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忆沩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以文学的名义试读：
序一
去年大年三十那一天，我完成了这部作品最初那个版本的整理。它的正文部分结束于《隐居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争取它的出版，却也一直都没有结果。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完全清楚了其中的原因。而从新加入到正文最后部分的那五篇作品，读者也应该马上就会清楚这“没有结果”的结果完全是出于神奇的天意。
对我来说，2017年是神奇的一年。首先，三部不同作品的三个不同语种译本的同时问世，加上之前出版的《深圳人》英译本的持续升温，为“‘异类’的文学之路”打开了国际的通道。同时，围绕着《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译本和《深圳人》的法译本展开的那一系列“超验现象”又为认识生命和文学提供了特别的角度。这部作品没有在2017年出版就是因为它在等待着那神奇年份的全部的神奇。
同时，它也在等待着2017年的过去。因为接下来的一年是我文学道路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988年8月，我的中篇处女作在《作家》杂志上“头条”发表，这是我正式进入中国文学景区的标志。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能够在如此特殊的年份出版这部关于文学和人生的作品也同样应该是“成事在天”的例证。
12月中旬，蒙特利尔的严寒提前到来。这让我充满了担心。我担心自己已经坚持了20年的迎新仪式会被“不可抗拒力”中断。我担心新的一年会因为这中断而错失机运。奇迹再次出现：元旦清晨的气温尽管仍然低于零下30摄氏度，却并没有如我担心的那样刮起凛冽的寒风或者降下狂乱的雪暴。我相信这同样是出于天意。于是我像往年一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起步。最后，我带着满身的冰碴跑完了11公里的距离，跑进了2018年的晨曦。
15个小时之后，责任编辑确认这部作品出版条件的邮件出现在我的邮箱里。这消息正式拉开了2018年的序幕。薛忆沩2018年1月13日
序二
2015年6月，第一部《薛忆沩对话薛忆沩》还没有上市，这“续集”中的第一篇就已经随《作家》杂志第七期里的其他作品一起下厂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让我马上就想到关于“‘异类’的文学之路”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我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它会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仅仅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这种对话又积累到了需要再次结集的规模。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积累的速度。我倾向于将它与自己这四年来在创作上的丰收和在市场上的拓展联系起来。前者当然是“勤奋”的结果，后者不妨视为是“运气”的见证。
2016年12月初从国内做活动回来不久，我就开始整理过去两年的访谈。我原以为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其中多数都是“名篇”，又获得过不少读者的好评，也曾经被不少的网站转发，质量应该有基本的保证。没有想到刚进入第一篇的第一问，我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冒头。继续下去，不满情绪更是急剧膨胀。就这样，我又一次被推进“重写”的狂热之中。结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历年三十那一天才完成全部的整理。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经常遭受疲惫和厌倦的伏击。这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躺在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三宿舍116房靠窗边东侧高铺上的年轻人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经常会在深夜里惊醒。他经常会与自己对话。那是他与自己最近的时刻。那也是他与未来最近的时刻。他已经知道他必将离经叛道，走“从没有人走过的路”。他已经知道那意味着他将要穿过很长很长的黑暗，将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羞辱，将要忍受很深很深的孤独……有一次，他甚至看到了那条路的尽头：他僵硬地躺在那里，躺在路人冷漠的目光中。突然，一个蒙面人走过来，从背包里取出一本本的书。放下最后一本书的时候，蒙面人用略带挖苦的口气说：“这就是你的‘一生’。”
现在，那一生应该是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可是，我写出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那个蒙面人从背包里取出的书的三分之一。我想这就是我将自己这部访谈作品的续集整理成书的意义。我在鼓励自己不要松懈，我在鼓励自己继续努力，我在鼓励自己写出更多的作品，我在鼓励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薛忆沩2017年2月2日于蒙特利尔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弃理从文 开启“迷人”的文学之路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是国内知名的高校，更为许多男生所向往，计算机在当时也是新锐又热门的专业，为什么你本科毕业之后没有在所学的理工方向深造，而是转向文学创作，后来还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和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促使你弃理从文，最终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触动了你年轻的心灵，驱使你下决心转向文学的呢？
促使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应该是中国大陆始于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它的“主旋律”是以存在主义为旗帜的西方哲学思潮。我的基础教育横跨整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无疑是我个人成长期中最关键的阶段。在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谈到了“死亡”和“语言”对我的成长造成的深刻影响。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早熟、敏感和好学的少年；我已经在博览群书和放眼世界；我已经完成了我在知识上的原始积累……1980年5月，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在巴黎街头为萨特送葬的壮观场面通过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12英寸的屏幕投射进我心灵窗口的时候，我立刻被“精神”的魅力强烈地触动。从此，“不朽”的文学成为我生命的追求，“神圣”的写作成为我生活的意义。
当时在高中阶段要进行文理分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学习文科？
我一直是文理兼优的学生，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有重理轻文的强烈偏向。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仅仅是因为喜爱而去选择学习文科。我也没有能够脱俗。现在想来，这种选择对我其实就是宿命：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个体生命的困惑；另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的数学训练。要知道，个体生命的困惑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的心理基础，也是我全部作品的主题；而数学训练培养了我对语言和叙述逻辑特殊的敏感和美感。物理和化学同样对我有很深的帮助。物理将我引向事物的复杂性：光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等物理规律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而奇妙的化学反应和精致的化学结构式也为我将来的叙述设置了很高的标准。
