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银怀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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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行山到渤海湾试读：
引言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前20年主要在山西，后20年主要在天津。因此书名定为《从太行山到渤海湾》。
新闻通讯大部选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刊物上。
第一、第二篇，主要反映山西的工农业建设。从第一篇《“煤铁之乡”展新姿》汇集的稿件可以看出当时职工群众高昂的建设热情。第二篇是《大寨之路》发表前后及其社会影响。
第三、第四篇是在天津采写的稿件，主要选了改革开放初期写的几篇。《重温新民主主义》《抗日烽火燃太行》是我青少年经历的社会。内中黄敬的事实是阅读天津档案馆的材料写成的。
第七、第八两篇是对几位老宣传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可以从他们学到作人的品格和采写新闻的经验。
穆青同志为此书题写的书名。我当面感谢过他。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尽快出版”，没想到出书时他已成了故人。我写了《穆青和我这个老记者》这篇，表示对他深切怀念。
吴象同志在百忙中为此书写了序言。
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刘应宗、刘堪文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对他们深表感谢！范银怀2014年3月3日于天津新华园序吴象《从太行山到渤海湾》是范银怀同志从事新闻工作的通讯报告选集。他是新华社一位老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一位老朋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记者，我在山西日报工作（注：总编辑），两个单位同在一个大院，关系尤其密切。
范银怀开始当记者，主要采访工业。被称为“煤铁之乡”的山西，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发展，引人注目。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采访。在大同煤矿，随工人钻进薄煤层，看如何充分利用资源；采访太钢工人劳动竞赛，日夜蹲在炉旁跟班，和工人交朋友，写出了《师徒炉》这样生动的稿子，表现了一个记者的敏锐和勤奋，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的更有价值的优秀作品，我认为还要算1964年初与沙荫合写的《大寨之路》。山西老根据地多，著名的劳动模范也多，直到60年代初期，陈永贵还不是太出名的。范银怀是昔阳县人，老家离大寨不远。他认识陈永贵比较早，也早有心想下功夫报道大寨这个山区建设的典型。1963年夏秋之际，大寨遭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但是大寨人没有气馁，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再接再厉，重建家园，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报社派记者深入采访，进行突出的连续的报道。一段时间，关于大寨的新闻、通讯、评论、照片在省报上频频出现，陈永贵在山西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范银怀也在新华总社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与沙荫共同深入采访，写出了《大寨之路》。这篇通讯，同《山西日报》的报道相比，显然又高了一个层次。它虽然只有八千多字，却概括了报纸上前前后后许多报道的主要内容，而且观点更鲜明，细节更生动，因此对读者更有吸引力，启示更多。新华社播出后，中央和各个省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大寨从此名扬全国，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中南局一位原籍昔阳的领导人李一清，返乡探亲时特意去大寨参观了一趟，很是赞赏，曾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报告，进一步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4年3月毛泽东主席南下视察工作，路过河北邯郸时电召陶鲁笳去汇报。陶详细的口头汇报了大寨的情况，又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报道。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这很可能就是农业学大寨最初的由来。后来，农业部长廖鲁言奉派亲自到大寨蹲点考察二十天，进一步总结大寨经验；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外宾去参观大寨，对大寨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关于大寨的好文章、好报道数不胜数，《大寨之路》反而逐渐不被人多提起了。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利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把这个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榜样，人为地拔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把大寨经验歪曲为“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等等，使农村中原已广泛存在的“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大寨之路》当然更没有人提起了。经过了多年的农村改革，情况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大寨的功过是非，应该可以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今天回头来看，《大寨之路》这篇通讯，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站得住脚的。它为新中国发展过程中这一段并非不重要的历史保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显示了典型报道在重大决策酝酿进程中的威力。通讯本身以事实说话，颇能使人感到记者的才思和文采。“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双肩担来了幸福”，对于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拼搏的人们来说，这两句话仍然是值得深思、令人鼓舞的。
