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惜一片江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波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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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惜一片江山试读：

明太祖姓朱諱元璋字國瑞豪州人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帝最少定都金陵一舉而平西漢再戰而滅東吳三駕而克元都不數年遂成帝業建都江南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自序穿越历史的迷雾这不是一本朱元璋的传记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 1993 年的《洪武皇帝大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写朱元璋传已无新意，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

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初衷，我在写作本书时，并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和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中间代史学”：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

历史正成为一种时尚。

首先，是因为历史本身是有趣的；其次，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可以从历史中各取所需，做皇帝的说“可知兴替”；大臣们说“可明得失”；知识分子说“鉴古知今”；普罗大众则说“让人聪明”……

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大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曾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变，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娱乐和调侃的东西。于是，理论告诉我们，在以往单一的“专家史学”之外，诞生了“平民史学”，或曰“草根史学”。现实告诉我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坊间打着历史的旗号，卖得最好的书，往往就是“草根史学”。

我敬重“专家史学”，专家意味着对研究理论的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丰富储备以及对史料的充分研读，比如你想得到关于朱元璋比较准确、翔实的知识，还得到专家著作里去找；我也欣赏“草根史学”，“草根”们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历史推到受众面前，他们仿佛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总能把沉重化为一笑。

对历史感兴趣者中，不是任何人都能当好“专家”或“草根”的角色。因为我的天资和客观条件，我注定成不了专家，同时由于我个人的趣味，我也当不好能够将历史之千斤当四两拨弄的“草根”。那么在专家和草根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空间了吗？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禁造生了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熟悉当代新诗的人一看即知，这是从“中间代诗人”这个概念中偷来的。不过，我并未像诗歌理论家那样，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一种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我之所以标举“中间代史学”，既是缘于自己既做不了专家也不是“草根”，也是因为对这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也许正因为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难免会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出现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 60 种（注意，不是 60 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外发现，并非专业研究明史的陈建华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对我的启发还在很多专业明史学者的论著之上。有些明史专家的著作，看得出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我们现在读起来，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舒芜先生评陈迩冬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闲话三分》时，曾经说过：“说历史要能撄现代人心”。窃以为，不少专家之书都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无法“撄现代人心”。你通过披阅史料，把一个帝王的生活描述得非常精细，供给了读者知识，当然不错，但如果无法激发当代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思考，还怎么“撄人心”？而草根史学，则越来越沉迷于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却因为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产生的知识硬伤，更常常贻笑大方。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就是要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它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而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它也愿意尽可能地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

我这本书就是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一个尝试。我希望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用大历史的眼光、以当代人的视角观察得来的崭新的朱元璋的形象。这样一个标准，对我这个天分和努力都不够的人来说真是太高了一点，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能的一点新意

由于我的写作旨趣，本书或许会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新意：

放弃贴标签的做法。所谓贴标签，就是先根据某种先验正确的理论，给历史人物贴上程式化的标签，然后无论这个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标签都会如影随形，万变不离其宗，而不管在具体的场景中，这个标签离基本史实和情理有多远。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是不是就成了某些史学家所指称的“明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朱元璋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蜕变”，即前期造反代表农民利益，后来削平群雄则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又比如朱元璋打击富人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利好等等，我都立足于史料提出了个人的私见。私见未必对，但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不是根据某种理论推演、套来的。

对历史中的每个个体平等看待，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由于重集体轻个体的传统，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我们向来习惯于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评判，然后得出貌似客观实为冷漠的结论，却常常忽略历史曾经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上演的，这些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的血泪不能轻易被一些宏大的符号所遮蔽。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都是予以盛赞的，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但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是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来的。所谓“历史意见”，就是指当初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有关各方对某一人或某一制度意见之反映；所谓“时代意见”，就是指时过境迁，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评论过去时代中的人物和制度。我所理解的钱穆先生的“历史意见”，就是要求论史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不超越历史人物所置身的时代，不以今人事后之高明来嘲弄古人。虽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时代意见”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读钱穆先生的书，就知道，他是偏重于“历史意见”的。而本书写作，则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这不仅仅因为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重要的是，对朱元璋这个曾经对中国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以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观照，说出我们的“时代意见”，其中全无讥诮和炫耀高明之意，而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试举一例，关于海禁，我们讨论这一历史事实，固然应该分析当时客观情势和海禁所发挥的一些现实作用，但它给后来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结合今人对当时全球局势的了解，予以重新认识，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努力避免情感的渗入。在中国历史上，在帝王行列中，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人物，几乎到了褒者扬之升天，贬者抑之入地的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差地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论史者不同的境遇、立场和诉求，对这个历史人物寄托了迥异的情感，或者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联想。而我则努力避免这一点，只是把朱元璋当作一个冷静观察的客体，史料是怎样记载的，我自己想到了什么，无论好坏都心平气和地摆出来。自然，人的眼力有优有劣，看走眼的地方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批评。第成一章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第一节草莽中崛起的枭雄

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中国历代帝王中，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得位最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人出身微贱，非豪门世家，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而这两人，要比“没有凭借”这一点，朱元璋无疑要过硬得多。刘邦大小是一个亭长，家中还有几亩良田，朱元璋则到了靠做游方僧人、当乞丐来填饱肚子的地步，是货真价实崛起于草莽的一代枭雄。

最初，朱元璋在元末大乱中加入红巾军之一——郭子兴的部队本来是乱世下混饭吃、谋自保，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也并不讳言这一点。然而就是这一权宜之计，最终催生了一个新朝和新主。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崛起？和其同时的乱世英豪很多，为什么成功的偏偏是朱元璋？神话很荒诞，天资是事实

朱元璋从投军自保，到独当一面，最后又在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最先抢得“神器”，说他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我是不信的。