大学二年级，你在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读完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感动得“第一次”为文学作品流下眼泪。而三十二年以后，在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非凡影响的文学大师离开人世的时刻，你对他孤独的人生和作品做出了精到而动情的解读。你的《献给孤独的挽歌》一文在2014年4月25日传遍了中国，感动了无数热爱文学的读者。发表这篇长文的媒体在编者按语中感叹说：“中国作家总算对马尔克斯有了一个交代”。现在回看自己的文学道路，你怎样评价十八岁的那次阅读对你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是马尔克斯开启了你的文学之门？
阅读对写作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说福克纳当年从欧洲旅行回来的路上一直在阅读被美国法庭定为禁书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的“意识流”让这位长年生活于美国南部的天才顿开茅塞。而马尔克斯本人也是在读到福克纳和卡夫卡之后才顿悟了小说的奥秘，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影响”是关于写作者的一个重大问题。我的情况有点奇怪。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尤其是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在以前的访谈中，我多次提到过1976年（也就是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我无意中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读到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那是我一生中与真理最宿命和最震撼的相遇。我后来多次强调：“我的写作是十二岁那一次阅读留下的伤痕。”忧郁的情绪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六年之后，那忧郁的情绪又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推向了更深的部位。那是我与真理的另一次宿命又震撼的相遇。就像《等待戈多》一样，那也是一部关于等待的作品，是等待得令人窒息的作品。它将读者带向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结局，带向绝对的虚无。生命和时间因此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孤独的极限。我的写作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我的人物都在遭受着孤独的煎熬，现在想来，这一切与十八岁的那一次阅读当然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你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睡星》吗？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这篇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坚定了你走上文学之路的信心？现在回头看，你如何评价这篇处女作？“处女作”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不为人重视了，就像“处女”这种生命状态一样。《睡星》发表于1988年第8期的《作家》杂志，而且是头条。在那之前，我只在不起眼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小的作品。《睡星》是1986年1月写成的。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一家一家的杂志拒绝，有两次甚至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到了发稿的前夕。这种令人气馁的经历成了我随后文学道路上的“常态”。它也是我现在还经常要面对的“新常态”。是述平的信传来了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份捷报。与《作家》杂志关系密切的述平是我在大学阶段就已经结识的朋友。他也是“弃理从文”的典型。他大学阶段学的也是计算机。后来写诗、写小说，最后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编剧，是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和多部姜文电影作品的编剧。而《睡星》的责任编辑是当时在国内非常活跃的作家洪峰。我记得述平在信中还转来洪峰的断言，说我“将来是要写大作品的”。这种来自名家又放眼未来的断言对一个刚刚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写作者当然是一种很大的鼓励。《睡星》的发表奠定了我与《作家》杂志迄今已近三十年的美满“姻缘”。最近这些年里，《作家》杂志对我的写作尤其是我的“重写”给予了极富胆识的支持。它发表了所有我希望它能发表的“重写”作品。而通过《作家》的发表，所有这些作品也都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喜。
现在我很少谈论《睡星》了，也没有将它收在任何一本小说集中，也肯定不会对它进行“重写”。它是我试图“遗弃”和“遗忘”的幼稚的作品。不过现在细想起来，这幼稚的作品与我后来那些成熟的作品也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相似：它表现的是个人的抗争和挣扎，同时它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意。
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对你今后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于2002年2月正式移居加拿大。之后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没有踏上祖国的大地。2005年夏天第一次回国的前夕，中山大学的林岗教授建议我将已经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当时，我在域外的生活已经基本安定下来，而我出国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前一年发表之后又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它将“薛忆沩”这个符号重新激活，带回到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林岗是我当年在深圳大学的同事，也是我最近这20年来交流最多最深的朋友。在《我的长跑教练》一文中，我粗略地谈论过我们的相识和相知。能够有这样一位心怀高贵的精神向往、对世事有超凡的洞悉、同时又充满人情味的朋友，当然是我文学生命的幸运。从友谊之初，林岗就对我的文学追求有强烈的认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于2006年初出版。就像前两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的《遗弃》一样，这次出版对我个人来说仍然毫无经济效益（注意，我这时候都已经超过卡夫卡去世的年纪了）。但是小说集在出版之后迅速获得了来自读者和学者的好评，为我赢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这对我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因为“背井离乡”而模糊不清的生活方向又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了。我知道我将继续朝着汉语写作的腹地走去，不管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艰辛。
后来，在2010年前后，也就是在为《随笔》杂志和《南方周末》写作过读书专栏和在写出了《与马可·波罗同行》以及尝试着用英语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之后，我对汉语的感觉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崭新的感觉让我不再以自己颇受青睐的第一部小说集为荣，反而以它为耻。这就是我固执地开始“重写”的原因。其实在一开始，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如此地漫长又如此地艰巨。它持续了整整五年。它耗费了我巨大的精力。但是，我完成了。经过彻底的“重写”，加上大量新作的补充，我上演了一台将第一部小说集“一分为四”的魔术。2006年版的《流动的房间》现在已经可以宣布报废了。它经过“重写”的所有篇目现在分散在201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动的房间》新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和“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以及今年同样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系列小说集中。这四部小说集风格殊异，呈现出我短篇小说创作的多样性。
