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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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理与路径试读：
前言
我国经济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如何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实现产业服务化，对促进我国整体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综观我国制造企业发展现状，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产品生命周期的迅速缩短，以及产业专业化分工的日趋细化，跨领域、跨企业的合作、联盟及网络创新组织等相继出现，制造企业由单纯依赖于自身内部生产的封闭式模式逐步转向通过与外部知识型服务机构合作互动获取所需资源的开放式模式。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困惑是选择与怎样的知识型服务机构合作以及如何与它们更好地互动，帮助企业提升绩效。以往研究较多地关注产业层面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关系，相对而言，关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之间的互动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作用，但将重点放在了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之上，关于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还未深入剖析，也缺乏系统、严谨的实证研究。
为此，本书聚焦于微观企业层面来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联机制。围绕“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如何提升制造企业绩效”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力图打开此中作用机理的黑箱。本书将逐层深入地将这个基本问题分解为三个较为清晰的子问题：（1）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2）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动模式如何识别？（3）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不同互动模式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是怎样的？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对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资源重构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怎样的调节作用？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1）通过验证性的多案例研究法识别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的模式，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卡方差异性检验构建资源重构的测度量表。（2）通过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构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一系列的研究命题与假设。（3）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资源重构（包括资源重组、资源重置两大维度）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与制造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识别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不同互动模式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不同作用路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资源重构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书主要得到如下四点结论：（1）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可以从互动所获取资源特征、互动目的、互动中沟通行为、互动后适应行为四方面划分为互补型互动与辅助型互动两种类型。（2）资源重构包括资源重组与资源重置两大构成要素。资源重组关注的是企业内外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资源重置则关注企业内外部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资源重构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与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3）资源重组、资源重置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不同互动模式与制造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互补型互动通过资源重组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效果要大于其通过资源重置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效果。辅助型互动通过资源重置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效果要大于其通过资源重组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效果。（4）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资源重构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本书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1）补充和发展了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理论对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机理解释。本书识别出资源重构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与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基于资源重构的维度层面，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模式下资源重组、资源重置的中介效应大小，揭示了其中的主要作用路径，进而更为深入地剖析其中的作用黑箱。（2）加强和奠定了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相关构念的概念基础。本书基于相似构念的比较分析，从如何“重构”的视角，剖析了资源重构的内涵与构成维度，指出其拥有两大维度，即资源重组与资源重置，并依据科学的量表开发程序构建资源重构的测量量表，不但为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概念基础，同时启发与激活了其他学者对辨析资源相关构念的内涵、外延等研究的兴趣与思路。（3）深化和拓展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相关研究。本书基于互补型与辅助型的现有研究基础，紧密结合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的本质特征，采用验证性的多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识别的分析框架。此外，本书识别出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资源重构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进而丰富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相关研究。