我同范银怀同志成为老朋友。主要并不是由于新闻工作上的交往，而是由于一起在一个村蹲过点。时间是1964年秋后至1965年夏初“四清”运动期间，地点是原平县平地泉，一个近千户的村庄。当时我是县工作团副政委兼村工作队长，他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三个副队长。队员有四五十人，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强调“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扎根串连。我们队部几个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条炕。白天各干各的，晚上就在一起碰情况，讨论工作，处理问题。谈完了正事，还要闲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之所至，无所不扯。互相熟悉和了解程度，是机关里多少年也比不上的。
1966年5月，那场大风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奉派去接管“修正主义”的北京日报，可是不久，我自已也变成了“反革命修下主义”而被打倒。后来又被揪回太原，成了《山西日报》的“头号走资派”，也是省内最重要的批斗对象之一。这当然要株连到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同我接触较多的人，被迫同我划清界限，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尽管我当时思想很混乱，情绪很低沉，但对写大字报的同志并无太大反感，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被迫的。反正我已经成了这副某样，说得轻一点或重一点，材料再添一点或去一点，对我都无所谓了。这类大字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越到后来越觉得荒唐可笑，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则难免也引起我内心的鄙视和愤懑。奇怪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字报高潮中，我始终没有见到范银怀对我做什么揭发。这也许由于报社、分社虽然同住一院，毕竟不是同一单位，他却受到的压力较小。新华社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渠道，受到军代表的支持、保护，可以摆脱派性斗争的干扰，当然借此派性闹得更凶的人也有，可范银怀绝不是这种人。像我在“四清”中早知道的那样，他憎恶见风使舵的人，更不会干落井下石的事，这使我在对他的好感中增添了几分敬意。
七十年代，我重新出来工作，虽然离开了报社，但同范银怀仍有工作来往。1975年他被调到天津分社，从此就很少见面了。后来我也离开山西，辗转来到北京，京津相距不远。他每到总社开会或送稿，总好来家里坐坐。我有时到天津，也总要到他家里去看看，还一起到天津大邱庄、南郊区做过两次调查，后来又一起去过一趟新疆、一趟广东、海南、黑龙江。见面总是嘻嘻哈哈，可以放言无忌，随便倾谈，感到十分愉快。岁月流逝，忽然已年近花甲，头上的白发快赶上我了，而我仍然习惯地叫他小范，老改不过口来。好在他不以为忤，仍然乐于接受，我也就打消了歉意。最近，他来看我，送来一摞稿子，就是这本《从太行山到渤海湾》，要我写几句序言。我们是老朋友，当然不能推辞，说实在的，见到他几十年记者生涯的劳动成果、心血结晶，终于得到成书出版的机会，不由得衷心的为他感到高兴。当前还很讲“官位”，在不少人眼中，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往往以职位高低为标准，这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颇欠公允的。范银怀从初当记者之日起经常深入农村、工厂采访，一直没有离开过第一线的岗位。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对一些有争议的典型和重大的建设项目又作过有价值、有卓见的报道。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辛劳地工作，离休后仍然坚持写作，正像一个真正为人民而工作的人没有什么离休不离休一样，记者也无所谓离休不离休。没有固定任务，正好更主动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写更有价值、更有深度的作品。当了几十年的记者，经历过那么多事件，接触过那么多人物，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脑子里问题一定不少。坐下来静静地读书、思考，有重点的继续深入调查，选准专题潜心钻研，此其时矣。记者与学者、作家是相通的，不少学者作家本都是记者，不少记者兼学者或作家，托社会主义之福，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对小范老弟有厚望焉。在我看，来《从太行山到渤海湾》，既是记者生涯的总结，又是攀登新台阶的起点。在今后岁月中，我相信可以读到作者更好的作品。叶帅诗云：“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若有志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针主义，都应有这样的胸襟和心境，愿以此自勉并作为银怀同志赠言。（吴象，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第一篇“煤铁之乡”展新姿矿井里的战斗者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坐上舒适的列车，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旅行的时候；当你们把一铲煤放到刚生起的炉子上，准备烧饭的时候；当你们看见一炉钢炼出来，一度电发出来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过那些终年战斗在地下的矿工？
矿工，正是他们，把祖国地下的宝藏开采出来，供给了工业充足的食粮，供给了人们光和热。
9月下旬，在大同煤田的同家梁煤矿，我们在迂回曲折的巷道里，在工作面和顺槽里，在矿井下的各个角落里，访问了那些终年劳动在地下的矿工们。他们的那种热诚的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不能不写出这篇报道。巷道侦察兵
深夜，一二号钻机发出隆隆的响声，从九号井向西南部地表——七峰山顶钻进着。
这里，距地表越近，煤层情况就越复杂，古塘和积水也越多。现在，钻机又碰上了在大同煤田里少有的坚硬岩石。领班工人刘保玉非常谨慎地把着机柄，两只眼紧盯着水表，不时侧耳细听机器声音，想在那里找出五十多米以内的秘密——究竟是偶然遇上石棱呢，还是遇上断层？
突然，机器响声急剧增大，水表的拨针跃升到十五个大气压以上，显然钻眼是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刘保玉赶紧摇动把柄，开足马力，想用水力把跑进钻眼里的东西赶出去；但是，他前后费了大半个小时没有成功。后来他又检查了吸水管，提水冲灌了机器，还是没有一点好转。这时，这位学钻探才满一年的年轻人刘保玉，很在行的对伙伴们说：这一定是石块横堵在钻头圈眼里，看来得大动手术拆卸了。这时已经深夜十一点，离下班时间很近了；但是，他们不愿把麻烦留给下一班工人。于是，刘保玉招呼他的四伙伴立即动手，消除了机器的故障，使机器又正常地转动了起来。
就在这一天，刘保玉和他的伙伴创造了日（班）进37。15米的钻进记录，超过一般钻进速度一半左右。同时，还配合另一架机器，查明了整个三矿西南约二千四百多公尺长的地区内煤藏量和古塘积水情况，为掘进工人探出了前进的正确道路，并且有力地扭转了8月以来勘探赶不上掘进的局面。开路先锋
