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刘东岳牛江涛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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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现代著名作品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4册，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文学大师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世界古代著名作家、亚非现代著名作家、美洲现代著名作家、俄苏现代著名作家、中欧现代著名作家、西欧现代著名作家、南北欧现代著名作家等内容；第二部分“文学作品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品、中国现代著名作品、世界古代著名作品、亚非现代著名作品、美洲现代著名作品、俄苏现代著名作品、西欧现代著名作品、中北欧现代著名作品、东南欧现代著名作品等内容；第三部分“文学简史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近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世界古代文学简史、世界近代文学简史、世界现代文学简史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本书编委会壹 日本现代作品浮云《浮云》是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的出世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写于明治20年代。
二叶亭四迷，生于1864年，卒于1910年，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本名长谷川辰之助，生于明治元年。
日本明治20年代，明治初期的动乱时代已过，代表民主、自由的民权运动也失败了，天皇专制政体经过多次波动之后，终于牢固地确立起来。天皇政府接连颁布了各种律令，在国内形成了强权的统治，一切都按照政府的官僚机构的要求行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追随时代，甘愿成为政府的奴仆；一部分人感到压抑、苦闷，不满政府的各种律令。《浮云》就是描写新时代变化之下的“青年男女的倾向”。
小说通过一个被解职的小官吏内海文三的平凡生活和他周围人们的活动，表现了“明治青年”的不同倾向，暴露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社会上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内海文三是一个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亲死后，他寄居东京叔父家里，勤奋学习，毕业后在政府谋得一个低微的职位。他为人善良、诚实，工作勤恳，安身于自己平凡的生活，只希望和自己相爱的堂妹阿势结亲，把在家乡过着孤苦生活的老母接来同住，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不谙世俗，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上司的需求，终于被政府机构革职。失去职业之后，他首先遭到婶母阿政的责骂、非难和同事本回升的嘲讽、讥笑，继之情人阿势也转向他人。他感到痛苦和烦恼，为自己不平的际遇而愤懑。
内海文三是个小人物，他没有图谋伟业的志向，也不是卓尔不群的高傲人物。他的理想是正直做人和勤恳工作，过一种与世无争的小康生活。他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为，最终被排除在社会幸福大门之外。
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种纯正的品性，“正直”的秉性，有维护人格尊严的明确意识。他从来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去随俗沉浮，与腐朽的势力同流合污。他看不起无工作能力、只会溜须拍马的同事本田升，称他为“猫狗不如的东西”；也敢于蔑视上司，对上司的非分要求不予理睬。他的这种品性，与当时官场风气大相径庭，所以他才被政府机构排挤出来，成为世人嘲弄的对象。尽管文三的这种观念并不自觉，但却闪耀着近代个性觉醒的光芒，它是近代民主思想对陈旧的封建习俗的冲击，是一种“执著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对辱没人性的反抗力”。
它反映了明治知识青年的民主倾向。自然，这种新时代的倾向在文三身上还很微弱，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他不能割断与旧传统、旧观念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置身于社会的叛逆行列之中，他性格怯弱、遇事踌躇，即使失业之后，在遭到婶母的白眼、情人的背义之后，也没有勇气离开叔父家而自立。这不仅因为难于割舍与阿势的恋情，寄希望于情人的转变；也是因为在叔父不居家时，把整顿家族的责任看作是家族男儿的任务。这种封建处世的原则，成为使他不能以全新面貌立身的羁绊。作家对文三的软弱无能作了批判，但他着意之处还是通过一个平凡人物写出新的时代对民主思想的召唤。
与文三相对照，作者也刻画了另外两种倾向的青年：本田升是官场豢养出来的市侩人物，当僚友一个个被革职之时，正是他被上司看重加官晋级之日。他卑躬屈节、溜须拍马赢得上司的青睐；他甚至乘人之危，挑拨文三与情人阿势的关系，勾引阿势以满足自己的色欲。他行为卑劣、灵魂肮脏，却是明治社会的得意者。他的得意反衬了文三的失意和落魄，进一步暴露了官僚机构的黑暗。文三的堂妹阿势处处以“新女性”自居，她骄纵轻佻，追逐时尚，虚荣浮华，见异思迁，对文三的爱情缺乏真挚深沉的感情，随着文三的落魄而转向他人。她的“时髦”不过是日本近代开化的肤浅性的表现，究其底她不过是一个势利的小市民。对阿势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明治社会欧化倾向的否定。婶母阿政是旧式的小市民，嫌贫爱富，当文三在职时，视文三为“珍宝”，“爱不释手”；文三被解雇之后，又视为路人，恶语相讥，“竖目横眉”。阿政与阿势尽管面貌不同，却是一对气味一致的世俗小人。《浮云》以社会中平凡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社会面貌，尤其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天皇政府官僚机构的庸俗、腐败。它不愧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小说对人物描写个性突出，具有典型特征，富有时代色彩。作家在谈到人物创造时说过：“当然并非偶然发现一个模特儿，就觉得它很有趣；而是首先在自己的脑海里，对当时日本青年男女倾向产生某种模糊的、抽象的观念，然后考虑为了使它具体化，究竟描绘什么样的形象好呢？在这种酝酿过程中，我就会在某处见过的人，或者自己过去认识的人中，发现多少与自己的抽象观念血脉相通的人。于是便以这人为基础创造典型。”《我的前半生忏悔》依据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突出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性格，并且加以互相对照，加强人物关系的描写，深化作品的主题。作家在塑造人物上擅长人物内心的描写，把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予以细腻、真实的描绘，突出了人物性格。例如对文三一步三思的内心活动的写照，充分展示了他那种优柔寡断、好思少行的性格特征。《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部采用白话文语体的文学作品，是运用生动、鲜明、活泼、形象的口语进行创作的。它为日本近代文学的语言指引了新的方向。《浮云》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在当时，它不为文坛所接受，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反响。这大大刺痛了二叶亭的内心，他感到自己的文学才华不为人们所重视。他在《浮云》三编发表之后，愤然弃笔。这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憾事。《浮云》按照作家原意，是以阿势的堕落、文三的发狂告终。可以看出作品悲剧性的结局将能更有力的控诉明治社会的黑暗与不平。我是猫《我是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著名作品，写作于1905～1906年之间，是漱石全部创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卒于1916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我是猫》问世时，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这个期间，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对内压迫剥削人民，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了大量赔款，搜刮了大批资财。
通过这些罪恶活动，天皇专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地主资本家的腰包塞得越来越鼓，劳动人民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漱石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虽然没有可能看清历史的全貌和实质，但是确实感到这个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他的这部小说主要就是针对日本社会的各种弊病而发的。《我是猫》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它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展开故事。这只猫从出生不久到最后淹死，在苦沙弥家里生活了两年，小说所写的诙谐有趣的故事，都是它的所见所闻；二是它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作者自己说过，这部作品既无情节，也无结构，像个海参一样无头无尾。当然，通过猫的眼睛写人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创造，没有故事情节也不一定是什么特长。但是，当时日本文坛视野狭窄，作品中的人物限于小市民，主题不出男女恋爱和人情纠葛，此外似乎没的可写。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猫》采用一种新颖的形式，描写的内容不仅超出一般的恋爱和人情，而且俯视自私自利的社会，嘲笑其中的丑恶，揭发其中的污秽，就变成了崭新的创造。
小说的场面几乎全部集中在主人公苦沙弥的家里。苦沙弥和他的同学、朋友、学生等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在苦沙弥的客厅里说笑话，讲故事，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指斥社会，批评人生，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要说情节的话，只有苦沙弥家和邻居金田家发生冲突，金田施行阴谋诡计激怒苦沙弥，苦沙弥大动干戈加以反击可以算得。到小说结尾的地方，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下去，苦沙弥的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苦沙弥家的猫也感到无聊得很，便偷喝了啤酒，掉进水缸里淹死了。