独立特行 坚守“异类”的小说创作
你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最独立特行的人物：从来没有加入过作家协会，也几乎没有参与过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你的写作一直是“在野”的写作，你的文学也一直是“独立”的文学。你在文学上的追求是个人的追求、孤独的追求，也是最纯粹的追求。你的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信仰？
我想两者都有。我生性就比较孤僻，对任何性质的集体活动都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北京高校的学生有机会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我们整个年级有近八十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参与班主任老师所说的那“历史性的”活动。同时，我也坚信文学是个人的事业，是孤独的事业。与同行的交往和切磋如果能够直面文学，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所有与利益密切挂钩的大集体和小圈子都很容易将文学变成生意，都非常危险。是的，在文学上，我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当然让我受益无穷，但是它也给我带来过许多的尴尬和困难，比如在五十岁之前，在文学成就已经获得确认之后，我却还从没有得到过国内文学奖的光顾。我无疑是中国所谓著名作家中在这方面的“翘楚”。
你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历时十六年创作完成，后来结集为《出租车司机》出版。这个系列的开篇之作是首发于《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上的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你是发表了这篇作品之后才萌生出写这个系列短篇的想法，还是此前就已经有写作的计划？“深圳人”系列小说是2005年我回国之前不久才产生的想法，与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的首次发表相距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不太记得刺激我新一轮创作冲动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因为又要回到已经分别了将近三年半的深圳？也许是因为已经在开始准备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在准备出发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进入神奇的创作状态，在草稿纸上写下了《小贩》、《女秘书》、《同居者》和《物理老师》等四篇小说的初稿。“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就这样出现了。后来在深圳接受当地报纸采访的时候，我首次公开了这个想法。但是，在随后的五年里，除了发表过《女秘书》、《同居者》和《物理老师》等三篇作品以及新写了《母亲》和《文盲》两篇的初稿之外，整个系列小说并没有更多的进展。一直到2010年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重写”完《出租车司机》之后，我对完成这个系列才有了紧迫感。整个系列最后于2012年的秋天在蒙特利尔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表现的是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能够让读者看到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小人物命运的悲悯情怀。能不能谈谈你的艺术构思与美学追求？
个体生命的意义一直是我的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而普通小人物一直是帮助我挖掘这一主题的最佳人选。当“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攒动在我头脑中的都是这样的小人物，比如“小贩”、比如“物理老师”、比如“女秘书”……哪怕是像“剧作家”（最开始是“小说家”）和“神童”这类有过辉煌业绩的人物也是作为已经被边缘化的小人物来处理的。历史是由权力推动的。小人物没有权力，对历史也就没有影响，但是，他们却深受历史的影响。这是小人物命运的悲剧。“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历史。它当然深刻地影响着小人物的命运。而在我看来，最值得文学关注也最考验作家能力的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影响，是那些与统计局发布的或真或假的数据没有明显关系的影响。文学对人性有自己独特的探测工具和表现手段。它的绝活是通过精准的语言、精致的结构和精细的叙述将读者带进“看不见”的世界。“深圳人”系列小说有意避开了“深圳”的地标和关于“深圳”的许多成见（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成见），它力图用文学（或者说语言、结构和叙述）之“精”来发现深圳之“深”。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仅不敢在任何一个细节和转折上有任何的松弛，甚至不敢怠慢任何一个标点。我是不断挑战自己和不断挑战语言的写作者。这种挑战一旦与新的认知秩序达成和解，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就会出现。“深圳人”系列小说瞄准的就是新的审美趣味。它希望通过阅读，读者能够对文学展示的美获得新的认知，能够对文学传达的情获得新的认知。
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是你最先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佳作。这篇作品集中了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作品的美学特征。它的叙事不动声色，却充满诗意、感人心怀。你当初是如何构思这篇作品的？是什么触发了你的创作冲动？
文学创作是一种很神奇的认知活动。文学作品的成功也经常不可理喻。有时候，一篇很费功夫的作品并不会得到与它相配的成功，相反，一篇成功的作品有时候可能却“得来全不费功夫”。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属于后一类。它可以说是我在深圳的街道上“捡来”的作品。那是1997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从家里出来，沿深南大道往西走，想构思一篇符合《人民文学》约稿要求的短篇小说。在接近东门的时候，我看见一辆出租车在路边停下来，一对中年男女下了车。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画面，但是，我却像是遭到了电击一样：刹那间，《出租车司机》的结构、情绪和细节完整地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我迅速跑回家，将我在文学道路上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显灵”倾泻到一张草稿纸上。
有意思的是，《出租车司机》当年秋天在《人民文学》刊出之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当时一位《小说选刊》的编辑注意到它对城市生活的“诗意”的呈现，想在他们的杂志上选用，但是却遭到主编的否定：这位主编说他看不懂这篇作品。奇迹再现于三年之后：因为一次电脑操作上的失误，小说被误传给了《天涯》杂志的编辑，并且被重新刊出。这因电脑操作失误导致的刊出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小说迅速被包括《新华文摘》和《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选刊（也包括三年前否定了它的《小说选刊》）选载，迅速完成了自身的“经典化”过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一个国家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至今都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你的“战争”系列小说集《首战告捷》获得201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提名。其中的《首战告捷》现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短篇小说中的“经典”。