电灯把新开拓出来的巷道照耀得如同夜市。刚掘进了九米的煤洞，像一张张开的大咀，高度仅仅二尺一寸。马国富和他的掘进组的工人正躬着腰坐在这张大咀里开动着电钻；电钻发出均匀的突突的声响，煤屑四溅。张德华和郑艮友两个人，曲着两腿坐在煤洞里，低着头，好像忘记了一道道流着的汗水，一锹一锹地把刚打下来的煤铲到面前的一个裁成两半的汽油桶里。一桶煤装满了，站在这张咀外边巷道里的工人，就赶紧拉着系在汽油桶上的长绳，把装满煤的汽油桶拉出来，然后再抬到运煤车上，倾倒出来。
这一切，进行得那样紧张，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只手停顿下来：他们正在为大同煤矿开采薄煤层打着先锋仗——在这二尺一寸的煤层上开凿出大巷来，开凿出供回采的小巷道来。
在二尺一寸高的地方掘进，人站不起来，也不能坐直；但是国家要求煤矿工人们节省国家的资源，把一切可能开采的煤都采出来。马国富掘进组的工人们，在八天以前，勇敢地担当了第一次掘进薄煤层的工作。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这些出色的矿工。他们把原来的弯把锹改为直把锹坐着铲；因为打下来的煤不好往外运，工人们就设法把汽油桶劈成两半，往外拉。他们有时坐着，有时蹲着，有时干脆躺下来干。就这样，他们打开了向薄煤层掘进的困难局面。出色的炮手
一早，张占孝和他的助手们就带着一天用的火药、炮药和雷管到了工地。工作开始了。等放完第一次排炮，在烟尘未落的当儿，他们又动手绑扎下次用的雷管和炮药；炮烟一落，又立即拿起电钻钻新炮眼。这是张占孝创造的新工作法。用这种办法，不但能按时打眼放炮，永远不误出煤，而且活干得多，还能腾出一个干零活的人去装煤。
张占孝是个在井下劳动了十多年的矿工。六年以前，九号井刚建成开始掘进的时候，由他放了第一排炮。从此，他改掘进为放炮，并且逐渐成了出名的炮手。
最近几天，他在一次上班的时候，遇到一种特殊情况：割煤机发生故障没有割断煤根，前班工友因此也没有按规定打出30个炮眼。当时，回采工人和他一起来到工地等着装煤，眼看就误了生产。怎么办呢？他没有犹豫，马上帮助开动割煤机，并且经过协商，破例地在破根之前打炮眼。结果，这一班工作虽然很紧张，但是活不仅没有少干，而且照例给下班工友留出了30个炮眼。“顶天立地”的人
八七二工作面的“正规律环”又挨到准备班上班了。支柱工贾维带他的一伙战友在4米多宽、60米长的工作面上开始了工作。
沿着刚刚采完煤的空地，支柱工人们匆忙地把一根根粗大的木柱支起来。斧头敲打着“柱帽”，发出此起彼伏的声响。出色的支柱工王富，干的真快。他把一个2米长，直径六寸多的柱子轻轻地竖起来，然后拿起一块柱帽，拍拍拍三下，就结结实实地顶住了顶板。一排密集的支柱有三百多根，支柱工人们只在六小时内就都把它们竖了起来。
在二十四小时内，八七二回采工作面的十一个支柱工，要在那片采完煤的空地上竖立起四百多根支柱，把回采工作面建设得像一条整齐的地下街道。
前边的煤层采完以后，后边300多米厚的顶板对下面六尺高的空间加上了大到无法计算的压力。支柱工人——这些干着“顶天立地”事业的人，就用他们的劳动向顶板的压力作着终年的无休止的战斗。他们在防止顶板塌落上，先后推广了密集支柱、大冒顶、木板假顶等许多先进经验，使得矿井下最艰难的作业——顶板管理，也在他们的手中得到了顺利解决。八七二回采组从1952年以来，从来没有因为顶板塌落而发生过死亡或重伤的事故。康拜因司机
被职业病损害了健康的康拜因司机刘振亮常常对别人说：在井上往往想起，不行了，干了这么多年，还能干个啥？可是一出家门，脚就不由已地向井口走，劲头就不知从哪里来了。9月25日下午，他又怀着这种心情来到井下。这是他在井下劳动的第十八个年头了。当时他的两个助手因为水管有故障正在停机修理，累得满头大汗。他一见几乎是跳到了机器跟前。接着就东摸摸，西动动，不过几分钟便排除了故障，使这架巨型的康拜因机又发出怒吼。井下的工人们都知道刘振亮是个不识字的技术工人。刘振亮确实因为没有文化吃了苦头。有一次他参加检修一部机器；这部机器拆卸开以后三十多个珠子上的不同号码，他连一个也不认得。但是勤能补拙。刘振亮苦学多练，两支眼睛紧跟着传授技术的张保和的手转。现在，他不仅能讲出机器的构造，检修一般毛病，而且能用听觉鉴别机器好坏；有时眼睛被煤灰迷住，他睁一只眼合一只眼也能照常操作。青年技术员
青年技术员安怀国来到八七二回采面，立即招来几个工人，用八九分钟开完了“诸葛亮会议”；随后，他又同大家一起把腐朽了的“荆笆假顶”换成了竹笆，使顶板管理步入正规，在完全无事的情况下开始了分层采煤。这位和矿工同甘苦共患难的青年技术员，常常在矿井里给工人们解决那些意料不到的问题。在八七二工作面里，工人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难解的题目：过去一向在二、三米厚的煤层里进行“一次采高”的矿工，在五六米厚的煤层里要用什么办法呢？这把工人们难住了。这时，安怀国向工人们详细地介绍了分层采煤法的先进经验，介绍了淮南煤矿用竹笆做假顶的经验，并且立即组织工人进行推广，因而帮助工人解决了难题，同时还保证了生产的安全。
安怀国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井下，工人们把他当做出新主意的朋友。最近他被提拔为副段长以后，和老工人正段长协作得象一个人一样。他说：我从老工人那里不仅学到了技术管理的方法，生疏的生产管理也摸到了头绪。电钻的女“医生”
天刚亮，21岁的女机电检修工梁桂云迈着匆忙的步子，顺着斜井走进了大巷道，然后钻进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小洞——检修室，开始了她的第413个地下工作日。
在这个方圆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小洞里，梁桂云把掘进工和回采打眼工送来的电钻搬到那张被油泥完全浸渍了的工作台上，一只手拿着钳子，另一只手拿着螺丝锥，很熟练地把一部构造复杂的波兰式电钻拆开来。接着，便开始了紧张的检修。她细心地锉着每一个接电的地方，检查和修配了所有的螺丝……；很快地，一台损坏得不能使用的机器，就被这个姑娘修理、安装好了。
这个两年前才到大同煤矿的姑娘，现在已经是深受矿工们热爱的四级工人了。她常常突然出现在煤灰飞扬的回采工作面或正在掘进的顺槽里，去帮助打眼工人检修电钻、架设电线。有一次，她听说青年掘进队的电钻出了毛病；这台电钻是她检修的，她不相信自己修过的电钻没有用就会出毛病。于是，她急急忙忙赶到掘进队，亲自在厚厚的煤层上打了个眼才放心了：原来电钻没有毛病，是青年队的工人使用得不好。
在终年不见阳光的巷道里，在时时可以听到大地震动的地下，年轻的梁桂云，始终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她在井下工作的413天中，从来没有请过假或缺过勤。有时一天连跑相隔成千米的几个回采工作面，两条腿酸得抬也抬不起来，她也不肯休息。老工人向她开玩笑，问她在矿井底下怕不怕？她微笑着坦率地回答说：“下来以前怕过，可是当我戴上安全帽和安全灯，穿上矿工的衣服的时候，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井下保健员
井下一座完全用木板钉起来的小房子里，灯光照耀得象白天一样。这里是九号井的“井下工人保健站”。满屋里陈列着消毒器、蒸溜水箱、电器消毒锅，以及治疗外伤和防御矿工职业病的各种器材和药品。
19岁的井下保健员郭燕威放下八七七回采工段打来的电话，背起急救包一溜烟地向大巷跑去。
八七七回采段的开溜子工冯炳义的手触电烧伤了。郭燕威蹲在这个工人面前，一边耐心地询问触电的原因，一边用消毒剂敏捷地拭去工人手上的尘土，涂上药品，然后又用纱布轻巧地包扎了起来。
刚包扎好伤口的郭燕威，随即又安然无事地开始了工作。他用那只包纱布的手合上电闸，煤溜子哗哗地开动起来，煤炭象滚滚的河水一样沿着溜子向大巷外流去。
这时，这个井下保健员又突然出现在工作面里了。这里的工人正等待着放炮。郭燕威利用这个空隙，向工人们讲解了预防流行性感冒和痢疾等病的方法，并且一再嘱咐工人们要小心，不要受了外伤。