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他为人老实正直，自命清高，不求荣达，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对社会上的富有者和权势者抱着强烈的憎恶，对世界上的不良现象感到深深的鄙夷。与此同时，他又是脾气暴躁的，缺乏办法的，不知如何对付环境，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动肝火，弄得自己十分苦恼。不用说是更大的黑暗势力，仅仅一个资本家施了一些诡计，就闹得他焦头烂额。他进行的所谓斗争，无损于对方一根毫毛，只搞得自己无法忍受下去。
由此可见，苦沙弥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渺小的一面；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可笑的一面。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微妙的，既有深切的同情，也有善意的讽刺。
作者对于明治社会的一切黑暗和罪恶是憎恶的，他的讽刺则是辛辣的。他的笔锋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勾勒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小说没有正面描述资本家金日的“事业”，而是采取漫画式的笔法丑化他的相貌，通过他对苦沙弥耍弄的卑劣手段勾勒他的丑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些人的特点是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
二是揭露官吏、侦探等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小说指出，官吏凭借人民给他们的职权耀武扬威，狂妄得很；而侦探更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其实是和小偷、强盗一类的东西，奇臭无比。
三是讽刺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当局大肆鼓吹所谓大和魂。苦沙弥写了一篇短文，对它加以嘲弄，指出尽管人人大喊大叫；却没有人能够说清大和魂究竟是什么，它永远是缥缥缈缈的，好像天狗一样。
四是嘲笑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冷漠的、虚伪的关系。小说指出，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为别人而蹙眉、流泪、长叹，决非自然的态度，而是虚伪的表演，说一句公平话，也是煞费苦心的艺术。
五是指出这个社会所面临的穷途末路。小说写道，这个社会已经糟糕透顶，不可救药；人们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想法死掉，设法自杀。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小说对于明治社会黑暗和罪恶的揭露是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
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通篇充满幽默和讽刺。通过猫眼观察人生，通过猫语批评人生，这本身就给人以诙谐之感；再加上大量荒诞的笑话、有趣的故事、惊人的妙语和夸张的描述之类，便构成了一幅幅意趣横生、滑稽可笑的图画。不过，虽然都是幽默和讽刺，可是由于对象不同，态度也有所差异。例如，同是写人的脸，对苦沙弥的麻子，讽刺比较轻微；而对金田夫妇的鼻子，讽刺则要辛辣得多。虽然都是幽默和讽刺，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态度也就发生变化。如果说起初是谐谑的嘲笑，那么越到后来便越发带有悲愤和凄凉的味道了。棉被《棉被》是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作品，写于1907年。
田山花袋，生于1871年，卒于1930年，原名录弥，幼年时做过书店学徒，自学获得写作才能。
小说的主人公竹中时雄是个已有妻室的中年文人，他收留了一个芳龄19的乡下姑娘芳子做女弟子，教她学写小说。每当他给芳子讲俄国小说时，他就闻到一股“香水味、肉体味和女人味”，于是内心便激起了浪花。他想，只要有机会，“冲破道义的约束和习惯势力会比裂帛还要容易”，但是基于环境道德观念他没有这样做。后来芳子有了情人，他因在感情上失掉芳子而很不平静，于是写信给芳子的父亲，让他将芳子接回乡下去。芳子走后，时雄来到她睡过的房间，看到她的棉被，“性欲、悲哀、绝望”猛地向他袭来。他把脸贴在棉被上，尽情地闻着芳子的余香抽泣着。
这部小说是一篇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大胆的人性的忏悔录。作品通过对竹中时雄情欲苦闷的描写，一方面揭示“性欲”、“性冲动”作为一种基本人性的不可遏制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在创作方法上自我忏悔、自我暴露的追求。从这个意义来讲，《棉被》是一部按照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手法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从思想意义来看，《棉被》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认识价值。芳子美貌温柔，性格开放，有独立自主意识，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主婚恋的“新女性”。竹中时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他名为芳子的“保护人”，实为给她制造悲剧的罪人。他自己要享有自由，却不愿结芳子以自由。他执意把芳子从她的情人手中夺过来的举动是由于受“即使不为我占有也不能让给他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所驱使，这样做的结果是拆散了这对热恋中的情人，将芳子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作品通过芳子的悲剧命运揭露了明治维新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新起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同时也暴露出妇女解放问题的严重性。为党生活的人《为党生活的人》是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写于1932年。
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年，卒于1933年，是日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世界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
作品主要描写：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日本共产党人坚决开展反战斗争的英雄事迹，赞颂了他们的高尚品德。
主人公“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和自我改造的积极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了的领导者的典型。“我”的发展成长过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在没有到仓田工厂从事地下斗争之前，是开始成长的第1个阶段，这时，“我”“虽然也同样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但那时仍有很多‘个人’的生活”和朦胧的好名思想。这说明：还需要加强党性的锻炼，否则就无法开展党的地下斗争。“我”拿了别人的履历书，打进仓田工厂，开展反战斗争，是发展的重要阶段。“我”在开始地下斗争的时候，能经常以老同志胡子为榜样严格地改造自己和努力地提高自己。他能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克服着不利于地下斗争的思想和习惯。
但是，在工作中还避免不了缺点和错误，例如宣传工作，有时只注意工人的经济要求，满足于对传单的好评，可是忘记了反战的宣传。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帮助，注意从政治上提出问题。此后，不再出现类似的毛病。“我”对党的革命事业怀有无限赤诚和耿耿忠心，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顽强地工作着。“我”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在警察局里，但还是百折不挠地同敌人进行地下战斗。“我”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斗争经验都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和丰富。
在担任了党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和接过“胡子”被捕以后的一部分工作之后，“我”已经步入日趋成熟的阶段了。
新的领导工作，使“我”发现：过去往往被小事夺去全部注意力，缺乏预见。于是，在对未来的革命工作安排上也表现了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谋略和科学的预见性。“我”在使个人生活同时也成为阶级的生活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把钱用在革命上，他每天吃茄子，吃了3天，“一上楼就气喘，流汗”；“我”说：“我连一点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既表现了他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坚强的党性。“我”在改变母子和夫妻关系时的表现，像试金石一样反映了他党性的纯度。“我”切断了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领导者。
此外，像女学生出身的党员伊藤、工人出身的党员须山以及革命领导者的形象“胡子”，虽然着墨不多，但都显得个性鲜明，生动形象，跃然纸上。《为党生活的人》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充分地说明：小林多喜二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为党生活的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成就，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作家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眼光”观察和描绘了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展示了典型环境；其次，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共产党员的英雄典型；再次，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创作过程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最后，通过作品的情节和结构，艺术地展示了革命的胜利的前景，体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伊豆的舞女《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6年。
小说描写一个高中生，在伊豆旅游与一伙江湖艺人邂逅相遇，被那个美丽纯洁的小舞女所吸引，便结伴而行。舞女天真无邪的品性净化了“我”的情感，互相爱恋。艺人们的善良真诚，使“我”沉浸在亲密的人情之中。小说结尾，写“我”出于爱和同情，曾倾囊相助，由于用光了旅费，只得与舞女分别，割断了令人心醉的初恋之情。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把少男少女之间不意而起的微风般的初恋，表现得晶莹、隽永。细致地刻画了“我”与舞女初见、相识、同处和分离时的情绪变化，充分体现了那种美的情致，失落的哀怨凄婉，种种萦绕心扉，让人难于忘怀的感情世界。
