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理军,李翠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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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病源候论发微试读：
诸病源候论发微孙理军 李翠娟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病源候论发微/孙理军，李翠娟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132-5427-4
Ⅰ.①诸… Ⅱ.①孙…②李… Ⅲ.①《诸病源候总论》-研究 Ⅳ .① R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3883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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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51千字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5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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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诸病源候论发微》编委会
主 编 孙理军 李翠娟
副主编 张景明 乔文彪 田丙坤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丙坤 巩振东 乔文彪 刘东平
孙理军 李翠娟 辛 宝 张 勇
张景明 陈震霖
主 审 张登本内容提要《诸病源候论》是隋代巢元方于公元610年奉诏主持集体编成的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病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计67个门类1739个病候，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疾病，学科齐全，内容丰富。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关于病因病理的研究成就，对各种病名证候加以整理，分门别类，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对许多病源结合临床经验进行了新的探索，广泛而系统地论述了许多疾病的病源与证候，是划时代的证候大全，促进了从生理、病理到预防、治疗的中医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及临床操作过程的完善，对于临床辨证论治极具指导意义，对历代医家及国内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整体把握和系统认识《诸病源候论》的学术内容，深刻理解巢元方的学术思想，本书从版本流传、词义阐释、援引文献、学术思想及其贡献、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候、诊法、治疗及养生和导引等三十三个方面，首次对《诸病源候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其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挖掘和探微，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巢元方及《诸病源候论》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以及知识体系和要旨大义。该书可供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临床、教学、科研的教师、临床工作者及在校学生、研究生学习参考。编写说明《诸病源候论》，又名《巢氏病源》，隋·巢元方等编著。巢元方（约550—630），隋代京兆华阴（今属陕西）人，著名医家，大业中（605—618）任太医博士，后擢升太医令。巢元方是一位精通岐黄，医术医学理论造诣深厚的医学大家，他凭借精深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病候及其分类等的深刻理解和翔实论述，从而著成了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病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
在隋代以前，远至《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一书著述的时代，对病因、病机问题，虽有诸多论述，但均系附论于有关篇章中，或其他论著中兼论病源。自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问世，中医学术在病因、病机方面有了系统的、全面的认识，填补了基础理论文献领域内的一项空白。全书共50卷，分67个门类的疾病，按病候分类叙述，每个门类之下，少则3论，多则255论，共计1739论，涉及内、外、妇、儿各科疾病，不仅学科齐全，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含范围广泛。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关于病因病理的研究成就，对各种病名证候加以整理，分门别类，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全书以病为纲，每类疾病之下分述各种病证，然后再论述每种病证的概念、病因、病机和证候。将诸病之源与病候之要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对每种疾病、证候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都做了详尽的、合理的阐释，对于疾病的认识和辨证、鉴别等都有独特的见解，对于疾病的分类和治疗亦有创见，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妇科病、儿科病、外科手术等，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工流产、肠吻合术、坏死大网膜切除术、拔牙术等的记载，都是世界外科史上的首创。该书还创“补养宣导”法，每个疾病的理论叙述之后，大多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将导引法运用于医疗，“以代药品”。该书对多种疾病的论述都突破了前人的成就。如对疥疮之病原体、传染性、好发部位，不同类型的临床表现特点和诊断要点，以及虫死病除的治愈标准等的描述极为详尽；对伤寒、温病及时气等病的病因均归之为“乖戾之气”，并明确三者同属传染病，指出这些传染病可以预防，云“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认识到绦虫（寸白虫）病的病因是食用了不熟的牛肉、蔬菜；观察到漆疮“有禀性不耐漆者，见漆及新漆器，便着漆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等的差异，对过敏体质及体质与某些疾病发生的关系有较早较深刻的认识；对麻风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中风、痢疾、天花与麻疹等病在证候、诊断和鉴别诊断上的认识也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促进了从生理、病理到预防、治疗的中医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及临床操作过程的完善，对于临床辨证论治极具指导意义。《诸病源候论》对病候的描述基本来源于隋以前的医经和经方。