我在读这篇作品的同时又重读了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首战告捷》引起的撼动并不亚于那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历史与人生和战争与人性的关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类题材？又是怎样获得小说中那种复杂的感受的？“历史”中充满了荒谬，而“战争”更是人类历史中最极端最恶劣的生态环境。在荒谬和极端的情境中探寻个体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无意义）是我的文学的偏好。这个偏好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环境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成长的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很多机构（比如学校）都是按军队的建制来组织的。在学生时代，我做过班长、排长、副连长以及全校红卫兵团的副团长。军事化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们聆听、阅读和写作的语言也经常都充满了浓厚的“火药味”，而我们百看不厌的八个样板戏中有六部与“战争”有关。当然，更内在的原因还是历史的荒谬和战争的极端总能够将我带进终极的问题，迎合了我个人忧郁的气质和审美趣味。比如透过《首战告捷》中“战争”的硝烟，我看到了“父子关系”的悲剧性。我一直认为，“父子关系”是人类一切权利关系的基础。《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可以说是关于“父子关系”的作品。等不到政府的回信事实上就等于是失去了“父亲”的爱。绝望的上校就如同《首战告捷》中幻灭的将军一样，是深陷于荒谬的沼泽中的“孤儿”。
你的长篇小说《空巢》写的是一位八旬老人遭受电信诈骗的经历，可谓贴近中国当下的现实。读到小说的开头，我心里稍有疑虑。我想聪颖的作家不会就事论事，纠结在一个没有什么新意的电信诈骗案上。果然，“现实”只是故事的外壳或者说框架。小说的内核其实是这“现实”所从中而来的历史。请你谈谈这部长篇的构思。小说中的这位老人有生活原型吗？
2010年9月的一天，我母亲遭受了一次电信诈骗。如果没有她的这一段惨痛经历，我应该是不会在2014年初写出一部像《空巢》这样的作品的。谎称“公安人员”的诈骗者告诉我母亲，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她“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面对这样的刺激，我母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一生的清白，而不是“公安人员”的真假。在骗局被揭穿之前，她也一直在过去和现实之间穿越，并且相信她与“公安人员”的密切配合最后会让她恢复名誉，让真相大白。这个细节启发我将历史的维度引入了这部作品。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浓厚的哲学气质，都试图探寻“事”后之“因”，都不是“就事论事”。《空巢》秉承了这种气质：历史的维度最后成为小说的主要维度，成为小说的内核。现实中的骗局不过是历史荒谬性的延伸和注脚。这是这部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把《空巢》的故事框架设计在一天之内，又从主人公一天遭受电信诈骗的经历引出她一生的遭遇。这种构思可能受到乔伊斯或者茨威格小说的影响。你为什么想到要如此构架这部长篇呢？
文学史上关于“一天”的作品很多。这些作品通常也都试图用“一天”来容纳“一生”。《空巢》选择“一天”的框架是因为它正好吻合了现实中事态本身的发展。我做的更细致的处理是将一天中的二十四个小时按时辰分成十二段，然后用每三段构成小说的一章。因此，小说共有四章，并且每一章正好用来表现主人公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主人公“一生”的那些素材在“一天”中这十二个相等的时段里平均分配，同时又与主人公心理发展的过程相呼应。这是一种强调均衡与和谐的结构。我相信毕达哥拉斯会欣赏这种与“数”相关的结构。
黄子平教授称《空巢》是“薛忆沩的大手笔”创作出来的“一部炉火纯青的心理小说”。它是去年中国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这也是你的长篇小说第一次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你用这部作品向中国的读者证明了你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能力。我想这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我一共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部得以在国内出版。基于这个情况，我曾经说过可以用“4=2”这样一个荒谬的等式来说明自己在独立特行的文学道路上遭遇的惊险和艰难。这数学的谬误却精确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空巢》打破了好像一直在控制着我长篇小说创作的咒语。它在《花城》杂志上的首发、在深圳《晶报》上的连载以及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都只能用“神速”来定性。它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我的其他作品。它是一部将我的文学带向了广大普通读者的作品。《空巢》为我的文学生涯创下了一系列的纪录，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深圳《晶报》的连载：连续四十三天，每天一个八开整版（第一天是三个整版）！这是怎样的一种规模啊。我曾经开玩笑说：“这恐怕是托尔斯泰都没有过的待遇。”
自我挑战 发动“重写”的革命
你在前面的回答中已经提到了你的“重写”。更多的作家，尤其是在成名之后，总是希望有新作不断出版，往往会把目标锁定在“下一部”新作上。是什么触动你对旧作进行“重写”，发动了一场已经引起文学界关注的“重写”的革命？
在2009年前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变化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与马可·波罗同行》的写作。在那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处于之前从没有达到过的理智与情感的巅峰。那是一种极限状态。我非常清楚，我要再往前一小步，我就会掉进疯狂的深渊。我的长跑就是那时候固定在我的生活之中的。没有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我完全不可能完成那种高难度的写作。
正是在那种极限的状态中，我清晰地发现了汉语逻辑表达的潜力，汉语呈现细节的潜力以及汉语精准地指称事物和情绪的潜力……带着对语言崭新的感觉去重读自己的旧作，包括《出租车司机》那种被评论家称为“不能再做任何增减”的作品，我很容易就发现了它们里面的许多瑕疵和疏漏。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这种发现立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很深的负疚感和犯罪感，对文学，对读者，对自己。“重写”的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对少量作品进行“重写”可以理解，而你对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所有旧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随笔作品都进行了“重写”，如此彻底的革命在文学史上确乎少见。开始这样的“重写”需要多大的勇气，完成这样的“重写”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很想听你进一步谈谈“重写”的情况。
前面说过，我“重写”旧作的原因是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所有那些旧作的问题在我面前暴露无遗。我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因此完全感觉不对了。这种“不对”的感觉对我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折磨。“重写”是我的必经之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我对自己的救治。不经过这样的自我救治，我就不可能继续前行。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表面上不流血的革命会进行得如此持久又如此暴烈。整个的“重写”从2009年底开始，到今年年初基本结束，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而整个的“重写”几乎涵盖了我在2010年（也就是46岁）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