小说中作者用景物描写衬托人物情感的变化，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小说中景物描写采用素描式笔调，勾画出雨中林景、苍翠群山、薄雾笼罩的海面，及那水光山色映衬下的淳朴率真的人物，给人以美的情韵、诗的意境。读者沿着小说中人物心灵的小路向前探索时，能使人领略到笼罩着淡淡哀伤的纯洁的爱情世界。雪国《雪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写于1937，它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品之一。
川端康成，生于1899年，卒于1972年，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日本当代文学的作表作家之一。这篇小说从1935年到1947年断断续续地在几个刊物上分成几个短篇发表，1948年出版单行本。作者本来没有写成中篇的既定计划，所以也就没有固定构思。它可以看作是许多短篇的连缀，各篇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联系。《雪国》写的是岛村3次从东京到雪国和驹子交往的故事。岛村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家住在东京的工商业区，依靠父母留下的遗产过活，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由于实在闲得无聊，有时也写一些有关舞蹈方面的文章；不过并非认真踏实的研究，只是随心所欲地想象，无非借此捞个文人的虚名而已。除此之外的所长，就只有游山逛水嫖女人了。至于思想感情，则充满虚无的色彩和感伤的情调。但是，小说的重点显然不在男主人公岛村身上，而在女主人公驹子身上。驹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她出生在雪国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人卖到东京当过陪酒侍女，以后被一个男人赎了出来，打算将来当个舞蹈师傅生活下去。可是一年半后，那个男人又死了。驹子无奈，只得住到三弦师傅家里学艺，有时也到宴会上表演助兴。最后，感到无路可走，终于当了一名艺妓。
小说主要从日常生活表现和对待爱情态度这两个方面描写驹子的性格。在日常生活表现方面，着重写她坚持记日记，刻苦练三弦等几个细节。
驹子的日记从到东京当侍女之前不久记起，一直坚持下来。她无论回家多晚都要写，而且写得很整齐。她的日记在内容上未必会有什么闪光的思想和高深的意义，只是照原样写下来的生活记录；但是，她记日记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且表现出了一种坚持到底的毅力。
驹子从15、16岁时起就喜欢看小说，而且把看过的书都记下来，这样的杂记本已经积累到10本了。她所读的书未必能有多少高尚的文学作品，她所记的也无非是些题目、作者、人物名字及人物关系等；但是，这却可以说明，她有求知的欲望和顽强的毅力，不像一般艺妓那样随波逐流。
驹子弹三弦的技巧比当地一般艺妓高出一筹，这是她平日刻苦练习的结果。她苦练三弦固然是职业的需要，但是贯穿于其中的顽强毅力也是不应该完全忽略的。
总而言之，从日常生活表现来看，作为一个艺妓，驹子应当算是生活态度比较认真的，意志比较顽强的，有进取心的，不同于那些随波逐流的人。因此，是值得适当加以肯定和赞扬的。
在对待爱情态度方面，即与岛村交往方面，驹子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这要从她与岛村的第一次交往谈起。当时驹子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艺妓，却一下子就爱上了岛村，并且主动地委身于岛村。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岛村对自己的态度要比一般游客真诚，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岛村要比一般游客有知识和教养。这就是说，驹子之所以爱岛村，是因为她发现岛村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在她所能结交的男人之中，这样的人就要算是难得的了。
当然，无论如何，驹子对岛村的爱情也不能说是合乎常态的。首先，她把岛村这样一个既有家室又不可靠的人当成恋爱对象就是异乎寻常的。其次，她一下子就委身于岛村，这种恋爱方式也是异乎寻常的。但是，这种不合常态是由于她所处的特殊环境造成的。这种特殊环境扭曲了她，使她不能像一个普通姑娘那样去爱真正合乎自己理想的人，也不能以正当的方式去爱。她的爱情既有纯真的一面，又有畸形、病态的一面。
从上述日常生活表现和对待爱情态度这两个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艺妓来说，驹子既不是积极的反抗者的形象，也不是庸俗的堕落者的形象，而是有一定的进取心的形象。对于这样的人物，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并且表示一定的同情。
总起来说，《雪国》描写了驹子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妓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她对知识与技艺的进取精神和对爱情与幸福的追求精神，因此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雪国》的思想内容也有某些消极因素，诸如不加分析地肯定驹子的恋爱，包括畸形的、病态的表现在内；比较露骨的色情描写；等等。《雪国》不仅是一篇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而且也是一篇艺术特色十分鲜明的作品。它的艺术特色可以分为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雪国》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的特点是把日本文学的传统表现方法与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描写手法和结构安排两点上。就描写手法来说，既有一定数量的具体的、客观的描绘，又在不少地方通过岛村的自由联想和意识流动状物写人，抒发感怀。就结构安排而言，在总体上基本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写，在某些局部又由于通过岛村的自由联想和意识流动展开故事和推动情节，从而适当地冲破了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形成内容的一定跳跃。这样既避免了因为联想自由浮现和意识任意流动，显得杂乱的毛病；又避免了因为从头至尾平铺直叙，显得呆板的毛病，使文章波澜起伏，层次分明，活而不乱。
其次，《雪国》在艺术风格方面的特点是充满诗意，抒情味浓。它不像一般小说那样结构严密，情节生动，一环紧扣一环。它的结构是松散的，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似乎给人一种平淡无奇的印象。但是，《雪国》的美也就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它的魅力也就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它的诗情画意也就正在这平淡无奇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雪国》几乎不像一篇小说，更像一篇抒情散文。破戒《破戒》是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作品，是作者历经7年艰辛探索而成的文学结晶。岛崎藤村，生于1872年，卒于1943年，原名春树，别号古藤庵、葡萄园主、六窗居士等等，生于信州一个旧封建世家，祖上是武士。《破戒》于1906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文坛的震动，被视为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说：“小说界得此一篇，才达到更新的转折点。”《破戒》的主人公懒川丑松是一名乡村教师，他出身于低贱的部落民“秽多”。从幼年时起，就受到父亲的谆谆告诫，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以免遭到社会的欺凌与迫害。他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勤奋、能干，受到学生的爱戴，却遭受到乡村教育机构的代表人物校长和郡督学的妒忌和排挤。他受到同是部落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以猪子为师表，要破除父亲的戒律，把自己的身份向社会公布，向封建社会习俗挑战。但又恐遭受黑暗社会的迫害，因而思想矛盾重重，行动迟缓怯懦。后来父亲暴亡，猪子惨遭政敌的暗杀而死，引起他心灵的巨大波澜。终于在猪子精神的感召下，以忏悔的方式向社会告白了自己隐瞒的出身，在情人志保的安慰和挚友银之助的帮助之下去美国生活。《破戒》以丑松破除父亲戒律的思想觉醒变化的过程为主干，广泛触及了日本近代末期的农村乡镇的现实生活，揭露了乡镇的政界、教育界的腐败以及封建等级偏见的危害、封建剥削的残酷。《破戒》确实反映了日本近代社会的明显特点，即日本近代社会是一个富有浓重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社会。“明治维新”之后建立的天皇专制制度的政体是以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政治势力联合为其支柱的，因而封建政治、经济、思想的势力仍旧是很强大的，封建身份制度、封建等级观念依然顽固地控制着社会的习俗。丑松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自幼就饱尝了“秽多”所受到凌辱的痛苦。他痛感社会给予部落民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在这堵身份制度的“高墙前面……有多少善良的新平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葬送了。”他同情“秽多”人的遭遇。但是部落民的非人境遇是严峻的现实，被社会抛弃的痛苦使他不寒而栗，恐惧万端。他遵从父训、严守出身的秘密以“立身处世”。
然而时代毕竟向前发展了，丑松是生活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新人，他受到近代化的教育，得到民主思想的陶冶。他不堪忍受这种屈辱的境遇，不满自己内心的两重性人格。他要真诚做人，要得到社会平等的待遇，“我也是社会的一员，和别人一样，我有生存的权利！”这种强烈的民主和人权的要求，促使他醒悟。终于在前辈猪子先生的大义凛然的精神感召下，公开了自己的“出身”，向黑暗的社会势力作了勇敢的挑战。丑松的觉醒是付出了巨大的痛苦和代价的。他在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苦闷、彷徨，焦虑踌躇，充满着悲伤、低调的情感，以致也流露出“觉醒者的悲哀”；最后则谦卑地忏悔式地告白和请求社会诸界的宽恕。这都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知识青年的软弱性，也说明了日本近代社会中封建势力的强大。
尽管作品表现了主人公觉醒者的软弱和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但它的主调仍然是歌颂近代新人的觉醒。丑松既不是思想麻木、任人欺凌的旧式部落民，也不是只追求个性自由、个人社会出路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个性觉醒充分表达了部落民要求人权解放的思想，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的特点。因此，丑松的性格蕴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内容。丑松觉醒之后，却不能在自己祖国立身，不得不去异邦寻求“乐土”。这说明近代日本的落后、保守，不能容纳一点民主、平等的要求存在。《破戒》广泛地再现了落后的乡镇、农村的面貌。农民依旧从事笨拙的手工劳动，地主尽力盘剥佃农，乡镇教育机构由思想保守的校长、郡督学之流把持，乡镇的政界是阴险毒辣的政客高桥利三郎等野心家的角逐场。小说也写到在明治社会风云变化之下“士族”没落的命运，作品中小学教员风间敏之进及其家庭的变迁，就是生动的写照。