宋·宋绶在重刊本书序文中评论该书：“会粹群说，沈研精理，形脉之证，罔不该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其书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盖犹《素问》《难经》之例……盖其时去方不远，汉以来经方脉论存者尚多，又裒集众长，共相讨论，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后人之所能及。《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书之外，此为最古，究其旨要，亦可云证治之津梁矣。”该书博大精深的内容，逾越时空的价值，使历代医家受益无穷。对历代及国内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学术地位和医学价值。唐代以后历代医家至为推崇，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从《诸病源候论》中汲取所需的知识养分，《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医心方》《医方类聚》等医学名著中有关病因、病机的内容，大多取材于《诸病源候论》。宋代旧制，凡考核医生，也列本书为命题依据。直至现在，人们常将此书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巨著并列，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医的重要文献。
我们在长期从事中医学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其中博大精深的科学内涵和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着较深刻的感悟和认识。为了整体把握和系统认识该书的学术内容，深刻认识巢元方的学术思想，我们积多年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经典著作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之丰富经验，经过两年的艰辛努力，对《诸病源候论》进行了全面注释和校勘。在此基础上，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诸病源候论》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为了从版本流传、词义阐释、援引文献、学术思想及其贡献、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候、诊法、治疗及养生和导引等方面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全面展示，我们一方面对学习、研究中的心得体会进行了专题阐发，另一方面将检索到的近几十年来医学家研究《诸病源候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筛选，一并纳入该书并在文末注明出处。该书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专题研究项目，旨在全面梳理研究总结《诸病源候论》一书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以及知识体系和要旨大义，这项工作纯粹是科学研究而并非商业行为，因此，对所纳入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不再向各位作者另纸征询，敬请理解。全书由孙理军、李翠娟负责统稿校修，张登本主审。因学力所限，加之各位作者学术观点的差异，所以书中难尽人意者有之，见仁见智者亦有之，敬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订完善。编 者2017年7月于古都咸阳一、《诸病源候论》版本流传考《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各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证候内容的专著。对于本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卷数，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为，本书由隋代医官巢元方等编撰，成书于隋大业六年（610）。全书共50卷，分为67门，1739候。
上述观点源于宋代，而在宋代以前的史志中，对于本书作者及卷数，则著录不一，故令后世歧说较多。最早辑录本书的是《隋书·经籍志》，志载《论（当为“诸”）病源候论》5卷、《目》1卷，吴景贤（此医家《隋书·麦铁杖》中有载）撰。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则为《诸病源候论》50卷，吴景（当为“吴景贤”，吴景在《隋书》《旧唐书》中均无从考证）撰。而至《新唐书·艺文志》中则为《吴景贤诸病源候论》50卷，与《巢氏诸病源候论》50卷，巢元方撰，两书并存。至《宋史·艺文志》，则只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50卷一种记述，而无吴景贤或吴景编撰的《诸病源候论》记载。
对于以上史志中的不同记述，《四库全书提要》云：“巢氏《诸病源候论》50卷，隋大业中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撰。考《隋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5卷，《目》1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50卷，吴景撰。皆不言巢氏书。《宋史·艺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50卷，又无吴氏书，惟《新唐书·艺文志》二书并载，书名、卷数并同。不应如是之相复，疑当时本属官书，元方与景，一为监修，一为编撰，故或题景名，或题元方名，实止一书，《新唐书》偶然重出。观晁公武《读书志》称隋·巢元方等撰，足证旧本所列不止一名，然则《隋志》‘吴景’作‘吴景贤’，‘贤’或‘监’字之误。其作‘五卷’，亦当脱一‘十’字，如止五卷，不应目录有一卷矣。”即言《诸病源候论》是隋代官府组织编写的医著，由巢元方和吴景（当为“吴景贤”）二人作为监修或总编撰，致使隋唐史志中的记载不统一。丹波元胤按曰：“吴景贤名，见于《隋书·麦铁杖传》，则《提要》有吴景监撰之说者，实系臆测。然以是书为巢、吴同编，理似当然。姑据《新唐志》并载二家之书，以俟后考。”
据文献记载，《诸病源候论》一书在北宋以前一直在流传，如王焘的《外台秘要》在每门类之前多先引《诸病源候论》之观点阐释疾病概念以及病因病机，后列治病诸方，在40卷《外台秘要》中，有28卷341处引录了《诸病源候论》30余卷中的文献，可见在王焘供职的弘文馆即藏有该书。而日本医家丹波康赖撰成于公元982年（相当于北宋太宗时）的《医心方》，亦仿《外台秘要》之体例，于每门之前引录《病源论》（即《诸病源候论》）的“病候”内容，全书30卷中，有24卷直引《诸病源候论》540余处，640余条，可见，在北宋之初，《诸病源候论》已流传至日本。可惜由于唐宋时期连年战乱，北宋以前的传本均佚。
北宋政府对医学是比较重视的，当时曾颁令天下，在民间广泛征集各种治病的医方、单方、验方及医书。宋代政府对此书极为重视，曾把它同《素问》《难经》《脉经》《千金翼方》《龙树论》等一起作为“医学”（宋代医学教育的专门机构）必读教材。同时规定，试补“医学”考试，也要从此书中选题。正缘于此，宋代政府在成立“校正医书局”（此机构成立于北宋嘉祐二年，即1057年）之前，便把此书连同《素问》《难经》一起刊行于世。《玉海》卷六十三曰：“天圣四年（1026）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贤校理晁宗慤、王举正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模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此记述与宋绶序文中所载完全吻合。是知宋代初刻此书的时间是天圣五年（1027），早于成立“校正医书局”三十年。此刊本称为北宋本，但此本亦未保存下来。现存世的该书传本，是南宋以后的各种刊本。
