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国文学简史(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1-02-18 20: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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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观海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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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国文学简史(修订版)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国文学简史(修订版)试读:

序言

中国古代文学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如果从《诗经》的产生算起,迄今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岁月。然而专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则是近代教育分科、学术分途以后的产物。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之初,迄今不过百年左右。这一百年左右,又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折、中国文化发生深刻裂变、中国学术在痛苦的转型中艰难地走向新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所撰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据学者统计约有千种之多。

这些文学史著作无论是断代的、区别文体的,还是综合贯通的,均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背景与学术资源。他们所拥有的共同而相通的学术资源,首先,是封建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及相关论述,包括古代的文论著作、诗话、词话、文章序跋等。一部《文心雕龙》,对于先秦至南朝萧齐的各体文学流变进行了概要的描述,并且尝试作出规律性的探求。明代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叶燮《原诗》,对于传统诗歌体貌与变迁均有着各自的描述。清代刘熙载《艺概》中的《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略似分体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些,构成了20世纪文学史家无可回避的文化遗产。其次,是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学观念及社会思潮。比如将文学创作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体裁,与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不完全相同,但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并被沿用着。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唯物史观与阶级论思潮分析古代文学,成为流行的时尚。近20多年以来,又一波新的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大陆,对于文学史的写作也发生了宏观的影响。正是由于上述共同的学术资源过于强势,学者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个体审美感受难以充分表达,因而学术的视野受限制,学术的个性被遮蔽。因此,众多的文学史著作在章目安排与内容表述上都难免给人千人一面、似曾相识之感。

而且,各类《中国文学史》教材愈编愈厚,所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多,阐说愈来愈细密,语言随之逐渐趋于艰深,对于非专业读者的难度也愈来愈大,于是出现了编写《中国文学简史》教材的需求。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学习中国文学史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有志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文学史教材只能是入门的津梁,教材决不能代替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认真研读,不能代替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全面考察,不能代替对于复杂学术现象的深入反思,不能代替学者在“时空隧道”中的独特心灵感悟。如果不假思索地简单接受教材的观点与论述,对于研究者而言将可能带来学术个性的泯灭与学术生命的窒息。因为学术研究表达的是学者个人的眼光与审美感受,教材则是学术积累的结晶,并且或多或少地被时代思潮“格式化”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学习古代优秀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乃是作为“社会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不能设想,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不知道屈原、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著名的诗文作家,没有读过他们的代表作品!不能设想,一个现代中国人不知道《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故事!同样不能设想,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于《窦娥冤》、《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等传统戏剧作品一无所知!上述著名作家作品中丰厚的历史人文蕴涵,将会给我们有益的营养,滋润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气质,丰富我们的精神,并且给我们以审美的艺术享受。通过学习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掌握必要的文学知识,经受人文精神的滋养以及心灵美感与智慧的启迪,无疑将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我们的人生品质。

近20多年来,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一直在追求创新,这是正常的现象。旧说《易》有三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又曰:“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不繁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之《第一论易之三名》)它解说的是《周易》之名蕴藏的内在精神,其实也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学术规律。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切学术文化都在不停地流动变易之中,因为“天地不变,不能通气……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变易之中又有着不易,这就是最根本的人类社会法则与道德规范。学术还要求“简易”,不能繁琐冗长、芜杂纷扰,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这是《周易》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学术所追求的境界,应该得到表彰与提倡。

东临兄执教武汉大学中文系数十年,以其丰厚之专业学识,撰为《中国文学简史》一书。这本《简史》在体例与阐述上均有着鲜明的特色,它融合时代文学风貌与文学体式发展,突出特定时代最具代表性文体的成就,予以简明扼要的阐说。行文晓畅,不枝不蔓,庶几收到提要勾玄、以少总多之效,是一部顺时而变易、变易中有不易而又出之简易的文学史著作。书即成,嘱为序,辞之不恭,受之有愧。乃就思绪所及,贡献自己的意见如上。李中华2006年10月19日于武昌珞珈山寓室

修订版序

《中国文学简史》自2007年付梓以来已经过去了六个春秋。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由于撰者的粗疏、印制的误植而导致的错讹,因此决计进行修订,并谨此向读者表示歉意。

修订基本上是小修小补,只是对部分章节,如宫体诗派及中唐诗歌的叙说作了较大的删改。不是本书的整个框架不需要调整,而是时不待人,力不从心。时下精神文化中有些“史”的编撰部头越编越巨。据说已经启动的《清史》编撰工程,计划全书92卷,总计3000万字左右。由此不由得想象如果文学史的编撰列入国家的某个“工程”,又得多少卷多少字?规模宏大,巨细不捐,固然足可成为经典,但对一般的读者恐怕也会造成一些望而生畏的心理。基于这点不无杞人忧天的考虑,笔者总是盼望着能有精粹的“简史”横空出世。在精粹尚未出现之前,笔者不揣鄙陋,抛出来自己的这块砖头。

砖不是玉,当然不免粗糙鄙陋,价值菲薄。不过,炮制这本简史,还是动了番心思,那就是宏观以往的文学发展历程,尽量避免二元论地看待过去的典籍和撰者,力求准确地判定文学史的起点;试图从今人对以往文学的接受这一视角上,回顾和审视数千年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从而决定对象的取舍和叙说的轻重。文学史著作与学术专著固然有别,但有些时候文学的叙说,还是加进了个人学术研究的心得。只是,每个人观察世界都会有盲点,论析问题都会有偏执,加之本人才疏学浅,这本《中国文学简史》很难尽如人意,此番修订只希望能把瑕疵和谬误降低到最低程度。石观海2013年孟夏于岭表望海楼

自序

古典文学专业的嗜好及教授中国文学史20余年的经历,一直怂恿自己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稿,但是,由于无法跳出所谓“数字化”管理科研成绩以及重视所谓“专著”、轻视教材的评介体系的怪圈,多少年来的愿望迟迟无法实现。直到将近“停年”的时候,深蒙武汉大学教务部长吴平教授的督促,才有幸提起笔来,为通识课撰写这部《中国文学简史》。

