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与世界经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卫平,丁凯,赖明明,刘一姣,汤学敏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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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与世界经济试读：

可以说，世界经济再平衡对当今的世界来说，已经不仅是经济学家分析的领域了，它早已超出了纯粹经济学分析的范畴。利益分割、政治压力、社会变革，种种因素交织其中，这恐怕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复杂但又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了。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舞台早已齐备，再平衡的大幕已经揭开，谁将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中国在其中将出演什么角色？再平衡是调整的过程，是变革的过程，有调整就会有成本，有变革就会有损失，谁又将承担调整的成本和损失？世界经济再平衡之路，漫长曲折，注定不会平坦。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与“再平衡”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同时也承认这个“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进而形成了“失衡之后需要平衡”的共识。然而，近 30 年间，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此“失衡”并非彼“失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和理解，早已不复当年之意。其内涵的变化对中国来说影响巨大，这一内涵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不利。

世界经济失衡这个词，应该说不是一个新的概念，20世纪人们广泛谈论世界经济失衡，而且也提出世界经济的失衡需要得到平衡以后，才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那个时候人们探讨世界经济失衡，其内涵说的是在这个地球村有富国、有穷国，实际讲的是南北关系的内容。“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关系中的贫富失衡，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平衡”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只有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整个地球村、整个世界经济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千禧年减贫规划将其发展到了极致。

这样的条件，应该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好的助力作用。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几乎是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的群体，可以说，中国加印度的贫困人口，在世界的贫困人口中占到一半以上，如果这两个国家的贫困问题得到了解决，地球一半的贫困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世界减贫的角度，得到了全世界的赞同与拥护。因此，在20世纪80—90 年代，中国搞改革开放，全球交口称赞，而且给予大力支持，需要资金，外资会来，需要市场，其他国家会对你开放，需要技术，相应的转让会发生。这都是出于一个目的：这个地球要减贫、要平衡、要可持续地发展。全球都认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所处的地位是非常有利的。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失衡依然如故，但人们所提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跟过去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个时候人们用的词汇也变了，不是平衡世界经济的贫富失衡，而是将当年日美经贸失衡作为第一次失衡，而提出了 “再平衡”全球经济失衡。

这时的失衡意味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失衡，而这种经常账户的失衡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再平衡”意味着平衡国际收支的失衡，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消除巨额的贸易顺差。大家可以再想一下，会发现今天中国是地球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世界贸易的顺差与逆差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可以讲就是中国和美国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0月发布的最新贸易数据，德国已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顺差经济体。这一结果使得德国立即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指责与批评，被认为是通过远高于进口的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其他经济体利益为代价的，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尽管如此，这也无助于中国从根本上改善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纵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及部分国际经济组织出于某些当前利益之需，把指责与批评的矛头暂时对准了德国，但着眼长远，美国等西方国家依旧会把中国作为批评与指责的头号对象，仍然会给中国经济发展、贸易出口等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对整个地球的再平衡做出贡献。这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来说，实际上处在相对不利的状态。这个概念就是要告诉你，过去的贫富“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现在要“再平衡”世界的经常账户的失衡。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克服贸易逆差。

可以说，再平衡世界经济，形成共享与可持续增长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主题，而过去平衡贫富差距的发展问题目前在国际经济治理与合作中已非核心议题，尚能够提及的发展议题，已经从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让位于绿色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矛盾交织必然成为常态。“现象”≠“本质”？

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资源配置和收入配置的失衡。前面已经指出，世界经济失衡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其中尤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最为引人关注。但是，从实质上来看，它又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各自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以及全球金融发展的失衡。

尽管有西方学者认为，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由于上述“世界经济失衡”造成的，然而在本质上，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多年来美国过度发展金融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所导致后果的集中爆发。

世界经济失衡及其重要表现——中美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正是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带来的：由于世界经济是由需求驱动的，美国对全球商品的过度需求引致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过度生产及过度供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失衡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主动升级产业结构，以房地产业及金融业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并通过其国内居民的过度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造成美国国内的虚拟经济膨胀过快，以至于完全脱离了其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进而导致危机的发生。

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制度性根源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贸易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国与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在分工协作与利益分配上的失衡，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比较优势差异的自然结果。从外部环境来看，它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动态变化的产物，反映了实体经济领域两国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就内部条件而言，它与双方自身的内部经济失衡密切相关，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虚拟经济领域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散职能的较大差异。