其一为南宋版本系统。此版本“盖南宋人从天圣校刊本而重刻者”（《经籍访古志》），但据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巢氏病源》当为一千八百余候，与现行刊本之候数有出入。该版本自元代以后，国内已失传，但日本既知的却有两部：一是怀仙阁藏本（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二是酌源堂藏本（此20世纪后下落不明）。故现存该类传本，主要为日本医家据此二本影写及抄本。现存之刊本有日本天保四年（1833）丹波元坚据怀仙阁藏本配补酌源堂本影写本、小岛宝素据怀仙阁及酌源堂两本影写本（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无名氏据南宋本抄本（现也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但仅存卷十四至卷十九）等。此外，1981年日本刊行的《东洋医学善本丛书》中所收该书，主要是据怀仙阁旧藏南宋本影印。
其二为元刊本系统。元刊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今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各存1部），是“据宋本重刊，而兼校改文字……唯标目增重刊巢氏及总字”（《经籍访古志》）。据马继兴考证此本系据宋本重刊，其篇目次序及内容与宋本不同。由于南宋刊本国内早已失传，故后世刊本均自此本衍化而来。
现存此系统之版本有：明·汪济川、江瓘刊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论》，署“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经籍访古志》考证，其体式同元刊本，“不记刊行年月，似万历以上物”。明·汪济川、方鑛校刊本（歙方东云校刻本于聚奎堂，扉页作西爽堂藏板），书名《巢氏诸病源候论》，《四库全书》所录即为此本，此版本“版式全与前本（即汪济川、江瓘刊本）同，文亦不差一字，案方鑛未详何人，且汪济川与江瓘共刻此书，无复刻之理，意是书估欲其易售，妄改校者姓名耳”（《诸病源候论解题》）。“又有汪济川、方鑛校本，及吴勉学校本，俱是重刊前刻者（即汪济川、江瓘刊本）”（《经籍访古志》）。此外，明代尚有嘉靖间刻本、万历吴勉学校刊本。清代的刊本有：《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分为67门，1739候）；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抄本；清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胡益谦经义斋刊活字本（简称《巢氏病源》），讹误脱漏较多；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印本，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湖北官书局重刻本，封面及扉页均题《巢氏病源》，但每卷首尾又题《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柯慎菴云：“是据袁寿阶旧钞传录，差胜胡本。”清光绪十七年池阳周学海氏校刊本（序称《新刻病源候论》，每卷首又题《巢氏诸病源候总论》），署“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撰”。周序称：“以家藏旧本付梓，并取《外台秘要》及日本刻本校之。”而《日本访书志》考证：“光绪辛卯，池州周氏又刊此书，自称以旧本付梓，实即胡益谦本也。”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博文书局石印本。
此外，尚有日本正保二年（1645）书林万屋作古卫门刊行本，名为《巢氏诸病源候总论》，“虽互有异同，然文字体式，不失元本之旧，颇为可喜”（《经籍访古志》），认为其为重刊元本。还有同年上村次郎右卫门刊本。
近现代的版本有1912年湖北官书处重刊本；《中国医学大成》本，民国二十五年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丁光迪等校注本（以元刊本为底本）。
通过以上通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北宋以前，对《诸病源候论》一书称谓不一，有六种之多，但“病源”这一关键词则是一致的，自宋代以后即统一称为《诸病源候论》。其次，本书之卷目数自唐以后均为50卷，但“候”数有出入，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因素有：一是传抄版本不一，可能有疏漏；二为历代医家在传抄过程中，对相似的候目进行了删除；三是将相似的候目进行了合并。其次，我们可以看出《诸病源候论》的成书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隋代以前，远至《黄帝内经》一书著述的时代，对病因、病机问题，虽有诸多论述，但均系附论于有关篇章中，或其他论著中兼论病源。自隋代巢元方、吴景贤等《诸病源候论》问世，体现了中医学术在病因、病机方面具有了系统的、全面的认识，在基础理论文献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其内容不仅学科齐全，而且对病与证等的病因、病机、病候以至于病变类型等各个方面，均具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该书对后世影响较大，如唐·王焘的《外台秘要》、宋·王怀隐等编著的《太平圣惠方》、宋·刘昉的《幼幼新书》、明·朱主编的《普济方》以及日本医家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等医学名著中有关病因、病机的内容，大多依据《诸病源候论》，或以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誉此书为“证治之津梁”。参考文献［1］日·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2］日·张登本.王焘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3］日·丹波康赖.医心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4］吉文辉，王大妹.中医古籍版本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5］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6］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7］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二、《诸病源候论》援引文献述要《诸病源候论》由隋·巢元方等编著，故又名《巢氏病源》，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病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个门类，载列病候论1739条。该书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以《内经》《难经》为理论依据，对许多病源结合临床经验进行了新的探索，突破了前人的病因学说，广泛而系统地论述了许多疾病的病源与证候。该书以病为纲，每类疾病之下分述各种病证，然后再论述每种病证的概念、病因、病机和证候。将诸病之源与九候之要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对每种疾病、证候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都做了详尽的、合理的阐释，对于疾病的认识和辨证都具有独特的见解，对于疾病的分类和治疗亦有其创见，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妇科、儿科病证、外科手术等，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工流产、肠吻合术、拔牙等手术的记载，都是世界外科史的首创。每个疾病之后，大多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但不介绍治疗方药。全书内容极为丰富，详于述证，略于载方，促进了从生理、病理到预防、治疗的中医完整理论体系的完成及临床操作过程的完善，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故唐代以后历代医家至为推崇。《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医心方》等书多取材于本书。宋代旧制，凡考核医生，也列本书为命题依据，直至现在，人们常将此书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巨著并列，当作学习和研究中医的重要文献。