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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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看客试读：
编者的话
在“乱书渐欲迷人眼”的当下，我们出版人最大的期待就是读者能够向理性阅读回归——同时我们深知，出版人有义务引领这种回归。基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李银河老师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该丛书的作者们是活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精选十余万字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关注社会、关注思想、关注人生的优秀作品奉献给读者朋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作品风格各异，有散文、有随笔、有杂文、有回忆录，或向读者传递他们的知识，或向读者展示他们的思想，或向读者讲述他们的生命体悟，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启迪。当然，这些文字是作者们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私人记录，其中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谁，对读者而言亦是见仁见智之事。
让图书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让高品质的阅读成为人的精神享受与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一贯的出版主张。我们相信这套书是奉献给读者的精神盛宴；希望籍由这套书，让知识分子阶层的阅读成为一种风气，让这种阅读提升我们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
李银河老师为组织、选编本丛书多方奔走，耗费心力甚巨，在此谨致敬意；王水博士、郑红霞老师为本丛书的策划、选编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至为感谢！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义？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职业；有人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有人说知识分子是批判社会的人。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在所有这些定义中，我最喜欢法国大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定义。据他说：“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纪传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记》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在法国取消死刑，或者是写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就是为了打倒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制度。还有画家库尔贝，当他画《奥尔南的葬礼》的时候，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讨论摧毁拿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为此入狱。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科学界的约里奥·居里或者是萨哈洛夫，当他们为核工业能源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科学家，但是当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时候，或者是主张维护人权的时候，就是知识分子。萨特在出版《词语》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
这套丛书取名知识分子丛书，就是在德布雷意义上取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有各自的专业，但是在这套丛书中，他们都写了一些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文字，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批判社会，关注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议题。我编这个丛书有两个遴选标准：第一，要有思想。第二，文字要好。
为了这两个标准，我大费周章。如果论文字好，首选王小波、李零和冯唐。他们的文字都是我最喜欢的。借用冯唐评价文字好坏的标准，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看的时候都曾大笑。在我京郊的住所，我读李零的文章笑倒在榻榻米上。冯唐的文章也曾大笑多次，差点诱发哮喘。小波的当然早就笑过。还有崔卫平佐证，她对我说，读小波的东西不能在地铁这样的地方，因为你一旦大笑，别人会以为你发了神经病，所以她说，她是和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坐在家里床上看的，看着看着就笑倒在床上。
我相信，这里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写作者。他们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视角和美好的文字是我国文坛的最佳收获，也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最高境界。我请他们每个人自己选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每人十万字。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估计十万字是人们耐心的极限，请不要让我后悔应当把每本字数定在八万。可以放心的是，这些作者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们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没的写硬写），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可惜的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这套丛书最终无法收入李零、秦晖、吴思、葛剑雄等人的文字，遗憾之至。李银河2012年9月30日
历史·人物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上上个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包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对见《义和团》第1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作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做诗而已。