自己“感冒”，要让别人吃药

当前，对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核心命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任何结构上的调整都将会对本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国内的利益分布。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会想方设法对结构调整采取抵制的态度，从而使得各国政府在国内都会面临调整的巨大压力。

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失衡中最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失衡，美国便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推卸其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责任，将平衡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甚至世界经济再失衡的责任都推卸给中国。

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责中国冒险“放慢所有国家的增长速度”。伯南克坚称：让类似人民币的货币升值的举动将为“全球贸易和经常账户平衡预付定金，是经济和金融长期稳定的理想结果”。

而类似这样的言论，实际是美国为自己辩护的借口，是将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加给中国。其实美国“我感冒，但得你吃药”的做法于事无补。有效实现再平衡必然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调整，中国单方面“吃药”不大可能治好美国的“感冒”。

借口一：中美贸易严重不平衡

美国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严重程度。

一是美国夸大了中美间经常账户的实际差额。

在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统计中，经常账户仅仅反映一国进出口贸易及投资收益收支，并没有将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考虑在其中，而中国60%的出口是由外资公司完成的。

众所周知，中美间经贸往来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企业逐渐退出了本国制造业，把生产加工业务部分搬到了中国，然后把生产出来的商品运销到中国、美国及世界其他市场，大规模的美国资产在华的经营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美国对华出口货物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计算中美间贸易差额的失衡时，少计这块出口额，不考虑中美间跨国公司的活动是不合适的，而美国对华贸易统计中恰恰就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夸大了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此外，中美经贸统计的口径、范围、原产地、转运贸易及计算其增加值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美方的统计方法夸大了中美经常账户间的差额，事实上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统计的差异最大部分来源于中美通过一些经济体(如香港)的转口贸易。

二是美国在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互补的，双方之间的贸易是互利的双赢关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虽然大，但发展的水平仍然较低，在向美国出口商品时，主要是发挥成本比较优势，大部分产品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在资本、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在中美贸易利益的分配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贸易利益。可以说双方之间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上是不平衡的。

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主要从事的是加工、组装等科技含量低、贸易利益少的环节，而美国则主要控制着产品研发、营销及服务等环节。可以说美国资本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与分配权。在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中，美国资本在利益分配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中国资本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较弱，在利益分配中仅能获得较小的份额。

因而，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互利双赢，但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实际上是严重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在中美贸易间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美国反过来还强调其在贸易中的不平衡遭遇，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严重程度。

借口二：人民币应当大幅升值以再平衡世界经济“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中国对美顺差不断扩大→美国产业不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逻辑被美国人接受，成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甚至使人民币汇率成为服务于美国政治的工具。然而，中美贸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贸易的现实，以及日美、德美贸易的历史都已佐证，调整货币汇率并非调整贸易失衡的灵丹妙药。

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是由美国的过度消费以及中国的过度生产等结构性问题所致，更进一步地说，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致，而非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在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的条件下，美国要实现长期对外贸易平衡是不可能的。

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贸易顺差未必一定就增加美国的就业，而逆差未必一定就减少其就业，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增加其研发、海运、营销、金融等环节的就业。当然，中美双方的消费、公司治理等发展模式都需加以调整，改变中国的过剩生产与美国过度消费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的脆弱平衡。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汇率因素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之一，而并非全部因素，更非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分工协作、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和重叠需求、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转移、技术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供求关系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会对国际贸易的走势产生影响。在分析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时，如果完全忽视其他因素，而将汇率问题放大为一切，可以说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了。

另一方面，在前面本书已经提到，中美间贸易的不平衡是由于全球产业转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将已经停产的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以及全球产业链中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了中国而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而这种情况也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就能改变的。

在中国看来，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常态，美国是主要受益国，再平衡过程是一项长期任务，中国应当承担一定责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产业升级等举措，中国的贸易顺差会逐渐缩小，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努力。