既然称作“简史”,读者对象又是综合大学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那么,编写的构想与着笔就当有别于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笔者以培养古代文学素质为构想的基点,以中国文学的影响与接受为参照系,设计了简史的要旨、框架、内容和叙说的方式。简言之,本书旨在帮助读者鸟瞰中国文学走过的三千年历史轨迹,回眸昨日世界骚人墨客的际遇升沉和创作苦乐,了解前朝主要文学样式的兴衰枯荣。

在框架方面,本书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整合,着重以形象、抒情、词采等文学特质,衡量传统文学史上的文学史料,扬弃文学色彩并非主调的作家和作品。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其历史也悠远而漫长,如果从神话产生的蒙昧时代算起,那么文学史的脚步与文明史是同时起步的;如果从成熟文字出现的殷商中期算起,中国文学至今也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是,漫长的先秦时期,著作虽然繁富,可如果强调文学的特质,那么除《诗》、《骚》之外,其余的不是神话,就是史籍、子书。神话是初民索解宇宙和人生的非科学记录,史籍是史官记言记事的档案,子书是诸子驳难论辩对手、宣传本派主张的论说文集,我们固然不能无视其中的文学性或文学色彩,但还是姑且使其各自回归本位为宜。剩下《诗》、《骚》的先秦时期,姑且称之为“前文学史时期”。两汉时期,首次形成了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作者群,出现了文学样式的创新及传统文章的去学术化倾向,发生了文学的自觉,因此,本书将两汉时期视为中国文学史的肇始时期。

在内容方面,笔者力求做到突出重点、突出精品,不求蜻蜓点水、面面俱到。前贤曾云,各代有各代之专体。言赋,则有汉;言骈文,则有六朝;言诗,则有唐;言词,则有宋;言曲,则有元;言小说,则有明清。汉、唐、宋、元、明清并非于其“专体”之外,没有其他的文学样式。以成就而论,毕竟其“专体”最为引人注目,以“专体”及“专体”中的精品为讲授对象,方能引人入胜,方能使人渐渐忘我于文学的殿堂。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将以往的文学分作“诗骚序曲”、“汉代文学”、“魏晋诗赋”、“南北朝诗文”、“四唐诗国”、“两宋词坛”、“金元曲苑”、“明清小说林”八个板块。至于“专体”之外的其他文学诸体,则放在“概说”中进行简要的概述。在叙说方式上,本书以史为经,以作者群或文学流派为纬,文学流变的叙说与精品个案的阐释相结合,以期给人留下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和较为深刻的审美印象。

文学的发生及文学诸体的兴衰,必须结合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阐述,这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但是,囿于篇幅,本书不得不遗憾地基本略去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叙述。

笔者治学粗疏,功底浅薄,谬误之处,尚望读者与方家指正。

撰写是书时,恩师公木(张松如)教授的《中国文学》、学兄赵明教授主编的《先秦两汉大文学史》、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及异国友人冈村繁教授的著作令余受益匪浅,谨志于此,以申谢悃。老友李中华教授于百忙中为余作序,无任感戴。石观海2006年仲秋于南粤观音山下草堂村

绪言

中华文明是多元的,悠久的。过去,人们常以黄河文明指代中华文明,据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绝不仅仅只有黄河一个,浙江出土的良渚文化,四川出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村文化,证明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辽宁出土的红山文化证明了西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在辽阔的禹域尧封之中,已经出土或将要出土的文化遗存证明或将继续证明:中原地区不消说,就是燕山南北、长城内外,齐鲁东方,吴越东南,荆楚南部,乃至巴蜀内地,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

海外人士在谈及四大文明时,总是以年代标尺为理由,认为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年的历史,而良渚文化的玉器、石器和黑陶,红山文化的猪首龙等玉器、牛河梁女神庙,说明至少在五六千年以前这里已经显露文明的曙光。如果以发明了稻作文化为据,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甚至还要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

在如此多元悠久的古老文明之中,作为文学的古老样式之一的神话与诗歌早就翱翔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上空,只是无法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由于人们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思想沟通工具的文字的诞生与成熟,以及物质生产的相对发达,人际交流的日渐频繁,文学渐渐从起初文史哲混沌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以后经过历代文人作家与民间艺人的共同努力,文学样式愈来愈多,作品的数量愈来愈丰富,质量愈来愈精致,直至今日,形成了具有三千年悠久传统的汉文学史。

纵观三千年汉文学史的画廊,可谓是琳琅满目,溢彩流光。《诗经》的经典,《楚辞》的忧愤,汉赋的宏伟,《史记》的博大,诗歌的流派纷呈,词曲的姹紫嫣红,戏剧小说的摄魂夺魄……任何一部文学史都叙说不完它的浩繁,都描述不尽它的旖旎。本书既称“简史”,要扫描整个中国文学史,那只能是以蠡测海,以管窥天而已。不过,不是专门研究国学或中国文学的人,似乎无须管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没有必要浏览“全汉文”、“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古人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全鼎之调。读者倘能从这本“简史”的轻描淡写中欣赏到三千年文学的一二景观,借此一斑而去悬想全豹,笔者也就感到幸甚了。第一章诗骚序曲概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漫长时期,史称“先秦”。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前文学史时期。

自公元前2070年起,中国历史进入到夏朝;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桀,建立了商朝;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纣,建立了周朝;公元前770年,西周亡于犬戎之手,周平王迁都雒邑,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但是,周天子自此以后失去了对诸侯的驾驭能力,春秋诸侯纷争与战国群雄争霸构成了东周的主要内容。因此,人们习惯上把周平王东迁半个世纪后的鲁隐公元年(前722)至《春秋》记事的终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称作“春秋”时代,称此后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前221)为“战国”时代。

在夏、商、西周三代中,甲骨文字的成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有了文字这样的载体,才使得先民所创造的文明得以著之竹帛,才使得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至今有幸目睹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发生于这个时期。春秋末年,士阶层的出现与活跃是最值得注目的历史现象。士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杰出代表,以自己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兴盛。他们为了推销自己的治世方略,创立了不少学派,撰述了大量的著作,诸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些著作虽然是陈述为人处世、兴邦立业的论文或记录兴衰更替、改朝换代的史书,但其思想和文笔都给予文学以很大的影响。不过,就本质而言,它们仍是思想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与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毕竟有着相当的距离。