这种天赋，旧史家曾附会神异之说，竭力让人相信朱元璋荣登大宝是天命所归，后来的人们，因为不信天命之说，则又完全否定朱元璋的天纵之才。在我看来，两者都失之于偏。

朱元璋小时候替人牧牛的一则故事已经证明了其天分。据《龙兴慈记》记载：有一天，朱元璋和几个同村伙伴到山里放牛，遇上雷雨，避雨闲谈中，大家都称肚饥，感叹没有好东西吃，朱元璋说我们面前这么多牛，为什么不杀它一头解解馋呢？说干就干，一头小牛很快就被他们烤熟吃光了，美餐之后才感到后怕，朱元璋出主意说，我们把牛骨、牛皮和血迹都弄干净，把牛尾巴插进一条石头缝里，就说是小牛受惊掉进裂缝里了，田主能把我们怎样？回去后这般编说的朱元璋虽然挨了一顿打，可是田主也只好自认倒霉。这个故事不见于他书，是否属实有待考证，但朱元璋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却和成年后的他绝无二致。如果属实，则朱元璋的智商和情商在幼年时就已显示出高人一头：在别人意想不到处能拿出办法，这是智商；一旦事情不妙，也勇于面对，有魄力，能担当，这是情商。

朱元璋投入到郭子兴军中，从最低级的步卒开始做起，一步步升迁，逐渐进入主帅郭子兴视野，直到妻之以义女（后来的马皇后），其中没有一点侥幸成事的成分，而是要以乱世中实实在在的军功和智略来奠定其地位的。自然，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郭子兴军中鹤立鸡群，也还要依靠“鸡”的“衬托”。起初郭子兴的手下将领并不服他，一起开会议事，都抢着坐正位，朱元璋有意后至，坐于末席，可是等到商讨公事的时候，那些昂昂然坐在正位的人，却变成了木偶，只有朱元璋“剖决如流，咸得其宜”，于是“众心稍屈服”。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够高人一头？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但毫无疑问，对每一个流浪儿来说，这种底层漂泊的经历不一定都能变成宝贵的财富，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在的。策略最重要

除了天分，策略得当，是朱元璋终能成功的关键的要素。

讲到策略，第一要说到收服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窥伺神器的人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虽然熟悉，临到自己行事时，许多人却常常忍不住把它抛在一边，原因就在于面对眼前的现实的利诱，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朱元璋的高明就在于懂得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收服人心，朱元璋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笼络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不论是隐居的，还是下野的元朝旧吏，也不论是真有才干，还是仅拥虚名，朱元璋都要访求，都要加以礼遇，并听取其谏言。在当日读书人拥有广泛资源和深厚人脉的社会，朱元璋的这一动作不仅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能安定一地之人心，而且更因网罗了像刘基、朱升这样的奇才异士，等于建立了一支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强大智囊团。其次是朱元璋能够较好地约束军纪，收服人心。关于这一点，因为史料所载不尽相同，史家们一直有歧见。明朝官修的资料，如《太祖实录》等自然是竭力宣传朱的部队是仁义之师，朱元璋登基后也夸口说，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嗜杀人”，然而其劫掠的事实却留在了一些野史上。究其实，现在可以认为，朱元璋的部队在当时的形势下，要争战，要有供给，绝不可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完全没有劫夺民家财产和妇女、胡乱杀人的行为，但和其他部队相比，其军纪相对较好是毋庸置疑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乱世之中老百姓的要求极低，别人杀人盈野，有的据史籍记载更有食人之举，而朱元璋只要稍加节制，就特别能够彰显其仁义，使天下之民望风归附。

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二点是，哪怕战术上偶有疏忽，战略层面上却几乎完美无缺。

先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安徽老儒朱升的献计，意思是要朱元璋在实力尚未笑傲群雄的情势下，先建立稳固的后方，确实保障后勤的供给，同时还要避免做出头椽子。试观后来朱元璋的一系列部署，无一不是依计而行，朱升乃名垂史册。但实际上，朱元璋对朱升的嘉许，正是因为这和他原来的思想如出一辙，他自己只不过未在朱升之前系统归纳罢了。早在尚蛰伏于郭子兴军中时，他就已经领略了“缓称王”，以避免树大招风，偷偷发展实力的妙处。郭子兴器小易盈，打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就想关门称王，几次都是在朱元璋苦谏下才作罢。而通过屯田，以解决军需，则早就是朱元璋的拿手好戏，他后来还曾以此自矜，说有了屯田政策，就可养兵百万，而不用民一钱。

逐步剪除群雄，这是朱元璋的夙愿，但究竟如何实施，孰急孰缓，则颇可思量，稍有不慎，小者实力和地盘受损，大者甚至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当时局势是，中原有元朝大军，实力还十分强大，却被红巾军所纠缠，一时无法把触角伸到朱元璋所在的江淮地区，对元朝势力，朱元璋采取的是虚与委蛇的态度，而在他自己所在的江淮地区，面对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大劲敌，则无疑是你死我活，非出全力争胜不可。但究竟是先解决陈还是张，这是一个让人踌躇的难题。先解决张士诚有一大堆理由，比如张士诚盘踞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符合“远交近攻”这个通常的战理，又比如张士诚相对陈友谅实力稍逊，易于解决……但朱元璋最终选择的是先灭陈，再灭张。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在先解决张还是先解决陈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要违背常理？朱元璋即帝位后，曾与诸臣讨论过一个问题。他说：“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尽管有许多让人一时难以决断的因素的干扰，只要透过纷繁的表象抓住要害就够了。这个要害就是，朱元璋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两大劲敌。陈友谅有争雄天下之心，又十分好斗，而张士诚则只图自保，所以，如果舍陈而攻张，凶悍的陈友谅绝不会甘于旁观，一定会倾城出动，使朱元璋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如果先攻陈，在姑苏（苏州）苟且偷安的张士诚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朱元璋看得很准。有人说这一决策为刘基所上，即使属实，朱元璋采纳之也表明他自己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朱元璋消灭陈、张两大劲敌后，在如何击破元都的问题上又面临着一次抉择。当时勇冠三军的常遇春主张挟连胜之威，挥师直捣元都北京，一战成功，被朱元璋所否决。因为他看到，从自己的根据地江淮到北京有漫长的距离，而听命于元朝的军队散布于陕西、河南等地，一旦攻北京坚城持久而不能下，势必敌援四集，自己进退两难。朱元璋制定的先取山东、河南、陕西，逐步撤除元都之屏蔽，然后从容兵临北京城下的进军路线，最为明智和稳妥。没读过多少书，但依靠阅历和军旅磨炼，朱元璋在军事上堪称名副其实的战略家，其征战生涯中几乎很少打败仗，原因就在于他目光远大，又能谋定而后动。权术不能不讲