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为2 597亿美元，比2012年的顺差增加了284亿美元。对此顺差规模，我们首先要看到，增加的这284亿美元的顺差是在中国贸易总体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的，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的总值较2012年增加了近3 00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284亿美元的顺差是在整体贸易规模增加了3 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实现的。这2 59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如果跟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上顺差最高的年份(2008年)近3 000亿美元相比较，实际上还是降低了。其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2009年到2012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当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分别为8.9%、6.2%、4.3%、5.9%，2013年这一比例为6.2%。因此，可以说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最高点时曾达6%左右，但近年一直控制在约3%，处在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经常账户角度来说，其余额与GDP之比，在±2%的范围内表明经常账户基本是平衡的，在±4%的范围中，一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中国这一比值近年一直在这个范围之中。

但是，这似乎并不是美国需要的结果。美国忽视长期效果，而希望在短期内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事实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真实失业率与债务居高不下，员工平均收入增长乏力时，美国的政治家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以使他们从政治压力中解脱出来。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家们对此比谁都更清楚，可现在的做法却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让人不得不说有些“浑水摸鱼”的意思。可以说，如果人民币真的大幅、迅速升值的话，那么将导致美国的进口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下降，给本已处于失衡中的世界经济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人们得到的将不仅不是经济再平衡的收获，反而可能是揠苗助长后的荒凉。

通过历史数据和对日本、德国以往经验的分析，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对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也曾因贸易问题向德国、日本施压，迫使两国的货币大幅升值。但到2008年，美国对德国的贸易仍有429亿美元的逆差，对日本的逆差则更高达726亿美元。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同期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却年均增长21.6%，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对保持稳定，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下降了16.1%。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并非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真正的“病根”是自身的失衡所致。

人民币大幅、迅速升值将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将影响到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请读者看下面这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定100万美元今天进入中国，兑换为613万元人民币，花费其中的113万元购买房屋一套，500万元放在银行里生息，等待人民币汇率上升为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时，这500万元人民币再兑换回美元，100万美元一分不少。问题是：这栋房屋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需要基于中国经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主动、渐进、可控地推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服务。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对汇率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人民币汇率已经非常接近于由市场决定的水平。

借口三：中国应当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为了改善中美间贸易失衡的状态，再平衡世界经济，美国提出中国除人民币大幅升值外，还应当增加对美国产品的消费和进口。但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改变当前中美经常账户失衡的局面吗？答案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中美间的贸易格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如果扩大对美国消费品的进口，由于中国国内的消费品市场本身就处于供过于求的饱和状态，就必然会加重中国消费品市场的竞争压力，必然会导致一部分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倒闭、职工下岗，进而国内市场萎缩，人们的收入下降，消费能力也下降，在进一步的传递中减少对美国进口商品的需求，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则会将过剩的产品扩大出口，难以根本改变贸易失衡的状况。

这还是在美国的消费品具有价格、性能等方面竞争力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在消费品市场上，中国的一般性消费品的竞争力都在美国产品之上。而如果扩大进口的是投资品，那么，一方面会加重中国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状况，同样引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那么对进口品的需求最终还是会降低；而另一方面，这些增加的投资品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与产品出口能力，反而会加重美国的贸易逆差。因而，强制要求中国对美国增加进口未必能够达到平衡贸易的目的。

中美间贸易差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对其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政策。而其能够出口的中低技术产品，中国往往已经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国内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已经不需要从美国进口了。

美国在中美贸易的失衡中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通过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抑制，美国的普通消费者得到了切实的实惠，获得了巨额的消费者剩余，美国企业的劳动成本也得以降低。同时，中国又用由对美贸易顺差而获得的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债，美国又获得了金融上的利益，而中国得到的不过是一些以电子符号记载的美债，还要承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并没有真实的损失发生，应该承认，它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受益者。

全球失衡的成本应由谁承担？

世界经济失衡实质上是结构和制度上的问题，不能期望在短期内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根本调整。然而，如果任其进一步发展、恶化，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给正在从危机中复苏的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失衡的各方，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再平衡世界经济的主角，都要在调整中承担各自的责任。寄希望于别国的调整，自己却依然如故，最后不可能获得双赢的结局。

面对世界经济的失衡状况和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为了迅速摆脱危机，重振本国经济，提出了经济再平衡战略。

西方国家的经济再平衡战略的内涵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需要成本，而发达经济体有能力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将再平衡的调整成本转移给新兴经济体，由它们来承担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主要成本。它们希望自己既能得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利益，又无需承担调整转型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于经济总量大、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在体制、价值观念上与发达国家不同，自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首要责任者。