巢氏在撰写《诸病源候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先秦、秦汉时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孕育、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中医药学也随之逐渐丰富和发展，尤其是随着秦汉大一统社会文化格局的形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先后出现了扁鹊、华佗、张仲景等著名医家和《素问》《九卷》《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标志性的著作，这些经典著作从理、法、方、药等不同方面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中医学的学术范式，确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巢元方在编著《诸病源候论》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这个时期的学术成就，书中虽未明确指出《素问》《灵枢》《难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名称，但却大量引用了其内容，为后世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情况和学术流派、学术思想特点等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医家们一方面通过对《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古典医籍进行整理和注解，继承与发展中医理论，另一方面重视临床与基础理论的有机结合。在广泛的实际应用中注意摸索行之有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推广的治疗方法，并及时进行收集整理，且重视对某一专科内容、单方、验方的总结，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逐渐分化的趋势。先后出现了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范汪、刘涓子、陶弘景等著名医家和《脉经》《针灸甲乙经》《肘后备急方》《刘涓子鬼遗方》《集验方》《删繁》等专科性著作和集验方书，使中医理论与临床得到进一步发展。巢元方在编撰《诸病源候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这个时期的医药文献，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
现将其直接引用的重要文献介绍如下。（一）《素问》《素问》是《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其虽托名黄帝，但经多方考证，系战国后期乃至秦汉（西汉）间众多医家编纂、补遗并汇集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医学巨著。其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临床经验，并吸收了当时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物候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古代科学文化多学科的优秀成果，系统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诊断、防治等问题，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医理论发展及中医学科分化的母体。直至现代，《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知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所体现的医学思想和医学辩证法及较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成为后世医家取之不尽的源泉，因而被后世医家尊为“医家之宗”，奉为中医学之圭臬。《素问》作为《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讨论的内容，除包括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知识外，其医学内容主要有：人体解剖、藏象、病因病机、诊法、病证、养生、治则、运气、医学心理、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以及临床各科的部分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非一时一人之作，加之《素问》年代久远，辗转抄刻，篇卷散佚，版本流传不一，前后内容也就有所不同。今本《素问》主要为先秦、战国、西汉等不同时期的作品的汇编，但其中《素问遗篇》显系唐宋之际的伪作，“七篇大论”亦为晚于巢元方的唐代王冰增入的东汉时期的作品。因此，巢元方所引用的《素问》只能是除这两部分内容之外的内容。《诸病源候论》中直接引录《素问》书名者仅有一处，在卷六《解散病诸候·寒食散发候》中云：“咸宁四年，平阳太宁刘泰，亦沉斯病，使使问余救解之宜。先时有姜子者，以药困绝，余实生之，是以闻焉。然身自荷毒，虽才士不能书，辨者不能说也。苟思所不逮，暴至不旋踵，敢以教人乎？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匪曰我能也。盖三折臂者为医，非生而知之，试验亦其次也。”本候明确点出了《素问》之名。但细究《诸病源候论》原文，可以发现，其中有20余处理论均是直接引用了《素问》原文，如卷二《风病诸候下·头面风候》对于首风发生的原因及临床症状的描述，均与《素问·风论》相同；卷二《风病诸候下·风癫候》和卷三十七《妇人杂病诸候一·癫狂候》中“人在胎，其母卒大惊，精气并居，令子发癫”以及卷五《消渴病诸候·消渴候》中“有病口甘者，名为何，何以得之？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于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溢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一段，均出自《素问·奇病论》；卷七《伤寒病诸候上·伤寒候》中对于伤寒两感于寒和不两感于寒的论述，均引自《素问·热论》；卷九《热病诸候·热病候》则直接引用《素问·刺热》篇的内容；卷十《温病诸候·温病候》中关于阴阳交的论述则直接引用《素问·评热病论》的内容；卷十《温病诸候·温病狂言候》中关于狂证病人临床表现的论述则直接引用《素问·阳明脉解》篇的内容；卷十一《疟病诸候》中对六经疟、五脏疟、温疟、瘅疟等的论述则引用了《素问·疟论》以及《素问·刺疟》篇等原文；卷十二《冷热病诸候·寒热候》中对“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机理的论述直接引用了《素问·调经论》的内容，对于阴阳关系的论述则引用了《素问·生气通天论》的原文；卷十二《冷热病诸候·寒热厥候》中对“寒厥”“热厥”病因、病理、证候特点以及“六经厥”症状等的论述都直接引用了《素问·厥论》的内容；卷十三《气病诸候·上气候》及《气病诸候·九气候》中关于怒、喜、悲、恐、忧、思、寒、热、劳等九种致病因素所产生的病机和症状的论述则直接引用《素问·举痛论》的内容；卷十三《气病诸候·上逆气候》论述“卧”与“息”的病理联系时直接引用《素问·逆调论》的内容；卷十四《咳嗽病诸候·咳嗽候》论述五脏咳与六腑咳时直接引用《素问·咳论》的内容；卷十五《五脏六腑病诸候》在论述五脏病间、甚、死、生之变化和五脏病平、病、死、真脏之脉象的变化及其预后以及五脏病的养生导引法时引用了《素问·脏气法时论》《素问·平人气象论》《素问·玉机真脏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内容；卷十七《痢病诸候·水谷痢候》在论述水谷痢的养生导引法时亦引用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内容；同卷“痢兼烦候”之“春伤于风，邪气留连”，源于《素问·生气通天论》；卷四十一《妇人妊娠病诸候上·妊娠候》中“阴搏阳别，谓之有子”则语出《素问·阴阳别论》。
