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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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试读：
再版前言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部分在2005年撰写，陆续发表于《中国国土资源报》副刊。2009年4月，经整理、润色后在语文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章，并非寻常意义的读《红楼梦》笔记，即分析其人物、情节、结构，或考证其版本、源流，云云。确切地说，我是通过解读《红楼梦》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宁、荣二府走向衰落的过程、原因，表达了我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认知。这种认知有针对历史的，也有针对现实的。或者可以说，我读《红楼梦》的感想，折射的是彼时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日居月诸，一转眼就十余年过去了。这十余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言，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当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中国民众的生活之富足，已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农耕时代已渐行渐远。总而言之，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说则更是如此，我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虽不油腻但总有几分萧瑟心思的中年人，而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不可能不随时移而变化，与当时写这些文章的心境和思想自然是有一些差别的。
如今，重新修订这本书稿，虽对当时自己的笔调时而激愤、表达有时不无轻佻、观点略显幼稚感到一点惭愧，但总体说来我对这些文章是满意的，也自认为我当时的一些认知经历了过去十多年的检验，至今看来亦不过时。世态纷繁复杂，人事变幻无常。但在朝夕有变、四时不同的河流水波之下，隐藏的是静穆的、稳定的礁石与河床。所以，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基本人性不会因时而变；对中国社会而言，透过喧嚣的表层，或许能看到那些顽固的文化基因。
就中国历史和社会而言，《红楼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恰当的文本。自这本文学巨著诞生以来的两百多年间，它被一代代中国人捧读、诠释，其艺术感染力从未因时易世变而衰减。我以为原因就在此，虽然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层面，今天的中国和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古代中国差异甚大。当下，大都市写字楼的“90后”白领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其人格、经济上之独立远非《红楼梦》中宝玉、黛玉那些青年男女所能想象的，而《红楼梦》中的大家族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也早就是只能在书本和影视剧中才能看到的昔日陈迹。但即便是这样一代中国的新新人类，他们读《红楼梦》也毫无阅读上的隔膜，书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人际关系的微妙，依然会像前辈读者那样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共情。这种感觉和观看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唐顿庄园》也是讲述一个庄园里的古老家族的故事，但文化的差异让中国观众总觉得那些人和事与自己并非在同一个世界，而这就是文化圈的不同使然。虽然《红楼梦》所写的时代离我们已遥远，但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习焉不察的，在时间轴上也很难在某处截然割断，其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鲁迅先生曾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不同的中国人之所以能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红楼梦》，乃是因为这部伟大的作品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中国社会的复杂、中国文化的丰富有着精准而宏大的描摹和再现，每个人在里面都能找到精神、审美和价值观的自我投射。这是《红楼梦》可以超越时代的巨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我深信自己这本看“红楼”观世情的文集仍然有一些价值的信心之源。