总之，《破戒》是广角镜，它把一个个富有时代特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尽收眼底，使其成为社会视野广阔的现实主义之作，充分揭示了近代日本社会的特点。正如作家所说：“虽说是明治维新，但我们并未能将过去根深蒂固的事物完全更新。从某种意义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不过是封建时代遗物的近代化而已”。《破戒》创作之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藤村声言“人生是大战场，作者也是从军记者”。他以记者采风实录的精神广泛地报道了社会生活的真谛，写出了这部严肃的社会小说。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内容，立即引起新闻界的重视，称它为关于部落民解放的“问题作品”。作者早年是浪漫主义抒情诗人，抒情的笔法和对自然景物生动、细致的描绘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使得作品情趣盎然、愁思朦胧，显示出作家既冷静、客观而又富有抒情色彩的艺术风格。小说还把人物活动的舞台置于风景绮丽、安宁、古朴的乡镇环境里，增添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趣，也为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表现远离喧嚣的城市的乡镇知识分子的生活。人性的证明《人性的证明》是日本当代小说家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
小说写一个美国黑人青年乔尼在日本被人刺死，日本警察栋居和美国警察凯恩等进行联合侦破。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终于弄清了乔尼的父母是谁，并通过心理攻势，使杀害亲生儿子的凶手八杉恭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八杉恭子是个虚伪、自私和狠毒的女人，在她身上人性和母爱几乎丧失殆尽。审讯她时，那表达人类美好的母子之情的《草帽歌》终于唤起了她的人性，从而坦白了杀害儿子的事实。
作者向人们表明：人类本有人性，有真诚、同情和爱，而只因人屈从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才丧失人性的。作者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展示了不合理的社会与人际关系对人性的扭曲、摧残和剥夺。而作者对人的本身并未丧失希望，他向人们证实了人性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
作者使小说达到了通俗性和深刻性的高度统一。可读性、娱乐性与社会批判的高度统一。作品被日本评论界誉为日本推理小说的杰作。名人《名人》是川端康成最喜爱的重要作品之一，写于1954年。题材是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的围棋比赛，但写作手法上却明显受到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意识流的手法使小说情节的发展并不依照时间的顺序，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间可随作者的思绪走马灯式地转换。在这方面，读《名人》极易使人联想起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哗与骚动》。《名人》描绘的是引退棋赛中秀哉名人与大竹七美决战的故事，却并不困于新闻报道式的真实与时序。小说开端便记述了名人之死，转而又描绘这场旷日持久的棋战与双方的情况，棋赛进程间又插有对名人之死的描写，甚至出现了名人死后，人们用石膏复制其面型等细节。名人这一形象在川端的创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川端所长期描写的女性与情爱在整篇作品中几乎无迹可寻，唱主角的是一个瘦弱不堪的男人——秀哉名人，而正是这位孱弱多病的名人，一旦坐在棋盘面前，便显得颇为高大。名人将生命倾入棋枰之中，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一生中下棋无数、常胜不败，然而就是在这最后一次的告别赛中，病日重一日的名人被马拉松式的赛程弄得心力交瘁，再加上对手在黑121手封盘前有损棋德的行为，终于使名人心理崩溃，下出白131手的大败招，以致势不可挽。《名人》正是以新颖的手法、细腻的笔触，围绕着告别赛的进程，刻画出名人为瘦弱委琐的外形所掩盖的巨大的心理动荡及其令人同情的悲怆失败，展示出人生中痛苦而凄绝的精神风貌，故而显示出相当的力度与深度。地狱图《地狱图》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写于1918年，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
芥川龙之介，生于1892年，卒于1927年，别号我鬼、澄江堂主人、柳川隆之介等，本性新源，生于东京，因辰年辰日辰时所生，故名龙之助，自称龙之介。
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
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桦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千鹤《千鹤》是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奖的三部代表作之一，是川端思想与创作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写于1949年。
如果说《伊豆的舞女》讴歌的是青少年男女之间纯洁而朦胧的真情萌动，《雪国》刻画的是岛村对艺妓驹子及叶子的灵肉之爱，那么，发展到《千鹤》，川端追求与欣赏的可说是审美情趣上的颓废的病态之“美”，以及伦理道德上的乱伦与淫乱。《千鹤》叙述的是三谷与菊治父子两代周围几位女性错综复杂的情爱纠葛。小说以菊治为主线，着墨于他与父亲生前的情妇太田夫人及其女儿文子母女俩间的苟且情事。小说的男主角菊治是一家公司的青年职员，家境富裕，其父生前德行不检，菊治更是青出于蓝。他小时曾随父亲到千花子家，正遇见千花子袒胸露背地剪着乳房上手心般大一块紫色痣上的毛发，十分恶心，老想着上面有着父亲的牙齿印，以至于对她所介绍的雪子也觉得不干净。白鹤在日本是圣洁的象征，雪子小姐在菊治眼中实际上风流高雅，美仑美奂，可他却宁愿拾捡乃父的残羹，拥抱半老徐娘，继而又染指其女，以满足其充满着负罪感的乱伦肉欲。
川端正是通过这一形象，客观上真情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一些青年空虚失望、追求官能快感的可悲精神状态，反映了惯于依附男人的日本传统妇女的温馨柔情和历史惰性。而从《源氏物语》这“悲美”之源和日本审美文化“艳”传统的层面来观照，这正是川端文学的特色。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言：川端以充满技巧的敏锐，表达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最具民族性的日本灵魂。
小说塑造了风姿迥异的女性形象。作者继承了紫氏部《源氏物语》以来的传统模式，细腻而鲜明地写活了菊治周围活动着的几位女性：活泼好事、大大咧咧、男性化的千花子；情热恍惚，柔情似水的太田夫人；含情难吐、矛盾痛苦的女儿文子；丰神飘逸、空灵虚幻的千鹤姑娘雪子。她们与菊治错综复杂、或隐或现的关系，构成了小说的血肉与骨架。作者还善于采用富有感染力的细节描写来铺陈情节、烘托人物。
小说中一再渲染的千花子那颗令人生厌的紫黑乳痣，太田家中那对红黑鸳鸯碗，留有太田夫人红色唇吻的志野瓷等，都是具有丰富内涵及象征意义的细节刻画。
一方面，川端对黑乳痣的描绘不断地引起读者的不快与恶心，另一方面，对鸳鸯碗与志野瓷的刻画又逐步地掀起读者对异性间微妙而甜蜜的情感，以致后来菊治所作出的悖情违礼的抉择反倒不令人感觉突兀而难以接受。这种圆熟的技巧，充分显示出川端善于“给艳丽逸闻谱上光泽的优异才能”。蟹工船《蟹工船》是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1928年10月底他开始创作《蟹工船》。第二年3月底完稿。这期间的1929年2月，他当选为新成立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中央委员。《蟹工船》一经发表，即刻得到很高的评价。日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在1929年8月公布的由作家推荐的上半年佳作中，许多作家将《蟹工船》列在首位。1930年7月，小说还由新筑地剧团改编成话剧公演。《蟹工船》的写作，是作者深入周密地对蟹工船上的状况进行调查，并广泛搜集有关蟹工船的资料的劳动结晶。作者成功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对内与资本家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工人和野蛮地镇压工人反抗的行径。小说主要描写在蟹工船上进行非人劳动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流浪汉实在不堪忍受饥饿、疾病、风浪、棍棒等死亡前的折磨，举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最后遭到帝国海军的镇压。血的教训提高了工人们的认识：要活下去只有团结起来，“再来一次”斗争。《蟹工船》在创作上明显受到美国现代作家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的影响。为了揭开蟹工船上的工人惨遭剥削压迫的黑幕，作家努力探索“无产阶级文学乃是集体文学”的新写作形式。因此，书中并未对“个人性格和心理”，进行“细致的描写”，没有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工人形象，而是描写了一个在地狱火海中痛苦挣扎的群体，他们若不反抗，若不被拯救，就将永远忍受非人的折磨，从而让人思索，令人痛苦，产生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蟹工船》出版不久，即被译成中、俄、法、英等国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在日本，人们也受到强烈的震撼。1953年，小说被山村聪导演改编成电影上演，获得好评。1987年，日本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纪念“岩波文库”创刊60周年，在各界名流中征集“我所喜欢的三本书”，作家早乙女胜元选的第一本书就是《蟹工船·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合集。野菊之墓《野菊之墓》是日本近代诗人、小说家伊藤左千夫的抒情小说。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农村优美的风光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一对纯真的少男少女——政夫和民子的牧歌式的爱情故事。是一场爱与离别、爱与死、相爱又不能相属的悲剧。作者所描写的只是男女主人公纯真爱情的萌芽，但当时封建传统意识占统治地位的农村，连这样的萌芽也是不允许存在的。作者以感伤和凄惨的笔调渲染悲剧气氛，以引起读者的哀叹、怜悯、同情和共鸣。《野菊之墓》触及到人类情感中经历最多最敏感也最永恒的爱情压抑、痴情的思念和死亡的悲伤等问题。小说清晰而单纯的叙事方式，明朗而奔放的抒情，短歌式的徘徊缠绵的余韵、俳句式的写生手法，诗一般优美简洁的语言，均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搬上银幕，博得众多观众好评。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称赞这篇小说确系名著。认为它写得自然、淡泊、凄冷，又具有牧歌式的田园美，令人百读不厌。豪门望族《豪门望族》是日本作家山崎丰子的一篇长篇小说，写于1973年。
山崎丰子，生于1924年，日本小说家。
主要描写：万俵家世代是姬路、播州平原的大地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万俵家的第13代万俵敬介，在神户创立了万俵炼铁厂和万俵银行，奠定了万俵财阀的基础。敬介故去，万俵大介继承父业，逐步把万俵银行由地方银行改变成占全国第十位的城市银行，并使万俵炼铁厂发展成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特殊钢公司。
此外，他还不断通过儿女们的婚姻建立裙带关系，扩大自己在财界、政界的实力。万俵大介让大儿子铁平娶了原通产大臣大川一郎的女儿，又把大女儿嫁给大藏省银行局副局长美马中。参与设计并张罗裙带婚姻计划的，不是公卿华族出身的大介的妻子宁子，而是他的情妇、家庭教师兼总管高须相子。