在井下有不少年轻的保健员，他们不分昼夜地守护着矿工。有时出现在顺槽里，有时又到了回采工作面；就连井下厕所，他们也要常常去检查检查。他们就这样和地下矿工经年累月地共同战斗着，帮助矿工们战胜了许多疾病。（与冯建伟、莎荫合作，新华社1956年10月4日电）阳泉——精干的工业城市
搭石太铁路客车西行的旅客，进娘子关再行一个多小时就看到一片美丽的山城景色：山腰上接连不断的煤车像黑色的长龙。红色房顶的矿工住宅建筑，依傍山城层层高上。入夜，矿山上闪烁着繁星似的电灯；炼铁厂倾泻出的铁流，映红了天空。这就是山西省的阳泉。
阳泉市区座落在狭长的盆地的山脚下。一条横穿市内的河流把市区分成两半，由市区伸展出去的铁路支线，横跨河流桥、便桥，同工厂、矿山联系起来。
就是这个不足二十万人的城市，每天产出万多吨无烟煤。色泽乌亮、坚硬耐烧的“阳泉块”，受到许多省市居民的欢迎。这里也是有名的手工业地区。除大量冶炼土铁以外，阳泉出产的硫磺，质量之优，在中外都享有盛名。这里，每年以大批硫磺运往天津、东北等地，当作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原料，同时有大宗硫磺出口。
阳泉，在五十多年以前出版的中国详图上，还找不到这个城市的位置。那时它还是山西平定县的一个村庄。1901年英法帝国主义就垂涎于这个富饶的地方。他们修建正太铁路，开拓煤矿，兴办小型炼铁工厂。近三十年来，军阀阎锡山在这里专设实业机构，垄断矿山和贸易市场。阳泉，逐步具有城市的雏型。
但是，阳泉是在解放以后才发出青春的光辉。沿市区向西伸延的矿山上，一簇簇的树木，新的房舍环包着生产矿井，村落。矿区中心的山脚下是矿工俱乐部、医院、副食品供应站……。在这里，解放以前因为无人管理地下资源，把矿山挖成千疮百孔的痕迹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阳泉矿务局所属的生产煤矿，一般都经过改建或扩建。矿山上，正在新建和扩建着五座限额井，目前正式生产的矿井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五座增加到八座。矿井下，已经由爆破采煤法、截煤机开采代替了过去手镐采拉、牲畜驮运的状况。矿工们开始从极其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国营煤矿的生产量已经等于解放前的25倍。
在市区两侧的山脚下排列着林立的厂房建筑群。以近代冶炼设备生产的阳泉铁厂，是由一座小型炼铁厂成长起来的。要改装设备，增大高炉容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的生产量将比现在提高五分之三。修配矿山设备的机器厂，加工粉厂和耐火材料厂都是近年来新建的工厂。解放以来阳泉地区新建的中小型工厂不下二十座。这些工厂的职工多者几百人少者几十人。
阳泉市郊区的山上蕴藏着巨量的铁矿、硫磺和耐火粘土。这里的铁矿、硫磺最适于手工开采。现在阳泉地区的土铁、已经比解放初期提高了5倍以上。这个手工业集中的地区，正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向前进。
阳泉，在祖国工业建设中正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煤矿的新建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煤的产量将高一倍。地质勘探人员不断在附近山上发现新的矿源、矿种。石太铁路的复线工程也由石家庄伸延到阳泉地区。
阳泉市城市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说，阳泉是在改造旧矿井，逐步建设新矿井和中小型工厂中成长起来的。解放以来，经济增长率也比较平稳。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阳泉的城市建设投资并不太大，主要资金用在了扩建沟通市区、厂矿的桃河防洪河堤、河坝。全市主要街道也都平整了路面。市区建筑了二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的房舍。电影院、地下水道设施也适度增加了些。工业建设在迅速发展中的阳泉，没有显出十分臃肿和过于庞杂的现象。
按照城市建设规划，阳泉市仍向着中小型工业城市方向发展。（新华社1957年7月19日电）“现场办公室”
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建设工地上，有一座挂着“现场办公室”木牌的简陋小屋。这是不久以前华北太原工程局的几位处地工段长、主任工程师的办公地方。10月中旬的一天，记者来到这里访问时，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记者向围拢在混凝土结构厂房前的人群走去，才看到主任工程师刘邦闻和工段长正同吊装工人们一起，仰头凝望着一架屋梁。暂时停了工的工人们焦灼地等待着工程师拿出主张来。这件事情在工程单位说来显然是质量事故。但是不一会就有了解决屋梁弯曲的办法。主任工程师向记者说：“像这类质量事故，以前是在上边听汇报才能发现的，召开专门会议才研究解决，就地办公以后，从发现到解决只用一两个小时。”
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建设工程今年进入综合立体施工以后，吊装、电器安装等许多工种在同一厂房交错工作，工作中常常互相干扰。每当完成不了计划时，工程单位埋怨安装队不顾整体；安装队却觉得工程单位没有为他们创设好生产条件。7月份，华北太原工程局为了减少工种间的纠葛，决定调派领导干部到工地办公，统一调度生产。
这个工程局的局长、处长、工程师在工地同工人们接触中，不断听到安装工人们提出编订计划脱离实际给他们带来困难，有时把目前不能完成的工程项目列入月计划，有时却遗漏了当前正在进行的主要项目。因此常常形成忙闲不均的现象。过多地埋怨安装单位的领导干部，发现过去依靠进度表格派定计划的作法跟实际出入很大。于是，采取了自下而上编订、审核的平衡计划的办法。照这样下达的计划，都能被各个队组的工人接受，并且连续三个月超额完成。
担任了三个月的现场“总指挥”的主任工程师刘邦闻，颇有感慨地说：“领导干部不长期到现场是会闭塞耳目的。”他的办公室里常常看到下边要求增加机械设备、追加原料预算的预算表。但是因为不知道下边是否真正缺少，也就批准了，到现场以后，发现许多设备并不是缺少，而是调配得不合理，造成了浪费。前些时，一个工段干部向他提出要增购三部价格昂贵设备，因为他摸透了下边的“底”，就把别的工段闲置着的设备立即调整过来，就不用再购置了。这位工程师说：“过去在办公室里，别人提出些问题来，老是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现在却增强了独立处理一些重大技术问题的自信心，因为熟悉了情况。”（新华社1957年10月21日电）师徒炉
太钢第二炼钢厂炉群竞赛的旬评比揭晓前，像一场精彩的运动会到了决战时刻那样紧张、动人。厂房前的“战斗快报”上揭示着：到下午三点半，八号炉和十一号炉累计产钢量相等，七号炉拉下二十五吨。究竟这一旬谁来领先，要看最后八小时的决战。
这时，厂房里八号炉的炉火正旺。工人们知道再过两个小时就要修炉了，都忙着加料、清场，抢着多出几炉钢。十一号炉刚修好，正在准备开炉。七号炉工人们正爬在炉身上抢修炉子。按照转炉运转规律，此刻八号炉虽然产量和十一号炉持平，并且正在吹炼，但它快要修炉了，十一号炉、七号炉没有吹炼，可是正站在起跑线上，只要铁水一来，在最后八小时都有超过八号炉的希望。
下午四时整，七号炉抢修完毕。究竟是七号炉，还是十一号炉能赶过八号炉，全看铁水来以后，谁家吹炼得快。工人们都在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可是，不一会，化铁炉上传来消息：现在，铁水只能供应一个炉吹炼。照例十一号炉先修好炉，铁水应该优先供应，于是有人急于为这一场竞赛下结论：“十一号炉领先了。”正在决定关头，忽然十一号炉司炉王富官老师傅摆开手势，指挥吊车工，把一包铁水从自己的炉顶上转倒进七号炉去了。他又跟着铁水包健步跑到七号炉前，向七号炉司炉郭家兴说：“新开炉可要稳些。”他又盯着火色指点说：“摇的角度浅些、再浅些……”