当然，今天的我比起十几年前毕竟阅世更深一些，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也不可能停留在昔时。在青涩的学生时代，我读《红楼梦》，最吸引我的是宝、黛的爱情，为深爱的人被家族势力强行分开而叹息；待及壮年，涉世略深，我再看《红楼梦》，对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文化背景有了更多的思考，对大观园中无数小人物的命运予以更多的关注。如今，我再读《红楼梦》，则对诸多人物有着同情之理解，更能品出人在时代大势下的无奈与渺小。
这种同情之理解，我以为不是人到中年的苟且，而是深入历史的幽微处设身处地去感受一个人的不得已。我从来不会对贾雨村这种不讲任何道义的伪君子有丝毫同情之理解，因为他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缺德的，都是应该被鄙视的。但是对贾政，随着年岁的增长，则越来越能理解。譬如，贾政对待宝玉的态度，虽然我坚决反对家长对孩子的家暴行为，对贾政暴揍宝玉的粗暴行为当然不能赞成，但在那个时代亦可体谅。贾政终究是爱宝玉的，他希望宝玉能在科场上有所出息，长大后出仕做大官，成为家族的顶梁柱。这种传统中国式的父爱很沉重，但也是古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为了家族和儿子的未来，做父亲的不得不如此，所以该谴责的当是旧制度而非单个的父亲。去年秋天，我在常州的古运河边看到一个亭子里立着上书“毗陵驿”的石碑，想起了这是《红楼梦》最后一回中出家的宝玉在大雪中拜别贾政、了却尘缘的地方。可以想见，作为父亲的贾政，当是多么伤心呀！
宝玉对出嫁的女人有这样的评价：“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我年轻时读到这句话时，深以为然；而今依然觉得宝玉说得不错，但对女人出嫁后行为的变化，亦有着同情之理解。其实，哪个出嫁的女人没有过充满梦想的少女时代呢？但在男权社会，社会资源几乎都由男性掌控，多数女人的命运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出嫁女进入另外一个家族，成为妻子和儿媳，她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男权社会的规则，进而成为维护这个社会运行规则的一员。由于她们没有男人的地位，往往表现得比男人更“进一步”，即“比男人更可杀了”，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黛玉如果嫁给宝玉，有了儿子儿媳，那么她变成王夫人当是大概率的事，而紫鹃自然也就是另一个周瑞家的了。
以我的个人体验为例，《红楼梦》不折不扣的是一部可以终身一再阅读的作品，同一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年龄段完全可以读出不同的味道。如此，我希望能陪伴各位朋友继续把《红楼梦》读下去，而我也自信能把阅读的体会和感悟继续写下去。
最后，感谢现代出版社的信任，让我得以把这部书稿修订再版。同时，感谢责任编辑谢惠的认真负责，她对再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并订正了原书稿中的不少错讹之处。十年砍柴2019年岁末于北京初版代序宝遁黛死，浊世不容自由魂
2008年某天，我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充当嘉宾。那一期的话题是少年儿童要不要读《三国演义》。我认为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讲到四大古典名著的比较，我当时说，只有《红楼梦》具有现代性。
何谓现代性？显然不仅仅指器物层面的。美国在建国时，尽管没有今天这样的高科技，蒸汽机还未普遍使用，但这个国家一诞生就具备现代性；同理，有飞机大炮火车互联网的社会不一定就是现代社会。就文学作品而言，所反映的现代性，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对普通人的命运要有大悲悯，尊重普通人的尊严和自由。《三国演义》里多讲权谋，价值取向乃是“尊刘贬曹”“汉贼不两立”这样的宏大叙事；《水浒传》中讲造反，讲招安；《西游记》借神佛世界展示官场的规则。这三部小说固然各有各的精彩，有好的故事，有很好的人物形象，但和《红楼梦》相比，就是没有对生命特别是卑微者生命的尊重。在前三部小说里，普通兵卒、小喽罗、小妖怪的生命犹如草芥，只是大人物斗法的垫脚石。尤其是女性，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书里，几乎没有做人的资格。《红楼梦》里的人，特别是当奴仆的小人物，活得也不好，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忍受各种耻辱，但各色小人物，不像前三部小说那样，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生存之道。曹雪芹是以尊重、理解的情怀来写这些小人物的。心比天高，不甘于当奴才的晴雯固然值得尊重，但适应环境游刃有余的标准丫鬟袭人也并不讨厌。甚至赵姨娘、王善保家的等中年女人，属于宝玉超级讨厌的类型，其可叹可悲可怜亦有缘由。可以说，《红楼梦》中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尊重。
宝玉、黛玉作为《红楼梦》的男一号、女一号，在这部书里他们是“大人物”。但这样侯门的金枝玉叶，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史中，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挣脱不了大时代的枷锁。