本书的顺利完成得到了许多专家、领导和企业界朋友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首先，本人要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魏江教授，是他带我进入企业创新战略的研究领域。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指导，就没有本书的顺利完成。其次，要感谢芬兰坦佩雷大学的米卡•考托宁（Mika Kautonen）研究员对本书写作所提出的真知灼见。同时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张钢教授、郭斌教授、邬爱其副教授、张忠根教授、陆文聪教授与金少胜副教授对本书研究内容和构思的建议，它们使本书的理论贡献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40204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LQ14G020013）、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编号：14NDJC022YB）、“跨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10-0743）对本研究工作的支持。感谢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新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浙江泰普森控股集团等一大批接受我们调研和访问的企业，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能得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感谢我所在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王核成院长、学院的各位领导以及战略与营销系各位同仁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作为我温暖的后盾，使我能安心规划、安排我的工作，使本书顺利完稿。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与需改进之处，期待各位学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希望本书能为推进制造企业与服务机构互动发展、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等相关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周丹2015年春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1 绪论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1.1.1 现实背景1.1.1.1 知识型服务机构成为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来源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促使跨领域、跨企业的合作、联盟、网络创新组织和虚拟企业等相继出现。企业内部资源的发展具有复杂性、耗时性与稀缺性三大特征，因此，对于高速发展行业中的制造企业而言，向外部获取资源成为制造企业一项具有吸引的、频繁使用的选择（Liebeskind，1996）。制造企业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很多障碍，如资金稀缺、管理资源不足、技术信息获取困难等（Aslesen et al .，2007）。因此，很少有企业能独自通过内部努力在所有的新技术发展方面保持领先（Teece，1986；Subramanian et al .，2011）。而且，在现有竞争环境中，将所有核心活动放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传统思想已成过去时（Elfring et al .，1994），剥离出企业的一部分活动（甚至是核心活动）转向外部更为专业的供应商成为诸多制造企业的必然选择（Kotabe，2004）。因此，获取外部资源成为制造企业发展与维持竞争优势不可忽略的一步（Al-Laham et al .，2005；Carayannopoulos et al.，2010），外部资源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Rajala et al .，2008）。很多制造企业开始将诸如研发、产品设计和工程设计等知识型服务活动进行外包（MacPherson et al .，2010）。
制造企业的外部资源通常来自于横向的同行企业、纵向的供应商或销售商，以及第三方机构，如公共或私有的研究机构、高校和中介组织等。由于同行企业之间容易产生竞争性资源稀缺、隔离机制作用显著等问题，制造企业依靠外部同行联盟构筑企业能力存在局限性，而制造产品供应商与销售商又容易形成前（后）向一体化行为，因此，知识型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机构成为目前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最佳选择。知识型服务机构以提供知识型服务与（或）有形资源为主要业务，通过与客户企业之间的互动来共同创造知识。知识型服务机构相对于其他组织而言，更易于毫不保留地将自身资源（知识）提供给制造企业，也更有可能为制造企业核心能力的构筑发挥作用。而且，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企业转向非竞争性的知识型服务机构获取技术与知识支持，已逐渐成为企业提升绩效的重要趋势（Lee et al .，2006）。
另外，制造产品已逐步由技术驱动向顾客导向转变（Machuca et al .，2007），制造企业的产品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服务成分（Valk，2008），因此，制造企业服务功能的外部化问题变得重要起来（Elfring et al .，1994）。例如，商业服务的获取成为制造企业获取外部商业资源的一项重要因素，咨询、营销、法律支持等知识型服务已经成为制造企业获取外部专业知识的实质性要素（Axelsson et al .，2002）。制造企业正逐步从纯产品购买转向服务购买，有些制造企业已经从重复的相对专业的工作中转向更复杂的技术与整个业务流程的外包（Greco，1997；Weigelt，2009）。总之，对于面临转型和升级压力的我国制造企业而言，把握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趋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搜索与获取外部知识型服务机构提供的资源，不失为突破当前发展困境、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1.1.1.2 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成为我国制造企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力量。然而，我国制造业却存在着创新性不强、能耗高、附加值低等问题，同时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制造业的弱势尤为突出。因此，如何实现制造企业价值链攀升，促使制造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知识型服务业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兴起，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已经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型服务业位于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低能耗等特点，其作为知识资源的提供者与传播者能促进企业创新，同时也推动了制造业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Miles et al .，1995）。知识型服务机构向制造企业提供服务是一个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Edvardsson et al .，2005），也是知识型服务机构与制造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Hipp，1999）。制造企业通过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一方面能够借助知识型服务机构的能力来开发与设计一些特定的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标准化的产品（Hakansson，1982），从而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身价值的提升中。因此，通过构建与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动关系，有效地获取与使用外部服务，不断地获取、吸收与消化资源，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与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制造企业现阶段提升竞争力的关键途径。1.1.2 理论背景