从以上引文可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引用的《素问》内容非常多，涉及藏象、病因病机、病证、诊断、养生等各个方面，说明在隋朝时期，《素问》虽已有散落，但仍广泛流传于世，并受到当时医家的重视。巢元方所引的《素问》是未经唐代王冰编次校注的《素问》之早期传本，这就为进一步研究《素问》的原貌及其版本流传和相应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二）《灵枢》《灵枢》亦是《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卷》是《灵枢》的最早传本。《九卷》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汉代以后的医家，如王叔和、皇甫谧、杨上善、林亿等人均曾先后引用过《九卷》书名及其文字，北魏时期医家还用此书教授生徒，直至北宋以后失传。《针经》是《灵枢》的另一传本，在汉、晋之际王叔和与皇甫谧等人均部分或全部地收集辑入《脉经》《甲乙经》等书中，唐代医事法令及同时期的日本、高丽法令均将《针经》列为医家必修课目。北宋初期《针经》传本已残缺不全。唐宋时期《灵枢》还有“九灵”“九墟”两个传本。《灵枢》之名，出于王冰《素问》注文中，但其传本当早于王冰，可能在隋唐前就已有，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曾校勘过《灵枢经》残本，所校残本早已亡佚。南宋史崧校正家藏旧本《灵枢经》为《灵枢》的定本，从而取代了其前各种传本，一直流传至今。从《灵枢》的版本流传情况可知，《九卷》《针经》《九灵》《灵枢》《九墟》在唐宋时期是同体异名的不同传本。《灵枢》所讨论的内容，除哲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知识外，医学内容主要有解剖、经络、针灸、体质、病因病机、病证等。对比今之《灵枢》版本，可以发现巢元方引用其书的内容也非常多，可达10余处，如卷一《风病诸候上·风失音不语候》中“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也。会厌者，音声之户；舌者，声之机；唇者，声之扇”等论述人体声音产生的机理时的段句，直接引用了《灵枢·忧恚无言》的内容；卷二《风病诸候下·风头眩候》中，论述风头眩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于上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其内容见于今本《灵枢·大惑论》；卷三《虚劳病诸候上·虚劳不得眠候》的内容，则直接引用《灵枢·邪客》的原文，论述了虚劳不得眠的发生与营气、卫气之间的关系；卷四《虚劳病诸候下·虚劳喜梦候》的内容，则直接引用《灵枢·淫邪发梦》的原文，阐述了虚劳喜梦的病因病机；卷九《热病诸候·热病候》中对于热病的禁针情况则直接引用《灵枢·热病》篇的内容；卷十二《冷热病诸候·寒热候》中对“骨寒热”的论述直接引用了《灵枢·寒热病》的内容；卷十三《气病诸候·贲豚气候》中“肾脉微急，沉厥，贲豚，其足不收，不得前后”，即是引用了《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的原文；卷十四《大便病诸候·关格大小便不通候》中关于关格的论述则引用了《灵枢·脉度》的内容；卷十五《五脏六腑病诸候·胆病候》中对“胆气不足，其气上溢而口苦，善太息，呕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嗌中介介，数唾”等胆病症状的描述，直接引用了《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的内容；同卷《五脏六腑病诸候·三焦病候》在论述三焦的部位划分时则直接引用了《灵枢·营卫生会》的内容；卷十六《心病诸候·心痛候》中“诊其心脉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即是引用了《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的原文；卷二十一《水肿病诸候·水肿候》在论述水肿病的症状时则直接引用了《灵枢·水胀》的内容；卷二十三《中恶病诸候·中恶死候》中关于“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三虚情况的论述即是引用了《灵枢·岁露论》的内容；卷三十二《痈疽病诸候上·疽候》关于夭疽、脑铄、疵疽、米疽、井疽、甘疽等的认识均引用了《灵枢·痈疽》的内容。由此可见，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引用的《灵枢》的内容也非常多，这就为进一步探究《灵枢》的原貌及其版本流传和相应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三）《难经》《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相传是扁鹊所著。扁鹊，本名秦越人，战国时期杰出的医学家，渤海郡（今河北任丘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407～前310年。因其医术高明，又行医于民间群众之中，所以深受人们爱戴，被誉称为“扁鹊”。由于《史记·扁鹊列传》所叙述的扁鹊事迹年代很长，矛盾迭出，人们认为当时拥有扁鹊称号的良医不止秦越人一人。李伯聪经考证在《扁鹊和扁鹊学派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在先秦历史上，以扁鹊闻名的医生可被证实者有二人：一与赵简子大体同时，大约活动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期；一与秦武王大体同时，大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第一个以扁鹊闻名的医生是与赵简子大体同时之扁鹊，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认定他的姓名为‘秦越人’，这个扁鹊才是中医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扁鹊是总结我国战国以前医学经验的第一人，是目前有史可查的最早的一位著名医学家，因此人们称他为“医学师祖”。他精通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足迹曾踏遍黄河流域，广泛吸收了民间的治疗经验，综合地运用各科治法于临床。尤其是其总结当时诊断疾病的望闻问切等方法，出色地运用于临床，并精于望色和脉诊，被推崇为我国脉学的倡导者。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为了适应临床实际需要，他随俗应变，急病家之所急，他“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妇科）；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儿科）”。他反对唯心主义的巫术迷信，具有“六不治”的思想，其中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由于他反对统治阶级的骄横无理和巫术，又医名甚著，竟被秦太医令李醯所妒忌而杀害。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扁鹊著有《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今并亡佚。现存的只有《黄帝八十一难经》（即《难经》）相传是扁鹊所著，实为汉代人对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的总结整理，也有认为是托名扁鹊的著作。《难经》是一部以问难方式探讨医学理论的专著，许多问题或答案源自《内经》，可视为《内经》最早的专题注解本，其论述的内容涉及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多个方面。首创寸口脉的“寸关尺”三部诊法，对经络学说和脏腑中命门、三焦理论在《内经》基础上有所发展，从而补充了《内经》的不足。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没有直接点明“扁鹊”或《难经》书名，但细究其原文，可以发现巢氏《诸病源候论》中有8处引用了《难经》理论。如卷二《风病诸候下·风邪候》论“五邪发病”时云：“故病有五邪：一曰中风，二曰伤暑，三曰饮食劳倦，四曰中寒，五曰中湿，其为病不同。”此句即承自《难经·四十九难》：“何谓五邪？然，有中风，有伤暑，有饮食劳倦，有伤寒，有中湿。此谓之五邪。”卷十四《大便病诸候·关格大小便不通候》中关于关格的论述则引用了《难经·三十七难》的内容；卷十九《积聚病诸候·积聚候》中关于积聚的病因病理，积和聚的区别，以及五脏之积病的症状、脉象、预后等的论述引用了《难经·五十五难》和《难经·五十六难》的内容；卷十五《五脏六腑病诸候》在论述五脏与声色臭味液的配属关系时引用了《难经·三十四难》的原文。（四）华佗