时值欧美资本像潮水般涌至，日本金融界面临改组合并，加强体制，以对抗外资势力，大介便决定与其坐以待毙，莫如设法吸收合并其他银行，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他通过女婿美马中，一方面收买通产省金融检察官田中，窃取各大银行经营内幕的绝密情报，掌握了这些银行的致命弱点；另一方面从永田大藏大臣那里探听官方对银行合并的计划，了解到和平银行发生非法贷款事件，大臣有意让大介的阪神银行同它合并，而大臣的政敌、自由党干事长田渊则有意让第三银行吞并和平银行。双方争夺不已。大介在大臣的支持下，抓住第三银行也搞非法贷款的把柄，暗中收买报社公开揭露，打掉了第三银行同和平银行合并的计划。这对田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介此招成功，野心更大，决心甩开和平银行，策划吞并另一家更大的银行——大同银行。
大介的大儿子铁平自担任阪神特殊钢公司专务理事以来，雄心勃勃地筹划兴建高炉，解决生铁来源，摆脱帝国炼铁厂的左右，以应付钢铁界的激烈竞争。铁平这个计划在岳父大川的暗中协助下，得到了通产省的私下认可，于是他开始向有关银行筹措资金。阪神银行是阪神特殊钢公司的主力银行，铁平按惯例向它请求借贷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但大介不同意，认为当下银行竞争激烈，给阪神特殊钢公司长期低息发放巨额贷款，对本银行极其不利，所以有意将这个包袱甩给大同银行，借此把它拖垮，以便一举吞并；另一个内在原因是：大介始终怀疑大儿子铁平是宁子婚后不久，被父亲敬介奸污后生下的，加之相子从中挑拨，使父子矛盾日益加深，大介才决心对铁平的请求贷款狠下这一手。
此时，传来了阪神特殊钢公司的主要雇主美利坚轴承公司倒闭，同该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成了一纸空文，为此阪神特殊钢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资金更加拮据了。铁平本想自己克服困难，没有将此事向大介汇报。不料大介获悉后，大发雷霆，借故削减对阪神特殊钢公司的贷款。铁平得不到父亲的支持，只好转而向他的好友、大同银行总经理三云求助。三云同情并支持铁平，愿协力促成其实现建造高炉的计划。大介利用了这点，指使手下人，伪造账目蒙骗三云，把三云一步步引进泥潭不能自拔。大介还收买大同银行的常务理事绵贯，窃取大同银行的内部情报，制造该行的内部矛盾，并趁该行由于皈神特殊钢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大宗贷款收不回来，资金不济，行将倒闭之机，进逼三云辞职，从而吞并大同银行，搞垮铁平建造高炉的计划。
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实力，大介又在相子的协助下，再度施展裙带婚姻这一招，让二儿子银平同贩神银行的头号股东、大阪重工业公司经理安田的女儿万村子成亲。万村子过门不久，有一回偶然闯进大介的卧室，发现了那里摆着3张床，两张单人床之间夹着一张双人床，了解了万俵家妻妾同床的秘密。她恨透了相子，恨透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公公，更恨这个表面富丽堂皇，实则男盗女娼的家庭，加上她平日又与丈夫银平不和，一气之下跑回娘家。大介闻讯，万分焦急，因为他要吞并大同银行就不能失去安田这股力量，于是亲自去安田家赔礼道歉，领万村子返回万俵家。
与此同时，他又同相子合计把二女儿二子嫁给总理大臣佐桥夫人的外甥细川。但二子在铁平的牵线下，已经爱上了阪神特殊钢公司的技术员四四彦，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相子借此向大介挑拨说铁平有意破坏这门亲事。于是大介要挟二子，如果她不同细川订婚，他就饶不了铁平，二子为了促成铁平实现高炉计划，不得不假意答应了。
大介在总理大臣的暗中协助下，吃掉大同银行，自任新成立的东洋银行总经理后，逼铁平辞职并准备让帝国炼铁厂接收行将倒闭的皈神特殊钢公司，铁平为此愤然自杀。大介化验了铁平的血型，确认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悔莫及。这时，二子解除了同细川的婚约，银平也同万树子离了婚。大介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和尊严，不惜用一笔巨款做交易，甩掉了情妇高须相子。人去楼空，心头不禁涌上一股无以名状的寂寞之感。
就在这时，永田大臣又策划新的部署，以改善合并后的东洋银行的素质为名，阴谋让五菱银行把东洋银行吞并掉。然而，大介却还蒙在鼓里。古都《古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写于晚期，却绝无《千鹤》、《睡美人》、《独臂》那种颓废露骨的色情。
小说描写的是一对孪生姐妹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调健康明朗、风格清新朴实。作者原打算写“小小的恋爱故事”，临到执笔之际，却因服下的大剂量的安眠药发作，精神恍惚迷离，以至于写成格调、篇幅皆出意料之外的“异常的产物”。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完美健康、心地善良的孪生姐妹。他们一出世，姐姐千重子即遭遗弃，为一家绸缎店收养，而妹妹苗子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儿，后在山村为人植杉树谋生。故事发生时，两人都出落成了青春焕发、亭亭玉立的少女。千重子偶遇苗子，发现是自己妹妹，就设法将钟情于自己的织带工秀男介绍给酷似自己的妹妹。她自己虽然也很喜欢秀男，但由于门第悬殊，婚姻很难完成。而大批发商的长子龙助因爱上千重子，宁愿放弃继承财产权做上门女婿。后来苗子为了姐姐的幸福，决计放弃与秀男的爱情，隐居更偏僻的深山。《古都》通过孪生姐妹不同的命运，表现她们在爱情上互相为对方勇于作出牺牲的纯洁高尚的情操；二是借两姐妹的命运与爱情的故事，着力于描绘古都的风土人情。三四郎《三四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写于1908年。
作品围绕着初到东京上大学的乡村青年小川三四郎的所见所闻，刻画了研究物理学的青年野宫宗八，他的妹妹良子，文科大学生绀野与次郎和有“伟大的黑暗”之称的广田先生。作品还着重描写了年轻美丽的美称子，这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新女性——一个“无意识的善者”。美称子对小川三四郎怀有恋情，使三四郎受宠若惊，然而她终于不能逾越世俗伦理的鸿沟而同另一个毫无感情的男子结婚了。《三四郎》与《后来的事》、《门》被认为是夏目漱石中期的爱情三部曲，尽管三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身份不同，但其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小说在人物描写上有明显的特色，每个人物均有自己的个性，谈吐举止都与人物的身份极其相合，夏目漱石在日本文学界有语言大师之称，其技巧由此部作品中也可窥一斑。暗夜行路《暗夜行路》是志贺直哉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21年，完成于1937年。
志贺直哉出生于1883年，卒于1971年，日本小说家。《暗夜行路》的梗概如下：
时任谦作六岁时母亲突然病死，由祖父收养。在这以前，他并不认识他的祖父。在他的幼年时代的记忆中，母亲是真挚地爱他的，但父亲却对他非常冷淡，有一种不应有的憎恶感。整个家庭似乎笼罩在谜一般的气氛里。
祖父有一个年轻的小老婆阿荣，他们在一起生活。祖父死后，谦作立志从事写作。由于生活上受到一些波折，工作又不能顺利开展，精神很苦闷，谦作开始过起堕落放荡的生活来。为了使自己能够从这种苦闷生活中解放出来，他登上了到尾道地方去的旅程。旅行一个多月，过得很愉快，但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孤寂感，终于想起了长时期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阿荣来。阿荣过去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她的魅力。他觉得只有阿荣才是目前能够解救他的女人，于是他明白了自己对阿荣发生了爱情。他写信给他的哥哥信行，吐露了这个意思，并且表明自己决心要和阿荣结婚。这时谦作已经和他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只有信行是他精神上的依靠。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信行的回信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信上说，谦作是他的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由于他的祖父和母亲间的暧昧关系而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同意他跟阿荣结婚，并且还劝告他不要因为发现了自己出生的秘密而从此自暴自弃。谦作读完了这封信，觉得以前的事都好象一场梦似的。为什么自己的母亲竟能做出那种丑恶的事情呢？按他今天的处境，不管怎样也不能原谅她的。不过他又感到母亲很可怜。他决心用意志力来克服这冷酷的命运。
谦作旅行归来后，仍然和阿荣住在一起，但不久他对于现实生活又厌烦起来，重新开始了堕落的放荡生活，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继续在苦闷中访惶。他忽然想起到京都去。在这古雅幽静的古都街头，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了一个美丽安详的少女，名叫直子。他和直子的关系发展很快，不久就结婚了。新婚的生活使谦作感到人生前途的光明和宁静的幸福。这时，阿荣因为没有必要再照顾谦作的生活了，就动身到国外去开辟个人的新生活。
一切似乎发展得很美好。第二年，直子生了一个女孩，可是婴儿出生后第八天就感染了丹毒，百般医疗无效，终于死去。在这前后，又传来了阿荣出国后的困窘情况。为解脱心境上的烦乱，谦作动身去朝鲜迎接回国途中的阿荣。
在谦作离家期间，直子的一个幼年曾在一起的表兄偶然来到了她家，和直子发生了关系。谦作带着阿荣从京城回来后，知道错误的发生不是由于直子的责任。他心中想原谅她，不去憎恨她，可是感情上总觉得有些障碍，为此感到极度的痛苦，无形中在夫妻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为了逃避家庭，他又到四国去旅行。他想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寻求“通向永恒的道路”。有一天夜晚，他不顾身体的虚弱前去爬山，在山上呆了一夜。回到旅馆后，一下子就病倒了。直子接到紧急通知后赶紧跑来。这时，她发现她的丈夫宁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神很温柔，充满着爱情”。谦作把一只手放在直子的手里说：“我现在体会了真正的幸福。”直子回答道：“不，请你不要这样说！……大夫说了，你的病是不用担心的呀。”春琴抄《春琴抄》是谷崎润一郎的著名长篇小说，写于1933年。
谷崎润一郎出生于1886年，卒于1965年，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春琴抄》的梗概如下：
大阪市道修町有一个富裕的药材商人。这家的第二个女儿春琴，天资颖悟，相貌秀丽，极受父母的宠爱，但在9岁时不幸双目失明。以后，她发奋学弹三弦，把全部才力倾注在“丝竹之道”上。很快，她在技艺上超凡出众，压倒周围的人。温井佐助是一个在她家里学生意的佣工，专门给她牵手引路，照顾她的日常生活。他勤勤恳恳地服侍她，对她产生了天真的恋慕。由于每天在春琴身边，耳濡目染，他记住了一些曲调。为了想利用乐曲表达爱情，他在夜深人静时，独自躲在壁橱里苦苦练琴。坚持了约有半年，在一个寒冬的拂晓，当他正弹奏入迷的时候，他的琴声被春琴的母亲听到了。主人家为他这种勤学苦练的精神所感动，就让他拜春琴为师，正式学起三弦来。从此，一个11岁的少女就和一个15岁的少年，在主仆关系之上结成了师徒关系。
春琴本来因为双目失明而性格有些乖僻，加上天生的倨傲和倔强，这次又收了这样一个毕恭毕敬、一切唯命是从的弟子，她变得更加恣肆任性了。她假托教习三弦，百般责骂体罚佐助，借以享受一种变态的快乐。
春琴年长后，自立门户，当起教授琴弦的先生来。佐助到春琴家本来是想学生意的，现在已放弃这种志愿，一心照看和护理春琴的日常生活。春琴21岁时，怀孕了，人们认为对方一定是佐助，但是她断然否定。春琴的琴技早就成名，但她高傲自负，对金钱贪心不足，引起周围人们的反感和妒嫉，树敌很多。