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做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唯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看紧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
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说他诽谤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对改革，于是逮捕下狱，好在宋朝祖制不杀大臣，苏轼最终得以保全小命，发往远恶潮湿的黄州做团练副使。诗人的话，撞到了政治的枪口上，终于惹出祸来。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做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
真格的诗人，因为做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名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余生估计一个字的诗也写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作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风月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
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桥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黄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不容易挨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黄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宫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是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的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新中国成立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逸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作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唯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远久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小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了一笔馈赠给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分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桢、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所谓对他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的这些作为是上了京剧故事的当。反过来，对于那些她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决不吝惜报复的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抚和洋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得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己。
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37岁生日的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戏也是很讲究吉祥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三十几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了最后一口气。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戏里经常演的那种调唆皇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恩怨分明作为一个人的性情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气用事之嫌。再加上作为贵妇人，西太后本身就有一些贪图享乐、贪财好货的积习，从孙殿英的盗掘看，她要算清朝帝后中陪葬最厚的一位。而且喜欢虚荣，讲究排场，宫里一日不热闹就难受，晚年还特喜欢摆出姿势让外国人给她拍照。几项加起来，使得这个以一般标准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掌权的老太太，作为政治家，评分难免要打些折扣，种种毛病导致她在权力上总是看不开。比如说，在甲午战争后，她明明知道清朝不变法，祖宗江山是保不住的，但是一旦变法危及她的权力，她还是不顾江山社稷的安危，在顽固派的拥戴下，再次出山，毁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接下来，又在一连串向后转的动作中，与西方发生了剧烈冲突。当闻说西方要威胁她的权威，让她交出权力给光绪的时候，竟然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冒险利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与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结果使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顺便说一句，西太后之所以能够最终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与她看了太多的神怪戏也不无关系，义和团的法术，也往往跟戏剧里的神怪人物纠扯不清，两下在意识的表层出现了某种契合。自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以后，有关西太后的评价问题再次成为某些人们议论的热点。说实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历史的评价往往趋于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鸡司晨”之诮。如果抛去这种对于女人的偏见，我认为，作为晚清最后岁月的统治者，应该说西太后做得还差强人意，至少比她死要面子甘做鸵鸟的夫君咸丰要强，比她那个十五六岁还读不成句的纨绔儿子同治更是强到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居于最高位的人物，她没能推动这个转折的完成，无论如何都算是大节有亏。可惜的是，西太后所钟爱的京剧，并没有给过她这方面的启示。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中国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宰相是百官的头，也是百官的靶子，权大责重，上得伺候老板（皇帝），下需应付政务，有点差池，上下不讨好。历史上，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过。但是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少，所以，宰相们都比较操心，越是勇于任事者，就越操心。