能够称之为“文学”的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结集的《诗经》、战国后期出现的“楚辞”,以及由楚辞演变而成的“赋”。三百零五篇诗作与二十八篇楚辞在先秦时期的众多典籍里并不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展现了商周先民与荆楚士人超群绝伦的文学天才,与诸子之书、史官著作相比,它们确具备他书难以企及的艺术价值。宋玉、荀况二人创作的少量赋作,则显示了楚辞文学向汉赋文学演化的重要趋势。

显而易见,在这个跨度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并没有完全从文史哲浑然莫辨的状态中剥离出来,《诗经》与“楚辞”不能不说是数千年先秦历史长河中一种“特例”的存在,一些无名诗人与二三文人尚不能形成支撑文学创作的宏大队伍。“文学”只能作为诸多政治、哲学的附庸,点缀在灿烂如花的先秦文化的边缘。文学作品及作家的稀少,使我们不得不将先秦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前文学史时期,而《诗经》、“楚辞”及宋玉、荀况的“赋”则是中国文学史大幕拉开之前的序曲。第一节诗三百:无名诗人的歌吟

一部《诗经》,是距今几千年的商周时代无名诗人的歌吟。是书所收的三百零五篇诗章都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创作年代最早的是《商颂》, 《商颂》五篇以外,余皆出于周人之手。原来称作《诗》,或取篇数之整称为《诗三百》,至战国以后,特别是汉代,它才被抬到“圣经”的地位,被尊为《诗经》。《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密切,孔子曾经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意思是为《诗经》做过正乐的工作。儒家的对头墨子也曾说过:“(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意思是说儒家鼓吹的《诗三百》,可以诵、弦、歌、舞。所以,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 《诗经》中的诗作都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其中所收诗章便是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作《风》、《雅》、《颂》三类的。至于诗篇的作者,绝大部分未能留下名字,留下名字的,除了名字之外也别无所知。“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国风”,就是列国的土风歌谣。现存十五《国风》,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是正声,即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王畿一带的音乐;大、小雅即周王室的乐歌,现存《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是祭祀舞曲;《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一、《雅》和《颂》《雅》和《颂》共一百四十五篇。如果按照诗作的内容分类,这两部分大致包括民族史诗、农事诗、贵族生活诗、政治批判诗、征人怨悱诗五大类。

反映商周各族诞生和发展的叙事诗,可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诗,如《商颂》中的《玄鸟》、《长发》, 《大雅》中的《绵》、《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如果把《生民》、《公刘》、《绵》、《皇矣》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开来,那么周开国以前自后稷以迄武王的历史线索和发展概况就基本上呈现出来了。这类诗章把远古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当作本族的信史,以极度虔诚极度崇拜的心情歌颂自己的始祖始妣大神和英雄祖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史官之笔,叙述民族发祥、迁徙、发展和立国的历史过程,规模比较宏大,结构比较严谨,笔触比较生动,堪称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诗的嚆矢。二雅中还有些反映周开国以后历史的诗作,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 《小雅》中的《出车》、《采芑》、《六月》等,它们产生于西周末期,与前述的史诗相比,已经消退了神话传说的色彩,渐渐侧重于写实,这些叙述周族开疆拓土的诗作可以视为史诗的尾声。

反映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活动的诗作为农事诗,如《周颂》中西周初年的《臣工》、《良耜》, 《小雅》中西周末年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这些农事诗大抵为祈谷报赛的祭歌,往往以简略概括的语言展示大幅生产图景,摹状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其中有的片断具有文学意味,如对自然现象的描写:“上天同云,雨雪雰雰”(《信南山》)、“有渰萋萋,兴雨祁祁”(《大田》),又如对农作物丰收的夸张:“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甫田》)农事诗的文学价值虽不甚高,但对研究西周的社会形态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反映周代贵族生活样态的诗作为贵族生活诗。周代统治者在推翻殷商王朝、夺取政权之后,随着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踏上殷商的旧辙,过起奢侈腐化的生活。《雅》、《颂》中的一些诗作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纵情于乐舞之间,沉湎于觥筹之中,成为贵族生活的主要内容,《小雅》中约三分之一的诗章都是这种生活断面的射影,如《鹿鸣》、《伐木》、《鱼丽》、《南有佳鱼》、《湛露》、《桑扈》、《頍弁》、《宾之初筵》等。他们描写的无非是席上“陈馈八簋”(《伐木》),堂下“鼓琴鼓瑟”(《鹿鸣》),夸耀着“物其多矣,维其佳矣”(《鱼丽》),陶醉于“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桑扈》);他们自豪的是“乐酒今夕,君子维宴”(《頍弁》),追求的是“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湛露》)。除了这些吟咏宴饮享乐的作品外,还有些诗作则描写了贵族的苑囿、田猎、建筑、畜牧、婚嫁,如《大雅·灵台》, 《小雅》中的《车攻》、《斯干》、《无羊》、《车辖》等。这类诗歌的共同主题是夸示享乐的场面,炫耀繁多的财富,对于认识周代统治者的寄生生活有史料价值。