朱元璋策略得当的第三点是将权术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是有雄才大略的人，却很注意韬晦。在下决心解决一个对手之前，他都会拉下架子周旋一番，对元军是这样，对陈友谅、张士诚和其他群雄都曾经示好，仿佛温情脉脉。

群雄逐鹿中，要使我长彼消，在拼命扩充自己实力的同时，就必须时刻不忘挖对手的墙脚。朱元璋就是挖对手墙脚的高手，他不但能使对手的属下转投自己，还能让他们感恩戴德地效死。这是需要高超的权术的。有两个事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次战役后，俘获甚多，朱元璋择对方军中的骁勇者五百人置于麾下，这五百名壮士“疑惧不自安”，朱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用这些人换下了自己原来的护卫，然后解甲酣寝达旦，这些人因此感激涕零地说：既不杀我，又以心腹待我，怎能不尽力图报？当时“酣寝”的朱元璋是否真的全无戒心，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史书失载，不过我是不太相信的。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恶战，都有俘虏落在对方手上，陈友谅因为战事不顺，杀俘泄愤，而朱元璋则恰好相反，“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而事实上，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宽仁之辈，后来陈友谅死，他儿子陈理已经不成威胁，再有一千多陈军俘虏落到朱元璋手里，就是另一种待遇了：“每四人共用麻编头发，木桩钉于鹦鹉洲上，是夜雨雪，迨晓，死者过半。”

对敌人玩弄权术，对自己人也不例外。朱元璋驭将讲究恩威并用，常常是刚在大庭广众中被数落，后面的丰厚赏赐就接着来了。有一次，为了使众将畏法，他还与武将第一人徐达和文臣第一人李善长一起，演了一出双簧：故意找徐达的岔子，“欲置之死”，李善长在旁边拼命求情，朱元璋又假装恩免。在处理邵荣谋反的事上，朱元璋的表演更到位。邵荣是朱元璋的老乡，在朱元璋开始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屡建奇功，现在据称有异志，处置当然不难，难的是不能让其他老部下兔死狐悲感到心寒。朱元璋是怎样做的呢？《明史·太祖本纪》中说：本来朱元璋是准备赦免邵荣的，可常遇春不干了，说人臣造反最有悖于大义，如果宽免他，我决不能与这样不讲大义的人“共生”，于是朱元璋“乃饮荣酒，流涕而戮之”。这样的好戏当然不是为即将消失的邵荣演的，而是演给手下将领们看的。

众所周知，帝王最恨的是手下谋反，朱元璋更是如此，他称帝后，只要与此相关，哪怕是捕风捉影，也决不放过，动辄诛戮上万人是家常便饭，他怎么可能单给邵荣一条生路？

朱元璋的权术对稍知中国历史的人来说，仿佛都似曾相识，容易让人想起曹操、刘备。这不奇怪，虽然读书很少，但社会的土壤不变，一个头脑灵活，又有主宰天下雄心的人，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地成为玩弄权术的高手。机遇与抢抓机遇

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除了天分和策略的得当，不能不说的还有，朱元璋的机遇也很好，而他又偏偏是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元末大乱，群雄并起，这是最大的机遇。小机遇就更多了。他最初在郭子兴军中，虽是义婿身份，但上面除了郭子兴，还有郭的儿子郭天叙，郭的内弟张天佑，又“数为郭氏所疑”，在这种身受多重掣肘的情势下，本来是难以建立自己的班底的。恰好郭子兴早死，又恰好不久之后郭天叙、张天佑都中了敌军的圈套，全部战死，于是朱元璋终于有了一支具备相当实力、完全属于他私人的武装。这是其事业的起点。朱元璋在鄱阳湖上战胜拥有巨舰、实力强大的陈友谅，也未尝全无运气成分，比如说战斗中恰好刮起了东北风，给原本畏惧巨舰的朱元璋军提供了火攻的良机等等。

论朱元璋的机遇，便不能不说到一个常被当代史家轻忽的人—察罕帖木儿。元末群雄并起，眼看元朝统治朝不保夕，各路所谓“义军”也随之而起为元朝效命，其中原为北人、家住河南的察罕的部队最有战斗力。当时，察罕围剿红巾军，破汴梁，下山东，声威极盛，天下震动，朱元璋也不得不遣使通好，可是不久，大意的察罕却因只带轻骑，便前往降军阅兵，被刺身亡。察罕之死关系极大，《元史》上说当其死讯传来，元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元王朝的擎天一柱轰然倒塌，还有非常要命的后遗症，这就是在察罕身后，已无人有足够的威望号令元朝各部，各方自相残杀互不相让，都无暇他顾。对此，元朝君臣的悲戚和绝望可以想见，而对朱元璋来说，则是充分利好，所以他一接到这个消息，就叹了一声“天下无人矣！”原来准备向元朝输诚的他，这时对元朝授予的官职也不接受了，还杀了其中一个使臣。

察罕一身系天下之重，这并不夸张，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钱谦益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国初群雄事略》中说：“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的确是这样，察罕一死给朱元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那一声感叹中可以看出，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才有了争雄天下之心。第二节元末三雄的大结局

元末群雄并起，多股力量逐鹿中原，其中最杰出者，除了朱元璋，就是陈友谅和张士诚。最后如愿夺得神器的为什么是朱元璋？

前文说过，朱元璋有超越一般人的资质，策略运用得当，偏偏又得机缘眷顾，可这些都还只能说明，朱元璋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不能说明，和他并起的群雄，特别是一度齐名的陈友谅、张士诚，为什么却不能成功？

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一样，也非豪门世族，陈原是一“渔家子”，张贩盐出身。而在事业的初起阶段，这二人显然要比朱元璋顺利。朱元璋还需要在郭子兴帐下做小伏低、百般隐忍的时候，张士诚已经称王，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陈友谅的上面虽然还有一个徐寿辉，但徐寿辉这人虽然相貌堂堂，却虚有其表，听任手下各将纵恣，自己不过徒拥虚名，所以陈友谅的部队名义上听从徐寿辉，实为他的私人武装。

