理条例为词，擅自单方面拟定并执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光绪皇帝为此发布上谕说：“《铁路合同》未经声明驻军保护，近日俄使亦未并将此节先行知照，何遽以保护铁路为名，派兵分驻？”《德宗实录》第441卷，第6页。衰败的清政府虽然对俄护路军侵入无力阻止，但也从未给予承认。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对此也未予以承认。所以，俄护路军进入中东铁路沿线，是侵入中国境内的非法军事力量。
俄护路军作为军事力量非法进入中国境内，沙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掩世人耳目，让清政府接受。1897年5月22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第82号议定书，决定组建“中东铁路特别护路军”。护路军组建：其士兵从欧俄免除兵役的哥萨克中雇用，军官则从现役的正规军中选派，其入选者先转后备役军人，然后再正式录用，入护路军服役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1923年哈尔滨俄文版，第503页。。先转后录的程序，只是为了向世人说明护路军不是正规军，而实际上与正规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1897年8月1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第114号议定书，选派外里海第四步兵旅上校旅长葛伦格罗斯为护路军司令，并责成葛氏组建首批护路军。俄首批护路军于1897年10月底组建完成，由5个骑兵连组成。其中有捷列克河流域哥萨克1个连，库班哥萨克两个连，奥伦堡哥萨克1个连，奥伦堡哥萨克和外里海步兵营后备役混编1个连。每连的编制设：连长1名，尉官若干名，司号员2名，骑兵司务长1名，哥萨克军士12名，士兵120名，兽医1名，医生1名。全军共750人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俄首批护路军组建完成后，于当年11月中旬，从敖德萨乘“沃龙涅什”号军舰东来，于1898年1月7日抵达海参崴，经短暂休整即开入中东铁路工地。
1897年8月28日，中东铁路开工典礼在绥芬河举行。开工之初，该路计划从绥芬河向满洲里方向单向修筑，因此，俄首批护路军尚敷使用。1898年，沙俄政府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东省铁路支合同》后，中东铁路和中东铁路支线全面展开施工。从双城子向西，从哈尔滨向东、向西、向南，从旅顺口向北，5个方向同时施工，场面、人力、物资等都增加了几倍。仅靠首批750人的护路军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于是俄国政府急忙扩编护路军。
从1898年初到1899年6月间，俄当局先后派出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四批护路军进入中东路区。其中第二批护路军由10个连组成：特列克河流域哥萨克1个连，库班哥萨克两个连，顿河流域哥萨克3个连，奥伦堡哥萨克3个连，乌拉尔哥萨克1个连，共1390人。这批护路军由朱布科夫斯基上校率领，从敖德萨起航至海参崴后进入东北境内。第三批护路军由5个步兵连组成，其中部分士兵由现役部队中抽调。该批护路军在大尉巴甫洛夫斯基的率领下，于1899年3月间进入东北境内。第四批护路军由3个步兵连组成，于同年6月间，该批护路军是在上校米先科的率领下进入东北路区的。第五批护路军由4个哥萨克骑兵连组成，于同年11月，在中校冯一温宁格的率领下进入路区。到1899年6月，在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上，“共有护路军计19个哥萨克骑兵连和8个步兵连”，“军官69人，士兵4658人”《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引自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第26—27页。。
随着俄国护路军分批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中东铁路当局根据各路段的需要，分别在铁路沿线建立了连队基地和铁路哨所，配备护卫力量，到1900年6月间完成了各路段的兵力部署。护路军设总司令部于哈尔滨，由葛伦格罗斯少将任护路军总司令。总司令部统辖3个分司令部，具体部署在3条支线上：
一是额尔古纳支线：司令部设富拉尔基，由朱布科夫斯基上校任指挥，统辖5个骑兵连，1个半步兵连，分布于满洲里至哈尔滨之间全长920公里的线路上。二是松花江支线：司令部设一面坡，由捷尼索夫上校任指挥，统辖9个骑兵连和3个半步兵连。其兵力部署西从哈尔滨车站东至绥芬河车站，全长540公里的线路上；三是旅顺口支线：司令部设铁岭，由米先科上校任指挥，统辖5个骑兵连和3个步兵连。分布于哈尔滨至旅顺口之间（包括营口和大连湾两条支线）980余公里的线路上。
除此之外，俄护路军还派出一部分兵力，到远离铁路线以外的要害地区设据点，以保障铁路公司所需物资的安全采集运送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这样，近5 000名俄护路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实施护路，给中国东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同时，俄国护路军作为军事力量进入中国境内，给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带来的危机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俄国单方面以《铁路公司章程》条款来否定两国签订的《铁路公司合同》条款，是一种赤裸裸的欺诈行为。《合同》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设法保护”，而《章程》却变为“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把中国政府对铁路的保护权篡改为“设法担保”。更为严重的是，对如此有关国家主权条款的改变，在中国政府不得与闻的情况下，在中国政府表示抗议的情况下实行，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