王富官把他们十一号炉争夺冠军的权利让给七号炉，又亲自帮助七号炉操作，顿时引起人们的议论。有的说，这是王富官偏爱徒弟；有的说，人家十一号炉尽是些老师傅，不和青年人比高低。
十一号炉和七号炉是“师徒炉”，并排在厂房的两端。现在七号炉三个班的二十一个人都是青年小伙子，几个月前还都在十一号炉前当徒工。领班的三个司炉郭家兴、义生典、任完印，都当过十一号炉司炉王富官、王虎山等的助手。今天4月间分炉以后，七号炉的小伙子们像刚出嫁的姑娘，操作上一有困难，都随时回来请教。十一号炉的老师傅们对七号炉十分关心，除了从技术上细心帮助外，凡是遇到两个炉子共用一个吊车倒铁水或铸绽时，总是尽先让给七号炉。在十一号炉老师傅们的指导下，七号炉这帮小伙子很快就能独立修炉、开炉了。但是，他们没有拘泥在老师傅的现有技术水平上，在学习十一号炉的吹炼技术的同时，又大胆创造出“三班为一炉，吹炼、周转一齐抓”的一整套经验。从今年5月份以来，七号炉连续被评为全公司的红旗炉。9月上旬，全厂各炉、班、小组都制订出增产节约计划，揿起了“学七炉、赶七炉、超七炉”的竞赛热潮，挑战书、决心书、应战书像雪片似地飞到党委办公室。
十一号炉的老师傅们看着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赶七号炉，也不甘落后，但又不好意思给徒弟们下战书。一天，车间党总支副书记陈兴旺拍着王富官的肩膀说：“老王，你们的徒弟真不得了，现在把你们抛在后面了，你们怎么应付呀？”这句话提醒了王富官。下班以后，他就同另两班的司炉王虎山、杜道荣召开了个三班联合会议。大家分析了七号炉的优点，对照、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共产党员王虎山说：“过去我们老觉得自己吹炼技术有一套，青年人不容易一下学到，可是这帮小伙子们是“一手抓吹炼、一手抓周转”，不只吹炼技术提高很快，修炉时间也比我们大大缩短了。咱们得快马加鞭赶上去！”王富官激动地说：“人家七号炉是三班为一炉，互相创造条件，我们有时只为本班多出几炉钢，到交班时转炉、化铁炉都空了不说，有时渣子也清理不完，给下班造成不方便。”越议论，热气越高，老师傅们都放下师傅架子，要和七号炉比高低。他们当场商定超七号炉的三个步骤：头五天产量上赶上，后五天超过，再过五天把高产、优质的红旗牢牢地插在自己炉顶上。这还不放心。他们像打篮球一样，按炉、按班、人盯人和七号炉展开对赛：甲班王虎山对任完印，乙班王富官对郭家兴，丙班杜道荣对义生典。末了，又都提出保证：“决不能在自己班上拉一吨钢。”
十一号炉研究赶七号炉的对策时，正当丙班杜道荣小组修炉。散会后，大伙说：周转时间缩短一小时，就能多出六吨钢。我们要学七号炉三班大联合作业的办法抢修炉子。他们适当调配了人力，加强了修炉力量，并且改进了操作方法，本来修炉时间计划用三十个小时，实际只用了十五个小时。
炉子修好的第二天，正碰上十一号炉、七号炉同时吹炼。王富官和他的徒弟郭家兴准时来到各自的炉前。他们两人没有当面挑战，但内心里都蕴藏着争第一的炽热的雄心。两个炉的设备、原料条件一样，可是操作技术各不相同。素称老练、沉着的王富官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致胜，每一炉装的生铁比往常多了一吨；号称“快炼闯将”的郭家兴装的料虽然不如王富官多，但二十分钟就能出一炉钢。他们一方面紧张地摇炉、加料，一方面抓紧空闲时间到铸锭台前算计自己的产量，询问对方的出钢炉数。这一班七号炉多做了两炉钢。下班后，王富官觉得自己班上拉下了产量，心里怪不舒服，决心要把拉下的赶回来。他总结了这天的教训，第二天采取了扩大装入量和缩短辅助时间并举的方法，一上班就组织全班工人和化铁炉、铸锭吊车工开展了协作赛。这一班，王富官班做到了多装又快炼，产量超过了郭家兴班。
王富官带领着十一号炉的工人，连续几天超过了七号炉。郭家兴有些着急。9月20日，两个炉子又碰上同时吹炼。这天，铁水含硫较高。王富官炼钢一向是根据原料条件的变化，随时变更操作技术。他知道铁水含硫较多，就得多造渣，因此一上班就组织大伙勤加石灰。但是郭家兴仍是满风、快吹，炼的炉数多，但是有的不合格。在同一个时间里，王富官班虽然只炼了两炉，可是全部合格，一算产量，超过了郭家兴班。这时，郭家兴急忙跑到十一号炉前问：“王师傅，怎么今天废品多？”王富官赶紧跑到七号炉前，告诉他：“像今天铁水含硫高，就得勤造渣，适当延长点吹炼时间。”这一班，王富官一会在十一号炉指挥工人们操作，一会跑到七号炉前指导郭家兴班操作。直到彻底杜绝了废品，他才离开七号炉。
一旬一次的炉与炉评比迫近了，就剩下最后八小时了。当《战斗快报》揭示出他们之间的战果时，七号炉正在修炉。七号炉工人紧张的心情，王富官完全能理解。当铁水不能同时供应两炉子吹炼时，他立刻同全班工人商量：“七号炉是我们全厂的红旗，是我们的标兵，为了保持我们全厂的红旗，我们把铁水让给他们怎么样？”当时个别工人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赶了十几天，临到紧要关头，把铁水让给他们，不是白搭了。”王富官耐心地但坚定地说：“我们是争钢，可不是只为争红旗呀！”全体组员都同意了王师傅的意见。
子夜零点，全厂炉与炉竞赛评比结果揭晓了。七号、十一号两个炉互相激励，互相帮助，钢产量都比上旬提高20％左右。大家都为七号炉保持红旗而喝彩，同时为十一号炉工人们的高尚风格赞不绝口。（人民日报1960年10月6日）第二篇穆青和通讯名作《大寨之路》从明确报道思想到补充、修改
被选入《通讯名作100篇》的通讯《大寨之路》（新华出版社出版、冯健、李烽主编）
署的是莎荫和我的名字，人们却不知道这篇通讯从主题思想确定，到修改、发表都浸透着穆青的心血。
大寨是太行山中的土石山区，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地块零碎，又不规则。
1953年大寨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是合作社社长。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分配按土地、劳力投入比例分红。合作社对农业较长远的建设，如整修土地投工不参加当年分配，干部社员怕得不到收益，因此一般都不愿意搞农田基本建设；而陈永贵却认为办起合作社，土地连成片，取消了农户之间地埂、地界，“不再受一家一户磕绊了”，土地可以统一规划，劳力可以集中调派，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绝好条件。他主持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带领社员闸沟打坝，垫土造地，整修坡地，建水平梯田，从而蓄水保墒，使粮食产量稳步上升，连年被评为县、地、省农业先进单位。
1963年遭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地毁房塌。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谢绝了上级给的救济款和物资，带领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洪灾，夺取了丰收，并着手建设新大寨。山西省委知道大寨的先进事迹以后，马上叫陈永贵到省城给干部作报告，陈永贵大讲大寨的人的风格和自力更生的好处，讲得激动人心。当时，三年经济困难刚过去，国家仍然十分困难，时代呼唤艰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大庆、大寨就成为这个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时代需要它们。