真正的经济再平衡战略绝不是仅仅关注经常账户的平衡，将再平衡的焦点放在贸易领域，而应该是失衡的各方立足于本国的经济结构，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全球经济在低通货膨胀水平下恢复活力，使各国及各地区的贫富差距缩小，实现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从长远看，同时达到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单一强调发达国家的需求驱动力，或单一强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供给驱动力，都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而饮鸩止渴的政策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势必引致相关各方都成为博弈的输家。

总而言之，世界经济再平衡应当是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此调整过程中，由于贸易逆差集中于中心国家的事实，调整时会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中国必将承担但也只能承担与中国责任相对应的那部分成本，而美国也应言行一致，将国际收支平衡纳入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例如，在适当增加储蓄、重塑制造业的同时，美国还应降低财政赤字，并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又如，过度超前消费的美国消费文化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社会和未来的和谐，需要加以理性的克制与规范的监管。欧洲和日本应该进行国家内部经济和结构的改革，提高内需和经济增长率，提倡技术革新，增加经济发展的潜力；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应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等。

要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而不应该互相推诿。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世界经济再平衡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主要失衡国家持续而富有诚意的国际合作。中国和美国在世界经济失衡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于中美产业结构、消费观念以及金融水平差距的调整均具有相当的曲折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在短期内亦不会有所改变，因此，中美贸易失衡的再平衡必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没有终结的过程，调整的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新常态”

在竞争中合作还是在合作中竞争？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了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各经济体纷纷将利益作为自身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出发点。如果说国际政治的基础是强权，那么国际经济的基础则是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在合作结盟与残酷竞争之间，往往仅有一步之遥。竞争促进人类进步，而合作结盟却可以收获规模与互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合作与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市场力量内生驱动的客观存在。

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经贸往来中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并且，合作愈益深化和拓展，竞争愈加多样和激烈。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部分地是由于前者更注重获得市场准入权，而后者更希望学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在经济结构、要素禀赋、需求层次、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较小，互补、依存的不对称性较弱，因此在引进外资、争取国际援助、争夺出口市场等方面常常存在着利害冲突和竞争。

国际贸易既是经济竞争的直接体现——它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又是经济合作的初级形式——它保证了各经济体之间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的互通有无、资源的有效配置及财富的重新分配。

由美国微软和英特尔公司共同构筑的温特制(Wintelism)是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微观基础。温特制下的全球生产网络是竞合运行的中观平台，它保障竞争朝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而推动合作得到持续的发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全球生产网络，自下而上地推动着经济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发展，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意义上的竞合模式。

现今世界已形成了三大区域合作板块的格局，即欧洲的欧盟(European Union, EU)，美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以及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东盟“10＋3”会议机制等。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述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各区域、跨区域的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则是竞合运行的宏观平台。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各经济体都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争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21世纪头十年，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已形成了数个、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双边或多边的PTA。其中，既有在同一区域内形成的PTA，也有不少跨区域形成的PTA。

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成为多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成为加工制造的枢纽和中心。中国实施全球与区域相协调的综合经贸合作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及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交了逾百项提案，进入了世界贸易的谈判核心圈，以推进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也注重开展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累计建立了163个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订了129个双边投资协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版图的绘制者。中国已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秘鲁等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签署了10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还有6项FTA正在商建。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规模的自贸区，积极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截至2010年底，中国正在商建的FTA共14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额达到5 213亿美元，占外贸总额的1/4。

在加强对话、深化合作成为各国处理国际经济事务主旋律的同时，各经济体之间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也从未止息。例如，在清洁能源等新能源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而在争夺全球新能源话语权方面，两国又是彼此强劲的竞争对手，将形成直接的竞争。2010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按照《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就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诉中国政府对本国风力、太阳能等新能源企业实施保护政策，提供“不公平援助”一案展开了调查，中美新能源竞争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在各种形式的竞争与合作中，各经济体间可以形成宏、微观层面的良性互动，使竞合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积极态势，从而产生正面的效应。竞合的静态效应主要源自于合作，包括经济增长、贸易与投资规模扩大、国民福利水平提高等。动态效应则主要源自于竞争，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竞争优势提升、整体对外竞争力增强等。在市场规则与利益的制衡下，参与竞合的各方形成了互利互惠的共赢格局。