第二，由铁路公司委派警察本身已经是对两国签署《合同》的违背，而俄当局派出的却不是警察而是正规部队。俄财政部长维特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角度，特别是从有利于财政部控制的角度，反对抽调正规部队，极力主张由财政部组建一支“特殊部队”。俄为表明这支“特殊部队”为非正规军，特意在服饰方面做了精心设计。无论官兵，制服式样相同，一律不带肩章，只在军官制服的肩上饰以镀金丝绦以区别于士兵。在护路军服饰和军旗上广泛使用龙的纹徽，这显然是为了顺应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以便于在中国土地上完成其扩张的使命。俄护路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行使护路使命，成为中国东北边疆稳定的最大隐患。
第三，清朝政府对俄国政府篡改《铁路公司合同》条款的行为不能纠正，对俄派护路军进入中国境内的行为不能阻止，致使国家主权的沦丧。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对俄国上述行为虽然始终未予以承认，并提出抗议，但这对于已把侵略目标指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帝国主义来说，是无济于事的。俄国护路军的进入，是外国军事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境内的开始。
二、俄军以护路为名入侵中国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旅顺口的租占等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沙皇政府及俄资产阶级的报刊在俄国内掀起“条条大路通满洲”的狂热。无论是来中国的俄方官员还是护路军，他们大多是以“征服者”自居，以东北“新主人”的身份和面孔对待中国的土地和人民。因此，在敷设中东铁路过程中，沙俄霸占或强买农田，肆意践踏中国的主权。在平时，俄护路军“在各村屯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欺骗和诈取钱财，掠夺财产，用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以种种手段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他们在俄国人的欺压下而无法生活”B·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页。。最使广大农民难以忍受的是，护路军以武装强占农民的土地。俄护路军动用马刀、步枪，甚至以机枪来驱赶农民离开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田园，最终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沙俄军队打起“护路”旗号，肆意屠杀中国人民。1899年2月4日，驻辽东半岛的俄军2 000多人，闯到金州城东貔子窝刘家店“征粮”，遭到当地农民拒绝。第二天，俄骑兵200多人开到刘家店，见人就开枪射击，“轰毙三十余人”。接着，他们“又乘马追砍，毙十余人，受伤五六十名”。第三天，俄骑兵80余人再次到刘家店进行屠杀。2月7日查点结果，共有100多人惨遭俄军杀害《盛京将军依克唐阿致总署》（1899年2月11日），《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2—5页。。
俄护路军以武力驱逐中国居民、强占土地、抢夺民房、奸污妇女、掠夺财物等种种暴行，特别是残杀平民的罪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英勇反抗。在东北首先起来反抗和打击护路军的是所谓的“红胡子”。“红胡子”多是出生于贫苦农民，以及手工业者、车船夫役和猎户等劳苦大众。特别是那些因修路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无以为生而加入“红胡子”队伍后，对俄国的殖民统治最为仇恨。“红胡子”队伍的存在是社会最不稳定和破坏的因素，但在民族矛盾激烈的形势下，他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民族感和斗争精神，因此他们首先起来打击护路军。
在筑路期间，俄护路军是根据工程进展不断变动住处、哨所的，平均每个哨所常驻兵力只有三四个人。1898年，在西起扎兰屯，中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至松花江河谷和乌吉密到一面坡，从哈尔滨以南至昌图府的漫长铁路线上，“红胡子”队伍向护路军发起了不断的袭击。他们截击铁路公司过往的车船，偷袭采石场，进攻护路军哨所。连续不断的打击，使铁路工程不能正常进行。当年8月，在哈尔滨附近的松花江畔，“红胡子”击毙了两名哥萨克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这是俄护路军在东北的土地上第一次付出死亡的代价。在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反抗和袭击护路军的主要是当地居民。因为这里人烟稠密，铁路每延伸一步，几乎都有需要当地居民付出毁田拆屋的沉重代价，所以这里的反抗强烈而普遍。在同年9月间，宽城子附近先后发生两起武装袭击事件，一次袭击使护路军第一骑兵连连长巴甫列夫斯基受伤。一次袭击迫使来昌图附近测绘队狼狈逃走。