新华社山西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马明派冯东书和我到北京，向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导汇报全面报道大寨的计划，以取得他们的支持。11月11日至14日，我们在两个编辑部“游说”。全面介绍大寨大队的事迹，要占较大篇幅，农村组编辑定不了这个事。穆青听了我们对大寨情况的汇报，他看出了大寨精神的新闻价值，很重视。他说，要着重从政治思想挖掘主题思想，陈永贵这个人物形象比较难写，要下功夫。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何燕凌采访过陈永贵，并写过长篇通讯，他答应为我们将要写的通讯配一篇社论。我们回到太原，在分社记者会上讨论时，大家认为，应集中报道大寨坚持的道路，这就是《大寨之路》这个主题思想的由来。最后确定由莎荫和我担负这一采访任务。
我们到大寨时，山西日报记者张丽泉、郝占敖已写出长达4万字的稿子，已打出清样，全面介绍大寨经验。我们利用已有的材料，又与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委员座谈一次，由莎荫执笔，我充实内容，很快写出了初稿，全篇近万字。昔阳县委用铅字排印后，一份寄给穆青；一份带回太原交分社领导。
穆青看了初稿，于1963年12月下旬坐飞机到太原，他在新华分社记者会议上说，我这次来有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你们总结调查研究经验，一件是帮助你们修改《大寨之路》（他说后一件是主要的）。穆青谈到对《大寨之路》修改意见时说，这篇稿像电影一样有长镜头，短镜头，还有特写镜头，比较形象生动。但主题思想挖掘不深，还得再充实一些内容。只有放在全国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大寨才能有思想深度。
穆青在分析了当时全国形势和报道时说，1964年是“比、学、赶、帮”年，工业战线有了大庆，农业战线还没有典型，为推动农业战线的学比赶帮运动，一定要把《大寨之路》修改好。我和莎荫的信心更足了，劲头也更大了。这时，莎荫重病卧床，无法听取意见，无力动笔修改。穆青要我向他提供了有关大寨资料，全部看过之后，对文章的布局、结构，每一部分的取舍提出具体意见。这时，又感到材料不足，我通过电话向昔阳县委驻大寨干部李锦荣补充了“三战狼窝掌”贾进财扫开雪地，第一个进工地的感人情节。根据穆青意见，我在莎荫病床前，和他一起逐段、逐句修改，写到深夜，吃了莎荫妻子任瑞凤为我们做的鸡蛋挂面夜餐，又苦战了几个小时，才拿出修改稿。
修改稿贯穿了两种思想斗争，深化了主题思想。第二部分原来是写勤俭办社，后来主要通过写农田基本建设，反映先进和保守思想斗争。在“三战狼窝掌”突出了贾进财的热爱集体、辛勤劳动的形象，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反映了陈永贵的英雄气概。
穆青把《大赛之路》带回北京，又和国内部一些文字功底较好的编辑一起润色，通讯可读性更强了。2月9日，新华社将《大寨之路》广播。转天，人是日报配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在一版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各报几乎都突出登载。后来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人大新闻系当范文学习。《大寨之路》发表一个月后，1964年3月28日、29日，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工作，陶着重讲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毛对陈永贵和大寨比较赞赏，要他提供有关资料，陶当场将《大寨之路》呈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读了这篇长达近万字的通讯。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这就是“农业学大寨”的由来。（这个情况当时昔阳县委、山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正式会议上都传达过，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采访笔记。穆青听了很高兴，认为很有价值。临别时要我将陶在大寨讲的“毛主席把《大寨之路》要去了，要看”的讲话记录提供给他。我回来后，将原件复印，寄给了他）。《大寨之路》发表时，全国正开规划会议，按照毛泽东要求，在16亿亩耕地中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田。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很难投资搞农田建设，主要靠生产队自力更生。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于长钦向我传达说，《大寨之路》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反响，认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典范。与会领导对照本地区实际学习，浙江、江苏省委印成小册子，当文件下发。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认为大寨也是科学实验的典范。谭震林副总理在会上说，已向周总理汇报，要廖鲁言（农业部长）亲自到大寨调查，全面总结大寨经验。
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汇报，一个多月后，1964年5月，周恩来总理派廖鲁言到大寨和昔阳县调查了20天，新华总社派我随同调查。廖鲁言知道毛泽东是听了省委书记汇报又看了人民日报登的《大寨之路》后正式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的，他向我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宣传威力很大。回到北京，他向毛泽东、周总理写出了调查报告。周总理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从此，参观学习的人潮水般涌向大寨。大寨之路一
大寨生产大队在层峦迭障的太行山中，斜坐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山坡上。
这里穷山恶水土地簿，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就在这贫瘠的山梁上，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在集体经济广阔的天地中，赶着黄牛、担着箩头，挥着镢头，勤俭创业，发奋图强，开辟了一条发展生产的道路。
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现在，大寨人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11年。
旧社会，大寨700多亩地，4700多块，块块土地都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一亩地好年景打不下140斤粮。
那时候全村60多户人家，一大半是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讨吃要饭的。大寨人碗里除了糠，就是菜。现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年一斗黑豆、40斤麦麸、80斤谷糠，就要吃一年。