华佗（141—208），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
华佗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医学家，《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华佗精通临床各科，尤擅长于外科、针灸和医疗体育。他医术十分精湛，善于运用特效疗法，用药简单，功专力宏，针灸仅取一二穴位就能获效，且善于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相传他曾为孙策治疗弩毒，为关羽治疗箭镞，又给曹操治疗头风病。他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提倡外科手术治疗，采用酒服“麻沸散”，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腹腔肿物切除及胃肠手术，效果较好，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在疾病的诊治上经验丰富，技艺高超，善于诊断，精于方药和针灸。在诊断上，华佗长于望诊和切脉，常能通过观察病人的面色、病态正确判断其疾病和预后吉凶，并抓住疾病本质，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他总结创用的“华佗夹脊穴”，即沿脊柱两旁夹脊取穴，沿用至今。他主张进行锻炼，提倡体育疗法，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指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容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并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以活动肢体，创制了一套“五禽戏”。由于他不慕名利，后被曹操杀害。他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且品德高尚，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被誉为神医，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
史料记载华佗著有《华佗枕中灸刺经》《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华佗方》《华佗内事》《玄门脉诀内照图》《老子五禽六气诀》《华佗九候》《外科方》《青囊方》《中藏经》等多部医书。据载华佗临死前，曾将所著医籍交狱吏收藏，但“吏畏法不受”，华佗无奈，只得“索火烧之”，因此华佗的著作未曾得以流传。现存的《中藏经》，系后人托名之书。《诸病源候论》中直接引“华佗”者3处：一为卷六解散病诸候“寒食散发候”皇甫评价医家对于寒食药的精通程度时，多处以华佗或佗与张仲景进行比较说明。卷二十《疝病诸候·五疝候》及《否噎病诸候·八否候》中在论述治疗五疝、八否的方剂时，两次引用了范汪所录的华佗太一决疑双丸方。
考究《诸病源候论》原文，可以发现，内还有多处内容引用了华佗《中藏经》原文。如卷一《风病诸候上》和卷三十七《妇人杂病诸候一·中风候》以及卷四十二《妇人妊娠病诸候下·妊娠中风候》、卷四十三《妇人产后病诸候上·产后中风候》中关于五脏中风症状的论述均与《中藏经》卷上风中有五生死论第十七所述，大同小异；卷二十一《水肿病诸候·十水候》中关于十水的论述即引用了《中藏经》卷中论水肿脉证生死候第四十三的内容等。（五）张仲景
张仲景（约150—219），名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杰出的临床医学家，后人尊称其为“医圣”。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其时政治黑暗，兵祸绵延，疫病流行，横尸遍野。张氏“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籍的理论为指导，广泛吸收当时医家的诊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和心得体会，并将之提高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创造性地著成了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治学态度严谨，医术精湛，反对巫术迷信，注重临床实践，且善于钻研，敢于创新。他不仅总结了3世纪初我国人民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而且在前人“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外感病六经辨证和内伤杂病脏腑辨证的原则和方法，阐述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八纲辨证和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多种治疗方法，从而确立了中医诊治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等运用原则，使中医理论与临床融贯成一体。张仲景还发展了中医病因病机学说，指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三大类，并阐述了三类不同病因与杂病发生的关系，提出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未病”思想。他在临证处方时，法度严谨，因证立法，以法统方，随证加减，所用375首方剂，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组方原则，为方剂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张仲景的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所创立的不少治疗原则和方法至今仍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该书原本历经代革年移，迭遭散佚，流传至今，几经变迁，已衍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晋·王叔和曾对其进行过编次整理，王叔和将原书伤寒（外感病）部分整理成册，名《伤寒论》。而杂病部分却一度散佚，直至宋仁宗时，才从翰林院所存的蠹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残简（为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再经林亿整理校订，将其中的杂病部分整理为册，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