在“红胡子”和当地居民反抗和袭击俄护路军的初期，东北地方官员和驻军虽然对俄护路军种种暴行也极为不满，但还是配合并帮助维持治安。但随着东北地区民族危机加剧，人民反抗斗争的逐步高涨，他们也和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反抗俄铁路当局与护路军的暴行。1899年8月，铁岭路段因铁路当局拒绝先赔偿占地及青苗损失，并派骑兵砍倒青苗，强行插标画线，遭到当地居民的武装反抗。俄护路军被击退，铁路当局同意补加青苗损失。这次战斗是在铁岭当局支持下有组织进行的，“参加战斗的有几个村子的村民、民团和一部分清军，他们使用了步枪，还准备使用大炮”。铁岭这种有组织的反抗斗争形式，逐渐地在各地被采用。在长春府，地方当局派出一支400人组成的护路队伍，专门对付作恶多端的俄军，维护地方治安。
1900年6月后，东北地区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和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促使东三省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和军队失控。东三省驻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由支持当地居民同俄国护路军作斗争，到公开与护路军发生武装冲突的变化，既是民族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清朝当政者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慈禧于6月21日以诏书的形式宣战，从政治角度促使东北驻军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东北，义和团斗争的显著特点是抗击俄国侵略者。据奉天当局上奏，“自六月六日焚毁教堂之后，连日拳民与官军在省城南北两路拆烧铁路，攻击洋兵”，在官兵与俄军接仗时，“附近民团遥助声势，接济军粮”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6月27日，辽南义和团首先烧毁了辽阳城北大桥和护路军的哨所。接着，东三省义和团和驻守的清军官兵一起，先后向设立在盛京、辽阳、熊岳、铁岭、开原、吉林、宽城子、一面坡、富拉尔基、兴安山口、扎兰屯、呼兰、三姓等车站和码头的护路军哨所展开进攻，“所有俄国铁路桥房均被百姓拆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页。。到7月下旬，吉、黑两省军民发起收复哈尔滨的战役，使东北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最终由于清军不能一致行动，特别是驻守在阿什的长顺部5000人，先是拖延战期，继而按兵不动，使俄军获得待援时机，使驱逐护路军的战略目标不能实现。此役失败，不仅使东北的义和团运动走向低潮，还为大规模俄军的侵入提供了借口。
俄国政府认为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形势下，是借口护路、武装占据东北的大好时机。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于6月17日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了外交备忘录，确定了“俄国在远东的任务完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政策鲍·亚·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49页。。也就是说，俄国既要参加列强在京津地区的联合行动，又要确保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垄断地位。于是，俄国政府一面加派护路军，一面派遣正规军进占东北，企图通过军事占领确保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1900年6月23日，尼古拉二世谕令库罗巴特金下达向中国东北派遣正规军的命令，并在阿穆尔省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实行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7月23日，俄国政府决定组成4个军团，分别从旅顺口、伯利、海兰泡、满洲里、海参崴五个方向进攻中国东北三省。西伯利亚第一军团以旅顺口为基地，分别经大沽、营口进攻北京和盛京；西伯利亚第二军团以伯利为基地，溯松花江而上经哈尔滨转攻盛京；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以斯特列谦斯克为基地，分别经满洲里和海兰泡进攻齐齐哈尔和盛京；登陆军团以海参崴为基地，进攻宁古塔、吉林，而后转攻盛京俄国总参谋部：《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卷第1册，圣彼得堡1902年版，第139—140页。。侵入东北的俄军实际兵力达106 310人俄国总参谋部：《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卷第1册，圣彼得堡1902年版，第84—85页。俄军名册上为116 290人，其中内含参加京津地区作战的9 980人。另，《庚子中外战记》记载，俄军总计有173 000人，3 900名军官。美国俄裔史家乔·亚·伦森在《俄中战争》一书中认为上述数字中包括“驻满洲和北直隶的兵力”。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8页。。