反映执政者内部有识之士对腐败政局进行揭露和嘲讽的诗作为政治讽刺诗。西周到了夷、厉、宣、幽诸王时,史称“周室衰微”时期,其间虽有宣王的中兴,但也挽回不了周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倾颓之势。腐朽的统治,黑暗的政治,使社会矛盾激化,百姓怨声载道。周厉王为了维护风雨飘摇中的宝座,消除国人的怨恨之声,竟利用卫巫监听国人,有谤者即处以极刑,结果酿成了“国人暴动”,葬送了自己的江山。宣王之子幽王同厉王一样昏庸无道,宠信奸佞。腐败的内政加上天灾外患,终于使西周沦于犬戎之手。在这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了社会危机,起而揭露和指斥执政者的各种弊端,《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 《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弁》、《巧言》、《巷伯》、《北山》等,正是这类表现他们强烈不满的政治讽刺诗。综观这类怨刺之作,其特点有二:一是通过对丧乱现象的描写和对黑暗政治的揭露,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民众命运的关切。国步艰难,前途不测,他们忧愁焦虑,心急如焚,如“天方艰难,曰丧其国”(《抑》), “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桑柔》), “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节南山》),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月》)。民生凋敝,如处水火,他们寄心萦怀,哀叹再三,如“民亦劳止”(《民劳》), “下民卒瘅”(《板》), “瘼此下民”(《桑柔》), “士民其瘵”(《瞻卬》), “民卒流亡”(《召旻》), “民今方殆”(《正月》),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十月之交》)。二是把指斥的矛头对准周天子在天国的代表——天或上帝,认为它是社会动乱、民生涂炭的祸根,如“上帝板板,下民卒瘵”(《板》), “昊天不慵,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正月》),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雨无正》), “天命不彻”(《十月之交》)。天国上帝权威的动摇,正是人间天子形象崩颓的象征,这些诗句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尽管其作者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士,他们的讽刺、怨恨、揭露和批判都是出于补天的目的,但他们的诗作都触及了社会的黑暗现实,或多或少地代表了民众的呼声。在艺术上,这类诗作语句齐整,语气通畅,韵律和谐,虽然议论占据着主要位置,但大都融汇着诗人激烈的情感。有的诗章如《小雅·大东》则成功地采用形象的比拟、对照、排比和象征的手法,加强了诗的感染力量。

反映征夫役人劳苦与怨恨的诗作为征人怨悱诗,如《小雅》中的《四牡》、《采薇》、《杕杜》、《鸿雁》、《无将大车》、《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等。《雅》诗中的这类诗作虽然为数不多,但其思想意蕴及艺术形式都值得格外重视。它们与“风”诗颇为相近,似乎是发自周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了被迫出征服役之人的怨悱和愤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采薇》)是这些诗篇共同的主旋律。无穷无尽的“王事”带给征夫役人的只是“靡室靡家”的忧伤,只是无暇他顾的怨恨。有的篇章还直指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如《鸿雁》写道:“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身体和心灵受尽“王事”折磨的诗人,心情极为沉痛,如《苕之华》所写得那样: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种田者不得食,筑垣者不得居,父母难养,有家难归,生不如死,受尽煎熬的无名诗人只能以哀伤而愤怒的歌声控诉当时的世道:“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何草不黄》)这类诗作不是以呆板的叙述或抽象的议论为主,而是在记叙中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或者基本上以抒情为主。其中有的篇章触物起兴,借景抒情,将作者的内心世界同客观外物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如《鸿雁》的“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 《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尤其是后者,将征夫的离情别意、千思万绪同依依的杨柳、霏霏的飘雪融为朦胧怅惘的意境,具有震颤人心的艺术力量。因此晋人谢玄视“昔我往矣”四句为《诗三百》中最佳之笔。二、《国风》《国风》一百六十篇按照内容主要可以分作政治批判诗、婚恋诗两大类。

反映对政治腐败与暴虐措施进行揭露与批判的诗作为政治批判诗。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相比,这类诗对黑暗政局揭露得更加尖锐、批判得更为有力,是那些来自被压在统治机器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声音。因此,《国风》中的政治批判诗较之于《雅》诗中的政治讽刺诗更富思想价值,它们有的从阶级本质上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豳风·七月》等。《七月》是一首按照节令顺序叙述农事的古歌,主旨并非在于揭露和批判,但恰恰在客观的叙述中道出了劳动果实受到掠夺的事实。《伐檀》、《硕鼠》则以愤怒的责问、强烈的挖苦,从理性高度揭露那些尸位素餐的“君子”正是一群吸食劳动者血汗的“硕鼠”。有的诗作从统治者残暴的施政措施方面揭露沉重的徭役、兵役所造成的田园荒芜不收、父母终老无养、夫妻死生契阔的灾难,如《召南·殷其雷》、《邶风·北风》、《邶风·击鼓》、《邶风·雄雉》、《邶风·式微》、《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王风·兔爰》、《齐风·东方未明》、《魏风·陟岵》、《唐风·鸨羽》、《桧风·隰有苌楚》、《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这些诗作有的伤感自身的困乏劳顿,有家难归,如《式微》写行役之人天色虽黑却不得回家,一身露水一身泥地赶着出公差;有的从思妇怀念征人的角度,描写征役给家庭带来的不幸,如《伯兮》写妻子“自伯之东”后,无心梳洗打扮,思念夫君,头痛心疼,以致到了不种萱草而无以忘忧的地步;有的还提出旷日持久的征兵徭役所造成生产破坏、田园荒废的问题,如《鸨羽》继续着《小雅·采薇》和《小雅·鸿雁》的主题:“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还有些诗作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嘲讽了统治者的淫邪虚伪,如《邶风·新台》, 《鄘风》中的《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相鼠》, 《齐风》中的《南山》、《弊笱》、《载驱》, 《陈风》中的《株林》、《墓门》等。这类诗作对表面上讲究礼仪、文质彬彬,骨子里却男盗女娼、丑不可言的执政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说他们“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墙有茨》),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君子偕老》), “夫也不良,国人知之”(《墓门》),甚至诅咒这些衣冠禽兽“不死何为”、“不死何俟”、“胡不遄死”!(《相鼠》)除了上述从阶级本质、施政措施和道德伦理诸方面批判腐败政治的诗作外,《秦风·黄鸟》还从殉葬角度斥责了统治者杀人为殉的违反人性的野蛮行为。