陈友谅、张士诚的起点都比朱元璋高，最后却在抢夺神器的赛跑中，听任朱元璋率先“撞线”，这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说机遇，除了大的机遇，像元末大乱的客观情势、察罕帖木儿之死提供的巨大舞台等，这三个人都差不多，而小机遇，像陈友谅在鄱阳湖上偏偏遇上东北风，给朱元璋提供了火攻的良机等，陈、张二人的运气的确要比朱元璋差了一些。然而，机遇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三人之成败的，根本在于他们的才能和策略。如果说这三个从乱世中崛起的豪强，在个人才能上不太可能差距过大的话，那么从史实看，陈、张的策略运用则无疑要比朱元璋逊色多了。渔家子陈友谅

明朝的史学家高岱拿陈友谅与楚霸王项羽比，称赞说：“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败衄之后，旬日之间，而能陷城摧敌，其能开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时之雄也。”高岱惊叹陈氏为什么常在失败之后，马上又能攒积实力，“陷城摧敌”。其实这正是此人的特点：坚毅果敢，不为一时胜负而夺气，也许你正在为刚刚挫其凶锋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这家伙又卷土重来了，而且愈挫愈勇，有些像清末的曾国藩，善于“扎硬寨，打死仗”，而豪气一来，自以为看准了，敢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

单纯从军事的角度，陈友谅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出色的战术家。这样的人，当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冲锋陷阵，斩将夺旗，是绰绰有余的。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要的不仅仅是一场两场的战役胜利，而是要削平群雄一统天下。这不仅需要打仗，更需要综合的较量。而在战略和决策上，与朱元璋相较，陈友谅差之甚远。

陈友谅的一大失策是弑旧主徐寿辉而自立。前面说过，徐寿辉名为陈的主人，实则徒拥虚声，陈友谅在以徐寿辉为号召的这一系部队中，实力又最为强大，更重要的是，徐寿辉还在他严密掌控之中，他完全可以学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徐寿辉的名义号令其他各将，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可是，我们看到，陈友谅太不懂韬晦的妙用，太注重一个虚名，仿佛是急不可耐般，匆匆杀死徐寿辉，又匆匆登位。我们看他杀徐之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可以知道，徐寿辉实在只是他手中的一具傀儡，有这样一个傀儡，在其削平群雄前，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威胁，只会有说不尽的好处。陈友谅的匆匆弑主，带来了很多恶果。第一，各路群雄崛起于乱世，虽意在逐鹿，但都还要打一些除暴安民的旗号，现在以下犯上，在儒家伦理根深蒂固的社会，明显陷自己于道义有亏的窘境；第二，原为徐寿辉系统的几支部队，现在因缺乏一个“共主”，转而分崩离析。有一定实力、原本对陈友谅又未必买账的将领，都借这个机会，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杆子拉了出去。陈友谅的匆匆弑主，可谓图虚名而招实祸，与朱元璋的长期隐忍相比，失策多矣。

陈友谅打仗是一把好手，却几乎没有什么驭将之术，其手下没有涌现出多少能够独当一面、有勇有谋的大将。加之他自己曾杀旧主而代，骨子里可能害怕手下效仿，对部将往往疑而不能用，双刀赵普胜凶悍善战，是他帐下难得的猛将，却经不住朱元璋一个小小的离间计，就被陈友谅诱杀了。

军事上的一些局部成功，又滋长了陈友谅骄傲轻敌的情绪。当朱元璋离开自己的大本营金陵（今南京），亲率主力大军去安丰（今安徽寿县）征战的时候，陈友谅认定这是他夺回主动权的良机，空国而来扑向朱元璋的防区。这本来是正确的，可他却策略失误，不顺流直捣空虚的金陵，却屯大兵于南昌城下，拼命攻坚。后来打了胜仗的朱元璋也不无困惑地说：“使陈友谅乘我之出，直捣金陵，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也。”金陵空虚，便于夺取，又是朱元璋的老巢，一旦攻占意义非凡，窃以为陈友谅绝不会连这一点都看不到，根源实在于轻敌。南昌城在其数倍优势的重兵围困之下，居然能够硬扛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直到朱元璋的援兵赶来，这是陈友谅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们看陈友谅的战前部署，他意在先取南昌再顺流直下金陵的战略是很清楚的，他只是没有料到南昌一战会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直至最后败灭。孙子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是打仗，就不能全图侥幸，而必须考虑自己的预定计划一旦不能成功如何善后的问题，而陈友谅的这次出兵却犯了大忌，他率领的是自己几乎全部的家当，而且把百官家属也带上了，甚至也没有准备阻援和打援，完全是孤注一掷，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豪赌式的战法。

陈友谅在鄱阳湖上与朱元璋相持，胜负还未明的时候，即有不少部下叛逃，传令属下救援也毫无反应，这就是他不善于驭将的恶果。不亡何待？《明史》说陈友谅落到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好以权术驭下”，实为奇怪可笑之论。真正能以权术驭下的是朱元璋，他不是胜利者吗？盐贩子张士诚

如果说与朱元璋相比，陈友谅输在策略上，那么，张士诚则输在眼光和志向上。

陈友谅非要和朱元璋拼个你死我活，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局面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是迟早要来的。而张士诚仿佛见不及此，总是寄希望于一时之苟安。

张士诚占据的是江浙一带，自南宋后就是富庶之区。这里的纸醉金迷似乎消磨了他的全部斗志，他更像一个发了小财的富家翁，满足于关起门来享福，除非别人硬要破门而入，要来攫夺他的财富，否则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当朱元璋势力和雄心双双膨胀，触角渐渐向张士诚的“禁脔”伸过来的时候，他居然奢望，能够靠纳币输诚去换得和平，这完全是土财主而非乱世豪强的思维方式。看来他对天下大势全不了然，以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能够长久维系，以为只要这种局面能够长久维系，他就还能守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做富家翁，殊不知分久必合乃古之常理，而在这种常理中，你不去主动消灭别人，就只有等到别人来消灭你。