宝、黛之所以能心心相印，这对恋人为什么那样可爱，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灵魂是自由的，他们珍惜自己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不愿意受到俗世规则的羁绊，他们也尊重所有人的人格。宝玉眼里，没有主子和奴仆之分，只有可爱不可爱之分；宝钗八面玲珑，下人喜其宽厚，但这是她处世之术，她心中主仆畛域分明，一点也不能僭越。黛玉看起来刻薄多疑，但她待人不重其身份而重和自己是否志趣相投，她对自己的丫鬟紫鹃和薛蟠抢来的小妾香菱一片真心。
具有现代人平等意识的宝、黛，如果是今日中产者一员，他们在一个平等、开放、民主的社会，可以成为一对过着庸常的幸福生活的小夫妻。因为有制度保障了他们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但在前现代社会，无论他们内心多么独立，精神上何等自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依附于官府，要么依附于家族。宝玉痛恨“八股取士”，痛恨官场的龌龊，向往纯净自在的生活。然而，他优渥的生活却须臾离不开他所痛恨的东西，贾府的繁荣建立在占有权力的基础上，贾府的衰落是因为权力场上的角斗失败了。贾府一旦丧失了宝玉、黛玉所不喜的权力，两人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只有一死去、一出家。这是宝、黛的人生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那些精神自由却在现实中无法如愿的先知者的悲剧。比如明末的李贽，辞官后潜心于学术，可家族对他寄予厚望，他再不敢回泉州老家，一生颠沛流离，寄寓在僧寺或朋友家。
有一个和曹公同时代的苏州文人沈三白，写了一本被林语堂赞叹不已的《浮生六记》。沈三白和他的妻子芸娘相爱相知，犹如贾宝玉和林黛玉。三白和芸娘比宝、黛幸运得多，他们得以结缡，并育有儿女，两人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后时光，芸娘曾女扮男装和夫君一起游虎丘。他们的世界，似乎要比宝、黛所在的大观园宽阔得多。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追求自由独立的三白夫妇不容于大家族，几乎是被沈父赶出家门。三白未能入仕，那种性格又不能成为一个合适的师爷或西宾，最终生活潦倒，芸娘英年早逝。读《浮生六记》，最震撼我的便是“坎坷记愁”一章。宝玉、黛玉若真能走到一起，建立小家庭，他们还会有年少时“双玉读《西厢》”的快乐吗？没有了大家族的庇护，他们的生存状况或许还不如沈三白与芸娘。
自由的精神，独立的生活，是需要一种合适的土壤承载的。宝、黛那个时代显然没有这样的土壤。我看《红楼梦》，为宝、黛爱情悲剧而伤心，更为他俩所在的那块土壤而伤心。
至于宝、黛之外的那些奴才，他们要追求自由和独立更是痴人说梦了。焦大这样年老功高的仆人，指责主子也是大逆不道的。晴雯、芳官这样的丫鬟更不能容于大观园。宝玉不能理解姑娘未出嫁冰清玉洁，一出嫁就俗不可耐。这是沉重的生活使然，少女时代暂居在娘家，可以有各种梦想，一旦出嫁就是“归”，归位于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晴雯要生存下去，迟早会变成刘姥姥或周瑞家的。那男性的奴仆呢？最好的结局是在大观园谋个不错的位置，当个顺奴了却终生。如果连这个愿望都不能满足，那么在贾府衰败时，他们很可能和外面的强盗勾连在一起，打起主子的主意，比如卖了巧姐儿、掳了妙玉。《红楼梦》中除了薛蟠转述在平安州遇险柳湘莲搭救那一段外，很少直接写到强盗的世界。在大观园内，花红柳绿，俊男靓女徜徉其间吟诗作画，可这个繁华平和的大观园外面，恐怕到处是“平安州”，所以我说“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连奴才都做不稳的人，他们只能做暴民。奴才没有自由，那么暴民有吗？除了当炮灰的暴民外，成功的暴民当了主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奴役原来的同道者，建造起属于自己的大观园。从大观园到梁山水泊，便是中国残酷的历史循环。
在《闲看水浒》的前言中，我说过要“告别梁山”，我也希望中国人能告别大观园。只有大观园外不再是梁山水泊的秩序和规则，贾宝玉和林黛玉才能和那些可爱的男女，一起走出大观园，而不至于被残酷的人世吞噬。十年砍柴2008年12月9日第一章园林与人间命运
贾府的管事奴才赖大劳苦功高，他的儿子赖尚荣通过主人的运作，保举为一个县官。为表示谢恩，赖大家摆酒唱戏，请贾母带着王夫人、薛姨妈及宝玉姐妹过来赏光。赖大家也有一个园子，《红楼梦》中描绘道：“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红楼梦》第四十七回）
赖大只是一个贾府家奴，但富裕以后也要盖豪宅、修园林，当然他家没有财力和胆量修个花园超过大观园。但不论主仆，家族的威风似乎都要用园林和豪宅来烘托，就如富贵人衣锦还乡一样，修建园林不仅仅是主人家用来享受的，而是向社会显示自己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
所以说，园林不仅仅是自己看的，更是给外人看的。尽管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园林不对公众开放，但用一堵高墙圈起一座园子，就是用无声的语言在说：咱家家运正隆，势力甚大，过往人等小心点。
贾府修大观园，和乾隆爷修圆明园，慈禧太后差修颐和园差不多；也和北方农村一个富了的老乡花钱修门楼一样的道理。