反映周人恋爱婚姻问题的诗作为婚恋诗。这类作品主要见于《风》诗,而且所占的比重很大。周代社会为了增殖劳动力,曾有“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和“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司徒下》)的规定,因而当时民间的恋爱生活是较为自由的,《风》诗中有些诗作即描写了这种自由的恋爱关系。这类诗章往往抓住情爱生活的一个片断,即兴抒情,顺口成歌,或者写城隅东门的约会,或者写桑间濮上的幽欢,或者写邂逅相逢的钟情,或者写节日同游的乐趣,或者写投桃报李,或者写戏谑调侃,大都写得天真烂漫,句短情长,表现了官方社会之外才有的爱情关系,抒发了劳动民众纯朴健康的情感。比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在约会的城角,姑娘调皮地躲起来,小伙子等得抓耳挠腮,一个活泼可爱,一个憨态可掬,都在这一富有戏剧意味的生活镜头中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后两章通过一束辛夷花,突现了姑娘的深情和小伙子的珍重。同一题材的《陈风·东门之杨》却只写了约会的地点和时间: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晳晳。

短短两章八句,绘出了一个童话般的境界:沙沙作响的树叶声,似乎隐隐约约传来情人的窃窃私语;星光闪烁的黄昏,仿佛是笼罩着情人憧憬未来的温柔梦境。这自然会将人引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意境中去。

古代传统的祭祀日子是民间男女载歌载舞、嬉游欢会的盛大节日,也是谈情说爱的难得良机,《郑风·溱洧》就是写情侣在这种日子里的同游之乐: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郑国三月上巳日这一天,春水涣涣地流着,许多姑娘和小伙子手拿着兰花去洧河之外。一对情侣商量后也一同前往游玩,到了地方后,这对情侣马上被盛大的场面和热烈的气氛感染了,于是也笑着逗着,互赠芍药,订下终身。这对情侣的欢乐和幸福就在环境的烘托下,在对话和叙述中真实地再现出来。

自由恋爱的结局往往是令人陶醉的婚礼,《唐风·绸缪》即写新婚之夕新郎的感受: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新郎的喜悦之情难以形诸言表,他兴奋得简直不敢相信今夜是新婚之夜。面对心爱的新娘,他幸福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种不欲巧而自巧的妙笔,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继这样的婚礼之后成立的家庭一般都是和乐美满的,如《郑风·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首诗截取了家庭生活的一个片断,体现了夫妻恩爱和家庭温暖。诗人并没有刻意描写那个“情”字,只是叙述了凌晨时刻夫妻床上的一段寻常的对话,但却在浓厚的生活情趣和清新气氛中透露出家庭生活的和谐、温暖和幸福。

当然,自由恋爱也并非都一帆风顺,其中也难免由于失约、误会、离别、单恋等造成心灵的折磨和失眠的痛苦。《周南·汉广》、《王风·采葛》、《郑风·子衿》、《秦风·蒹葭》、《秦风·晨风》、《陈风·月出》、《陈风·泽陂》等都是写相思的佳作。《汉广》以汉广不可泳、江永不可方比喻暗示了相思的无望,《采葛》、《子衿》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夸张突出了别后难耐的焦灼,《晨风》写未见情人以致“忧心如醉”、愁肠欲断,《月出》、《泽陂》则以月下的彷徨无寐和中宵的辗转反侧表现了对伊人的刻骨思念。而《蒹葭》一诗写得更为含蓄有致,意味深长: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中描述了一个清秋的早晨,芦花似雪,白露成霜,诗人渴慕“在水一方”的伊人,设想着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去寻找她,但无论沿着什么途径,都觉得困难重重,无缘接近。伊人何以如此可望而不可即呢?原因在于诗人认为他热烈崇拜和渴慕的对象犹如芦花、露珠、白霜一样珠圆玉润,洁白无瑕,自觉而不自觉地给她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理想色彩,罩上了一环辉煌的圣洁光圈。极度的崇拜和过分的渴慕往往造成自身的自卑和优柔,因此近在咫尺的伊人便被推上了理想的云端,变得高不可攀了。这首诗逼真地再现了对伊人企慕的强烈情感和复杂心理。《郑风·出其东门》则表达了对爱情严肃不苟的态度: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 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东门之外,像云霞一样光彩照人、如野花一般鲜艳夺目的姑娘不知有多少,然而诗人却不见异思迁,独独瞩目于他的衣着朴素的意中人,形象地表现了他的坚贞和专一。这同二三其德的负心汉相比,自然值得肯定。

婚恋诗中有一部分描写了礼教对婚恋的束缚及不幸的婚姻。尽管周代有“奔者不禁”的乡风民俗,但是执政者还是用时令的戒条加以限制和拘束,而且正如《豳风·伐柯》所叙述的:“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统治阶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思想也影响到下层社会。《周南·汝坟》、《鄘风·柏舟》、《鄘风·蝃蝀》、《王风·大车》、《郑风·将仲子》等即表现了礼教对爱情生活的羁绊,以及青年男女反抗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如《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父母之言”、“诸兄之言”及“人之多言”作为礼教思想的具体表现,犹如阴影一样笼罩在姑娘的心头,使她处于仲子“可怀”而人言亦“可畏”的矛盾境地。同这位不敢越礼教的雷池半步的姑娘相比,《柏舟》与《大车》中的两位姑娘则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果决: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柏舟》)(《大车》)

前诗中的“之死矢靡它”,后诗中的“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是忠于爱情的掷地作响的铮铮誓言,是向礼教制度所发起的毫无畏惧的挑战。而这两位富于反抗精神的女性,无疑是后世文学作品中以死殉情者的先驱形象。《国风》中有些诗描写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如《召南·江有汜》、《邶风·柏舟》、《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等。这些诗作的主人公都是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弃妇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各篇中的弃妇形象在性格上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江有汜》中的弃妇,胸怀开阔,面对被抛弃的既成事实,却无所谓地“其啸也歌”,指着负心汉子说:“其后也悔!”《柏舟》中的弃妇,坚毅不屈,在孤立无援的境遇里,仍然坚信自己的无辜:“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谷风》中的弃妇,优柔寡断,话里话外流露出对夫家难以割舍的留恋,直到最后离家的时刻,还幻想着“不念昔者,伊余来墍”。《氓》中的弃妇,则颇为刚烈,她对变心的丈夫极为愤慨,在数落了丈夫的薄行后,责骂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甚至偏激到憎恨一切男子,告诫女同胞“勿与士耽”! 《中谷有蓷》中的弃妇,则过于脆弱,在被抛弃后只是反复“嘅其叹矣”、“啜其泣矣”。这些诗篇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弃妇形象,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处于夫权统治下的奴隶地位及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风》诗在此两大类之外,还有一些劳动过程中吟唱的歌谣,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还有表现战士同仇敌忾、慷慨从戎的诗作,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则显现了许穆夫人的爱国情怀、富于主见和坚持正义的性格。