因为眼光如豆，因为满足于苟且偷安，所以张士诚不但没有积极进取的雄心，反而在机遇寻上门的时候，犯下了致命的失误。陈友谅大举进攻朱元璋，事先和张士诚有联盟共举、夹攻朱元璋的协定，可是，直至陈友谅身死国灭，张士诚都未能出苏州城一步。本来如果站在张士诚的角度，面对两雄相争，自己在初期徘徊观望并非全无道理，但双方在旷日持久的鏖战中，均已消耗巨大实力，尤其是在一方已占先机的情况下，你这第三方还不出击，还不对风雨飘摇的另一方施以援手，那就注定只会有一个结果：胜者经过消化，积聚了更强大的力量，再来为你送终。

和陈友谅一样，张士诚的用人也是很不得法的。在事业刚刚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他就委政于其弟张士信，而这个弟弟又很不争气，进用的要么是不知大计的迂阔书生，要么是贪渎之辈，史称“士诚亡国，亡于其弟士信，又亡于聚敛臣”。而张士诚自己呢，则深居宫中享乐去了。在这种局面下，张氏的将帅也上行下效，以富贵行乐为要务，一到打仗的时候，就推说有病，非厚赐官爵田宅不出兵。出兵是准备打仗的，而这些将官老爷，还把婢妾乐器都带到了前线，战斗力如何还用得着问吗？在群雄逐鹿的关键时刻，张士诚“深居于内，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纵知亦不问”，就这样“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朱元璋曾经分析过张士诚亡国的原因，感慨地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张士诚的小名）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此话颇有道理。

毫无疑问，如果用争天下的能力这个标杆来衡量，朱元璋是大大强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然而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评价优劣的是普通百姓，他们不懂套用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完全以形而下的切身感受为依据，是否还会不假思索地同意这个答案呢？

陈友谅凶暴，姑且不论，这里只说张士诚。“成王败寇”，自古为然，近代又有名言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权力角斗场上的失败者，向来是一副滑稽可笑的面目。但如果能向历史的细微处稍作探寻，则“败寇”们也常常会有一点可爱的地方。据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朱元璋削平群雄荣登帝位后，一次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苏州老妇，有意提起张士诚，没想到老妇居然称念不已，这让朱皇帝大为羞愤，悻悻地对臣下说：真不知道张士诚对吴人究竟有何功德！

清人袁景澜所著的《吴郡岁华纪丽》中，提到吴人于七月三十日“点地灯”的一种风俗，说这一天系张士诚的生日，“点地灯”实际上就是祭吊他的。张士诚究竟对吴人有何功德，以致吴人如此怀念他？

从史籍上看，张士诚在其辖区实行的是比较宽厚的政策。首先从这一政策里得到实惠的是江南的文人。张士诚虽然是盐贩子出身，却不知是真爱文人还是附庸风雅，对文人相当优容，投奔他的绝不会空手而归。即使是拒绝与他合作的，如元末文豪杨维祯，不但不理其征召，还写信斥责他，张士诚也置之不问。在文人眼里，元末乱世中被张士诚占据的江浙地带简直就是可以让他们末路狂欢的一处世外桃源。除了江南文士，其次得到实惠的当然是百姓。乱世之中人们要求极低，对张士诚治下的百姓来说，只要张士诚能够保境安民，赋税稍轻一点，简直就是太平盛世。而张士诚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朱元璋的大军猛攻苏州，民风向来被指为柔弱的苏州人，居然抵挡了近一年之久，当时，“城中木石俱尽，甚至拆祠庙、民居为炮具”，向攻城者投掷，其中未必不能透露一点信息。

吴人怀念张士诚，还是对朱元璋高压政策的一种隐性的反抗。苏州城破，朱元璋为了彻底动摇张士诚政权的统治根基，将大批富民强制性地迁移到外地，又对江浙地区实行一种歧视性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绮丽的苏州不可思议地走向了衰败。虽然朱元璋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富人和豪强，但一个民生凋敝的城市，对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不会是一块乐土。吴中百姓在盘剥之下，纷纷逃离故园，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他的诗文中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记载，有一首题为《江上见逃民家》的五绝是这么写的：

清时无虐政，何事竟抛家？

邻叟收饥犬，途人折好花。

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

四海今安在，归来早种麻。“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这还是自南宋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吗？诗人首句“何事竟抛家”仿佛有些明知故问，而“清时无虐政”更是辛辣的讽刺！

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吴人偶尔怀念一下那个窝囊的“败寇”张士诚，难道不是一种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苏州归到了他的治下，今人会很轻松地说“推动了历史前进”云云，但置身于历史现场的苏州百姓持何观感？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对像那个老妇这样的普通百姓的感受，也许不应再完全忽略了。

吴人怀念“败寇”张士诚，不能不让我们慨叹一句：中国老百姓的愿望真的是太容易满足了啊。第三节小明王：乱世中的超级玩偶

小明王，就是在元末最初拉起造反大旗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

朱元璋消灭了最大的劲敌陈友谅，张士诚的苏州又围困重重、指日可下的时候，发生了史籍中记载的“小明王被弑疑案”。

在这个疑案中，小明王被谁所杀当然是一个要害，但除此之外，朱元璋和小明王的关系如何、小明王是否没有活的理由、小明王之死反映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逻辑，却也是今人读明史万万不可忽略的问题。小明王的“玩偶”生涯

当初，韩山童揭竿而起的时候，他的智囊刘福通对外宣传说，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蒙古人夺走了宋朝的江山，又多行不义，按天命，现在该韩山童这个宋宗室的后裔重坐龙庭了。那个时候元朝政府的反应效率还不差，韩山童很快被官军所捕杀，韩林儿和他的母亲杨氏却侥幸逃脱，在山中躲藏了起来。后来造元朝反的人渐多，刘福通也咸鱼翻身，居然拉起了一支十余万人的队伍。刘福通为了号召部众，找到了韩林儿，将其迎至安徽亳州，拥韩林儿称帝，建国号曰“宋”，改元“龙凤”，又称小明王。

朱元璋与小明王有什么关系？

原来，在所谓韩宋政权里，虽然照例是谁有兵权谁做主，但小明王系宋宗室后裔的名声到底在外传播已久，在人们不满蒙元异族统治的情况下，颇具凝聚人心的妙用，所以，各大军头还是愿意拥戴他的。而且成本小得出奇，只要养着他，让他好吃好喝，自己该干什么又不受他限制，岂非一石多鸟？