资源基础观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第一种理论见解。资源基础观将企业视为是独特资源与能力的集合，认为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企业特定能力、资产、隔离机制是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Penrose，1959；Wernerfelt，1984；Dierickx et al .，1989；Barney，1991）。资源基础观为研究资源到绩效的逻辑奠定了基础。但是，资源基础观强调了企业内部条件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与改变程度（Dierickx et al .，1989），因此无法从理论上论述制造企业为什么要与外部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同时，由于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只要拥有了异质性资源就拥有了竞争优势，且聚焦于某一时间点上的资源识别，属于一种静态的分析（Teece et al .，1997），因而对资源到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缺乏详细而具体的交代（Priem et al .，2001）。
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第二种理论视角。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解组织间关系（包括战略联盟、购买者和供应商关系等）提供了主要的理论视角（Oliver，1990； Barringer et al.，2000），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稀缺时，对外部掌握该资源的企业高度依赖（Pfeffer et al.，1978；Salancik，1979；Boyd，1990；Hayward et al.，1998）。资源依赖理论探索了购买者和供应商关系（组织间关系）如何协助组织获取资源，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Pfeffer et al.，1978；Harrigan et al.，1990）。因此，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为制造企业为什么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的解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即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其实质为制造企业对知识型服务机构的资源依赖。但是，资源依赖理论对于资源到竞争优势（绩效）的作用机制仍然难以充分解释。
知识基础观成为第三种理论视角。知识基础观是多数学者解释知识型服务机构对绩效作用机制的常用视角。知识基础观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资源基础观（Wernerfelt，1984）、组织学习（March，1991）、动态能力（Teece et al.，1997）、演化经济学（Nelson et al.，1982）、知识论（Polanyi，1966）、知识管理（Nonaka，1994）等理论相互碰撞、融合汇聚后逐步形成的。知识基础观在上述理论的支撑下，逐步发展形成自身特色，在围绕有关知识特征及其作用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主要假设与观点：（1）知识是最具战略重要性的企业资源（Dierickx et al.，1989；Grant，1996b；Szulanski，2000；McEvily et al.，2002；Wiklund et al.，2003）；（2）企业能够应用知识来生产产品与服务（Kogut et al.，1992；Spender，1992；Grant，1996a，1996b）；（3）知识由个体创造与拥有（Nonaka，1994；Nonaka et al.，1995；Grant，1996b）；（4）企业存在的原因是能够协调个体知识（Kogut et al.，1992；Grant，1996b，1996a；Grant，2006）；（5）知识是企业动态性的基础（Grant，1996a；Spender，1996）；（6）知识可以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Polanyi，1966；Kogut et al.，1992；Grant，1996b）；（7）知识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Grant，2006）。基于上述理论主张，知识基础观致力于解剖企业内部生产的黑箱（Spender，1996），认为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与应用知识（Nonaka，1994；Bierly et al.，1996；Grant，1996b），企业开发与配置知识的能力不同往往导致其绩效也不同（Bierly et al.，1996）。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学者基于知识基础观，认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与绩效关系可以理解为是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互动引发了制造企业内部的一系列的知识活动，而这些知识活动进而又影响了制造企业的创新。他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与背景出发，提出了多种多样能够解释作用机制的知识活动，包括知识提供、知识转变（Nonaka，1994；Hertog et al.，1998a）、知识重组（Müller et al.，2001）、知识创造（Nonaka et al.，1995）、知识获取、知识积累（Caloghirou et al.，2004）等，但研究结果较为分散，也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因此，知识基础观为本书分析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绩效的作用机理的解释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见解，但知识型服务机构究竟是通过哪种知识活动（机制）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明确。