就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手法和风格而言,《风》诗具有与《雅》、《颂》不同的显著特点:

其一,《风》诗不同于《雅》、《颂》的以叙述为主或以议论为主,而是以抒情为主。

诗主情,一百六十篇《风》诗以民歌及受民歌影响的诗作为主体,融汇和凝缩着民众的欢乐、痛苦、喜悦、忧愁、哀伤、怨悱、焦灼、愤怒等各种情感,通过复沓回环、一唱三叹的歌吟,打动听众和读者的心灵。几乎每篇诗作,无论是短吟还是长歌,都具有这种浓厚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震颤人心的情感力量。短歌如《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采桑人对于劳动的热爱,劳动结束后相互呼唤、相与归去的轻松愉快,仿佛透纸而出。又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人利用了三个层层递进的夸张比喻式,逐步深入地抒发了小别之后焦渴的思念。《鄘风·相鼠》则以情绪越来越激烈的选词用字,发泄了对男盗女娼的统治者的憎恶和诅咒。

长歌如《卫风·氓》通过弃妇对婚前婚后生活的回顾,在揭露“氓”的两副不同面孔的同时,抒发了弃妇婚前的温柔多情及弃后的愧悔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之情。

其二,《风》诗善于借景抒情,以景衬情。

这种手法不见于《颂》诗,在《雅》诗中运用得也比较少,但在《风》诗中却为不少篇章所常用。有的《风》诗描绘景物是从正面渲染环境的气氛,如《邶风·谷风》中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用习习的谷风吹来满天的愁云和霏霏的淫雨,形象点染出弃妇所处环境的悲愁压抑气氛。《陈风·月出》在写相思之情时,先捧出一天皎洁的月色:“月出皎兮”,明月在天,自然容易联想起情人的倩影,而月华如水,更易牵惹离人惆怅的愁肠。这样的景物描写为后面的思绪和愁怀做好了铺垫。有的《风》诗描写景物则是从反面衬托人物的心境,如《王风·君子于役》写妻子怀念在外行役的丈夫时,有几句景物描写: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鸡子钻进窝里,牛羊也正向圈里归来,显得十分恬静安谧。这种“静”与“安”恰恰反衬出置身于这种环境里的女主人公内心的难静与不安:连家禽家畜都结束了一天稻粱谋的奔波归巢入圈了,而于役在外的丈夫却“不日不月”,归期未卜,有家难回,这在妻子的心中怎能不搅起涟漪,教人“如之何勿思”? 《桧风·隰有苌楚》用四分之三的诗句描绘羊桃的生机: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柔嫩婀娜的枝条,茂盛而泛出光泽,羊桃的生机盎然,对比映衬出诗人内心世界的悲凉索漠,表现了乱世之人生不如死、人不如木的哀叹。《风》诗把客观景物的描绘同主观情绪的抒发沟通在一处、融汇在一起的写法,为我国古典抒情诗歌熔铸情景交融、物我相通的意境进行了最初的有益探索,并积累了十分可贵的创作经验。

其三,《风》诗具备自然、质朴、醇真的风格特征。《风》诗大都写得不事雕琢,形同天籁。如《周南·芣苢》,这是一首田家妇女在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民歌,全诗三章十二句四十八字,随着采集劳动的进程,触物择词,信口唱出。全诗只用了六个不同的动词“采”、“有”、“掇”、“捋”、“袺”、“襭”,就生动地描绘出了采摘车前子的劳动场面,极为自然,极为朴素。清代学者方玉润对这首诗评价极高,说读了这首民歌,会不知不觉地心旷神怡:“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再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诗人以白描的笔法谱写了一首清新的爱情牧歌。一个青年在林中碰见了一位心爱的少女,便送上了用白茅草包着的小鹿,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而少女则羞怯地接受了青年的爱情。这里没有文字上的雕琢刻镂,也没有章法上的曲折弯转,给人的感受是率真坦直,毫无造作之态。又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诗中以调侃之笔写出少女对恋人的戏谑之辞:你要是爱我,就提起衣襟趟过河,你要是不爱我,难道就没有别人么?你这个傻小子真是傻呵呵!活泼风趣的语言表现出少女的天真、大胆和泼辣,颇有山野之风。《风》诗具有这种风格特征,主要是因为它以民歌及受民歌影响的作品为主体,在内容上洋溢着劳动民众健康纯朴的思想感情,在语言上使用了活泼、新鲜、生动的口语。三、《诗经》的成就及影响《诗经》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序曲,后世各朝各代的诗歌无论是何种类型,无论怎样繁荣,都无不受到它的影响。它的地位如此重要,影响如此巨大,乃是由其本身所具备的重大成就所决定的。

首先,《诗经》建立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诗经》的出现,标志着前文学史时代从古代神话到诗歌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前,文学的羽翼还翱翔在幻想的世界里,闪烁着传奇式的色彩和光芒。从此以后,文学开始转移到对人生现实的充分注重上,进入到对生活现象的如实描写和对社会矛盾的如实反映上。这说明基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思维的进步以及创作经验的积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开始形成和发展。《诗经》中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广阔的现实生活,表达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真实地再现了客观现实。它犹如一幅巨型的历史画卷,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特别是《雅》诗、《风》诗中的许多诗篇,在内容意蕴上都富含民本思想和现实意义。它们或者揭露了时弊,针砭了社会,或者讴歌了劳动,吟咏了爱情。其中来自下层社会的对统治者表示不平和反抗的诗篇,更是透过现象揭示了大动荡时代社会的本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诗经》的民本思想是后世现实主义诗篇最初的精神源头。近如伟大诗人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批判精神,写出忧国忧民、与邪恶势力斗争的不朽诗篇。远如两汉乐府诗歌以及建安诗歌的进步倾向都可以上溯到《诗经》,而且,历代文人都往往揭出“风雅”,作为反对形式主义文学的旗帜。例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为反对六朝浮艳诗风,而标举“风雅”;杜甫把“亲风雅”作为创作的座右铭,写出“三吏”、“三别”的著名诗作;白居易推尊“风雅”,掀起了新乐府运动。这些都是《诗经》民本思想影响的结果。