各经济体之间“火药味”最浓的经贸竞争当属贸易摩擦。在21世纪头十年，各经济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产业与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区域贸易集团的排他性、贸易利益分配的矛盾性以及经贸问题的政治化等，都造成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各经济体纷纷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技术壁垒、技术与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壁垒等各种贸易救济的新旧“利器”，想方设法加强对本国产业及市场的保护。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经济体的依存度增强，再度回归到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时代是不太可能的。如今，贸易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公正贸易的旗号下，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被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壁垒如产品质量标准、技术性能标准、卫生检验及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正在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此外，贸易摩擦日益波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领域。环保节能减排标准、社会保障、汇率制度等已经开始成为摩擦的起因。

伴随着中国出口横扫国际市场，针对中国传统出口商品及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有形、无形贸易壁垒层出不穷。WTO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WTO成员方，全球约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涉及中国。

自2010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债务危机的持续发作导致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不稳定、不均衡。在此背景下，中国更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重灾区。中国一方面积极行使WTO成员的权利，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与产业利益，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也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时，中国曾组织30多个采购团奔赴海外，促进中国进口及对外直接投资加快增长。

入世以来至2013年一季度，中国共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涉案736亿美元。其中2010年全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案件66起，涉案金额约71.4亿美元。2011年，西班牙政府针对进口鞋出台政策条例，将进口鞋的相关款型、材质等与海关目录中相同或相近产品进行对比，如果这批鞋子报关报价低于海关目录上的价格，将扣押货物。只有在相关鞋商按目录价格补交关税、增值税和相应罚款后，才能拿回货物。而美国的40余个大型商家已于201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一项新的产业标准，限制手提包与鞋类等产品的铅含量，这项新标准的涵盖范围还可能扩大至腰带及其他流行配饰。

根据中国国家商务部的统计，2013年全年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救济调查，总共有92起，比2012年增长了17.9%。从发起的案件数来看，增长较快。其中，反倾销调查有71起，反补贴调查有14起，保障措施有7起。除此之外，美国还对中国发起了“337”调查19起，比2012年的18起增加了1起。除了发达经济体立案增幅继续大幅度上升以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案也呈增长趋势。从目前获得的数据对比来看，中国连续18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8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仍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如欧盟曾于2012年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04亿美元，拉升了整体的中国涉案金额，尽管这一贸易摩擦事件在中欧高层的直接磨合下基本得到妥善解决，但依然给中欧贸易留下了相应的阴影。如果2014年欧盟针对华为、中兴等公司电信设备及无线产品的“双反”调查最终自行立案，将有可能成为针对中国涉案金额最大的“双反”调查。

作为全球产品的最终吸纳者，美国不停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而事实上却是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最大获益者：一方面要求中国保护其知识产权，一方面又对中国引进其高新技术设置了诸多限制；一方面要求在对华投资中享受种种优越待遇，一方面又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制造种种障碍和壁垒……这都是与国际贸易互利双赢、公平公正、优势互补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独乐乐”还是“众乐乐”？

中国古典儒家学说中一直津津乐道于亚圣孟子建议梁惠王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这一逻辑反映到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就逐渐衍生出了一个新词——“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又译为“共享性增长”)，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大趋势(见图1—2)。“inclusive”一词的本义是“包容广阔的、包含的、可兼的”。“包容性增长”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由各个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逐渐加以完善的一个概念。包容，即兼收并蓄，惠及异己。共享，乃拒绝一家独享、一人独大。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包括：在同一经济体内部，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降低本经济体的贫富不均；在世界经济当中，让处于弱势的群体、产业或经济体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降低全球的贫富不均；在追求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等等。包容性增长主张，只有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才能够克服单纯发展经济的弊端，使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民众生活的改善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同步前行。图1—2 各利益群体之间，以及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谓之“包容性增长” 资料来源：来源于网络。

首先，全球资源配置格局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趋向均衡。越来越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入了生产和资本的全球配置，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BRICS，金砖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力量。

就新兴工业化国家自身而言，当今世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领先于发达经济体强劲增长、快速发展，有效对冲了其他市场的经济衰退，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逐步增大，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01—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超过6%，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的2.6%和全球平均的4.1%。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3%、9.7%和7.5%。尽管2012—2013年，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有所放缓，但它们仍是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是各自所在区域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