以小明王为号召的红巾军一度声势极盛，几乎所有造反武装都自称隶属于红巾军系列，朱元璋最早效命的郭子兴的部队也不例外。而红巾军的主力更是席卷大半个中国，使元军疲于奔命。正是因为有红巾军的存在，元朝大军应对不暇，朱元璋得以悄悄在江淮地区发展实力，逐步坐大。史家曰“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郭子兴的部队隶属于韩宋政权，所以，从名义上讲，朱元璋要算是小明王的臣下。可是，朱元璋登基后，却偏要讳饰这一层关系，不惜在史籍中造假。如郭子兴死，韩宋政权给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和朱元璋三人授爵，《太祖实录》中记载，朱元璋对韩宋授爵不满，说“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研究明史的专家王崇武先生认为，这是“史臣增饰之笔也”。王先生为什么这样断定？很简单，朱元璋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他对红巾军和小明王的妙用，比谁都心知肚明。

由于非常清楚韩宋政权和小明王对自己的作用，当张士诚的部队围困小明王所居的安丰时，朱元璋不惜“亲援之”，当时军师刘基认为切不可行，说：假使救出来，如何安置？朱元璋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还是亲自带兵将小明王救了出来。我以为，朱元璋在这里只说了一半真话。他的确怕张士诚攻破了一个城池，势力更盛，但他尤其忧虑小明王落在张士诚手里，从此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层，他担心的是，小明王既已有帝王的名号，如果弄到自己手里，如何安置他，才既不会使朱元璋受掣肘，又不给外界非议的口实？刘基号称足智多谋，但到底是书生，只要先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里，再随情势的变化处置他，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吗？

如何处置小明王，于朱元璋来说果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大敌陈友谅已死，苏州城指日可下，朱元璋霸业可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的小明王对朱元璋的价值显然已趋近于零。原来把小明王放在滁州，朱元璋突然命大将廖永忠迎归南京，船走到江苏一个叫瓜步的地方，船翻了，小明王“沉于江”。小明王之死，是否出于朱元璋授意，《明史》和其他史籍闪烁其词。朱元璋即帝位后的第八年，廖永忠被赐死，《明史》又说，原因之一，在于朱元璋对廖永忠当初的私弑小明王不满。

读史真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除非朱元璋准备把即将到手的帝位让给小明王，否则小明王不明不白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可笑修史者还拿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来忽悠我们。皇帝是不能要挟的

廖永忠，这是“小明王被弑疑案”中另一个重要人物。

廖永忠，安徽巢州（相当于今之巢湖市）人，他和其兄廖永安都是朱元璋水军中的灵魂人物。廖永安在征讨张士诚时阵亡，廖永忠遂成为水师统帅。朱元璋和陈友谅于鄱阳湖上作生死决战，廖永忠立有殊功，朱元璋非常高兴，称赞他“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大字，制成匾额，挂在廖永忠宅第大门上，以示嘉奖。明朝建国后，廖永忠封侯。

可是这个“奇男子”和朱元璋的众多勋臣一样，仍然没有逃脱无法善终的宿命。

关于廖永忠之死，《明史》有如下的记载：廖永忠虽战功很大，但朱元璋对他私弑小明王很不满，故在大赏功臣时，对诸将说：“永忠战陈友谅时表现极为神勇，理应封公，但他却揣度我，想以弑小明王而邀功，所以他只能封侯而不能封公。”后来朱元璋用杨宪为宰相，不久又以“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的罪名将其诛除，牵连多人被杀，廖永忠也有和杨宪同党的嫌疑，但以“功大得免”。又拖延到了洪武八年（1375）三月，廖永忠终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廖永忠为什么会被赐死？

读上述《明史》的记载，真只能让人越读越糊涂。杨宪的被杀，本来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杨宪其人并无可杀之罪，廖永忠即使和他走得亲近一些，也是非常自然的，除非你希望手下文武大臣都如仇人一般。所谓“僭用龙凤诸不法事”也是语焉不详。廖永忠究竟有哪些不法之事？“僭用龙凤”，无非是指生活家居上不太谨慎，用了龙凤等本属帝王专享的图案等，但从常理讲，朱明王朝的开国功臣虽多不文，其门下尚多宾客，不会连这点都不注意。而且纵使真有偶尔误用之事，以廖永忠的功勋，也不至于就赐死吧？读者须知，用“僭用龙凤”这条罪名加之于功臣，是朱元璋的老谱，后来蓝玉得罪，其中有一条罪名也是“僭用龙凤”，这就不能不让人奇怪：难道明朝这些功臣们这么喜欢过干瘾，宁愿冒着杀头的威胁，也要“僭用龙凤”满足一下虚荣心？

显而易见，说廖永忠的惹祸，是因为与杨宪走得太近，或曰“僭用龙凤”，都属于不折不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现在，我们的目光不得不投到廖永忠和小明王的身上去。

按正史的说法，朱元璋是对廖永忠弑小明王非常不满的，以至于连廖永忠唾手可得的公爵也飞走了。那么且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在廖永忠弑小明王这件事情上，朱元璋究竟会不会不满。

廖永忠杀死小明王，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出自朱元璋的授意；二是他自己拿的主意。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自然不存在朱元璋不满一说。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朱元璋会不会不满呢？答案是：不会。

对皇帝宝座伸手可及的朱元璋来说，按他的意思，不论怎样处理小明王，当然都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可是，从道义上讲，却又并不容易，甚至相当麻烦了。这么多年，朱元璋一直打的是韩宋的旗号，即使是在打败陈友谅后称吴王，使用的仍是韩宋的年号，发布命令，也还要把“皇帝令旨”放在“吴王令旨”的前面，这可都是人所共见人所共知的事实啊。现在突然把脸一抹，不认这个旧主子了，要把他杀掉，以朱的实力，别人自然也拿他没辙，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除非朱元璋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上，不准备宣称以忠和孝来治理天下。如果他希望让外界得到一个印象，得天下是天命所归，是名正言顺的正取而非逆取，所行的是王道而非霸道，那么他在处理这样一个“跛鸭”式的旧主子时，就不能不谨慎一些。朱元璋显然是渴望天下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吊民伐罪、天命所归的英主的，而他处理小明王的棘手处也正在这里。