春琴的另一个弟子名叫美浓屋利太郎，是一个浪荡公子。他追求春琴未能到手，忌恨在心，趁一天夜黑，用滚开的水壶投在春琴头上，使春琴如花似月的容貌遭到毁坏。生性孤傲的春琴唯恐她的变丑的脸形被佐助看到，叮嘱佐助说：“不要看我的脸呀！”佐助深切体会春琴的痛苦心情，为了报答她的爱情，用针刺一破自己的眼球，使自己也变成了失明的人。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春琴时，春琴问：“佐助，真是这样的吗？”问完这句话，长时间陷入沉思中，然后又说：“我的脸唯独怕你看见的呀，你真正体会了我的心。”就这样，这一对双目失明的师徒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哭泣起来。
在这以前，一直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的春琴，只知道苛刻待人，丝毫不懂得人生的辛酸或屈辱。这件事严厉打击了她的傲气，从而也使她在爱情上和艺术上都了解了她以前所不了解的无私的真实。
从此以后，佐助的脑海里只留下往日的美好回忆。他始终怀念着春琴的美丽容颜和美好感情。在春琴死后，他又孤独地生活了21年，于明治40年以83岁的高龄安然死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
大江健三郎生于1935年，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日本第二位赢得此项殊荣者。
这部小说起初在1967年1月号至7月号的杂志上连载，并在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的主人公是根所家的两兄弟。哥哥蜜三郎以翻译野生动物收集饲育记录为业，因不久前妻子生下一个重度精神残疾儿而苦恼不堪。弟弟鹰四参加学生剧团前往美国演出，如今脱离剧团突然回国。在鹰四的鼓动下，他们决定离开东京，回到位于四国的山村老家，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山村是万延元年即1860年发生农民起义的中心地，而这次农民起义又与他们家族有密切关系。两兄弟想要投身于历史中去，以便重新审视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鹰四，极力要使自己同100年前领导农民起义的曾祖父的弟弟和20年前死于朝鲜人手下的表兄重合起来，与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农村青年共同斗争，恢复被朝鲜人企业家所遏制的农村活力。但是，鹰四所策划和领导的骚动终于失败，鹰四本人也自杀了。鹰四死后，蜜三郎似乎决心从正面继承自己家族的传统，改变自己暧昧不明的现实生活态度，确定自己再生之路。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有意将蜜三郎和鹰四两兄弟对立起来加以描写。蜜三郎常常冥思苦思，而鹰四则喜欢采取行动；蜜三郎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应付的，而鹰四对生活的态度则是积极斗争的。蜜三郎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区别，他承认自己和鹰四的人生目标完全相反，自己绝对不会参加暴乱；但鹰四却必然参加各种暴乱。蜜三郎的妻子也持同样看法，她认为蜜三郎“已经完全退出了社会生活”，但鹰四却“和他相反”。事实诚然如此，在1960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中，蜜三郎不仅没有参加游行，甚至没有看过游行；但鹰四却是游行的积极参加者。当回到山村老家后，蜜三郎仍然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似乎无根可扎；但鹰四却很快和村里青年打成一片，重新扎下了根。在鹰四组织起青年足球队并抢劫超级市场时，蜜三郎下定决心绝对不让自己卷进去，买煤油非付钱不可。对于表兄被朝鲜人打死的问题，蜜三郎认为表兄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但鹰四却认为表兄是青年的领袖和战斗的英雄，死时场面极为壮烈。对于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问题，蜜三郎以为其中充满残忍的暴力，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鹰四却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充满生机，充满力量，引得青年放声大笑。尽管后来由于鹰四所策划和领导的骚动遭到失败，再加上鹰四对于自己当年与妹妹发生乱伦关系并推卸责任因而迫使妹妹自杀的卑怯行为无限悔恨，终于在“说出了真相”之后自杀而亡，可是蜜三郎却觉得鹰四会被曾祖父的弟弟以及家族所有亡灵所接受，并且依靠这种力量超越地狱战胜恐惧，而自己则在家族亡灵的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凄凄惨惨。由是可知，作者对鹰四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这部小说含有广博的、丰富的内容，是上述作者多种创作意识的综合表现，其中森林意识占有突出地位。作者出生于“森林和山谷”，长大后不得不离开“森林和山谷”，所以只好在想象里和作品里唤起对“森林和山谷”的回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主要故事是在“森林和山谷”这个舞台上展开的。小说开头写道，蜜三郎夫妇由于生下一个残疾儿，受到沉重打击，如果继续在东京生活下去，将会面临人格破坏和精神崩溃的危险，为了躲避危险才决定和鹰四一起回到故乡的“森林和山谷”中去。到小说结尾处，他们经过一段“森林和山谷”生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所以最后一段写道：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我们大概不会再回到洼地上来了吧。鹰四的回忆已然化为‘亡灵’为山谷人们听共有，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守卫他的坟墓。离开洼地以后，我的工作是尽力让妻子从保育院接回的儿子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等待另一个婴儿出生，同时戴上头盔喊叫斯瓦希里语，不分昼夜地击打英文打字机，过着满是汗水和污泥的非洲生活，无暇顾及自己心中所出现的问题……
可见“森林和山谷”是拥有一定魔力的。
从社会背景上看，作者在1967年将这样一部小说付梓，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反现代论”有着某种联系。所谓“反现代论”，是指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对于未来感到担忧，害怕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害怕日本将会被更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于是人们对“现代化”表示怀疑，提出“何谓现代”的问题，提出实行“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可能性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带有“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色彩。《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非但具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第一是错综复杂的结构。为了充分展示小说贯通古今的思路，作者特意安排了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使之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舞台和平面上展开，显得颇为错综复杂。即100年前曾祖父的弟弟率领附近农民起义的历史；20年前表兄在与朝鲜人部落发生冲突过程中死于非命的往事；当今以鹰四为领导的山村青年组成足球队，抢劫超级市场，对超级市场“天皇”的斗争。在鹰四的心目中，曾祖父的弟弟和表兄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而他自己则是英雄的后继者。正是这一点，将3个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是现实和想象的结合。在作者的笔下，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至有时令人很难区分其中哪些是现实的成分，哪些是想象的成分；多少是现实的成分，多少是想象的成分。例如，森林和山谷是小说故事的舞台，作者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阴森可怕的森林、白雪覆盖的山谷等景色。这些描写可能是以作者故乡附近的实景为依据的，但显然也加进了若干想象的成分，以便更充分地表现作者的思想。又如：小说多次描述蜜三郎的梦境和幻觉，以便更深入地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当蜜三郎在机场候机室等候鹰四乘坐的飞机到来时，蜜三郎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眼前出现另外一个世界——十分安静的世界，全是老人的世界，其中包括他那自缢身亡的朋友和被收进养育院的残疾婴儿，他想接近他们，但是办不到。这表明他对朋友和儿子的歉疚心理在折磨着他。诸如此类虚虚实实的写法，使这部小说显得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第三是鲜明的哲理性质。由于深受以萨特和加梁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也大多具有鲜明的哲理性质，注重采用文学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哲学观点，通过他所体验的徒劳、墙壁、性、政治、残疾儿、核威胁、乌托邦和森林等意识来探讨现代人存在的可能、意义和价值。《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不例外。它不属于历史小说，也不属于传奇小说，而应划入哲理小说的范畴。如小说第三章对于森林的描写，写到森林的神秘和可怕，近年以来森林力量的不断壮大，根据一家过去与森林的关系和现在与森林的关系，在森林里过隐居生活的阿义等，都是具有哲理性质的，含有深刻的寓意，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城崎《在城崎》是日本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创作于1917年。
志贺直哉，生于1883年，卒于1971年，日本作家。幼年受贵族式教育，21岁入学习院高等科。
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心境小说”的典范。它要求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高度统一起来，表现作者本人的喜怒哀乐等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不太重视对人物的外貌特征、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叙述和描写。
这篇小说篇幅不长，初读感觉平淡，但掩卷细嚼，却值得回味。作者把自己遭车祸后的言行和老鼠垂死挣扎联系起来，暗示人们即使身处逆境也应不断奋斗、决不气馁。对车夫和孩子向老鼠投石头取乐的不快，反映作者对统治者滥施暴政的否定。表现了人道主义思想。
作者善于把环境的客观描写与主观心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老鼠拼命挣扎，鸭子被吓得失魂落魄地逃跑一段描写中，作者面对那样的现实，心情是沉重的，便悄然离去。一个洁身自好，心事重重的知识分子形象，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把在城崎的三周疗养生活，压缩成不到5000字的篇幅中，把疗养的原因、时间、地点结果及环境、见闻，有条不紊地交代得一清二楚。海的牙齿《海的牙齿》是水上勉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60年。
水上勉生于1919年，日本小说家。