金砖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中国的石油、金属矿产以及大豆需求，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巴西的铁矿石与咖啡供应，均是国际市场的主要供需力量，均能显著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俄罗斯采取了几轮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于2014年8月采取了果断的反制裁措施，决定在一年内禁运一切参与制裁俄罗斯国家的商品。由于俄罗斯对欧洲的农产品实施禁运，欧盟已拨款数亿欧元以补偿欧洲农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砖国家持有大量的国外资产，金砖国家国外资产配置的变化和跨国资本流动的变化，已能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和利率形成重大影响。

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商业模式也在变化。规模经济加上高科技创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选择。它们纷纷努力实现生产集约化，发展以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以形成符合本国资源禀赋特点的现代生产体系。此外，总规模达1 2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以及亚洲债券市场等地区内部市场的建立，也使得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呈现出深刻、积极的发展态势。

以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为视角，可以发现，随着模块化与磨合化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思路，国际生产格局出现了基于价值链的多极化、分享型发展趋势，产业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的分离与整合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常态。

中国作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加工组装及生产制造枢纽，一方面能够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众多经济体纳入同一个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内，使所有的加入者都能够有机会借助自身的特定优势，从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福利中获益；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商品、要素国际流动的活跃分子，中国自身也正在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向进出口并重、促进贸易平衡的战略转变。在中国的进口需求中，用于出口至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制造的零部件、中间产品等“间接需求”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缩小，而用于满足中国自身消费的“直接需求”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即FDI的流向及来源是观察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另一视角。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及转轨经济体已逐渐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助力，它们吸收外资的总量在2010年就已经与发达经济体形成了均势。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世界金融的中心华尔街、伦敦城受到打击，它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打击。这就为中国企业基于自身的利益在全球配置资源提供了良机，中国资本真正地“走了出去”。在全球资金、技术的集聚与整合过程中，中国正逐步从“世界工厂”向“世界的投资者”转变，从“承接者”向“塑造者”转变，从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接受者”向“参与者”转变。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末期，随着“中国人的经济”(体现为国民生产总值即GNP)追赶“中国经济”(体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中国有望实现资本的进出平衡，这将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重要一步。

其次，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的增长从依靠虚拟需求增长的模式回归到了依靠真实需求增长的模式，高企的油价使原有的全球产销模式出现了更趋向于包容性增长的调整。

一方面，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市场力量开始对过去由回报率过高的虚拟经济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纠正，发达国家开始向恢复制造业的方向调整。

时任英国首相布朗第一个提出，英国要恢复制造业。接着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强调，2015年美国的出口要翻一番，要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底，沃伦·巴菲特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这令人感到，唯有重振制造业的前景才值得“股神”倾力一注。再接着是欧盟在27国内强调要发展制造业。继而是日本，也强调恢复制造业刻不容缓。当新兴经济体越来越由国内的市场需求拉动本国经济增长，面向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则成为拉动发达国家制造业复苏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使全球贸易的运输成本不断攀升，这既使得国际市场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价格的确定充满着不确定性，也对原有的全球产销模式形成了冲击。

许多跨国公司为节约远距离运输成本，纷纷在一定程度上舍弃全球化产销模式，把生产线和组装线撤回本国或邻近地区。美国许多电子产品制造商把车间从中国挪到更近的墨西哥，美国消费者发现，印有“美国制造”的商品逐渐多了起来。继2009年耐克关闭在中国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厂——太仓工厂后，阿迪达斯中国总部也于2012年关闭了位于苏州的在华唯一直属工厂。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的生产线。伴随着外资从中国向要素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货，各国货物都有，开始多元化了。

再次，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竞争态势，在全球性博弈中向多极化迈进，人民币区域化及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一，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结算中仍处于中心地位，但其霸权地位有所削弱。各国建立多元储备池，纷纷要求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本币进行结算，就是对单一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

其二，作为欧洲一体化划时代产物的欧元面临着严峻挑战，但欧洲进一步走向联合的政治意愿仍然存在。只要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三个欧元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不决意推翻欧元，欧元区仍将继续存在。