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重写”是对整个“重写”的革命最大的考验。我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借着《空巢》带来的巨大的“正能量”，我终于在今年年初用一个半月时间攻下《流动的房间》旧版中这两座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曾经于1990年12月同时发表于《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是对我的文学和人生都发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品。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至今为止在国内创作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它完成于2000年夏天，2001年1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攻下这两座堡垒标志着我“重写”的革命“虚构类”的结束。紧接着，我乘胜前进，完成了已经拖欠多年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创作。三部“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于今年春夏之交由《作家》、《天涯》和《长江文艺》三家杂志同时推出，又成了文学界和我个人文学道路上的一个特殊事件。
完成“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之后，我马上“重写”了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中一半以上的篇目。这些作品与一些新写的文章构成《文学的祖国》的新版，是今年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同时出版的我的三部作品之一。而《文学的祖国》原版中与文学关系不大的另外一半以及随笔集《一个年代的副本》中的部分篇目将来要重新出版的话，也肯定是需要“重写”的。也就是说，我“重写”的革命现在其实还只是“未竟”的事业。
你“重写”的不少作品，如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和《首战告捷》等，都起点甚高。《出租车司机》2000年在《天涯》杂志第五期上刊出之后，曾经被包括《新华文摘》和《读者》杂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选刊转载；《首战告捷》也曾经被残雪称赞说“达到了博尔赫斯的水平”。你的“重写”不仅是挑战自我，也是在挑战权威。你担心过“重写”的失败吗？或者说，你担心过“重写”后的作品反而不如未经“重写”的版本吗？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因为我的“重写”都针对着文本中的具体问题，都是有的放矢的。而“重写”获得的反馈更是证明了这种担心的多余。这五年来，我所有“重写”的作品都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出租车司机》的英文和意大利文译本依据的都是它的“重写”版；《首战告捷》当年除了被残雪等少数权威看好之外，并没有获得文学界的认同。但是，它的“重写”版去年在《作家》杂志刊出之后，马上被《新华文摘》转载，也进入了多种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的选本。还有《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当年也只是获得了残雪的称赞。而它的“重写”版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被中国小说学会列在201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榜的第二位。最近，它又被当成我的代表作译成德文，在《人民文学》的德文版上发表。还有，长篇小说《遗弃》的“重写”版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深圳读书月期间，被由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从全国当年出版的三十万种图书中选出，成为当年的“年度十大好书”。
你正好提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遗弃》。你的这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首次出版之后八年的时间里“只有十七个读者”，现在它却已经是在知识界广为人知的作品。对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重写”，当然是对自己毅力的更大挑战。你在“重写版”的后记中说“重写”的理由是你发现这部作品的旧版“具备不错的总体素质，在细节上，它却已经远远落后于我现在的审美标准”。如何理解你的这句话？《遗弃》最初出版于1989年的春天，好像是一个迫不及待的早产儿。它随后八年遭受的冷遇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看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后来，它被知识界重新发现，变成了广为人知的作品。1999年，它的第一个修订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两个版本的《遗弃》已经充分表现出了这部作品的思辨性、实验性和反叛性。这些都是《遗弃》引人注目的“基本特征”。但是，随着我对汉语感觉的变化，随着我审美标准的大幅提高，对前两个版本语言上的瑕疵和细节上的粗率，我已经无法忍受了。所以在2011年初，当有出版社想要再次出版《遗弃》的时候，我首先的反应是谢绝。那时候，出书对我其实有很大的诱惑，尤其是出版《遗弃》，因为这部作品是我文学道路上最大的“羞辱”和“阴影”。我在以前的访谈中已经说过，《遗弃》第一次正式出版的费用全部是由我自己承担的，而第二次正式出版的时候，在开印的前一天，出版社突然要求我从双方都已经签好字的合同里删去了关于版税受益的条款……这一次，主动找上门来的出版社完全清楚这部作品的价值，他们给出了不错的条件。我只要在合同上签一个字，《遗弃》就能够第一次创造经济效益。但是，我没有妥协。我肯定《遗弃》是一部可以写得更好的作品。我肯定《遗弃》是一部应该写得更好的作品。我肯定《遗弃》是一部必须写得更好的作品。“我们必须等待。”我告诉不断催促我的出版社。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我“重写”这部作品的冲动和勇气……2011年秋天，我在蒙特利尔开始了这次壮观的“重写”。它在严冬到来之前完成，历时整整三个月。的确，长篇小说的“重写”是更大的挑战，它需要不断地“破”和不断地“立”，需要不可思议的耐心和耐力。《遗弃》的“重写”让精神和身体都严重透支。
知识界评价《遗弃》是中国少有的探寻个人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何怀宏教授借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称它是你“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路程”。你完成《遗弃》第一版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中完成这部作品的？在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省人事”的年纪，你的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密集的哲理呢？
2011年初，当我向出版社询问重出《遗弃》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们肯定地告诉我《遗弃》是“八十年代的经典”。这种说法自然让我想起一年前（2010年初）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里的一次奇遇。那一天，我在那里文艺批评的书架上见到一本介绍西方现当代文学名著和大师的中文书，是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的。我随手翻开那本书，注意到书的最后附有一份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49种理想藏本”的书单。我好奇地翻到书单所在的页面，居然在作者按他自认的重要程度排列的理想藏本里看到了《遗弃》（而且它还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我当时就好像隐隐约约听到了命运的召唤。《遗弃》是1988年在长沙酷热的夏天里用“深圳速度”完成的。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一种宣泄，一个年轻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对现实、历史以及生命的深层焦虑的宣泄。