但这个不算小的麻烦，随着一艘船的覆没，瞬间就无影无踪了。试问，朱元璋对消除这个麻烦的人，怎么可能不满呢？

除了擅长打仗，还很会来事儿的廖永忠，摸准了朱元璋既想让小明王消失，又不想自己担责的心思，于是凿船将小明王永远沉埋于江中，自己把“不义”“弑主”的恶名背了起来，对此不论朱元璋表面作何宣示，他内心的喜悦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想象得到的。

然而，朱元璋对廖永忠私弑小明王高兴，但并不等于他对廖永忠就完全没有不满。廖永忠究竟做了什么，会让朱元璋不痛快，以致招来杀身之祸？我很佩服一位论者的灼见。他说：“永忠之死，乃由沉舟之功自挟，非以沉舟之罪见诛。”这位论者的意思是，廖永忠摸准了朱元璋的心思，替他办理了一件棘手的事，本来是很好的，可如果你以此为邀功的条件，就太不对主子的脾胃了，一国之主，岂是你能够随便要挟的？

众所周知，朱元璋称帝后诛杀了大量功臣宿将。这中间，廖永忠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人物，因为他的功勋既不能和宰相李善长比，其殒命又不如蓝玉一案株连那么深广。可是从这样一个人物的命运中，我们不是仍然能够读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蕴含吗？超级玩偶的幸运与悲哀

当年水中健儿廖永忠去迎接“皇帝”小明王的时候，不知道小明王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

史书失载。这个曾经贵为“皇帝”的人，他的面目从来都是模糊的。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死的时候还十分年轻，其他的一切一切几乎都归入了虚空。

我在读《明史》上记载小明王最后归宿的那三个字“沉于江”的时候，因为史料的限制，常常喜欢跑思想的野马：这个年轻人，当初被人捧上至尊之位，接受那些豪强的参拜，曾经有过怎样的表示？他住在深宫里，坐享无边荣华富贵的时候，究竟想了些什么，有没有一点忧惧？

在兵荒马乱之中，做人做到小明王这份儿上，天天吃喝玩乐，以他名义发出的“圣旨”到处传布，似乎是太幸运了。然而不幸的是，从这个年轻人被当作宋宗室后裔抬出之日起，他就注定要为短暂而虚假的风光付出生命的代价。乱世里，做谁都不知的一个小老百姓，也许尚可草间偷活，可要是一旦被人发掘出了某种奇异的“价值”，而发掘这种价值的又偏偏是英雄豪杰，就意味着，你的命运已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上。

没有必要单单痛骂朱元璋的心狠手辣，这样的痛骂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不是朱元璋，而是那个被一些史学家捧上天、操控小明王最久的“农民起义领袖”刘福通，其最终“起义”成功，小明王的结局是否会有实质性改变？不会的。史载，当小明王还在刘福通手里的时候，刘福通“自为丞相，加太保，事权一归福通”，“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对韩宋政权里的大臣，刘福通也是想用谁就用谁，想杀谁就杀谁。易言之，小明王在刘福通还是在朱元璋手里，对小明王本人来说，区别甚微。

表面尊贵的小明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他人圈养、操纵的“超级玩偶”。像这样的超级玩偶，在中国历史上，小明王肯定不是第一个。

我们讨论小明王的时候，最容易想到另外一个超级玩偶，那就是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

汉献帝刘协最早也不是皇帝，也没有想到要当皇帝，可在乱世中和皇帝出逃，偏偏碰上以救驾名义前来的军阀董卓，被董卓相中，被抬到了皇帝的宝座上，但大政都为董卓所控制。董卓死，新起的实力派曹操迎汉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刘协又成为曹家的傀儡。

不过，与小明王不同，汉献帝是个并不甘心做玩偶、不乏才识和魄力的人，他面对被操纵的命运多次奋力抗争，可惜没有实力的支撑，其抗争均告失败，而且每一次失败都牵累他最亲信的人丢掉了性命，怀有其骨血的董贵人被曹操所杀，他以贵人有孕在身为由请求宽免仍无济于事，最后连他的伏皇后也未能幸免。当伏皇后被曹操派去的尚书令华歆从宫中搜出牵走时，曾哭着求献帝救救她，刘协只能说一句话，“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汉献帝与小明王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他虽然最终被曹操之子曹丕赶下了台，但好歹活到了 54 岁，算是善终。曹丕在演了一出“禅让”的好戏，登上帝位后，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特意对刘协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虽然不知道，曹丕面对“天下之珍”，是否真的曾与让位的刘协共之，但这句秀给世人看的话还算是给刘协留了一点面子。

从汉代的超级玩偶到元末的超级玩偶，小明王已经注定无法再享受到刘协那样能够得到善终的命运了，这是我们纵观历史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曹魏政权最后落在司马氏掌中，曹魏第四位君王曹髦愤愤然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带了几个随从出宫讨贼，结果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但随后建立晋朝的司马氏，其最后一个帝王，在被他人圈养的玩偶生涯中，也未能逃脱被杀的命运：大将刘裕掌握晋政，先废晋恭帝为零陵王，第二年又派人将其杀死。史书记载，晋恭帝被废后，唯恐有人在饭菜中下毒，天天自己和妃子在床前煮饭吃，在绝境之中，超级玩偶的智慧，仅能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慨叹！

为什么历史越往后发展，超级玩偶的价值一旦利用殆尽，就必须从世界上消失呢？我不太相信如果他们不死，就真的能够给已占据所有要津的英雄豪杰们多少实在的威胁。试想一下，一个人天天都为吃饭的安全而惴惴不安了，可还有余心余力翻江倒海？更何况像小明王这样没读过书没见过什么世面，只知吃喝享受的小孩子！