那时候，这个山村里只有七牛、八驴、一口猪，十份里有七份是一家地主、三家富农的。
11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2900块。“沟沟壑壑种地，坡坡洼洼打粮”，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比当年提高了4倍。
11年，大寨变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仓库里储备着粮7万多斤粮，畜圈里拴着11匹大马，6头骡子，12头驴和32头牛，另外还有130口肥猪，240多只羊。
11年，大寨十年受灾，大寨只借过国家一次钱，却向国家交售了1758000斤粮。每户平均2.2万斤。
11年，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双肩担来了幸福。二
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
陈永贵说：“合作化给咱由穷变富创造了条件，能不能变富还要靠自己！”
1952年冬，大寨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集体。
但是，个体经济移交给集体经济的不是雄厚的家产。700多亩地，照旧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坡梁地照旧是缺边少堰，“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拳头镢，撩油锨，破筐篮，硬扁担”——－这就是他们的工具。
大寨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哪里呢？党支部会上争论着，社员会上争论着，农业社办公室争论着，饭场上也争论着。
陈永贵说：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沟多坡宽，潜力大，深沟筑坝能淤成“刮金板”，山坡里砌外垫是好堤田。没有长流水，畜住洪水也能种好田。没机器，就靠人、靠扁担。有人担心：靠人、靠扁担，能把大寨的穷山“风水”改变了吗？
大家又想起了贾举元和贾升元修地的事。这兄弟俩旧社会在赵北峪有3亩地。两人就在这3亩地周围的荒坡上，整年累月地开荒、修梯田。修地，累弯了腰，修地，累圈了腿；修地，把贾升元的胳膊砸断了。到底修下10亩好地。
可是，那时候修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贾举元和贾升修下地，却没有种地的本钱，不得不向地主伸手借粮、借钱，结果，他们一点血，一点汗修的10亩地，倒成了地主盘剥的对象。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60多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这么大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50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
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
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1里半，3丈多宽，需要打20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财，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席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50多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4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一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71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跑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大寨人就这样一口气干了一个半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深沟变良田，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扰嘴。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合作沟”。大寨人佩服了集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闸住了白驼沟，大寨社员们又乘胜前进，1954年冬天到1955年春，把后底沟闸住了，赶牛道沟闸住了，念草沟闸住了，小北峪沟也闸住了。
但是，哪一颗树不经过风吹雨打？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颠？大寨人在战斗的第六个回合——－闸狼窝掌的时候，就一连失败了两次。
狼窝掌，是大寨大队最大的一条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三里长，两丈多宽。每到暴雨季节，山洪像脱缰的野马，肆虐横行。
1955年冬天，58个劳动力上了狼窝掌，他们干了一冬一春，筑下25道坝，填了好几万方土，狼窝掌终于变成了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不想，第二年夏天，竟被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
1956年，他们总结了头一年失败的教训，又重整旗鼓向狼窝掌进军。这次，他们针对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把坝基扎得更深了，用的石头也更大了，怕洪水冲击，还在上游修下个1亩大、两丈深的水库。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不想，1957年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水库冲塌了，25道石坝又冲了个尽光。一冬一春的劳动又白搭了。
一些本来就不愿意闸沟的富裕中农，这一下抓住了“有把烧饼”。有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有人说：“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有人说：“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冷，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阶级敌人也乘机煽风点火，他们散布流言蜚语：“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沟闸住，水往哪里流？”“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有人有多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
在那些困难日子里，大寨还有谁比陈永贵难受？这个领导大寨人冲锋陷阵的党支部书记，8岁上，因为穷得没活头，父亲把他母亲、姐姐、弟弟一齐卖给了人。后来父亲又被地主逼得吊死了。他曾给地主当了十多年长工。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如今，他满心盼望着把全村的生产搞好，却偏偏在狼窝掌一连失败了两次，给大伙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