充满精神追求的八十年代即将结束……像许多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一样，《遗弃》的主人公开始对个人的处境和世界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小说的题记经常被人引用：“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它表明《遗弃》是一部探讨“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作品。“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它的专注又是我的文学最突出的特点。从这一点看，何怀宏教授的那种说法很有道理。《遗弃》是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这一点很容易被人忽略。八十年代中后期笼罩着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环境污染、人情淡漠、弄虚作假等等气象都进入了主人公的视野，成为他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灰暗的现实感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是很罕见的；而《遗弃》又是一部预言性的作品：主人公不仅见证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还预言更大的“混乱”就是世界的前景。在“混乱”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事故”。人格、人性以及空灵的人本身最后都会被荒诞的生存状况吞噬；最后，《遗弃》也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主人公对体制的反抗、对战争的反感、对自然的向往和对写作的崇敬都是这种情怀的反映。他试图遗弃的只是“混乱”的世界。他的遗弃实际上是他探索和寻找生命意义的终极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遗弃》是一部向八十年代致敬的作品。它的触角非常敏感也非常丰富。我至今为止的所有作品与它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联系。它更是直接介入了我全部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品。那三部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遗弃》的读者，并且都深受它的影响。
我的全部作品都带有哲学的气质，都关心事物背后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从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充满了兴趣。在《一个年代的副本》中回忆自己成长过程的时候，我强调“语言”和“死亡”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已经是我的导师。前面已经说过，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遭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棒喝”，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又遭受了萨特的“电击”，我在不到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订阅《哲学译丛》和《自然辩证法》等专业的哲学杂志……我的整个文学生命可以说是被哲学启蒙的。《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位“业余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写作者。《遗弃》的“重写版”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关于生活的证词”，这好像是有意让它更贴近“生活”。其实，这份证词不仅是关于“生活”的，还是关于“写作”的，因为它里面包括了主人公本人创作的多篇虚构作品。以写作者为主人公的作品在中国好像还不曾有过，它是不是有自传的因素？
我现在倾向于认为，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性的。《遗弃》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我更愿意将《遗弃》看成是八十年代热爱思考又深陷于精神困惑之中的整整一代青年的集体自传。像我一样，《遗弃》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虔诚的写作者。他视写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生命的意义。他将笛卡尔的名言改为了“我写作故我在”。我也曾经多次说过，我的这个虚构人物是远比我优秀的写作者。《遗弃》很快又会有一个更新的版本要出版。在审读这一版清样的过程中，令我感叹最深的还是主人公的写作才能。他的作品写得的确非常精致，又有厚重的寓意。可惜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评论家注意到过这一点啊。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意蕴的深度、表达的精确、叙述的美感最终都要依赖语言来完成。你在很多场合已经表达过你对语言的精辟见解，这里我仍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你对自己作品的语言“苛求”到什么程度？
语言是写作者赖以生存的工具。我一直相信文学作品的质量首先是由写作者掌控语言的能力来决定的。我的“重写”建立在我对语言的感觉之上。用五年的时间“重写”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足以表明我对自己的语言“苛求”到了何种程度。我曾经说过我的一生将是这种“苛求”的祭品。这不是一句大话，这也不是一句空话。这豪言壮语表达的其实是我对自己的担心或者焦虑。对语言的“苛求”会让人的大脑处于理智与疯狂的交界处。我经常不安地想，再过若干年，当身体的机能已经无法承受这超负荷的“苛求”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但是，担心也罢，焦虑也罢，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么多年了，我的许多编辑都成了我这种“苛求”的受害者。我经常在作品和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刻还会提出修改的请求：改一句话，改一个字，甚至改一个标点。
你在《遗弃》“重写版”的后记中写道：“已经持续了三年的重写让我发现了汉语和写作的许多奥秘。”如何理解这句话中的“奥秘”？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汉语的表现力一直没有什么信心。我曾经通过小说（如《两个人的车站》）中的人物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困惑。但是，在“重写”的过程中，在与语言进行的一场一场格斗甚至肉搏中，我对汉语有了很深的认识。我发现了汉语很多的潜能，比如它平实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比如它表达细腻和脆弱情感的能力，而这些都是许多人认为汉语相对薄弱甚至缺乏的。深深的困惑终于变成了深深的爱。这是双向的爱。在痴迷的“重写”过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获得了汉语的爱。最近这三年来，我能够在写作上“高潮迭起”就是这种无价的真爱的证明。
写作是需要写作者以“生”相许的事业，因为语言深藏着“无限的可能”，对它的学习、探究和呈现是不可穷尽的。也因为这“无限的可能”，我一直强调写作者应该有一颗卑微的心，应该永远怀着对语言的敬畏去写作，去发现更多的奥秘。
“背井离乡”追寻文学的祖国
出国之前，你在深圳大学任教。在很多人看来，那是对一个写作者相当有利的位置：有良好的待遇，又有相对的自由，还有令人羡慕的假期。为什么后来突然会“背井离乡”，移居异域呢？