总体而言，资源基础观凸显了企业内部资源的重要性，为本书研究资源与绩效关系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但是资源基础观却忽视了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且表现为一种静态分析方式，因此无法解释制造企业为什么要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以及该互动行为对制造企业绩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可将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之间的互动行为视为对资源的相互依赖，为本书研究制造企业通过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来获取资源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持，但是资源依赖理论仍无法解剖资源到竞争优势的作用黑箱。知识基础观是资源基础观的一种衍生视角，能够解剖企业内部生产的黑箱，为本书剖析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然而，知识基础观只局限于知识这一资源，而忽视了其他类型资源的作用。本书中涉及的知识型服务机构本身不仅单纯提供无形知识，伴随着服务，也提供其他有形资源，如ICT服务机构无法脱离软件等实物设备来提供无形服务等。知识基础观只局限于知识这一无形资源有失偏颇。因此，解剖分析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需要综合使用以上三大理论视角，且非常有必要对发挥中介效应的资源活动进行明确界定与科学测度，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该类资源活动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探索。1.1.3 研究问题1.1.3.1 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是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制造企业对商品的获取，而对服务获取过程的探讨有待加强。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制造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部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大约耗费制造企业全部花费的一半以上（Bals et al.，2009）。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仍主要关注制造企业对外部商品（good）的获取（Valk，2008），关于外部服务获取的学术性研究是相对有限的（Sheth，1996）。Ellram、Tate 和 Billington（2004）与Nie 和 Kellogg（1999）指出，直接将制造业领域发展起来的技术与理论应用到服务业中是不够的，不能将商品购买的相关知识直接运用到服务购买中。Stock 和 Zinszer（1987）研究发现，对那些传统的以商品为导向的制造企业而言，（商业）服务的购买是完全不同于商品购买的，而且要比商品的获取更难。服务营销领域的学者们强调，产生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服务的获取是在购买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交互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同时，大多数关于服务获取的研究聚焦于购买过程的初始阶段，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后续过程（Valk，2008）。因此，如何剖析制造企业获取外部服务的过程与维度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是现有研究提出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绩效具有重要作用，而对作用机理的剖析明显不足。现有诸多研究提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如Müller 和 Zenker（2001）指出，知识型服务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互动均有助于双方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升的方式相同，但并非完全一致。Salvador 等（2001）研究发现，当企业与供应商关于材料流与产品质量进行互动时，企业能从产品的速度与传递准时性方面期待获取更好的运营绩效。Armistead 和 Mapes（1993）认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通过互动进行信息交换，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产品传递时间，同时能快速地改变产品数量与价格。Romijn 和 Albaladejo（2002）通过探索英国小型电子软件企业的创新能力（聚焦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发现，供应商、顾客与服务提供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能力。Carter 和 Ellram（1994）指出，供应商在企业的产品设计阶段的卷入有利于企业在随后的产品制造阶段降低产品缺陷率。企业通过恰当地管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能够从产品的可靠性、柔性、成本与质量方面改善企业的运营绩效（Narasimhan et al.，1998）。Caloghirou、Kastelli 和 Tsakanikas（2004）研究了企业现有内在能力及企业与外部知识源的互动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指出企业寻求创新观点的方式有网络，与外部组织之间的联盟，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等。然而，现有研究虽然明确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但该互动行为到底是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绩效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1.1.3.2 本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将围绕“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如何提升制造企业绩效”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力图打开此中作用机理的黑箱，并进一步深入剖析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不同互动模式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不同作用路径。具体而言，本书将逐层深入地将该问题分解为三个较为清晰的子问题。
子问题一：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本书通过文献分析、多案例研究，识别出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资源重构、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地，本书通过量表开发对资源重构的维度进行了科学剖析，解剖为资源重组与资源重置两类。然后，本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资源重构（包括资源重组、资源重置）的中介效应。
子问题二：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动模式如何识别？本书在比较已有资源、知识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过程的特征，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分为互补型互动与辅助型互动两大类，从互动所获取资源特征、互动目的、互动中沟通行为、互动后适应行为四个方面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了探讨，旨在为下文分析不同模式下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不同作用路径奠定基础。
子问题三：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不同互动模式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是怎样的？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对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资源重构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怎样的调节作用？本书分别采用多案例分析与路径分析法深入剖析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辅助型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不同作用路径，以及在互补型互动模式下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的调节作用。1.2 研究对象与核心概念界定1.2.1 研究对象