中国园林之胜，独步天下，虽然经过白云苍狗的世事变幻，许多园林成了废墟，“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唐杜甫《咏怀古迹·其二》），供后人抒怀古之幽情。另一些园林今天还存在，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财产，被有关部门圈起来向人民售门票赚钱，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犹存的园林几番易手？当初的主人是谁？
以前我总以为中国人爱修园林是因为天性爱美，后来才渐渐明白，爱美之心对修园林的动机来说，根本不是主要的，主要就是来张扬主人家的气派。元春省亲就停留半天，贾府却要花巨资修那样一个豪华的大观园，尽管当时贾府财政状况已显窘境，然而大观园非修不可，这笔钱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不能节省。同样的道理，号称“十全老人”的富贵皇帝乾隆爷在位时，清朝国力强盛，他集中了能工巧匠修建了让国内外人士赞叹不已的圆明园；慈禧太后当国时，大清的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但为了老佛爷的六十大寿，哪怕挪用办海军的钱，也要重修颐和园；明清时扬州赚了大钱的盐商，苏州退休回家的大官，也大多不惜花巨款修建园林。
中国古代的政治其实真正是“以人为本”的，但这个“人”当然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大人物，即拥有权力、一言九鼎的人，一切的活动都必须围绕他转，而修园林就如今天的妙龄女郎买时装一样，是一种给自己长脸添彩的奢侈性消费。因此，贾府就是东借西挪也要把大观园修起来，来显示贾府依然有公侯之家的气派，也显示对皇家的忠诚。大清哪怕内忧外患不断，当家人老佛爷的生日是不能简单了事的，因为老佛爷有面子就等于大清国有面子，这颐和园非得重修不可。那些发财的商人、致仕的官员，要在地方显示自己的地位，获得别人尊重和艳羡，也是修园林。
世上是否真有大观园我不知道，但贾府败落后，它要么废弃要么落入新贵的手中。北京城里尚存的恭王府、明珠府等园子，它们的历史就是一个个显赫家族的败落史。乾隆的圆明园再美丽，也挡不住在他后代的手中让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烧个干净；颐和园的太平景象也改变不了黄海上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败局。据说朱元璋带领淮西一帮老兄弟打下江山，定都金陵，各勋臣亲贵争相建豪宅、修园子。比如从龙首功之臣的徐达，家里人对建筑工人说，干活好一点，房子给我盖结实，别住着住着就塌了。一位老工人回答说，我参加修建的宅子数不胜数，没有一家是好好住着而房子塌了，大多是宅子还好得很，那家就败落了，大宅子换了主人。
唐人杜牧当年面对西晋首富石崇的金谷园遗址，感慨万千地写了首绝句《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这大观园和世上所有园林一样，它们的命运确与主人的命运关系甚大呀。元春省亲：一束盛世焰火《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两个回目，我认为其一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一节（《红楼梦》第五回），这点和我有同感的朋友想必不少。此节不但交代了红楼中诸多女子的命运以及贾府败亡的最终结局，也定下了这“红楼一梦”的基调——幻灭。其二是元春省亲一节（《红楼梦》第十八回），则以欢乐之表象写悲哀之实质，以盛世之笔墨写末世之真相。
省亲这段，曹公花费了很多的笔墨，详细地写了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在朝廷中的最大利益维护者贾妃衣锦还乡时的繁华、强盛之象。曹公在文中感叹道：“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这上联金、玉，下联桂、兰大有嚼头。上联和宝玉、宝钗的“金玉良缘”暗合，下联是否指贾桂、贾兰“中兴”贾府“兰桂齐芳”？）
可惜这一切，只是贾府兴盛的回光返照。正如元妃回宫后，命太监送回谜底为炮仗的那则谜语暗示的：“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这贾府为了筹办元妃省亲，可以说举全家族之力，花费这么多钱和精力，无非是买了一堆大炮仗、好焰火，热热闹闹办了个贾府的联欢会。可再火爆的场面，再浩大的气势，也改变不了贾府走下坡路的局面。贾母合族迎贵妃
然而，在那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花大钱买热闹、护面子的接驾行为不能说没有作用。皇权政治就是一种礼仪政治，更古老的氏族政权靠巫术营造的神秘恐怖气息来显示权威、震慑人心。这种礼仪政治可以看作其遗留，皇帝花大量的财力、物力封禅、祭天地、阅兵、修巍峨的陵墓和宫殿，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营造盛世强大的王朝气魄，实质是通过这种气魄来向臣民做暗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挑战权威的力量在巍巍皇权下都是难以生存的。
朝廷如此，那么各王侯将相，乃至州县官吏，也必定加入这个造盛世之势的大合唱，谁也不甘愿落后。贾府此举既为朝廷的政治昌明、百姓富足的公关形象造势，也为自家圣眷依旧、忠心不贰的公关形象造势。