不操心的宰相也有，多半都出在皇帝过于积极，自己出头做宰相事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时刻准备着，一旦皇帝把事办砸了，出来当替罪羊。在历史上，既不操心、也不担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汉初年的曹参，一个是东晋初年的王导，他们不仅不操心，而且难得糊涂，以糊涂相标榜。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萧何死后，他马上让从人为他收拾行李，说是就要让他做丞相了，果然，相国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头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参却终日饮酒，醉时多，醒时少，百事不兴，属员有过，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惯，想过来提意见，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两忘，意见也就没了。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转弯抹角表示了不满，也让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将过去，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还要拉王导坐在一起。此老也是出了名的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王导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员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此人才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不夸，而且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中原涂炭却恢复无望，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翦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中唯一有组织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作为政府官吏，往往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画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未必就比“不做”更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据说是胶西盖公的主意。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让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士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候，但他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残喘。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老外喜欢的梅郎
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
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郎。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做“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的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的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PekingOpera（北京歌剧），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带着木枷的苏三。
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郎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梅兰芳在京剧界，属于最趋时的一位。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的一字评，是个“样”字，但他的样儿，却非同一般，是经过大力度改良的。梅兰芳的幸运，是他碰上了齐如山这样一个既懂外语又懂京剧的高人。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兰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头更加漂亮，唱腔引进了西方的因素，还让时为北大教授的刘天华，为梅兰芳修改唱腔，并按西方的五线谱谱出来，第一次让京剧有了曲谱。至于演出时喝茶之类的毛病，梅兰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齐如山帮他设计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边舞边唱的新戏，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等，戏里别致而好看的舞蹈，让外国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奇感。顺着这个方向，梅兰芳走出了国门，1930年到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几乎场场爆满，还拿了一个美国的荣誉博士学位。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叫梅郎为梅博士了。
在那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处于弱势的文明古国，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民族和国家有好处。文化的偏见，说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当然，在强弱悬殊的情势下，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变革，势必要改掉自家的某些“陋习”。尽管所谓的陋习，在自己人看起来，也蛮有道理。因此，到底是自己走向现代，还是投西人所好，到今天也是个纠缠不清的事。这有点无奈，但也没有办法。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
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于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的最方便的地方。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晾，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地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米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是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的学者有人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