在1855年4月初，九州不知火海的海滨渔村，一个9岁女孩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死在水俣镇立医院。不久，又有十来个人也死于同样病症。传说纷纷，认为海里的鱼虾有毒，吃了就会得上怪病。从此，鱼摊上的鲜货无人再敢问津。4年过去了。尽管查出，病源在于镇上东洋化成厂排出的废水中，含有大量水银，污染海水，毒害鱼贝所致。可是，厂方却死不认账，强词夺理，还另设排水口，夜间偷放污水。所以，到了1957年，怪病有增无减，渔业也凋敝不堪。渔民不得已在这年的10月2日，派出代表同厂方谈判。不料，竟遭到厂方拒绝，由于警察干预，导致了流血冲突。
就在渔民同东洋化成厂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一个名叫结城宗市的神经科大夫失踪了。他是10月2日那天从东京来水俣镇调查怪病的，半个月后，妻子郁子见他逾期不归，又杳无音讯，便写信给警察局要求查找丈夫的下落。警官势良将这桩案子告诉警医木田，木田十分惊讶，因为他半月前，去一渔民家出诊时，一连3天都碰见结城。势良从结城下榻的奈良屋旅馆了解到，10月7日傍晚，有个50来岁的矮胖汉子曾找过结城。客人走后，结城也随即外出，就此一去不复返。势良进而查出，那汉子姓浦野，自称是东京北都大学的工科博士，同助手锦织来此调查海水污染情况。说是8日晨离镇回的东京。经与东京富坂警方联系，北都大学并无此2人，住址也是假的。看来浦野和锦织十分可疑，恐怕同结城一案不无关系。
恰在这期间，东京警察厅向全国发出通令，要各地协力破获一起大宗走私案，据说案犯都是旧军人。有个原关东军少将，年龄和相貌似与目前正在追查的浦野十分相像。警察厅派警官来栖负责破案。根据这一新情况，木田推断：浦野和锦织或许与走私组织有关，来熊去这一带潜伏待命，结城是其同伙，转达了头目的命令之后即遭毒手。
10月20日，当地渔民举行誓师大会，派了60名代表向镇当局和厂方请愿，要求保障渔业生产。本来警方还担心，怕发生什么暴动，结果却平安无事。
一天，木田同势良又去奈良屋旅馆北边一带山林里搜索。只见草地上横着一具尸体，被乌鸦啄食得面目全非。但从西装和身旁的笔记本来看，那正是结城。根据法医的尸检，断定为他杀。在此之前，势良曾将侦缉情况写信给结城妻子郁子，发现她也去向不明。据查，郁子原本是关东军中将之女。难道她同浦野一伙走私组织也有什么瓜葛不成？
11月初，势良得悉，锦织已被人谋杀在鹿儿岛县的一个小镇上。在现场，他遇见了东京警察厅的来栖警官，来栖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来，浦野可能同走私案无关，但无疑是两起凶杀案的凶手。事隔不久，出人意料，浦野竟在老家汤山服毒自尽了。势良和木田赶到汤山，却遇到了郁子。她说：浦野原名阿久津，正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才东躲西藏。
案子里的一干人犯都已死去。在总结案件侦破过程时，按照来栖警官的推论，幕后人物是名叫寺野井的律师，他作过国会议员，现兼任3家公司的顾问，佐木川化工厂即是其中之一。阿久津只是寺野井手下的一个打手。因东洋化成厂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厂，佐木川化工厂无法与之抗衡。寺野井便出谋划策，利用水俣病来搞垮东洋化成厂。于是派阿久津和化名锦织的河野来水俣镇，拟乘20日渔民暴动之机，炸掉东洋化成厂。这既能消灭竞争对手，又可嫁祸于暴动渔民。至于结城，早先靠着寺野井的接济读的大学，当了神经科大夫后，一心想自己开业。寺野井便又利用他的这个愿望，派他来水俣镇调查怪病，乘便画出工厂的示意图。7日晚上，结城在约定地点与阿久津接头时，不知就里，交出调查笔记后，阿久津就撕下画有示意图的几页。估计结城听说要炸厂便极力反对，阿久津一来怕结城泄露机密，二来也许还夹有别的私情，早就不怀好意，趁此机会一箭双雕，杀死了事。尔后，为了独吞寺野井答应的款项，又干掉了河野。但是，暴动既未发生，工厂也没有炸成，这一大笔钱自然捞不到手。如意算盘落了空，绝望之下便自裁身死。
11月2日清晨，数千渔民分乘400多艘渔船，到镇上游行示威，向国会派来的调查团请愿。下午召开了誓师大会，群情激愤，冲向工厂，同前去镇压的警察搏斗。被捕的年轻渔夫不断高呼：“还我大海！”
次日，木田在诊室里护理负伤的渔民和警察，不由得沉思起来：这种种究竟是谁之过？是工厂不好么？可是镇上的5万居民都希望厂里年年增产。在这一派繁荣景象的背后，水俣病人被弃置一旁，广大渔民又何以为生呢？1亿日元的渔业津贴，每户不过分到3万元，又怎能济事呢！看来错就错在国家的指导政策上……木田觉得仿佛有个无形的东西，在那幽暗的大海深处，张牙咧嘴追了过来……。没有太阳的街《没有太阳的街》日本作家德永直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29年。
德永直，生于1899年，卒于1958年，日本小说家。早年做过工人，是1926年印刷公司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
小说反映了在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东京共同印刷厂3000工人历时70天大罢工的全过程。德永直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次规模空前的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成功地把它艺术地再现在小说中。小说中描写在千川沟里“没有太阳的街”，极端贫困又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工人们，用鲜血和生命与资本家议员、流氓、密探和警察进行了殊死斗争。
作者以满腔热忱着力刻画了罢工的领导者荻村和青年女士高枝等人的斗争事迹和光辉形象。充分体现了日本工人阶级勤劳、善良、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罢工斗争虽因被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小说结尾写在悲壮的气氛中，以保卫红旗而结束。这预示着红色旗帜将继续飘扬。黑潮《黑潮》是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02年。
德富芦花，生于1868年，卒于1927年，日本小说家。
小说主要描写在19世纪初，“明治维新”后约20年，为推翻德川封建制度而发生的农民骚动和武装起义席卷了全日本。东老头儿是个尊敬农民，在爱、怜悯和“人道主义”的法则下和农民相处的并不富有的地主。他在旧幕府麾下是个亲兵，曾跟着德川将军一起上京作过幕臣，后来也参加了“政权归皇室”的革命，劝将军将政权交还皇室。然而，接纳政权的新政府排斥了将军。东三郎怒火万丈，跟随将军去打仗。
在战争中，他受伤被俘，一直到明治2年才出狱。他看到时势大变，维新浪潮已将德川幕府冲垮，于是伤心地回到了甲府的富士见村，隐身起来。整整20年，他多次拒绝了别人的推荐和圣上的召唤，始终是现政府的一个坚决反抗者。为了让儿子将来能继承父志，送他到英国读书。儿子出洋后，家里经济很困难，但他还是撕碎了现政府中占据枢要职位的桧山男爵让他上京谋官的信。后来他眼病发作，务必去东京治疗，加上为了解决儿子的学费以及想考察一下政治和社会情况，于是来到了东京。
他到东京后住在弟弟家里。现政府的头脑藤泽伯爵一帮人，劝他出山作政府手足，加入他们的阵营。但他轻蔑地拒绝了。因为他在东京耳闻目睹藤泽、桧山等人的腐化堕落、专横跋扈，日本的政治已经被他们搞得紊乱不堪，到处是轻佻、浮华、淫靡、污秽的陋习。在桧山别墅的一次宴会上，藤泽等人在吹嘘自己政府的同时又劝东老头儿出来谋事。东老头儿不但毅然拒绝，而且当场激愤地责骂明治政府是对陛下大不忠、对人民大不义的亡国政府，藤泽是亡国政府的头目之一。他列举了农民的纳税、生吞活剥西洋制度等，说明被颠覆的德川政府也没有如此腐败。藤泽等人大怒，说他是复旧、老朽。双方激烈舌战的结果不分胜负。第2天，东老头儿就忧郁地回家了。
反对派民间党里有个贵族喜多川伯爵，夫人贞子是公卿华族出身，俊俏美丽，也很贤惠。开始几年夫妇关系不错。待女儿道子逐渐长大，丈夫又恢复了纳妾、玩艺妓的老样。夫人一直忍受痛苦，保持贞洁。喜多川以为夫人好说话，行为更加放荡，硬娶一个农民女儿阿隅作小妾。阿隅的未婚夫复员回来差点发疯。当阿隅替喜多川生了个男孩后，也时常诬陷夫人。后来喜多川把夫人赶到别处居住，对夫人游手好闲的胞弟也撒手不管。为了替胞弟找条出路，夫人两次去拜访藤泽伯爵，不料给喜多川知道了，他大发脾气，正巧这时又看到了一封由藤泽伯爵写来的表示愿意帮助的信，于是就把夫人赶出东京住到沼津别墅去。家里的正室实际上由阿隅代替了。被强行与母亲分离的道子，逐渐养成了叛逆性格。有一次深夜投奔母亲，但未成；后来得了一场大病，住在亲戚家里。夫人在沼津寂寞悲伤，思念女儿。这时弟弟又找上门来讨钱，之后又外扬了喜多川的丑事。这样，喜多川更不让夫人回东京了。在绝望之时，她自杀了。夫人死后，引起了公众对喜多川的不满。12岁的道子在病中参加母亲葬仪，后去寺院做了尼姑。
再说东老头儿回家后一直心情不安，他没想到原以为一攻即破的明治政府却是意外地坚固，但他准备早晚要同藤泽决战。他写信要儿子勤勉求学。当儿子写文章参与政治时，他很激动。但不久，他双目失明了，可仍准备燃起复仇的火把，尽管德川氏复兴是不可能了，但是对现政府的此恨不雪死不罢休。他有时好象听到了两军对战的声音。后来他左腕跌断了，得了脑溢血，卧床不起。妻子托人让儿子阿晋回来。阿晋回到家里，父亲已奄奄一息，对儿子说着要“报仇”，撒手死去。儿子紧握着父亲的手，苍白的脸上，映着从窗缝中透进来的曙光。割草姑娘《割草姑娘》是日本小说家石坂洋次郎的短篇小说。
作者以清新、健康的情调，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描绘了18岁的姑娘茂代子与小伙子时造在劳动中建立起的爱情故事。茂代子是个长着乌黑发亮的大圆眼睛和苹果一般红润的脸蛋，个子不高，身材匀称，体格健壮，而又丰满的漂亮姑娘。她热爱劳动，向往新生活。她过去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监护下，像一只笼中之鸟。当她和袖子婆一块儿来到草地割草时，全身沐浴在秋天柔和的阳光下，刷刷地挥舞着镰刀感到无比的快活。一个朴素、直爽、开朗、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呈现在眼前。在叙述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发展时，作者让打火机在不同情况下出现了3次，用以表示她们的爱情演变的3个阶段。
全篇结构严谨，前后铺垫呼应得很紧。小说中流露出作者本身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倾向。河童《河童》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一部短篇小说，写于1927年。
这是一个精神病人逢人便讲的故事：
3年前的夏天，我从上高地的温泉旅馆出发去穗高山，途经梓川山谷，在追赶一个河童时，从一个窟窿里跌入河童国，被作为“特别保护住民”在那里住了下来。
河童身长一公尺左右，体重二、三十磅，头顶凹陷，长着短毛，手、足趾之间都有蹼，身上的肤色象蜥蝎一样会发生变化。
在河童中住了一段时间，我渐渐发现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截然不同：人类认为正当的事，他们认为十分可笑，而人类认为荒诞不经的事，他们却认为合情合理。
在生育问题上，河童国里公开号召健全的河童去参加遗传义勇队，与不健全的河童结婚，以消灭不良的遗传。他们认为这比人类为着争夺一条铁路而互相残杀的义勇队要高尚得多。
河童的恋爱也与人类不同。在大街上，雌河童可以毫无顾忌地追逐雄河童，政府对此熟视无睹，不加取缔。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蓄着长发的河童诗人陶克。他认为艺术是不受任何支配的，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摒弃一切善恶杂念的“超人”。可是在河童国里，警察可以因一个音乐家演奏的曲子不合心意，随意蛮横地禁止演出继续进行。
工业的迅速发展只给河童国带来表面的繁荣。虽然每月要发明七八百种新机械，但使用机械后劳动力过剩，每月解雇的职工不下4、5万。我看着大资本家、玻璃厂总理盖勒饭桌上用职工血肉换来的火腿面包，不禁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河童国执政的是标榜代表“河童全体利益”的库勒克斯党内阁。支配该党的政治家罗佩连内治都奉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对人民残酷压榨。然而政治家罗佩是由《普伏新闻》的总理奎奎支配的，而奎奎却要听命于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盖勒。
7年前，河童与獭发生了战争，两国人民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36.9万多河童战死。而玻璃厂总理那时除制造玻璃外，还把石灰充当军粮送往前线。前线的河童饥不择食，大腹便便的盖勒先生大发其财。难怪一个名叫玛格的河童哲学家在《愚者之言》中写道：“我们是比人类还不幸的”，因为“人类还不及河童那样进化”。