库罗巴特金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就公开宣布：“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夺取整个满洲。”谢·尤·维特：《回忆录》第2卷，莫斯科1924年版，第180页。俄军从这一战略目的出发，采取集中兵力先攻取天津和北京，然后再进攻盛京的战略。企图通过分路合击，占领东北的交通线和三省省会，摧毁清政府在东三省的行政、军事指挥系统，实现对东北的全面占领。俄军为实现迅速占领东北的计划，将先进入东北的护路军编入以上各军团，以协助作战。
俄国在向中国派遣正规作战军团的同时，大量增派护路军，到1900年7月下旬，驻扎在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沿线的护路军已达11 000人俄国总参谋部：《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卷第1册，圣彼得堡1902年版，第6页。。这些护路军已来东北三年之久，了解当地的地理民情，熟悉中国驻军的基本情况，特别他们对中国驻军的人数、武器装备、调动及布防情况的了解，对刚刚进入中国的俄派遣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俄护路军曾受到中国军民的打击，在配合派遣军的作战中，他们表现极为凶残。所以，护路军实际上成为各路侵华俄军的向导和急先锋。
俄护路军编入派遣军是依各路军的进攻路线，采取就近编入的方法。其中，从中东路西线撤往俄国外贝加尔地区的护路军，编入由沃尔诺夫少将率领的第三军团，从满洲里入境，沿铁路线东进。在哈尔滨一带的护路军编入由萨哈罗夫少将率领的第二军团，从哈尔滨向东进攻。在牧丹江一带的护路军编入奇恰高夫少将率领的登陆军团，向宁古塔方向作战。在大石桥一带的护路军编入苏鲍季奇中将率领的第一军团，向营口、海城、盛京方向进攻。
在俄军大举入侵东北之际，驻守在东北三省的清军约有85 000人。从兵力和所处地理环境方面看，俄军并不占绝对优势。对抵抗俄军入侵失败，黑龙江将军寿山在遗折中说：“战事之失利，实由江省兵械两绌，亦非在防文武办事不力也。”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强调是因为兵力不足和武器装备差而导致失败，认为文武官员是尽了力的。从某些方面看，或者说从某一局部上看，寿山的说法也是事实。在阻击俄军向呼伦贝尔一线进攻的作战中，清军官兵利用地形和掩体，采取灵活的战法打击敌军，使一批批俄军纷纷倒下，作恶多端的护路军第十八骑兵连连长鲍季斯科上尉被击毙，一名俄军中校和两名上尉同时死于非命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这场阻击战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更重要的是沉重地打击了俄军。但如果从全局上看，最终还是不能阻击俄军的入侵。
清政府对俄军入侵虽然提出了“以保守疆土为第一要义”的战略方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3页。，但在抵御俄军入侵过程中，清军将领缺乏战争的全局观，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更没有适应新形势的战略战术。实行消极抵抗的战法，将兵力分散在边陲各处，俄军从几路来攻，便分兵几路防堵，打败一仗便后退一步。再加上东三省将军拥兵自重，不能相互协调支援。所以，出现清军抵抗在战略上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就无法避免了。
侵华的几路俄军首先攻入东北的是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所部，于7月28日占领三姓（今依兰），30日占领海拉尔、珲春。接着各路侵华俄军把交通线上的城市作为攻占的目标发动攻势，8月3日占领哈尔滨，4日占领瑷珲、营口。8月29日占领齐齐哈尔、宁古塔。9月1日占领伯都纳，23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占领奉天，6日占领铁岭，31日占领锦州。12月15日占领安东。至此，侵华俄军攻占了东北各主要城市与主要交通线，大体上占领了整个东北。
三、俄国的远东战略与护路军的性质转变
1896年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在中国东北侵略势力迅速扩大，同时也对俄国整个远东政策的发展予以重大的影响。俄国国内经济经过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高涨后，到90年代下半期开始显露危机。而此时向远东扩张计划的实行，不仅得心应手，而且还迅速地扩大了国外市场。这种客观形势的深入发展，与沙皇尼古拉二世本来就热衷于军事冒险的主观愿望一致起来。所以，在义和团运动波及东北以前，俄国政府已经酝酿把加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优势地位，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目标。