吃猪肉看猪跑
眼下，写动物很流行。最具明星相的是狼，其次是狗，不是一般的狗，那种据说比狼还凶的狗——藏獒。只是，虽然号称跟这些动物生活过，写出来的狼和狗，其实都是拟人的动物，把人的某些属性注入动物的躯壳里，本质上跟迪斯尼的玩意，米老鼠、唐老鸭、三只小猪之类，没太大区别，无非是借动物说人的故事。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这话背景，意思猪是最常见的东西，人人都该知道。但是，真正了解猪的人，其实不多，因为它实在太熟悉了，不用想起，也不会忘记，也就没有关注它。在我看来，动物中最像人的，要数猪，要写猪的话，大抵不用操心往猪皮里面灌入的五脏六腑加上人的思想。从中学半工半读开始，我前后养过六年猪。每日里亲密接触，喂猪、放猪、给猪接生，打打骂骂，推推搡搡，最后杀它们的时候，还在旁边打下手（因为实在下不了手操刀子）。应该说，有点发言权。
猪跟人类的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大约在几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驯化了猪，显然早于人驯化牛马和狗。对于很早就进入农耕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猪更是亲密伙伴，汉语的“家”字，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头猪。过去老话讲，家无妻，室无梁。如果从“家”字的字意解，应该是家无猪，就不成其为家。人吃猪肉，还把它们献给祖先和神灵，连祭祀文化人祖宗孔夫子，都用猪头。过去各县的穷教官，每年开荤，就指望春秋两祭的猪头，每年都唠叨：咳，今年的猪头比去年又小了。
人都喜欢说猪蠢，其实，那是因为人们经常看见的猪，都是童子身，尚在孩童时代就被人杀了吃了，童年的智慧，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如果让猪活得长一点，其实它们一点不比在人们看来比较通人性的马和狗要差。我亲眼所见，有些猪会拧开用铁丝绑着的门，进去偷吃的，还有的猪，在把它们放出去的时候，为了开小差，会跟人玩声东击西的游戏。至于讨好撒娇这种低级的把戏，几乎每个稍微有点寿数的猪，都会。
猪跟人最像的地方，不是这些小聪明，而是某些我们称之为劣根性的东西。过去读历史的时候，总是诧异很多集体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被屠杀者不逃。成百上千的人，手脚往往是没有被捆绑的，只要大家一哄而散，四下逃命，古代又没有连发火器，逃命的应该比死的多，近代就算有机枪，几万人一起跑，总可以跑出来一些。但是，这些人，就是眼睁睁地一个一个地被杀死。在大猪场养猪，肥猪出栏是常有的事。笨人抓猪，开来一辆汽车，几个壮汉冲进猪圈，跟警察捕人一样到处乱追，结果是忙活半天，抓不了几个，因为猪比这些壮汉还要灵活，跑得疾躲得快，已经抓上车的，还有可能再次逃掉。但是聪明人则不这样，悄然进猪圈，把猪往一起拢，拢到一堆的猪，个个都用屁股冲着人，这时候，你只要一个又一个拉住猪尾巴往外拖就是，拖出来一个，让猪的两只后腿腾空，它们就没力气挣了，然后两人抬一个，一会儿就能抓一车。这种时候，虽然被抓的猪也拼命地叫，但其他的猪都埋着头，一声不响，静静地等待命运的来临。上百头的猪，一般只在抓剩下最后两头的时候，才会出现恐慌，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
猪更像人的地方，是缺乏互助性，有时候甚至同类相残。猪基本上属于群居性动物，一般群居性动物，都会有很强的互助性，但是猪不是这样，即使在野生状态下，也是如此。猎人都知道，群居的野猪容易捕猎，而碰上孤猪，则要小心一点。群居的家猪更是如此，甚至到这种地步，如果一群猪里，哪个有点小病，饲养者必须马上把它隔离出来，否则它多半会被同类咬死。一般高级哺乳类动物，都不会吃同类，但猪会，而且会非常喜欢吃。把死掉的猪分割了，煮熟了喂猪，猪简直喜欢得快要疯了，拼命抢。有时候，甚至不劳人来伺候，有些猪会吃死掉的同类，我还见过一头母猪，把自己下的猪崽活活吃掉，然后混到产仔房偷吃别的母猪的小崽。
后来，读到历史上，一个个人相食的故事，我总会想起当年我养的那些猪。人克服自己的这些劣根性，要靠人类道德的进化，靠人类理性的进步，甚至靠制度的硬性制约、法律的强制。但是猪没有这些东西，依然以自己本来的面目，跟人混在一起。反过来，当环境特别恶劣，条件极端特殊，人类自身的文明约束不起作用的时候，人的劣根性也还是会顽强地冒出来，这个时候，人和猪，其实也没什么分别。
不知道奥威尔是否有过养猪的经历，但是他的《动物庄园》，不找马，不找羊，但找猪来比喻人，实在太精当了。
从将军到村长
1927年的秋的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山东堂邑县，他在武训生活过的村庄逐个走访当年和武训同时代的老人，参观武训当年兴办的学校，在武训曾经住过的低矮的草房面前，这个军人，流下了眼泪，嘴角里挤出来一句话：“作为将军，我愧不如一个乞丐。”三年后，这个军人，辞去了师长，1932年，他带领全家，来到漠北高原，当时绥远的五原一代，罄其所有，招徕流民，屯垦开荒，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为了这个新村，他耗尽了家财，四个儿子全部死在荒原上，此人名叫段绳武，是当时的一代名将。
段绳武1896年出生在直隶定县高头村，15岁从军，在北洋军王占元麾下当兵，一点点靠战功升上去，老直系的王占元部被后起之秀孙传芳接掌后，段绳武成为孙传芳麾下的一员大将，直系军阀中的知名人物，我在做军阀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著名战役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1921年夏天，湖南军阀赵恒惕乘湖北内乱，想拣王占元一个便宜，派兵以“援鄂”为名抢地盘，但是碰上孙传芳，在羊楼司一带硬是把气势正盛的湘军，挡了八天八夜，为王占元赢得了争取援助的时间，这其中，段绳武出了大力。
在北洋军阀诸系统中，直系的军人，比较起来，是比较有报负有想法的，直系军队的纪律也相对好得多，能吃苦，能打仗，但比起其他军阀，尤其是皖系和奉系来，也比较土气。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年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昏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在当时的军阀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军队是军阀的生命，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是生存的依据，跟别人交易的筹码，放弃军队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彻底输掉了的人，像段绳武这样，还有实力就解甲归田，实属罕见。当然，段绳武卸甲，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既来自于他家乡米鉴三父子的乡村建设，也来自他驻扎山东时，武训事迹给他的刺激。他想为自己长期因陷于战乱而苦难深重的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乡村建设设想，增加了屯垦卫边内容，地点选在已经成为前线的绥远。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段绳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等河北乡绅，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开始具体实施他的计划。就这样，昔日的段将军，变成了段村长。他在五原一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先后把几千河北流民，迁移到五原，开荒屯垦。