本书将深入探索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是如何对制造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从而为我国制造企业的能力提升与转型升级提供建议和参考。
管理研究中有五种分析层次，即个人、群体、组织、项目和社会产品（李怀祖，2004），本书的分析层次属于项目层面。由于因变量用来驱动分析层次（陈晓萍等，2008），因此，本书涉及的因变量是项目层面的绩效。研究对象是不同规模、不同年龄的制造企业与外部知识型服务机构所开展的合作互动项目，包括管理咨询服务项目、技术研发服务项目、信息服务项目与营销服务项目。1.2.2 核心概念界定
为了清晰界定研究问题，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现对书中出现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
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其根本逻辑是沟通、协调和适应双方之间发生的活动与资源的分配或（和）使用（Wynstra et al.，2006）。具体而言，是指制造企业向知识型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及相关资源的过程（Windrum et al.，1999；Müller et al.，2001；Rajala et al.，2008），在该过程中，制造企业与知识型服务机构通过共同生产（Bilderbeek et al.，1998），能够相互影响、应对和决定彼此产生的行为（Hakansson，1982）。
资源重构（resource reconfiguration）：指重新设计组织的某些要素或业务单元，促使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资源，或者以新的方式组合资源（Karim et al.，2004；Karim，2006）。基于如何重构的视角，资源重构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资源重组（recombination），类似于资源之间所发生的“化学变化”，涉及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获取某些资源，并将其重新融入其他已有的资源中，或者是获取某些资源并进而与原有资源重新形成新的资源；二是资源重置（reallocation），类似于资源之间所发生的“物理变化”，不涉及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仅指通过引入或剥离资源对企业的资源重新进行分配（Karim et al.，2004；Karim，2006）。
绩效：本书从创新与运营两方面来分析绩效。创新即成功地开发新的想法（Francis et al.，2005），通过识别与使用机会来创造新的产品、服务或工作实践（Ven，1986；Francis et al.，2005）。本书中的创新绩效主要从新产品创新效果与效率方面来测量。运营绩效则采用传统的测量方法，从成本、产品质量、过程柔性、传递速度这四方面来衡量（Ward et al.，1996；Ward et al.，1998）。1.3 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1.3.1 研究方法
本书在文献阅读与梳理的基础上，清晰界定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检验。总体而言，本书采取了以下四种研究方法：
其一，文献研究：首先对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理论、知识基础观等理论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搜集、阅读与整理。在此基础上，清晰界定了本书的研究问题。继而，针对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关键构念，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的搜集与跟踪工作。主要是通过外文文献数据库如EBSCO、Proquest、Elsevier、JSTOR、Web of Science、Wiley-Blackwell等对战略管理领域的顶级期刊如AMR、AMJ、SMJ、ASQ，服务创新领域的高水平期刊或报告如SIJ、SI4S，创新领域的高水平期刊如RP、OS等近15年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关键文献进行了深入的阅读与分析，基于此提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一系列研究命题与假设。
其二，调研访谈：走访了温州、绍兴、宁波、衢州等多家制造企业，请正在与知识型服务机构开展互动合作项目或曾经开展过类似项目的制造企业中的参与人员加入访谈，通过开放式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请被访者在开放式问题的基础上，围绕本书设定的半结构化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与回答，有针对性又不失完备地向制造企业搜集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特征、互动水平、资源重构程度、项目绩效变化的相关资料，为案例研究做前期的准备。
其三，案例研究：在文献阅读与分析的基础上，本书针对子研究“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识别：互补型与辅助型”，主要是采用验证性的多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检验与修正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识别的维度与框架；另外，本书采用探索性的多案例研究法剖析了子研究“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与路径”，关键在于通过多案例探索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不同互动模式下的作用路径。
其四，问卷调查：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了本书相关构念的数据，并对回收数据进行了非回应偏差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序列相关检验、信度与效度检验。数据通过检验后，围绕子研究“资源重构的概念、构成与测度”，使用SPSS 19.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Amos 18.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开发了资源重构这一构念的测量量表；围绕子研究“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与路径”分析，使用SPSS 19.0与Amos 18.0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分析，检验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不同模式下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1.3.2 内容安排
本书拟分为8章（如图1.1所示），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为“绪论”。本章从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全文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内容安排等进行介绍。
第2章为“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本章分别对知识型服务机构内涵、特征、分类与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资源重构、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述评，为本书分析框架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支撑平台。