其三，中国连续十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得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逐步提高。2006年，人民币的国际市场流动性超过了日元。在东盟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人民币的流量与存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2014年10月发布的数据，在全球主要支付货币中的排名中，人民币已跃升至第七位，而大约在两年前，人民币还处在第十四位。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循序渐进地展开。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014年沪港通的试点都对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继2011年9月和11月，尼日利亚、泰国先后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之后，2012年5月，沙特阿拉伯也称将把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以进一步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2012年7月，印度尼西亚央行开始购买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计价证券，也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其外汇储备。据估计，目前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约合150亿～200亿美元。除了白俄罗斯等部分国家已经在使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部分发达国家也已经秘而不宣地将人民币纳入了本国的外汇储备。英国在2014年10月发行人民币债券更表明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稳步推进。

最后，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近年来实施节能减排、偿还环境赤字力度最大的国家。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美国拒绝接受这一协定，认为它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抗议《京都议定书》未能将中国、印度等国家包括在内，没有降低它们的排放。2001年4月及2011年12月，美国、加拿大分别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日本、俄罗斯的态度趋于消极，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领导力有所弱化。

客观地讲，进行“奢侈排放”的发达国家是愿意承担责任的，但又担心会因缺乏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配合而功亏一篑；进行“生存排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担心减排会阻碍其工业化进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则是减排资金、技术来源以及能否通过减排承诺使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减排中切实受益，通过减排得到发展。所以，没有南北合作，不把发展问题“包容”考虑进来，减排是很难有根本性进展的。

从2009年的丹麦哥本哈根会议、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到2011年的南非德班会议、2012年的卡塔尔多哈会议，再到2013年的波兰华沙会议，国际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步伐纵然艰难，各国代表的争吵也相当激烈，但可以看到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诉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众所周知，基于现有的全球生产网络与产业布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加工组装环节是以低附加值、高排碳为特征的，但其大量产品的最终消费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的。“谁消费，谁付账”是较为公平、合理的减排原则。对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在最终的消费环节征税是可行的。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与消费过程的“绿色化”缺一不可。在全球绿色行动中，中国提出并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的能力”原则，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以诚意、决心和信心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多极化”还是“非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美苏冷战时期的两个“平行市场”一去不复返，各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市场游戏规则”在全球的逐步形成，即在世界范围内，规范经济行为的一般规则及普遍机制得以建立。

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中，由统一市场和统一游戏规则形成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配置。经济全球化尽管能够使得参与者获利，但利益的天平绝对不是平衡的，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权力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存量中的比重毕竟仍不如发达国家，若要发展中国家担纲世界经济的发展首要重任，其实力还是欠缺很多。全球经济实力的对比尚未发生戏剧性的反转，世界经济中心从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过程将相当漫长。

就世界需求的分布来看，全球目前大约有73亿人口。中国和印度共有约26亿人口，每年共消费约6万多亿美元，其中中国约有13亿人口，每年消费约4.7万亿美元。而美国人口仅3亿多，每年消费却高达约11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支柱作用，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世界经济整体上处于供大于求的过剩状态条件下，贸易逆差是一种力量的体现。美国凭借自己的国际信用，通过货币的过度发行提供消费信贷，直接支付进口，保持着全球商品最后实现者与吸纳者的地位。

就世界新一轮增长点及创新推动力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仍充满着不确定性。虽然带动世界经济下一轮突飞猛进增长的需求与创新尚未明朗，但思考历年诺贝尔奖的得主归属，或应用型科研屡屡推陈出新的所在地，我们或可推断，带动世界经济下一轮飞速发展的创新发源地大概仍是美国，新能源或许将成为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和最有前途的方向。

回顾20世纪高科技领域中的许多成果，从50年代的半导体材料、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到80年代的生物工程技术、90年代IT产业的兴起，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完成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并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的。美国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途径和退出路径，以及风险社会化、国际化的机制，这使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占据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21世纪以来，美国擅长于以创新来提升其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价值的源泉是头脑的思维，价值的载体是无形产品。这种创新所能够承载的价值增值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且创新的速度远远快于有形产品生产过程的改进，而无形损耗与库存贬值的风险则被抛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由Facebook、谷歌以及苹果等公司催生的应用程序经济、便携无线终端业务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方兴未艾，仅应用程序产业在美国就雇用了超过30万名员工，其相关的游戏及虚拟产品毫不费力地在海外摧城拔寨。