对俄国这一战略目标，维特在《不得已的说明》中做了详细披露。维特说，“还在满洲发生骚乱以前，军事当局就曾多次提出派遣俄军进攻满洲的问题”谢·尤·维特：《不得已的说明》，莫斯科1911年版，第59页。，俄政府已经开始讨论“是否把满洲也变成我们的一个省份”谢·尤·维特：《回忆录》第2卷，莫斯科1924年版，第174页。。关于朝鲜，俄国政府提出，“决不让活力充沛的日本或任何其他强国控制这个国家。当前对我们来说，保持一个虚弱的、独立的、但是在我们保护下的朝鲜，是解决朝鲜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引自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如何逐步实现对朝鲜的“绝对控制”，俄政府拟定了三条措施：一是“占领关东半岛，永远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并把经过满洲的交通道路修好”；二是“大力发展海军”，在远东太平洋水域建立一支超过日本30%的舰队，“剥夺日本拥有海军的权利”；三是努力争取占领朝鲜南部的一个港口谢·尤·维特：《不得已的说明》，莫斯科1911年版，第45—47页。。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势力是俄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对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俄统治集团内部有两派意见。
将中国东北部地区包括朝鲜在内逐渐地变为俄国的殖民地，然后加以吞并，这是这个时期俄国的基本国策。俄国政府中一派势力主张采用武力实现对中国东北的吞并；而以维特为代表的俄国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集团，则主张把俄国资本引入中国东北，通过“经济征服”中国东北。这一派为说服沙皇采用这种方式，阐述理由认为武力征服做法，不仅会遭到远东近邻日本的严重抵抗，也会遭到西方近邻德国的坚决反对。维特与武力占领派的分歧是“急图”与“缓图”的区别，而维特“缓图”之策的胃口更大：“占领满洲不是俄国的最终目的，俄国应分得这个中国巨人的大部分。”B·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最后维特的主张占了上风，沙皇政府决定和“法国资本一起走上缓慢的经济征服（满洲）的道路”。
以修筑铁路为先导的经济征服一开始，就引发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义和团运动使这一反抗足以破坏“经济征服”战略目标的实现。维特为促使东北地方当局“维持地方秩序”，让尤哥维奇“借给”东三省每省各10万两银子，如果三省当局能够制止“骚乱”的发生，或发生后能及时平息，再“借给”新的款项罗曼诺夫：《俄罗斯在满洲》，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51页。。企图假东三省当局之手将义和团运动扼杀在摇篮里，东三省当局内部的分歧，使维特的贿赂手段效果并不显著。当清政府下宣战上谕之后，维特假东三省当局镇压义和团的计划彻底落空了。
东北义和团运动反抗俄国修筑铁路的形势，使俄国武力占领派找到出兵的借口，俄国旅大租借地“关东省”当局认为俄中交战已不可避免，主张将俄驻旅顺口的军队派入东三省镇压义和团，维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随后，沿阿穆尔总督罗德科夫电请俄军总参谋部，请求批准由沿阿穆尔军区派出正规军进入中国东北，镇压义和团运动。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同意格罗德科夫的请求，电请沙皇批准，并请维特签署意见。维特坚持认为：正规军进入中国东北就意味着武力征服，武力征服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恶化远东国际环境，还会进一步破坏俄与中国居民及中国政府的关系。他致函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俄正规军进入中国东北，“将对铁路建筑工程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强调指出：在没有他要求“向满洲派兵之前，万不可将部队开进满洲”库罗巴特金1900年6月16日奏折，引自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第49页。。维特在假东三省当局镇压义和团计划彻底失败后，仍坚持反对武力占领的主张，是他坚信可以通过增派护路军的方式，达到镇压义和团的目的。这样既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还以便于推行他的“经济征服”战略。
维特增派护路军的意见得到沙皇的批准，再次迫使武力征服派的让步。维特奏请沙皇批准护路军由原来的5000名定额增加到11 000名，其中包括500名炮兵。俄国陆军部根据沙皇的谕旨，火速采取各种途径扩编护路军，其中由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新编一个1000人的后备基干大队，由陆军部配备武器；由财政部在沿阿穆尔军区士兵中招募护路兵1 000人；到7月末，由陆军部直接扩编的护路军先后编成了12个哥萨克骑兵连，从边防独立团中抽调的两个步兵连，从莫斯科军区当年退役的士兵中新编3个哥萨克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这时，护路军已达到8 000人。距俄政府规定的护路军总额还差3 000人，尤其是缺额炮兵。库罗巴特金命令莫斯科军区紧急拨调750名步兵和300名炮兵库罗巴特金奏折，《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引自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第51页。，基辅军区急拨1750名步兵和300名炮兵。但由于这两个军区的炮兵不足，陆军部又从高加索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招募两个山炮连。最后扩编的3 000名护路军，其中有15个骑兵连是从欧俄地区编成，有12个连计1 657人由陆路经赤塔进入中国东北，另外3个连乘船由新罗斯斯克经海路进入中国东北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维特企图通过扩大护路军来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修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并维持与当地中国居民东三省当局的关系，其结果却恰恰相反，不仅于事无补，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关系。