我所熟悉的河童诗人陶克由于不满现实，成了一个厌世主义者，终于自杀了。河童国里最盛行的是近代教，或称为生活教。它的教义就是要河童忍受眼下各种磨难，“旺盛地生着”。然而，连近代教寺院里的长老也只要金钱，不信奉神。
我对河童国的生活慢慢地厌倦了，思乡情绪日益强烈。在一个年长的河童帮助下，我又从原路返回人间。1年以后，我因某事业失败而在日本走投无路，河童国的生活又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我仿佛感到河童国就是我的故乡，朝思暮想着要回到那儿去。我偷偷离开家，刚要上火车，恰巧被警察捉住，给关进这座疯人院。可我还常常忆念着河童国……梦中桧《梦中桧》是日本井上靖的短篇小说。
这篇小说以5个好朋友在分别15年之后的再一次聚会为契机，描写了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从侧面反映了日本的社会现实。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天地和社会意义深远，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当年曾是4个男性朋友心中的青春偶像的阿田，原来是那么年青美貌、才气横溢，她一心想当大实业家的夫人，为此她一直小心谨慎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而15年后的相遇，她风韵不减当年，华美艳丽的装束更使人眼花缭乱。但男友们却感到一种冷漠。原来阿田是在男友面前极力保持自己的美好形象，为了愉快的相见，她在掩饰自己的不幸。其实她现在是酒吧女招待，她的服饰全是借来的，随着疑虑的解开，深深的悲哀、惋惜之情油然而生，让人体味到人间梦想破灭的悲哀。4个男性朋友都曾热烈地追求过阿田，也都曾试图去开创一番事业，他们的友情至深，然而岁月流逝，战争动乱使他们的理想全部破灭，每个人都做了一株永远成不了桧树的“翌桧”。
作品的语言优美，构思巧妙，感情细腻，全文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别具特色。静静的群山《静静的群山》是日本作家德永直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9～1954年。
小说主要描写的战后的日本在美军占领之下。一届又一届短命的政府不断替换，人民挣扎在贫困之中。日本共产党重新开始活动。
从关东军退役的古川二郎回到他早先服务过的东电公司川添工厂——一个在战时移到山区的军需厂。战争给这个小伙子留下了心灵的创伤，他成天喝酒，咒骂一切，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欺骗，但又不能理解这一切。
与古川同寝室的技工池部新一对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始终有看法，不过也仅仅认为战争不人道。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池部和一个叫鸟泽莲的姑娘产生了爱情。鸟泽莲是高中毕业生，出身巨富，尽管她热情活泼，思想开朗，可池部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工人和她不相配，心里十分矛盾。
古川和池部所在车间的主任荒木是个有思想的人。在战后重建日本的争论中，他和以厂长相良为首的厂方发生了冲突。在苦闷中，荒木有一次偶然听了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的演讲，很受启发，于是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文献。荒木的行为又带动了池部和古川，他俩也开始阅读文献和《赤旗报》，慢慢地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粗浅的了解。
与此同时，他们和老共产党员大林律师有了接触，并受到共产党“打倒天皇”、“成立人民共和国”口号的影响，开始在厂里组织工会。可是，在组织工会和要求增加工资的过程中，他们遭到厂方层层阻挠。当他们和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冲破阻挠，建立了工会，工会又被厂方分裂，产生了“工会右派”，斗争十分艰巨。
鸟泽莲是厂长秘书。她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决定到工人中去。可是当她搬到女工宿舍住下不久，由于和女工们思想感情不合而产生矛盾。鸟泽莲十分痛苦。在池部的帮助下，她终于慢慢地和女工们熟悉了，并且得到了池部的信任和爱情。
古川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但是，战争的影响和军队的旧习使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而厂方又来拉拢他，将他调到办公室工作，向他灌输天皇永久和民主来自西方的思想。这对古川是一次考验，古川没有屈服，又被重新踢回车间。厂方的卑劣行径使古川深恶痛绝，一气之下他病倒了。大家都来看望他。一个早已爱上了他的、叫初江的姑娘热情地照料他，使古川十分感动。他们相爱了，并且爱情为古川洗去了郁积在心里的、在战争中对女人所犯的罪行的内疚。
反动势力不断向日本共产党发动攻势，处心积虑地分化工人运动。荒木已加入了共产党并带领工人为共产党竞选。在与社会党和天龙会等组织的斗争中，池部和古川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共产党是代表日本工人阶级的组织。
在川添工厂，厂方也采取了措施。他们以调职为名，要将工会积极分子调得七零八落，从而分裂工人运动，并在调职中要弄阴谋，使工人内讧。这对荒木、古川、池部等工会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面对这种情况，古川感到需要组织的帮助，于是他写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去找池部，而池部也不谋而合地写好了申请书。他们一起到共产党总部去。太阳迎着他们升起，群山在他们背后，他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离川添工厂不远的鸟泽小村是初江和鸟泽莲的家乡。战后日本农村依然是封建势力统治着，在鸟泽小村则有角仓家族，他们世代是这里的主人，又是川添工厂的股东。农民们不但生活艰辛，而且受着封建陋习的束缚。在村里，只有鸟泽文也和他的儿子鸟泽元也两人是共产党员，自从川添工厂荒木他们成立了支部以后，他们两人也属川添支部，并根据党的指示，要在鸟泽小村成立农会，进行波茨坦对日公告规定的“耕地改革”。
可是，农民们根本不懂什么“波茨坦公告”，地主依然飞扬跋扈，政府对“耕地改革”也是拖拖拉拉。在这种情况下，要成立农会是相当困难的。鸟泽文也和鸟泽元也到各家游说，可收获不大。不久，根据政府指令，村里要成立“耕地委员会”，地主们密谋策划，擅自搞了委员会名单，而把贫雇农排挤在委员会外面。鸟泽文也了解到这种情况。在委员会成立那天，向村民们揭露了这个阴谋，并自荐当选为委员会里贫雇农代表。
在委员会里，鸟泽文也和地主的代表进行斗争，揭露地主隐瞒耕地面积，瞒着贫雇农抢先出卖耕地的伎俩。他还竭力劝阻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因为根据波茨坦公告，土地将分给耕农，或廉价出售。
这样，鸟泽文也取得了一部分贫雇农的信任和支持。而正在这时，村里发生了久一郎事件：
贫农久一郎租了地主茂雄几亩地种着，茂雄为了逃避“耕地改革”，突然要收回这块地将其出卖，久一郎苦苦哀求，竟被茂雄揪住后领抛出门外。久一郎生计无着，又是残废，悲愤之下卧轨自杀了。
这件事惊动了村民，鸟泽文也和鸟泽元也带领一些农民到茂雄家算账，并狠狠地教训了茂雄一顿。趁着为久一郎守夜的机会，鸟泽文也联络了一些贫雇农成立了农会筹备会。这时，又发生了千代事件：
从东京移居到鸟泽小村来的远藤千代是个“战争寡妇”，拖着3个孩子，靠贩米过活。但是村民们生活日趋艰难，根本没有剩余的米卖给她。她只得为了每天一升米去陪地主太一郎睡觉。可是，事情败露了，倒霉的是千代，人们说她是“破鞋”。这样，千代只得到修路工地去抬土。有一天，当她经过山谷的时候，被几个美军强奸了；同行的清治上前阻拦，竟被美军推下悬崖摔死。
消息传来，村里群情激愤。鸟泽文也和一部分村民向村长申诉，要求政府和美军司令部交涉。可是，结果来了一帮警察把千代抓走了，说是千代窝藏强盗。村民们为之震惊，穷苦的农民感到命运艰险，纷纷支持农会。川添党支部派出古川、池部等人帮助鸟泽文也工作，农会正式宣告成立，鸟泽文也当选为主席。
农会成立后，对村上一些对抗波茨坦公告的地主进行斗争。地主山中数马是鸟泽元也的妻子千鹤的舅父，由于他反对“山林开放”，鸟泽元也和农会的人与他狠狠斗了一场。老头子数马本来有高血压，这么一来，脑溢血死了。这事使千鹤娘家的人大为生气，与鸟泽元也断绝了关系。千鹤内心也十分矛盾，又想到鸟泽元也平时从来不关心她，一气之下竟想自杀。面对这种情况，鸟泽元也既苦恼又羞愧：“连老婆也不能领上革命道路，这还算革命家吗？”于是，他找到千鹤，好言安慰她，并反省了日本男子甚至许多共产党员对妻子的轻视态度。这样，总算使千鹤断绝了自杀的念头，回到自己身边。
这时，日共正全面开展竞选活动。鸟泽元也以农会为后盾，代表共产党竞选鸟泽小村村长。党指示川添支部全力配合乌泽元也竞选，池部、鸟泽莲纷纷来到鸟泽小村与鸟泽元也并肩斗争，《国际歌》的歌声在乌泽小村夜空震响回荡，高耸在远方和附近的群山好象更静寂了。空海的风采《空海的风采》是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75年。
公元804年，日本和尚空海怀着深造密宗的满腔热忱，随第16批遣唐使，在葛野麻吕率领下，冲破东海的惊涛骇浪，来到中国福州。当地刺史阎济美不时宴请葛野，因他看过空海代拟的呈文，深爱其才，每次都指定空海赴宴。席间赋诗酬唱，空海又表露出他的诗才，阎济美对他更加推崇，甚至想把空海留在自己身边，只是由于空海苦苦哀诉他来唐进修佛教的迫切心情，才作罢。
10月末，空海到达长安。他先从醴泉寺般若三藏学梵文，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掌握梵文的人；其后又拜青龙寺惠果为师学密宗。惠果同空海第一次见面时，喜出望外，当场表示要把全部密宗传授给空海，并为空海作了密宗中最高级的阿阇梨佛法灌顶，赐以遍照金刚的法号，空海成为真言密宗第8代座主。惠果门徒虽逾1000，独对空海特别重视，空海成为惠果的正式继承人，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中国和印度的不空密宗的嫡系。惠果还特地为空海组织人缮写新译出的佛教经典，请宫廷画师李真为空海摹绘密宗历代教祖佛像，动员宫廷技师杨忠信等铸造金属法器等。
4月后，惠果与世长辞。死前他曾对空海表示，有了像他这样的弟子，死可瞑目，并劝空海早日学成归国，为国家服务，广传佛缘，普度众生。惠果的墓志铭是由空海撰写的。
按规定，空海的留学期限是20年，但他留唐两年后，就上书皇上请求批准回国。消息传来，中国朋友纷纷赋诗惜别，或赠送法帖和真迹等。空海在唐不到3年，以诗会友竟广泛到如此程度，这在长达200年之久的遣唐使的历史上还是空前的。空海的本意很可能是不愿回国的；无论就才华还是性格而论，如果继续留在长安，他的才学肯定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他启程回国那天，长安名流成群结队为空海送行，他忍着别离的辛酸，强作镇静，赋诗告别，经越州由明州搭船回国。在越州停留的5个月中，他在当地节度使的热情支援下，请人抄写并访求了大量文学、天文、医学和美术等方面的著作。
但是，国内的形势对他并不妙。和他同批来唐的最澄早于去年回国，在日本首先传布密宗的荣誉已为最澄捷足先登了，而且，最澄是官派请益僧，条件远比空海优越。空海回国后不久，爆发了“乐子之乱”。原来，当时已经逊位的平城天皇，在他还是太子时就同比他大9岁的下臣藤原绳主的老婆乐子通奸，即位后把乐子丈夫远调筑紫，接乐子入宫予以霸占。乐子一族野心勃勃，乐子也想作皇后。平城因严重的神经衰弱，做了3年天皇，就把皇位让给平素与他感情不和的弟弟峻峨天皇。嵯峨即位后，废平城所立观察使，平城大为恼火，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下诏嵯峨收回成命，并令其迁都奈良，同时派乐子胞兄藤原仲成去奈良大兴土木，建筑宫殿。嵯峨一方面表面上装作奉命唯谨的样子，派3名营造使去奈良协助藤原，另一方面则暗中派重兵严守东国3处关卡，使用调虎离山计，把平城身边的高级官员召往京城，用箭射死，并下诏废乐子的正三位。这实际上是公开宣战了。平城还在梦中，前簇后拥带着乐子向东国进发，队伍行至郊外，漫山遍野尽是官军，平城的人马乱作一团，作鸟兽散，乐子也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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