对于贾府这种“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状况，其实大伙儿心照不宣。老祖宗贾母明白，自己多年攒点钱准备败落时救急；管家的王熙凤、贾琏和代理一段时间内务的探春更是明白。贾府曾经“奇货可居”的秦可卿，也很明白。（秦可卿身世显赫，绝不是一个穷文官抱养的弃婴，这点许多人都曾论述过。贾府保持权势所仰仗的是明暗两大靠山：明则是元妃，暗则是可卿。宁府傍可卿，荣府仰元妃。可卿死后，贾府大悲，觉得多年经营血本无归；马上便接元妃省亲的大喜。这两个女人死后，贾府真正变成无本之木了。）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王熙凤，是对整个贾府的告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红楼梦》第十三回）如果按照明面上可卿的地位，只是贾府第四代孙媳妇，哪有如此教诲全家族的口气？只有一种解释，她有皇家血统，她的父亲或曾是贾府的保护人？但非得指明他的原型是某位太子，就有点过于穿凿附会了。一个落魄子弟柳湘莲，都明白贾府只有门前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连冷子兴这个贾府仆人的女婿，对贾府的萧疏都洞若观火。贾府已开始步入末世衰败，已是朝野公开的秘密。只是谁也不愿意说出来，贾府只能拼命地用盛世景象为自己衰败的身体注入强心剂。
曹雪芹本人在权倾东南、深受康熙爷恩典的江宁织造府里长大，他家有过一段不折不扣的盛世。他所处的时代，也是被一些后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他在书中对宝玉投身的地方作了交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红楼梦》第一回）——这不是“盛世”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颠沛流离、饱受苦难的时候多，过安稳日子的时候少。偶尔有几段“盛世”，接下来马上便是动乱不已、民不聊生的乱世、末世。开元盛世是最为华人自豪的，可一下子就“渔阳颦鼓动地来”（唐白居易《长恨歌》）。清代皇帝在闭关锁国和自我满足中营造的“康乾盛世”，经不起万里外驶来的几艘军舰炮击。
曹公后来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之间写元妃省亲那段盛景时，不知做何感想？
可以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杜甫的《秋兴八首》则是中国格律诗的顶峰。二者都是在末世时追忆盛世，写出来便是满纸的悲凉。“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秋兴八首·其五》）“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秋兴八首·其六》）开元时大唐是何等繁华，可一转眼呢？“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秋兴八首·其四》）“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八首·其六》）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看《红楼梦》，若对照杜甫的《秋兴八首》，便觉得盛世的焰火越绚烂，末世的哀痛便越沉郁。
王熙凤梦中秦可卿所言，已明明白白点出对盛世焰火后末世的担忧：“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红楼梦》第十三回）大观园为什么非盖不可？《红楼梦》中的“一号形象工程”无疑是为了迎接贾元妃回乡省亲，而兴建的大观园及其配套工程。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工程”，但按照现在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它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对拉动“长安城”的内需、提高当地的经济增长率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大观园花钱多少，书中没有写出明确的数目，但肯定其预算是个天文数字。仅其中一项小小的配套软件，即从姑苏城请聘教习、采买唱戏的女孩、置办乐器，书中借贾蔷的口交代：“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的使费。”（《红楼梦》第十六回）那么整个工程的竣工，其花费之巨可想而知。
如果按照寻常人的算法，贾元妃鸾驾回家，一共待了不到半天，而贾府为此忙了大半年，银子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太不值得了。但到了贾府那种人家的地位，成本和收益就不是寻常人那样简单了，他们首先要算政治账。