巢元方直接大量地引用了张仲景的学术思想。有四处提到了“仲景”，两次提到了“张仲景云”，还有一次是“仲景经”。但其中张仲景所云的内容，并不见于今本《伤寒杂病论》中，如卷四十《妇人杂病诸候四·胞转候》中“张仲景云：妇人本肥盛，头举身满，今反羸瘦，头举空减，胞系了戾，亦致胞转”。在现存的《金匮要略》里，虽有胞转的记载，却无这部分内容。同卷《妇人杂病诸候四·大便不通候》中亦有“张仲景云：妇人经水过多，亡津液者，亦大便难也”。同样在现存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里均无这部分内容。《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中，有大便难一说，病情与此基本相同，但彼责之新产血虚，而此则由于经水过多，二者病因不同，然血虚肠燥则一也。而在卷五《消渴病诸候·消渴候》中“厥阴之病，消渴重，心中疼，饥而不欲食，甚则欲吐蛔”，则是源于《伤寒论》厥阴篇与《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篇，这里的消渴，是指口渴而言，即厥阴病的一个病状，和消渴病不同，应加以区别。卷五《腰背病诸候·肾著腰痛候》中关于肾著病病因病证的论述，则援引了《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肾著病的条文。另外，卷七、卷八《伤寒病诸候》中所论述的伤寒病，其内容大都渊源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但在编写体裁上与仲景不同，其是以各种证候为主，将外感疾病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之证候，进行整理归纳，并从横向方面对其病因、病机、证候等加以比较分析，突出重点，这就为证候鉴别诊断学开了先河，此为《诸病源候论》对伤寒病诸候论证之特点。由此可见，巢氏大量引用了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并进一步演绎发挥。隋朝时期仲景著作的传本可能有多种，而巢元方所引用的《伤寒杂病论》，可能是古未经衍化的《伤寒杂病论》的传本之一。（六）《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简称《本草经》或《本经》，约成书于战国，补充于秦汉。托名神农，实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原著早已亡佚，其文字经辗转引录，多保存于后世其他著作之中。宋·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较完整地保存了本书的内容。明代以后刊印的多种题名的《神农本草经》均为后世的辑佚本。现存最早的辑录版本是明·卢复辑本，而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辑本与顾观光辑本，及日本人森立之辑本（后三种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有重印）。《神农本草经》除总括了药物总论的序例外，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类约252种，动物类67种，矿物类约46种。并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将各类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类），上品为无毒或毒性较小的药物，多有补养作用，有120种；中品为有毒或无毒的药物，作用多攻补并存，有120种；下品为有毒或专用于攻逐病邪的药物，有125种。指出药有四气五味、阴阳配合；创立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的处方用药方法；并介绍了药物的别名、性味、生长环境、采制时月、优劣真伪，及主治功效等。药物主治病证涉及内、外、妇、儿、五官诸科170余个病种。其所载药物功效主治多是正确的，至今仍有效地运用于临床。《神农本草经》总结了秦汉以前劳动人民医疗实践中的药物学成就，标志着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病候学专著，巢氏《诸病源候论》中所论述的药物学知识相对较少，其直接引用《神农本草经》只有1处，在卷六《解散病诸候·寒食散发候》中云：“检《神农本草经》说，草石性味，无对治之和，无指的发动之说。按其对治之和，亦依本草之说耳。”（七）王叔和《脉经》
王叔和，名熙，字叔和，今山西高平（一说山东济宁或兖州）人，生活于公元3世纪，西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尤以脉学见长。
王叔和曾做过魏太医令，“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传》），首先在脉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叔和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了脉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感于“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心中了了，指下难明”，对脉学进行了深刻研究，集录《内经》《难经》以及扁鹊、华佗、仲景等前代文献的脉学内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撰成了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脉经》。他切脉专取两手寸口，将前代医家的遍诊法、三部诊法发展为“寸口诊法”，提出寸口分主脏腑的理论，将脉象归纳为24种脉象，生动描述其形象，使脉象理论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后世虽少有增补，但多从其说，对世界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叔和还将散失于战乱兵燹之中的《伤寒杂病论》进行了汇集、整理、补充，率先将其内容分开，编纂成册。对于保存古代文献，促进医学发展有一定贡献。《诸病源候论》中直接引用《脉经》1次，其在卷十七《痢病诸候·呕逆吐痢候》中云：“呕逆吐痢者，由肠胃虚，邪气并之，脏腑之气，自相乘克也。《脉经》云：心乘肝则吐痢。”而进一步考究《诸病源候论》和《脉经》的关系，可以发现，巢氏在撰写《诸病源候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脉经》中的内容。一方面《诸病源候论》中很多理论观点，是直接来源于《脉经》的。如卷三《虚劳病诸候上·虚劳里急候》中“冲脉为阴脉之海”，即源自《脉经》卷二第四“冲脉者，阴脉之海也”的论述；卷七《伤寒病诸候上·伤寒候》中“相病之法，视色听声，观病之所”，来源于《脉经》卷五扁鹊脉法第三；卷八《伤寒病诸候下·伤寒阴阳毒候》中关于“阳毒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喉咽痛，清便脓血，七日不治，五日可治”的论述，即来源于《脉经》卷八平阳毒阴毒百合狐惑脉证第三“阳毒为病，身重，腰背痛，烦闷不安，狂言，或走，或见鬼，或吐血下痢，其脉浮大数。面赤斑斑如锦纹，喉咽痛，唾脓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有伤寒一二日，便成阳毒，或服药吐、下后变成阳毒”；同卷《伤寒病诸候下·坏伤寒候》中关于阳热亢盛，误用汗下，耗伤津液，导致胃燥热蓄，成为坏病的坏伤寒例证，即是直接引用了《脉经》卷七病可水证第十五的内容；卷十三《气病诸候·上气候》中“诊寸口脉伏，胸中逆气，是诸气上冲胸中，故上气、面胕肿、髆息，其脉浮大不治。上气，脉躁而喘者，属肺；肺胀欲作风水，发汗愈”，即来源于《脉经》卷二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寸口脉伏，胸中逆气，噎塞不通，是胃中冷气上冲心胸”以及卷八平肺痿肺痈咳逆上气痰饮脉证第十五“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的论述；卷十九《积聚病诸候·积聚候》中对于五脏之积病的症状、脉象以及预后的描述，即来源于《脉经》卷八平五脏积聚脉证第十二有关五积病证的阐发；卷三十七《妇人杂病诸候一·带下候》中在论及不同时期妇女带下有不同的病情并以未婚妇女与更年期妇女带下举例说明时，均引用了《脉经》卷九平带下绝产无子亡血居经证第四中的内容。另一方面，《诸病源候论》中很多关于脉象的表述，亦是来源于《脉经》。如卷二《风病诸候下·鬼邪候》中关于“脉来乍大乍小，乍短乍长，为祸脉。两手脉浮之细微，绵绵不可知，俱有阴脉，亦细绵绵，此为阴、阳之脉也。此家曾有病痱风死，苦恍惚，亡人为祸也”等的论述，则来源于《脉经》卷四平杂病脉第二及卷二平奇经八脉病第四中有关“祟脉”“阴、阳之脉”的内容；卷四《虚劳病诸候下·虚劳少精候》中“诊其脉，左手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若足下热，两髀里急，主精气竭少，为劳伤所致也”的论述即本源于《脉经》卷二平三关阴阳二十四气脉第一“左手关后尺中阴绝者，无肾脉也。苦足下热，两髀里急，精气竭少，劳倦所致”；卷四《虚劳病诸候下·虚劳喜梦候》中的很多内容，都可见于《脉经》卷六的原文；卷五《腰背病诸候·腰痛候》中“尺寸俱浮，直下，此为督脉腰强痛”，即来源于《脉经》卷二平奇经八脉病第四中关于督脉的论述；卷五《消渴病诸候·消渴候》中根据脉象判断死生的内容“诊其脉，数大者生，细小浮者死。又沉小者生，实牢大者死”，则来源于《脉经》卷四诊百病死生决第七；卷九《热病诸候·热病候》中脉证互参，诊断热病并预测吉凶的内容，直接引用《脉经》卷七有关热病的论述；卷十《温病诸候·温病候》中根据温病的脉证变化，观察邪正盛衰，判断预后吉凶的内容，直接引用《脉经》卷四第七有关温病脉证的论述等。