2013年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我说我当年选择出国是“为了逃避陈词滥调”。现在想来，在众多的原因里，这的确是最重要的一条。我在前面提到过《遗弃》的预言性。其实，我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走向就总是有奇怪又准确的预感。我的预感一直比较悲观。所以，我生活的轨迹总是与潮流相反：九十年代初，当大家都急于“下海”的时候，我却“上岸”重新回到了高校，去学习冷门的“语言学”；而在九十年代末期，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开始转向中国，中国的社会里也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海归”的时候，我却将注意力转向了别处，选择了出海，而且多年不归……我所说的“陈词滥调”有更广泛的外延，包括了集体的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九十年代中期，“浮躁”这个词还没有流行成为中国社会的标签，我却已经预感到它将会成为中国的现实。我喜欢从小细节去感知大趋势。不知道这应该叫“以小见大”还是叫“小题大作”。那时候，我经常会利用周末从深圳坐火车回长沙。火车是五点钟左右离开深圳，也就是股市收市之后不久。还在候车室里，周围的“异口同声”就已经引起我的注意。而到了车厢里，前前后后也都是关于刚刚结束的大涨、大跌或者不涨不跌的热议。这也许并不算什么。有一次在深圳一家大医院的注射室里，我看见一位护士在为患者扎针的时候，脸部自始至终都完全背向患者的臀部：她在专注于身后两位同事关于股市“实时”行情的报道和讨论……这些所指十分明确的“危相”绷紧了我的神经，也是我选择逃离的重要原因。我一直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样化的社会，应该是闪烁着个性光芒的社会，应该是有清晰而丰富的精神追求的社会，应该不是物欲横流的社会，应该不是全民炒股的社会。多样化和个性化也是文学的根基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看到整个的社会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狂奔，看到所有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情狂热，看到所有的人都像是同一个人，我当然会感觉恐惧。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第四十八座城市写的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在那里，同一副扁平的面孔（这显然是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象征）不断繁殖、不断堆积、不断扩张，最后完全占满了全部的生存空间……在九十年代的末期，面对中国社会的许多“危相”，我自己好像变成了《遗弃》的主人公，既有被世界遗弃的迷茫，也有试图遗弃世界的骚动……我二十年前的预感今天会不断得到现实的验证。不久前，我去北京广电大厦做一个关于《空巢》的读书节目。坐在那间大概有八百平方米的开放式办公室等候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突然高声谈论起当天的股市行情，个个都显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马上就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深圳到长沙的火车上的那种感受。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为什么还停留在同一个“空巢”之中？这种全民的狂热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正式在蒙特利尔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将近三十八岁：肩负着沉重的生活责任，又没有实际的生存技能……更糟糕的是，生命里还燃烧着不可理喻的野心。这可以说是压迫着我的“三座大山”。但是，我走过来了。我走过来了。现在，我当然可以用络绎不绝的成果来证明十三年前的离开对我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人生选择。可是仔细想来，那意义深远的“逃离”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里面其实还深藏着命运的安排：我远离了故土，却亲近了母语。这不可能是我个人力所能及的奇迹。这是令我敬畏的宿命。看到独立的生命之树已经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地生根，我总是充满了对宿命的感叹。
移居国外以后，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为生活所迫，我在移居以后最初的那八年时间里并不敢放纵自己写作的野心。我那八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全日制学生的身份，这样既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也可以有切实的生活目标。我首先在蒙特利尔大学学习了一年的法语，然后在那里的英语系注册学习英美文学。那一段时间里，学习和写作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我只能利用假期和两度停学的时间来满足写作的欲望。
前面说过，我在2009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通过我当时写的那些随笔作品反映出来：它们有清晰的结构、平稳的节奏、扎实的逻辑。句子的长度伸缩比较自如，词语的重量和色彩也比较准确。所有这些特征后来也成为我“重写”的作品和我的新作的特点。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英语的写作水平也出现了神奇的飞跃。我写下的每一篇论文都会得到老师的称赞。第一年关于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的论文得到了英语系年度研究生最优论文奖。第二年关于“白求恩档案”的论文同样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最后一刻才失去蝉联研究生最优论文奖的机会。这应该是中国作家里面少有的人生体验吧。我从大学时代起就对认知科学尤其是与语言能力相关的现象和理论很感兴趣。但是我好像还没有读到过关于人在四十五岁左右出现的语言感觉变化的文献。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生理变异也非常好奇。
你刚提到的就是你在2007年到2009年间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撰写的读书专栏作品吧。那些作品大都与作家和作品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你对文学和经典的基本态度。你觉得应该如何读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你最大，或者说你最为崇拜的文学大师是哪几位？
我阅读的范围很广，从来就这样，文学作品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在十一岁左右开始的第一次海量阅读期，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通俗的文学经典，如《茶花女》、《约翰·克里斯朵夫》等。那时候，这些书都还是“毒草”，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获得。整个中学阶段的主要兴趣都在哲学和科学方面，文学作品读得更少了。第二次海量阅读期出现在十六岁的时候，这期间阅读了大量现代派文学作品。除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乔伊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乔伊斯语言的细腻和贴切、卡夫卡对生命的洞察和表现、博尔赫斯的宿命感和叙述的缜密对我的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大概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也就是到深圳大学任教之后，我开始完全改用英语阅读。这期间，我开始系统地阅读莎士比亚。也就是在这时候，我通过珍藏多年的英译本阅读了《百年孤独》。我也反复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当然也读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后来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学习期间，我又完整地读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我认为，经典应该“精读”，也就是反反复复地读，一字一句地读。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文学经典的重要了，也很想在有生之年能够系统地读完世界文学中的主要经典。但是时间总是不够啊。面对着厚重的经典，我感慨最深的就是生命的有限。最近，我终于通过伊迪丝·格拉斯曼女士杰出的英译本读完了《堂吉诃德》。这次阅读是巨大的享受，也是巨大的收获。它不仅让我对经典产生了更大的敬意，也让我对“翻译”这种认知和创作活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从你在“为马尔克斯87岁生日之后的第41天而作”的随笔《献给孤独的挽歌》中对《百年孤独》的解读，尤其是关于这部作品“入口”的精彩阐述，可以看出你对文学经典阅读和钻研所下的功夫。而在《与马可·波罗同行》一书中，你对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的五十五座城市分篇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阐说，足见你对那部经典理解之深刻、想象之丰富、推理之严密。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感觉你在写作准备阶段，总是在阅读（或许应该说是重读）你所钟爱的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而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仿佛这些文学大师或在身后注目着你，或在前方引领着你，是这样吗？