因为：其一，俄护路军进入中国东北执行护路任务，本身就带鲜明的军事性质。中国居民在考量这支队伍不是从其名称上，而是从他的行为上；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认定它的性质是什么，而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其二，恰恰是这支护路军与铁路当局相结合，以武力的手段强购农田，驱赶农民离开家园，并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诈取钱财，掠夺财物等，引发了东三省居民和地方当局强烈反抗。其三，将护路军由5 000人扩大到11 000人，超出原定数额的1倍，并配备炮兵，使这支防御性质的护路军转变成了带有进攻性的部队。这只能加剧东北人民的反抗情绪。事实正是这样，当新扩编的护路军还没有全部到达东北时，东北军民已向俄护路军发起全面进攻。
在俄护路军遭到致命打击的形势下，维特于7月9日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今天收到的电报中，建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告知：在铁岭截获的中国皇帝的一道上谕，其中命令军队加入义和团，以便从中东铁路赶走俄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必须尽快从伯利向哈尔滨派遣一支部队……否则，铁路、护路军和铁路员工将处于绝境。”维特希望将进驻中东铁路的军队交给护路军总司令葛伦格罗斯少将指挥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维特的这个奏折，使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在此前，沙皇作为俄国大地主、贵族和军阀集团的总代表，本来就热衷于军事冒险，更倾向“武力占领”派的主张。但由于俄国工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维特的反对，一再坚持“经济征服”的方针，使沙皇一直处于迟疑不决的状态。因此，维特要求出兵的奏折，立即得到沙皇批准。这使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经济征服”战略，迅速转变为“武力占领”的战略。
俄军侵入中国东北，并很快实现了对东北的“武力占领”，这引起了英国、美国和日本对东北局势的极端不满。对此，俄国当局虽然事先就预料到了，但又不能不顾及列强各国的反应。所以，俄国在出兵的同时，便积极策划怎样使俄军事占领行动合法化。10月底，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抛出一个《俄国政府监理原则》。《原则》规定，清政府“放弃在满洲的军备权”，由俄国阿穆尔军区、关东军区司令官在东北三省“监理将军与副都统之行动”；清政府委派将军和副都统必须与俄国驻华公使“妥商决定”；俄国在东三省将军衙门派驻军事和外交代表，监督其“不得恢复军队、扩充捕队、保护俄国侨民与工业”。这个《原则》的实行是以俄国“与中国政府签订最后协定”为期限鲍·亚·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270—272页。。其实质是以“撤兵交地”为名，实现武力霸占中国东北。
实行武力霸占中国东北，在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选择什么方式进行“武力占领”。以阿列克谢夫为代表的军方，主张像英国对埃及那样，不顾国际抗议，以正规军对中国东北实行长期军事占领。他说：“鉴于我们对于满洲的立场是在特殊环境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占领在当时都有引起了各方面的抗议，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抗议；但是，英国和奥国拒不撤兵，面对这种情况，这种抗议逐渐失去了意义。”伦森著、程芳译：《俄中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2页。很明显这是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主张。而维特则主张仍以护路军名义实行占领，并把护路军升格为正规军，增加驻军名额。维特的方案，既保持了护路的形象，同时又体现武力占领的本质，并能达到武力占领的目的。沙皇政府于1901年2月1日宣布，将中东铁路护路军并入俄国边防军独立军团，设立外阿穆尔特别军区，辖区为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铁路地段，军区司令部设于哈尔滨。边防独立军团是维特于1893年奏请沙皇批准建立的，现在维特仍任该军团名誉司令，直接管辖该军团。1901年3月22日，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第1460号议定书，任命萨哈罗夫中将为外阿穆尔军区暨边防独立军团司令。
经过俄财政部与陆军部商议，“决定将陆军的人数扩大到25 000人，并增强火力，加强炮兵，建立特别预备队，使之全盘战斗化。”但在实际编制完成时，其兵力数额远远超出这个规定数字。1901年5月31日，俄国最高当局最后确定，外阿穆尔军区的编制为：55个步兵连，每连366人。55个骑兵连，每连183人。6个炮兵连，每连300—400人。25个教导队；全军共分8个常备队和4个预备队，编成4个旅，总兵力近4万人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引自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第116、512页。。而库罗巴特金仍认为该军区兵力不足，又另拨一支部队驻扎在哈尔滨一带的铁路沿线，作为机动后备队。这样，外阿穆尔军区的陆军兵力已达到4万余人。