接驾工程的政治意义分析起来有这些：其一是表达贾府对皇恩浩荡的感谢和忠诚，也算是一项政治投资。因为接驾工程搞得如何，直接体现了贾家对皇家的态度。这一点皇家在圣旨中已经作了暗示。太上皇和皇太后的旨意是：“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者，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红楼梦》第十六回）虽然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原有的房屋一点不寒碜，让贵妃驻跸半日毫无问题，但贾府的人不至于傻到不明白皇家办事的潜规则，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效忠机会。何况周贵妃、吴贵妃的家都在忙接驾工程，贾府安能在这场比忠心的竞赛中落后？大观园的豪华，书中用元妃眼中景象写出：“元春入室，更衣毕复出，上舆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红楼梦》第十八回）这位尚俭朴、唯勤慎的贵妃娘娘都忍不住默默叹息奢华过费了。可贾府这接驾工程接的是回娘家的贵妃，而不是嫁给普通人家的女儿，其真正的目的是给皇家看的。正如皇帝出巡前，总要敕文各地，要求轻车简从、不可奢华浪费，可接待的地方官要是真的把这旨意当真，搞个“四菜一汤”招待皇帝，那他就是天下第一傻瓜。所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会“抗旨”，把场面搞得越大越好，也许皇帝事后会批评两句——“爱卿何必如此！”，但内心其实很受用，而受到温和批评的地方官心里也甜蜜蜜的，要是没有受到这种批评，他们心里反而会“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寻思着哪点怠慢了皇帝及其身边的人。这种投资的成本收益不能简单地按照现代经济学方法计算，看似浪费钱财，是资源闲置，但若龙颜大悦，贾氏家族所能得到的好处远非收租、做买卖能比的。奢华过费大观园（局部）
其二是表现贾府的赫赫权势，提升贾府的社会地位。贾府尽管累世公侯，但到了贾赦、贾政这一代，用周旺家的女婿冷子兴的话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红楼梦》第二回）对于家族的今不如昔，贾府的当权者是有起码认识的。元春封为贤德妃，不啻为给矛盾重重、江河日下的贾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希望以元春的得宠为契机，使贾府走上中兴之路。就如古代一些王朝一样，政权越是危机四伏，天下越是民不聊生，皇帝越热衷于举行各种向天地祈福的盛大仪式，希望用盛大的庆典来粉饰太平、自我刺激一下，以求这种人为的繁荣变成真实。贾府利用浩大的接驾，向外部宣布：皇帝还是眷顾贾家的，贾家在宫中有强大的奥援，从而在社会上继续维持一种“烈火烹油”“繁花簇锦”的公关形象。
除去这些政治意义外，接驾工程还有其经济价值。它实质上是一种用公家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这么浩大的工程修建，首先刺激了当地的建筑业，建材价格飙升、建材企业的“股票”暴涨是肯定的。除此之外，花卉、苗圃、家具、养殖等多种行业得到了拉动。还有一点，接驾工程还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建房子的、搞装修的、搞绿化环卫的、维持安全秩序的，能解决多少人的饭碗呀。政治、经济价值之外，从姑苏买来那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请来妙玉等一干尼姑，也间接地促进了文化、宗教事业的发展。
这样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的工程，要立项自然是一路绿灯，而拆迁、施工、验收等事宜也肯定是“特事特办”。
这个工程上马更重要的作用是，只有搞重大建筑项目，才能给一些如凤姐这样的当权者以及依附当权者的人提供弄权、分肥的机会。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对接驾工程的考虑也许更多是从巩固贾家的地位出发，而贾琏、凤姐、贾蓉这些管事者未必这样想。这么重大的工程，对贾府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趁机捞一把，就是十足的冤大头。
大观园还未正式立项，元妃省亲刚刚传出风声，贾府的上下就开始走门子、托关系，活动开来。贾琏的奶妈赵嬷嬷最先找到凤姐，说：“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一件大喜事来，那[哪]里用不着人？所以倒是和奶奶来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求凤姐给她的两个儿子找个差使干干。
这接驾工程的种种分工，看似无意，实际上在遵循着“利益均沾”的原则。大总管王熙凤和主管外交的贾琏这一对夫妇当然最具发言权，可其他势力也不能完全不顾，在一块大蛋糕面前，不可能一人独吞，否则就会打破平衡。因而采办省亲乐队这一肥差，总负责的是贾蓉推荐的贾蔷。贾蔷虽然是旁支，但和贾珍、贾蓉父子关系非同一般，甚至有同性恋的传言，王熙凤要给长房一个面子。但这个差，宁府也不可吃独食。单聘仁（谐音“散品人”）、卜固修（谐音“不顾羞”）两个清客是陪贾政老爷吟诗作对的“篾片”，而贾政贵为元妃的父亲，他的人必须给予关照。那大观园的具体施工是哪些人呢？“贾政不惯于俗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赖升、林之孝、吴新登（谐音“无心灯”）、詹光（谐音“沾光”）、程日兴（谐音“成日行”）等几人安插摆布。”（《红楼梦》第十六回）这接驾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自然是修建大观园，在这个肥肉的分配中，明显荣府占了便宜。贾赦、贾琏父子是核心人物，荣府的管家林之孝以及代表贾政的几位清客都进了工程指挥部，宁府只有贾珍和管家赖大、赖升。毕竟元妃出自荣府，论功行赏也得荣府出一头，但在别的方面给宁府一点补偿，如贾蔷去姑苏采办，贾蓉专管打造金银器皿。
因为工程浩大，凤姐夫妇的权力达到空前。贾蔷得到肥缺后，凤姐向贾政游大观园（局部）