阅读经典不是为写作做准备。我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就总是鼓励学生去读那些“最没有用”的书，那些不能立刻提高你的生存技能或者马上改善你的经济状况的书。经典就属于这种“最没有用”的书。它们是纯粹为了阅读而存在的。对我来说，阅读是最本质的精神享受，也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我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书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就担心我读书太多，现在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他们还会有这种担心，因为我对书的痴迷一点都没有变。这是我用自己的生命确保的“五十年不变”，名副其实的“五十年不变”。书籍是我“从一而终”的伴侣。阅读是我“从一而终”的满足。
阅读到底是如何影响写作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的问题。在我看来，进入写作状态就是进入了自由的王国，或者应该说是进入了“绝对自由”的王国。这时候，写作者不可能去在意他钟爱的文学大师，他要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和虚构的世界。
文学大师的“注目”和“引领”存在于现实的层面。许多的文学大师在被尊为大师之前都与现实进行过不可思议的肉搏，其中的一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大师的“注目”和“引领”会给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着的写作者带来巨大的精神支持。饱经沧桑的乔伊斯本人说过，一个人想要知道什么叫世事艰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从事写作。这话说得很好。文学大师所经历的艰辛和磨难总是让我感同身受，现实对文学的冷漠和羞辱总是让我义愤填膺。我最近多次强调要爱护年轻的写作者，也是同样的一种反应。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那些依然保存着幻想和理想的年轻天才是文学微弱的希望。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予那些年轻天才更多的机会、更广的天空、更大的自由。
你说过语言问题是你面对的“道德问题”。如何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要联系到“道德”呢？
我这样说首先是想强调语言对一个写作者至关重要。一个写作者应该尊重语言、爱护语言、并且不断地向语言学习（注意，不是学习语言，而是向语言学习）。语言就像是服装的面料。面料对服装的品质有决定性的影响，语言也是衡量作品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我这样说也是想强调写作者对语言肩负着责任。我一直相信发掘语言的美和增强语言的力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功用。也就是说，写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语言做出贡献；还有，我这样说也是想强调语言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取得的。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志”就是一种道德力量。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对语言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有感觉。这是一种好的趋势。
将语言联系到“道德”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按照佩索阿的说法，语言是写作者的祖国。对语言的崇敬和热爱当然就是写作者必须接受的最本质的“道德命令”。我在《文学的祖国》一文中这样写道：“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这是最辽阔的祖国。这是最富饶的祖国。”文学的祖国当然也是全世界所有写作者共同的家园。
人们在移居国外以后通常会去学一门有利于将来就业的专业，而你选择的是英美文学。就像你前面提到过的，这也是你的专注，你的“五十年不变”。这种选择当然让你更多地接触到了外语的原著，这对你仍在坚持的母语写作有何影响？
弗洛伊德曾经对人生抉择中的“现实法则”和“快乐法则”做出过区分。我的选择表面上看服从的是“快乐法则”，因为英美文学专业教学大纲里的所有课程都能够让我产生强烈的快感。但是实际上，这种选择最后也满足了“现实原则”。前面提到我对汉语的感觉在2009年左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肯定与我那些年高强度地用英语阅读和写作有很大的关系。说对汉语感觉的革命性变化直接引发了我最近这五年在创作上的“爆发”应该一点都不过分。发生在我文学道路上的这种变化其实完全符合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在乔姆斯基看来，所有语言在深层结构上都是一致的。与此相应，我相信，文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普世性，所有经得起推敲的文学在本质上也一定是相通的。
2010年10月17日，《深圳特区报》以《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为题发表了关于你的专题报道。这也是纪念深圳特区建成“三十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的一个内容。从此，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就成了你的一个标签。这之前半年，刘再复先生也在香港《明报》上发表过阅读你的小说后的感受，称你的小说是用“金子般的文字”写成的。现在五年过去了，你如何看待这些高度的赞誉？
博尔赫斯说“荣誉是对生活的简化”。根据这种说法，我们也不妨将“赞誉”看成是对作品的一种简化。当然，如果这种简化能够将读者带往文学、带进文本，同时又能够激发作者进一步的创作热情，就还是很有意义的。从《睡星》发表之后，我就开始听到关于我的写作的种种“赞誉”，后来有《遗弃》的第一版，后来有《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来有《出租车司机》，后来有《首战告捷》，后来有《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最近这五年的情况大家就比较熟悉了。“赞誉”总是让我用怀疑的目光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或者说，“赞誉”总是被我转化成了反省的机会。我这五年来的“重写”可以说就是在“赞誉”的鞭策之下开始和完成的。
我自己一直不能接受“异类”的标签，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事实上是一个走在最纯粹和最正统的文学道路上的写作者。但是，那个深圳制造的标签早已经流传很广了。这五年来，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遇到关于这个标签的问题。我估计，除非有人能够发明出另一个更噱头的标签，我“摘帽”的概率可能是零。是的，刘再复先生曾经用“狂喜”来形容他阅读我作品时的感受。他的激情和率真令我非常感动。他后来还写过一些文章，对《遗弃》也有高度的赞扬。他对《遗弃》主人公关于“饥饿感”的说法与莫言小说人物的“饥饿感”所做的比较尤其让我感觉很有意思。
我只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任何的赞誉都不可能改变我对自己的这种看法。我的“虔诚”的背后矗立着“卑微”和“骄傲”这两个支柱。我在移居加拿大之前做过一次很长的访谈，访谈后来以《面对卑微的生命》为题在《深圳周刊》上发表。“卑微”是我的天性、我的理工科背景、我对语言的敬畏、我长期的“在野”写作状态以及十多年的移民生活经历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凸显的是智慧，而不是软弱和退让。当现实中各种邪恶的势力以各种堂皇的名义来羞辱文学和贬抑文学的时候，我一定会“骄傲”地出击。
我骄傲自己在很小的年纪就通过阅读找到了文学的祖国。我更骄傲自己的生命之树最后能够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地生根。我因此也充满了感激！我感激一切让我走到今天的神奇的力。我感激所有让我走到今天的普通的人。
........................................................................................
后记：
这篇访谈首发于《作家》杂志2015年第7期。访谈最初的提纲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江少川教授提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