外阿穆尔军区除拥有上述陆军外，还建立了一支特别巡航舰队。这支巡航舰队是1900年俄军入侵时，由萨哈罗夫派出在松花江上巡航的一支武装船队组成。战争结束后，东省铁路公司特拨4艘江轮，并配备大炮和其他武器，并付外阿穆尔军区使用。这支舰队担负“使外阿穆尔军区保持同伯利驻军之间畅通的水上联系”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第119页。。此外，外阿穆尔军区在1900年派入铁道兵的基础上，于1903年又建立外阿穆尔铁道旅。铁道旅的编制为4个独立营，每营6个连，每连325名士兵，总兵额为7 800人，加上军官和技术人员共达8 000余人。这支重新组建的铁道部队，于1903年8月陆续到达哈尔滨后，不久便进入指定驻地：第一、二独立营驻守哈尔滨，第三独立营驻守横道河子，第四独立营驻守辽阳。根据《外阿穆尔铁道旅条例》的规定，铁道旅的宗旨是：“经营中东铁路，但遇有紧急情况时，则必须与边防军所属外阿穆尔军区一道执行保卫铁路地区外部安全和保卫铁路线内的各项任务，但不妨碍其本身所肩负的直接使命。”尼鲁斯：《东省铁路沿革史》，引自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第120页。
俄国以护路为名、以武力入侵的方式占领东北后，将护路军改编为边防独立军团，其护路军的性质也由“单纯的护路和护卫铁路人员不受意外袭击，一变而为前沿部队，或曰常驻基干部队”。再加上巡航舰队和铁道独立旅的建立，使俄国在中国东北境内军事人员总数已近50 000人。这支武装无论从数量、战斗力、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大大超过原护路军，更远远超过中国在东北的驻军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中，限定东三省马步巡捕13 800人（盛京省6 000人，吉林省4 300人，黑龙江省3 500人），俄军撤退后，中国自行酌核在东三省驻军数目。。这支武装力量以外阿穆尔军区为组织形式，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虽然名义上仍是执行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护路任务，而实际上它已由原来防御性质的护卫部队转变成为进攻性质的常驻部队。这种性质的变化，使它已经成为俄国“武力征服”的占领军，更是俄国侵略中国东北和实施远东战略的先头部队。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暨东省特别区之设立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暨东省特别区之设立陈志新
中东铁路路区或称铁路附属地，是沙俄在东北的重要侵略基地，攫取路区行政权，确立俄国在该地区主宰一切的地位，是其既定方针。中东铁路总公司的所在地哈尔滨，是联结中东铁路干支线的枢纽。中东铁路通车前，帝俄在这里已设有护路军司令部、执行铁路沿线警务的警察总局及受理俄侨民民刑案件的调解法庭，控制当地本属中国的军警司法大权，为全面夺取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路区行政权铺设了通路，直至中国在该铁路及其附属地内一切权力丧失殆尽。因此，中国在俄国内战发生后，收回按和约合同规定本属中国的权利，也是从护路军司令部暨东省特别区之设立而开始的。
一、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部的设立
北洋政府收复路区主权的方针和行动是随着路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和协约国的态度变化而展开的。早在1917年10月22日，滨江县(今哈埠道外区)知事张南钧令警察厅长安瑞臣招募编练240人的一营警备队。11月7日，俄国内战爆发，11月10日，吉督孟恩远、省长郭宗熙，致电中东路管理局长霍尔瓦特，再次提出向哈埠中东路附属地界内派驻中国军队，霍尔瓦特又一次拒绝。11月13日，滨江县警备队首次开进中东路附属地界内的埠头区（今哈埠道里）和哈尔滨火车站，分段巡逻。11月14日，三姓驻军在营长关德山带领下，途经哈尔滨时，被张南钧留在哈尔滨“协防”。12月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电告吉督孟恩远，选派军队，准备开赴哈尔滨震慑俄“激党作乱”。12月4日，滨江道尹施昭常应中东路管理局紧急请求，派滨江县知事张南钧、营长关德山率军到中东路管理局及各街道巡逻，设警“震慑”。12月5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敦促中国政府派兵，维持哈尔滨及中东路附属地界内的秩序。同日，张南钧电请吉督孟恩远、省长郭宗熙，设法维持哈尔滨局势。
1917年12月7日，国务院议决派兵进驻哈尔滨及中东路附属地界内，电告吉林当局照行，并令奉、黑两省协助。吉林当局最先抓住有利时机，于俄国新旧势力在路区的斗争开始激化时，于是日，吉督孟恩远派团长幺佩珍督率王、陆两营及学兵到哈尔滨维持治安。是月8日，滨江县加派警备队，昼夜巡逻，严加防范。12月12日，中东路管理局操纵哈尔滨“自治市”内中国商民，在埠头区组织商警，设警200人。吉督孟恩远见状，于是月13日，增派旅长陶祥贵带3个营到哈尔滨。吉林当局乘俄内乱，先后调集马步各队21营进驻哈尔滨以示“震慑”。