其次,《诗经》的比兴手法是对诗歌艺术宝库的杰出贡献。

所谓赋、比、兴,是儒者根据《诗经》艺术所总结归纳出来的三种表现手法。其中赋是铺陈其事而言之的意思,为赋诗行文中最常用的一般方法,比和兴则是《诗经》中大量运用,并取得显著艺术效果,同时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两种表现手法。

关于比兴,历代注家解释纷纭,歧义旁出。简明扼要、晓畅易懂的解释,以朱熹为最。他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周南·螽斯注》)亦即比拟的意思。《诗经》中运用此法时,或明喻,如《卫风·硕人》赞美庄姜,说她长得“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或隐喻,如《小雅·节南山》的“尹氏大师,维周之氐”;或拟人,如《桧风·隰有苌楚》的“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拟木为人;或拟物,如《魏风·硕鼠》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拟人为鼠。甚至有的全诗皆用比体,如《豳风·鸱枭》等。

所谓“兴”,如朱熹所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周南·关雎注》)也就是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或起情之辞。《诗经》中的兴句,有的同正文没有意义和感情上的联系,只是在形式上起着“开头”或“起韵”的作用,如《小雅·鸳鸯》: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两诗使用了同样的兴句“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但前者用于祝福的内容上,后者却用于斥责的内容上,可见兴句与正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兴句则与正文有着意义上的关联或情感上的瓜葛,如《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以景物描写作为兴句,春光烂漫,桃花艳丽,既象征着姑娘照人的光彩,又烘托出结婚的喜庆气氛。《王风·兔爰》以“有兔爰爰,雉离于罗”起兴,把统治者比作狡兔,把受压者喻为身陷罗网的野鸡,为抒发身受徭役之苦的哀伤悲愁设下了铺垫。

比兴二法,都是借用客观事物的可感形象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是形象思维在诗歌艺术中的具体应用。《诗经》在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为后世骚人墨客所借鉴模仿。屈赋中的“美人香草,恶禽臭物”等“引类譬喻”之笔,就是胎息于《诗经》的比兴之法,《古诗十九首》中也不难见比兴的模拟痕迹。至于屈原的《橘颂》、鲍照的《赠傅都曹别》、韩愈的《鸣雁》等咏物诗,都可以追踪到咏物的权舆之作《魏风·硕鼠》、《豳风·鸱枭》。

再次,《诗经》在形式、格律、语言等方面也成就斐然。《诗经》中的篇章,基本上以四言诗为主,但也并非千篇一律,有些诗句突破了四言的框架,或长或短,参差不齐,错综变化,使诗的形式显得活泼自由,不受拘束。就句型而言,可以说《诗经》孕育了各种古典诗体的萌芽(如五言、七言、长短句等)。其中含有“兮”字的句式,到了战国时代,为楚辞大量采用而形成一种新的诗体。在结构上,《诗经》不少篇章运用了重章叠句,这种口头文学的重要特征一直保存于后世的民间文学,如六朝乐府、宋代鼓子词中。

在诗的节奏方面,《诗经》中的诗句通常采用两拍子节奏,即每一句由两个音步组成,而每一个音步即是一个双音节构成的音顿,如: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种双音节的音顿,后来发展成为诗歌句子的主要构成形式,五言诗即由两个双音节音顿和一个单音节音顿组成,七言诗则在五言基础上又扩充一个双音节音顿。在诗的韵律方面,《诗经》多采用偶句押韵法,首句入韵或不入韵。这种押韵法构成后代诗歌最常见和最主要的韵式;而且,偶句押韵的韵式也规定了中国诗歌句数大多为偶数的基本特征。

在语言方面,《诗经》语汇相当丰富。据今人统计,《诗经》使用了两千九百四十九个单字,其中不少是一字多义,如据字义计算,约有三千九百多个单字,这些单字构成了众多的词汇。特别是《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复合词,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使用,如中央、永久、光明、正直、婚姻、踟蹰、流离、死亡、朋友、邂逅、逍遥、翱翔、衣裳、饥馑、休息、瞻望、劳苦等等。这些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发展民族语言提供了方法,开拓了道路。为了加强诗的节奏感与韵律美,《诗经》还使用了很多重言词、双声词、叠韵词,重言词如关关、茫茫、青青、赳赳、摇摇等,双声词如参差、黾勉、踟蹰、流离、玄黄等,叠韵词如窈窕、辗转、崔嵬、逍遥、经营等。楚辞、汉赋,以及诗词中运用双声叠韵及重言词就是深受《诗经》的影响。第二节楚辞:南国荆楚的新诗体《诗经》结集以后直至战国时代,主要影响在文化素养、外交辞令方面,诸侯国的贵族甚至把它作为教科书,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但是,从文学层面而言,《诗经》以四言诗为主的诗型,后继作者乏人,过了两个世纪之后,在南国的土地上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使得前文学史时期又一次回荡起诗歌的奏鸣曲。这种新诗体,因为“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 ‘楚辞’”(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一、荆楚文化的结晶:楚辞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由于理性精神的胜利,使得它们的文化大都逐渐摆脱了巫术宗教色彩,而楚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却依然强有力地保存和发展着绚烂的远古巫术神话传统,表现出充满奇异想象和浪漫激情的巫系文化特征。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风尚、习俗,都显现了荆楚文化的别具一格。