超级玩偶之所以必须在价值榨取完后消失，说到底，是中国权术政治越来越败坏的一个标志。

这种败坏，首先是从人心之坏开始的。南朝齐时的萧衍废齐帝，初尚不欲杀之，在文学史上颇著声名的沈约劝诱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遂心安理得地将废帝杀死。“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沈约此言放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考察，堪称经典！为了躲避所谓的“实祸”，哪怕这种实祸多么微乎其微，甚至也许只是你臆想中的，不太可能发生的，只要你能消除，就要彻底将其消除干净！仿佛这样才能睡得踏实，吃得安心。或许，眼前的实祸是不见了，但暴力和血腥却代代相传不绝如缕，就拿那个听信沈约，不愿因虚名而受实祸的萧衍来说吧，他灭齐后建立梁朝，其后代、梁朝最后一代君主梁敬帝，又被手下大将陈霸先先废后杀，陈霸先所采用的手法，和萧衍如出一辙！如此种种，岂是一句“报应不爽”能够解释的？

小明王，这样一个凡庸的年轻人，本来是没有资格进入历史的，却因缘际会，被人发掘了他奇异的价值，最终成为我们今日论史不宜忽略的人物。但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他的幸运，毋宁说，还是一个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玩偶的悲哀。

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廖永忠又“替”他杀死了小明王，其通向权力顶峰的路，已依稀可见。后面虽然还有北上攻破元都等史实，不过是余波而已。第四节玩权力平衡木的大师

王朝之轮替，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旧贵族的式微和新贵族的崛起。

旧贵族的式微，在秦亡后那个靠种瓜为生、以瓜美出名的东陵侯邵平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新贵族的气焰，则不妨看看汉文帝在政变中即位时的一场好戏，前废帝眼看昔日臣子载着自己出宫，不禁怯生生地问“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此人曰：“出就舍”。司马迁的用字何其精省！千载之下，我们犹能想见那位新贵面对旧主时的不耐：问什么啊，另外找个地方给你住就是了。……

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朱明王朝，埋葬了一批旧贵族，同时在战乱的废墟中，又有一批新贵应运而生。而在新贵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太祖的乡党——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籍人士。乡党：朱元璋的“基本盘”

中国乡村，如社会学者所说，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意味着资源，意味着一股可供利用的力量。所以，老辈人常常语重心长地总结人生经验，其中之一就是“熟人是宝”。

熟人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常常不在闾巷这些小圈子之内，而是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因为有着不同的方言，迥异的习俗，不能不让人在一种相互戒备的氛围里，产生一种迷茫。而一个熟人的到来，甚至也许只是一句熟悉的粗话，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战乱中尤其如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大家伙儿都是在一种自保本能的驱使下，临时组成了一个团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没有人会在这个拼凑的组织中获得多么稳定的安全感，只不过，凭本能和直觉，他们知道，大家在一起比各自分散要稍稍对自己有利罢了。这种脱离了熟人社会结构的聚合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很多人强调这样一个造反组织需要一个先进的纲领。其实，很多时候，熟人比所谓的纲领更具备向心力。吸引一个人进入这个组织的，往往并不是多么先进的纲领，多么美妙的前景，而是因为组织里有他的熟人。

朱元璋加入到郭子兴的部队，而不是同期起事的其他群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写信招他的是汤和，是他的淮西老乡；在朱元璋刚刚于行伍中冒头，而又不能为他人所服的时候，还是汤和帮了他的大忙，《明史·汤和传》中说，汤和虽然长朱元璋三岁，但“独奉约束甚谨”，意思是在朱元璋的权威还没有根本树立的时候，唯独汤和十分注意培育和维护朱元璋的威信；朱元璋在军旅生涯中多次犯险，而危急时刻，又是他的乡党挺身而出救他脱难，另一个濠州老乡徐达，为从敌方手里换回朱元璋甚至不惜拿自己去作人质。

游民、乞丐出身，全无凭借，要在乱世里图自保，复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又逐鹿中原，朱元璋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他的淮西籍老乡。乡党就是其“家底”，堪称他不折不扣的“基本盘”。反过来，这些出身农家，乡土、宗族观念很重的淮西老乡也特别愿意为朱元璋卖命。可以看到，在朱元璋取天下的过程中，能够被其所信任，而自己又确有效死之心、可以独当一面，进而攻城略地的心腹，绝大多数都是淮西人。后来，朱元璋苦心经营的“生意”越做越大，“参股”者越来越多，但核心力量仍然是淮西籍将臣。元末诗人贝琼有一首诗记淮西将臣的气焰，诗是这样写的：

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辟秦？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淮河流域在春秋时是楚国的一部分，所谓“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朱元璋队伍中的淮西人。从这首讥讽味十足的诗中，我们完全想象得出，当年朱元璋带着他的老乡们攻破一个又一个城池，淮西人那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姿态。

淮西乡党功勋卓著，一举功成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能不投桃报李。这是情当如此，更是理当如此。于是，刚刚还是粗话连篇的马上“楚客”，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朝最炙手可热的新贵。经过皇帝赏赐良田、厚予珍宝，淮西将臣成了富人；论功行赏，封公拜相，淮西将臣更成了新的特权阶层。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太祖大封功臣，依功劳大小赐其爵位。爵位原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最高者为“公”，而在封公者行列中，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常遇春早死）、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人，均为淮西籍人士。此后，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了一批公、侯、伯，终洪武一朝，据统计，封公者十一人，除上述李善长等六位，另有信国公汤和、凉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开国公常升，也都是淮西旧人，只有颍国公傅友德是砀山人，是封公中唯一的非淮西籍人士。

但对朱元璋的这些乡党来说，丰厚的封赏实为一把双刃剑。物质上的回报固然可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靠乡土和宗族观念维系，在生死与共中结成的所谓兄弟情义至此已一去不返，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礼”的鸿沟和“法”的森严。“礼”，就是不可逾越、不容轻忽的君臣名分，“法”，就是代表朱元璋家族利益的一整套强制性规范，而这样一个规范，对除朱元璋以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是适用的，自然也包括帮他打天下的淮西老乡。

朱元璋和乡党的关系，因此必然面临着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尴尬、艰难甚至是血腥的。分而治之，唯“君”独大

于情于理，登基后的朱元璋必须对帮他夺取天下的淮西老乡大加封赏；而在新王朝的政治架构中，给他们以重要安排，情理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现实的考量。新皇帝不能不用人，即使他谁都不信任，但仍然不得不如此。在考虑用谁的问题上，与其说他用乡党是因为信任他们，毋宁说，除了乡党，其余人等让他更不信任。

就这样，淮西籍将臣在刚刚建立的朱明王朝中占据了最为显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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