由此可见，巢氏非常重视《脉经》，在撰写《诸病源候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脉经》中的内容。（八）皇甫谧《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晋代安定朝郡（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人，西晋著名的医学家。皇甫谧精于针灸，兼通经史各家，既是经学大师，又是医学名家，著述颇多，皆负盛名。著有《甲乙经》，又称《甲乙针经》《针灸甲乙经》《黄帝三部针灸经》。《甲乙经》成书于公元282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本书是皇甫谧收集和整理古代的针灸资料，将《素问》《针经》（即《九卷》或《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分类合编而成，使其内容更加系统化和切合实用。该书对于脏腑气血经脉流注、经穴的名称和位置、疾病的针灸取穴法以及进针的分寸等，均做了较详细的论述，是我国晋代以前针灸学成就的总结性文献，也是研究《黄帝内经》的重要文献，还是后世研究和辑复古代《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宝贵依据。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后世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发挥而成，直至现在，《甲乙经》仍然是厘定穴位和临床治疗的重要参考，所以人们一直视其为中医针灸学之祖，学医必读之书。《诸病源候论》中见有皇甫谧4处，均见于卷六《解散病诸候·寒食散发候》中，云：“诸方互有不同，皇甫唯欲将冷，廪丘公欲得暖将之意，其多有情致也。”“鉴皇甫士安撰《解散说》及将服消息节度，亦无对和的发之说也。”“今不从也，当从皇甫节度，自更改栝蒌，便为良矣。”“皇甫云：然寒食药者，世莫知焉。”其中“皇甫”“皇甫士安”即是皇甫谧，认为皇甫谧撰《解散说》，主张“唯欲将冷”，即服寒食散后用冷水洗、进食寒食等法调养。据《隋书·经籍志》引梁《七录》载：皇甫谧、曹翕撰《论寒食散方》二卷，可惜已亡，但《诸病源候论》中则保存了皇甫谧对于服寒食散及服后将息方法的观点，为后人研究整理其学术思想提供了依据。《诸病源候论》中虽未直接出现《针灸甲乙经》之名，但很多学术思想仍是宗皇氏之旨。如卷一《风病诸候上·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候》《风病诸候上·风痹候》等中关于痹的论述很多即引用了《甲乙经》卷十阴受病发痹的内容；卷三《虚劳病诸候上·虚劳不得眠候》中关于虚劳不得眠发生原因的论述，则直接引用了《甲乙经》卷十二目不得眠不得视及多卧卧不安不得偃卧肉苛诸息有音及喘第三的内容；《虚劳病诸候上·虚劳喜梦候》中对于虚劳喜梦的病因病机的论述源于《甲乙经》卷六正邪袭内生梦大论第八中关于梦的论述。此外，《诸病源候论》中关于消渴、伤寒、热病、温病、疟疾、厥病、上气、咳嗽、痈疽等论述，均引用了《针灸甲乙经》的相关论述，由此可见，巢氏深谙《甲乙经》之理，并把其作为自己习医的重要参考书。（九）葛洪《肘后备急方》《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作者葛洪（281—341），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道家、哲学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葛洪兴趣广泛，涉猎学科有文学、历史、哲学、生物、物理、天文等，著述约60种之多。医学著作有：《金匮药方》《神仙服食方》《服食方》《太清神仙服食经》《黑发酒方》《葛仙翁杏仁煎方》等，均佚。现存著作有《肘后方》《抱朴子内外篇》。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一是对传染病的认识，二是炼丹，为制药化学的先驱，被称为世界化学始祖。《肘后方》约成书于公元3世纪末，是葛洪将其选集各家著作，广泛搜求各地流传的验方所编撰成的《金匮药方》（又名《玉函方》），摘录其中可作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该书初名《肘后卒急方》，梁·陶弘景增补后改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金·杨用道附录《证类本草》的单方后名《附广肘后方》，即现存的《肘后备急方》。“肘后”即随身携带之意，“备急”即临床急用可立时索取。本书着眼于临床急救，总结了晋以前医学发展的许多成就，主要包括内、外、妇、儿各种临床常见的急症、重症、危症的诊治方法，并略记个别病的病因、症状等。书中对一些传染病的论述颇详，如疥疮、天花、结核病、狂犬病等，是世界传染病、流行病的最早论述，对后世温病学发展和研究有一定影响。该书所载录的单方、验方、临床疗效显著，至今仍有临床价值。
巢氏《诸病源候论》中并没有直接点出葛洪及其著作《肘后备急方》之名，但对比两书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巢氏《诸病源候论》很多内容，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都来源于《肘后备急方》的论述。如卷七《伤寒病诸候上·伤寒登豆疮候》中有关登豆疮的论述，登豆疮（豌豆疮）为“痘”之别称，后世通称天花。此病在葛洪《肘后方》中已有记载，称为“虏疮”。巢氏在其基础上，对天花的病因、证候，以及病情轻重之鉴别等，做了较深入细致的叙述；卷十七《痢病诸候·休息痢候》《痢病诸候·脱肛候》中，休息痢、脱肛之病名，即始载于《肘后备急方》，但对其进行专论者，则以巢氏《诸病源候论》为最早的资料。卷十三《尸病诸候》中论述的各种尸病，如沉尸、风尸、尸注、阴尸等，其很多内容都是援引于《肘后备急方》的“中恶”“鬼击”与“心痛”“腹痛”等。如风尸，《肘后备急方》卷一第六曰：“风尸者，淫四肢，不知痛之所在，每发昏恍，得风雪便作也。”巢氏则进一步发挥，以“在人四肢循环经络，其状淫跃去来”而名风尸；卷二十五《蛊毒病诸候上·沙虱候》中论述了沙虱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致病途径，以及沙虱病的病候特点和查验方法，详细记载了沙虱病所特有的皮肤起小红点和全身发热以及小红点发疮的三大特征外，还描述了运用肉眼观察沙虱的方法，“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而此病早在晋代葛洪著的《肘后方》卷七就有治卒中沙虱毒方，巢氏所论很可能源于该书；此外卷三十一《肿病诸候》中的恶核一证，卷四十《妇人杂病诸候四》中的阴中生息肉等，均首见于《肘后方》，巢氏引用并进一步发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资料。（十）范汪
范汪（308—372），字玄平，曾任东阳太守，故人又称范东阳，东晋顺阳（河南内乡）人，又说为颖阳（河南许昌）人。宦门出身，但善医术，性仁爱，常以拯恤为事，凡有疾者，不论贵贱，皆为之治疗，且每多治愈，是当时门阀中有名的医家，在唐代被认为是伤寒八大家之一。
范汪撰有《范汪方》（又称《范东阳方》或《范东阳杂药方》），今佚，《隋书经籍志》误作《范阳东方》，卷数说法不一。《晋书》记载：“范汪……撰方五百余卷。又一百七卷，后人详用，多获其效。”此书是晋代颇具影响的一部大型方书。该书广泛收集了民间行之有效的单验方，内容充实，篇卷浩繁，以伤寒和内科杂病为主，其他科内容较少。由于其临床疗效显著而流传较广，直至唐代仍被视为必读之方书。陶弘景谓其书“斟酌详用，多获其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中就明确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范东阳经方，可见其影响之大。
巢氏《诸病源候论》中2次提到范汪，1次提到《范汪方》，如卷八《伤寒病诸候下·伤寒交接劳复候》云：“《范汪方》云，故督邮顾子献，得病已瘥未健，诣华旉视脉，旉曰：虽瘥尚虚，未平复，阳气不足，勿为劳事也，余劳尚可，女劳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献妇闻其瘥，从百余里来省之，住数宿止，交接之间，三日死。妇人伤寒，虽瘥未满百日，气血骨髓未牢实，而合阴阳快者，当时乃未即觉恶，经日则令百节解离，经络缓弱，气血虚，骨髓空竭，便怳怳吸吸，气力不足，著床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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