在宗教上,楚国朝野上下都盛行着巫风。上自楚王、臣僚,下至百姓,都“信鬼而好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桓谭《新论》曾经谈到楚灵王信鬼的轶事: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太平御览》卷五百二十六引)

吴军兵临城下,祭神的楚灵王还在“鼓舞自若”,足见其信鬼好祀已到痴迷程度。楚怀王也与其乃祖一样,“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汉书·郊祀志》卷二十五下引谷永语)。楚国大臣中也不乏信鬼者,左史倚相就是著名的一个,据说他有上天下地交通鬼神的特异功能:“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国语·楚语》卷十)。民间更是重巫信鬼,祷雨祈年,求医论嫁,无不告于鬼神。因此,能够降神通鬼的巫觋在楚国颇受尊重,他们的活跃与流动,有时甚至使周边国家的有识之士深感担忧。这种浓厚的巫风虽然不乏迷信成分,但其中大量神奇瑰丽的神话传说因子,不仅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也启发着诗人们的想象。

在艺术上,也鲜明地表现出荆楚文化的特征。书法中最初的鸟虫书即出现于荆楚大地,工整匀称的字形上附加以圆点或鸟形的装饰,或者把横竖撇捺故意造成龙飞凤舞般的波折曲转,显得奇特而潇洒。雕刻也造型怪诞,自成一格。如今楚墓大量出土的人首蛇身、头生鹿角的木雕怪神,以及背上插着鹿角的虎座飞鸟,都显现了南国的怪异风格。绘画也充满了奇幻的宗教情调,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在人们面前展开了长空浩渺、云烟迷蒙的梦幻世界。至于音乐、舞蹈更是与巫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墨子·非乐上》),楚人祭祀神灵“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乐神也就是娱人,祭祀日子里歌、舞、乐三者统一的戏剧性场面和如醉如痴的狂热情感,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人们。上述楚国艺术各个部类浓厚的浪漫色彩,不能不使其诗歌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上,也具有楚文化的浪漫情调。楚人表达爱情的场合和方式,往往同祭祀有关,楚地民间注重的祭祀之日是男女欢会的日子,正如墨子所言:“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墨子·明鬼下》卷八)云梦之神是掌管婚姻与胤嗣的高禖神高唐氏,淮上江南,山间河畔,都有她“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踪迹,足见楚人对其崇拜的广泛性;而“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正反映出男女参加高禖祭祀的狂热性。祭祀这位神灵时,善男信女们常常手执香草,互相赠遗,以此表达爱慕之情。芳草香花本是宗教上祓除不祥的道具,在这种场合又变为互通灵犀的恋爱信使。朝云暮雨作为性爱的隐语,芳草香花作为恋慕的象征,从爱情生活的习俗中被提炼升华成文学语言,出现在楚人的辞赋里。其次,楚人又具备传统的尚武精神。往古社会对力量和勇敢的崇拜一直被楚人继承和保存下来,形成为人称道的“铁剑利”(《史记·范雎列传》卷七十九)和“卒民勇敢”(《淮南子·兵略训》卷十五)的传统。而且,开疆拓土的雄心和祸至无日的戒惧,又强化着他们传统的尚武精神,如楚庄王自克庸以来,“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一把利剑似乎是荆楚男儿尚武精神的象征,须臾不可离身,不但生前佩戴,而且死后带入坟墓。据考古者说,楚墓多用剑殉葬,有的楚墓没有别的殉葬品,却独独有一把剑。他们这种对力量和勇武的自信,即便在国破家亡之后也还化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卷七)的悲壮誓言。

综上所述,荆楚文化虽是华夏文化的一支,但它却具有迥别于中原文化的南国特色。楚辞正是在这种想象奇特、情感浪漫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可以说,荆楚文化的特征决定了楚辞文学的基本倾向,这种基本倾向便是通过大量神话素材的运用和提炼所表现出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想象和奔放不羁的浪漫激情。同时,中原文化的民本思想、批判精神等在楚辞的价值取向上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在形式上,可以从楚地民歌和巫歌中找到楚辞的直接源头。史载的楚地民歌,有春秋末至战国初的《接舆歌》、《孺子歌》、《越人歌》等,它们的显著特点是摆脱了四言的框架,句式长短参差,灵活多样,以语助“兮”字入歌,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刘向《说苑·善说》卷十一)

这是越地船娘唱给楚康王弟鄂君子皙的一首歌,原词越语,楚人译成了楚歌的样式。从这种样式中依稀可见后来的楚辞的影子,换言之,楚辞当脱胎于流行于楚地的这类民歌。

祭祀神灵的巫歌已大都失传,但经过屈原改制的《九歌》仍保留于世,仅此亦可见巫歌与楚辞之间的血缘关系。

同时,《诗经》的四言形式和比兴手法、纵横之士的说辞的“繁词华句”也都对楚辞这一新诗体的诞生起到了催生作用。待到战国后期,抒情主体即以屈原为首的楚国文人作家的出现,才使楚辞以勃勃的生机风行于前文学史时期的最后阶段。二、屈原:孤独与永恒

屈原是前文学史时期第一个文人作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这样一个用尽毕生精力创作诗歌,借以抒发内心愤懑的文人,毋宁说他是空前的孤独的探索者。但是,他在漫漫长路上的执着求索,在颠沛流离的坎坷境遇里的不断歌吟,却在青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为后人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一)屈原所处的时代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这个时期,曾经辉煌灿烂的泱泱楚国开始逐渐显出颓败的景象。屈原降生的半个世纪前,令尹吴起鉴于当时楚国“贫国弱兵”的现状,向楚悼王提出了变法主张。楚悼王不顾贵族的反对,采纳了吴起的建议,“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吴起列传》卷六十五)。可是,悼王不久病死,楚国贵族集团乘机起而政变,杀掉吴起,使变法归于失败。楚国从此更加走向没落。相反,公元前361年,楚国的对手秦国任用商鞅,积极推广新法,“居五年,秦人富强”(《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秦孝公死而商鞅被车裂后,新法仍然贯彻了下去,结果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

屈原生活的楚怀王、顷襄王两朝,“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卷十四)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怀王朝,权臣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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