他塞上赵嬷嬷两个儿子。贾蔷心中未必愿意，他也许只想带上自己信得过的人，可他哪能得罪凤姐呀？这个聪明人便送了个顺水人情，“贾蔷忙陪[赔]笑道：‘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红楼梦》第十六回）这位会办事的蔷哥儿还不忘巴结贾琏这个实权派，“这里贾蔷也悄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置来孝敬叔叔。’”（《红楼梦》第十六回）——这种分肥的游戏规则，不论亲疏必须遵守。
其他的旁支，如贾芹、贾芸，也通过送礼、请托，谋上了管尼姑庵和绿化工程的差事，于是皆大欢喜。根据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在府中的地位，决定着贾府的上下谁吃肉、谁啃骨头、谁喝汤，一个食物分配方案如此出台。幕后的建筑队招标、采办大宗物资的回扣等种种猫腻，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当然，有人会说这接驾工程最后成了“负资产”，那么多的钱砸在大观园里，元妃转了一圈就完事，没别的用场。后来，还是贵妃开恩，让宝玉和姐姐妹妹们搬了进去，投资巨大的“一号工程”最后成了俊男靓女们办诗社、比赛作诗的小资场所，似乎回报率太低。但如果让贾琏、凤姐等人总结起来可能不是这样，他们会说大观园的修建不但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经济、文化上的意义也很不可小觑。
贾珍在乌进孝进贡庄园地租时说到省亲带来的债务，好像贾家为此做了笔亏本买卖。但在贾琏、凤姐、赵嬷嬷的闲谈中说起当年接“圣驾”，有意比较了贾府、王府的实力那一段很有意思，可看出贾家未必亏本。赵嬷嬷说：“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得]淌海水是的！”凤姐连忙接上话茬儿：“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最后赵嬷嬷这个当奶妈的一语道破天机：“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红楼梦》第十六回）
那么皇帝家的银子从哪里来？当然是“取之于民”，皇帝的钱袋就是全体臣民呀。从《红楼梦》的过节说起《红楼梦》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法定节假日这一说。所谓法定节假日，是现代国家才出现的概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下的公民都具有某种权利，比如说不用去上班照样拿工资，如果要人家牺牲这种休息权，必须用更高的价钱去赎买，即工资之外再给予加班费。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节假日是民俗的范畴而非由成文法律规定——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习惯法。在中国古代，过年过到正月十五。除夕前，衙门要举行“封印”仪式，此后不再办公。过完元宵节，再“开印”，恢复日常办公。本质上说，我以为生日和节日是一样的，都是有着很浓的人格化因素在里面，比如一个人出生后，他一生中过生日都是固定的，他有着私人化的节日，这个节日对他而言具有象征意义，每年强调一下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除夕是一年的结尾，春节是一年的开始。中国人把一年的春夏秋冬看成一个人的诞生、成长、兴旺，乃至走入暮年。历史学家蒋廷黻说过：“在中国，较大的节日都是关于人的节日。”（《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有些节日是关于宗教人物的，如圣诞节、佛诞节。有些是关于传说中的文化人物的，如端午节、七夕节。有些是现实中对某种人伦价值强调的节日，如中秋节的团圆，重阳节的尊老。还有在中国帝制时代，某个人私人化的节日会成为全民的节日——如皇帝的生日是天长节，因为中国皇帝有些“政教合一”的特点，他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来管理万民的，因此他的生日自然被政治化，已不属于私域。《红楼梦》中写节日和生日最多，有除夕、元宵这样的大节日，有花节这样的小节；有丫鬟们过的生日，也有贾宝玉、王熙凤这样重要人物过的生日，从中可以窥见贾府诸多人事瓜葛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或制度背景。且以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以及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群芳夜宴来说明之。前者可以视为政治层面上贾府最后的辉煌，而宝玉的生日则隐含着大观园众女儿最后的辉煌：群芳即将凋零，肃杀的秋天马上就要来了。除夕和元宵是一个象征着家族兴旺、老少和睦的家庭聚会，宝玉的生日则是一场青春狂欢。
贾府的除夕大聚会，首先是准备的政治条件。贾蓉从朝廷领来了皇帝赐予的祭祖银两，贾珍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咱们那[哪]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又是沾恩锡福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然后，需要预备的是聚会的成本——“乌庄头几千里外来送租子”。——这是大聚会的经济支持，没钱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政治、经济两方面条件具备了，贾府的大家长贾母才能带着一干老少祭祖。可见，在《红楼梦》的时代，节日的政治性含义是寄托在民俗中间的，也就是说，朝廷不会重新单选一个日子来彰显其政治意图。因为，在中国，从周代开始，尤其经过董仲舒等人“天人合一”学说的弘扬光大，荣国府宝钗做生辰