他每天一有空，就一个人默默地蹲到狼窝掌的山坡上，含着烟袋思谋：“难道必须撤退吗？”他想到了地主、富农的狞笑的脸，也想起了旧社会穷哥儿们苦难的遭遇，心里一狠：“不能……”
陈永贵回到村里就开党员大会，把自己拿定的主义说给大家听，让大家讨论。在难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寨的共产党员们是好样的，他们说得同陈永贵讲的是一个调：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怕摔跤的还能爬山！不能从狼窝掌撤退，不能挫伤人们的革命锐气，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不能给共产党、集体经济脸上抹灰！
贫农、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们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
大寨的党支部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噙着感激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大寨人检查了狼窝掌每一道大坝，观察了每一条沟，摸清了毛病，找到了办法。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战斗又开始了。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6万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要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财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头一个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石头上，头上的汗珠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财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财拿起来就啃。有人又劝他点火烘一烘，他说：“这算得了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大的人，没那么娇嫩！”社员们听了，更感动了议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财却笑着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在那些日子里，大寨人谁不往前闯？第一生产队队长梁变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4人，在没膝的大雪里抬着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4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计划完成定额。
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大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一个最顽固的碉堡，终于被大寨人攻克了。
狼窝掌工程成了维护集体经济的大堤，它经受了几十次洪水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
从大战白驼沟到闸狼窝掌，整整过了五个冬春。在这五个冬春的短暂的时间里，大寨人把7条沟的“命”革了。在那里垒起了总长15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畜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
十一年，大寨人开凿了多少石头，移动了多少土方；他们没有统计过，现在也计算不出来。不过，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这一百多只手上结满了老茧，被厚厚的死皮裹起来。
这是铁掌！三
大寨村早先流行过一句话：“这块好，那块好，哪块也不如贾承恩（富农）的掏银垴（地名）”。那时光，掏银垴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如今，大寨块块地都强过了掏银垴，有些社员议论变了，明里不说，暗里嚷嚷：“再增产，就要出神仙！"
真的增产到顶了吗？
陈永贵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候，他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茭（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深锄了一次，不是用锄，是用的镢，刨了七八寸深。没想，这一刨，倒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玉米穗。现在，要增产就得深刨。
社员的想法不一样。生产队让深刨，他们憋着气，狠着劲地刨，嘴里喊着：“刨呀！刨呀！”背地议论着：”苗活一条根，刨了这么深，伤了根，增产？秋后喝西北风吧！”
大寨人在前进途程上又遇上了新的课题：要前进，就要推广新技术，要推广新技术，就要卸包袱，卸保守思想的包袱，卸习惯势力的包袱。让新技术的根子扎在人的脑子里！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既不能拿刀弄仗，又不能开会斗争。
只有一条路：一点一滴去实验。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陈永贵：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社员半信半疑，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事情一到他们口里，就悬乎了！怎么办？试验。陈永贵弄了8分谷地，专门上了白发病谷草沤成的肥，苗苗长高了，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根谷草就有82根“害”了白发病。社员们看着，伸伸舌头，说：“敢情新技术顶事！”
按新技术，作物要适时播种，说适时，就是要地温合适。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可老年人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小满谷，不如不。”谁对？不知道，怎么办？试来试去，新对，旧的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头风，又不怕水浸倒伏，社员们看了说：“要增产，还得靠这新套套哩！”
大寨人心里开了窍。他们说：“再有保守思想，就要扯革命的后腿了。”
于是，深刨的新技术推广了！
防止白发病的新技术推广了！
适时播种的新技术推广了！
……
但是，大寨人相信了新技术，却没有吃透新技术的复杂性，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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