1917年12月17日，吉林督军在哈尔滨傅家甸，设立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陶祥贵任总司令，幺佩珍为副司令，高士宾为会办，并任命滨江县知事张南钧为军法处处长。统一指挥进驻哈尔滨的部队。是日，黑督鲍贵卿调炮队3营到哈尔滨，驻扎江北。当日，北京政府特派总统府顾问中将何宗莲、总统府副官中将张宗昌为专使，到哈埠“处理交涉”事宜。因当时中国政府同协约国采取一致行动，所以，12月18日，何宗莲、张宗昌、陶祥贵、张南钧等到中东路管理局与霍尔瓦特等密谋遣散俄新党领导的军队。12月26日，中国警备司令部派幺佩珍团到秦家岗教化街与护军街之间俄军米利斯兵营，解除附和俄新党的559号和618号俄军武装。自28日起，解除武装的俄兵1800余人，遣送出境。是日，俄新党领导的400余人的军队，被中国军警解除武装经满洲里递送出境。
1917年12月27日，驻富拉尔基、博克图、碾子山、扎兰屯等处俄军“哗变”，黑省援引吉林成例，于29日解除武装遣送出境。中国军队旋进驻俄兵营房。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滨江道公署联合发布通告，宣布中国军队驻守铁路沿线。翌日，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施昭常照会中东铁路管理局，说明中国军队调驻铁路界内，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中外居民安全。
1918年1月5日，中国当局遣散霍尔瓦特招募的3000蒙族所谓护路军。1月10日，吉督孟恩远、省长郭宗熙，在军署召开军政会议，会同黑督鲍贵卿所派道尹王树翰，共同讨论中东路善后事宜。议决军事、警察、路政、税务、司法、交涉六案。13日，吉督、省长将所有议决情形汇报北京政府，除税务一项应令财政厅即予照办外，余俟中央同意，当与黑省相互提挈，渐次依据进行。1月21日，吉省长郭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交通部，告以俄京中东路总公司电哈尔滨霍尔瓦特总办，承认中国在租界内有主权，并有权简派督办。
黑省督军公署因中东路受俄党滋扰，故抽调本省各旅军队分段驻防。但为整饬边防统一机关，于2月6日宣布新添设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由军署参谋长张焕相兼总司令。旅长张明九兼左路司令，骑兵旅长张奎武兼右路司令。斯时，俄驻华公使库达摄福对中国收回中东路主权进行反扑，于2月8日，提出要霍尔瓦特重新编练护路军，请中方早日取消禁令。他还私自非法与日本签订协定，将中东路宽城子至老沙沟段售给日本。因属被褫职公使故签约无效。中国当局2月11日，在哈尔滨设立临时警察总局，张南钧任局长。
俄国内战发生后，沙皇在国内的统治被推翻，可在中国境内的殖民统治势力，在协约国的庇护下，尚在苟延残喘，做垂死挣扎。1918年3月5日，霍尔瓦特拟借远东反革命势力，组织白匪政府，招募华兵3000余名，被哈尔滨警备司令部派兵遣散。3月7日，吉督派团长幺佩珍率兵赴满洲里驻防，奉、黑两省亦向东北边境增兵，以防俄军骚扰。3月18日，霍尔瓦特委任逃亡到哈埠的帝俄骑兵大将普列什阔夫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与中方相抗衡。19日，黑省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与苏俄红军在满洲里达成协议：苏红军不侵入华境，华军亦不赞助白匪军谢米诺夫。然中东铁路管理局仍在为非作歹，于4月29日，拍卖、出租哈尔滨埠头区、秦家岗、马家沟、香坊等地的地皮。中国当局即还以颜色，于5月1日，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哈尔滨停止使用俄历，采用公历。5月9日，吉督孟恩远在哈傅家甸设立军用电话局。霍尔瓦特亦不甘心失败，于5月21日，在俄报宣布组织中东铁路护路军，自任总司令，拟招兵4000，分驻哈尔滨等5处。5月29日，滨江道尹兼哈尔滨交涉员李家鏊照会霍尔瓦特，谴责俄人在哈设立机关，殊属混乱视听，希勒令迅速解散，或移出中国国境。6月5日，孟恩远派炮队赴哈尔滨等地保护中东铁路，任命高秀山为中东路东路警备司令。
霍尔瓦特在美、日列强暗助下，竟于7月9日宣布成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官”、“临时执政”，并在哈出示布告，要求俄人以国家为重，应认鄙人为临时政府代表，共救国家之危亡，并公布“方针”12条，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是年8月，吉、黑两省的中东路警备司令部，在哈尔滨成立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9月21日，黑督鲍贵卿改黑省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部为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取消原设总司令、左右司令名目，委车庆云中将为司令，驻扎满洲里。驻哈尔滨中东路警备司令陶祥贵于10月1日出示布告，抗议捷克兵团司令盖达，非法指定其部下喀特列次上校为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与此同时，霍尔瓦特非法指定的护路军总司令也向盖达提出抗议。是年10月，高宴如兼任吉省中东路警备总司令，陶祥贵改任东路司令，驻防绥芬河。当年，张作霖派巡阅使署卫队旅到哈尔滨分段驻扎，司令为张学良。从斯年下半年始，俄白匪军为控制中东铁路和哈尔滨，从前线抽调大批俄军到哈尔滨，在埠头区和八区盖木房300余间，暂充营房。
中东铁路在所谓国际共管之前，总统徐世昌于1919年2月24日，召集郭宗熙、詹天佑、曹汝霖等讨论中东路问题。3月17日，协约国公布对中东路和西伯利亚铁路实行监管。中方经努力，监管西伯利亚和中东路委员会于4月14日召开各国武官代表特别会议，议决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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