植根在农耕社会的民俗和政治几乎可以天然一体。因此，我们看历代王朝更迭，很难有专门的“建国日”，他们占了前朝的龙廷，正式改正朔必定是新年（农历春节）的开始，此前的日子只是暂时坐龙椅。到袁世凯所谓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实质上只是筹备时期，他没等到第二年的元日正式祭天登基就呜呼了。我的分析是，那时候王朝更迭连皇帝也不认为自己是开天辟地，无非是前朝某姓天命已尽，上天青睐自家，让自己“奉天承运”，所以不能任意定一个日子作为本朝的开国日。因此，正式的新朝开始于新年，同一朝代的老皇龙宾上驭，太子马上即位，但天下换新主的年号，必定是新年后才能更新（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例外）。
现代国家肇始，新政权的建立标志不可能是皇帝的祭天即位，而是催生新政权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那天。如美国的7月4日，法国的7月14日，国民政府则是武昌起义的那天——10月10日。可以说，中国古代新朝不管受胎于何时，其诞生日必定和民间公认的新年开始时间重叠，没有谁敢说“时间开始了”，而以前的岁月都是千年“黑暗”。现代国家理念被广泛接受后，受胎日便成为诞生日。
现代的节日依然具有浓厚的人格化因素。国家的诞生或受胎的那天便是她的生日，其他的节日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等，都是政治化的节日，因此容易获得法定的地位。民俗的节日，因为已经和政治剥离，纯粹成为民间自娱自乐的特定日子了，便没有了法定的地位——除非是哪个当权者也很难否定的极其重要的民俗节日，必须给予尊重而赋予法定地位，如中国的春节、西方的圣诞节以及中西方合流的元旦节。
因此，当一些文化、民俗专家纷纷撰文，认为清明、端午、中秋这些节日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却不能放假，而五一却有长假不太合适时，我总是阅后一叹：这些人不是很懂得政治和文化的区别。（注：写此文时，清明、中秋尚未成为法定假日，后经专家和媒体不断呼吁，终于“法定”。这一变化，或可视为“传统”在执政者心目中分量加重，而其原因耐人寻味。）贾府的“大而全”之弊
旧时的大家族便是个小社会，此无疑义。一旦成为一个社会，家族便追求大而全、万事不求人，方显出这个家族的富有和气派，而成本考虑则是等而求其次的小问题。
比如说元妃省亲时，为了迎接贾府上下“一号政治任务”，采取了许多临时性救急措施，包括集合了一班道士和和尚来做法事。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临时聚集的和尚、道士理应遣送，贾政也有意把他们“发到各庙去分住”。但管事的凤姐便劝说王夫人：“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凤姐是打着承应娘娘这类“政治正确”的幌子将这班临时性宗教机构保留的，而实质上是谋私。贾芹之母周氏，平时巴结凤姐，此时凤姐想派这个管理和尚、道士、尼姑的差事给贾芹，将临时机构变成常设机构，便于长期安插私人。
假公济私的行为，其名目却总是冠冕堂皇的。可是像元妃省亲这类大事，多少年也碰不到一回，这个道理贾府上下并非不明白，但在这样一个大幌子下，谁也不能明确地表示反对。一则有被上纲上线为“不忠于娘娘和皇上”的可能；二则会得罪王熙凤这样的实权派。贾芹管理贾府家庙的效果如何，我们在后文都看到了。他克扣银两、行为不堪，搞得声名狼藉，舆论沸沸扬扬。
不单单是和尚、道士这个临时班子被保留下来了，而且整个大观园在元春省亲后，其他的临时性措施都作为成例固定下来了。比如说贾蔷去姑苏买的戏班子，盛事完毕后，十二官也留在了贾府，引起了许多风波；还有要维护大观园的日常运行，又要聘请一干绿化、环卫等工人。这些加起来，都不是小数目，对财政发生困难的贾府来说是雪上加霜。“文革”时期，极左派当政时发生过一场“东风轮”风波。极左派攻击当时具有世界眼光和成本意识的领导人的论调是“洋奴哲学”，因为这些实事求是、具有真正治国之才的高层人士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说这是长帝国主义的威风，灭社会主义的志气。这其实是强词夺理和断章取义，说这番话的人从来不否定自力更生，也一直重视国家的自有核心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的打造。但在一些并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上，是需要讲成本意识的。如果一味地强调自己制造，很多时候会造成低效和浪费。
贾府的“大而全”的后果是效率低下和资金浪费。比如作法的道士和尚、唱戏的伶人，在元春省亲的时候，完全可以临时租用外面的专业团体，付给高报酬，事毕后这些道士、和尚、戏子拿了钱该干吗就干吗去，贾府何必背这样沉重的包袱？这类包袱最后越来越重，想甩包袱就难上加难，看探春的改革才牛刀小试，就引发了那么多矛盾。养了唱戏的班子费钱惹事而无多大用处，可这些买来的十二官又赶不走，不能让她们下岗去社会上自谋生路，不得已只好让她们转行，一个个分发到宝玉和众姐妹房中做丫鬟。
这种“大而全”“家族办社会”的弊端，贾府中未尝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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