第3章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的识别”。本章首先对互补型与辅助型的概念进行辨析，并结合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内涵，将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动模式分成互补型与辅助型两大类。然后，采用验证性的多案例分析方法修正不同互动模式的识别维度，构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模式的识别框架。
第4章为“资源重构的概念解析与测度”。本章主要是通过文献阅读与分析，从起源、内涵、构成维度和测量方法四个方面，对资源重构与资源整合进行异同比较，以此明晰资源重构的内涵和构成要素。然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卡方差异性检验对资源重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包括聚合效度与辨别效度）进行检验。
第5章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资源重构与绩效的关系：探索性案例分析”。本章通过案例内分析与案例间分析，分别对互补型互动与辅助型互动模式下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与路径进行探索，形成研究问题，提出理论主张，进行案例选择，实施数据编码与分析，据此归纳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辅助型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作用机理与路径的初始命题。
第6章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本章首先在第2章、第4章、第5章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实地调研，构建基于资源重构（包括资源重组、资源重置）为中介变量的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作用机理的概念模型，并提出需实证检验的假设。继而对问卷设计、数据搜集、变量测度、分析方法进行说明。在变量测度部分，讨论了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及其依据。运用SPSS 19.0对概念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统计分析的结果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7章为“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本章在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辅助型互动是如何通过资源重组、资源重置来影响制造企业绩效的，以及制造企业的先前互动经历如何在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补型互动与资源重构之间发挥调节效应，据此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设。继而对问卷设计、变量测度、分析方法进行说明。在变量测度部分，讨论两种互动模式识别的分析方法、先前互动经历的测量方法及其依据。最后，本章运用SPSS 19.0、Amos 18.0分别对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两种互动模式作用于制造企业绩效的机理进行路径分析，对制造企业先前互动经历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据此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统计分析的结果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8章为“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书的重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对本书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进行阐述，并分析本书中存在的不足、有待改进之处与今后可能深入的研究方向。图1.1 本书的结构安排1.3.3 技术路线
本书以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为出发点，以提升制造企业项目层面的绩效为导向，基于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理论、知识基础观三大理论视角，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深入剖析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对制造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本书具体的技术路线图如图1.2所示。图1.2 本书的技术路线图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2.1 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相关研究综述2.1.1 知识型服务机构的概念界定、特征与分类2.1.1.1 知识型服务机构的概念界定
1962年，Machlup（马克卢普）在《美国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提出“知识产业”的概念，并认为在划分知识产业时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属于“知识产业”的行业，必须是“不可脱离知识资本而发展”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知识是企业运作所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源泉（陈建龙等，2010）。Machlup对于“知识产业”行业范围的划分思想，直接为后来的知识型服务机构研究者所继承。知识型服务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普遍关注。起初，他们使用的类似于“咨询企业”或“商业服务”之类的术语即为知识型服务机构的最初原型，但当时没有特别强调知识型服务机构的知识属性（Wood et al.，1993）。目前对知识型服务机构的研究成果迭出，但其概念内涵仍存在模糊性，存在多种称谓，如知识服务（业）、知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无论哪种表述，其具体行业范围所指大致相同，对应的英文原文也基本一致，即Know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KIBS）。知识型服务机构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学者们根据内容的丰富性以及维度的发展情况，从企业性质、投入特征、产出特征、服务对象、知识特性等维度对知识型服务机构进行了界定，其中一部分学者是基于其中一种维度进行定义的（Wood et al.，1993；Miles et al.，1995；Bettencourt et al.，2002；Toivonen，2006；Müller et al.，2009），更多的学者是综合使用了多种维度来界定（Miles et al.，1995；Hipp，1999；Windrum et al.，1999；Hertog，2000；Müller et al.，2009）。总体而言，知识型服务机构的概念可以分为单维度界定与多维度界定两大方面。（1）单维度界定