他先后建了三个新村，都是他的村长，他把全家都带到了荒原上，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会”，他和一些自愿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给农民做“精神讲话”，激励农民发愤自强，灌输民族国家意识，讲国家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讲“九一八”的痛史。农事的间歇，则进行军事训练，为此，还筹集到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开始的时候，新村的农民连吃饭都在一起，由食堂供应，后来有的农民家眷来了，则有家室的农民在家里吃，但集体活动依然按组织进行。为了更好地支撑农民开展生产，村里还组织了供给、信用、运销、利用合作社，发给农民农具、牲畜、大车，抵作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分四年还清。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所谓对社会的“教、养、卫、管”，段绳武也把这个口号接了过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教、养、卫、管”只着眼一个“管”字，但新村却真的落实了所有的四个字。在有幸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们看到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列队出行的农民，还看到了一人一个大海碗，习惯于蹲在饭厅地上吃饭的农民，也看到了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当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穿的跟农民一样，同样晒得黝黑，但却被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暴露了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学校的教师，也是为村庄管理服务的志愿者。还看到了齐整干净的街道、房舍和碉堡。虽然段绳武是武人出身，但他最关心的，却是农民的教育，以及如何培养农民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为此，他在建村伊始，就筹建了武训小学和各种形式的扫盲班以及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教各种科学常识。段绳武感到当时通行的学校教材不切实际，于是组织人员自编具有乡土气息的教材，这一点，跟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人士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得到了晏阳初、陶行知和顾颉刚的支持，许多有志于平民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五原帮助他。武训小学在开办时只有段绳武夫人王庚尧一个人任教，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来了，不仅教学条件大大改善，还根据实际情况，动手编写自己的教材。当然，段绳武最钦佩的人，还是武训，因为当年在武训家乡的考察，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是促使他解甲归田，从事乡村建设的一个原因。在河北新村，所有的公共场所，礼堂、教室都悬挂着他请人画的武训像，村中特别建有武训纪念堂，陈列武训的事迹，供村民参观，武训小学的学生，早晨进学校，要向武训鞠躬行礼。他还请人根据他对武训事迹的考察，编写了《武训典学》的连环画，在顾颉刚主持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印制出版。对他而言，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武训事业的延续，他就是要做当代的武训。当代武训的事业，毕竟具有现代化的意味。跟晏阳初、梁漱溟以及陶行知的乡村建设一样，不仅着眼于农村的组织建设、平民教育，而且着手全面的社会改良和生产生活改善。新村由于是在荒原上起家，从建设规划起，就着眼于耐用整齐，从起点上，注意卫生，特别注意修建公共厕所，培养村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长年的军旅生涯，使得他对厕所对于环境卫生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验，新村通过示范、教育、组织村民自我反省等方式，从根本上杜绝不良的行为，在几年内，实现了新村没有人随地便溺，随地吐痰，人人衣着整洁。为了解决村民看病和医疗保健的问题，段绳武还从大城市请来了喝过洋墨水的医生，在包头开办诊所，服务延伸到新村。五原地区靠近黄河，段绳武组织村民兴修水利，修建了两条干渠，八条支渠，引来黄河水，灌溉新开的土地，并且试种水稻。在这方面，新村得到了河套地区著名的水利名人王同春的儿子、水利专家王乐愚的帮助。
段绳武的新村建设，是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农村建设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有着上流社会关注农村，关注农村改良的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不管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乡绅，还是留洋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政界和军界的上层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对乡村建设表示出了一定的热情。尽管真正投入这个事业的人并不多，能像段绳武这样牺牲自我、毁家兴业、全身心投入的人，尤其不多见，仅仅梁漱溟和陶行知可以比拟。但是，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毕竟使段绳武的事业争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这里，有传统的乡绅，比如刘春霖、张清廉，他们跟段绳武一起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当地乡绅，比如王同春家族也给了段绳武一定的支持。还有著名的学者，如梅贻琦、顾颉刚、杨钟健、张星烺等人，他们发起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组织年轻的大学生来新村考察，其中顾颉刚还和段绳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颉刚不仅亲自来到新村，而且给新村带来了乐意投身乡村建设事业的大学生，带来了新村稀缺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段绳武的事业，不仅有了干部和技术的支撑，而且有了思想和理论资源的供给。
当然，握有大权的军界政界人士的支持，也是新村事业的一项重要资源。显然，跟有识乡绅和知识分子不同，这些有权者的支持，是需要利用段绳武个人的关系的。在军界和政界人士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河北省长冯治安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二十九军的将领是比较热心的，段绳武为此将河北新村三个村分别以上述将领的字来命名，比如明轩村（宋哲元），仰之村（冯治安），幼青村（秦德纯）。这种支持，显然跟他们同为直系将领的经历有关。而同样热心乡村建设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则对段绳武的事业就不热心，显然好名的阎锡山，担心段抢了他的名头。由于阎锡山的缘故，实际统治绥远的晋系将领傅作义，虽然也支持，但显得比较矜持。