就利益分配的格局而言，无论是关键技术、高端零部件的生产等核心业务，还是产品标准、商务规则及最终价值的全球实现，仍掌握在主要发达国家手中，它们以标准整合全球资源，形成了全球生产、分配、交换的格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依然未能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获取制胜优势，也未能控制全球重要资源、要素与产出的流向。

一般而言，从原料到产品、再到消费者手中，如果所需的时间为100%，那么处在生产领域中的时间不超过10%，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时间却达90%。两利相权取其重，因此，发达国家一是在研发上控制，二是在流通中控制，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美国商业巨头沃尔玛公司连续多年蝉联“世界500强”的冠军，令人深思。 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沃尔玛已在中国21个省的133个城市开设了358家商场，其中80%的商场地处中国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2014年，沃尔玛计划在中国新开30家商场，同时投入5.8亿元人民币用于约55家门店的升级改造，以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及商场的营运业绩。

中国虽已成长，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中国的人均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GDP仍不敌美国的四分之一，世界排名在第90名左右。即便是经济总量，中国也仅约美国或欧盟的一半略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中国划分为中等收入国家。

在劳动生产率指标、自主创新能力与金融水平上，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沃尔夫认为，美国在一些显性指标上所表现出来的下滑，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衰退。在一些难以用数据衡量的领域，例如激励创新精神的制度因素，以及文化、产权、法律等方面，美国都具有别国难以比肩的优势。

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花了约100年，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花了3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望在未来15年超越美国，近年来更是频频“被第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发布的数据，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但若以实际汇率计算，2014年中国GDP仅为10.4万亿美元，远不及美国的17.4万亿美元。然而，GDP总量的超越纵然意义非凡，但它绝不等同于综合国力的超越，更不意味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世界格局的终结。对于拨快中国经济总量的“超越”时钟，意在支持人民币升值等政治经济议题的观点和言论，我们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见图1—3)。图1—3 博彩公司推出以中国经济超美时间为赌注的新产品资料来源：来源于网络。世界经济治理的“阴谋”与“爱情”

全球治理的“罪”与“罚”

人们常道，真实的世界纷繁复杂，远不是诗歌所描述的“宜人佳境”那般缥缈超脱。殊不知“真实”亦有真实的趣味、真实的风情，有着变幻莫测的景致。世事沧桑、斗转星移之后，“佳境”也许真的尽收眼底了。

在这样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真实世界里，各国之间充斥着激烈的竞争，不断进行着利益的分配、地位的转换、格局的调整……盟友与敌人也许只有一步之遥。这些看似复杂的各国关系变化，被一条线牢牢牵引着，这条线就是“国家利益”。正如著名的德国铁血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直言不讳所表达的那样：“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这句话也许过于冷漠，但它足够真实。“真实”看似总是冷冰冰的，缺少温情。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演变为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如惊涛骇浪一般冲击各国经济的同时，也冲击着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的国内经济形势令人担忧，强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欧洲强国也笼罩在危机的阴影里，欧元区多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与二者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凭借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蓬勃的经济活力，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在不断提升。2009年，俄罗斯与南非取代英国与加拿大，进入了全球经济实力排名榜的前十名。2012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在2013年的全球经济体排名中，尽管南非的排名大幅落后，但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仍保留在前十名的位置上，分别名列第七、第八和第十位(见表1—1)。表1—12013年全球经济实力排名资料来源：Statistical Data, the United Nations.

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有底气。后危机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纷争、权力角逐、经济搏杀、联盟的分解与重构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上演过的“好戏”将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被重新演绎，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调整、转变将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之一。

治理机制：能不能“变脸”？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世界不会是轻松的“伊甸园”，只能是混乱黑暗的“中世纪”。为了确保全球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国际社会各成员建立起一整套制度、规则和行为规范，从而使各国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协调，共同防范和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问题。这样一整套制度、规则和行为规范就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规则的制定者必然是规则的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主导的，它有利于维护主导者的利益。这一治理机制一直沿用至今，主要包括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以及为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而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贸易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协调，而主要国家首脑的定期会晤则搭建起一个协调各国政策、寻求各方利益平衡点的平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为解决经济危机、重振西方经济而发起形成的西方七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G7峰会)，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这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按照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行事，不得不让渡自身的国家利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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