单维度界定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根据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产出特征界定。Wood、Bryson 和 Keeble（1993）指出，知识型服务机构会为客户提供其内部无法开发的技能与技术，使客户依赖于知识型服务机构，从而获取动态性。Bettencourt等（2002）认为，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主要价值增值活动包括积累、创造或传播知识，使得其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开发出定制化的服务或产品解决方案。Tovoinen（2006）提供了另外一种普遍的定义，即知识型服务机构作为一种专家型公司，能够为其他公司与组织提供服务。知识型服务机构能为其他组织的商业过程提供知识型投入，例如计算机服务，研发服务，法律、财务与管理服务，建筑、工程与技术服务，广告与市场研究，它们都是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Miles，2005）。Müller 和 Doloreux（2009）则认为知识型服务机构指的是具有高知识密集度的服务企业，能够为其他企业与组织提供非惯例性的服务。服务企业的服务生产离不开顾客的参与，而开发出最好的与合适的服务，其前提包含三个基础部件，即服务概念、服务过程与服务系统。其中，服务系统由实现服务（产品）的所有资源组成，包括员工、物理/技术环境与组织结构（Valminen et al.，2012）。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产出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开发了基础的或专业化的知识，如与特定技术学科或技术功能领域相关的知识或专家经验；二是供应了中介产品与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是基于知识的解决方案、专业的产品、培训或咨询（Hertog，2000）。Larsen（2001）将知识型服务机构视为“知识分配系统”，在该系统中，知识嵌入在员工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对知识的管理表现为对人的管理，而非对资产或资源的管理。嵌入在人力资源中的以及专业的硬件和软件中的知识使得知识型服务机构能为客户提供专家经验及企业特定的、互补型的知识（Gallouj et al.，1997）。
其二，根据知识型服务机构的知识特征界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主要投入与产出是知识（Gadrey et al.，2002）。知识型服务机构是“知识密集型的”，但目前对知识密集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模糊的，很难去掌握。文献也是相当含糊的，因为不同的作者强调了“知识密集”的不同方面。一些作者更多地关注绩效，其他的学者则关注专业化功能、正式的资格或工资结构的差异性（Hipp，1999）。Strambach（2008）对知识密集的理解强调知识型服务机构不是提供惯例性服务（例如清洁公司）。她没有采用通常对于知识型组织的界定方法，即使用公司内部的知识工作者（正式教育水平来界定）的数量或比例来界定知识密集度。因为，她认为“教育方法”并没有考虑其他形式的知识，例如企业内部的隐性知识，或企业学习的能力、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各类知识的能力。
其三，根据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作用界定。服务业通常参与到改变人的状态，或者人造物品、信息与知识的生产中，而非主要用于生产实物产品。但是，某些时候，服务是通过实物产品传递给客户的（Miles，2005）。因此，服务与产品很难分割，通常服务是嵌入在实物产品中（Miles et al.，1995）。Hipp（1999）认为借助官方的产品分类方法对知识型服务机构进行实证研究不是非常有用。她基于知识型服务机构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视角对其进行界定，即知识型服务机构是指那些能够从企业外部接收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结合企业特定知识形成有用的服务转移给客户的企业。该定义考虑了知识型服务机构是知识生产者与知识使用者的中介（但不限定于特定的服务类型），强调了不同组织之间的（非具体化的）信息与知识流，以及接收外部（科学基与顾客）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能力，克服了只凭“资格”这一指标判断是否属于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不足。如，认为其员工拥有大学学历才能属于知识型服务机构。Miles等（1995）将知识型服务机构定义为经济活动中的服务，能够创造、积累或传播知识。知识型服务机构在客户企业之间进行了资源的分配，并在新产品、过程与服务的开发与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üller et al.，2009）。（2）多维度界定
多维度界定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综合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企业性质、投入特征、产出特征界定。知识型服务机构的定义中引用较多的是Miles等人的观点，即那些高度依赖于专业知识，并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介产品和服务的私营企业或组织（Miles et al.，1995）。Windrum 和 Tomlinson（1999）指出，知识型服务企业（KIS firm）是私营组织，它们依赖于特定技术或功能领域的专业化的知识或技术。知识型服务企业可能是信息与知识的主要源头，或者它们的服务由其他业务中的产品或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性投入所形成。Hertog（2000）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确的知识型服务机构的定义，指出知识型服务机构是私营的公司或组织，主要依赖于专业化的知识，如与特定（技术）学科或（技术）功能领域相关的知识或经验，提供基于知识的中间性的产品与服务。
其二，综合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企业性质、知识特性、服务对象界定。Müller 和 Doloreux（2009）提取出了知识型服务机构定义中的三类核心要素：第一，“商业服务业”（business services），是与企业、公共组织相关的专业服务，并非用于私营消费。第二，“知识密集”（knowledge intensive），可以从劳动力资格的角度或服务提供者与服务使用者（或获取者）之间的交易条件的角度来解释。第三，“知识密集型企业”（knowledge intensive firms），指的是企业能够承担复杂的智力型的运营，这些运营中人力资本是主导因素。魏江等（2007）在特征分析基础上，认为知识型服务机构是指那些知识密集度高，依靠新兴技术与专业知识，具有较明显的客户互动特征的商业性公司或组织。2.1.1.2 知识型服务机构的特征
知识型服务机构有以下特征：
其一，高互动性。Edvardsson（2005）认为，服务更应视为一种视角（perspective），关注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在这一特征上，知识型服务机构与传统服务业的观点相一致，知识型服务机构要求比其他的信息与通信服务（例如软件包、广播、通话、标准化的金融服务等）更能实现供应商—用户之间的互动，要求供应商—用户之间拥有更高水平的互动。T-KIBS（技术型知识服务业）依赖于个体（隐性）知识，通常要求与客户之间的密集的互动。共同生产是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一个普遍特征，构建了知识型服务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并与个人产生了强烈的联系（Bilderbeek et al.，1998）。Hipp（1999）也强调了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互动特性，提出知识型服务机构的创新活动不能与其他的服务产业或活动相对比，它们高度地整合到了知识创造与知识扩散网络中。
其二，高知识性。Machlup（1962）是其中一位首先评估商业服务业的学者。他从知识活动的角度描述了服务业。所有销售知识的公司都属于“专业服务业”，包括法律服务、工程服务、财务与审计服务，以及一些医疗服务。Antonelli（1998）指出，知识型服务业的出现是知识市场的制度形成的结果。知识型服务机构主要依赖于专业化知识，其提供的产品本身就是用户的主要信息与知识来源，知识型服务机构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创造、积累或传播知识的作用。早在1994年11月，哥本哈根召开的以“知识经济中的雇用与成长”为主题的OECD会议已经将知识型服务业的研究视为一大关注要点（Miles et al.，1995）。
其三，高创新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知识型服务业以及它们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与功能（Müller et al.，2009）。知识型服务机构与非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内部研发的程度，知识型服务机构比非知识型服务机构更倾向于进行研发（Hipp，1999）。2.1.1.3 知识型服务机构的分类