引起我对段绳武关注的，是来自一个摄影师留下的老照片，照片记录了1937年夏天河北新村的一场集体婚礼。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由于新村是由河北流民组成，这些流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青壮年村民的婚姻成了大问题。鉴于此，当时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也是段绳武老朋友的秦德纯，特意从北平救济院找了20名年轻妇女，这些年轻妇女，大多从前受虐待的使女、流浪儿和妓女，很乐意到新村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好顾颉刚率领科学考察团也要来五原考察，所以顺路请顾颉刚他们把人带来。这些妇女“生力军”来到之后，经过一个短时间跟村中特意挑选出来的青年村民的接触，配成了20对新人。新村为他们组织集体婚礼，用当时的术语，叫做“集团结婚”。
婚礼由段绳武主持，新娘身穿淡雅的旗袍，身佩红花，手上拿着一大捧当地出产的豌豆花，新郎身穿土布的中山装，胸佩红花，带着当时时兴的礼帽，段绳武亲手把一个个新娘交到新郎手上，新人们对孙中山像鞠躬，对武训像鞠躬，对主婚人鞠躬，礼成，新娘挽着比新娘还羞涩的新郎的手，一起步入洞房。全体村民一起欢呼，绕村游行一周，以示庆贺。用自己的照相机记录了这场婚礼的摄影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初我以为救济院女择配垦民是不值一笑的事，可是经过实际的考察，便观点大异。每一对新人我们都亲自拜访了，我们问遍几个新郎：‘你喜欢她吗？’‘咋子不喜欢呀！’新娘的答话虽不如新郎的爽快，但也在羞答答的表情之下默认高兴。每一个新家庭有一间土屋，屋内的桌子凳子都是土的，端庄而大方，炕面铺着用红柳条编成的席子，舒软不亚于钢丝床；门是积棘草编织的，美观而适用，这一切都是土产。因为后套盛产红柳和积棘，凡无庄稼处，差不多遍生此种植物，为修渠筑堰的重要材料。北平市长送给每位新妇一只柳条箱，一套新衣，有了这些初步的设备，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顺利地开始了。”的确，我们在他留下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每对新人，都洋溢着羞涩而幸福的笑，可以看出，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新村的新人们的笑，告诉我们，段绳武的新村建设，的的确确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安了一个家，一个简朴但幸福的家。而他自己，就是这些家的大家长，一个由将军变成的老村长。
抗战爆发后，段绳武应召担任军政部的主管伤病安置的工作，为此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人称“荣军之父”，1940年7月因劳成疾，在重庆逝世，临终前呓语，依然说，我要回河北新村，做村长去。一个旧军人，在村长的位置上，找回了自己。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由于近些年清宫戏的流行，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在美国，很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实，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心怀种族歧视之见，说国人的辫子是pigtail（猪尾巴），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猪尾巴长，猪尾巴短的叫，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伸着手，试图揪一下。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前面还因为经常剃的缘故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功夫的人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儿，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学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带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时，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踏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
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
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作《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骑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枚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当年谢安待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袁枚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得好，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作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关于美食的，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500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为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麸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是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有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才，因为庸才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
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䜣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他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风流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闿运，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弟子的面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闿运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地门清。
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
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还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蹬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近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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