知识型服务机构仍未有普遍接受的定义（Wood，2002），但是对于其分类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
Miles等（1995）基于技术的关联性，将知识型服务机构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专业服务业（P-KIBS），它们是新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另一类是新技术型的知识型服务机构（T-KIBS），它们往往与技术密切相关（见表2.1）。表2.1 基于技术的知识型服务机构分类传统的专业服务业，是新技术新技术型的知识型服务机构，基于的主要使用者（P-KIBS）新技术而产生（T-KIBS）市场与广告服务计算机网络服务 培训服务（不涉及新技术）通信信息技术服务（新商务服务）设计服务（不涉及新技术）软件服务与计算机相关的其他服务（系统维保险、证券或相关的金融服务护）办公服务（不涉及新技术）培训服务（涉及新技术）建筑服务（不涉及新技术）设计服务（涉及新技术）管理咨询（不涉及新技术）办公服务（涉及新技术）会计与账簿记录服务建筑服务（涉及新技术）管理咨询服务（涉及新技术）法律服务环境服务（不涉及新技术）技术工程服务 环境服务（涉及新技术） 研发咨询服务
资料来源：Miles I.（1995）。
NACE（欧洲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分类）越来越成为欧洲国家识别知识型服务机构的一种方法，它指出知识型服务机构包括计算机与相关活动、研发、其他的商业服务。每一个类别中又包含着多个子类别。例如，计算机与相关活动有6个子类别等。表2.2具体说明了知识型服务机构的部门与子部门（Müller et al.，2009）。表2.2 知识型服务机构的部门与子部门NACE描述72计算机与相关活动 721硬件咨询 722软件咨询与供应 723数据处理 724数据库活动 725办公室维护与修理，财务与计算机器 726其他的计算机相关活动73研究与开发 7310自然科学与工程中的研究与实验开发 7320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中的研究与实验开发
续 表NACE描述74其他的商业活动法律、财务、速记与审计活动；税务咨询；市场研究 741与公共民意测试；商业与惯例咨询；支持法律活动 7411法律活动 7412财务、速记与审计活动；税务咨询 7413市场研究与公共民意测试 7414商业与惯例咨询活动 742建筑与工程活动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 743技术测试与分析 744广告 7484其他的商业活动
资料来源：Müller ＆ Doloreux（2009）。
计算机与相关活动（72）、研究与开发（73）、建筑与工程活动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742）、技术测试与分析（743）属于新技术型的知识型服务机构（T-KIBS），其他属于传统的专业服务业（P-KIBS）（Consoli et al.，2010）。
魏江等（2007）基于标准化生产方式、模块化生产方式与定制化生产方式将KIBS划分为4个大类、14个子类，从金融业到商务服务业，它们的生产方式大致的变化趋势是，从标准化生产方式向定制化生产方式转变。2.1.2 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内涵、维度与模式2.1.2.1 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的内涵
互动指交换产品、服务、信息、金融工具和社会经历的过程，其核心旨意在于交换。较为重要的互动事件一般指的是社会交换、信息交换和制定协议等（Schurr et al.，2008）。基于互动的基本思想，不同研究领域对制造企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互动的内涵持有不同见解。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营销研究领域与服务创新研究领域。（1）产业营销研究领域对购买者—销售者互动的理解
产业营销与购买团队（industrial marketing and purchasing group，IMP）对购买者—销售者互动的理解主要基于四方面。一是围绕Hakansson（1982）提出的互动模型（IMP互动模型）从整体视角分析互动；二是基于结构化和动态性两大视角深化IMP互动模型；三是围绕IMP互动模型中的要素做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整合；四是基于个体视角侧面分析互动。
其一，IMP总体互动模型的提出。IMP提出的互动模型对于界定购买者—销售者（buyer-seller）互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模型最初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以制造企业为背景，主要阐述业务交换（business exchange）的过程，说明企业是如何互动的。其基本观点认为互动是产业网络中的一种协调机制，在互动过程中，参与企业能够相互沟通、影响、应对（confront）并决定彼此生产的行为。基于此，基本观点提出购买者—销售者互动包含四大维度：互动过程，拥有明显的内容与程序特征；互动主体，通常以组织作为个体；互动环境；互动氛围，影响互动以及受互动影响（Hakansson，1982）。图2.1 IMP 互动模型
如图2.1所示，在该互动模型中，事件（episode）与关系（relationship）是互动过程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事件（episode）通常是用复杂（complex）与否来衡量，包括产品/服务、信息、资金、社会交换，而关系（relationship）是用广度（extensive）来衡量，包括制度化（institution）与适应（adaptation）；互动主体用结构是否匹配（structure fit）、知识（knowledge）是否相似（familiar）来衡量；互动环境则从稳定性（stabil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ous）两方面衡量。互动过程、互动主体、互动环境均与互动氛围相互关联（Hakansson，1982）。
其二，IMP互动模型的深化与发展。相关研究者基于IMP提出的互动模型，聚焦商业服务提供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互动，从结构化与动态性两大视角对互动的结构维与过程维分别进行了分析。①互动的结构维。包括互动目的、购买者与供应商的能力、互动界面三方面。这三方面具有以下逻辑联系：第一，购买方与不同类型的商业服务提供商的互动是出自不同的目的，互动目的主要包括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影响客户的主要过程，是否能与这些主要过程的重要特征匹配等。第二，基于不同的互动目的，购买方与商业服务提供商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购买方能力包括客户企业的“实施”技能，以及理解什么能够匹配、什么适合匹配、如何匹配、与谁匹配等能力；提供商能力包括业务的开发与创新、生产设计等。第三，互动双方的界面，主要指购买方与提供商互动时各自派出的代表。购买方代表包括业务开发代表、所影响到的内部客户等；提供商代表包括产品代表，通常指一个咨询团队或工程师团队等（Wynstra et al.，2006；Valk et al.，2009）。②互动的过程维。包括适应与沟通。适应指的是特定关系的变化或双方的投入，目的在于便利购买者—销售者的合作；沟通则是对购买者—销售者对话的主题概念化，该对话能够反映互动的主要目标（Valk et al.，2008；Valk et al.，2009）。
其三，互动要素的丰富与发展。也有学者基于能力视角，分析了客户—IT供应商互动过程的特征以及客户在咨询项目中如何通过与IT供应商互动来增强他们能力的问题，据此对IMP提出的互动模型做进一步深化，如图2.2所示。互动主体主要包括客户与IT供应商，互动过程除产品/服务、资金、社会交换、信息四种类型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交换类型，即IT能力，提出互动过程通过组合各种类型的交换能够成为协调与增强能力的核心（Brito et al.，2009）。图2.2 客户—IT供应商互动模型
其四，基于个体视角侧面分析互动。除了围绕IMP所提出的互动模型而展开的相关研究外，还有学者是从个体视角，如顾客或供应商视角对互动进行研究。如Johnsen等（2006）认为互动可以从顾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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